【足迹】连载四：扁担·马蜂窝·邮票轶事·同窗情……
作者：王安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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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足迹】连载四：扁担·马蜂窝·邮票轶事·同窗情……
作者：王安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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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足迹】连载四： 二十一、扁担 我对扁担并不陌生。半个多世纪前，由于父亲蒙冤入狱，童年的我和二弟不得不为母亲分忧：抬煤、抬水，那根长长的扁担早早就压在了兄弟俩羸弱的肩头。 然而，和扁担亲密接触，真正知道它的分量，却是在上山下乡——成为职业农民之后。 对十八九岁的我们来说，挑水本应不费吹灰之力，但在崎岖的山间小道上，特别是天雨路滑的时候要避免摔倒，还要保持平衡一点不洒地把两桶水挑回来，就不是那么容易了。初下乡时我就在挑水的半道上结结实实地摔过一跤，万幸旁边是水田，虽溅了一身泥水却没有摔伤，也没有摔坏水桶。挑水我们还能凑合，毕竟水井距驻地不算远。而挑谷子到三十多里外的朗江粮管所上公粮，才真正尝到负重长途跋涉的滋味。 说来惭愧，第一次上公粮我只挑了60斤，与生产队里的强劳力相差近一半。尽管如此，回来依然累得半死，两条腿像灌了铅一般沉重，几乎连那不足一尺高的门槛都迈不过去，右肩头更是又肿又疼，一点也碰不得。 常听老乡骂某某“扛L不会换肩”，而我正因为挑担子不会换肩才吃了大亏。如果左右两肩能够轮流负重，人肯定会舒服得多。只是那时我的左肩一点不堪重负——之前从未得到锻炼，一换左肩，坚持不到5分钟便又得换回去，加之的确不会在肩上换，放下换又必须选择平地才能成功，而山路上那有那么多平坦的地段容我换肩啊？ 两年后，当我已经能够挑一百斤谷子去送公粮时，桂花佬送给我一根很好的扁担。这是一根古铜色的老楠竹扁担，浑身红亮红亮的，与我的肩膀同高，正合我用。扁担很硬，只适宜挑百斤以上的重担。 从此，这根红扁担浸透了我的汗水，与我成了朝夕相处的伙伴。我常常想，有朝一日离开农村，我一定要带走它，留作永远的纪念。 春耕前全队社员往田里挑肥料（牛粪草），队里实行按重量计分。规定全劳力每个工日挑1000斤肥料，多挑多记工分。 开始青壮男子每人每担都称了120斤。送了两趟后，世枚提议和我比试一下：“老王，挑130怎么样？”“好，试一下！”我不愿在全队人的面前服输，立刻答应了。牛圈在桂花佬家旁边，水田在山下，担子虽然增加了10斤，倒也并不感到吃力。 谁知世枚来了兴致，返回后又提出加码：“140！怎么样？”我依然不服输，而且觉得那根红扁担在肩上悠悠的仿佛为我分担了好些重量。 “150！”世枚和我较上了劲。 “150就150”，我一咬牙答应了。不过，这次下坡时明显费劲多了，我的负重已经接近极限，那时的体重也不过一百来斤啊。 世枚最后挑了160斤，比试以我的失败告终。 不过，没有人笑话我，在乡亲们看来，我这个从城市来的学生娃基本与他们融为一体了。 只有桂花佬对我的举动不以为然。他背地里劝告我：“傻小子，不要逞强！你要记住，工分挣不尽，活是干不完的啊。俗话说懒人挑重担，一口吃不成胖子。你还年轻，万一有个闪失，崴了脚扭伤腰咋办？”末了他语重心长的叮嘱我：“记住：狠仰不如肯仰啊！”“仰”在当地方言（酸汤话）中是“干”的意思。换言之他的话是“狠干不如肯干！”细想一想，的确不无道理。狠干，只能逞一时只能，而肯干才能天长地久，细水长流。同理，扁担也是如此。“狠担不如肯担！”如果不顾一切的给它加荷，一旦超过极限，再好的扁担也会断裂。 此后只要拿起那根红扁担，耳边仿佛就会响起桂花佬的声音：“记住：狠仰不如肯仰啊！”
“除牛圈”是当地方言，意为把牛圈里的肥料清除干净，并将其堆积起来进行发酵备用。我跟着桂花佬去除牛圈，心想无非是脏一点，应该没有多少技术含量。 我不怕脏，因为学生时代酷爱钓白条鱼。那时钓白条鱼最好的鱼饵是粪蛆，但必须到城郊农民的粪坑里连粪带蛆舀到盛着煤灰的蛆桶里搅拌，才能备好鱼饵。到了文革期间停课无所事事，更是把钓鱼当成每天必做的功课。经钓友指点，到市郊华家山屠宰场遗弃牛羊骨头的地方找蛆。那里蚊蝇成群恶臭扑鼻，每一架动物的脊骨里都挤满了吮吸骨髓的白白嫩嫩的肥蛆。用这种蛆做鱼饵，鱼儿特喜欢咬钩。只是取蛆过后留在手上的那股恶臭，如果钓不到鱼，任你用香皂怎样洗刷子怎样刷，一两天也难消失。说来也奇怪，只有鱼腥味能够彻底去除那股异味，可能是一物降一物吧？ 牛圈再脏，和华家山比起来算得了什么呢？我挽起裤腿，拿起钉耙就要进牛圈，桂花佬止住了我：“莫急莫急，先把草鞋脱掉。”“脱草鞋？”“嗯啦！”他退掉草鞋，“穿草鞋进去被淤（淤：当地方言①肥料；②施肥——笔者注）水一沤，就会越穿越重，要不了半天就会沤烂！”我光脚踏进牛圈，举起钉耙就挖。挖下去根本不费劲，可是却怎么也拖不动。桂花佬笑道：“一口吃不成胖子，得慢慢来。”老人边说边示范，只见他将钉耙浅浅扎下顺势往后拖，就把表面一层粪草从边上揭起来，而后用钉耙慢慢往后卷，到圈门边卷成一个长筒，再从长筒的一头往另一头的方向卷，就卷成了一大个近似于无棱长方体的肥料坨，然后用钉耙把它拖到牛圈旁的空地上。 晓得了方法，我学着桂花佬的样子干起来。刚开始因为不熟练，卷起的肥料大一坨小一坨，把它们拖到外面码堆时由于大小不一码起来很费力。渐渐地，我掌握了要领，卷的有些像模像样了，便对桂花佬说：“您老抽袋烟休息一下，我能行。”老人却不肯，坚持要我歇气才肯坐下来抽烟。 我只好和老人一起到牛圈外坐下。老人望着新码的肥料堆感慨不已：“想不到你年纪轻轻就离开父母，千里迢迢到我们大塘来除牛圈……”我实在不想说违心的话，只能敷衍老人：“政策啊。”“政策?”老人微微摇头，“政策是挛挛埯！”（挛挛埯：当地方言：圆圈圈的意思——笔者注）老人陷入了沉思。我赶紧岔开话头：“万般皆是命，半点不由人。”“你看过《增广贤文》？”老人很感兴趣。 “没有没有，我只是听别人说过这话，觉得有点道理，鹦鹉学舌罢了。”我赶紧声明，“不过我倒是很想找这本书看看呢。”“《增广贤文》确实是本奇书，作者是清朝的文人，非常了不起，本来犯了死罪，就因为写了这本奇书让龙颜大悦得以生还。”“你家有没有？借我看看好不好？”“以前有，后来全烧掉了……”老人对我谈起了往事：让他至今依然心有余悸的是，土改时差点被划为富农，最后定为上中农已经万幸了。经过历次运动，害怕惹火烧身，老先生早就忍痛把藏书付之一炬，而且从此再不碰笔。 我理解作为远近闻名的资深私塾老先生被迫自焚心爱藏书的那种无奈和痛苦，但又不知道该怎样安慰善良的老人，只好又一次岔开话题：“桂花佬，您看我堆的肥料有么个问题？”“我正想告（诉）你呢”，老人磕掉了烟灰：“第二层和第一层要岔开堆，才堆得稳，横竖左右都一样，只有这样，才堆得高，堆得稳，堆得牢。”“你再抽袋烟，我先干一下，您看看还有么个毛病？”老人微笑着颔首应允了。 我一边除牛圈，一边回味老人刚才的话，深深为他那些毁于一旦的珍贵的藏书可惜，更为老人弃教务农后的那种从容淡定感动。比起他老人家经历的变故和打击，我的遭遇又算得了什么呢？
山区农村的田间管理有一个重要的内容是割田坎。 说是“割”田坎，其实更多时候是“砍”田坎。因为那些荆棘一般都比手指还粗，用镰刀还真奈何不了它。 不过，当地老乡既不叫“割”也不叫“砍”田坎，而是叫“pǎn”田坎。（这个动词翻遍字典找不到合适的字替代，只好用拼音标注，意思包括“割”和“砍”两层意思——笔者注）在这种特定的地理环境下，一种专用的特制工具——“pǎn刀”应运而生：它形似柴刀，但刀身却没柴刀那么厚重，刀刃比柴刀锋利得多，用它既能够砍断芒种蔸（芒种蔸：当地俗语，指茅草蔸——笔者注）又能劈灌木丛和荆棘丛。pǎn刀的木把比柴刀长些，便于双手握把挥刀劈砍，用起来特别顺手好使。 田坎一年中要Pǎn三次，分别在早春、仲夏和秋后进行。 春耕和秋后犁冬田时，都可将割下的木叶沤进田里，那是理想的有机肥料，能够改善田泥的质量避免其板结。 到了夏天，傍山田坎上的杂草荆棘就会疯长，必须及时将其清除，防止毒蛇潜伏其中威胁田间作业的社员。pǎn田坎算得上是比较轻松的农活，老人妇女都可胜任。不过对我们来说就不那么轻松了。特别是夏天，那些随风飞舞的草屑直往衣衫里钻，弄得浑身奇痒无比难以忍受，两手免不了被茅草割得伤痕累累。 到了下午，头顶烈日烘烤脚下田水猛蒸，额头的汗水常常流进眼里，辣得叫人睁不开眼睛。那一刻更是巴不得附近能有一条大河，不，哪怕小河甚至大一点的水塘都行，只恨不得立刻跳进水里洗过痛快才好。 那日独自作业，站在田里靠山的一边劈陡坎上的杂草和荆棘，天气闷热，汗水早就湿透了浑身衣衫。 临近中午收工，眼前就剩最后簸箕大的一丛荆棘了。只听见桂花佬在另一块田里叫我准备收工吃晌午（饭），我顾不及擦掉满头汗水，一面回答老人，一面挥刀猛劈。说时迟那时快，只听嗡的一声，一群马蜂腾空而起，劈头盖脸朝我扑来，我本能地闭上眼睛双臂护头，怎奈暴露在外的手背、脑袋和面孔被马蜂围攻猛蛰，疼痛钻心难忍无比。 回到驻地，右眼皮已肿得遮住了眼睛。对镜一瞧，面目全非惨不忍睹…… 我暗自庆幸两位女同学已经调到樟木林场，没有看见我的这副尊容。更加庆幸的是，听桂花佬讲，袭击我的只是普通的马蜂，如果碰上杀人蜂，我命休矣。
一九六九年夏天，我和晓虹、筱君到白市粮管所买米（下乡第一年政府对知青的供应粮），筱君有事在白市新舟大队同学处耽搁，让我和晓虹先行返回。 现在想起来还真有点对不起她俩，按说挑米这种体力活应该由我独自承担，无奈当时初到农村，虽是男生且比她俩年长，可我的体力也好不到哪里去，实在无力为她们全部分担此项工作。如果换在几年以后，我们三人那不足一百斤的粮食，就难不倒我了。 当然，知青生活没有如果。不管男生还是女生，似乎注定必须历经磨难，这也许就是知青的宿命吧？ 归途遥远，我们不敢耽搁，在街上胡乱吃了点东西，就挑着大米匆匆上路了。 渡过清水江，我让晓虹走在前面，我殿后。一来避免她掉队，二来为给她壮胆。 逆流而上的江边小路很窄，挑着担子仅够一人行走。江风吹过，小路两旁近三米高的丛丛茅草沙沙作响，前后不见一人。 俗话说，六月天孩儿面，天气说变就变。午前碧空如洗的万里晴空，此刻风云突变乌云滚滚，江风一阵紧似一阵。而此时我们刚转进山口，我心中暗暗叫苦，不好！看来又要遭殃，一场大雨在所难免了。 怎么办？退回白市，五六里路程至少要花半个小时，必定难逃此劫。能够做的只有争取在下雨前赶到进山500米处路边左侧山脚下惟一的农舍避雨。我一边鼓励晓虹加油，一边暗暗祈祷上苍：老天啊，帮帮忙！千万别急着下雨啊！ 谢天谢地，我俩刚刚把担子放到农舍的屋檐下，狂风裹着山雨就铺天盖地砸下来。 幸好农舍的屋檐较宽，加之木屋紧挨山下避开了风口，我们没有受到风雨的袭击，大米也安然无恙。我长长地松了口气，望着大雨暗自盘算，如果一小时内能够风停雨住，我们还能在天黑前赶回生产队，只求老天保佑了。 然而事与愿违，我们在屋檐下等了又等，暴雨肆虐一阵之后虽然雨势有所减弱，但却丝毫没有停止的迹象，而我们还有80%的路程没有完成。 正无计可施，农舍的主人出现了。 他见我愁眉苦脸的样子，很客气地问我：“你们是大塘的知青吧？”得到肯定的答复后又说：“我姓杨，我看今天你们是赶不回去了，今晚就住在我家。吃饭嘛——”他看看我们身边的米箩：“你们有米就自己煮，将就和我们吃一点菜算了，好不好？”我连忙道谢，并挑上米随老杨进到屋里。 把米挑进堂屋放下后，老杨领我们进了厨房。女主人见到我们瞥了一眼火塘上正在熬着的稀饭，面露难色疑惑地望着丈夫。老杨立刻对妻子说：“他们两个是大塘的知青，今天到白市买米，回不去了。你拿个小鼎罐给他们自己煮饭。”女主人这才招呼我们坐下。 这是一个六口之家，四个孩子中最大的男孩刚进初中；第二、三个是女孩，正念小学；最小的是还在蹒跚学步男孩。 吃饭的时候，我发现最小的那个男孩目不转睛盯着晓虹碗里的米饭，就示意晓虹给那孩子盛了一碗。 直到今天，另外两个女孩望着弟弟流露出的羡慕眼神，我依然清楚地记得，只可惜当时我们的鼎罐已经舀空了。 唉，在那连吃饭问题都无法解决的艰难岁月，农村——特别是像白市这样缺田少土粮食无法自给自足的山区，乡亲们常年喝稀饭吃干粮菜（干粮菜——当地老乡将青菜焯水后晒干代替粮食的食品。笔者注）的情况，如果不是上山下乡亲眼所见，我们是无论如何也不会晓得的。 夜晚，老杨安排晓虹和两个闺女安寝，我则和他的大儿子共眠。 我在床上翻来覆去久久无法入睡，在庆幸碰到素昧平生的好心的老杨侥幸躲过暴雨之灾的同时，不禁回想起春天自己独自一人买米的遭遇。 那是春插过后，知青点只有我一人留守。月初，我照例到白市买米，归途中突降暴雨，那次就没有这么幸运了。 当时我还未登上兰溪山顶，正在岭下蜿蜒崎岖的山路上跋涉，暴风骤雨从天而降，顷刻间将我浇成落汤鸡。好容易爬到岭上，山路平坦了许多，头上依然电闪雷鸣，脚下厚厚的松针早已浸满雨水。 无处避雨，在这前不巴村后不着店的地方，我别无选择，惟有冒雨继续前行，走一步少一步，我知道万万不可停在大树下躲雨，那是会有被雷击的生命危险的。 当我历尽千辛万苦回到队里，大米早已被雨水泡涨发白，我只好将大米摊开晾在卸下的门板上…… 今天幸亏我们下雨前赶到了这栋木屋，更多亏遇见好心的老杨。想想都后怕：我再吃苦受累都无所谓，毕竟我是男生，可是晓虹怎么受得了呢？要是她父母和兄长们知道这些情况，不知道会有多么心疼呢。 次日风停雨住，我们谢过老杨夫妇，早早踏上了归途。 四十二年后（今年国庆期间）当我再一次踏进兰溪山，试图寻找当年的木屋拜访老杨一家时，昔日的小路已不复存在，眼前是一条不仅能通往大塘，还可直达湖南省会同县郎江镇的水泥公路。当年山脚下的木屋杳无踪影，找不到曾经对我们伸出援手的老杨，成了我无法释怀的遗憾。 遥望青翠苍绿的兰溪山，我只好在心中默默为老杨全家祝福祈祷：愿他们全家平安，幸福吉祥！
苕洞是当地方言，就是贮藏红苕的地窖。 第一年秋天，我们将队里分给我们的一千多斤红苕存放在金岸大娘废弃的苕洞里，尽管之前也认真按照桂花佬教的方法烘烤和打扫干净，并让洞口敞开降温一天后才小心翼翼将红苕码进洞里，最后红苕还是烂掉80%。烂苕不能喂猪，只能倒进地里做肥料。看到那么多红苕糟蹋浪费掉，心里的滋味很不好受。 更重要的是，队里分的粮食有限，国家供应已经停止，我们必须学乡亲们用红苕补充粮食缺口，必须在秋收前彻底解决红苕的贮藏问题。惟一的办法只有自己动手挖苕洞。想那时真是年轻气盛，有的是力气和时间，说干就干，请教桂花佬后，我就在驻地旁的板栗树下选址开挖。 直径80公分的洞口很快挖了三、四十公分深，长把的锄头就不好使了。我将锄头把锯短，蹲进洞口慢慢往下挖。由于使不上劲，不一会就满头大汗，浑身是泥。 挖到七、八十公分深时，我已经无力把撮箕里的土往远处抛了，我不得不叫筱君和晓虹来帮忙。 有了她俩在洞口接应，工程进度明显快了许多。简单重复的挖土动作似乎也不再那么枯燥和乏味了，我开始扩大洞底周边。 真得感谢桂花佬的指点，这里的土质非常好。红色的黏土中没有一点杂质和石块，挖起来不太费劲，洞壁四周没有出现一丝裂痕。 当我把洞底扩大到足够宽时，又可以拿起长把锄头甩开膀子大干了。不过这时却难为了两个女生，她们必须借助担钩和绳索，吃力地把一撮箕一撮箕的泥土吊上去，而且还必须要倒在远离洞口的地方。 不可能让她俩下洞换我，我只好每撮箕少装一点土，减轻她们的负担，然后坐在洞底休息等待。 就这样，我们三人同心协力，花了半个月的时间终于造好了属于我们自己的苕洞。 当年，我们的红苕在苕洞安然过冬，不仅解决了粮食缺口，还成功贮藏了来年春天自留地所需的苕种。 补记：四十多年后重返第二故乡，我居然找到了当年挖的苕洞。
知青时代，仅仅是为了一张邮票，有时不得不跋涉几十里山路。因此，邮票对于我们无疑成了钱粮之外的必需品。 我校一位初一的同学赵某当年就因为缺那8分钱的邮票，几个月没法给家里寄信，恰遇当年清水江涨大水，而他插队的地方又位于清水江畔，弄得他母亲在家里胆颤心惊，担心他在农村发生什么意外。最后托邻居小孔（我的挚友）亲自到他插队的远口（天柱县的另一个镇）去看他才弄清原委，在朋友的帮助下他终于和家里恢复了联系。 邮票对于知青有多么重要，恐怕只有逆境中的知青兄弟姐妹们才能够体会到吧？ 林来发是我的同窗好友，第一次给我写信，就在信封里夹寄了十张邮票和一个空白信封。那一刻我十分感动，真亏他想得周到，有了邮票和信封，我就可以托人顺便带回信到白市邮电所投寄，不必专程为寄信跑几十公里了。 那时与外界的联系全靠通信，邮票的需求量不小，久而久之，有人发明了一种简便省钱的好方法，就是把邮票贴上信封后，再在邮票表面涂一层薄薄的浆糊，待浆糊干后再投寄。这样一来，邮戳与邮票表面之间就有了浆糊隔离层。收件人只要用棉签蘸点水就可轻而易举将邮戳的墨迹除掉，再如法炮制，一张邮票就可反复多次使用。真不知道是哪位天才的发明创造，解决了好多知青的大问题。 一天，我无意中听到桂花佬上小学的孙女放学回来告诉爷爷，邻队的女孩运气真好，放牛时捡到一个绿色的小本子，里面夹有好多张邮票和粮票。 绿色的小本子——邮票——粮票？小女孩的话立刻引起我的警觉。该不会是晓虹丢失的东西吧？我问她晓不晓得那女孩是在什么地方捡到的，“是在大坡！”她肯定地的说。 大坡在邻队与我队接壤的区域，不久前我们曾经到那里薅过茶油树林。很显然，晓虹的小本子是在那里遗失的。真是老天有眼，我终于可以理直气壮地证明自己的清白了。 此前晓虹几次当着我的面把床铺翻个底朝天，一边找寻丢失的东西一边喃喃自语：怎么会不见了呢？怎么会不见了呢？ 按理说心中无冷病不怕鬼叫门，她怎么念叨都与我无关。可是，我是惟一持有她们房门钥匙的人，因为我们的粮油都放在她们的屋里。她反反复复的念叨让我非常不舒服。分辩吧，有此地无银三百两之嫌；沉默，她的举动和无影无踪的本子确实令人烦恼。我处于进退维谷的尴尬境地，心里憋屈得几近崩溃。 真相大白，我和盘托出。顺带道出了藏在心底多日的委屈和愤懑。 “可是，我从来没有怀疑过你啊！”晓虹再三声明。 “你呀——真是比女生还女生（小气）！”筱君不无讥讽地揶揄。 可是，这能怪我么？
自幼受双亲影响，我对音乐情有独钟。而今年过花甲，依然忘不了幼儿园老师教唱的外国民歌，忘不了读小学之前家父一句一句教唱的《美丽的姑娘》和《燕子》。 更让我忘不了的，是知青岁月里同学们传唱的那些被当时主流媒体视为“黄色”和“有问题”的——优美动听的中外歌曲；忘不了那些用歌声陪伴的蹉跎岁月。 无论在懵懂无知的下乡初期，还是在历尽坎坷尝到人间冷暖窥见世态炎凉的时候；无论在同学们欢聚一堂的美好时光，还是在独居山乡孤独落寞的漫漫长夜，只有歌曲是我们抒发情感、排遣迷茫忧伤的忠实伙伴。 阿四嗓子不错，而且比较大方说唱就唱。面对白茫茫的山林他张口就来：“冰雪遮盖着伏尔加河，冰河上跑着三套车，有人在唱着忧郁的歌，唱歌的是那赶车的人……”那低沉忧郁略带伤感的旋律一下子深深吸引了我。 虽然眼前的情景与俄罗斯相去甚远，但满天飞舞的鹅毛大雪和屋檐下挂着的冰柱，南方农村罕见的寒冬和初次尝到的离愁别绪，与歌曲的情绪那么吻合，让人产生共鸣，我很快就跟阿四学会了这首《三套车》。 筱君在校时是班里的音乐科代表，据说嗓音极好，但平日里难得听她亮嗓。不知是因为大家初次接触有些矜持，还是真人不露相？抑或是二者兼而有之？ 那时我初学拉二胡，只要她听到《婚誓》之类的曲子，就会半开玩笑半认真地提醒我：“当心啊！这首歌有问题！”于是，我的练习曲就立刻变成《草原上的红卫兵见到毛主席》或《王杰小唱》之类的了。 我和阿四、老十外出归来，听到筱君在溪边洗衣服时唱《清粼粼的水来蓝蓝的天》，嗓音果然名不虚传。 “……昨夜晚小芹我，我做了一个梦，梦见了二黑哥当了模范。人人都夸你，夸你是神枪手，人人都夸你打鬼子最勇敢……”清纯的歌声在山谷中回荡，让人生出几多遐想。 夏天出工，在最边远的大坡（地名）薅桐油树林。对面山上人影晃动，世枚眼尖：“老王，你们同学也在那边仰工（仰工——当地方言，做工、干活之意，笔者注）呢。”仔细一看，果然是邻队知青点的同学。那一刻我真想唱“对面山上的姑娘，你为谁放着群羊……”然而阿四、筱君他们就在旁边，我不好意思班门弄斧，况且贸然开口也害怕显得唐突，只得暗自反复默唱。 我从小比较内向腼腆，学生时代参加学校歌咏比赛时，就老想往后排躲。无奈老师偏偏要让我站前排中间，让我忐忑不安手脚都不晓得怎样放才好了。 但我独处时却喜欢唱歌，喜欢自娱自乐。 到白市寄信、取信归来，走在高高的兰溪山岭上，头上是阵阵松涛，脚下是厚厚的松针，空中弥漫着浓浓的松脂香味，让人情不自禁放开喉咙：“冲破层层封锁线，展翅飞向华蓥山，华蓥山上么茫苍苍哎，万年的青松遍山岗啰喂，松涛阵阵噻，如海啸啰喂，好一片啰喂好一片雄伟气象哎雄伟气象……” 后来和筱君谈及此事，她告诉我那些都是初一和初二的同学，那次是到湖南赶场。她们还对筱君说，“沙妈妈”走得真快！我疑心与她们不期而遇时自己的窘态一定成为她们的笑柄了。 有朋自远方来，不亦乐乎。 我们独家村的知青点每当有同学来访，寂静的山林就会热闹起来。虽不至于夸张到“真是乐死人”的地步，但那《真是乐死人》的歌声却让大家暂时忘却了《知青之歌》的忧伤，暂时忘却了眼前的烦恼和处境，唤起对学生时代美好时光的追忆。久违的老歌一次又一次响起。只要有人起头，不管是小学时的《歌唱王二小》、《让我们荡起双桨》，还是中学时的《洗衣歌》、《金珠玛米亚古都》；不管是《敖包相会》还是《红梅花儿开》，大家都会兴趣盎然地跟着唱起来。 《智斗》人人会唱。没人指派角色，大家自然分成三伙，想唱谁都行，唱二角三角也不会有人干涉。女声不够时男生们便尖着嗓子加入阿庆嫂一伙，唱跑调时惹得哄堂大笑不得不终止“演唱”，更是时常发生的事情。 当然，大家最喜欢唱的是那些与爱情有关的中外民歌。 在这远离城市政治喧嚣的山村，不必担心有人上纲上线乱扣帽子，也不必害怕哪个会去告密。什么“阶级斗争”，什么“路线教育”通通抛到九霄云外。大家随心所欲，想唱就尽情地唱，想笑就开心地笑。就连个别平时比较腼腆矜持的女同学也情不自禁地参与到大家的合唱中来…… 有女同学调侃：“男生（对女人）好像有些孱头。不信你们听那歌词：你的歌声迷了我，我从山上滚下——哎呀呀，你的歌声婉转如云霞！”男同学立马反唇相讥：“你们不孱头——少女的思恋没法讲出来！”这下可好，惹得女生们群起而攻之：“是哪个愿做一只小羊蹲在她身旁？”“是哪个愿让那皮鞭敲打在身上？”“是哪个让人家赶着马车还要带上嫁妆、妹妹来？”“带妹妹来？想得美！没有比这更孱头的了！”七嘴八舌一阵猛轰，直轰得男生哑口无言偃旗息鼓，舌战以女同学们大获全胜告终。 世上从来没有不散的宴席，欢乐总是那么短暂。同学们离去后，我们又开始了日出而作日落而息的日子。特别是同伴们相继返城之后，我曾一度陷入抑郁的自我封闭状态。 面对黑魆魆的夜空，我情不自禁地唱起了《秋水伊人》。 “往日的欢乐，反映出眼前的孤单”正是我彼时彼地的真实写照。 可是，忧伤又有啥用呢？我为自己的软弱暗自羞愧，不知怎地突然想到了《夜半歌声》中的宋丹萍。 “空庭——飞着流萤，高台跑着狸鼪，人儿伴着孤灯……” 次日出工只有我和桂花佬修田坎，歇气时，桂花佬问我：“王，昨夜你唱么个歌？”“昨夜？”我一时不知怎么回答老人，不知他想知道啥。 见我没吱声，老人又说：“我好像听你唱什么刑余的史臣。”我这才明白老人指的是《夜半歌声》，赶紧告诉了他。 “你知道刑余的使臣是哪个吗？”“知道，是司马迁。”老人满意的点点头，吸了口烟，缓缓地说：“司马迁，了不起！歌里何至（何至——当地方言，怎么、怎样的意思。笔者注）讲他？”“歌词里说：我愿做刑余的史臣，尽写出人间的不平！”“呵呵，是这样，讲得好！”老人便要我唱给他听。 我其实不喜欢独自在人前亮嗓，尤其害怕在人前露脸。不过此时仅有桂花佬一人，老人平日里对我不错，我不好意思拒绝，只好硬着头皮放开喉咙：“空庭——飞着流萤，高台跑着狸鼪，人儿伴着孤灯，绑儿敲着三更。风凄凄，雨淋淋；花乱落，叶飘零……”老人一直没有说话，静静听我唱完又问我：“还有一首呢？我听起来有点凄惨啊。”“啊，另一首叫《秋水伊人》，也是电影插曲。是部老片子，叫《古塔奇案》。”“奇案？”老人兴趣大增，“讲的么个事情？”“我没有看过，真的不晓得。”我很遗憾地告诉老人，并在他的要求下详细地把歌词背给他听。 “写得好写得好！”老人连连称赞，“听起来一定是个很悲惨的故事！” 和小孔的相遇、相识、相交到相知成为挚友，让我从抑郁的自闭状态中走出来。 那是一段快乐的时光，尤其在我们全力复习功课备考的日子里：在清水江游泳后我们会在木排上对着碧绿的江水唱《乌苏里船歌》；在赶路时会对着山野唱《马儿啊，你慢些走》；在灶前做饭时，更是一曲连着一曲地唱到开饭。 独自在生产队出工，我也会用歌声调节情绪。 上山砍柴：“太阳出来哟喂，喜洋洋啰啰喂，挑起扁担朗朗喂，咣策，上山岗啰啰喂……” 报考落空，招工无望，前途渺茫。酷爱提琴的小孔创作了一首《命运》：啊！命运啊，是谁掌管命运？为什么这样残酷？为什么这样无情地作弄我…… 词曲恰如其分地反映了当时我们的心境。 在农村代课时，学校没有提供音乐教材，我只好向已经回贵阳的小孔求助，他很快给我寄来几首最新的电影插曲。 我很喜欢《青松岭》的插曲《沿着社会主义大道奔前方》，便用毛笔将它抄写在大纸上，准备教同学们。小学部有位老师看见后试着哼了一下说：“这首歌不怎么样啊。”下午上音乐课，我让孩子们安静下来，听我试唱：长鞭哎那么一呀甩吔，啪啪的响哎，哎咳咿呀，赶起那个大车出了庄哎哎咳哟…… 下课后，好几位老师都来找我借歌谱，并且打听我从何处找到的资料，还有没有好听好教的歌曲。我如实相告，并把小孔寄来的歌谱全部给了他们。那时学校没有专职的音乐教师，也真难为这些任劳任怨的农村老师了。 几十年后，当我参加同学聚会时拿起话筒，在卡拉OK伴凑中演唱《梭罗河》时，已经没有了年轻时的腼腆和羞涩，大大方方在同学们面前亮嗓：“美丽的梭罗河，我为你歌唱，你的光荣历史，我永远记在心上。旱季来临，你轻轻流淌，雨季时波涛滚滚，你流向远方……”同学们为我的变化高兴，我更为彼此的友情感动。我唱了一首幼儿园时学会的外国民歌答谢大家：“那天我打从你门前过，你正提着水桶往外泼，泼到我的皮鞋上，街上的行人笑呵呵，你什么话也没有对我说，你就眯着眼睛望着我。你什么话也没有对我说，你就眯着眼睛望着我。”诙谐、俏皮的词曲逗乐了大伙。“他记性真好！”有同学的称赞传入我耳中。 而此刻，我想起了教我这首歌的肖丽华老师，还有她的儿子——我的同学黄存新，不知大洋彼岸的他们是否安好？ 我默默地遥祝她母子健康长寿、幸福吉祥！
“你们会钓鱼么？”地头歇气时世枚问。 同学们的目光一下子集中到我身上，我一边用眼神制止他们，一边反问世枚：“钓鱼？哪里有鱼？”“小溪里有啊！”“小溪？山下那条可以一步跨过的小水沟里会有鱼？”我疑惑地盯住世枚，“你摆（摆：当地方言，哄骗的意思。笔者注）我们吧？”“小水沟？那是白，白头溪啊！”世枚委屈地眨巴着眼睛，求助地转向旁边正在抽旱烟的桂花佬，“不摆你们，不信你们问桂花佬，小溪下游宽得多，真的有鱼。”桂花佬笑眯眯地频频点头：“不过没有大鱼。”我暗自思忖，这可是个好消息，有时间又可以过过钓瘾了。看到世枚一脸认真憨厚可爱的模样，我突然想逗逗他：“我跟你学吧，不晓得难不难。”“不难不难，一学就会，”他完全没有注意到同学们在互换眼色私下窃笑，认真地说：“我负责教你，就看你有没有财运了。”我毫不怀疑世枚的诚意。自从他教我们砍柴后，我就打心眼里喜欢这个率直的年轻朋友了。 “可是，我没有行头（渔具）啊。”“包在我身上！”世枚很高兴：“哪天有空我叫你。”“好！一言为定。” 世枚提供的渔具惊得我目瞪口呆：除了浮漂——五寸长的高粱杆还像模像样外，两米长的钓竿梢径比筷子还粗；鱼线用他母亲纳鞋底的麻线代替；鱼钩竟然用大头针弯曲而成。没有坠子，世枚告诉我到溪边捡块小石子绑上就成。 我的老天，这副行头不把鱼儿吓跑才怪！ 鱼饵到很好找，翻开他家猪圈旁的石板，那缠成团的红色蚯蚓尤如囊中探物手到擒来。 小溪沿山脚蜿蜒而行，两旁茂密的灌木丛郁郁葱葱。顺流而下，左边是一块连着一块的稻田。这些水田尽管从不断水，却是沁水田（沁水：当地方言，冷水。笔者注），加上地处山谷底部，日照常年不足，产量并不高。 小溪下游的确比上游深了许多，世枚把我领到一个僻静的地方，指着深不见底的溪水压低声音对我说：“就是这儿。”那蹑手蹑脚生怕惊跑鱼儿的模样几乎让我笑出声来。 我俩悄悄坐下来垂钓，他再次示意我不要弄出声音。 我点头让他放心，静静地盯住水面一动不动的两个浮漂。我当然晓得，钓鱼的要领首先是必须沉得住气静得下心，和水中的鱼儿比耐性。 然而此刻坐在远离故乡的深山小溪旁，眼前那一动不动的浮漂、麻线替代的鱼线和原始的“鱼竿”却让我怎么也静不下心来，眼前仿佛幻化出在故乡钓鱼的种种情形。 刚读初中，我就迷上了钓鱼，周六下午甚至逃学去过钓瘾。尽管钓鱼丝毫没有影响我的学习成绩，父亲知道后依然大发雷霆。那时语文课本上有篇古文《学奕》，其中有对三心二意的学奕者“一心以为有鸿鹄将至”的讥讽。父亲借此对我责骂：“学奕的一心以为有鸿鹄将至，我看你是一心以为有大鱼上钩！”父亲的批评使我有所收敛，不再逃学。但却没能让我降低垂钓的兴趣。 文革开始，学校停课无书可读，我便名正言顺地把钓鱼当成了职业。每天和二弟早出晚归，技艺大长，收获颇丰。隔三差五还能把卖鱼的收入交给母亲贴补家用。 那时我们经常在河滨公园的水坝下钓鱼，公园的高音喇叭经常播出小提琴协奏曲《新春乐》。久而久之，一听到这乐曲，便会记起钓鱼的愉悦。 我站在坝下的水中刷浪，刷浪是钓白条鱼的一种方法，不用浮漂，只用红毛线拴在鱼线上控制鱼饵入水的深度。将鱼饵抛入浪中，观察随浪流飘下的鱼线。鱼儿是否咬钩有两种判断方法：一种是移动的鱼线突然停止不动；另一种全凭持鱼竿的右手感觉，并及时作出起杆的反应。 坝上方的桥栏边挤满了看我钓鱼的路人。那年月，学校停课工厂停工，闲人多的是。除了热衷于运动的这派那派，剩下的全是和我一样的逍遥派。 突然，我感觉鱼竿轻轻一抖，顺势往斜上方轻轻起杆，不料鱼竿尖竟弯成弧形，上钩的鱼死命往深水里钻。我心里一惊：莫非碰上大家伙了？ 桥上的观众惊呼起来，浪声太大听不清他们喊什么。我也无暇顾及别的，全神贯注地握紧鱼竿一步一步往身后的沙滩退。退到岸上，我猛一用劲，将一条五寸长的“红尾鱼”拽到沙滩上。鱼不大，哪来这么大的劲呢？原来是鱼钩钩住了它的身子，怪不得这家伙死命挣扎呢。 “老王注意！”世枚小声叫我。 水中平躺的浮漂微微抖了一下突然立起来，我赶紧起杆，钩上的蚯蚓荡然无存。我很清楚，大头针弯制的鱼钩没有倒刺，即使有鱼咬钩也很可能轻易脱钩，况且那麻线也绝不是钓鱼的材料。有心打道回府，又不忍心拂世枚的好意。于是耐着性子重新穿上蚯蚓抛入水中，静静等候。 半晌，浮漂点了两点，接着便被拖得不见踪影。我连忙起杆，猛见一条黑不溜秋的东西扭曲挣扎着被拉出水面，惊得我的右手一抖，那东西便掉到水里游走了。 世枚见状笑出泪来：“老王，那是条泥鳅啊！”慌乱中我根本没看清它的模样，误把泥鳅当成蛇了。 我们无功而返，从此我误认泥鳅为蛇就成了乡亲们的笑料：敢剥蛇的老王被泥鳅嚇倒了！
“天无三日晴”说的是贵州恶劣的气候环境，山里的天气更是说变就变，午饭前还晴空万里，午饭后便狂风大作乌云满天，继而电闪雷鸣，暴雨铺天盖地倾泻而来。 下午是无法出工了，我躺在床上却睡意全消，不像往日午休头一沾枕头就呼呼大睡。人真是奇怪的动物，平时睡不够闲时却睡不着，我暗暗责骂自己命贱，翻身起来拿起还未看完的《收获》，却怎么也看不进去。 同学们都已回家，知青点只有我一人。老实说我宁愿出工也不愿独自待在屋里胡思乱想。出工时至少可以和桂花佬等社员们说说笑笑，收工后又忙着生火做饭，累了一天晚上倒头便睡，省去几多烦恼。 百无聊赖坐卧不宁之际，雨停了，我决定去钓鱼。 取鱼饵易如反掌，翻开桂花佬家猪圈旁的石板，我将拧成团的的红色蚯蚓轻而易举抓到盛鱼饵的竹筒中。 小溪下游有一处稍宽的水域溪水较深，边上的一块大岩石就像个小码头隐藏在浓密的灌木丛中，是垂钓的好地方。 我深怕惊跑了鱼儿，便蹑手蹑脚地走下去，盘算着如果运气不错晚上可以开开洋荤，不留神脚下一滑，仰面朝天跌进水里成了落汤鸡。 乘四下没人我赶紧爬上岸，望着脚上那双不久前刚从湖南蒲稳买回来的土黄色塑料凉鞋，心中是又好笑又好气。笑的是开洋荤的如意算盘落空了，气的是自己居然不知道塑料凉鞋在湿润的岩石上会打滑，如果穿草鞋哪会遭此一劫？ 山风刮来，我连续打了几个喷嚏。鱼是钓不成了，得赶紧回去换衣服。 “你做么的啦？”银秀嫂从大队部买盐回来，碰到狼狈不堪的我奇怪地问。我只好如实相告，并赶紧往下屋溜。 “你快换衣服，当心莫生病！你们同学带信要你去闹寨（闹寨：当地方言，串门的意思——笔者注）呢！”她说的是八队知青点的同学，那里留守的有我的同班同学，我欣然前往。 八队只有两个同学回家。留守的小宝、程芳和仲梅是我的同班同学，陈明是跨校的初三女生，庚生是本校初一的男生。小宝告诉我，他们买肉回来，在大队部代销点碰到桂花佬的媳妇银秀嫂，特意带信叫我来聚聚，顺便议议参加大队宣传队的事情。 得知我方才跌进小溪，仲梅悄悄离去，过了一会儿她双手捧着一大搪瓷碗红糖姜开水来到我面前，要我赶紧喝下去，以防感冒。 姜糖开水甜中有辣，一碗下肚，浑身暖暖的，但更让我倍感温暖的，是那浓浓的同窗之情。 同学们告诉我，大塘小学的负责人林老师奉命组建大队毛泽东思想文艺宣传队，希望知青们成为宣传队的骨干，并请他们转达对我的邀请。 我性格比较内向，不喜欢抛头露面，虽然勉强可以吹吹笛子拉拉二胡，那水平实在是上不了台面。但架不住同学们的游说鼓动，暗想参加的诸多好处，既可以经常和同学们聚在一起，又可以挣大队工分，何乐而不为呢？高宝银和张更生更是高兴，因为我和他们一样，都酷爱篮球，我的加盟可以让知青队与民兵队有了一比高下的机会。 做饭前我发现她们除了盐没有别的调料，就让小宝和我一起回我们队拿些豆酱。豆酱是我们春节回家过年时从贵阳买回来的，说是豆酱，我疑心是做酱油剩下的渣滓，黑乎乎的，很咸且便宜。我晓得即便在贵阳，一般的人家也不喜欢用它。不过当时我们在农村，也实在没有其它的调味品，适量地用豆酱作调料也还马马虎虎。 我拿了大约七八两豆酱返回八队，把豆酱交给两位在厨房忙活的女生就去看庚生和高宝银下棋去了。 吃饭时，那锅黑乎乎的“酱爆肉”让我目瞪口呆。原来她俩把我拿来的豆酱全用了。也怪我没有交代清楚，我的本意是多拿一点给她们，留着以后慢慢用，我不可能小气到只拿炒肉用的豆酱啊！ 知道了原委，大家也觉得好笑。咸就咸呗，“酱爆肉”可是难得吃到的好东西啊！ 几年后，仲梅被O八三系统抽调到凯里工作，临走前她把自己的谷子分别给我和小宝各留了30斤。（此前他们因为分队，两人已不在同一个队，其他同学已经陆续返城。） 我和小宝去送仲梅出山，我们一人挑她的行李，一人挑办粮食手续所需的谷子（必须到粮站上交口粮才能办理粮食迁移证明）。 分手时她安慰我们，别着急，一切都会好的。相信大家不久一定会再见。 当年秋天，我送走了在大塘的最后一位同学小宝。他也给我留下了一挑谷子。 他被抽调回省城，分到省木材加工厂当了一名工人。 半月后我收到他工作后的第一封来信，信中夹寄了20斤全国粮票。 知青时代，始终困扰我们的一直是缺粮问题。我由衷的感谢我的这些同学，他们并没有因为环境的改变而忘记我这个还在偏僻山村苦苦挣扎的穷朋友，是他们留下的珍贵友谊，给了我逆境坚持的信心和勇气。 后记： 二十多年以后，我和仲梅、程芳才在本校赴天柱上山下乡知青三十周年纪念会上重逢。当年大塘插队的同班同学中只有我们三人到会，此时大家已是年近半百之人，谈起往事，叹息不已。 我对她们谈起姜糖开水和“酱爆肉”的往事，她俩一脸茫然：“真有这样的事？不记得了。”而同学们留给我的稻谷、寄给我的粮票以及那碗又辣又甜的姜糖开水，我怎么忘得了呢？在我的心底，更是深深珍藏着那份浓浓的同窗之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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