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山下鄉運動的多向度觀照】之一：城市文明的傳播者·知青老師的影響
作者：老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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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山下鄉運動的多向度觀照】之一：城市文明的傳播者·知青老師的影響
作者：老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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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眾眼看知青：上山下鄉運動的多向度觀照】 引文 毋庸置疑，知青是上山下鄉運動的主角，以致人們在談論、討論上山下鄉運動時，往往只是聚焦於知青，而有意無意忽略了上山下鄉運動中其他（主動或被動的）參與者與涉及者，如鄉村農民、基層幹部、帶隊幹部、知青家人等。 十多年前，老三屆知青，著名學者徐友漁已從歷史評價的角度提出嚴厲批評：「廣大農民明明也是上山下鄉運動波及到的一方，這場聲勢浩大的遷徙運動無疑也涉及到了他們的基本利益，但從來沒有文章從農民的角度作出評價和檢討。」[1] 文學批評家王彬彬更從歷史呈現的角度提出話語權的質疑：「所謂『知青運動』，是城市青年與農民共同完成的。因此，當年的農民對『知青運動』和『知青生活』也有一份發言權。但迄今為止，並沒有農民的聲音。只聽見『知青』在單方面地說個不休，他們說著當年的自己，也說著當年的農村和農民。在某種意義上，可以說這表現了『知青』的話語霸權。」[2] 歷史評價須立足於歷史呈現，沒有歷史呈現，歷史評價只能是無的放矢。因此，王彬彬質疑的意義似乎比徐友漁更見其根本性與重要性。雖然王彬彬將農民話語權的失落歸咎於知青，甚至不無偏頗地推導出一個所謂「知青話語霸權」的結論[3]，但提出農民不受重視，強調知青與農民的互動關係，提倡農民的話語權，這些都不失為相當有建設性的見識。 廣而論之，知識青年上山下鄉運動可視為一項社會系統工程，知青固然是運動的主角，擁有毋庸置疑的話語權。然而，跟知青上山下鄉運動有關的各類人，如前所述的鄉村農民、基層幹部、帶隊幹部、知青家人等，也都應該行使其話語權，發表他們對知青及上山下鄉運動的看法，參與討論知青上山下鄉運動的話題。這些人雖然不是知青上山下鄉運動的主角，但是，他們的發言，顯然可以使對知青上山下鄉運動的考察與解讀，更為全面、完整，也因此可得到更接近客觀公允的認知與評價。 十多年過去了，雖然也有論者關注到知青上山下鄉運動與農民∕農村的關係，如法國漢學家潘鳴嘯在其專著《失落的一代：中國的上山下鄉運動（1968-1980）》第九章「物質困難及精神困頓」中，也從「難以適應農村生活條件」、「難以融入農村社會」、「群組的社會身份及認同問題」等方面，剖析了知青與農村錯綜複雜的關係及其社會、歷史與文化背景；[4]老知青網友「更的的」在其網路長文〈上山下鄉運動ABC〉中也以「當時的農村經濟」、「為一個生產隊經濟算一筆賬」、「再說『知青和農民，咱們是一家人』」等章節，深入論述上山下鄉運動給農民∕農村帶來的傷害以及知青與農民之間的矛盾複雜關係。[5]然而遺憾的是，當年曾親歷上山下鄉運動的「其他人的聲音」仍然十分微弱，對這些「其他人的聲音」進行學術探討的文章與論著更為少見。有鑑於此，特作此文，以期做一些聊勝於無的「補白」工作。希望通過知青之外的「他人眼光,」，回望當年上山下鄉的知青；通過知青之外的民間敘述，重構知青上山下鄉的歷史。要說明的是，兵團（包括農林場）知青與農村插隊知青的處境不太一樣，後者跟農民的關係更為密切，故本文所探討的焦點，主要為在農村插隊的知青及其相關的人員。 -------------------------------------------------------------------------------- [1]徐友漁〈知青經驗和下鄉運動——個體經驗與集體意識的對話〉，《北京文學》1998年第6期，頁32。 [2]王彬彬〈豈好辯哉：一個鄉下人對「知青」的記憶〉，《書屋》1999年第5期，頁74-75。 [3]對此，筆者曾撰文進行討論。見王力堅〈有關知青文學話語質疑的思考——為知青文學一辯〉，《二十一世紀》網絡版總第5期（http://www.cuhk.edu.hk/ics/21c/supplem/essay/0206018.htm），2002年8月31日。老知青網友「更的的」也在其網路文章〈上山下鄉運動ABC〉中的「知青和農民、咱們是一家人」與「再說『知青和農民，咱們是一家人』」章節，駁斥了「知青話語霸權」的說法。見「更的的空間」（http://blog.boxun.com/hero/gengdede/）。 [4]潘鳴嘯《失落的一代：中國的上山下鄉運動（1968-1980）》（北京：中國大百科全書出版社，2010），頁225-314。 [5]更的的〈上山下鄉運動ABC〉，「更的的空間」（http://blog.boxun.com/hero/gengdede/）。
就筆者所接觸到的各種有關上山下鄉運動的資料看來，尚未見有全面系統反映鄉村農民聲音的論著，所見者多為散見於各類報刊雜誌的記憶追述，而且明顯地突出了三個特點：其一，幾乎皆為第一人稱的自述；其二，作者基本上年齡小於知青，因此可稱為農家子女；其三，關乎知青的評價，褒多於貶。 這類記憶追述大多是著眼於知青們的正面表現，尤其是作為城市文明傳播者的表現，諸如： 你們這些城裡娃的到來讓我高興地不得了，我們一起演節目，一起說普通話，一起勞動，從此鄉間的文化生活不再單調……的確，幸福。對於那一段與知青一起走過的青蔥歲月，已然成了我們那一代人最深的記憶。[1]上世紀70年代初，我還是個剛滿10歲的小學生……生產隊來了個外號叫「杜老五」的知青哥哥，他就是杜澤陵。因為他是個文化人，很快就當上生產隊的記分員。那時隊裡常常開會，這時就由他讀報紙和語錄，他還領著團員們辦壁報和專欄，進行文藝演出等，很快使小山村活躍起來。[2]李洪芝和曾振森經常在這裡給黎胞們讀讀報紙，教導黎胞們讀書認字……經過一段日子的朝夕相處，知青和黎胞的關係親密起來了。從知青臉上，黎胞讀到了他們愉快的心情；在知青心裡，黎胞窺探到兩顆真誠的根正悄悄往這片土地紮下……[3]這些來自都市的學生們就給偏遠、落後、困境中的農村帶來了一股無處不在的新奇。他們的裝束，他們說話的聲音，甚至走路的姿勢，都使我們覺得奇特，別致。在大田裡做活，在村街上走路，我們也總是能夠覺出他們的優秀來。自然而然地，我們將他們確定為自己的精神嚮導。……在他們的身邊，在先進文化的引領下，我們漸漸長大了。[4]這種城市文明的傳播與影響是多方面的，有的是刻意而為（包括輸出、教育與接受、模仿），有的則是潛移默化的。如張鳳起最喜歡跟知青趙紅軍待在一塊，用他的話說，是「和知青在一起沾沾文化氣兒」[5]；陳愛美回憶從知青那裡看到自己深愛的文藝雜誌，「我幾乎到了如癡的境界，捧著書如獲至寶愛不釋手」[6]；胡海棠模仿知青的生活方式，從學會刷牙開始，進而「拼命用功讀書」，最終「考上外面的學校」而離開鄉村[7]；有時候，農家青少年只是純粹非功利性地受到知青形貌氣質的感染：「男的軒昂,女的漂亮……他們的美和率真深深地影響了我們。」[8]「有一個白淨漂亮的女青年一手提箕，一手提耙，哼著小調，不時出現在鄉間小道和屋前屋後，這一幕，我至今都記得。我曾對女兒說起這件事，她說我盡說謊話。」[9]「（上海女知青）疑是下凡的七仙女，在月光下吹口琴或在倒映著彩虹的河畔洗頭髮，哦，真是人間罕見的無邊春色良辰美景。……她們是寧願不吃也不願放棄飲食中的審美；比如，她們會用圩埂下的鳳仙花汁染指甲，用燃過的火柴枝子描眉毛，用火鉗子燙出頭髮上的波浪，用裝滿滾開水的鋁口杯燙平衣服上每一條皺褶。……我們那時那麼小，完全不懂三圍之類的美女標準，只是本能地被一個個纖秀、優雅、聰慧、感性的優雅氣質所吸引……」[10]這些來自農家子女的追憶，印證了專家學者的論述：「大批風風火火的知青湧來，深入到窮鄉僻壤，給封閉落後的農村帶來了與祖祖輩輩陳陳相因的傳統生活方式迥然不同的思想文化，新鮮的氣息——從刷牙、洗澡、洗衣服到半導體、良種核桃——多多少少現代化的信息。宜川百性流傳一種說法，幾十年來，兩起事件對宜川世風民心震動甚大且深，一是抗戰時期閻錫山一度將山西省政府遷至宜川縣，百姓由此得知世上的風風雨雨；另一個就是知識青年上山下鄉，給各村送來了『北京的學生娃』。」[11]這些農家出身的作者，大多年齡小於知青，他們幾乎無一例外地在當年知青的感染下，得到了不同程度的啟蒙，開拓了視野，激發了理想，提升了文化，增進了才學，最終改變了自己的命運。然而，年齡與文化的「劣勢」，也致使這些農家子女往往以一種仰慕的口吻與角度追述他們對知青的印象與感受（從今天看多少是有點理想化的想像），上引諸例的字裡行間便可見這種表現，有的還用更為直接且鮮明的方式表達：「當年，你們懷著理想，懷著夢，來到北大荒，為我們家鄉的發展建設做過多少貢獻，我們說不清，可是，你們卻像星星之火，用你們的理想、精神，也用你們的知識、熱情，點燃了我生命中的希望之火……你們培養、影響過的一代青年人正在為北大荒的發展貢獻著自己的力量……而我，終於實現了自己的夢，到外面的世界看了個遍，才知道外面的世界很精彩，也很無奈。」[12]知青弟妹的回憶文章，也佐證了知青與農民之間既有矛盾衝突卻也不無良好互動的關係：「我哥和我熟知的人一起分散在各個生產隊的知青點，加入了並不真心歡迎的農村集體所有制按勞分配的大群體。自私的和狡滑的農民挑剔著城裡的青年，善良和同情也幫助了我哥這群知青，總之他們還是為枯燥的農村生活帶來了活力，他們組織的文體活動帶動了許多農村青年參與，並且將我家所有的連環畫和圖書帶入了農村，吸引了更多的農村小孩。」[13] 我們沒有理由懷疑這些追憶的真實性，我們沒有理由質疑這些農家子女確實受到知青正面形象的積極影響。但是我們也有理由相信，還有不少受到知青（及上山下鄉運動）負面形象消極影響，甚至曾遭受知青有意無意不平等對待乃至欺淩的農家子女至今仍然沉默失語。 固然，農家子女的記憶追述文章也有對知青負面表現的反映，諸如： 知青們第一天下田幹活見著那滿地滿野的麥苗直發愣，有的還嚷，這農村怎麼的種那麼多的韭菜，一眼望不到邊。[14]他們互相之間也有矛盾，也為一些雞毛蒜皮打打鬧鬧；有時也為了出工、戀愛、生活、回城等瑣事，不時鬧出一些花邊新聞，成為鄰里四村茶餘飯後的談資。……偶爾，他們也像村中青年一樣，會在某一個月黑風高之夜到村中或外村偷雞摸狗，然後，悄悄撬開伙房的門，將獵物洗剝乾淨煮上；然後，再悄悄敲開小賣部的門買幾瓶白酒，慷慨高歌、大快朵頤直至月上柳梢。[15]城市鄉村的日子緊巴，精神生活悽惶。知青們苦中作樂，不時就會弄出一些事情來。一次，知青點廚房裡少了幾斤花生油，知青們互相猜疑，後來竟私自查起房來。還別說，油在一個知青的床下找到了。這個知青也是一個剛烈之人，一氣之下仰藥自盡，留下一個難解的謎團困惑著所有的人。[16]但這類負面反映，基本上是出自善意，有時候還著意為知青們解套：「大家喜歡他們，也反感他們，不理解他們。他們離開自己的家，遠離父母，生活的寂寞，精神的空虛，對前途的絕望，構成這個群體獨特的心靈世界。他們的心，同整個村子的色調是一致的，灰暗而沉悶。」[17]知青口饞好吃，善找野食，是由於「在那個動盪、饑荒的年代，生存是主要的，何況他才從城頭來」[18]。 1993年，歌手李春波創作演唱了《村裡有個姑娘叫小芳》，紅極一時。該歌訴說知青與農村姑娘相戀而又不得不分手的傷感故事，感動了不少人，卻也受到不少網民的批評甚至是攻擊，認為是「始亂又終棄的故事」[19]，「（小芳）年輕單純不諳世事被人利用被人玩弄」[20]，「一个白眼狼和一个傻村姑的破事」[21]。然而，農家子女的記憶追述文章，不少涉及了類似的故事，卻有不一樣的敘述： 那麼，有沒有「始亂終棄」的負面例子呢，肯定是有的，但筆者所看到的文章卻未見這樣的負面表現。或許這是文章作者有選擇性的記憶、撰寫策略所致。甚至有的本是很負面的事例，在作者筆下（或者說是當事人們寬宏大量的化解），卻也得到出人意外的「大團圓」結局： 一個在該村窯廠幹活的女知青，一個多麼漂亮的仙女啊，竟然鬼使神差地愛上了村中一個有婦之夫。開始，他見她纖弱，出於一種與生俱來的關懷， 對她呵護有加。一來二去，竟擦出了火花。一次，兩人在大沽河畔的磚林裡休息，一時間情不自禁，年已不惑的他與二八年華的她完全沉浸在一種柔曼的繾綣之中，完全沒有注意近處有一雙盯了他們好久的眼睛。傍晚時分，公安局的警車嗚嗚叫著一路開進了村莊。她堅稱是自己主動，跟他沒有絲毫關係。但是，他仍以破壞知識青年上山下鄉的罪名被判刑六年。自那時起，滿懷歉疚的她便經常上門與他的妻子做伴，教他的兒子做作業，直到回城的那一天。兩個善良的女人，用一腔真情和寬容譜寫了一曲理解萬歲。[27]這種有選擇性的記憶及撰寫策略，或許是基於文章作者（農家子女）跟知青之間相交相知相惜且悠久深厚的情誼：「我曾與當年的知青同用一個廚房共臥一條土炕。∕我也曾與他們一起勞動一起開會一起演唱。∕我知道他們勞動後的疲乏和酸苦，∕一聲「真累呀」也能體現出他們軟弱中的堅強。∕他們不孤高視我如知心朋友，∕她們很淳樸親切地呼喚叔伯嬸娘。∕我常聞他們飯鍋裡散發的糊味，∕我常笑他們有趣的方言異腔……∕我和他們的故事很多很多，∕都在我的記憶裡深藏……∕我知道他們是一群可愛的青年，∕他們雖然有時叫苦喊累有時偷雞摸狗有時鬥毆打仗。∕但他們有激情有豪情有鬥志有理想，∕即使離開了第二故鄉也不忘與我們的友情和交往……」[28]出身於城鎮戶口家庭的王彬彬，曾以「一個鄉下人」的名義，對知青進行了頗為嚴厲而徹底的抨擊。[29]王彬彬之所以能如此高姿態的直言不諱，很大程度是沒有前述作者那種「跟知青之間相交相知相惜且悠久深厚」的歷史情感負擔[30]。無獨有偶，知青的同齡人，既沒當過知青，也沒當過農民的專業一級作家劉醒龍在其中篇小說〈大樹還小〉[31]中，也對知青進行頗為全面無情的批判[32]，其小說所突出渲染的中心情節就是女知青與農民的戀情悲劇；同樣是文學創作，六十年代出身的農民作家魏留勤，在其短篇小說〈我們隊裡的知青〉[33]中，雖然也以農家小孩的角度，反映知青與農民的諸多矛盾，但也更反映知青對老農二爺由瞭解而尊敬，以及二爺等農民對知青的關心與愛護，農家子弟對離去知青的懷念之情。 -------------------------------------------------------------------------------- [1]陳愛美〈時代回眸，那一段我和知青一起走過的青蔥歲月〉，「陝西陳愛美的BLOG」（http://blog.sina.com.cn/chenaimei）。 [2]龐國翔〈永遠的知青哥哥〉，《新聞三昧》2003年第10期，頁48。 [3]黃宏能〈芝姨〉，《椰城》2008年第4期，頁5。 [4]欒承舟〈與知青相處的年月〉，《作品》2008年第8期，頁15-16。 [5]佚名〈我與知青的不解情緣〉，《聊城日報》 2012年03月24日，星期六，第A2版。 [6]陳愛美〈時代回眸，那一段我和知青一起走過的青蔥歲月〉，「陝西陳愛美的BLOG」（http://blog.sina.com.cn/chenaimei）。 [7]胡海棠〈學會刷牙〉，《蘇州雜誌》2004年第2期，頁24。 [8]欒承舟〈與知青相處的年月〉，《作品》2008年第8期，頁15。 [9]李學友〈與知青在一起的日子〉，《金融博覽》2007年第6期，頁58。 [10]黑白〈上海美人〉，《散文百家》2003年第12期上半月，頁37。 [11]印紅標〈當今延安地區北京知青的處境〉，《中國青年研究》1990年第6期，頁23。 [12]趙秀蘭〈祝福大哥大姐〉，《北大荒文學》1994年第10期，頁54-55。 [13]較勁的土老冒〈「成都」知青哥哥〉，「天涯社區」（http://bbs.city.tianya.cn/）。 [14]袁浩〈我記憶中的鄉村〉，《安徽文學》2009年第7期，頁96。 [15]欒承舟〈與知青相處的年月〉，《作品》2008年第8期，頁16。 [16]欒承舟〈與知青相處的年月〉，《作品》2008年第8期，頁16。 [17]欒承舟〈與知青相處的年月〉，《作品》2008年第8期，頁15-16。 [18]宋明〈我記憶中的知青們〉，《草地》1999年第4期，頁9。 [19]漸行漸遠〈聽歌一歎〉，「漸行漸遠漸無聲」（http://ldm7771319.bokerb.com）。 [20]寒冬藍雪〈村裡有個姑娘叫小芳……〉，「西祠胡同」（http://www.xici.net/d93731453.htm）。 [21]秋風落葉掃〈白眼狼唱給傻村姑的歌〉，「秋風落葉掃的博客」（http://lzyzqyc.blog.163.com/）。 [22]李學友〈與知青在一起的日子〉，《金融博覽》2007年第6期，頁58。 [23]欒承舟〈與知青相處的年月〉，《作品》2008年第8期，頁15。 [24]口述／阿芳，整理／柯雲〈我與知青〉，《文史月刊》2010年第9期，頁68-69。 [25]佚名〈我與知青的不解情緣〉，《聊城日報》2012年03月24日。 [26]劉玉廣〈那段歷史，大家都忘不了〉，「上海知青」（http://shzq.net/zwzl/lswbl.html）。 [27]欒承舟〈與知青相處的年月〉，《作品》2008年第8期，頁16。 [28]張永賢〈我與知青〉，摘自「博客中國·張永賢的文章」（http://zyx758.blogchina.com/1265703.html）。 [29]王彬彬〈豈好辯哉：一個鄉下人對「知青」的記憶〉，《書屋》1999年第5期，頁72-75。 [30]當然，王彬彬對知青全面詆毀、以偏概全、攻其一點不及其餘的偏頗做法也是顯而易見的。見王力堅〈有關知青文學話語質疑的思考——為知青文學一辯〉，頁6，《二十一世紀》網絡版總第5期（http://www.cuhk.edu.hk/ics/21c/supplem/essay/0206018.htm），2002年8月31日。 [31]載《上海文學》，1998年1月號，頁4-26。 [32]見王力堅〈有關知青文學話語質疑的思考——為知青文學一辯〉，頁6-11，《二十一世紀》網絡版總第5期（http://www.cuhk.edu.hk/ics/21c/supplem/essay/0206018.htm），2002年8月31日。 [33]載《當代小說》2010年第3期，頁63-68。 [34]除了劉醒龍的〈大樹還小〉外，賈平凹的《我是農民：在鄉下的五年記憶》（長春：吉林人民出版社，1998）和李洱的〈鬼子進村〉（《山花》1997年第7期，页14-27）也都將知青與農民置於二元對立的關係。在評論界，亦有論者作如此認知：「『反知青文學』作家以一種旁觀者的立場來重新審視知青運動，表達了對知青及知青運動的種種不滿和諷刺，發出的是農民的聲音，以新的角度重寫了那段知識青年上山下鄉的歷史。」「『反知青文學』更多是把批判的視點和筆力轉向了知青，把同情和歌頌送給了農民。」徑直將不滿及諷刺知青與農民聲音劃等號，知青與農民被簡單處理為二元對立的關係。此種論斷，可謂失之輕率。參看潘豔花〈再觀「反知青文學」〉，《呂梁高等專科學校學報》第26卷第4期（2010年12月），頁15-17。有的論者雖持類似觀點的，但也提出矯枉過正的疑慮。如莊愛華，劉琳琳〈微弱的反抗——論二十世紀九十年代以來知青文學中農民話語的出現〉，《山東教育學院學報》2004年第5期，頁66-68；徐阿兵〈荒蕪的生長與無根的想像——論「後知青作家」的苦難意識及創作景觀〉，《鹽城師範學院學報》第31卷第3期（2011年6月），頁45-48。
第二節 感恩：知青老師的影響 知青在農村對城市文明、文化的傳播，在現實生活中最為具體的體現，便是作為鄉村教師教育農家子女。而多年之後，不時有受過知青老師教育的農家子女以學生身份發言感恩。前引的李學友〈與知青在一起的日子〉，便在文中陳述了對啟蒙老師知青小郭的感激之情。專文表達懷念與感恩者亦不時可見，如孫秀明、黃豆、花瑤花、朔星都不約而同寫了相同題目的回憶文章〈知青老師〉[1]。另外還有龔德明的〈有歌聲與笛聲相伴〉[2]、王江的〈懷念有知青的日子〉[3]、許蒼竹的〈音樂課〉[4]、吳昕孺的〈師恩如海〉[5]、吉霞的〈照亮我心頭的第一縷陽光〉[6]、曹先強的〈邊寨知青女老師〉[7]等。這些文章的作者，都是當年作為鄉村老師的知青所教過的農家小孩。跟前文介紹的農家子女比較，「學生」的身份與視角，使這些作者與知青老師有更為密切的互動關係，觀察、體會也更為細膩，情感也更為複雜卻也深厚。 雖然說知識青年所擁有的「知識」並不算豐富，但跟農民比較，確實也可稱是「文化人」「知識人」了。而在農村，最能發揮知青的文化知識的工作，莫過於到鄉村學校教導農家子女讀書寫字。其實，對知青而言，跟到田地幹農活相比較，在學校教書委實是一樁難得的「美差」。花瑤花在〈知青老師〉中，頗有點「童言無忌」地道出此中實情：「他們雖然識文斷字,肚子裡灌滿墨水,卻搞不清稗和麥,分不清草和薺,不知道鴨晚間下蛋雞白天抱窩……最重的活兒隊長不忍心要他們做,最髒的活兒他們不能做,最麻煩的活兒他們又不會做。他們是一群農民伯伯們慣著的孩子。他們當中最優惠的待遇,便是放下鋤頭到學校做代課老師。」[8]因此，各地農村都有不少知青充當了當地鄉村學校的老師：「我出生長大在北大荒。從我上學的那時起，我的周圍就有很多很多的男女知青，尤其是在學校的課堂上，站在講臺上的基本是清一色的知青老師。」[9]「我念小學和初中的時候，教我的有很多是知青老師……他們來自各地，有本縣城的，有銅陵的，有合肥的，更遠的來自上海。」[10]鄉村學校教學環境差，條件簡陋，知青老師不得不一專多能，因地制宜。而知青老師的教學往往能不拘一格，甚至有意無意突破當時文化專制的清規戒律，將「封資修」的知識傳授給學生： 你手把手教我們「a、o、e」∕一加一還有音樂和圖畫∕我做對了你就打個小小的鉤∕錯了你就打個大大的叉∕你說地球是圓的美國在我們腳下∕我很想用鐵鍬挖一挖∕看看你說的是真是假……∕哦,知青老師∕多年以後∕我數不清從你那學了多少文化∕但我知道∕我說的不是東北土語,是普通話……[11]徐老師帶大家到野地採集樹枝，選一拃長、兩頭帶小枝杈的留下，做成「琴板」，用紮頭髮的橡皮筋紮住兩端枝杈，權當「琴弦」，這樣一來，每個人都擁有一把簡易「琵琶」，徐老師課餘教我們基本功，什麼勾輪、滿輪、鳳點頭、搖指等等。每人拿根樹杈往大腿上一斜戳，二郎腿一蹺，活像真的。橡皮筋發出的聲音悶悶的，「邦邦邦」，像彈棉花，震得人虎口發癢。木棍琴好雖好，聲音不好聽。徐老師說，最好聽的聲音在心裡。[12]徐老師會彈好多曲子，信手彈彈，都是好聽的。邊彈邊解釋:這曲叫《昭君出塞》，這曲叫《大浪淘沙》，這曲叫《春江花月夜》，順帶還把故事講給我們聽。又聽音樂，又聽故事，真是世界上最美的事。我們還被要求閉上眼睛聽，再回答聽到什麼。有一次徐老師在琴弦上亂撥一氣，又輪指彈了個調調，一個女同學回答說，我看到眼前有點點星星，又有好多大大小小的珠子落下來，撒了一地。徐老師聽了很高興，連聲說「來事來事」。[13]我們曾圍坐在一位知青老師的周圍，聽他講過「一條項鍊的故事」，還有「幾個矮人和一位美麗公主的故事」。後來過了多少年以後，我才知道那是莫泊桑小說〈項鍊〉和安徒生童話《白雪公主》的主要故事情節。[14] 這些知青老師在科學文化知識的教育方面，確實使在鄉村學校就學的農家子女很有收穫，為他們日後的發展奠定了較好的基礎，尤其是那些後來通過升學途徑離開農村到城市發展的農家子女，對此深有感觸，亦心存感激： 歲月流逝，沖刷掉了無數記憶，但卻沖不走這些知青老師留在我心裡的印痕。我感激他們，感激他們帶給我們知識，給予我們關愛，帶領我們走出貧窮的山村。[15]哦,知青老師∕你是否記得∕拖鼻涕的我和那些頑皮的娃娃∕我們卻永遠忘不了你淺淺的酒窩小小的虎牙。[16]怎麼能忘記，就是在那間低矮的教室裡，在那張裂著寬縫的黑板面前，在那個特殊的年代裡，知青老師讓我們早就知道了外面的世界更精彩。知青老師們用不很多的知識，就澆灌和滋潤了我們荒蕪乾涸的心田，讓我們一顆顆愚頑蒙昧的心頭，從此燃起了嚮往和追求文明的火苗，揚起了夢想和渴望能夠飛翔的翅膀。……我總想告訴你們，有一個北大荒已經不是孩子的第二代北大荒人，懷念著知青，懷念著知青在北大荒的那段日子。[17]然而，知青老師對農家子女影響最深的，當是他們作為城裡人所體現的城市文明的方方面面。上述文章的作者，都對知青老師的言行舉止樣貌風度，以及日常教學與生活中的細節印象深刻： 知青給農村注入了新的血液，也帶來了生機。他們穿著乾淨，談吐文雅，性格開朗，又識文斷字。他們穿皮鞋戴手錶，早上用牙膏刷牙，晚上還得溫水漱口。男生用皮帶繫褲，女士用黑綢子紮頭髮。[18]那些平時難得聽到的歌曲，從年輕漂亮的女知青口中唱出來，真是太動聽了!我學得特別認真，唱得格外賣勁。[19]教我們舞蹈的是一位身材苗條、文靜清秀的女知青，據說她是北京舞蹈學院附中的學生。記得有一次，她把我們招呼到女知青宿舍裡排練，在房間裡我嗅到一種我從沒聞過但特別好聞的氣味。多少年過去了，這味道一直縈繞在我的記憶裡，後來，我知道那是一種香皂味和雪花膏味混合在一起的馨香。[20]徐老師是個二十來歲的小夥子，身材很高大，皮膚白皙，胸膛飽滿，目光清澈。眼睛有些凹陷，鼻子自然挺出來，頭髮帶點兒自來卷兒，頗有些歐化。徐老師穿件白襯衫，綠軍褲，襯衣褲縫整理得一絲不苟。用現在時髦兒的話說，就是酷。[21]尤老師不溫不火，總是笑眯眯的。課間，有社員來討教識字的，有姑娘和小媳婦來問毛衣花樣編織方法的，她都一一解答。村裡人都喜歡她。[22]李老師圓圓臉，一對酒窩深陷，兩根長辮子，拖到屁股梢兒，髮梢兒用黑綢子紮成蝴蝶結。最好聽的是她的聲音，蹦而脆，似一折就斷。李老師愛唱歌，是知青小百靈。[23]知青老師∕你們是走入荒野的女神∕那軟軟的上海話∕那朗朗的北京話∕那乾淨那漂亮∕叫荒野一下子沸騰起來。[24]上述知青老師的行為與形象，很是「小資」情趣，在文革時代絕對歸於被批判範疇[25]，但卻受到農家子女的如此認同、欣賞與推崇。這可說是城市文明潤物細無聲的征服，無關政治也無關風月，無須宣揚更無須強制，卻在農家子女幼小的心靈烙下了深刻的印記，也掀起了躁動的波瀾： 她的綠軍褲顯然改過，褲腿沒那麼肥，褲腰也沒那麼皺。把臀包得圓圓的，大腿部分筆直，小腿肚頂出來，形成一個弧線，上身灰色毛衣胸部還嵌著波浪線。脖子上對襟紮著花手帕，若隱若顯。瞧著特不一樣。我們不知道這就是美，只是心裡處處想學她，學她說話，學她走路，學她抿嘴笑，甚至學她咳嗽。[26]聽你讀小說童心安然入夢∕跟你畫線描荒野花開醉人∕你把最好的營養∕給了發育不良的我們∕每天清晨你領著我們跑步∕我們學著你的樣子∕見老人稱呼「您」∕擦噴香的「牡丹」保護乾裂的皮膚……[27]這是生活的教育，文明的薰陶，美的啟蒙，愛的感化。知青老師自己未必清醒地意識到這一點[28]，但農家子女所得到的潛移默化感染，卻是受益終身的。可見，知青老師對於農家子女來說，不僅是傳播文化知識，還在文明及生活方式方面深深影響了後者，這也是當地老師所未能起到的作用。這些農家子女對知青老師的感念，應是融注著對知青老師這種生活方式及品性氣質的認同。 在筆者看到的有關文章中，農家子女的筆下絕無僅有出現了一位「反面人物」的知青老師，那是一位靠出賣同伴而取得代課老師資格的女知青。這位女知青固然受到作者的貶斥，但卻無損知青老師整體形象在作者心目中的良好印象。因為，該女知青的出賣行為，不僅讓學生們受到善惡是非的教育，還致使學生們更加推崇及愛戴被出賣的知青老師：「我們越發想念徐老師了。徐老師犯了這樣大的『事情』，被退回到生產隊挑大糞。放學大家就去找徐老師，幫他撿麥穗，割蒿草。徐老師用他那雙頎長的，覆蓋著半透明指蓋的手幹最髒最累的農活兒，嘴裡還能哼出調調來，他真是心裡有音樂。」[29]當然，文化思想背景與生活習慣的差異[30]，也使農家子女與知青老師之間產生情感的隔閡，隨著時間的推移，雖然文化思想與生活習慣的差異未必能消除，但情感的隔閡還是得以較大程度的化解。有的農家子女就著文記述，當年他們對知青老師如何從不喜歡、作弄、頂撞，逐漸轉化為理解、接受、喜歡，乃至推崇，在文中表達了他們的愧疚與感恩之情，並表示「永遠珍藏學生對老師的那份深深感激濃濃想念」。[31]（待续） -------------------------------------------------------------------------------- [1]分別載於《教育文匯》2009年第12期，頁53-54；《北方音樂》1995年第6期，頁31；《新青年》2006年第5期，頁38-39；《北大荒文學》2007年第6期，頁76。 [2]載《江西教育》2007年7-8期，頁84-85。 [3]載《中國綠色畫報》2007年第11期，頁26-29。 [4]載《源流》2008年第3期，頁72。 [5]載《教師博覽》2007年第2期，頁1。 [6]載《中學生閱讀》2010年第3期，頁6-8。 [7]載《邊疆文學》1996年第6期，頁33-44。 [8]花瑤花〈知青老師〉，《新青年》2006年第5期，頁38。 [9]王江〈懷念有知青的日子〉，《中國綠色畫報》2007年第11期，頁26。 [10]孫秀明〈知青老師〉，《教育文匯》2009年第12期，頁53。 [11]黃豆〈知青老師〉，《北方音樂》1995年第6期，頁31。 [12]花瑤花〈知青老師〉，《新青年》2006年第5期，頁38。 [13]花瑤花〈知青老師〉，《新青年》2006年第5期，頁38。 [14]王江〈懷念有知青的日子〉，《中國綠色畫報》2007年第11期，頁29。 [15]孫秀明〈知青老師〉，《教育文匯》2009年第12期，頁54。 [16]黃豆〈知青老師〉，《北方音樂》1995年第6期，頁31。 [17]王江〈懷念有知青的日子〉，《中國綠色畫報》2007年第11期，頁29。 [18]花瑤花〈知青老師〉，《新青年》2006年第5期，頁38。 [19]龔德明〈有歌聲與笛聲相伴〉，《江西教育》2007年7-8期，頁84。 [20]王江〈懷念有知青的日子〉，《中國綠色畫報》2007年第11期，頁28。 [21]花瑤花〈知青老師〉，《新青年》2006年第5期，頁38。 [22]孫秀明〈知青老師〉，《教育文匯》2009年第12期，頁54。 [23]花瑤花〈知青老師〉，《新青年》2006年第5期，頁38。 [24]朔星〈知青老師〉，《北大荒文學》2007年第6期，頁76。 [25]這種體現城市文明的「小資情調」往往受到訓誡、批評。參看金一虹〈在兩種文明間震盪——文革中上山下鄉女知青問題初探〉，《婦女研究論叢》1993年第2期，頁35。 [26]花瑤花〈知青老師〉，《新青年》2006年第5期，頁38-39。 [27]朔星〈知青老師〉，《北大荒文學》2007年第6期，頁76。 [28]知青老師自己所寫的回憶文章以及記者的有關報導，都幾乎沒有這方面的記述。例如林相貴〈「知青」老師〉，《吉林人大工作》2005年第1期（總170期），頁54；李紅雲〈好教師李愛萍〉，《山西教育》2006年第8期，頁11-14。 [29]花瑤花〈知青老師〉，《新青年》2006年第5期，頁39。 [30]這種隔閡是雙向的，應是雙方文化思想觀念差異所造成，一位後來任陝西某縣黨校校長的北京老知青坦承，知青和農民的思想文化差距很大，在文化素養、生活習慣、思想觀念等諸方面真正能與農民認同的極少。見印紅標〈當今延安地區北京知青的處境〉，《中國青年研究》1990年第6期，頁22。南洋富商黃鴻年在回憶下鄉生涯時也感慨：「北京學生和山西農民，背景的差異讓彼此一直都不能完全互相接受。」（佚名《黃鴻年傳》，「和訊新聞網」http://news.hexun.com/2008/hhn/） [31]吉霞〈照亮我心頭的第一縷陽光〉，《中學生閱讀》2010年第3期，頁6-8；曹先強〈邊寨知青女老師〉，《邊疆文學》1996年第6期，頁33-44。 （未完待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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