面朝黑夜，做一个温暖的人
作者：董学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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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朝黑夜，做一个温暖的人
作者：董学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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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朝黑夜，做一个温暖的人 我在黑夜里突然醒来，走到窗子前面，寻找月光和星光。 但是我看不见它们，它们都躲到城市的背面去了。有一个窗子亮着暖黄色的光，和刚升起的月亮一个颜色。有几个窗子亮着青白色的光，就算是星星吧。城市里圆形的东西不多，发光的东西也不多，能看见长方形的月，长方形的星，也很难得。我想起一位欧洲作家在小说里写过：我觉得我是在时间的黑夜里诞生的。实际上我更愿意想起另一位欧洲作家，他在一首散文诗里说：这样的夜晚，颤栗、喜悦和激情都没有睡去。 但是我面朝黑夜，没有感到一点儿颤栗。我也没有喜悦和激情。 前面想到的第一位作家是米歇尔·图尼埃。他的那句话就在小说《桤木王》的第一页上，那部让我特别喜欢的小说，获得了1970年的龚古尔奖。第二位是伊沃·安德里奇，1961年诺贝尔文学奖得主。获奖时他六十九岁，远远超过了当时世界上人口的平均年龄。 1961年我六岁，才比他小了六十多岁。那时候我在挨饿。那时候中国的政党和政府开始面对连续几年的大饥荒，正在想办法控制局势。有个县的党派官员打给上面的报告说，我县人民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水深火热，是中国人习惯使用的一句成语，除了这一次用在1949年开始执政的新政权上，其余都用在1949年以前的旧政权，描述中国百姓的生存，好比在很深的水下、很热的火里，不能呼吸，受着煎熬。 安德里奇的童年也不幸福，也在水深火热之中度过。他两岁的时候死了父亲，那个贫穷的手工艺匠人，没有留下财产就死了。母亲做工挣一些钱，维持最简单的生活。他读中学时，买不起像样的衣服和鞋帽，连上学的书也买不起，只能借别人使用过的旧书。还有一些更糟糕的情形，后来，写在他的小说《书》和《孩子》里面，感动了很多人。 贫苦出身的人往往敏感，对艰难，对寒酸，对冷寞，对屈辱，往往比别人敏感得多。这种反应如果保持在正常状态，可能成为作家；如果在过激，可以发展为革命者（我们偶尔感到遗憾，成为作家的人少，成为革命者的人多）。安德里奇在成为作家之前，也曾走了一段弯路，先做了一位革命青年。 他生长的地方叫波斯尼亚地区。我暂时不把它叫做国家，是因为从公元前的罗马帝国时代开始，在巴尔干半岛的波斯尼亚那里，流动的疆域、往来的民族，以及土地的归属，都在不断变化，到20世纪末也没有最后完成。安德里奇获奖的1961年，那个地方属于罗马尼亚，有些人就把他算作罗马尼亚作家。结果呢，罗马尼亚存在的时间，比不上一位普通人的寿命，比不上一棵普通的树的寿命。把波斯尼亚叫做国家，还不如叫做地区长久一些，方便一些。 他出生的时间是1892年。在他生下来几年前，统治了那个地区四百多年的土耳其奥斯曼帝国结束了，接着又变成了奥匈帝国的领地。十多年后，奥匈帝国直接占领了那个地区。从几篇介绍安德里奇经历的文章来看，他先后学习哲学和历史，读过几所大学，其中的一所是维也纳大学，地址应该在奥匈帝国的中心。他大概也学习了法学，所以毕业后当了律师。 大约是大学期间，他参加了反对奥匈帝国的地下组织“青年波斯尼亚”，成为那里的革命家。据说那个被尊奉为爱国主义的民族解放团体，带有强烈的激进民族主义色彩，要接受特殊训练，会从事暗杀活动。最著名的一次，是在1914年夏天，安德里奇的好友、“青年波斯尼亚”成员普林西普刺杀了帝国的皇储菲迪南大公，导致了第一次世界大战的爆发，东线西线南线摆开了战场，一千多万人死亡，两千多万人受伤。 一战期间的安德里奇，因为在“青年波斯尼亚”的骨干作用关进了监狱，几年后放出来，战争结束了。没有受伤没有死亡，已经是他的幸运。更加幸运的是，他在监狱里完成了从革命者到文学家的自我转变，像在黑暗地下蠕动的蛹，羽化为明亮天空飘舞的蝶。 说来也是有趣，有一次，我居然在介绍世界名人长寿传奇的一组文章里，读到安德里奇在奥匈帝国监狱里的生活。他们的监狱，更像是一所学校，在里面可以读到英国、法国、俄国、德国等著名作家的大部分作品。安德里奇，他有大量的时间读书，将感情倾注于作品中，排解心灵的郁闷。这既打发了寂寞难耐的时间，而且有利于身体健康。他可以安静地读书、思考，然后不受干扰地开始他最早的文学创作。这让我想起中国的陈独秀，曾经是中国共产党创始人和最高领导人，但被他的革命战友抛弃了，进了国民党的监狱。他把监狱变成书房，舒舒服服地写作，写出来一生中最有价值的作品，并且相当高产。 陈独秀的那段狱中生活，是在1930年代；安德里奇比他早一些，在1910年代。同样是政治犯，入狱之前，陈独秀是名满天下的大学者，安德里奇是刚刚出道的小律师。如果要将这两处监狱比较一下，还是奥匈帝国的监狱比中华民国的略好一些。把一个监狱办得这样优越的社会，会让被囚禁其中的人，有了时间反省之后，想到自己革命的意义何在：假如自己夺得了政权，会不会把监狱办得像外面的社会一样自由，或者，会不会把外面的社会办得像监狱一样专制？ 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后，安德里奇获释出狱，出版了他在狱中创作的两本哲理性散文诗集《越过浮桥》、《动乱》。其中很多作品的主题是关于人生变幻无常的思索，关于个人与民众命运的忧虑。前面提到与黑夜有关的散文诗，题目叫《多瑙河上》，全诗很短，很洁净，很开阔，也很深沉： 多瑙河上，夜空一片明净。云彩的移动和形态，说明高空的风力要强得多。 地面微风轻拂，阵阵吹到了人们身上。 在这样的夜晚，颤栗、喜悦和激情都没有睡去，全失去了睡意，让一种不明来路也不知去向的剧烈运动所左右。也许，在这样的时刻人会老得更快，死得更早。而我觉得在自己的灵魂深处，我那世俗的事业以一种非人间的轻松成熟起来，既无名目，也无形态，如大海一样，只容你猜测或想像。 1961年，诺贝尔评奖委员会决定授予他那一年的文学奖，不是因为他的诗歌，而是因为他的长篇小说有更高的成就。1941年，他49岁时出任德国大使，一直坚持到德国军队攻占南斯拉夫王国首都之前的几个小时才撤离回国。此后四年时间，他把全副精力放在写作上，写出了不朽的“波斯尼亚三部曲”：《德里纳河上的桥》《波斯尼亚纪事》《来自萨拉热窝的女人》。想一想也很令人惊奇，他的文学写作竟然得益于两次世界大战！一战时他被判刑，被迫终止了革命者生涯，出现了一位富有才气的诗人；二战更加惨烈，世界上死了一亿人口，他被软禁，被迫终止了外交家生涯，出现了一位欧洲闻名的小说家。 这样的例子，虽然在世界上绝无仅有，还是给我们一个重要启发：停下来，写作吧。假如现在在中国挑一批写作志愿者，关进监狱——当然是一间与关押安德里奇、陈独秀的一样条件优越的监狱啦，让官僚阶层的特权和商品时代的金钱不再诱惑他们，让他们投入专心写作三年五载，会不会超越自己也超越别人，拿出更有意义的作品？ 如果还不能超越，如果还拿不出来，再重温一遍安德里奇的写作。 瑞典文学院为安德里奇的颁奖评语是：以史诗般的气魄，从他祖国的历史中摄取题材，描绘这个国家的命运。 安德里奇的获奖演说这样回答：一位优秀小说家的作品，除了会映照出我们的行为之外，还会指出我们所忽略掉的、我们所应当要做的乃至我们不该做而做了的。------在这种情况下，故事究竟是以现代还是以过去为背景，已经无关紧要了。 如果还不能超越，如果还拿不出来，再重温一遍安德里奇的生活。 像他那样，到六十七岁第一次结婚，然后活到八十三岁。 【自传与公传·196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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