花蜜：革命年代的“个人”问题
作者：我很较真搜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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花蜜：革命年代的“个人”问题
作者：我很较真搜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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革命年代的“个人”问题 作者：花蜜 来源：《齐鲁周刊》2011年第17期 60年前，1950年的4月13号，刚成立不久的中华人民共和国，颁布了它的第一部基本法《婚姻法》，5月1号正式实施。此后的实践证明，它的影响远远不仅限于婚姻，而婚姻本身，又岂止是两个人之间的事情。或许可以这样说，关于恋爱和婚姻的个人经历，其实也是整个国家历史当中最真实的元素。
“巧儿我自幼儿许配赵家，我和柱儿不认识我怎能嫁他呀。 我的爹在区上已经把亲退呀，这一回我可要自己找婆家呀。”1950年，电影《刘巧儿》蜚声全国，这个角色的现实原型是甘肃省华池县堡子村的农民封芝琴，她和表兄两情相悦，但父亲却为了多要彩礼钱而把她许配给别人，她奋力抗争。“这一回我可要自己找婆家呀……”大胆追求婚姻自主的“刘巧儿”唱出了人们对新婚姻的向往。 60年过去了，“刘巧儿”仍然会被人提起，但也许很少有人知道，这部由新凤霞主演、创造了50年代全民偶像的评剧电影，是为了配合宣传共和国第一部婚姻大法。 1948年秋，在三大战役打响同时，中共中央在西柏坡召开了解放区妇女工作会议，刘少奇在报告中专门讲到了婚姻法问题，要求“建立新民主主义的婚姻制度”。这年冬天，在寒风冷冽的西柏坡窑洞里，邓颖超率康克清等几人，开始起草并于1950年5月1日公布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婚姻法》。它规定：“实行男女婚姻自由，一夫一妻，男女权利平等，禁止重婚、纳妾、童养媳，禁止干涉寡妇婚姻自由，禁止任何人借婚姻关系索取财物。”尤其具有现代文明意义的是，邓颖超顽强坚持了爱情是婚姻的根本。争论的焦点是离婚自由问题。关键的一次讨论，邓颖超只有一个赞同者，其他人都不同意“一方坚持离婚可以离婚”的条款。邓颖超却坚持认为：妇女在中国社会受压迫、在婚姻问题上痛苦最多，最后，她以大无畏的革命气概拍板：“……总之，我坚持不附加条件，一方坚持要离即离。”《婚姻法》颁布后，正值“土改”和抗美援朝时期，一时没来得及宣传。1953年形势好转，这一年的3月份即被定为宣传贯彻婚姻法运动月，并迅速形成一场群众运动，虽然“不理解”的大有人在，认为这就是“妇女法、离婚法”，是“媳妇斗婆婆，老婆斗老公”，但是受到了鼓动的妇女们还是掀起了现代中国首次离婚高潮，童养媳要求解除婚约，“小老婆”要求离婚，当年全国法院共受理了117万起离婚案件。 很多中国人正是在此时第一次意识到，原来女人是有权“休夫”的。 这场婚姻革命期间，恩格斯的爱情经典名句也是一再被灌输：“没有爱情的婚姻是不道德的婚姻。”在电影《金婚》里，文丽训斥佟志：“庄同志14岁就订婚了，14岁的孩子懂什么爱情啊？你这位同志应该好好学习恩格斯的理论，对婚姻和爱情有一个新的认识！”“恋爱自由、婚姻自主”，成了那个年代最美妙的词语。据统计，1951年到1956年期间全国大约有600万对离婚夫妇。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离婚的后果对于女性来说显然是悲剧大于喜剧，作为一个整体，女性为自己的解放付出了沉重的代价。
五十年代，一切要体现出“新”，革掉很多老习俗。干部显然是这一时期“新”的主要代表，当时社会上流传着许多新民谣，如唐山市有“年轻干部资格老，派克金笔罗马表”；张家口地区有“一党员、二团员、三技术人员、四工作人员”等民谣，在那个价值单一的年代里，“干部”、“工人”成为年轻人择偶的首选目标。 1950年的《婚姻法》里还有这样一条，由于战争离乱，那些进城的军队干部，只要和自己的原配三年没有通信，就可以单方面提出离婚。同时，军婚受到前所未有的保护。 电视剧《激情燃烧的岁月》中，英雄团长石光荣看上了欢迎解放军的秧歌队里的城里美女褚琴，于是两人成为夫妻。这是解放初期相当普遍的一种恋爱模式，“先结婚后恋爱”——组织为你安排了最好的生活方式。 “八千湘女上天山”的故事，也是这样产生的。 1952年2月，20岁的湖南长沙织布厂女工李明，报了名去新疆当兵。而远在乡下的母亲一听到这个消息，就晕厥了过去，“细妹子，新疆那么远，去了之后什么时候才能回来啊？”李明想去新疆开拖拉机。自从1951年，人民解放军第一位女拖拉机手张迪源的照片，登上了《解放军画报》，当拖拉机手，就成了女孩们心中最神圣最理想的职业。而在政权初建的50年代，军队更无疑是年轻人梦与理想最集中的寄托处。 和李明一样进疆的，有3000多名湖南女人。西北军区总司令王震召开了军区大会欢迎她们：“你们要安下心、扎下根、保卫边疆、建设边疆。”这句话，让李明一下子有点惊慌，原本以为参军3年后就可以光荣回家，现在看司令员的口气，恐怕是回不去了。当晚，李明就听到不少女孩子哭了。 李明们当然不知道，在这次貌似普通的招兵背后，有更深一层的战略意义。 王震率领的新疆屯垦官兵约20万人，部队平均年龄38岁，96%官兵没有结婚。团以下官兵基本上是清一色的“光棍汉”。当时有种说法，“没有老婆安不下心，没有儿子扎不下根”。 稳定边疆，首先要稳定军心。王震给当时的湖南省委书记黄克诚亲笔写了信求助，“请你们大力协助，帮助招一批女青年，未婚，有过婚史，但是已经离婚离异的也行。家庭出身不管，把她们招来新疆，纺纱织布，繁衍人口，与我部队将士同建繁荣富强的新疆。”在电影《八千湘女上天山》里有这样的情节：女兵被叫进办公室面墙而站，转过身来就有一个男兵手举着花站在眼前，然后领导宣布“从今天起，你眼前的这个男人就是你的丈夫”，前后用时不过一扭脸的功夫。比21世纪的“闪婚”更闪。 虽然当时也有女兵质疑这种“分配婚姻”，一位18岁的周姓女兵，被组织安排与一个40多岁的老兵结婚，结婚当天就疯了。有一个姓胡的团长追一个女兵，结果把女兵逼自杀了。但现实是，大部分都顺从了组织的安排。嫁给了与比自己大10多岁，甚至20多岁的老兵。
1950年代的婚姻革命并没有持续多久，转眼间三大改造完成，社会主义革命高潮到来，“左”的流行，使离婚成了“资本主义腐朽性”的象征，谈情说爱成了资产阶级情调，《婚姻法》不再被谈起，人们改口说：“爱情的基础是政治。”“文革”时，一对农村夫妻要求离婚，法院判决不允许，并在判决书上写道“你们都是贫下中农子弟，没有什么根本冲突，有什么理由要离婚呢？”那个年代出品的革命电影中，从《冰山上的来客》到70年代的五个样板戏，片中的女主角不是孤女就是寡母，就连万恶的反动派抢亲的戏都逐步被删减，“不爱红妆爱武装”，样板剧中的男女主角最后终于到了无性别差异的境界。 在政治挂帅的年代里，信仰和阶级成分成为婚姻的主导力量。相识是“为了一个共同的革命目标走到一起来”，结婚是为了更好地“斗私批修”、积极参加阶级斗争。经组织批准后，新人们可以去拍流行的结婚照了。手握红宝书，心向红太阳，一脸浩然正气，再领一张写满语录的结婚证，办一场向毛主席鞠躬宣誓的婚礼，一对革命夫妻终于建立起一个革命家庭。 离婚也是因为“革命”。这个年代的离婚案，基本上无关性格感情，只关乎阶级成分。一句“划清界限”、“反戈一击”，使无数恩爱夫妻劳燕分飞。 在当时的一份离婚申请书中，一位妻子对自己青梅竹马、被打成黑五类的丈夫写道：“我爱的是无产阶级，恨的是一切反动阶级。他是我们的共同敌人，是我们专政对象，难道能让我一个革命同志作为反革命的家属吗？一千个不能，一万个不能。我们之间再也不是什么夫妻关系，而是一场你死我活的阶级斗争。”乱世不谈爱情。即便是真心相爱，也要藏着掖着，因为爱情的小情趣属于被批判的“小资产阶级情调”。1978年之前，年轻人公开约会被视为是可耻和堕落，手拉手逛公园被当作流氓行为，在集体禁欲的文革环境下，《少女之心》等“黄色小说”手抄本大量流传。 在人性扭曲、价值观混乱的年代，婚姻的功能更多偏向了生存和稳定。 因为阶级立场据说可以通过血统继承，所以介绍人在约男女双方见面之前，要先领双方父母到派出所去查户口卡片，以凿实各自的家庭成分。 这个时期的择偶排行榜上，根正苗红的军人高居榜首。因为“黑五类”、“狗崽子”，不仅影响自己，而且下一代招工、上学、工作都受影响。 “文革”结束后，政治因素在婚姻中的绝对强势迅速退减。1980年，实施了30年的《婚姻法》进行了首次修改。重大修改之一，是将“感情确已破裂”作为离婚的条件。 “遇罗锦离婚案”就是在这一背景下发生的。“思想反动分子”遇罗锦因生存压力结婚，平反后以“没有感情”提出离婚。是追求幸福还是忘恩负义？“遇罗锦离婚案”引发全社会大讨论。党报批判她不检点，内参称其堕落，审判一波三折，但遇罗锦最终还是离婚了。个人意愿战胜了一切。 “感情破裂”这四个字迅速成为那些年里的社会流行语。十几年后，人们再次被《大话西游》中牛魔王的一句：“感情破裂了”，逗得哈哈大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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