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知青岁月】：

（六）那年，我那班长

十七岁那年，我远行几千公里到了西双版纳的大勐龙地区。到那里后，我就被分在东风农场红卫六队当农工，开始了我的知青生涯。按现在的眼光看，那时候，我们应该还是一群乳臭未干的孩子。

那时，版纳的橡胶农场还没有改制成军垦，也没戴上中国人民解放军的头衔。农场的基层单位那时还没叫连队，而被称为“队”，有趣的是“队”下面的生产班组却一本正经地叫作班，俨然有点军队的味道，这可能也是受了当时文革的影响。

到六队两天以后，我们就被分到班里，我和其他三个上海知青分到了四班。班里还有十几个老工人，其中还包括几个文革前就来农场的重庆知青。

班里有两个班长，一正一付；另外还有一个称谓，一个叫政治班长，另一个叫生产班长。这真是“麻雀虽小五脏俱全”，也能从中一窥当时的时代印记。

我们的两个班长是对来自湖南醴陵的中年夫妇，当时大约都还没到四十岁，男的姓叶，是个精壮的汉子，个子不高，身上的肌肉却很健壮、匀称，平时言语很少，性格较为内向；女的姓何，长着两个大眼睛，还疏着两条辫子，性格外向，他们这对夫妻的组合，正好与传统的男主外女主内相反。何班长专管政治思想和学习，就是政治班长；叶班长分管生产劳动，也就是生产班长。

那时的农场明明是种橡胶的，却把政治学习和开会放在非常重要的地位，每天晚上的开会几乎是雷打不动的，不是开大会，就是开班会。

每天，我们从山上劳动下来，已经筋疲力尽，接着就匆匆地吃晚饭、冲凉。没过多久，队长就敲起那挂在场地边木架子上的旧铁块，金属的撞击发出急促而刺耳的声响，于是便全队集合开大会。

大家带着小板凳，以班为单位排成纵队坐在场地上，我们的班长也非常敬职地一前一后坐在他们固定的位置上，前面亮起了马灯，队干部轮流上前讲话，所讲的主要内容大多是：“东风吹、战鼓擂、到处莺歌燕舞、江山处处红遍。”之类的文革台词。农场虽然地处边陲，但是这些台词的内容与全国应该是保持高度一致的。有些主讲的干部，由于文化水平实在有限，在前面嘟嘟哝哝的半天，实在是不知所云，有时还能留下令人啼笑皆非的笑柄，但他仍然乐此不疲。

有时晚上不开大会，就开班会，版纳雨季多雨，有时雨下大了，不能上山干活，白天也开班会，因此，全班集中在一起开会的机会并不少。

我们的班长对于他们的职务是非常尽职的，每当开班会的时候，何班长总是站在她家门口大声地召唤我们前去集中，她的丈夫，我们的叶班长这时总在家里忙着摆放着凳子，默不作声而又满面笑容地招呼我们入座。当何班长在煤油灯旁正襟危坐用带有浓重的湖南乡音认真的读报时，叶班长总是坐在角落里，从身上摸出一个铁皮盒子，从中拿出裁成小方块的旧报纸以及土烟丝，熟练地卷出一支圆锥形的纸烟，点着以后慢慢地吸起来。在昏黄的煤油灯下，何班长那朗朗的带有浓厚地方色彩的读报声，叶班长那时明时暗的烟头，以及那浓烈而呛人的烟味，组成我们班会的主要氛围。除了那内容以外，那氛围在那年月还真得有点温馨。

到农场后，我们最先参加的劳动是砍坝。清晨，我们套上刚发的厚厚的蚂蝗袜，肩扛着长把砍刀，冒着那似雨非雨的大雾，顺着那蜿蜒的山间小道上山，路两旁杂草上晶莹的露珠，很快把我们套着蚂蝗袜的裤腿打湿了，粘在腿上，有点难受。到了山上，回头看山脚下，那像毛毛细雨般的大雾变成了一片茫茫的云海，那一座座黛绿色的山头都成了云海中的仙岛，真有点像蓬莱仙境。我们全班人马一字排开挥舞砍刀干开了，开始我们还有新鲜感，很快就双手发麻，两臂发软。

这时何班长笑着说：“莫急哒，以后有的干咯！”叶班长却不太吱声，只是看到我们砍到不太容易砍倒的竹篷时，叫我们退后一步，他上前三、二下就把它砍倒了。

第二天，我们再上山时，发现叶班长走在我们前面，边走边挥着砍刀，扫动着小路边的杂草，草上的露珠纷纷掉落，我们的裤腿也不像昨天那样湿了，从此，我们也知道这个小小的窍门。

我刚开始参加农场生产劳动时，也曾经与班长一起上山挖过种橡胶的梯田，也挖过穴。

挖穴可是个技术活，不掌握要领很难挖好，开始时，我只会使蛮力，穴还未挖成型，手上已经打起了血泡，何班长不知从那里找来布条，一边帮我包手，一边又说着：“莫急哒，时间长了就不打泡哒。”管生产的叶班长，仍然是言语不多，只是看到你有挖不断的树根时，他会示意你让开，然后他砍刀、锄头并用，三、二下就挖断了。

六队是个老队，其主要成分是来自湖南农村的老工人，他们一般都是干农活的行家里手，也较会打理自己的生活，因此，相比之下，六队生活条件不算最差。

那时，食堂里每天还是有些单调的素菜，（这比我以后几年在新连队过得日子要好的去了！）有时，班长看到我们捧着饭碗走过，会叫我们到她家里去弄些菜，我记得他们家里那种用小米辣炒出来的小鱼，能辣得你跳起来。

那年雨季时，我生了场差点要了我的命的病，危险期过了以后，我浑身无力地躺在总场医院的病床上，不断地有些知青同伴来看我，但始终没有一个队干部出现，当时也没有觉得什么，只是现在想想，好像有点太没有人情味了。有一天，我的班长来了，她还用一块大手绢包了七、八个鸡蛋送给我，这件事留给我的印象太深了。去年，我回农场还想着去看看我那班长，只是他们已经不在那里了。

知青的生涯是苦涩艰辛的，但我刚到农场时碰到的那两个班长是善良、憨厚的。这是我的幸运，这种幸运也不是每一个知青都能碰上的。

直到今天，我的耳边还会响起，我的何班长用湖南方言半开玩笑半当真地叫我“涛伢仔，涛伢仔,”的声音。我的眼前还会出现那七、八个用手绢包着的鸡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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