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革中对知识分子大围剿之根源探微
作者：黎烈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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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革中对知识分子大围剿之根源探微
作者：黎烈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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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革中对知识分子大围剿之根源探微 文革，在一定意义上说，是一场大规模迫害知识分子的运动。其范围之广，涉及人数之多，批判方式之野蛮，之残酷，在中国历史上，乃至在人类历史上，都是史无前例的。凡经过文革的中国人，都知晓那场在全国范围内斗教师，斗文艺界人士，斗资产阶级反动学术权威的惊心动魄大闹剧。那么，这场大闹剧，为何会在中华这样一贯尊师重教的国度产生？
毛泽东是文革的发动者，我们理所当然地首先要探讨他对知识分子的认识与态度。 毛泽东之仇视知识分子的表现，人所共见。而这种仇视，一般被是认为年轻时在北大做图书管理员的经历导致了他对知识分子的偏见。当时月薪仅8元的毛泽东（北大教授月薪为200元到300元），心情很坏。在1936年他和美国记者埃德加.斯诺回忆说：“我的职位低微，大家都不理我。我的工作中有一项是登记来图书馆读报的人的姓名，可是对他们大多数人来说，我这个人是不存在的。”从中不难看出他对于自己在知识分子中受冷落之境遇，是何等地耿耿于怀。很多人因此认为，这是毛泽东迫害知识分子的重要因素。 但如果仅仅从这一点去观察，还是不够的。关于它的思想原因，还要向深处开掘。从毛泽东选集的第一篇《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中，可以看到他对于知识分子的非同一般的观念和立场。 《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有1926年版（1926年《中国青年》3月号），是原文；有1951年版，做了修改，收在《毛泽东选集》中，为第一篇。原文划分中国社会各阶级为五类：大资产阶级、中产阶级、小资产阶级、半无产阶级和无产阶级。“大资产阶级”为：买办阶级、大地主、官僚、军阀和反动派知识阶级。毛泽东指出：“反动派知识阶级──上列四种人附属物，如买办性质的银行工商业高等员司，军阀政府之高等事务员，政客，一部份东西洋留学生，一部份大学校专门学校教授、学生，大律师等都是这一类。这一个阶级与民族革命之目的完全不兼容，始终站在帝国主义一边，乃极端的反革命派。”而在51年的《毛选》里，中，毛泽东删去了“反动派知识阶级……”这一段话。 由此可知，早在革命初期，毛泽东从理论上，就将一部分留学生，包括教授和学生，一部分留洋学生，乃至大律师作为一个阶级——“反动派知识阶级”来对待了。在此，我们找到了毛泽东在文革中，在全国范围内，对大量知识分子进行大批判的思想根源。在青年毛泽东革命初始，便已经锁定了“反动派知识阶级”的目标。在建国后，可能他本人也觉得十分刺眼，于是“反动知识阶级”的文字在《毛选》中不见了。 此文发表时，毛泽东33岁，已经自认为是一位马克思主义者了。 毛泽东领导的中国革命，是有世界背景的。这种世界背景，就是马克思的暴力革命推翻资本主义之理论和列宁的十月革命之实践。马克思的学说自有其不可忽视的价值，但以暴力推翻资本主义社会的结论，却缺乏普世价值的支撑，在实践中也最终被大多数国家所抛弃，如列宁暴力推翻的理论与实践，已被俄罗斯民族自己所否定，被证明是人类的一段弯路。中华民族在改朝换代的悠久历史中，一向是用武力——即所谓革命来说事的，因此，新中国的建立，用暴力方式解决，并非偶然。它对于华夏民族来说，已经是一种常态——如果没有马克思主义的传入，沿着历史惯性，中国人当时仍要动用暴力解决问题的，只不过马克思暴力推翻资本主义社会思想的传播，给无产阶级暴力革命的必然性、普遍性带来了理论的支撑。其实，对于人类来说，暴力总是在迫不得已时采取的一种解决矛盾的方法，而伴随着人类文明的进步，用牺牲生命来取得既定目标的做法，越来越不为人类所采用。于是将以暴力推翻资本主义作为一种普遍真理的政党，就面临着一个很大的难题——怎样将这种颠扑不破的真理性质解释得圆满？而对这种暴力革命之普遍意义最有力的质疑者，就来自人类的理性。其中，掌握越来越多知识的读书人，是质疑者的中坚力量。这其实正是以暴力革命实现掌握了政权的毛泽东最敏感也最忧虑的地方。 那些律师、和部分留洋学生们，为什么会被毛泽东定为反革命派呢？律师的职业，是讲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的，而留洋学生们，则会往往对那些建立了民主制度的国家，采取肯定和赞许之态度，一部份大学校专门学校教授、学生们，更是因为博览群书，通晓古今，对于暴力革命的普世性，不会轻易赞同的。毛泽东这一点倒是没有看错。 由此可见，毛泽东建国后对于知识分子的改造乃至大规模冲击，绝不只是个人义气使然，早在革命初期，情感的和理性的诸种因素，就深刻地显露出来了。毛泽东对知识分子的残酷斗争的性格上的因素，也不可忽视——毛泽东青年时期所作诗歌《蛙》，已经将其独断专行的霸气性格展示无余：“独坐池塘如虎踞，绿荫树下养精神。春来我不先开口，哪个虫儿敢作声？”从这种只能由蛙来开口，不许其它虫儿发声的气势中，可以窥见毛泽东对不同意见的态度，也可以窥见他对知识分子一贯改造、高压乃至极尽打击之能事的奥秘。当然，当然，这种独断霸气的气势的背后，终归是底气不足，有着浓郁戒惧担忧的心理在。毕竟，真理不是一人能垄断的——广大知识分子的思想和智慧，迟早会不可压制地爆发出来，尽管毛泽东绞尽脑汁在中国维护他个人的指导思想体系，却不能阻挡人类智慧发展的大趋势，知识分子，一直是笼罩在毛泽东心头的挥之不去的阴影，奥秘即在于此。
毛泽东建国伊始，便大开杀戒，在“镇反”期间，他杀掉了一批“反革命知识分子”，还说过一段震惊国人的话：“秦始皇算什么？他只坑了四百六十个儒，我们坑了四万六千个儒，我们镇反，还没有杀掉一些反革命的知识分子吗？我与民主人士辩论过，你骂我们是秦始皇，不对，我们超过秦始皇一百倍。骂我们是独裁者，是秦始皇，我们一概承认。可惜的是，你们说得不够，往往要我们加以补充。”。以“独裁者”自命的畅快语气来抒发暴力镇压“反革命的知识分子”的豪情，正体现着毛泽东对于持不同政见的知识分子的严酷态度。他翻尽古人公案，公然颂扬秦始皇之“焚书坑儒”，已经为文革中对“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乱棒相加、万人践踏，开了先河。 毛泽东对知识分子，极警觉他们对于他秉承的暴力革命学说与实践的质疑。凡是对他的阶级斗争思想有些微不同的见解、观点，他都给以严厉的抨击。如电影《武训传》,不过艺术记录了清朝未年武训不惜几十年唱歌卖艺、积攒善款、为穷人筹办义学的事迹，就被毛泽东视为洪水猛兽，于1951年在全国范围内大加批判。他亲自撰写的《应当重视电影《武训传》的讨论》之社论，称武训之举为“丑恶的行为”，并愤愤地说：《武训传》“用革命的农民斗争的失败作为反衬来歌颂，这难道是我们所能够容忍的吗？承认或者容忍这种歌颂，就是承认或者容忍污蔑农民革命斗争，污蔑中国历史，污蔑中国民族的反动宣传为正当的宣传”。请看，“积攒善款”的行为，因为没有歌颂“农民革命斗争”，没有宣传暴力革命，在毛泽东眼里，就是“污蔑中国历史”！历史学家翦伯赞在《对处理若干历史问题的初步意见》中，得出“在经历了一次大的农民战争以后，封建统治阶级为了恢复封建秩序，有时对农民作出一定程度的让步”的历史学命题，这显然与毛泽东的阶级斗争学说不同，他批判说：“在农民战争之后，地主阶级只有反攻倒算，哪有什么让步”（《1965年12月毛泽东在杭州讲话》）？毛泽东在1958年，视给共产党提意见的知识分子为“资产阶级反动派”，他不惜用“引蛇出洞”之法，对大量的知识分子进行了严厉的镇压，造成了建国后的重大冤案。在文革中生活过的人们都知道毛泽东的一条“最高指示”：“利用小说反党，是一大发明。”他这一指示，闹得全国鸡犬不宁，多少“反党”作家被斗被批乃至死于非命？总之，在毛泽东心目中，知识分子中反对无产阶级暴力革命、反对阶级斗争的人们，大有人在。真是风声鹤唳，草木皆兵了。至于党内的曾经长期与他并肩战斗的战友刘少奇，在20世纪60年代没有和毛泽东的“社会主义道路和资本主义道路的矛盾”的阶级斗争提法相一致，而是提出“党内党外矛盾的交叉”之看法，也不能幸免，最终造成了被批判乃至置于死地的下场。 从开国伊始在肉体上消灭“反革命知识分子”，到文革中以浓郁的暴力色彩来批判知识分子，毛泽东完成了他防止“资本主义复辟”的一项重要战略部署。
为了完成改造知识分子的任务，毛泽东提出了一套全新的知识分子观。首先，他破天荒地提出了知识分子不如工农的观点。他有一段著名的谈话：“最干净的还是工人农民，尽管他们手是黑的，脚上有牛屎，还是比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都干净。”（《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认为工农比知识分子干净，是毛泽东一大创造。中国历史不会忘记毛泽东将中国工农发动组织起来的贡献之功（平心而论，这一贡献相当不小），但是他在动员、组织这些底层群众时所提出、阐发的观点、理论，却有诸多错误偏激之处，产生了严重的负面影响，这是我们必须面对和检讨的。工农有工农的优点，知识分子有知识分子的长处，对这两种群体，作优劣比较，本身就是荒唐的。毛泽东不但认为知识分子不如工农干净，而且认为知识分子在知识方面，也不如工农：“许多所谓知识分子，其实是比较地最无知识的，工农分子的知识有时倒比他们多一点”（1942年2月1日毛泽东在中共中央党校开学典礼上的演说）。他提出一个影响了中国数十年的著名论断：“革命的或不革命或反革命的知识分子的最后分界，看其是否愿意并且实行和工农民众相结合”（《青年运动的方向》）。尽管这个口号，在抗日救亡运动中，曾经发挥了其积极作用，但此提法本身，却因其偏激、武断而经不起推敲。不少人，由于工作性质的关系，并没有和工农长期工作生活在一起，他们照样为国家作出了贡献，是我们民族的骄傲；和工农长期生活工作在一起，未必能保证道德、才智的最好涵养与发挥。另外，此提法本身，是在神话工人阶级（所谓最先进的阶级）、贫苦农民（即所谓无产阶级最可靠和最广大的同盟军）的基础之上的——事实上，工农民众并非如毛泽东所说那样完美与神奇。如果说，要求知识分子和工农结合，是为了民族团结奋斗，实现民族的特定任务和目标，尚有积极意义的话；把此口号提到情感道德层面上，要求知识分子完全向工农看齐，并完全融合到工农中去，这样就泯灭了知识分子的个性，在实际上消灭着知识分子本身。毛泽东以自身为例这样说：“我是个学生出身的人，在学校养成了一种学生习惯，在一大群肩不能挑手不能提的学生面前做一点劳动的事，比如自己挑行李吧，也觉得不像样子。……革命了，同工人农民和革命军的战士在一起了，我逐渐熟悉他们，他们也逐渐熟悉了我。这时，只是在这时，我才根本地改变资产阶级学校所教给我的那种资产阶级的和小资产阶级的感情。……这就叫做感情起了变化，由一个阶级变到另一个阶级。”把和工农的接触，指向一个终极目标——由一个阶级变到另一个阶级；试想，此刻感情都无二样了——完全等同于工农了，还有什么知识分子自身的存在可言？感情是非常个性化的，让一个人的情感变为他人的情感，这是很可笑且办不到的。事实是，知识分子之自身的思想情感、思维方式，是固有的，它即使有弱点和缺陷，而可以与其他人们取长补短；绝没必要从另一种同样有着人性弱点和缺点的社会群体——工农那里获得救赎。毛泽东的这种提法，看起来很崇高且新颖，其实是一种不可能实现的幻想。 知识群体的诞生，是人类在进化、发展过程中的一种飞跃。人类自从有了越来越丰富的知识，各个方面就呈现了巨大的进步。知识分子在人类历史上产生、发展、壮大的趋势，是人类更好生存和反省人生的需要和必然结果。一个国家的知识分子越多，它的文明程度就越高，用理性节制野蛮、愚昧，有更高质量生活的可能性就越大。上面说到，将知识分子群体和工农群体相比较，是荒唐的，没有可比性；而从个体的一般情况来说，一位知识分子的能量，却比一位工人或农民要大得多，尤其是在现代化的进程中，知识大爆炸的时代。在某种意义上说，一个国家的知识分子的数量和质量，是决定其命运的关键性问题。毛泽东命知识分子在思想情感上融合到工农中去，用大量的时间去到农村工厂去从事体力劳动，扩大着体力劳动者的队伍，不但取消了知识分子的创造个性，也使国家民族在科学文化上被世界远远抛在后面，在文化上造成了大倒退，这真是人类历史上富有想象力的奇特之举。 自古以来，中国知识分子和农民，就具有一种天然的密切联系，尤其是在科举制度实行以后，一种耕读的传统，就在广大的华夏大地上，延绵不断。来自或富裕、或贫穷的农民子弟通过考试变成了知识分子，做了官，而他们那来自耕地的种种经验与情怀，早已积淀于灵魂深处（当然也有相当的富贵而忘本者），在他们的行动和诗文中的悯农、伤农、助农情怀，不绝如缕。而毛泽东在建国以后，将国家分为城市、乡村两种户籍，不但造成了乡村的贫困，使工农、城乡之间差距加大，而且在很大程度上切断了知识分子与广大农村百姓之间的联系与互动——知识分子和广大农民难通消息、难以交流的障碍，其实正是毛泽东自己造成的。众所周知，建国后长时间内，农民是不能进城的。这种人为造成的障碍，却要通过所谓知识分子到乡下去改造，接受所谓再教育的曲折之路，来消除这种“城乡差别”，形成了一种造作的文化状况，在人类历史上，实属仅见。 人有了知识，就能更聪明智慧起来，那有了更多知识的人，就自然而然地成为了教师，成为了科学技术和人文领域的专家、内行。这是人类历史的事实，人类就是这样走过来的。毛泽东凭贫苦出身来决定知识掌握权，采用推荐的方法，来让工农兵上大学，而将所谓出身反动的青年拒之门外，来防止“资本主义复辟”，这种新的创造，可以靠权力实行于一时，却不能阻挡中华历史发展的必然趋势。他千方百计对知识分子的防范措施，可谓用心良苦，无奈逆历史大趋势而动，造成了千古笑柄。毛泽东这种神话工农群体，打压知识分子的战略，挟暴力革命之余威，严重误导了那些文化水平很低的工农大众，虽风行一时，在具有悠久传统的尊师重教的中华文化面前，却如风卷残云般地消失，其中的经验教训，是值得人们深长思之的。 毛泽东在谈到人们对他“伟大的导师、伟大的领袖、伟大的统帅、伟大的舵手”的颂扬时，说到：“‘导师’（教员）应当够了”；在和埃德加·斯诺谈话时曾经说：“我像一个打伞和尚（无发无天）”，可见对于精神独立是何等地重视。他的悲剧在于，曾经作为一个教员的他，追求精神独立，而广大的教师们、知识分子们，也和他一样，同样有读书人追求精神自由的本能；毛泽东的悲剧也是中华民族知识分子的悲剧密切相关。他们中的多数人，苦读诗书，做学问，大都以“贷与帝王家”为宗旨，却不知自由为何物，悲哉！ 2013-04-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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