79年，我从车间调到教育科当老师，感觉好极了，原来的工友，见面都改口称我“河老师”了。我新奇又自傲，没有送礼，没走后门，几千人里单挑我，哼……
 　　说来好笑，初中未毕业的我，居然要上三门课：语文、数学和英语，一天忙得我脚打后脑勺。那时是双补，课堂里要坐百十个人，从二十岁到四十多岁，那个乱哪，抽烟的，讲话的，那个学得进？我拿着教鞭，“啪啪”地打着黑板，总要有点师道尊严吧，可下面有我的师傅、师兄和生产组长；有我的邻居、朋友和一起进厂的知青，那个将我的一本正经的回事！
 　　经过几次努力“整肃”，那些自以为跟我“铁”的哥们几次考试不及格后，便开始认真对待学习了。“河水治学有方”的消息传出，引来了厂党委书记“微服私访”，差点让我栽了跟头。
 　　那天，上语文课，我正在课堂上“以己昏昏，使人昭昭”，被那偏正、述补结构，从句复句搞得晕头转向时，发现学生们一个个格外地体谅我，课堂里鸦雀无声，难得。于是我就尽情发挥了，说什么语法分南派北派，南派认为如何如何，北派认为如何如何，课堂上开起无轨电车来。讲着讲着，我又要抱怨厂里不重视教育，教室里没有暖气等。突然，我发现最后一排赫然坐着厂党委书记，惊出一身冷汗，连忙使劲将话头转了弯，继续我的南派北派。
 　　下课后，党委书记拍拍我的肩膀：“嗯，小河讲得不错，就是太深了点。”

                二、上数学课，我被挂在黑板上

 
  那时，课是随职工的倒班情况安排的，工人日夜三班，我同样的课就得上三次，每次两小时。这样安排很累人，从教工、教务到教师，所有活基本都是一人干，每天，上到最后一堂课自己脑子里全是浆糊。 

 一天，上数学课，是当天的最后一堂课，讲的是繁分式。几道例题我在备课时已弄的滚瓜烂熟，前两堂课挥洒自如，感觉良好。课间，我将每道例题层层展开，边讲边算，写了满满一大黑板，然后，用自以为十分优雅的动作，很自信地将答案写在黑板右下角－－仅剩的一块空处。转过身来，轻松地擦擦手中的粉笔灰，对学员说：“繁分式其实不难，关键在于细心，演算时，特别要注意不要将符号写错。”

 下面有学员在叽叽喳喳的说话，我问：“有什么问题吗？可以提出来。”一个学员起立说：“我觉得答案不对，跟上一堂课算得不一样！”那时，职工可以根据自己的班次选择上课时间，认真的学员常常连听两课，虽然是一样的内容。

 我一下子紧张了，赶忙看教案，是错了。于是从演算第一步去找，直到最后，没毛病哪？再找，还没有。下面有五六十名学员呢，他们七嘴八舌，这个说这儿错了，那个说那儿错了，我的脑子已经开始发热，思维僵滞，眼前只是白花花的粉笔道儿，根本无法演算了。我盲目地听从学员的指挥，这儿改一下，那儿又改一下，直到下课，我也没找出错在何处。

 等一教室的人都走了，我猛喝了一通凉开水，脑子冷静了，走下讲台，坐到刚才学员们坐的位子，再看黑板，嘿！不就是写错一个符号吗！

 一个符号的错误，使我第一次尝到了被挂在黑板上的滋味。

 文革时期的68届初中生，能学过多少东西？我只好天天捧书本，十分艰难地备课，现学现卖，许多知识往往仅比学员提前一两天弄懂。经验告诉我，只要在课堂上沉住气，将自己吃透的讲清楚，自己没有把握的蒙过去，回去再翻教材和教参，第二天照样可以温习旧课的理由，把前次含糊的地方重新讲一遍。

 有时候这个方法也并不灵验。一次我在讲一元二次方程根的判别式 b2－4ac 时，自己怎么也讲不清楚，心想蒙混过去，明日再说，可有个小伙子就是刨根问底，弄得课堂上乱哄哄的，急得我浑身燥热，汗直往鼻尖上冒。后来，我才知道这个小伙子在校时是个高材生，因要顶替父亲的工作，才辍学当了工人。这时，我再装模作样就显得太没身份了，于是对学员说：“看，小李这种认真态度是值得大家学习的，下面，请他上来……”

 第二天，我找到小李，告诉他，以后不要再来听课了，毕业的事，我包了。几个月后，我送他上了天津技术学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