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知青剪影】：

宏声“声宏”——记大头

大头——他的同学、荒友都习惯于这样称呼他，是上海知青，66届老高三。个子虽不高，但壮实，而且确有一颗充满智慧的大头。

1968年66届毕业分配时，有40%的留沪指标，而他，却主动报名去了黑龙江生产建设兵团。多年后我曾问他，你当时真的愿意下乡吗？他问答：“我是学校分配小组中唯一的学生代表，动员别人去，我能不去吗？”到二龙山修路，他专门负责点炮炸石头。这活计，非常危险，需要胆大的；最容易出事，更需要心细的。而大头，二者兼备，在前一位专职放炮员受伤后，被奉命顶了上去。“开始并不觉得害怕，干的时间越长越感害怕。”他曾回忆道。好在，他半年里点炮无数，更多次排哑炮、除险情，却不曾出过半点差错。

回19连开荒，他当过马号班的班长，头戴狗皮帽，脚蹬大头鞋，身裹军棉袄，腰间随便找根绳子一勒，把手中的大鞭子甩得震天响，活脱一个车老板的架势。钻密林，爬雪坡，过草甸，翻山路，为连队运物资，为职工拉烧柴，无惧酷夏寒冬。

毕竟是真正意义上的“知”青，所以，他在兵团的十来年里，还属当团部中学教师的时间最长。虽然，去了团部，但对于仍旧留在山间连队里的荒友却是热情未减半分。于是，他的宿舍，成为我们去团部时的落脚之处。今天你来，明日我往，从未见他有过腻烦。

知青大返城时，他先是随妻子（牡市知青）去了牡丹江；1993年，又携妻儿迁回了上海。眼瞅着奔五十的人了，一时很难找到合适的单位，不得不四处打短工：做过出纳，踏过黄鱼车，推销过软件，倒腾过计算机部件……但在风雪北疆锤炼过的人，自有最为顽强的生命力与奋斗精神。熬过了最初的艰辛，他重回学校。从普通教师到出任校长，又用三年时间，摘掉了该校“薄弱中学”的帽子，直至被评为上海市的优秀党员。

与大头交往，有40年了。但对他的认识，似乎永无止境。早知道他有音乐细胞，当年在连队时，就率先抱起了吉他，在雪夜的马号里，在宿舍的油灯下，无所顾忌地弹奏过《卡秋莎》、《红梅花儿开》等前苏联的歌曲。近两年去他家串门，又发现，他还是家居装修的高手。楼上楼下、房前屋后，布置得温馨又舒适。至于绘画，是他自小就培养起来的技艺。只是在下乡后，才搁置了。如今退休，便又拾起了画笔。一张张风景油画，为他住宅的客厅、走廊，增色不少。他还喜好摄影，长炮短筒拍下的照片绝对够参展的水平。2007年，他所在学校的男子乒乓队夺得了上海市中学生“阳光杯”初中组一等奖。而他，恰是该队的技术指导……

然而，这一切都还不足以显示他的全部才华、眼光、胸襟、气度。

因为，他的名字叫“宏声”。

或许，出生时的第一声啼哭的音量就超乎常人，所以，父母为其取名“宏声”。不过，在生活中的他，嗓门虽大，音色却并不很美，甚至还有些沙哑。然而，在其退休后的最近一年多里，他却做了一件大事，发出了在我看来绝对是与他的名字相吻合的宏亮声音——那就是，他和他的兵团战友，在知青大返城的30年之后，再次吹响了新的集结号，编辑出版了我团知青自己的书：《青春长歌——855知青忆事》。

《青春长歌》为大16开本，共370页，收入146篇文章（包括回忆、日记、家信、诗歌和其他文字）与600多幅图片（从昔日泛黄的旧照到如今聚会的彩照以及若干荒友的书画），无论是外在的装帧设计，还是内在的思想容量，都堪称厚重、精美、图文并茂。

当然，纪念册的成功问世，原因很多。有41团上海知青联谊会的首倡，有顾问委员会、编辑委员会的集体智慧，更有广大荒友的鼎力支持与积极参与。但是，从头至尾，操持具体事务最多的，是大头。

所有的稿件，都是通过他的邮箱，汇集、分发到各位编委手中的（一度，他的邮箱被挤爆）。不仅通读所有的稿件，而且，他还对重点稿件加以点评、综述，通过网络，传布给更多的荒友。许多人，正是受他评述的感染而打开了自己记忆的闸门。

所有的稿件，也是通过他的统筹、组织，集众人之力，得以修改、得以归类，得以纲目清晰，最终编辑成型。而与专业广告公司的联系、磋商，也还是他唱主角，往来奔波。从封面设计到内页安排，与相关人员逐一商定。

这中间，他奉献的，不仅是体力与精力，还有财力和物力。这中间，围绕文章观点的倾向、版面编排的组合，必然会发生编委之间、荒友之间意见上的交锋。而他，往往就成为各方意见沟通、融合的中枢。

30多年来，对于当年那段时光的评价，是“岁月蹉跎”，还是“青春无悔”，在知青中颇有争议。因此，作为我团荒友用自己的心血凝聚合成的《青春长歌》也不可能绕开这一问题。对此——

大头的认知是高屋建瓴的：“全国1700多万知青，在当时，就是1700万奋力排除生产关系干扰的实实在在的生产力。在那时，车轮子转着知青，餐桌上吃着知青，身上穿着知青，炉膛里吞食着知青，连嗷嗷待哺婴儿的奶瓶里也有知青。文革折腾了十年，共和国大厦为什么没有塌陷？其中就有知青在为苦难中的共和国忍辱负重。”“舵手的舛误使航船坠落漩涡，但不能因此否定水手们为挽救沉船所做的努力；时代是悲剧，但北大荒精神永存。”大头的寄意是厚重深远的：“《青春长歌》，是我们在写自己。我们留下《青春长歌》，不仅是给那个年代，那片黑土地，北大荒的父老乡亲，4000余名热血知青一个交代，还为了让它给整整奉献了一代青春的知青证言；我们留下《青春长歌》，还留下了用我们的青春、汗珠、血泪，甚至生命为代价兑换的警示。不应要求《青春长歌》承载太多，功过事非的评价也并非本书所能。读后思痛，读后求索，是本书寄予后人和未来的期望。”这样的认知与寄意，融会在了他的一篇又一篇激情与文采兼具的点评与综述之中，与荒友的回忆文章交相辉映：

“……启航，航员是红色的、年轻的、欢乐的、激进的，还‘哭成一片’；五七八年后，返航，航员起码已不再激进，多了些深沉，多了些坚毅，有的拖儿带口，也有掉眼泪的，但更多的学会了控制。”“许多知青在思索，我们从黑土地带走了什么？返城时，我们怀中揣着老嫂子的还冒着热气的玉米和鸡蛋，旅行袋里塞满老爷子精心挑选的蘑菇木耳，我们带走了岁月年轮在额头上刻下的皱纹，带走了上山伐木、雪地抢粮留下的风寒腰伤疤腿；我们还带走了都市人少有的豪爽、坚韧、豁达和顽强的生存能力。我们从五湖四海汇聚到北大荒，离去时，已经烙上了共同的黑土基因。”“久违了，雪爬犁，钎子，铁锤，炮眼，导火索；久违了，大烟泡，凿冰打鱼，抬木头的号子，炉筒子；久违了，蘑菇头，快马子，煤油灯，溜兔套；久违了，红通通的沙果，黄澄澄的大渣子粥，热乎乎的炕头，香喷喷的葵花子；久违了，深一脚浅一脚的草甸子，三班倒轮番上的蚊子瞎虻和小咬；久违了，毛绒绒的狗皮帽，笨重的大头鞋，湿了又干，干了又湿的臭鞋垫；久违了，我们心中渐行渐远的北大荒。”“为了求索，为了警示，我们中的一些可敬荒友已经不惜立自己为箭靶。所有的剧种中，我最不喜欢看的就是悲剧，它会引起太多痛苦的回忆，这也许与我们在文革期间，在上山下乡运动中经阅太多的悲剧有关。但我们还是必须直面悲剧，因为唯有悲剧最深刻。一个伟大民族不该忘记曾经发生的悲剧，不应回避曾经丑恶的一面，这，也许就是‘多难兴邦’的缘由和真谛。”……

当然，任何有人群的地方，都不可能意见完全一致。所以，大头与众编委在编辑此书的过程中，坚持的是求同存异。这种坚持，使得此书既有了思想上的锋芒和深度；同时，也兼顾了内容上的多彩和广度。正如他所总结的：“这本书里包容了上山下乡亲历者在40年中各个时期的思想观点和思考。40年前的运动，是千万人对一个人意志的服从；40年后的今天，时代和社会的民主开放将同时融入我们的这本书。”至于暂时不能达成共识的某些见解，他将写进自己的博客。

无疑，大头是性情中人。豪放时，能与至交畅饮，杯杯见底。儒雅时，也能与知音品茗，细啜慢饮。他纯真，当样书到手时，兴奋如同孩童，居然会想到用秤称（重达1200克）、用尺量（约有20毫米厚）。也难怪，《青春长歌》从酝酿到成书，历时一年多，其孕育的时间远远超过了十月怀胎。而作为催生者之一，他能不激动与欣喜吗？他还浪漫，未等《青春长歌》正式开印，已开始幻想将来的某一天，让小孙孙捧读此书，并为他们讲述爷爷奶奶的故事……

7月3日，《青春长歌》将在上海举行首发仪式。可以想见，届时的会场，必然少见不了大头的身影。不是在台上，而是在台下拍照，为来自农场的老领导、来自各地的众荒友留下难忘的瞬间；在幕后奔忙，为京津牡哈齐甬等地的知青统筹办理该书托运的手续。虽然，他的年龄已过六旬，但依旧身手敏捷、脸泛红光，如同壮年。尤其是：他的笑容，是那样的灿烂；他的话语，是那样的真诚；哇啦哇啦的嗓门，更是富有磁性，让所有与他接触的人，都会感到亲切自然、一见如故、被其吸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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