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州文革悬案追踪系列】之一：孤魂无处话凄凉
作者：阿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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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州文革悬案追踪系列】之一：孤魂无处话凄凉
作者：阿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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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州文革悬案追踪系列】： 前言 即将收入博客的“吊劳改犯事件”：广州文革悬案追踪系列《孤魂无处话凄凉》《广州人谁能告我真相？》《“吊劳改犯事件”最新重大发现》和《娃娃行凶，匪夷所思》共四篇原创文章，记录了笔者数年来追踪调查广州文革悬案的过程，从道听途说的见闻搜集，苦无实证的推测分析，到发现真名实姓的死者，面对洋洋得意的疑凶，直至骇人听闻的幼儿园娃娃广庭大众下公然执刑杀人……读者也许要有点心理准备，因为你将面对的，是一幅幅从来不曾正式公开披露的惊心动魄，匪夷所思的历史拼图。 专业历史研究学者通常以第三者身份就事论事的冷静客观态度追述历史，尽量避免掺入自己主观成分（多伦多大学文革研究专家吴一庆教授不止一次向笔者强调这一点）。笔者一介布衣，不拘方圆，必要时会尝试加入一定的主观成分，一是把调查对象今天的态度，例如不得其解或心有余悸或犹豫反复等等，作为文革历史的延续也记录下来；二是袒露作者调查过程中自我省思的心路历程。 作为文革的过来人，我们本身就是历史的活化石。 读历史，读自己，读同代人，也读昨天和今天的中国——这就是我探索历史的目的。 不会为了讴歌什么 二零一二年七月九日三稿于洛杉矶
之一： 孤魂无处话凄凉 （二零零六年春，广州访谈记录）
一九六七年八月，文革高潮中的广州。街头小报是这样描写的： “……近来，妖雾弥漫，广州城笼罩着一片内战的恐怖气氛……专政机关失灵了，公安系统瘫痪了！小偷惯窃，地痞流氓等乘机出来活动，抢劫行凶，层出不穷，人民汽车收车时间一天比一天早，商店下午两三点就关紧门，天色未黑，街道已看不见行人;现在水路交通中断，运输供应受到严重影响，市面十分紧张。”（注一）。 广东省军管会当年的档案是这样记载的： 八月六日，广州市各公安局派出所遭到抢枪的群众组织41次冲击。 八月七日，广州海珠区，东山区，越秀区，荔湾区和郊区的公安局派出所处在瘫痪和半瘫痪状态，有的被关押犯人因为无人看管，已自行出走。 八月八日，郊区茶头亚岗农场有五百多犯人，已跑了四百多人，还在继续跑。 八月十日，槎头收容站放走84名收容人员，拒收83名偷渡人。由此，“释放劳改犯”谣言不胫而走…… 八月十一日，一位自称在商品检验局工作的市民打电话向军管会报告：“现有三千多劳改犯进入广州，昨天到处抢劫，群众联防后打死了一些，还抓到了一个头头。据说他们有军装和机关枪，他们准备今晚和最近几天晚上要反扑，大干一场，群众十分恐慌……”（注二） 一位当年群众组织的头头回忆说： “大约就是八月十号，我们占驻海珠广场广交会陈列馆的“红联”总部突然接到省航运厅军代表的电话紧急通告：有几千劳改犯正乘坐“花尾岛”（船）从北江往广州开来……”(注三)“劳改犯即将血洗广州”！——流言像野火一样迅速在广州城的大街小巷蔓延，烧烤着惊惶失措的市民们紧张得已经快要崩断的神经。自古有云：“小乱入城，大乱下乡”，一些家庭开始设法把老人孩子疏散到乡下或外地去。各单位和居民点都紧急安排值班守夜，联防自保……
老街坊说，早在清末民初，因为政制更迭，社会动荡，广州市民就有闸街筑垒，联防自保的传统。文革中广州武斗规模远不如全国其它许多城市，可是居民自发栅闸街巷，割据搞起“街道联防”，却是独一无二的。文革期间，一九七一年香港出版过一本关于广州文革的书，其中提到： “街道联防起初完全是居民自发的一种防御措施，其产生的原因，是为了对付一些红卫兵的抄家行动以及小偷的抢劫。最初，一些街道中热心公共安全的人物，基于互相帮助的精神，约定每逢遇劫或遇抄家等事情发生，以敲铜锣或敲面盆为号，通知街坊，各街坊听到讯号，也采取同样措施，呐喊鼓噪。这样造成一种声势，使窃贼或红卫兵受惊，逃走。有一些自愿担任巡更的人，还对窃贼等作追击或捕捉，随意将被捕者吊死或痛打。随着街道联防的迫切需要，街道联防的形式愈见严密。后来，各街道之间，都设有闸栅，这些闸栅多由砖瓦砌成或木料制成，一般都很坚固。材料的来源，有的靠街坊间集款购买，有的则直接从一些建筑地盘中取用。当时广州的一般街道，普遍设有这类闸栅，就象内战时，城中为应付巷战的设施一样……入黑时分,这些闸栅就会加锁,禁止出入。”（注四） 广州文革武斗是在七月二十号“华侨糖厂事件”及七月二十三号“中山纪念堂事件”后逐渐走向高潮的。但笔者认为，大规模把街街巷巷都闸断，应该还是在八月十号和十一号关于劳改犯的流言传开以后，才陆续开始。此时广州市民已成惊弓之鸟，草木皆兵。自发建立的各街道联防纷纷行动起来，设闸，筑工事，加强值班……目的非常明确，就是为了对付传说中“兵临城下”的大批“劳改犯”。 公元一千九百六十七年八月十一日夜间开始，中国南方开埠最早的文明古城广州，终于发生了近代史上最惨烈的血腥大屠杀——
1、触目惊心的历史画面 一九六七年八月十二号，又是一个阳光明媚的夏日早晨。 素有“花城”之称的广州，满城上下，冰清玉洁的白兰花，焰红如火的凤凰花，妖娆妩媚的紫荆花等争芬斗妍，竞相开放。街头巷尾，槛内幽兰花正香，墙头红杏暗如倾……上帝创造的自然界草木万物，衰荣生息，自由自在，毫不理会人类社会的风云险恶。 黎明永远给人带来新的希望。阳光更会使人忘记黑夜的恐惧。 尽管最近武斗频繁，谣言满天飞，但对于普通市民来说，日子还得照样过下去，工人要上班“促生产”，主妇得上街买菜，有些老头老太太还坚持去公园练太极拳——毕竟文化革命已经乱了一年，还有什幺没见识过？ 今天，本来是一个非常普通的日子，可是，经历过这一天的每个广州人，今生今世都不会忘记，当他们清早开门上街后，扑面而来的那种不可言喻的恐怖震撼—— 西关，自古商贾云集的广州最繁华之地，街道两旁的树上，电线杆上，吊挂着一具具龇牙咧嘴，蓬头垢面的尸首。一些十字路口死尸更集中，有的就横七竖八摊倒在人行道或街心岛的岗亭上…… 人民路，广州市内的主要干道。几乎每一个路口，都有一群群的“人民”，表情麻木地围观另一些被吊死的“人民”…… 黄沙，邻近旧时沙面租界的七号公共汽车总站，有三具死尸。围观的人说是劳改犯，也有人说是广西造反派。有附近居民说，夜里什幺动静也没有听到，但早上看到的尸体却是刚死不久的，因为肤色新鲜，还可以分辨出来…… 北京路，旧称永汉路。位于城中心。“永汉电影院”门口正对的十字路口街心岗亭上，倒伏着一具已经发黑的尸体。该电影院的背后，禺山路和北京路交界处，也有一上身赤裸者，双手被捆，吊死在树上。背后曾被捅过一刀。据说是小偷…… 海珠广场，纪念解放广州的雕像脚下，坐着一具尸体…… 东山，省委和军区所在地。公共汽车总站吊有两具尸体…… 河南同福中路的吊尸，下巴还挂着长长的粘液…… 市中心的惠福路，有一男一女两具吊尸，被写上“奸夫淫妇”四个大字…… 郊区白鹤洞人民公社礼堂前的墟镇街口,也吊了两具死尸。因为头被衣服包着,看不出多大年纪。旁边贴了一张纸写着:“死不悔改的地主仔”…… 还有沿江路，解放路，起义路，东风路，文德路，中山路，连新路……到处是死尸，吊尸！ ——以上历史画面，不仅仅是笔者根据搜集到的有限的文字资料和对目击者的访谈加以综合的结果，而且笔者本人当年就是一个现场目击者（见《文革十日》注五），其真实性不容置疑。 从11号夜间到12号黎明，广州城到底发生了什幺事？三十九年后的今天，笔者采访了几十位当年的目击者，非常令人不解的是，和笔者一样，几乎所有被访者看到的都是12号早上以后的陈尸现场，没人能提供天亮以前的大屠杀任何细节和过程。唯一只有笔者的一位知青朋友姚某的回忆，还隐隐约约留下一些猜测想象的空间。 2、三个走投无路的“农场人” 姚某澳洲电话讲述：“那一年我14岁,家住文德路。‘街道联防’开始以后,市民把附近建筑工地的棚架都拆了,用来筑路障。整条文德路几乎都被截成一段段，每个路口有闸门,夜晚关闭,居民轮流值班。 一天深夜,文德路和万福路交口处,忽然打锣打鼓声,敲盆敲桶声,吹哨喊叫声……乱成一片。第二天一早我跑去看,有三个人倒在棚架下,旁边都是碎砖乱石。两个年纪大一些的己经死了,但年轻的一个似乎还有点气息，不断有居民继续用石头砸他。下午再去看,也死了。当时听别人讲,这三人是‘农场’出来的,这两天大白天都在附近徘徊，早引起居民注意。现在猜想,‘农场’可能是外地的国营农场，也可能就是指‘劳改农场’。死尸当天被运走了。派出所在现场附近贴了一张告示,还记得内容是说明死亡原因的,有‘群众打死’四字。 推想这三人在广州肯定无处落脚，流浪街头，那天因为街道一下子都被拦截起来，晚上只好躲在闸街的棚架下过夜。可能夜里值班的居民太紧张，疑神疑鬼，看见有人影晃动就敲锣发警报，于是附近所有联防点都群起呼应，喊杀声四起，有胆大冲动的青壮年持长矛（磨尖的水喉管）和刀棍冲出来扑向黑影，夜宿者唯有拔腿逃跑，这更坐实了追捕者的怀疑，前后其它联防点的人也冲出来加入围堵，黑夜的混乱中不由分说，刀棍乱石齐下…… 要问这事是那一天发生的？具体日期我记不得了，不过我肯定是广州打劳改犯的第一天，因为之前还没有。”这位目击者虽然没有亲眼目睹夜间发生的一切，但他还是听到夜里的追杀声，事后根据现场所见所闻而作的推断描述，应该是大体可信的。至少，他本人还是12号白天后续暴行的目击者。事实上，“吊劳改犯”事件并非仅仅发生在11号一个晚上，12号白天以后，还非常惨烈地延续着…… 3、一个“畸形人”之死 讲这个故事是笔者以前一位姓欧的同事，当年他是市人委的普通干部，他在给笔者讲述12号白天发生的事之前，先讲了某夜的见闻： “……我们市人委宿舍当时也组织起来值夜班，那天晚上我是两点到四点的班，听说附近打死了人（这一带都是干部宿舍，可能干部也参与了），住四楼的下台干部，原来管公安的副市长孙乐宜，过来叫我一起出去看看。被打死的人穿劳动布裤子，光上身。孙乐宜把尸体翻过来，看见这人双手是被铐上的，他很有经验，只说了一句：‘手铐都生锈了’。他不敢明说，但我明白他的意思——这人不可能是劳改场跑出来的犯人！ 后来四点钟我交班以后，听说又打死一个，是带脚镣的。整晚一共打死三个。” 讲述者无法确定三十九年前发生的事，究竟在哪一个晚上。同样，后面他继续讲关于“畸形人”的故事，也记不清是那一天了。 “打劳改犯期间，一天早上我接到任务要过河南找一个人。经过中央公园旁边，吉祥路和连新路交口处，见一堆人中间围住一个相貌怪怪的畸形人——怎幺怪法？这幺多年，也记不清了，也许是大脑壳，罗圈腿之类发育不正常的人吧，反正看上去不顺眼，给人感觉不象‘好人’。听周围的人说，此人昨晚手抓一支发动汽车用的铁杆在街上手舞足蹈晃来晃去，旁若无人，结果被居民当坏人扭送到街道居委来了。居委讯问之后，通过电话找到他一个姐姐，她虽然承认有这弟弟，但同时也表示与他已经没有关系，不愿领人。唉，那时的人真是很绝情！居委的人还好，留他在居委会过了一夜，此时刚放出来。我因为赶着去办事，没再停留。下午回来又经过这里，畸形人已经被人吊死在连新路口的大榕树上了。”笔者肯定此事就发生在12号，是因为后来在美国又得到另一位目击者，当年家住附近东风路的罗先生证实。他说： “那天我离家走上吉祥路，先是在和连新路交口处，中央公园侧面，见一群男人——大大小小不同年纪男人，正围着一个大约三十来岁的人拳打脚踢，用皮鞋踢……。你问是不是‘畸形人’？看不清，没有印象了，只记得当时他口角流血，还未死。 我继续沿吉祥路上到前面的中山五路。路口东南角有一个十五，六岁的少年，被绑坐在树下，胸口一摊血，看来是被利器插死的。 穿过中山路上教育路，又见有一女人被吊在树上。附近好象还有死尸，我害怕了，不想再看，转身往回走，又返回连新路，只见刚才那人已被吊在榕树上了……”此地点只发生过一件吊尸案，两者所见肯定是同一人。后一叙述者虽然同样记不清日期，但他记得是陈尸最多的那天上午。他也目睹了教育路和惠福路交口的那具女尸（许多广州人都对这女性被杀留下深刻印象）——这一天正是八月十二号。 其实，“吊劳改犯”期间，光天化日下的暴行在广州城到处都有发生，更为大规模的屠杀场面出现在沿江路，广州当时最高级涉外宾馆之一的“爱群大厦”附近。 4、珠江河畔的恐怖屠场 老广州人没有不知道“爱群大厦”的。解放前她就是广州最高最摩登的地标性建筑（50年广州解放时，第一副巨型的毛泽东画像就从这里垂挂下来的。这幅著名的巨画是香港进步画家组织《人间画会》的画家为迎接广州解放在香港完成后运回广州悬挂的，笔者父母和画家们当时都在画像下留影）。几十年来，它居高临下地俯瞰着广州城，见证历史的变迁。文革中，广州近代历史上最悲惨的一幕，就在她的脚下展开。 爱群下面沿江的堤岸上种有成排的榕树。太平时节，榕荫下，游人凭栏欣赏珠江美景；情侣相依坐在石凳上絮絮私语；有人把鸟笼挂上枝头，在人行道上打太极拳；有人蹲在江边梯级摆开棋盘厮杀，时有围观者七嘴八舌品评支招；还有一些三轮车夫，把车靠在路边等客，三五个人就偷空在江堤上围成一圈踢毽子…… “吊劳改犯”期间，在同一个地方，我们看到的是另一幅恐怖的画面： （以下主要是笔者的2006年夏天的采访记录，被访的目击者都是笔者的朋友和亲人。） “那年我15岁，住一德路，对面就是爱群大厦，长堤。我亲眼见打死一个比我还小的少年，在江边榕树下，一个后生仔用锯片捅进他的身体，血哗哗涌出来……”（刘先生，广州面谈） “我也是住一德路，当时有好几个人被绑在江边榕树上打，竹升都打断几根。那些人满面是血，其中一个已经死了，三十多岁，象个农民。说是打“劳改犯”，谁知道？围观的人都不敢出声。这事我叔叔也知道，他现在已经移民美国了。”（肖先生，广州面谈） “我侄儿说的，确有其事，当时长堤一带的大榕树吊了不少死尸。具体日期记不清了。我亲眼见到一个女人被活生生吊死，说她偷东西。”（肖先生，美国电话） “我亲眼见大白天吊死一个人。就是“吊劳改犯”那时,我骑车经过长堤，在靠近“省总”大楼那一段,一群人正在吊一个肥佬。肥佬不停哀求不要吊死他,结果还是吊死了。我不敢再看,赶快走开。是什幺人?不知道。那时都说吊死劳改犯吧。场面很乱,我离得远,听不清。你问具体是那一天？记不清了。”（笔者父亲讲述） “10，11日广州街头打死很多人。在长堤路沿江路，每一株树都捆着一个死尸，有些树上有两个死尸，有些吊有些是跪着捆在树上，我数了一下，长堤路至少有二十多个尸体。那两天正是下雨，这些尸体在水中泡着，浮肿起来，实在可怕。”《汤生龙日记》（注六）
当年“吊劳改犯”事件到底是怎样发生的？一共死了多少人？被打死的是“劳改犯”吗？把人打死吊死的又是何人？此事最后是怎么处理的？……还有其它许许多多的疑问，三十九年来，从来没有过任何答案。早在事发第二年，当时两派群众组织的头头就曾联名要求省军管会调查此事，最后不了了之。文革以后，任何公开的官方档案，报章杂志，几乎从来没有只言片语提到过此事。（直到去年，广州市政府编的内部发行的《广州市志》，才语焉不详地用寥寥数语提到曾发生过该事件。） 几十年前的陈年旧事，不过是动乱年代死了一些无名无姓的倒霉蛋罢了，文革冤死的人多啦，有必要都翻出来吗？你身居海外，有多大能耐？你不怕惹麻烦？——笔者的许多朋友，乃至亲人，都不赞成深究此事。 确实，要查清此事，回答上述所有疑问，非吾一人力所能逮。但此事不可不查，原因有三：第一，肯定这是广州文革中最大的死亡事件，站在尊重历史，研究历史的角度，不能回避；第二，就目前所知，死者都是无辜冤枉的微不足道的小人物，站在人道的立场，更应该还他们一个公道，让死者安息；第三，一个国家，一个民族，在走向富裕和强大的同时，如果对自己过去犯下的某些错误和罪恶不知反省，甚至刻意隐瞒，那所有的进步都不会有任何意义，那表面的提升，实质上只是更可怕的沉沦。 “吊劳改犯”事件一共打死多少人？最权威的统计数字，应该是来自当年负责收尸善后的省军管会纪录，可是不知何故，在已经解密公开的“省军管会值班日记”，可以看到事发前的逐日来电纪录，却看不到任何事发后的相关纪录。这是非常奇怪的。 当年“东山区批陶联分部”的小报报导，死了67人。（注七）此若只是传闻而已，或是一隅一时之数，就无实际意义。 最新的官方《广州市志》，对事件的过程完全回避，却提到“一夜之间数十人死亡”。（注八）既非整个事件的死亡总数，也太过笼统，实在无法采用。 广州文革研究专家叶曙明先生和笔者先后多次访问过当时群众组织“红警司”政委黄意坚，他说事发后曾组织公安刑警和中学生的力量，分两拨点数各地的尸体，得出一百八十多和一百九十多这两个接近之数，应该比较有参考价值。 统计死亡数字有何意义？我们不妨先看看文革期间广州武斗总共死了多少人。笔者最近分别访问了当年对立两派组织的头头，一起扳着指头逐个事件，逐个单位计算，把前后持续一年多的两派武斗，其中包括67年夏季动枪架炮的第几次大型攻防战，两派直接死于武斗的成员都加起来，据说实际总共大约也就几十人。相比之下，无论怎幺统计，高潮只有一两天（零星延续不过三五天）的“吊劳改犯”事件，死亡人数都是非常惊人的。该事件在广州文革史中怎么能够一笔勾销？何况，死者又都是一些完全无辜的人。 “吊劳改犯”事件死的都是什么人？这是一个很大的谜！ 一般比较公认的说法是：在当时特殊历史背景下，部分广州市民听信了劳改犯将冲来广州的谣言，惊慌失措，反应过度，在黑夜混乱中把一些流落广州无家可归的外地人，如乞丐，流浪汉，串连的学生，工人以及从夜里靠岸的轮船下来的乡下农民。。。。。。。等等，当作“劳改犯”打死了。这可能占相当大部分；因为历史恩怨或文革派性对立而趁乱浑水摸鱼报复对方的也不排除；另外，精神病患，小偷及一些原来就被视为专政对象的人，如劳改农场释放就业人员，偷渡者和四类分子等等，也都成了可以任意打击发泄的目标。至于真正的劳改犯，因劳改场已无人看守而出走，进入广州被打死的，即使有也是极为个别的。。 上述说法仅仅是推断而已，从来没有得到任何证实。 没有听说过任何一个死者家属事后出来要求平反伸冤。 没有听说过广州居民的任何亲戚朋友死于这次事件。更没有任何官方材料公布死者的身份。 由于八月十二号早上广州城突然出现大批死尸，事后，这些人的死亡经过不得而知，他们的身份又说不清，整个事件就显得扑朔迷离，非常诡异。（有人因此判断是一个大阴谋！） 但不管怎么说，不管死者是何身份，哪怕他们是犯人，任何人也没有权利自行执法，随意取人性命。何况当时并没听说这些人有任何的现行暴力犯罪。相反，他们恰恰都是在无法申辩，没有抵抗的情况下被单方面的暴力处死的。 “吊劳改犯”事件的真相也许会永远石沉大海，但任何人无法否认的是，事件中的死者绝对是无辜的。他们不幸成了那个悲剧时代的牺牲品，历史不应该把他们遗忘！那么多无名无姓的“贱民”，在号称追求“大民主”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被一些可能只是普通的（却自视高人一等的）下层市民，像围捕野狗一样无情地扑杀了……将近四十年过去，中国社会似乎业已发生巨变，据说已由封闭变开放，由贫穷变富裕，是不是应该到时候，给这些可怜的牺牲者一个说法了？ 近年，广州最热闹的市中心北京路步行街上，发掘出宋元明清的历代古道，被用玻璃罩围起来，展示炫耀这个城市曾经有过多么辉煌的文明历史。笔者不合时宜地抛出此文，就是要子孙后代都知道，在这同一条道上，也曾留下这个城市的耻辱——文明的耻辱！ * * * 对生命的极端轻蔑，对人权的恣意践踏——文革留在一代中国人心目中的记忆永难磨灭！ 谨以此文哀悼三十九年前今夜，因为无处栖身，无口申辩，无力自卫，无可逃循，而在我的故乡广州死于非命的那些普通人——劳改犯，小偷，流浪汉，乞丐，精神病患，农民，妇女，儿童和其它外乡人…… 拼一首： 布被秋霄共舞，眼前万里江山，宝马雕车香满路，野鬼孤魂无处话凄凉……（注九） 2006年8月11日深夜于芝加哥
注一：摘自《批陶联战报》，转引海枫《广州地区文革历程述略》香港友联研究所一九七一年版。 注二：广东省军管会总值班室日记。广东省档案馆藏。转引自叶曙明《历史现场的黑白记忆》http://ysm2001.bokee.com/。（以下军管会日记同） 注三：黄意坚，男，原中山大学数学系学生，文革中曾是“中大八三一”负责人之一，也是当时广州旗派的主要代表人物。武斗期间任旗派最大的联合组织“红联”属下“红警司”的政委。红联总部设在市中心海珠广场的广交会大楼内。67年8月“吊劳改犯”事件前后，维持治安的广州公安系统因闹派性陷于瘫痪，“红警司”一度借重公安造反派的力量管理部分城区。68年两派大联合后，黄曾任省革筹常委，后作为“三种人”处理。现已退休。此段取自2006年5月笔者对其本人的访谈纪录。 注四：同注一注五：阿陀《文革十日》见2006年9月《今天》文学季刊秋季号（总第74期）。 注六:汤生龙日记《大学岁月-武斗内战》http://www.zigui.org/author.php?id=21682注七：同注一注八：《广州市志-大事记》广州地方志编纂委员会编。 注九：此四句分别从辛弃疾和苏轼的三首词中摘句略加改动拼凑而成，原文如下： 1、辛弃疾《清平乐·独宿博山王氏庵》 绕床饥鼠，蝙蝠翻灯舞。屋上松风吹急雨，破纸窗间自语。 2、辛弃疾《青玉案·元夕》 东风夜放花千树，更吹落，星如雨。宝马雕车香满路。凤箫声动，玉壶光转，一夜鱼龙舞。 3、苏轼《江城子·记梦》 十年生死两茫茫,不思量,自难忘,千里孤魂无处话凄凉,纵使相逢应不识,尘满面,鬓如霜。 （原文已发在零七年一月三号的《华夏文摘-文革博物馆通讯三八三期》。后被转载于及国内外多个网站。希望今后有更多知情者能提供新的线索。） 二零一二年七月二十五日校订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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