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消逝的大院】连载4：

十三、

第四种是白色，象征狂热。

火焰的温度可以通过颜色判断：燃点之上的火苗是红色，随着温度上升，火焰由红转黄，达到炽热时，火焰看上去是白色的。在1966年那个春夏之交的日子里，大院子弟忽然陷入一种政治狂热，那炽热足以铄石流金。

这狂热究竟由何引起，史学家众说纷纭。回想起来，在众多起因中，我以为有个讲话特别重要。

记不清那个讲话是手抄本，还是在登在什么刊物或小册子上，只记得我是在那一年春夏之交时看到它的。那时报上正为《海瑞罢官》争论不休，但对于11岁的我来说，那场大辩论实在深奥难解。就在这时，一个讲话稿在大院流传开来，先在哥哥姐姐中间传阅，然后我跟着沾光看到它。印象中，它的主标题是领袖谈教改，副标题是与王海容、毛远新的谈话。看到大孩子们捧读这篇讲话稿时两眼放光的异样，我好奇地读了它。小学三年级，已经在看长篇小说，阅读这篇讲话不会有任何文字障碍。但是，看完第一遍时，我几乎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以为一定遗漏了什么，或者哪看错了，于是再读一遍，又再读一遍，终于认定自己没看错，也没遗漏，领袖确实就是那样说的。

小脑袋瓜里引爆了一颗原子弹！那巨大的震骇无法形容！

王海容告诉领袖，班上有个革干子弟，上课不用心听讲，下课也不练习，专看小说，有时在宿舍睡觉，星期六下午开会也不参加，星期天也不按时返校，同学对他都有意见。可领袖怎么回答的？他讲了很多，我感觉最“酷”的是下面两段：

要允许学生上课看小说，上课打瞌睡，我看你讲的这个学生，将来可能有所作为。回去后你带头造反，星期天你不要回校，开会就是不去。什么制度不制度，管他那一套，就是不回去，你说：我就是破坏学校制度。我看你这个人将来没有什么大作为。你怕人家说你破坏制度，又怕挨批评，又怕记过，又怕开除，又怕入不了党。有什么好怕的，最多就是开除。学校应该允许学生造反。回去带头造反！

在学习上不要搞什么五分，也不要搞什么二分，搞个三分、四分就行了。搞五分累死人。不要学那么多东西上，学多了要害死人。譬如说汉高祖的《大风歌》，“大风起兮云飞扬，威加四海兮归故乡，安得猛士兮守四方”。这首诗写得好，很有气魄。写诗的汉高祖就没读过什么书，但能写出这样好的诗来。我们的干部子弟很令人担心，他们没有生活经验，可是架子很大，有许多优越感。要教育他们不要靠父母，不要靠先辈，而完全靠自己。

自打走进校园，坐进教室，天天就与领袖做伴：黑板上方是领袖像，慈祥和蔼，望着我们微笑；画像两侧是领袖无人不知的勉励语：“好好学习，天天向上”。三年来我天天望着它，以它为座右铭，上课用心听讲，两手规矩地背在身后，更不能打瞌睡，作业要争五分，考试要得100。我一直以为这就是领袖要求我们的。可如今，忽然全颠倒了！

与领袖和远新的谈话相比，上面的谈话只能算毛毛雨了。最让我震撼的是领袖对远新说的这段话：

马列主义的基本思想就是要革命，什么是革命？革命就是无产阶级打倒资本家，农民推翻地主，然后建立工农联合政权，并且把它巩固下去。现在革命任务还没有完成，到底谁打倒谁还不一定，苏联还不是赫鲁晓夫当政，资产阶级当政。我们也有资产阶级把持政权，有的生产队、工厂、县委、地委、省委都有他们的人。有的公安厅副厅长也是他们的人。文化部是谁领导的？电影、戏剧都是为他们服务的，不是为多数人服务的！

哪里都有反革命，工厂怎么没有？国民党的中将，少将，县党部书记长都混进了，不管他改变什么面貌，现在就是要你们把他们清查出来。什么地方都有阶级斗争，都有反革命分子。

你不是讲要学习马列主义吗？你们是怎么个学法？只听讲课能学到多少东西？最主要的是要到实际中去学习。阶级斗争是你们的一门主课。

领袖的话明了简洁，对于一个11岁的孩子来说，理解字面意思没有难度，可要穿透纸面，窥见领袖内心的锋芒所向，根本不可能。我只觉得天空忽然灰蒙蒙的，原本认同的“解放区的天是晴朗的天”忽然不对了，新中国还有旧政权，哪里都有反革命，要我们去清查，语文数学原来不是我们的主课，主课应该是阶级斗争！

忽然想到那些日子里被媒体重复最多的一句话：“要警惕睡在我们身边的赫鲁晓夫”！谁睡在我的身边？父亲和母亲！（小时候我和父母住同屋）

在那个春夏之交，所有大院子弟都在解读这篇讲话，小学生知道了不必再为五分玩命，初中生知道了革命政权中有许多坏人，高中生和大学生知道了这些坏人要靠他们去揪出来。大院子弟集体亢奋，青春的燥动鼓舞他们冲出校园。世界是你们的，也是我们的，但归根结底是你们的！你们要关心国家大事，国家者你们的国家，天下者你们的天下！从小听惯了的谆谆教诲忽然让大院子弟找到了践行的突破口：造反！马克思主义的道理千头万绪，归根结底，就是一句话：造反有理！

在大院生活了十多年的孩子们，正好处在青春期和逆反心理期，任何一件不顺心的事情，都会让他们异常愤慨，像座存满炸药的仓库，一个火星都会引发大爆炸。

至今还清晰记得发生在大院的一次孩子们与大人们的对抗。

事情起因是打篮球。65年大院扩建办公楼，在东门内卧着乌龟驮石碑的地方，盖了一个办公大楼，楼前用方砖铺出一个广场，孩子们称它“大广场”。广场和篮球场大小差不多，机关在那放了一对篮球架。那时会打篮球是男孩子的骄傲，各大院经常约赛，赢者如打了胜仗的将士凯旋而归。自从有了大广场，有了篮球架，打篮球几乎取代了所有游戏。孩子们撂下饭碗就奔向那里，兴奋的喊叫声从广场传遍大院。

大概是孩子们的呐喊影响了大人们办公，或是偶尔发生篮球打破玻璃，也可能是广场上奔跑的孩子们让从东门进出的车辆感到不便，总之有一天，篮球架忽然失踪了。孩子们略加侦查发现，篮球架被搬到办公区的一个小操场了。办公区不允许家属随意出入，球架搁在那，等于剥夺了孩子们打球的权利，孩子们集体愤怒了！

“毛主席要我们锻炼身体！领袖年轻时就注意健体强身，爱游泳，爱冲冷水澡，这帮机关大老爷可倒好，自己不锻炼，还不让我们锻炼！”“他们有什么权利搬走篮球架？发扬民主了吗？和我们商量了吗？征求我们意见了吗？这简直就是法西斯独裁！”“一定是行政处那个头干的事，瞧他那德性，没准就是个县党部书记长！”孩子们七嘴八舌，义愤填膺。

“他们能搬走，咱们不能搬回来吗？”一个素来胆大的孩子倡议。

“铁架子，挺沉的，咱搬得动吗？”孩子们有些犹豫。

“撬起来底下塞圆木，滚着走，没问题！”一个大孩子说，他物理好。

“可要是大人管呢？”胆小的孩子问。

“咱星期天搬，不上班没大人，要是有人管，咱们和他辩论！好汉架不住人多！”造反计划在孩子们的密谋中形成了。谁负责找圆木，谁负责侦察“敌情”，谁负责指挥推拉，谁负责阻挡管事者，全都作了分工。星期天，大院男孩子几乎全体出动。计划执行得异常顺利，在呐喊声中，两个大铁架被一点一点挪回了大广场。那天成了孩子们的节日，在广场隆重举行了一场篮球赛，所有孩子都品尝到了造反的喜悦。我们感到造反竟是那样痛快淋漓和轻而易举，我们也想到如何保卫胜利成果，如果大人们再把架子搬回去，我们该如何应对，大家都如诸葛再生，三十六计，七十二策，想了一大堆。

我们太低估大人的智慧了。第二天，行政处给几个领头孩子的家长打了个电话，孩子头儿回家就全被训斥。“天不怕地不怕，就怕老师找我爸”。父母之命不可违，孩子头儿只能召集小兄弟们，乖乖把篮球架又滚回办公区，造反以失败告终，孩子们灰头土脸，好多天打不起精神。

可以想象我们心里有多大的怒气！可以想象一旦我们的怒气有处发泄，我们会是怎样的疯狂！

当年北京有一群喜爱文学的青年，自发结社，请了几位社会名流作顾问，办了份仅在朋友中传阅的文学小报。动静搞得大了点，被公安局请去喝茶。其中一个认错态度好，最先被释放了。谁知他出了公安局大门，直奔商场买了把菜刀，径直走到友谊商店，挥刀砍伤了一个老外。轰动京城的反革命杀人案，十万人的公审大会，将他五花大绑押赴刑场，一枪崩了。现在想来，他不过是性情偏激，一时冲动，而冲动正是所有年轻人最容易犯的毛病。

66年的那个季节，大院子弟们大都难免有不顺心的事。对五分加绵羊的教学方法的厌烦，对没完没了的考试的憎恶，对整天关在教室里念死书的不满，对一天到晚总爱开会的无聊，加上对冲破樊篱的憧憬，对破旧立新的渴望，相互交织，难以抑制。就在干柴春草等待一粒野火时，领袖的讲话来了。它的出现似乎偶然，似乎巧合，巧合得有些吊诡。但是，当我们走完那个十年长征，回头望去，霍然发现，那其实是领袖又一次四渡赤水出奇兵，是领袖深思熟虑走出的一着闲棋。当时润物无声，事后雪泥鸿爪，只有细细琢磨，才知领袖用心良苦。当大权逐渐旁落，兵孤将寡之时，他以一篇讲话，给自己创造出又一支庞大的秋收起义队伍！

是的，我们错过了井冈山和雪山草地，错过了延安和西柏坡。正当我们遗憾此生可能碌碌无为时，一艘新航船忽然出现在东方的地平线上，我们忽然发现属于我们的革命就要到来了！一群在大院安乐窝里趴着的温顺的小猫，听到一声野性的长啸，忽然发现，自己根本不是小猫，是狼崽儿！

当成千上万只小狼崽儿冲上街头时，会有怎样的后果？

十四、

看清了时代涂抹在大院子弟头脑里的颜色，也就大概明白了大院子弟在那场惨剧中扮演的角色。崇拜与仇恨，狂热与残忍，大院子弟在那个夏季迷失了自己，他们像牵线玩偶一样被领袖指挥着，为“反修防修”而拼杀，可什么是“修”，没人说得清。

虽说往事不堪回首，可若总是欲说还休，卞校长的血就会白流。辨清丧钟的源头，还原悲剧的本色，是亲历者不可推卸的责任。

现在来看看，卞校长的丧钟是如何被敲响的。

或许可以说，悲剧的序曲奏响于66年5月。5月16日，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通过了“5.16”通知。通知中的一段话45年后我们依旧耳熟能详：“混进党里、政府里、军队里和各种文化界的资产阶级代表人物，是一批反革命的修正主义分子，一旦时机成熟，他们就会要夺取政权，由无产阶级专政变为资产阶级专政。”这段痴人说梦般的呓语出现在党的决议里，成为此后十年一切人祸的定音鼓。如果那些饱受迫害、甚至丢掉性命的委员们知道这段话为自己掘好了坟墓，他们会在表决时投赞成票吗？亦或许他们早已猜到领袖的心思，只寄希望能通过牺牲他人而保全自己？

领袖会后去了杭州。北京此时已如极度炽热的火山，冲天熔岩即将喷发。当此危机重重之际去西湖赏月，即是谋略，又是胆魄；领袖从不在阵地前沿指挥战斗，运筹帷幄之中，决胜千里之外，是父辈们最钦佩领袖之处，如今他们再一次领略了领袖的风采。虽说身在杭州，但领袖对京城局势洞若观火。当北大贴出那张“马克思主义”的大字报后，他立即指示全文广播。6月1日晚8点，随着广播中传来的播音员异常高亢的声音，那张大字报走入千家万户。卞校长的第一声丧钟被敲响了：北大的大字报引来了女附中第一张大字报，发起人就是前面提到的刘进，一位大院子弟，父亲是高教部副部长。

四十年后，刘学姐对她写大字报这样回忆道：

1966年6月1日，《人民日报》发表了《横扫一切牛鬼蛇神》的社论。6月2日早6点，我在锻炼时听到早间的新闻正在广播聂元梓的大字报，特别激动。现在党中央发出号召，支持我们了，说明我们的意见是对的。看来在党支部内提出的问题和意见，也可以用大字报来公开表达。结果我连广播都没听完，就跑去找住在同院的马德秀，她是高三（6）班的学生党员。我说：“现在党号召了，咱们的意见可以说出来了，你愿意写大字报吗？”她说愿意。我俩又跑到学校去找我的同班同学宋彬彬，她是住校生（1966年4月入的党），她也支持我写大字报。时间还早，很多学生都没有到校呢，我们就开始写大字报了。因为这些意见都烂熟于心，用不着打草稿，你一言我一语，我用毛笔直接写在报纸上，署名刘进、宋彬彬、马德秀，然后贴了出去。过了这么多年，大字报的题目和内容我已经记不清了，印象里是对学校不让我们参加革命有意见，对宋硕的报告有意见，说学校教育路线上有问题，但没有针对具体的对象。据一些同学回忆，大字报的题目是：“校领导把我们引向何处？”内容以问话为主，头一句话就是“外界革命形势轰轰烈烈，而学校却是死水一潭，学校一心想引导的是让我们进行高考复习……”三位大院子女打响了造反第一枪，这是时代使然。革命脉搏的躁动令她们热血沸腾，就像秋收起义的农民。三位学姐想必看过领袖与王、毛的谈话，如果她们能够领悟领袖的剑锋所指，此时就该噤若寒蝉，等着父辈的厄运降临，哪里还能当出头鸟？可惜，那时能正确解读领袖讲话的大院子弟廖若晨星，我只知道有几位老帅的公子从运动开头就保持沉默，大概秉承了父辈的大智若愚。

前面说过，女附中高干子女云集，这是卞校长的荣幸，也是卞校长的不幸。贵胄煌煌，上达天听。大字报贴出第二天，时任团中央候补书记的胡启立就带着团中央干部张某和马某来到女附中，宣布支持刘、宋、马的革命行动。第二天一早，工作组正式进校，卞校长的第二声丧钟被敲响了。

据载，刘邓曾为派不派工作组专程赴杭州向领袖请示，领袖不置可否，请刘邓相机处理。刘邓认为派工作组是党的一贯做法，总不会错，就派了。谁知7月下旬领袖回京，对工作组龙颜震怒，指责为“颠倒是非，混淆黑白，围剿革命派，压制不同意见，实行白色恐怖，”帽子着实大得吓人。从女附中的情况看，领袖有些言过其实了；工作组既没“围剿革命派”，也没“实行白色恐怖”，他们积极支持学生批斗校领导，若说“恐怖”也属“红色”。他们只是对那些反工作组的学生有所压制，可与9年前那场先引蛇出洞再聚而歼之的“阳谋”相比，他们的做法已经相当温柔了！

对工作组的表现，刘进这样回忆道：

6月17日，高三4班李黎黎等13个人贴出了大字报，题目是“工作组把我们引向何方？”认为工作组开展运动的方式和《人民日报》社论的精神不一样，阻碍了运动。面对学生“为什么还不召开揭批校领导大会”的质问，工作组组长张世栋老师在当天的广播中说，“现在转入重点批判的条件还不成熟……仍要进行广泛的、普遍的揭发”，同时他检讨了自己有“怕乱”思想，“还不够放手”，表示欢迎继续提意见。

大字报贴出后，引起了全校各班的辩论，当晚学生自发聚在大操场宿舍楼的高台前辩论，我班同学梁二同上台支持了13人，说工作组压制了革命师生的积极性，把学校运动搞得很冷清。工作组希望同学们不要再辩论了，辩论非但没有停止，又出现了学生斗学生。一是批判围攻反工作组的少数派学生，二是斗争所谓出身不好、有问题的学生。譬如高二2班6月18日贴出一张大字报，点名12个同学，分别给带上各种“帽子”，羞辱、体罚她们。6月20日全校开会，我代表学生代表会讲话，讲了三点意见（抄自高二2班那位同学的笔记）：“1、要按照党的政策办事，不能过早下结论。2、反对在学生当中开斗争会。3、坚决不打、不骂、不围、不哄，坚决贯彻党的政策。”张世栋老师做了补充，向全校提出了“边学、边议、边揭、边批”的要求，说现在不适宜把重点集中在某一个校领导身上，还需要广泛的揭发、批判和集中材料。6月21日上午，工作组在全校大会上做了进校18天的小结，提出“从今天开始转入重点揭发批判”，并安排当日下午召开揭发卞仲耘的大会。

6月21日下午两点半，第一次揭批会在大操场召开。当时卞校长一个人站在台上，副校长胡志涛（女）、刘致平，教导处主任汪玉冰（女）、副主任梅树民四个人站在台下。高三4班反工作组的13个人被单独安置在学生队伍后面，有学生持木枪站在她们身后。6月22日揭批会继续开，两次大会都有针对校领导的暴力行为发生，卞校长挨打最多。

历史无庸讳言。66年刘邓派工作组决非是去灭火，去当“消防队”，他们是要把火控制在一定范围，别烧得太大。只要大局不乱，不向高层蔓延，烧烧下面是可以的，四清不就是这样做的吗？对反工作组的学生，给他们扣上反党的帽子也是需要的，反右不就是这样做的吗？工作组两头作战：一头组织学生批判校领导，一头组织多数学生斗争反工作组的少数学生。校领导是死老虎，任人宰割；反工作组的少数学生却是活老虎，打不好就被咬一口。据刘进回忆：

6月27日，以我班同学梁二同为首的18人贴出了第二张反工作组的大字报，题目是“把无产阶级大革命进行到底”，内容涉及虽多，却不再具有轰动效应。她们多数时间不到学校，经常聚在一起讨论形势，或去海淀区的中学活动。梁的父亲在空军任职，支持她们的行动，因而她们更加坚定，不怕被孤立，觉得很光荣。18人全部是高中学生，有我班四、五个同学。

在那个夏季，北京各中学似乎呈现一种规律：工作组进校后，政府子弟倾向工作组的较多，军队子弟反对工作组的较多。政府系统由刘邓掌握，军队则统归林帅麾下。刘邓已是泥菩萨过江，林帅却正蒸蒸日上。洪尉兵问世于海淀，大概与海淀区的军队大院云集不无关系；而它在西城区各中学产生较晚，大概与那里政府大院云集也不无关系，它一问世就被刘邓内部定性为非法组织，不少高干子女听到了风声。刘邓当时既要面对来自上海帮的挑战，又要抵御来自林元帅的狙击。为了在最高裁判面前表现出对敌斗争的坚定性，受命于刘邓的工作组必须干出点样儿来。于是校领导作为权力斗争的牺牲品，被工作组绑上了祭坛。学生反工作组越凶，工作组斗校领导就越狠。结果不管是政府子弟还是军队子弟，不管是拥护工作组还是反对工作组，他们的合力只会让卞校长脖子上的绞索被越拉越紧。

外院附中的王蓉芬这样写道：

工作组１９６６年７月３日呈报上级的“四类学校師大女附中领导核心排队的初步意見”，第一句话就决定了她们作为阶级敌人的命运：“师大女附中是北京市重点学校之一。在文化大革命运动中，群众揭发了领导核心的大量问题，性质是严重的，初步排为四类学校。”理由是“学校领导权把握在钻进党内的资产阶级代表人物手中”，卞仲耘、胡志涛就是这样人物，她们都被划为四类干部。四类是最坏的一类，是铁板钉钉的阶级敌人。

意见书给卞仲耘定的罪状是：“多年來一贯反对学习毛主席著作 ，诬蔑党的路线方针政策；頑固地推行修正主义教育路线，收罗和重用一批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和反动分子；极力向青年师生放毒，精心培养修正主义苗子；搞宗派活动，培植个人势力；贪生怕死，追求低级趣味，十分欣赏武则天、杨贵妃、慈禧太后等荒淫無恥的私生活，有時讲话非常低级庸俗。划为四类。”凭着这些罪状，卞仲耘足以被开除党籍、公职，进而押送监狱或发配北大荒了。

欲加之罪，何患无词？那是个政治帽子满天飞的时代，大帽子下面往往空洞无物，有些证据搁到今天简直是笑话。比如刑台地震后，开展防震教育，要求学生们地震时要迅速撤离教室。有学生问，是不是把主席像摘下带出？卞校长未表态，这就成了她反领袖的证据。刘主席的女儿中考成绩离女附中录取分数线差了几分，未被录取，也成了卞校长反中央领导的罪行之一。在工作组审查意见书中，还有这样一句话：“（卞）出身于大地主家庭，曾夸耀自己是带着黄金首饰参加革命的。”看到这句话，我立时明白卞校长为何难逃厄运，她的额头黥刺着红字。单凭这一条就足以煽动对她的仇恨！

祸不单行。卞校长落难之际，有两个女人跳出来落井下石。一位诬陷卞校长作风败坏，勾引她的前夫，拆散她的家庭；一位揭发卞校长是刘仁介绍入党的，是个假党员。两颗重磅炸弹让学生们义愤填膺，特别是作风问题，学生们不能容忍校长竟是个地主加破鞋！。刘进这样回忆道：

其实文革开始后不久，袁淑娥就经常来学校活动了。批斗会前她曾找过工作组要求参加大会，工作组不同意，可她还是带着儿子和母亲来冲了会场。她手里还拿着一张照片，粗看是卞校长和她前夫的一张合影，实际上是卞校长夫妇和袁淑娥夫妇四个人的合影，剪去两边的人，就成了卞、丁的合影。她拿这个当证据，说卞校长生活作风有问题，破坏了她的家庭，在台上哭诉，学生立即群情激愤，喊起了口号，场面一度失控。会场安排出身贫下中农家庭的学生拿着练体操的木枪押着校领导。袁一哭诉，这些学生就你一枪、我一枪把卞校长捅倒了，卞校长当时就发生了呕吐。袁的发言大概前后持续了一个多小时，其间一直有对校领导的过激行为。

袁的揭发敲响了卞校长的第三声丧钟。一旦休眠的残忍都被激活，人性的底线终将突破。

虽说工作组一入校，卞校长的政治生命即已终结，但有工作组在，人或不至于死；人活着，政治生命还有复苏的可能。7月29日那天，领袖在人民大会堂召开撤销工作组大会，他严厉谴责工作组是消防队，犯了方向路线错误，必须全部撤出，让学生们自己起来革命。第二天，女附中的工作组撤走了，权力出现真空，双重生命之门悄然紧闭，最后的丧钟终于敲响。

关于8.5暴行的发起者，刘进这样回忆道：

除了受害人、目击者指认，我也找过高一3班的老师、同学核实。一个同学（为叙述方便，以下称A同学）对我讲了当时班里少数同学发起揪斗校领导的过程。A同学说带头的是几个住在西边大院（即三军总部大院）的同学。她们在班里说，现在“主义兵”成革命的了，主席已经发出号召，我们也要革命，也要斗黑帮。她们让人把校领导集中起来，拉到操场去游斗。当时全班同学都坐在教室里，出身不好的，家里有问题的学生都集中坐在一边，领头的同学让大家必须都出去看。

如果属实，暴行的发起者，就是大院子弟。

8月5日正是酷暑。那一天日头似乎特别毒辣。操场上的批斗演变为殴打，女附中老校友王友琴对当时情景这样叙述道：

卞仲耘在三个副校长中排名第一，因为她是学校的最高领导人，也就是所谓“黑帮头子”，她被打得最重。经过两三个小时的殴打和折磨，下午五点来钟的时候，卞仲耘已经失去知觉，大小便失禁，倒在宿舍楼门口的台阶上。但是，依然有一些红卫兵在那里踢她的身体，踩她的脸，往她身上扔脏东西，大声咒骂她“装死”。五点多时，有人叫来了校工。校工把卞仲耘的身体搬上一部平常运送垃圾的手推车。当时红卫兵还在继续“斗争”另外四个人。副校长刘致平一度被强迫跪在这辆手推车旁边。副校长胡志涛看到躺手推车上卞仲耘，两条胳膊红肿，上面布满一条条伤痕，眼睛张开，瞳孔已经没有反应，但是嘴巴还呼哧呼哧吐气。她告诉红卫兵卞仲耘有生命危险，应该送医院。红卫兵对她吼道︰“黑帮，你不好好改造，也是这个下场。”她被推进一间办公室关了起来。

后来，有工友把那辆手推车推到学校北侧小门旁边。马路对面就是邮电部医院。时值８月，那时天色还亮，但有红卫兵不准工友把车推出学校。手推车停在北门边，卞仲耘的身体被用大字报纸盖了起来，上面还压了一把大竹扫帚。手推车在校门口停了一两个小时。

1966年8月5日黄昏，卞校长的生命划上了句号。她赤裸的尸体被扔在太平间的水泥地上，头部肿大，面目全非。

此后，那些亲历校园暴行的大院子弟们，一个个陷入无穷梦魇。那位因给领袖戴上洪尉兵袖章而名噪全国的宋学姐，旋即品尝父亲失势的苦果，和母亲一起被押送沈阳软禁。她逃到内蒙草原去牧羊，后当工农兵学员，选择了与政治无关的地质专业。但无论她如何低调，如何远离尘嚣，如何像祥林嫂一样喃喃申辩与8.5无关，她总摆脱不了卞校长死亡的阴影。另一个打过老师的同学，长得很漂亮，像电影《苦菜花》里的赵星梅，后来成了全校出名的“反动学生”。当她在阶梯教室被架着胳膊批斗时，她愤怒地仰起脸大声分辩：“中央文革的大方向对不对，就是二十年后才能看！”，可惜她等不到二十年后，因为她不久就神经错乱了。还有前面提到的反工作组的李黎黎，到北大荒的第二年，患上红斑狼疮，因不能以羸弱病体战天斗地，精神失常，抑郁而终；还有初三4班的闻佳，因“反革命罪”险遭枪决，后虽获释，人已疯了……。

我的可气可恨又可怜可悲的学姐们呀！

两年后，在凛冽朔风中，奄奄一息的刘主席被一张铺盖卷去开封，20多天后，他的心脏停止跳动，赤裸的尸体被扔在地下室的地板上，乱发如草，骨瘦如柴。

再两年后，秋风萧瑟之中，林副统帅的座驾一头栽在温杜尔汉的荒漠里，在熊熊烈焰中烧成一副骷髅。

在那场绞肉机一般残酷的权力斗争之中，如果有胜者，那只有领袖。从彭罗陆杨起，吴邓廖、刘邓陶、王关戚、杨余傅、陈林黄吴叶李邱……，领袖麾下走马灯般变幻城旗，死的死了，倒的倒了，没倒的如周公谨小慎微，终日活在恐惧中。然而，就领袖而言，他真有胜利者的喜悦吗？晚年孤灯孑影，听卢荻念《枯树赋》，一句“树犹如此，人何以堪”，不禁老泪纵横，哪里有一丝胜利者的心境？

十五、

还是回到我的大院来吧。在66年的夏季，她同样也躁动不安。我们陶醉在停课的喜悦和革命的冲动之中，满大院寻找破四旧的目标。可惜大院出身荒野，既无庙观可砸，又无古董可烧。唯一能算作“旧”的只有那尊乌龟驮石碑，可我们都不想砸它。或是它太高大结实？或是它系着我们童年的梦？

大人们也在忙碌，党委挨家检查摆设是否“突出政治”，其实就是看有没有挂领袖像。母亲在党办工作，事先得到消息，偷偷告诉父亲。我家墙上只有齐白石的虾，徐悲鸿的马，并无主席像。现去买已来不及，父亲急中生智，写了两幅领袖语录条幅，替代了虾和马，挂在墙上。检查者似不甚满意，又说不出什么，那年月沾上领袖的事必须谨慎，一字说错，祸从天降。

南墙外，原本田园风光的农舍也热闹起来，有被抄家的，有被游街的，都是些白胡子老头或小脚老太，不用问都是地主和地主婆。一堆堆据说是变天账的烂纸破絮般焚了，碎屑飘过墙来，捡起一片看看，上面隐约是“酱油半斤醋三两”之类；便推测是特务接头暗语，觉烧之可惜，应送公安机关存档。

大院没有地主可斗，让我们很寂寞。有一天，孩子们忽然得到消息：我们一位小伙伴的家长收藏淫秽画册！这消息由何而来，现在已记不太清。原来印象是小伙伴他妈为这事和他爸吵架，弄得邻里都知道了，由此传出。但最近和母亲聊起此事，据母亲回忆，好像是这位家长与党办的造反派谈心时主动说出来的，是党办造反派把这事散布出去。大院初创时华侨多，阶级成份不甚理想。为了充实革命力量，60年代从部队接收了一批干部，大多根红苗正，苦大仇深，其中有几位进了党办。当年和党办谈心就像基督徒向牧师作忏悔，竹筒倒豆，有啥问题都要汇报。牧师不能泄漏忏悔内容，应属职业道德，有上帝管着；可党的牧师无此戒律。听说伙伴的家长是利用工作之便，偷剪裸体女郎照片，粘贴成册。如今想来，所订外国报刊是为研究舆情之用，断不会有花花公子之类，哪来的淫秽照片？很可能是人体艺术照。爱美之心人皆有之，偷偷剪存，独自欣赏，何罪之有？

孩子们不懂事，一窝蜂闯到那人家砸门。家长开门，满脸惊愕。“什么事？”他问。

“王Ⅹ，把淫秽画册交出来！”我们义正词严。

“我有淫秽画册？胡说八道！”家长大怒，扬手给了领头的Z君一耳光。

上门孩子大多是小学生，有革命之心没革命之胆，让家长一耳光打得抱头鼠窜。等回过神来，忙去向哥哥姐姐们哭诉。洪尉兵正规军杀将过去，一帮精壮小伙儿，家长如何是对手？三拳两脚打趴下了，又揪着头发游街。当晚在机关食堂召开批斗大会，八仙桌上跪着家长，身旁凶神恶煞挥舞皮带的竟全是大院的女中学生，个个绿军衣红袖章，武装带把家长抽得皮开肉绽，血溅桌台。老婆当场宣布离婚，子女宣布断绝关系。这位家长顶着“殴打革命小将的大流氓”之桂冠，天天打扫茅厕。后来下干校劳动改造，与当地一个农妇结了婚，最终死于豫东。两年前干校子弟重返沈邱，伙伴们找到那位家长的坟头，唏嘘长叹，无言以对。

小说《食指》中，李霏霏父亲之死即源于此事。

回想起来，大院子弟破四旧之壮举，仅此一件。整个瘟哥，大院虽有屈死者，皆为自杀，像卞校长那样被打死的大概没有。与其它机关相比，“红色恐怖”等级较轻。究其原因，从下面说，大概华侨多温文尔雅，下不了狠手；从上面说，王部长儒家风范，谦谦君子，干部们受他影响很大。

王稼祥的故事我打小就听过。老革命家，25年入团、留苏，28年入党，34年进中委，任政治局候补委员，35年长征路上，王稼祥与聂荣臻等人商量，要推翻博古李德，拥护领袖领导。他们认识到，在中国这样一个农民大国闹革命，书生领导不行，工人领导不行，老外领导更不行，必须有这样一个人领导：他是农民，又不是农民。他必须来自农民，熟悉农民，能和农民战士们一起侃大山，搓脚丫儿泥，一起择身上的虱子；他要有农民的狡猾机智，坚忍厚黑，吃苦耐劳，百折不挠等精神；但他又必须比一般农民更加志向远大，心胸开阔，熟知历史，擅长谋略，能演讲，文笔好，善用人，知进退。这样的人在文化沙漠般的农村绝对是稀缺产品，几百年才出一个。如今这个人就在他们的眼前，那就是领袖。

王稼祥在遵义会议投了领袖一票，帮助领袖压到博古李德，与领袖、周公组成中央三人军事指挥小组，成为枢机重臣。领袖睚眦之事记得清，涌泉之恩倒也不忘，多次说过遵义会议是王稼祥“投了关键一票”。

王部长面善。人总笑眯眯的，一副金丝眼镜透着学者气，外事穿西装，内事中山装，庄重得体。他持政如其人，温和，稳重，不张扬，不过激。解放初期，同我党有联系和来往的，除了苏共，主要就是亚洲的几个党。到八大之后，就已同60多个共产党建立了关系。如何掌握好与别国共产党的关系，王部长有句精辟的比喻：“是一家人，又不是一家人”。是一家人指都信奉马列，如同兄弟姐妹；不是一家人指各国有各国情况，各党有各党的利益，中共和其它国家的共产党只是“兄弟党”，不是“父子党”，不能指手划脚，发号施令。

大概领袖不太赞同王部长的想法，领袖一直想把中国弄成世界革命的中心，自己当世界革命的领袖。为此他弄个人来跟王部长唱对台戏，这人就是康生。

康生赫赫有名。领袖称他“康老”，可他比领袖岁数小。领袖呼比他年龄小的人为“老”的，我就见到两个：康生康老和柯庆施柯老。领袖叫柯庆施“柯老”，大概是从他鼓捣出那篇《乘风破浪》的社论，和说了“跟从领袖要到盲从的地步，相信领袖要到迷信的地步”之后。可“柯老”短命，瘟哥前就死了，因此“享誉”有限。而康老的名号，领袖可是叫了几十年。

康生面恶，一脸奸相。那厚瓶底一样的眼镜片后面，目光冷冷如刀锋。他从不西服革履，总穿身四兜学生服，大概为表“永远做领袖的小学生”之意。小时候就听说康老是我党的捷尔任斯基，早年在上海中央特科搞情报，后到延安。延安整风中搞抢救运动，整人无数。62年他在八届十中全会上被增选为中央书记处书记，领袖给他派活，让他分管中联部，遂与王稼祥分庭抗礼。

王部长忠厚之人，不像康生会揣摩领袖心理。62年王部长看到国家经济困难，对外又四面树敌，认为需要缓和和约束某些方面的斗争，如同现今的“韬光养晦”之策。他找部领导来一起议了，写成了一个作为《党内通讯》的建议信件，送给了总理、小平和陈毅。康生嗅觉何等敏锐，立刻以此事为由，向领袖打小报告，说王稼祥搞了个“三和一少”（对帝修反要和，对世界革命援助要少；瘟哥中“三和一少”又拔高为“三降一灭”）。

领袖正为刘主席“三分天灾，七分人祸”的说法恼火。他敏感地认定党内有“四风”：把经济困难估计过重是“黑暗风”，搞三自一包是“单干风”，利用小说《刘志丹》反党是“翻案风”，建议缓和国际斗争，调整与民主党派关系和知识分子政策是“投降风”。四风一出，领袖头疼，便建议高干学习《风赋》。父亲愚钝，捧读历代文选，念《风赋》十数遍，不知领袖何意。

领袖一贯爱打哑谜，以我小人心之心度领袖之腹，他大概是要全党知道，不管是黑暗风单干风还是翻案风投降风，皆是庶人之风，吹到人身上就不得好死；而领袖之风“清清泠泠，愈病析酲；发明耳目，宁体便人；此所谓大王之雄风也！”果然，王部长被庶人之风一吹，病倒了。从此康生全面掌控了大院，大院步入黑暗年代。

十六、

66年夏季过后，我对大院的记忆全是碎片，像一面镜子摔到地上，碎屑乱溅；又像一部长长的片花儿，没头没尾，情节混乱。只有一个规律：每个片花儿总会定格在一幅画面，图像很清晰。回忆的思绪时而流动时而静止，时而透明如轻脆的蝉翼，时而深邃如黑暗的夜空。

最先流动在意识中的，是无穷无尽的大字报和大标语。几乎每堵朝向马路的墙面都贴满了刷满了，还不够用又搭起长长的大字报栏。食堂门外总有口大缸，里面总盛满热腾腾的浆糊，白面打的，香喷喷的，孩子们常用手指头蘸了吃。夏天，大字报刚上墙，一场暴雨便浇得字迹不清；冬天，厚厚的大字报纸在寒风中绽裂开来，嘎嘎地响。我每天的消遣似乎就是在无穷无尽地大字报长廊中游弋，眼球里装满“打倒”、“猛批”、“狠揭”、“誓死”等等字眼，全让人心惊肉跳。满墙墨色，盖过红榕绿柏，替代柳暗花明。忽有一天在墙上看见了父亲的大名，记忆在那里定格，那句话铭刻脑海：匡ⅩⅩ必须老实交待！

思绪浮动到大院食堂。似乎已是深秋，台阶上躺着落叶，听晚蝉无力地哀鸣。弄不清是一场批斗会还是一场辩论会，只记得父亲被叫到台前问话。“你说，有没有这回事？王稼祥是不是说过这话？”质问者很年轻，一脸怒气。父亲满头大汗，本就耳背，一紧张更聋，侧着脸，诚惶诚恐地反复问着，好不容易弄明白了，他的浓重滇音又让质问者如堕雾里。“算了算了，别问他了，让郁文说！”一帮人大声吼道。郁阿姨匆匆走到台前。她和父亲在同一部门工作，我们两家又住对门，天天见，很熟悉。她爱人后来官至政治局常委，但子女都很低调，秉承了知识分子的家风。郁阿姨的回答不卑不亢，她否定了质问之事，帮父亲逃过一关。我远远望着父亲，记忆定格在他满是汗水的脸。

“蒯大富来了！”大院里的孩子们在月光下呼喊着奔跑着，一齐涌向一号楼。六月天气，刚有些热。小伙伴们边跑边向大孩子们问：“蒯大富来干嘛？”“看陈ⅹⅹ呀！”“看陈ⅹⅹ干嘛？”“陈ⅹⅹ是他秘书，听说让老四打了；”“老四是谁呀？敢打洪尉兵？”“笨蛋，414都不知道！蒯大富的对立派414，简称老四！”“蒯大富还有女秘书呀？”陈ⅹⅹ是我小学同班同学的姐姐，我以为洪尉兵头头不该有女秘书，半信半疑。“哪是秘书，她是团派的总部委员，老蒯的战友！”另一位大哥纠正道。“听说是被老四俘虏了，绝食8天，老四怕饿死不好交待，放了！”一个消息灵通的孩子说。跑到一号楼4单元前，黑压压一片大脑袋小脑袋，在苍白的路灯下晃动。满院子孩子们大呼小叫，崇拜的喊：“我们要见蒯司令！”不崇拜的骂：“姓蒯的，你丫出来！”最终蒯大富从单元门里走出来，我没看见脸，印象定格在一个光禿禿的脑袋顶，上面不知是汗珠还是水珠，溜溜滚动。

“总理来了！总理来了！”大院孩子们又奔跑在月光下，这次是跑向大广场。已是寒冬，朔风呼啸。我们跑到广场西侧，那里已由战士布起警戒线，孩子们踮起脚尖伸长脖子，拼命向办公大楼正门望去。几辆红旗小轿车停在楼前，一楼会议室拉着厚厚的窗帘，只有灯光从缝隙中逃逸出来。孩子们竖着耳朵捕捉声音，除了风声什么也听不到。“总理来干嘛？”孩子们叽叽喳喳打听着。“听说西院武斗，外宾的孩子也卷进去，给打伤了，总理来做两派工作呢。”“总理向着谁呀？造反总部还是工勤？”“不知道，都得批评吧？”“咳，外宾孩子也是裹乱！中国的事，我们还弄不明白呢，你跟着瞎掺和什么？”“他们也想搞瘟哥呀！”“总理这事也管，不得累死呀？”忽然孩子们全静下来，远远看见一辆小车启动，缓缓开上坡道，停在楼门前，汽车正好挡住我们的视线，根本看不见谁上了车。一些人匆匆走出来钻进其它车里，车一辆接一辆缓缓驶出东门。东门外，冰轮初上，天宇深邃，我目送小车消失在夜色里，记忆停止在想象中的总理苍老的身影。

“敌人不投降就叫他灭亡！”大礼堂传出惊天动地的口号声，震得窗前海棠花容失色。我们扒着窗户望里看，只见舞台上押着一位中年妇女。两手向后倒撅，弯腰低头180度，似乎练过柔术。“她怎么啦？”我问小伙伴。“间谍呀！家里搜出发报机呢！”小伙伴为自己消息灵通而颇为得意。“间谍？台湾的？”“不是，苏修的，你不知道？”“不知道，”我为自己的孤陋寡闻而羞愧。“今天是公安局来逮捕呀，你没看见警车吗？”小伙伴话音刚落，就听见礼堂里一声怒吼：“我宣布，立即逮捕苏修特务ⅹⅹⅹ，押送公安机关！”只见几个人高马大的白衣警察，像提小鸡一样把中年妇女架出会场，塞进警车。银光一闪，看出她手上戴着锃亮的手铐。她回头瞥了我们一眼，那凄绝的目光定格在我记忆里。

暮色朦胧，一向静谧的西院忽然人声喧哗。“总部抢部长呢！”孩子们纷纷向西院跑。大院当时有刘部长伍部长，总部和工勤各保一个各批一个，为谁是“革命派”谁是“保皇派”斗得不可开交。这天总部去揪伍部长，工勤阻拦；总部人多，三冲两冲把工勤冲垮了，伍部长坐在椅子上不肯走，被造反派连椅子一起抬出办公室，扛去大礼堂批斗。那情景让我想起乔老爷上轿，颇有几分滑稽。大院的喧哗惊动了隔壁的铁路局，不少铁路局干部扒窗户往这边看着。伍部长坐在椅中被高高抬着，鹤立鸡群，抬眼望见墙那边人头攒动，不知几多凄楚，突然中气十足一声鹤啸：“同志们呐，看看吧，中联部打人啦！”路上先一静，随后一干众人作雷霆怒吼：“打倒伍ⅹⅹ！伍ⅹⅹ不投降就叫他灭亡！”小伙伴们叽叽喳喳小声议论，“伍部长可是老红军呀，能打倒吗？”“他不是四野的吗？林彪不保他？”“他倒霉就倒在副统帅那了，听说林彪点他名了；”“那他算完蛋了！”伙伴们对大院唯一的老红军啧啧叹息。我的记忆停留在伍部长直拗地坐在椅上的姿态，一脸的无奈和愤懑。

凄风苦雨中，小伙伴W君默默随着母亲，带着弟妹，走出大院。W君是个帅小伙，心灵手巧，尤其喜欢做木工活。其水平，我以为足可和痴迷木工的父亲PK。他还有一手绝活，打弹弓百步穿杨。我们的弹弓都是铁丝窝的，他是用木头削的，精致如工艺品。我们都喜欢跟他玩。清理阶级队伍时期，他的父亲失踪了，三天后，尸体在西山一个山洞里被找到，身边扔着安眠药空瓶。W君家门口立即刷满大标语：“ⅹⅹⅹ自绝于党，自绝于人民，罪该万死！”他为何自杀？听母亲说大概是历史上有些污点，眼瞅大院里“混入党内的阶级敌人”一个一个被揪出来，惶惶不安，等不及被人揪出，自己先做了了断。W君的母亲是家庭妇女，老公一死，便失去在大院混的资格，一家人被轰到北京最北边的郊区，成了农民。W君在大院消失了，我们再也看不到他精巧的木工活，看不到他手起雀落的绝技。印象中只有凄风苦雨伴着他的背影，身后依依杨柳，离愁别怨，定格在我记忆里。

游行，游行，无穷无尽。次数之多，印象之深，以至此后几十年，游行常常成为梦魇。领袖习惯在晚八点发布圣旨，和他习惯晚间工作一样。其实许多圣旨并非是领袖刚刚说的话，像“五七指示”，虽然到69年才大张旗鼓地宣传，实际是66年的5.7就已经指示了。所以，常常在下午，就连街道的小脚老太太都知道晚上有圣旨下。写标语，备横幅，买鞭炮。八点一过，全城沸腾，人流从大街小巷涌出，汇聚到长安街。鞭炮轰鸣，锣鼓喧天，领袖像多似繁星，有纸印的，还有纱绣的，像元宵节的花灯竞赛，千姿百态。圣旨总会立竿见影。比如领袖说“知识青年到农村去，很有必要”，不久二哥去了东北，姐姐到了延安；领袖说“军队应该是一个大学校，党政机关工作人员，凡有条件的，也要这样做”，很快父母和许多孩子家长都去了黑龙江，家里只剩三哥和我，大院人气也日渐衰微；虽仍有无尽的游行，我们却兴趣渐失。最后一次游行已难以考证，只记得深夜回大院，穿过漆黑而幽深的小巷，有些寻寻觅觅，冷冷清清。

意识流的终点，是西便门火车站。大院的五七干校在东北肇源办了一年，因备战而南迁。在一个异常寒冷的冬日，满载五七战士的火车停靠在西便门火车站。G君对这件事记得异常清晰。她记得好几个住在外边的阿姨为了能准时赶到车站，头天晚上都住在她家，打地铺聊到半夜；她记得火车抵达时间原定是早八点，六点多大院的大人孩子就成群结队，拎着大包小包，坛坛罐罐，都是吃的东西，蜂拥而去。到了车站车却晚点，又蜂拥而回。来来回回，折腾到下午四点，才望眼欲穿看到那辆缓如蜗牛爬过来的火车。她说的这些我都没有印象了，我只记住见到父母的场景：父亲戴着大皮帽子，穿着棉大衣，裹得像坐山雕；父母都又黑又瘦，满脸沧桑，像乡下老农。满车站一片哭声，大多是母亲和子女号啕，父辈们只是默默看着，眼眶噙着泪影。很多女人急忙掏出吃的给下干校的男人和儿子，差些的是食堂买的馒头，好些的是家里烙的葱花饼，还有炸酱与鸡蛋。一个小时后，隆隆驶出站台的火车带走了难分难舍的哭声与依依告别的喊声，也带走我所有的回忆。从此大院在脑海里失去踪影，就像电影戛然而止，银幕一片黑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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