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传与公传——1961（上）】：

种瓜的得瓜，种豆的收豆

傍晚想出去散步，走到电影院门前，里面正推出好莱坞一部新片，精心选择档期，全球同步上映。这世界越来越小，越来越像一个城市。

我就笑了，全球同步上映，现在的朝鲜、古巴能够同步？几十年前或十几年前的中国能够同步？现在的孩子们会不会知道，好莱坞的那些电影，在后极权国家还可以放映，在极权国家就不可以了。现在的孩子们会不会知道，几十年前或十几年前的中国，还是极权国家中的老大，因为意识形态的原因，把那些电影挡在国门之外。

电影院门前，一个六七岁的女孩儿，像举着一个战利品那样举着电影票，拉着一个三十多岁的女人走了进去。那女人的眼睛和嘴角，有些像梅格·瑞恩。她们的后面，是一个高个子男人，在进门的最后一秒，掐灭了手中的香烟。烟蒂飞出去，落在我的脚下。

我像那女孩儿一样大的时候，是个六七岁的男孩儿。我没有和父母一起看过电影，也很少有买票进去的时候——那时候，我家附近就是电影院，我知道电影院看门的人姓巩，我会在电影散场时候溜进去，悄悄躲在老巩看不见的地方。有那么几次，老巩知道我是溜进来的也没有撵我出去。后来我才知道，他也没有撵过我的二哥和三哥，他和我爹认识还很亲近，但我爹从来不告诉我们这件事。我爹希望自己的儿子买票进电影院，堂堂正正地坐在那里，大大方方地看完电影。这是我爹去世三十多年了，我头脑里没有磨掉的一块记忆。

那时候，我看的电影可多啦。如果那时候中国就放映美国电影，我会在1961年看到动画版的《101斑点狗》，并且知道那101不是斑点狗的代号，而是斑点狗的数量。两条大狗，九十九条小狗，加起来是101条。两条大狗亲生的小狗有15条，电影里数了一遍又一遍，我那时没有上学，看电影能学会数到15个数和简单的加法。

想想看，假如我不是现在刚刚从网络上看完《101斑点狗》，而是让时光倒退四十多年，在六七岁的时候看了这部电影，那么，我还会从电影里学到什么？

学会忠诚。这部电影也叫《101忠狗》，起源于一个关于狗的古老童话。从前它是一条毛色纯白的狗，和一个少年愉快地生活。有一次，贫困中的少年病倒了，没钱看医生。这条忠心耿耿的狗，不惜用自己的身体为代价，换来少年最需要的金币。后来呢，少年请山神来医治它的创伤，但它纯白的毛色不能全部恢复，有的地方出现了黑色的斑点。这部电影教给我们的，是狗类对人类像对朋友一样忠诚，人类失去了忠诚，还不如一条狗。

学会平等。电影里面，狗很亲切地把人称为它的宠物，就像我们把它们叫做宠物一样，教给我们的，是人与动物之间的平等，谁也不比谁高贵，谁也不比谁低贱。六七岁的时候，我当然不懂英文，不知道英文怎样称呼和狗一起生活的人，但我懂得汉语，我会想到汉语把和狗一起生活的人称为“主人”，是把自己看得太重要了。

学会责任。让我佩服的是电影里的男主人公，那个不富有的音乐家。和他们一起生活的大狗生了15条小狗，有个坏女人想把这些小狗全部带走，还出了很高很高的价钱，但他看出那坏女人不怀好意，就担起了保护它们的责任。更让我佩服的是那两条大狗，当15条小狗被偷走以后，它们勇敢承担起父母的责任，一定要把它们找回来。

学会爱和快乐、感动和感谢。即使我们在六七岁时看这部电影，也离不开爱的教育——人和人之间，人和动物之间，动物和动物之间，许多画面，许多情节，许多故事，充满了爱。在电影里还充满了由爱带来的快乐，和爱一起影响着我们。我们享受着电影带给我们的爱，以及快乐。我们在激动我们的音乐声里受到感动。我们通过电影，知道要感谢给我们带来爱和快乐的人，感谢给我们带来爱和快乐的事物。

还有。

这部电影，教我们在遇到紧急情况的时候懂得向别人求助。

教我们在遇到求助的时候用正确的方法帮助别人。

教我们在突然到来的危险处境里学会保护自己。教我们用聪明的头脑对付意想不到的困难。

当然，这部精美的迪斯尼动画影片，最为直接的好处，是教我们用美术的能力来表现事物。影片开始不到五分钟，我就看到一个很好的情节：年轻音乐家沉迷于音乐，和外面的世界很少接触。和他一起生活的那条狗，为他精心挑选了一位美丽可爱的、牵着另一条斑点狗的年轻女郎。为了促成他们相爱，它故意和另一条斑点狗嬉闹，用两条牵狗的带子把两个互不相识的年轻人缠绕在一起。他们越来越近，越来越紧，突然的窘迫变成了投入的接吻。这个场面我很熟悉，应该来自丹麦漫画家皮德的一组连续漫画，或者是艺术构思上的一种巧合。我一直以为，像迪斯尼动画是世界上最好的动画一样，皮德的漫画是世界上最好的漫画，简洁，生动，微妙，深刻。我还以为，有了皮德，漫画才成为一门艺术。

前面说过，在1961年我看过许多电影。

那一年中国出品了两部动画短片，《小蝌蚪找妈妈》和《谁的本领大》。前一部水墨动画片带有所谓的科普意味：一群小蝌蚪出世了，但不知道谁是他们的妈妈，在把大眼睛的金鱼、横着爬的螃蟹、四条腿的乌龟，没有腿的鲇鱼误认为妈妈以后，终于找到了它们的亲妈妈青蛙。后一部是木偶动画片：小鹿和小猴子争论谁的本领大，熊伯伯让他们比赛来决定，过河摘桃子，先拿回来的算赢。结果小猴子过不了河，小鹿上不了树。比赛以后他们就不再骄傲了。

好多年以后，我为中国电影的简单化和低龄化感到惊讶。在很长的年月里，在美术电影之外，成年人看的绝大部分故事影片，从故事到人物，再到各种表现方式，都像是五岁的导演拍给三岁的观众看的，还不是智商较高的五岁和三岁。现在好了一些，但没有彻底改进，那些投放巨资的大片，仍然缺少立得起来的人物和故事，看起来很像画面辉煌、堪称经典的美术片。虽然比起先前，那些著名的导演们确实进步了，但是观众们的进步更快。

回到我六七岁的时候，还看过《骄傲的将军》和《没头脑和不高兴》，这两部动画片看了许多遍。那时候在电影正片放映之前，一般是先放映做政治宣传用的新闻简报，没有新闻简报的时候，先放映美术短片。在一切都为政治服务的年代，美术短片同样可以为政治服务。我看到那位古代的将军，武艺超群，力大无比，后来骄傲了，被敌人打败了。我看到那个叫“没头脑”的孩子，总是粗心大意出差错，那个叫“不高兴”的孩子，总是别别扭扭唱反调。他们都和《谁的本领大》里面的小鹿和小猴子一样，有了坏毛病需要改造，才能成为国家需要的人才。那时候国家的知识分子少得可怜，全部来自旧的时代，怎么改造都不合格。新兴的国家要培养新时代的接班人了，从小就要改掉他们所有的坏毛病。

要把中国的孩子们改造成什么样子呢？1961年的电影《英雄小八路》提供了正确的样本。电影取材于1958年的“炮打金门”——为了支援世界革命，大陆的共产党部队发起了对金门岛国民党部队的闪电袭击，秘密调集的四五百门大炮一齐开火，几万发炮弹铺天盖地。这边的伤亡小到可以忽略不计，敌方零星打来的炮弹只炸死了一个电话兵，但我方巨大的炮声震聋了数不清的战士。那天的炮战结束后，一群小学高年级学生沿着炮兵阵地的临时电话线回家，发现有断开的地方报告给部队，也算是为炮战出了力。后来随着对他们的宣传不断升级，有了勇敢支援前线的“英雄小八路”，也有了推广政治宣传的《英雄小八路》。

电影有一个充满激情的结尾：敌人的炮火把电话线打断，电话兵也负了伤。“小八路”们跃出战壕，摸爬滚翻，冒着炮火奔跑。断线找到了，但是已被炸短，他们手牵手，用身体代替电线，让电流从身体通过。我方火炮再度射击。敌阵一片火海。他们昂首挺胸。歌声嘹亮雄壮。

那嘹亮雄壮的歌声有个名字，叫《我们是共产主义接班人》，是这部电影的主题歌曲，后来定为中国少年先锋队队歌，唱响了中国大陆，影响了一代又一代少年儿童。那首歌曲告诉已经出生和将要出生的中国孩子，他们的唯一身份是共产主义接班人，唯一方向是继承革命先辈的事业。歌曲的核心位置是几个警醒有力的短句：

不怕困难、不怕敌人，顽强学习、坚决斗争。
    时刻准备、建立功勋，要把敌人、消灭干净。

这是一首相当著名的歌曲，我从进入小学的那一天开始唱，一直唱到少年时代结束。但在那个时候，唱着这首歌曲长大的人，在毛泽东发动的文化大革命中疯狂无比，和他们的领袖一起，把这个民族摧毁了。

这几年我时常参加小学校里组织的活动，孩子们神情恍惚地唱到这些短句，我的心颤栗起来，就像看到一团黑乎乎的东西摇晃着跌入深渊。这是让我感到恐怖的事情。我不愿相信，这些孩子只是一段导线，连接上一次战争与下一次战争，连接上一次灾难与下一次灾难。我不愿相信，他们生活的使命，只是让人类的争斗本性、仇恨心理、残虐陋习，通过自己的身体传递到未来。

好在这首歌曲很短，它唱完了，什么也没有发生。太阳照常升起，阳光依然普照，我的心还可以平静下来。

 

一种与城市相连的感觉

我梦到我在做梦。不知在什么地方，眼前是一座又一座的高大房子，它们有不同色彩的尖耸屋顶，各式各样的窗子和阳台。临街的房子正面，很粗的圆形柱从地面升起，停止在用雕刻装饰的屋檐。还有很多房子，墙面和屋顶的用途被混淆了，应该是墙面的地方有倾斜的屋瓦，像鱼的鳞片一样闪亮，在屋瓦中间又有窗子伸出头来，像鱼的眼睛一样张望。

我又梦到自己笑了，自我解嘲的那种浅笑。察看了很长时间，形容了很长时间，不过是欧洲很容易见到的建筑嘛，总体上属于哥特式、巴洛克式和罗曼式风格，优雅、华丽、精美、恢宏，但在细节上又各有不同。

接着的梦变得清晰。梦里我想起那是童年去过的一个城市，差不多在半个世纪以前。那座城市压在我意识的深处，以及所有记忆的深处，如果不把上面的东西移开，它不会显露出来。最后我梦到的是做梦的原因，我的一位大学同窗，也是我文学和人生里极为重要的朋友，离开辽宁去那座城市生活，已经很久了。

很多中国人的看法是：日有所思，夜有所梦。在过去的很多年里，虽然不能免俗的我，锻炼出一种超出凡夫俗子的能力：想要梦到的人和事情，在睡觉之前先告诉自己，然后在当晚的梦中就会出现。我会在我以后的文字里，陆续说出我很多神奇和美妙的梦，让你在感到惊讶之后，觉得我这个人的生命历程，一半在梦里，一半在梦外。

在梦外生活的那个我，六岁时去了那座城市。

那座城市叫天津，当时是河北省的省会，在大跃进时代新建了大规模的化工厂，它的产品是我爹的橡胶厂生产传送皮带的原料。我爹在那几十人的小厂当厂长，需要他出去跑业务，天津和北京，是常去的地方。那一年6月，我爹拎起出差用的帆布包刚要出门，回头跟我妈商量，带老四（我是他的第四个儿子）上天津走一趟吧，他的幼儿园停办了，明天不用去幼儿园了，带他去天津呆两天。我妈给我换了套干净衣服，让我爹赶紧带我去火车站。时隔多少年我还能想起这件事的经过，不是我的记性好，而是从我出生到二十二岁这段时间，除了我生长和生活其中的鞍山，除了那一次跟我爹去天津，再也没有去过别的城市。

就是在天津，我看到了那些外国人的房子，童话中的宫殿。

那一年是1961年。现在看来很早，其实还是很晚，在我去天津的一百年前，外国人已经开始在那里盖房子了。1860年，天津成了大清帝国对外开放的通商口岸，英国人首先划出一块租界，又有法国、美国、德国、日本、意大利、俄国、奥匈帝国、比利时陆续到来，各自划分了自己的租界。我对租界的历史没有做过细致研究，但我能想到，那时的大清帝国是世界上体积（面积乘以人口再乘以物力）最大的国家，而天津又是离大清帝国首都最近的通商口岸，这样一来，天津有9个租界，应该是世界上租界最多的城市，应该引以为骄傲。

历史像浓雾弥漫的天气，我们向里望去，能见度很低。一位作家在历史中行走，很像写作《神曲》的但丁在介于天堂和地狱之间的炼狱行走，“叹息声响起，颤抖地穿透这没有时间的空间”。我在接触到历史素材时，由于不受固定立场的限制，常常让思想迷失了方向。比如天津，如果曾经是世界上租界最多的城市，应该感到骄傲还是耻辱？站在中国人的立场来看，从大清帝国开始，把与外国人打仗被外国人打败，把不得不让外国人开设租界，当做中华民族无法漂白的耻辱，我怎么可能跳出中国人的立场，引以为骄傲呢？

1961年的时候，中国又回到大清帝国初期闭关锁国、窝里折腾的老路上去了，世界之大，唯吾正确，不仅与世界上的“帝国主义”、“资本主义”国家为敌，而且与苏联等“社会主义”国家为敌，还要雄心勃勃地夺取“世界革命”的胜利，彻底“解放全人类”。在中国的北京，和“帝国主义”有关的建筑几乎拆的干干净净。但天津与“帝国主义”有关的建筑太多太多，成为整个城市的中心布局，拆是拆不完的。在我抵达那座城市的时候，它的财政收入三分之二左右上缴给国家，没有多少钱用于自身的发展，也只能算是一个贫困的城市。新政权建立后它的第一任市长，好不容易才从国家要来一笔钱，为城市工人修建几万平方米的住宅。在我抵达那座城市的时候，那些外国人建筑的漂亮洋楼之外，那些新建的工人简易住宅之外，全是破旧、低矮的中式房屋。

在我去天津的一百年前，外国人来到天津，带来了雄厚的资金和优雅的审美。英国人的租界是9个租界中最大一个，有一万个篮球场地那么大，他们在其中修建了七十多条街道，发展起天津的金融贸易区和最好的住宅区。英国人修建的戈登堂像个雄壮的城堡，我去的时候还在，后来唐山地震的时候拆了。法国人的租界有四千个篮球场地大小，建起了一批教堂、医院、学校，修建最多的是商店，大大小小二千多家，成了天津最繁华的商业地段。日本人的租界划在一片沼泽地上，位于英、法租界与天津旧城之间，他们进行了浩大的填筑工程，把那里发展成天津的娱乐商业区。意大利人的租界在市中心，他们的重点放在市政建设，规划后的网状街道体现了现代城市的风格，还以低廉的房地产税促进房地产经营，修建了像人间天堂一样的居住区域，建筑风格独特，环境幽静高雅。俄国人的租界划定较晚，但面积较大。他们发现该做的事情都有人做了，就把土地出售给欧美投资者开办工厂，发展成天津的工业和仓储区。比利时人的租界较小较偏僻，他们只修建了一条沿河公路，让原有的乡村景观变得更好一些，由于没有更多的开发，后来很随便地让中国政府收回了租界。但他们的投资也不少，大多投在城市电力和交通方面，开设了天津第一家发电厂，建成了六条有轨电车线路,穿行于华界和法、日、奥、意等租界的繁华地段。

写到上面这段文字之前，我停下来考虑了一会儿，考虑着要不要从一些我读到的文章里面，把那些起源于市场经济的活动，那些对投资者和被投资者都有益处的经营，归纳出来，转述在我的文字里。我还想到，在中国改革开放的今天，这种吸引外资全方位展开城市建设，是每一个城市梦寐以求的事情。不同的是，过去那些租界由外国人自己管辖，怎样建设由他们说了算，他们有他们的总体框架、审美风格、操作经验、工作效率，而我们得从头摸索，要浪费很多金钱和很多时间，才能进入那样的状态。

我还想到，当年美国划了一块租界，因为忙着自己的南北战争，没有精力开发，几次都想放弃，大清帝国却不忙着收回，是不是还在等待美国的投资开发呢？大清帝国应该看到，国内各地的外国租界，加起来有三十多块，经营的水平都高于国内，并且还是他们自掏腰包。如果大清帝国不是这样想的，那么我会认为，当时的中国，不想收回美国自动放弃的租界，至少是不把租界当作一种耻辱。日本那里也有外国租界，在他们的语言里面，叫做外国人居留地，其中没有侵略与被侵略的含义。还有一点也很重要，外国人在中国开设了租界以后，中国人也到朝鲜开设了租界，当然不能说是我们侵略他们，羞辱他们，我们没有那样的主观意愿。我们并不野蛮。

我们为什么在朝鲜开设租界？推想起来，因为人类文明在地球上的发展并不均衡，文明程度相对较高的国家，需要在文明程度相对较低的国家，强硬或非强硬地开设租界，示范自己的文明方式。比如说，中国的思想方式要比当时的朝鲜先进，而许多国家的思想方式又要比当时的中国先进。

那时天津的很多租界，都大力修建文化设施，用教堂示范自己的宗教思想，用学校示范自己的教育思想，用报社示范自己的新闻思想，用医院示范自己的博爱思想。走得更远的是意大利租界，用制度示范自己的民主思想。他们的制度规定，在租界执政当局的五位成员里，可以有三位意大利人两位华人。居住在租界里的华人，可以享受到平等的选举权。相比之下，意大利人在天津发明的沥青马路，平平坦坦，不扬灰尘，都不会让中国人更为惊讶——没有意大利人的示范，他们这些祖祖辈辈生活在东方的百姓，会与西方的平等选举长久地隔绝，长久地陌生，甚至他们的孙子的孙子，未必能真正享受。

最大的影响，还是人与人之间相互的影响。一个好人的意义，在于影响到更多的人成为好人。前一段时间迎接奥运，中央电视台播了一部片子，让我认识了一位被历史湮没的租界人物。他是英国人，1902年出生在天津的英租界，少年时代赴英国读书。后来他打破了男子400米的世界纪录，获得第八届奥运会的金牌。这样的一位体育明星，在奥运会结束后回到他出生的天津，在基督教会创办的新书学院任理工科教师。再后来他做了宣教士，参加敌后抗日、救治伤兵和接济难民的活动，在战争即将结束前死于日军的集中营。在那部关于他生平的记录片中，详尽讲述了他在战时搭救中国人的故事，也讲述了他在集中营里热爱生命的传奇，表扬了他勇敢、正直、仁慈、坚定的正义感，以及在危难中毫不退缩的博爱精神。而外国人早就把他的部分事迹拍成电影，获得了四项奥斯卡大奖。日军在中国的那所集中营里，关押着1500位天津租界的外国侨民，他们中的很多人，都热爱中国，是中国人的朋友，还把生命永远留在了中国。

于是，我乐观地以为，天津那座城市，从租界承接过来的，不仅有这些外国人兴建的欧式建筑，还有他们生命中的绅士风度，以及这种绅士风度在危机时刻转化的骑士精神。或许天津和中国的许多城市一样，早已陷入缺乏理想的庸俗市民社会，但天津是真正受过绅士影响的，明天或是后天，最有可能建立一座具有绅士风度的城市。

1961年6月，我在天津的两天时间里，天津的温度高达39摄氏度，大概是上百年里最热的时候。我看到那里的有轨电车比鞍山的矮小，那里的门和窗子比鞍山的高大。我还看到那里的街道比鞍山的狭窄，那里的广场比鞍山的宽阔。留给我印象最深的，是和我们在一起吃饭的几位天津人。在全国都在挨饿的年代，我在他们的关照下，每顿饭都能吃饱。现在想来，关照我的那些人，已经具有了绅士风度，或者接近了绅士风度。

 

我们的智慧也经历了苦难

再有几天就是春节，1961年的春节。

离我家不远就是商店，那里有很多柜台，很多货架，但是大部分都空着，没有那么多东西可卖。和别人家采买年货的人一样，我大哥每天都到商店里去两趟。他的中学读完了，还有几个月才能考技校，书包还背在身上，里面不是书，是一张又一张粗糙的纸，政府发下来的，印着豆腐票、火柴票、烟票、糖票等等，算起来有三十多种。凭票供应的东西也供应不足，往往听到消息说商店要卖白糖，柜台前面立刻排起了长队，排了半天又听说今天不卖了明天才卖，那些人还不肯走，怕是别人造的谣言。

我大哥的书包里没有肉票，只有鱼票。后来我才知道猪肉都卖到外国去了，毛主席也和全国人民一样，同甘共苦，不吃猪肉，报纸上说的，从六十年代一直说到八十年代。再后来我证实了这件事情确实是真的，那一年毛主席有几个月不吃猪肉，他的医生说猪肉的胆固醇含量高。《毛泽东遗物事典》里收了1961年4月他的工作人员与厨师为他精心制定的西餐菜谱，鱼虾系列的，有蒸鱼卜丁、铁扒桂鱼、煎（炸）桂鱼、软炸桂鱼、烤鱼青、莫斯科红烤鱼、吉士百烤鱼、烤青菜鱼、菠兰煮鱼、铁扒大虾、烤虾圭、虾面盒、炸大虾、咖喱大虾、罐焖大虾、软炸大虾、生菜大虾等等。鸡系列的，有黄油鸡卷（鸡排）、软煎鸡徘、鸡肉饼、鸡肉元、大王鸡肉饼、鸡肉丝、罐焖鸡、红焖鸡、葱头焖鸡、青菜焖鸡、纸包鸡、鸡丁敏士、椰子鸡、奶油鸡等等。牛羊肉系列的，有羊肉串、烤羊腿、白烩羊肉、煎羊排、煎羊肝、牛扒、煎牛肉、咖喱牛肉、伏太牛肉、酸牛肉，烩牛尾等等。汤的系列也很丰富，有奶油汤、牛尾汤、红菜汤、鸡杂汤、腰子汤、葱头汤、红花鸡汤、饺子汤、红鱼汤、卜菜泥汤、巴粒米汤、什锦汤、鸡蓉鲍鱼汤、鸡汤蓉汤、意国面条汤、龙须菜汤等等。那个时候，和全国人民同甘共苦的毛主席确实不吃猪肉，没有办法的厨师只好为他设计一些西餐，一方面呢，保证他的营养，另一方面呢，还可以与世界人民同甘共苦。

1961年我大哥十七岁，特别有责任心，又有办法，用中国民间的话说，很有心眼儿。商店里的蔬菜要票，还经常买不到，他在窗台上放了一排花盆，把吃萝卜剜下来的萝卜顶，吃白菜切下来的白菜根，整整齐齐地栽在土里，长出鲜嫩的菜叶，在冬天的阳光里亮晶晶、绿汪汪的非常好看，长得高了就用来做菜。他还做过试验，让花盆里的土豆长出叶子，长了很大一盆，用来炒菜却不好吃。他告诉我们不要着急，等着瞧吧，土里面会结出新的土豆。

要是我大哥的花盆里面能长出粮食，就更好了。

当时最缺的是粮食。1961年鞍钢工人的粮食定量，每月是二十七斤半，只能吃得半饥半饱。有的工人到厂里闹粮，要求增加定量，厂里开展了粮食为中心的思想教育运动，找一些伪满洲国时代老工人上台回忆旧社会怎样怎样苦，吃不饱穿不暖，但他们的忆苦思甜讲着讲着就跑题了，把伪满洲国时代说得比新中国还好。厂里的干部只好亲自上台，告诉大家，看看旧社会穷人的下场，旧社会哪个穷人一个月能吃上二十七斤半？那时候鞍钢有人编了一首诗，二十七斤半，饿得冒虚汗，上楼腿打颤，有钱也完蛋。工厂就组织辩论会，与编了这首诗的人辩论：旧社会什么都能买到，但是穷人没有钱，还赶不上新社会有钱买不到东西哪。我细想了一下，那时每个月每个人的生活费平均才六七元钱，但商店里买不到东西，那六七元钱也花不出去。现在要是维持那种质量的生活，一百元钱都用不了，不知道仍然留恋那个时代的中国人，是不是真的愿意回到那种质量的生活，饿得像瘦猴子一样，看到食物眼光发绿。

1961年的除夕夜，我大哥悄悄和我妈商量，过年了，吃顿饱饭吧。我妈叹了一口气，没有粮啊，怎么吃啊？我大哥乐了，像变戏法似的拿出一小口袋米，一小口袋面，都有四五斤重。原来这几个月我大哥做饭的时候，做米就捏出一点儿米，做面就捏出一点儿面，放在准备好的口袋里藏起来，本来是想在最缺粮食的时候救命用的。一年就一个春节，中国的传统节日，我大哥说，盼了一年，怎么也得吃顿饱饭哪。

那一年春节，我大哥像个英雄一样，领着我和我的二哥、三哥，打着纸糊的灯笼到外面放鞭炮。我爹和我妈在屋里准备年夜饭，用我大哥节省的粮食，蒸了一锅玉米面窝头，煮了一锅大米粥饭，还用政府发明的人造肉，炖了一锅白菜，一锅萝卜。放完鞭炮回来开始吃饭，一家人快快乐乐地，把锅里的饭菜全部消灭。

那个年月看不到电视，年夜饭以后打开电匣子听广播。那一天的广播也延长了时间，同中国的百姓一起欢度春节。我们听到播音员甜美的声音，从她的声音里知道中国是世界上生活最好的国家，中国人不能忘记全世界三分之二的人还在受苦，要解放他们，让他们和我们一样过上幸福生活。

这时候我的二哥和三哥就喊肚子痛。

我爹我妈吓了一跳，看见他们的肚子鼓的像一口锅。我看见他们的肚皮薄得像一张纸，由原来的不透明变得半透明，颜色发红的是血管，发青的是肠子。又过了一会儿，他们全都坐不起来了，随着电匣子里京剧的鼓点在炕上翻滚。咚咚呛，翻过来，咚咚呛，滚过去。咚咚呛，再翻过来，咚咚呛，再滚过去。

我爹我妈急了，要带他们去医院，可是他们一坐起来就剧烈疼痛，没法下地也没法走路。我妈眼泪汪汪的，用蘸了热水的毛巾在他们肚子上轻轻的擦，帮助那里的食物快一些消化。后来我爹与我妈商量，说过去他们村子里有个傻小子相看对象，一顿饭吃了二十多个馒头，后来都吐在桌子上了，没有撑死，只要让老二老三吐出来，他们的命就能保住。

就在那一天，我才知道饭吃多了能撑死人。后来一位略懂医学的朋友告诉我，饥荒年代人的胃壁变得很薄，猛然吃得太多，严重超出胃的容量，会胀破胃壁造成死亡。还有一种情况是胃壁没有破，但胀得太大的胃压迫心肺严重影响心肺工作，压迫肠道造成肠道坏死，也会引起死亡。有的动物和有的人一样，不知道自己需要多少食物，吃得太多也会撑死，比如鱼缸里养的金鱼。另外，一些食物的膨胀力量特别强大，比如黄豆。在人民公社时代不许社员杀牛，有的人给牛喂了很多黄豆让牛大量饮水，把牛胀死了可以吃到牛肉。据说在二战时期，有人想破坏敌方的商船，故意往盛满黄豆的船舱里灌水，那钢铁的大船也受不了，被膨胀的黄豆撑破，葬身在茫茫大海。

民间的智慧有很强的破坏力量，也有很强的修复力量。在1961年代除夕夜，是民间智慧救了我二哥、三哥的命。那个傻小子相看对象的民间故事，启发了我爹我妈，想尽各种办法让两个孩子张开嘴巴，把他们那么喜爱的食物，像喷泉一样倾吐出来。天亮了，折腾了一个晚上的他们，终于平安无事。

不管是民间智慧，还是官方智慧，以及半民间半官方的智慧，中国人的智慧，常常在他们经历的苦难中显露出来。上个世纪初的军阀混战年代，陕西发生饥荒，大量灾民饿死。为了避免被救助的人发生意外，救助者发明了一套极其繁琐的救助方式：省城四周及各县都设置了施粥厂，由赈务会发给受赈者食粥票，填明街巷及姓名．并照票据上的姓名造册，留给粥厂存查。施粥时，检票员站在粥厂人口，验明饥民所持食粥票，并核对与本厂底册无异，发给竹签，然后排队进入厂内，男女左右分开。老弱者在前，少壮者在后、每人一满勺，周而复始，每人只准两勺．不得吃得太饱，以免灾民饿极后饱食过度撑死无救。食粥后，仍将竹签收回。复将食粥票发给本人。读到这一段历史的时候，我的心里充满了辛酸和苦涩：在苦难到来之前，中国人在治理国家的时候，为什么不使用这种近似于严谨、秩序、公平、人性的管理方式呢？

当年陕西救灾的故事，现在看起来，像是一个寓言。

现在看起来，1961年春节，我家的故事也像一个寓言。

 

请记住这句话，责任等同生命

这个世界上的许多人，生命是虚空的，活了一年又一年，从来不负起责任。他们觉得，责任也是一种义务，压在心上，比较沉重，让愿意承担的人承担去吧。

想到这个浅显层次的问题，是因为这几天里，听到第一位美国黑人总统奥巴马说：我们赖以成功的价值观──诚实和勤奋、勇气和公平、宽容心和探索精神、忠诚和爱国──均由来以久。这些价值观都是千真万确的。这些价值观是我国整个历史过程中一股无声的进步力量。现在需要的便是重归这些真理。我们现在需要做的是开创负责任的新时代──每一位美国人都需要认识到我们对自己、对国家、对全世界都承担着义务。

他说这段话时，国会山的草坪上摄氏零下10度，观看总统就职典礼的美国民众像一片海水。他站在高处，能看到海水之外的草坪四周，能看到草坪四周的5000个厕所，都是临时设置的，就像是对他这段话的响应——既然有那么多人观看典礼，政府当然要负起提供临时厕所的责任。

知道这件事情，我愣了一会儿，想起我三哥说过的一件往事：当年，他和数十万名红卫兵一起，在天安门广场等待伟大领袖毛主席的检阅。他们等了几个小时，免不了有上厕所的生理冲动，但是不许离开广场，广场四周也没有足够的厕所。他们顾不得自己的尊严，所有的排泄问题只能在广场上当众解决。伟大领袖的检阅开始了，天安门广场骚气熏人，臭气冲天，他们那些跳起来欢呼的红卫兵小将，眼睛里涌出激动的泪水，鞋子上沾着污秽的粪便。那个夏天的那个广场，是地球上有史以来最不干净的广场。

几十年前的中国人，瞪着炯炯发光的眼睛，在斗争和贫困中生活。越贫困越要斗争，越斗争越是贫困，这种恶性循环，虽然不是恶性肿瘤，但也算不上良性肿瘤。那时，即使你有精力、也有能力承担责任，可四周没有你承担责任的环境，你又有什么办法？好有一比，即使你想让鞋子干净，可广场上到处是粪便，你又有什么办法？

当然，我不是说中国的少数人，而是说几乎所有的中国人，包括占着最大比例的农民。农民啊农民，是这个有悠久历史传统的农业国家（或者农耕社会）（或者农事民族）的主体。异族和异邦一次次攻入中国，甚至建立起长期的政权，但都没有彻底颠覆那些数量巨大和分布广阔的农民，也就没有彻底颠覆这个民族。农民生来胆怯，你打你的仗，我保我的命；农民性情散漫，你当你的官，我种我的田。在大地的深处，他们像野草，由于其低贱，不用浇水施肥，不用任何护理，只要一点儿土地就能存活；他们还像野草，由于其卑微，践踏之后、割除之后、烧掉之后，都能再生。

20世纪中期，他们遇到了前所未有的危机。他们的土地被彻底剥夺了，一点儿也不剩。他们还是农民，但身份变了，不再是有自己的土地、有土地上所有权利的自由人，而是失去自己的土地、失去迁徙流动权利的奴隶身。他们成了政府的佃户，他们还会对这片土地的丰收还是歉收，承担个人的责任吗？在我看到的文章里，几乎所有的学者都理所当然地认为，那些人民公社社员变懒了，出工不出力了，因此粮食产量极低，根本无法满足社员的粮食需求，社员们大都过着忍饥挨饿的日子。这种说法，把饥荒原因引导到中国农民的人性弱点，开始时让我相信，接着就让我怀疑。我的直觉醒来之后，告诉我，这种说法来自于当时的地方官员，他们明明知道饿死几千万人的真正原因，但是要把自己身上的罪责漂白，也要把他们领导的罪责减轻，只有把滔天大罪推演到民众头上：看啊，这些素质太低的中国农民，因为贪图懒惰把自己饿死了！

1960年代，我的许多农民亲戚都是人民公社社员，他们从来都不懒惰，他们从来都依照他们的本性，不肯糊弄庄稼，即使是在他们不满意的统治之下。庄稼是他们的生命。

在那些年头，他们祖辈相传的种田经验都不管用了，只能按照官员的命令种田。官员搞出一个像咒语一样的农业“八字宪法”，代替了他们几千年的农事经验。到了春天该翻地了，官员说，按照那八个字，必须“深”翻地。很多地方都翻了一米多深，把下面不适合种庄稼的生土翻上来，把适合种庄稼的肥沃土层压在深处，叫那庄稼还怎样生长？到了翻地之后该播种了，按照官员“密”的要求，该播种一公斤的播了十多公斤，指望密不透风的庄稼会有十多倍的收成。官员的做法还不许农民反对，有一个县因为农民给官员提意见，把几千个人当做反社会主义分子严厉批判。到了庄稼成熟的秋天，一望无际的天宇，一望无际的田园，庄稼都被缩小了，只有不饱满不成熟的颗粒，严重减产已成定局。只有田边地头以及偏僻之处的庄稼，那些没有顾得上管理的庄稼，自由生长，结出了沉甸甸的果实。

几千年的中国灾祸不断，早就发展出嫁祸于人的各种成熟经验，让肇事的祸首免于惩罚。比较起来，把造成饥荒的原因说成是农民懒惰和出工不出力，只能算是一种温和的嫁祸。还有一种更凶悍的嫁祸——河南有一个地区叫信阳，800多万人口饿死了150万人，这本是地方官员恶搞的“业绩”，可是他们却说是敌人搞破坏造成的，写了个报告送给最高官员，嫁祸于十年前就在土改中被消灭了的地主、富农。按照他们的说法，是由于地主、富农在土改时漏了网，大批地混进了革命阵营内部，实行反革命阶级复辟，封建势力大大作怪，造成群众生活异常困难……。因此必须“进行彻底的民主革命补课，像土改一样……把领导权夺过来。”

1961年元旦那天，最高官员把该报告批发全国，说那“是一个很好的文件”，全国“都应照此执行。”于是，全国范围又掀起民主革命补课运动，把大批农民补划成漏网地主、漏网富农、反革命、坏份子。有一个县在1949年土地改革时划定2700多户地主富农，本来就已经扩大化了，新运动一来，补划了3200多户。一些侥幸在饥荒中活下来的人，因为重新划分阶级成份成了人民的敌人，没收房屋，遭受虐待，有的投井而死，有的上吊而死。

在我看来，出工不出力的人民公社社员也有很多，但往往不是因为偷懒。一种情况应该是他们已经明白，按照官员们的瞎指挥，出力越多收成越差，还不如消极怠工好一些。另一种情况，是饥荒中的农民已经力不从心，有的人歪歪斜斜地走到地里干活，干着干着倒下去死了，更多的人饿着肚子干活，身上确实使不出力气。最后一种情况，才是干活偷懒的人，这种人任何时代、任何国家都有，宁可过贫困的生活也愿意闲着，但不会是任何时代、任何国家的主流和主体。

让我略感惊讶的是，中国的学者常常是顺着官员的目光看问题。中国官员在推脱自己承担的罪责时，愿意把所有的农民都看成干活偷懒的农民，中国学者在讨论集体经济效率低下时，容易把干活偷懒的农民看作农民的主流和主体。即使学者们能够证明他们的理论来自两位西方经济学家A·阿尔钦和H·登姆塞茨的研究，我相信也会在其中掺杂符合中国官方思路的中国特色。比如，现在的官员，现在的学者，都会肯定农村的责任田，这不仅仅是一种巧合。

1961年，中国出现了责任田，大约发展到中国农村的百分之二十。安徽省的责任田更多，在百分之八十以上。据说那个省份有一位七十多岁的农民，儿子得了肺病不能劳动。他在得到当地官员批准后，搬到山上去了，一面照顾儿子，一面开荒种地，那一年收了3300斤粮食，交给队里1800斤，自己留了1500斤，还交给队里60元钱。据说这件事让官员想到了以家庭为单位可以大幅度提高产量，而此前这个省份饿死了五六百万人口，占了总人口的百分之十五以上，于是开始提倡“定产到田，包工到户”。责任田就是考虑到当时政治环境的容忍程度的命名，容易得到中国最高官员的批准。

在我读到的文章里，还没有一篇文章，指出1961年中国出现的责任田，那个因为政治因素而扭曲的命名，具有某种词不达意的荒诞。它传送这样一种以偏概全的思想观念：农民从事集体劳动时不负责任，从事家庭劳动才负责任。在我出生之前，我的祖祖辈辈都是农民，当然我会从农民的角度，看见官员和学者看不见的事情：责任田里的粮食收得多，重要的原因，不是农民由懒惰变得勤快，而是他们摆脱了官员们的瞎指挥。以家庭为单位的责任田，当然不是人类农业史上最好的生产方式，但是可以让中国农民回到他们祖祖辈辈的生活方式，回到他们祖祖辈辈的农事经验。种田是农民自己的事情，用不着别人胡乱操心。

还有一点，可以说也可以不说。在1949年以前，中国的北方和南方，那些有过土地又失去土地的农民，只好租种地主的土地。北方地主呢，贪心较重，目光短浅。他们出租的土地，只给耕种者固定的和少量的粮食作为报酬。南方的地主呢，聪明灵活，切合实际。他们出租的土地，收取固定与合理数量的粮食以后，剩余的粮食归耕种者所有。比较起来，我喜欢南方地主的方式，可以让耕种者的效益更好一些。在我看来，人民公社时代，政府好像中国唯一的地主，先前采用的是北方地主的方式，有了责任田才改为南方地主的方式。

我还知道，所有的比喻都不过是比喻，这个比喻也只是比喻而已。

 

你了解这些女人的感觉吗

我在回忆1959年的文字里，忘了说到美国作家索尔·贝娄。他在那一年出版了《雨王汉德森》，其中写主人公感觉的地方特别密集，特别准确，超过了世界上所有的作家。他不仅善于描写视觉、听觉、嗅觉、味觉、触觉、运动感等生理感觉，还善于描写孤独感、失落感、恐惧感、恍惚感、苦闷感、诙谐感、嘲讽感、荒谬感、无所谓感、自甘堕落感等五花八门的心理感觉。大约二十年前，我在一次文学讲座里详细介绍他身为现代人的各种现代感觉，可惜，对于那些听讲座的人几乎没有什么影响。想一想也没有什么奇怪，中国模仿马尔克斯的人很多，有一些聪明就可以了；但是要学习索尔·贝娄，就需要自身有深厚的写作功底。

那次讲座以后不久，有位朋友说起她的同事，我家乡一所医院的护士，做了人工流产，手术后的第一句话是：肚子里有一个吹鼓的气球，一下子破了。

我还能记住这句话，是因为我后来阅读小说，读到流产的情节，下意识里总要和那护士的话做一下比较。比较的结果，不管写小说的人想象力有多好，都没有那护士说得生动，说得精彩。这让我想到，那些写小说的人缺少流产手术的亲身体验，要让他们或她们都亲身经历一遍或者几遍人工流产，又是不太现实的要求，可见中国官府衙门要求作家深入生活，体验生活，终究是一句很浪费的话。现代社会的荒谬感在这里出现了，你想写一件杀人案件，或者是杀人以后再写，或者是被人杀死以后再写，才会得到深刻的生活体验。官府衙门的要求，你很难做到。

比如，你有机会了解中国女人更多的感觉吗？

关于中国东北农村生活的小说里，有对乡下马车的描述：被套在车辕里驾车的那匹马叫做辕马。如果辕马的力量不够，旁边还要有一匹马帮助拉车，叫做拉帮套。关于中国东北农村生活的小说里，也有对一种独特婚姻形式的描述：家里有丈夫有妻子，但丈夫的力量不够，就有一位独身男子来了，成为妻子在法律意义之外的第二个丈夫。在机智和风趣的东北人看来，这种家庭和那种乡下马车相似，第二个丈夫和拉帮套的马相似，于是给他起了一个生动的名字——拉帮套。

1961年的时候，生活在穷困之中的东北，拉帮套的家庭多了起来，每个村子里都有，不仅有人民公社社员，还有生产队里的干部。每个村子都流行一种带有强烈嘲讽感的歌谣，格式是固定的，只需要把那两个男人名字添加进去。假设第一个叫社员甲，第二个叫社员乙，由那些乡下孩子跟在社员乙的后面，调皮地说唱他们的歌谣：

（社员甲）驾大辕！
    （社员乙）拉帮套！
    两个公的一个母！
    一个槽子吃草料！

有个村子，兄弟二人都是单身汉，穷得说不上媳妇儿。也算是上天的恩惠，他们搭救了一位落难的女子，那女子和他们有了感情。三个人到乡政府登记结婚，乡政府问你要嫁给哪一个，女子说，现在的婚姻法婚姻自由，我跟他们两个都好，都恋爱了，我嫁给他们两个。乡政府说，婚姻法规定了婚姻自由，后面还有一夫一妻哪，你只能嫁给一个人。那一天他们根据婚姻法的规定，都认为自己有理，认真地争吵了好久，结果当然是他们的二夫一妻失败了，乡政府的一夫一妻胜利了。

有学者研究之后认为，上个世纪中叶，二十多年时间，共和国的宪法形同虚设，法律基本不起作用，真正起作用的只有一部婚姻法。和上面一女嫁二夫的情况虽然不一样，但拉帮套也是二夫一妻的一种形式，对于东北农村普遍存在的拉帮套，各乡政府都不会给予登记和承认，但也不会依据婚姻法不许非法同居的规定，主动前去制止和拆散。

说起来也是东北的乡下女子比较善良和坚韧，得到了社会的一部分同情。由于丈夫伤病和别的原因，夫妻过不下去，孩子养活不了，往往就到了妻离子散的绝境，但她们不愿意让家庭散伙，也不愿意让孩子受苦，只好让别的独身男子进入家门，成为拉帮套的第二个丈夫。她们在乡里乡亲的蔑视和羞辱中生活，在两个丈夫的难堪和嫉妒中生活，需要巨大的勇气。处于相同状况的南方女子，可没有足够的勇气，宁可牺牲自己来承担一切，结果大多是妻离子散，家破人亡。都活到这个份上了，又有多少人的尊严和女人的尊严？

我了解到的情况是，那些年月里，拉帮套不是一件偷偷摸摸、见不得人的事情。确定这种关系的那天，原配夫妻和自愿来帮扶这一家人的独身男子是必不可少的，各方重要的亲戚请来，身份较高的乡邻到场，一起喝酒吃饭，同时把该说的话说透彻了，该定的事情定详细了，免得以后麻烦太多。拉帮套的年限并不固定，有的在家庭生活好转后结束，有的维持了整整一生。这个仪式以后，拉帮套的人正式进入这个家庭，全村的人也都认可了这件事情，不吵架不打仗的时候很少歧视他们。唯一不足的，是乡下人的日子太长太繁重，吵架打仗的事情时常发生，那时候拉帮套的人和家庭，可能受到非常肮脏非常狠毒的咒骂，无地自容。

在有些南方人的眼里，东北女人是东北大娘们儿，身高、肉厚、心善、性子野，东北男人都是活雷锋，拉帮套的人肯定也是。他们付出所有的收入所得，付出自己的全部体力，帮助一个家庭从恶梦里从地狱里走出来，得到的仅仅是和家庭女主人没有名分的性爱关系，一旦有了子女也不能享受父亲的名分。在拉帮套的案例里，只有为数极少的是为了爱情。比如土改时划为富农成份的一户人家，在一次次政治斗争里受尽非人苦难，长大了的女儿聪明美貌，却只能嫁给一个身有残疾的成份较低的人，于是有个特别喜欢她的男子谁也不娶，铁了心非去她的家里拉帮套，帮扶和庇护着她。这是他一定要做的事情，很有意义的事情，在一大堆辛酸里隐藏着一小份喜悦。

在正常世界生活的我们，有什么资格评价那种看似畸形的性爱关系？我们了解一个女人和两个男人在同一座屋檐下的感觉吗？我们会觉得那样的代价实在是太大了，因为时间不是最重要的因素，1961年的时候，美国各大药房里顾客盈门，新上市的女性口服避孕药销售一空，人们喜气洋洋地开创性自由与性幸福的时代。与他们同样进入1961年的中国百姓，付出多少辛劳多少痛苦，才能与人分享到一个女人。我无法比较美国和中国的两种方式，哪一种有更多的荒诞成分。虽然我知道，同样是在1961年，英国批评家艾思林出版《荒诞戏剧》一书，将尤奈斯库的《秃头歌女》和贝克特的《等待戈多》一类作品作了理论上的概括，正式命名为荒诞派戏剧。这种戏剧流派放弃形象塑造与戏剧冲突，提倡纯粹戏剧性和通过直喻把握世界，达到一种抽象的荒诞效果，用来表现现实与人生的支离破碎、奇特怪异、颠三倒四、混乱不堪、丑陋恐怖、痛苦绝望。

还有，为什么拉帮套的事情，在南方很少出现，在东北普遍发生？我一直没找到最后的答案。现在能够想到的答案之一，是东北有复杂的殖民地历史，东北人有复杂的生存观念和经验。一百多年了，这片土地上的人和这片土地上的女人，不管在哪路神仙或者魔鬼的统治之下，不管遇到的统治是宽松还是严酷，都知道怎样活得下去。他们和她们，难能可贵的意义，在于没有绝望，即便是难堪的、难以忍受的境地里，仍然给予生命以真诚的热爱、理解和宽容，探寻各种活下去的理由和方式，哪怕是牛马一般的生活，也隐隐流露出粗犷的乐观。

前面说到确立拉帮套关系的时候有一个仪式，这种仪式我没有参加过。1961年我六周岁，生活在城里，想要参加也没有机会。直到2000年快要到来的时候，我才参加了比较相似的一个简单仪式。一位女士的生活遭遇了不幸，丈夫不到三十几岁去世，不再嫁人她那点儿工资不够她们的生活费用，再嫁又担心年幼的孩子得不到快乐，于是想寻找一位能在经济上对她有所帮助的男士，也不需要很多钱财，每月几百元钱就行。那男士可以把她的家作为婚姻之外的一种补充，吃饭睡觉而已，也不需要情感承诺，来去自由。我的一位老朋友与她见面那天，找了我和另外几位朋友，喝了一顿酒，唱了几首歌。我们与她聊天时特别尊重她，倍加小心，字斟句酌的，免得她的自尊心受到伤害。喝酒唱歌之后，那位老朋友觉得做人还是不要太累，也就放弃了这件事情。现在想来，他们的关系如果确立了也很好，可以成为拉帮套的老形式在新时代的创新和发展。

这篇文字写到这里，正准备结束，忽然又想起1961年的时候，中国南方也有一种独特的婚姻形式。

大饥荒时期的南方农村，很多人家断了食物，再拖下去就要饿死了。于是经过家里长辈同意，年轻的媳妇带孩子或不带孩子,外出到邻县或邻省的农村,找一个老光棍“嫁”了,但是这边不离婚那边也不结婚，只和那独身男人有实无名地过日子,直到为他生了一个孩子,把孩子带到断奶,然后把孩子丢给那边,回到原来的夫家。这样做，能在乡里乡亲面前维护家庭尊严，但那南方女子的一来一去，离家而去时造成这边的肝肠寸断，返乡归来时又造成那边的涕泪涟涟，带来的痛苦比东北民间的拉帮套还多。

这种出现在中国南方的婚姻形式，由于没有一个像拉帮套那样通用和响亮的名称，快要被人们忘记了。

 

这个世界还有没有法西斯

1961年夏天，我坐在从天津开出的火车上，眼睛盯着窗外，希望看见海，闻到鱼的腥味。也不知过了多久，火车开到山海关车站，出了山海关就是东北了。我爹下车看一看，能不能买些吃的，告诉我留在车上不要乱跑。这时候，我看见车窗外面有很多山，一座连着一座，山上修了一道大墙，像条灰色的大虫子，一直爬到看不见的地方。我的话把对面的人逗乐了。他穿着解放军的服装，他说那是长城，中国长城，像一条龙，是中国的骄傲。

我是第一次看见中国长城。再仔细看一会儿，有时候像一条龙，有时候像大虫子。

让中国骄傲的长城，在外国很有名气。好多年以后我才知道，就在我看见长城的前几天，外国搞了一个代号为“中国长城第二”的工程，后来的名气比中国长城还大。

那就是柏林墙。

按照1961年就任的美国总统肯尼迪的说法，柏林墙是“世界上第一堵不是用于抵御外敌，而是用来对付自己百姓的墙”。

有个电影叫《攻克柏林》，二战时一旦把柏林攻克，德国法西斯就宣告失败。那是我出生前十年的1945年，硝烟刚刚散去的欧洲战场，一部分是美英法占领区，一部分是苏联占领区。英国首相丘吉尔有一天早晨洗脸之后，忽然意识到了苏联占领区的未来：苏联人要借机扩大版图和社会主义阵营。在研究欧洲战后安排和对日作战等问题的聚会上，他和美国总统杜鲁门要求斯大林履行雅尔塔协议，在其占领的东欧各国由人民选举民主政府。而斯大林强词夺理，他蛮横地说：“如果一个政府不是法西斯的，那它就是民主的。”后来，凡是美英等国的占领区，如西德，意大利、奥地利等，都履行了雅尔塔协议，进行了民主选举，由人民自己用选票作主，建立了民主制。而在苏联的占领区，包括东德、捷克斯洛伐克、波兰、匈牙利、罗马尼亚和保加利亚等，把一党制强加给了这些国家的人民。

德国一分为二，西德是民主制，东德是一党制。1949年10月东德建国，到了1953年6月，有30万工人举行大罢工，上街游行。政府居然求助苏联驻军镇压。苏联的装甲师镇压手无寸铁的工人，杀害了21人，逮捕了500多人。依靠外国军队镇压本国人民的东德统治者还倒打一耙，把人民的和平示威说成是西方间谍挑动的“暴乱”。

柏林也一分为二，成了两种制度的试验场，或者是竞赛场。那两种制度都说自己的好，谁好谁坏，谁适合民众生存，民众可以用脚投票。到了1961年，已经有三百万东德民众迁往或逃往西德，占整个东德人口的七分之一左右。开始的时候东德政府还很高兴哪，可以占有这些人的不动产，可以减轻发工资的负担。建柏林墙的前一个月，平均每天都有上千人逃亡，1个月的逃亡者竟多达3万人。东德政府就觉得心里不是滋味了，号称人民的国家，却无法获得民心，也无法留住人民。如果不建一堵墙拦住他们，同时拦住那边资本主义的影响，这边的政府还怎么维持下去？

于是有了“中国长城第二”，有了柏林墙。

于是有了东德政府的命令，对翻越柏林墙的民众开枪射杀。

于是在1961年8月24日，算起来是我在山海关看见中国长城的同一天，有一个比我大了十二岁的彼得·费希特尔，成了翻越柏林墙时被杀害的第一个东德人。

在我后来读到的一篇文章说：十八岁的东柏林青年彼得·费希特尔在到达墙跟翻身跃墙，他已经爬到了柏林墙的顶部，只需要再加最后一把劲，就可以达成目标，就在这个时候，枪声响了……彼得滑落回柏林墙东侧。悲剧还没有完，身中数弹的彼得倒在柏林墙下，血流如注，这期间，他不停地呼喊救命，呼声惊动了西柏林一边的边防军人。军人们扔过来一个急救包，但血将流尽的彼得·费希特尔已无力自救。彼得就这样在墙下躺了50分钟，没有一个东德警察前来管他。彼得的呼喊声一点一点的低下去了，低下去了。西柏林的人群爆发出愤怒的抗议声。“你们是杀人犯！”“你们是法西斯！”这个案例，让我注意到一种奇怪的矛盾状态：东德政府把柏林墙正式命名为“反法西斯防卫墙”，按当时民主德国领导人的说法是要用它保卫社会主义，防止西方颠覆和破坏。而那些西德民众，包括逃出去的东德民众，却在愤怒抗议东德政府是法西斯。那么，东德和西德，谁是法西斯？

我觉得，想弄清谁是法西斯，先要弄清什么是法西斯。

地球上充满了动物和植物，它们种类太多形状太多，我们很难一一记住它们的名字。再退一步说，世界上能够记住名字的事物也太多了，很难全部弄清它们的含义。比如法西斯主义，暴虐残忍地伤害过这个世界，永远也不会让人忘记。但是，除了知道它是个专门制造灾难的恶魔，这个世界上，又有多少人知道这个名词的更多内涵？

二战以前的法西斯主义，还不是带有贬抑情感和魔鬼形象的称呼。作为一种强调政府中央集权至上的政治学问，它反对无政府主义、自由主义和共产主义，也反对自由放任的资本主义；作为一种国家地位凌驾一切之上的社会管理，它是社会主义和军国主义的特殊形式，结合了社团主义、工团主义、独裁主义、中央集权和极端民族主义。在一战之后的惶恐和动荡时代，在席卷世界的经济大萧条年月，法西斯运动曾经被当做能够拯救危机的社会理想，迅速发展到三十个国家，资本主义美国差一点走上它的道路，社会主义苏联实际上已变成它的一员（后来苏联同德国法西斯作战，我们才把它从法西斯里面划了出来）。天啊，三十个国家，真的不少了。1932年中国末代皇帝建立满洲帝国时，世界上有主权的国家才八十多个。值得庆幸的是，希特勒让法西斯主义的巨大危害过早地暴露出来，让整个世界从无边恶梦中及时惊醒，我们才没有陷入灭顶之灾。

现在，问题又来了，让社会大众和社会精英普遍看好的救世理想，变成张开牙齿、挥舞利爪、浑身血腥、生性残暴的屠世恶魔，既那么快又那么容易，究竟是为了什么？

法西斯主义的特色是以极权主义的方式由国家控制所有层面的生活：政治的、社会的、文化的和经济的。

法西斯主义要求对单一的领袖效忠——通常达到个人崇拜的程度，然后实行个人独裁。

法西斯主义呼唤英雄式的群众力量恢复过往的光辉，推崇权力和力量，赞扬以战争和胜利来决定真理和价值。

法西斯主义视国家为一种拥有积极权利的组织实体，而非一种设计用以保护群体和个人权利的制度，法西斯主义也不认为国家权力应该受到监督。

法西斯主义将民族、国家、或种族的地位置于个人、制度或组织之上，以诉诸利他主义（在有些国家叫爱国主义和集体主义）的宣传方式，实现对个体的公开压迫。

《大英百科全书》对法西斯主义一词的定义是：“个人的地位被压制于集体——例如某个国家、民族、种族或社会阶级之下的社会组织。”但我觉得这种定义过于简单，很难表现出法西斯主义与各种极权制度的差异，我还想在后面接上一句“集体的地位又被压制于个人——例如某个乖戾、蛮横、暴躁或凌驾于党派集体之上的独裁者”，也还是无法与标榜为各种主义的极权国家区分开来。

斯大林的那句话，“如果一个政府不是法西斯的，那它就是民主的”，给了我一点启发，这句话非此即彼的逻辑关系如果成立，完全可以把前后概念互换，说成：“如果一个政府不是民主的，那它就是法西斯的。”但这句话太可怕了，让我浑身发冷，禁不住颤栗。为了整个人类情感的承受能力，这样说是绝对不可以的。

1961年，柏林墙建立，增加了东德人逃往西德的难度，此后有5043人成功地逃入西柏林，还有239人死亡，260人受伤，3221人被逮捕。1989年，柏林墙拆除。现在看来，柏林墙的正式命名也有问题，叫做“反法西斯防卫墙”，还不如叫“反民众防卫墙”或者“反民主防卫墙”，与实际的功能更接近一些。

董学仁文集：http://www.hxzq.net/showcorpus.asp?id=17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