逃港知青艰辛往事

作者：南都记者吴怿、王睦广、庄树雄

来源:南方都市报 南都网 2012-12-20

此文摘要：“我们大家，用艰辛努力，写下那不朽香江名句……”熟悉的歌声响起，香港狮子山下，曾经的偷渡者，72岁的香港前行政、立法局议员，港区全国人大代表李鹏飞朗声道：“失败二字，在他们的字典里是没有的(香港沙田，张宇德站在沙田工业区高耸的工业大厦中间，当年他来香港后在这里寻得了第一桶金。

“我们大家，用艰辛努力，写下那不朽香江名句……”熟悉的歌声响起，香港狮子山下，曾经的偷渡者，72岁的香港前行政、立法局议员，港区全国人大代表李鹏飞朗声道：“失败二字，在他们的字典里是没有的。在某事失败，再干、再努力，哪里跌倒，哪里再站起来。这才是创造香港所谓经济奇迹的狮子山精神。”

2012年12月7日，一场关于中国知青的国际研讨会在香港中文大学举行。来自美国、新加坡、香港、台湾和内地的逃港者和专家、学者齐聚一堂，话题集中在逃港的中国知青。年逾花甲的逃港知青“群情激昂”，他们带来了各自写的书籍、论文乃至影像作品。

“我自己的同学中，就有8人在偷渡中死亡。逃港潮中死了多少人，没人知道。深圳有开荒牛，珠海有渔女，为什么不能有逃港者塑像呢？”一名逃港知青说，偷渡者不是改革者，没什么大理想，只是追求个人的幸福和人性的解放、自由，但确确实实是他们用生命撞开了中国开放的大门，“仅仅是同情、理解还不够，这段历史应该得到肯定！”

逃港知青不下20万

事实上，从20世纪30年代起，因战争影响已有大批内地人逃到香港。新中国建立后，饥荒问题，加上大跃进、上山下乡以及后来的“文革”等政治运动，又造成了60到80年代的数次大规模逃港潮。1960年时香港人口只有301万，1979年时已增长至501万，逃港者正是香港人口增长的一个重要因素。

根据香港政府的统计，1966年人口比1965年增长3.2万人，但1967年一年却增长了9 .29万人，人口大量增长，不是生育或者正常移民，而是大量的偷渡人口输入。1968年9月，“上山下乡”运动开始，城市青年被号召到农村、边疆接受“再教育”，广东的知识青年中，插队到东莞、宝安一带的，惊讶地发现当地青壮年大多偷渡到了香港。

从1974年开始，港英当局实行“抵垒政策”，即抵达香港市区的偷渡者自首，可特赦获取居港权，到达郊区即新界者不足以获得居港权。政策使得上世纪70年代偷渡到香港的人数激增。据学者推算，1971年至1980年从内地偷渡到香港的人数约40万，其中又以知青为主体，估计不少于20万知青偷渡并留居香港。

从上世纪50年代开始，珠三角一直有人偷渡，而且这一带几乎家家有亲属在港，通信来往，也知道香港的实情并非宣传所言。在大饥荒年月，港人不断邮寄或亲身带食物接济内地亲友，“不可否认，偷渡的知青往往较有反抗性，不甘于命运的安排和社会的不公对待。”逃港知青黄东汉说。

从“督卒”到“起锚”

黄东汉今年70多岁了，他1970年从宝安县蛇口偷渡至香港，一晃已经过去40余年。用他自己的话说，衣食无忧，每个月还能领政府给的生果金，确实是安度晚年的好日子。黄老先生身体硬朗，这几年的爱好就是写写当年逃港那批人的故事。从2009开始，平均每2个月可以写一篇。“约了很多当年逃港的人，有的愿意谈，有的就不愿意，可能勾起了伤心事。”他所写的这一系列文章，题目叫做“起锚”，为什么知青把逃港说成“起锚”呢？这还得回到1962年前的逃港潮说起。(来源:南方都市报南都网上世纪五六十年代，广东地区的百姓，用“督卒”作为偷渡逃港的暗语。这个词语贴切又形象。当时的老百姓就像象棋里的“卒”一样，一心想着跨过深圳河这条“楚河汉界”，并且只能前进，不能后退。

到了上世纪60年代末，“督卒”这个暗语渐渐被“起锚”所代替。这首先是因为“督卒”用久，隐蔽性已经消失。其次，随着政策的收紧，边防措施和设施日益完备、现代化，翻越铁丝网过深圳河已不太容易，他们大多只能选择渡海而去。这正像是航海中的起锚。据说另一层含义，知青们不希望是一去不返的“卒”，而是盼望着如同航海之船，有返航的一天。

当年为了堵截内地人“起锚”，当局在东莞县和宝安县交界处，即樟木头以南建起了第一道封锁线。在封锁线以南的宝安县境内，是路路设卡，村村设防。当年“起锚”的多数是20岁左右的年轻人，他们生活经验不足，凭着手中简单的地图、指南针及少量干粮，白天不能走，只能躲藏在山上草丛中，晚上依靠微弱星光缓慢前进，往往一个晚上走不了几里路。从第一道封锁线到边境，“起锚者”不能走大路，不能靠村，只能在夜间翻山越岭，还要时刻躲避军警的追捕、毒蛇野狗的袭击，再加上饥饿，几十里的山路往往要走上一星期左右。

为了在翻越梧桐山时免遭警犬追赶，有知青事先到动物园收集老虎粪便。要泅渡海峡，必须强身健体，练一身过硬的游泳技能，许多知青会集中在广州越秀山公园中山纪念碑下的百步梯进行体能大练兵。练习游泳，可以先在池子不挨边游数十圈来回，然后再去珠江实练。

历尽艰辛，警犬咬、囚狗笼

有观点认为，当时中央音乐学院院长马思聪因不堪迫害，于1967年经深圳水域偷渡香港并转赴美国定居，是掀起知青逃港潮的导火索。在马思聪抵港后几天，几乎所有香港媒体均在头版头条位置刊登《中国著名音乐家马思聪逃抵香港》，正是从1967年起，知青长达10年的逃港潮拉开了序幕。

如前所述，这时知青要逃港，远不如先前边民逃港那么容易。大多数知青“起锚”的路线有三条：西路，从东莞进入宝安、南山一带，渡过深圳湾，或者从蛇口渡过后海湾；中路，从梧桐山、流浮山到沙头角，翻越铁丝网到香港；东路，从惠州到龙岗，渡过大鹏湾到香港。这三条路线各有其利弊，但风险都是巨大的。除了自然环境中的海蠔、鲨鱼、洋流，还有人为的铁丝网、警卫、警犬等虎视眈眈，随时准备把抓住的逃港者遣返。

像黄东汉那样，第一次逃港就成功的知青毕竟是少数。许多人都经历了多次“起锚”，经历千辛万苦才到达香港。张宇德就先后经历了三次逃港，终于成功到达。张宇德1952年生于广州，家庭成分是资本家，自然逃脱不了被抄家、上山下乡的命运，他被分配到了海南省。17岁的年轻人，终究不想这样过一辈子，为了前途，他决定趁回广州探亲之时逃港。

1971年，他们一行5人“起锚”了。不过，经过半个多月的翻山越岭，却在海边沙滩上，被边警发现了，就是在这里，他被警犬咬伤大腿，经过近一个月才好转。40多年后的今年，张宇德的腿上仍留有当年被狗咬的伤疤。

1973年第二次“起锚”，又在山上被民兵抓住送回。

1974年，张宇德和女友，及另一位朋友一起，又再次“起锚”。没想到走到第九天时，天黑山路难走，张宇德的女友摔下山断了一条腿。怎么办呢？继续走肯定是不行了。商量过后，张宇德找来两根树枝固定住女友摔断的双腿，将她抬到路边。张宇德躲在山上看着女友被巡逻的民兵抬走，才和朋友继续赶路，情侣就这样分别。

不过，这次他成功了。他和朋友在小梅沙下水，经过一晚渡海，终于渡过大鹏湾，在香港新界的吉澳岛上了岸。幸运的是，张宇德的女友一年多后也逃港成功，在香港团聚。而他在香港认识一位同是当年逃港的女士，和弟弟一起“起锚”，其弟却在渡海的途中被鲨鱼撕成了碎片。

每名逃港者的背后，都有一个心酸的故事。沈强的故事，发生在1971年，做了万全的准备之后，第二年，朋友3人开始“起锚”。由于要翻越大山，跟其他逃港者的方法一样，他们只能白天睡觉，晚上赶路。走了几天之后，沈强先去探路，没想回来却被边警抓住，五花大绑押回拘留所。而他却一直没能见着那两个同伴，“怪事，直到现在也没有那两个同伴的消息”。

第二次沈强决定一个人走，走了七八天，到了海堤旁，没想到又被潜伏着的边警发现，带回了营部。满身是泥的他，没人肯用绳子来捆，于是有边警就提出，将他关入关警犬的狗笼子里。1米6几的身高，身材瘦小的沈强蜷缩着身体正好关了进去。第三次“起锚”终于成功到达香港，顺利拿到香港身份证。这段被囚入狗笼的经历，成了沈强逃港路上，最难忘的经历。

泳裤渡香江。翘首望神州

在偷渡的这批知青中，有一个人，30多年前，他“一条泳裤渡香江”，在金融界传为美谈，他就是有“香港壳王”之称的全国政协委员刘梦熊。刘梦熊是广州人，1966年，原本上大学，当评论员的梦想被打破。1968年，他响应号召，到东莞长安镇上沙大队插队落户。

刘梦熊说起当年，他努力工作，年年被评为优秀知青，但是付出却得不到回报，由于父亲是“摘帽右派”，家庭出身有问题，始终无法得到信任和重用，几年下来，刘梦熊心灰意冷，就起了偷渡逃港的念头。当年突然学游泳的人，都会被认为是为偷渡做准备，因此，他就趁回广州休假的时候在珠江学。

经过一年多的准备，1973年9月，刘梦熊踏上了逃港之路。走了6天6夜，从东莞到宝安，在现在深圳红树林自然保护区的位置下水了。天黑就下水，跨越深圳湾，天亮还没到对岸。刘梦熊清楚记得，当时是看着对面“尖鼻咀”水警码头上的5盏水银灯游过来的。他说，“又划了386下水，念着毛主席语录鼓励自己，一口气游到了对岸”。爬上岸只有一条游泳裤，马上到警察局去登记，证明是偷渡过来，就可以领到永久居民身份证。1973年到香港，8年后，刘梦熊才第一次回广州，和母亲团聚。

逃港的知青，其实许多都怀着对祖国大陆的由衷热爱和深切感情，到港后，他们时刻思念还在大陆的亲人。黄东汉说，每年重阳节，一帮逃港的知青都会相约到香港沙岭“北望神州”。

黄东汉抵港之后，消息传到广州家里，家里人高兴地办了一桌酒席。很多年后，随着政策的放宽，黄东汉回广州置了业。张宇德更是回内地创了业，当了老板。受访的逃港知青都说，他们到香港后，每天都要关注媒体上关于内地的消息，一是因为亲人在内地，二也是心系祖国的命运。“并不是叛国，只是到香港为自己的前途，为了自己的明天而拼搏”，这是逃港知青对自己的评价。

 

中国知青问题研究专家潘鸣啸：

逃港知青让我认识到全新的世界

2012年12月7日，一场关于中国知青的国际研讨会在香港中文大学举行。来自美国、新加坡、香港、台湾和内地的逃港者和专家、学者齐聚一堂，话题集中在逃港的中国知青。

这场研讨会的组织者叫潘鸣啸，说一口流利的普通话，逃港知青亲切叫他“老潘”———事实上，老潘是地地道道的法国人，大名M ichel B onnin。40年前在香港传奇般遇上渡海而来的逃港知青，改变了他的研究方向和人生轨迹。

年轻时，老潘是一个热血的“左派”学生，参与了1968年的巴黎“五月风暴”，这是他自称“法国老三届”的原因。1971年至1976年，出于对法国革命的失望，潘鸣啸到香港半工半读。上世纪70年代，老潘和朋友到东坪洲玩，半夜时分有人敲门，老潘开门一看，一个精神高度紧张的中国人，压低声音求救，“我是从那边过来的，能否在这里住一晚。”对方指向北方。老潘看来者衣服是干的，有点怀疑，但一握手，就相信了对方，“他的手给我感觉是在水里泡了很久的。”当时中国内地很封闭，对于老潘这样的汉学家，很难得到内地的第一手资料，彻夜长谈，让老潘受益匪浅，兴奋异常，“我在北京留学的同学感叹说，我一晚上得到的关于内地的信息，比他一个月得到的还多。”让老潘惊讶的是，在与这名逃港者长谈时，又听见窗外有人呼喊救命。逃港者说他有同伴在中途失散，于是赶紧到海边搜索，最后救上来的是另一名与他不相识的逃港者，“我那时才感觉到，逃港的不是一两个人，而是一个庞大的群体。”第二天，老潘将两名逃港者安全送达香港市区。他开始接触从内地来的偷渡者，听他们讲述在内地的故事，“跟他们谈话，让我感受到了一个全新的世界。当时在香港的知青还创办了一份杂志，叫《黄河》。”自此，潘鸣啸放弃当代儒学再评价的博士论文课题，转而集中研究“上山下乡”运动。1978年，他和法国的记者朋友合作出版了较早关注中国“上山下乡”运动的《20岁在中国农村》，在欧洲引起不小反响。

二十世纪九十年代初，潘鸣啸出任在香港成立并由法国政府资助的法国当代中国研究中心主任，创办杂志《神州展望》法语版及英语版。2010年，他的《失落的一代———中国的上山下乡运动(1968-1980)》，为其奠定中国知青问题研究专家的江湖地位。

黄东汉 今年70多岁，他1970年从宝安县蛇口偷渡至香港，这几年的爱好就是写写当年逃港那批人的故事。

张宇德 1952年生于广州，家庭成分是资本家，自然逃脱不了被抄家、上山下乡的命运。他先后经历了三次逃港，终于成功到达。(来源:南方都市报南都网刘梦熊30多年前，他“一条泳裤渡香江”，在金融界传为美谈，他就是有“香港壳王”之称的全国政协委员刘梦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