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周“逃亡”的人生
作者：徐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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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周“逃亡”的人生
作者：徐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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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周“逃亡”的人生 老周是我1992年9月初到美国纽约同一屋下的一个房客。当年我受美国哥伦比亚大学东亚所所长Andre Nathan的邀请赴美做访问学者，哥大派了一名姓张的学生来机场接我，并帮我在皇后区（Queens）Woodside 165街找了一家离地铁不远的房子住下。我住一楼窗朝马路的明亮大间，老周则是住在地下室无窗昏暗的小房间。 老周看上去六十多岁，给我第一个印象是有点怪怪的，似乎有很多不协调的东西反映在他身上。比如说，他身高约一米八几，但身子有点单薄且背有点驼；他五官端正，却又头发松蓬，胡子不修；他上身穿着一件廉价西装，脚下却配一双大一号的球鞋，一看就是晴雨天水陆并用，已经变形得像两支破旧漏水的皮划艇；他戴着副高度近视的金丝边眼镜，像个读书人，但却常为你用了我还是我用了你的油盐酱醋之类的鸡毛蒜皮的小事，和地下室的另一个房客吵得不可开交，嗓门一点不饶人；他每天进进出出屋子好几次，不分早晚，每隔几个小时，他那皮划艇般的大球鞋就会在走廊的老旧地板上吱嘎吱嘎蹬蹬作响；他出门背上永远是一个双肩包，里面东西塞得不多却显得有些份量。我始终猜不出他究竟是干什么的，反正和我在大陆所接触到的任何一个同龄知识分子的形象都不一样。 慢慢的，低头不见抬头见，老周和我熟了起来，部分原因可能缘于他是上海人，而我因为妈妈是上海人，也能讲一口流利的上海话，彼此之间就多了一份亲近感。我大概了解到他是在二年前丛上海来的，现在在纽约地铁里卖ONE DOLLAR的小物件，主要是卖随身听的五号电池。我知道纽约的特点是城市大、人口多、地铁四通八达，所以人们无论贫富都选择坐地铁上下班，路上花一小时左右时间是家常便饭，因此很多人都会带随身听来打发时间，而这些人就成了老周他们的客户群。我问他每个月能赚多少钱，他模棱两可地说：“一般啦，一般拉”。 老周对我的第一次“友好”表示是发生在某一天我从学校回家的路上。我刚走到离家不远的那家K-Market超级市场，一转弯就听到老周的大嗓门从空中飘过来，“徐先生，快来挑啊！”，一看，原来是老周正站在超级市场侧门旁硕大的废物箱上向我招手。老周本来就高头大马，加上站在废物箱上，已快一层楼的高度，加上一只手拎着一只装满东西的塑料袋，另一只手里还举着好几根黄瓜在空中挥舞，卖相实在有点滑稽难看；但老周没有丝毫一点尴尬，满脸堆笑地用上海话对我说：“要佛（不）要帮侬（你）奈（拿）一些，花菜、黄瓜、番茄样样都有，只有一碍碍（点点）瓦特（坏掉），奈（拿）回家切一切，佬（很）好咯。”嘿，我这个哥伦比亚大学的访问学者再寒酸也不能沦落到检人家丢掉的东西吃的地步？我当然谢绝了他的“美意”。 使我第一次对老周刮目相看的不是源于我的眼睛，而是耳朵。某一天晚上，我参加完一个哥大的SEMINAR坐1号地铁回家，路上乘客不多，碰到一个卖ONE DOLLAR的福建小伙子经过，就和他聊了起来。我告诉他我的一个朋友也是做你这行的，他马上问是哪一个，说每一个在地铁卖ONE DOLLAR的他都认识。我就向他形容了一番，没想到他马上说，“那是老周！”。我正纳闷着怎么就真的那么巧，他马上接着说老周是纽约坐地铁的人都认识的名人，我问为什么?“因为纽约地铁卖ONE DOLLAR的只有他一个人能够说一口流利的英文，连警察都佩服他，抓到他都会因为他英文说得呱呱叫，连人带货放他走！”。听到这话，真使我大吃一惊。这个老周居然是个不显山显水的能人，敢和纽约警察过招！然而，和后来发生的事情相比，我那一刻的感受真是小菜一碟。 就在我到纽约的第二年夏天的一个周末，突然有人敲门，开门一看居然是从不串门的老周。使我眼睛一亮的是，那天的老周和往常完全不一样，穿着一套笔挺的浅色条纹西装，打着考究蓝色小圆点图案的领带，头发染得乌黑，二分的式样吹得左右分明，胡子刮得一干二净，脚下黑色皮鞋擦得精光贼亮；更使我目瞪口呆的是他往日的驼背模样居然一夜间消失了，身板笔直，笑容满面，这哪是我认识的老周啊？！ 老周神气若定，开口的第一句话是：“我拿到绿卡，下周要回国了，特地来向你们来告个别。”这下我更晕了，老周不但变了个人，卖ONEDOLLAR的人落魄老人居然还能拿到了美国绿卡？！我愣了半天才知道要请客人进屋入座。 一杯杭州龙井奉上，老周话匣子打开了，话题从他不请律师靠自己申请美国政治庇护绿卡获得批准到他过去几十年传奇的人生经历，说得是滔滔不绝，环环入扣。我的听觉受到一浪又一浪的冲击，努力控制自己不去打断他的回忆，只是偶尔在必要的时候插一些问话，使他的叙述更具有完整性。一个难以想象的老周人生完整地出现在我的面前--------。 老周之所以有今日，须得从他的家世说起。老周生于二十世纪二十年代末，他父亲是国民党黄埔军校最早几期的学生（第几期我听了忘了），母亲原是上海有钱人家的小家碧玉。父亲在老家有元配，1927年跟着老蒋打进上海时休了元配和他母亲结了婚，不久有了他。北伐成功后父亲因长期军旅在外又娶了外室，因此将老周母子放在上海，自己则住在南京。老周父亲三十年代曾经带兵做过师长，但在一次战斗打了败仗，残部被非黄埔嫡系的部队收了编，自己单枪匹马逃回南京，被老蒋臭骂一顿，不但丢了兵权，还长时间坐了冷板凳，直到三十年代中期才被重新启用，委派去了柏林做了国民政府驻德国大使馆的武官。在德国，他父亲十分尽职，精心考察研究撰写了“德国陆军战术之研究”一书贡献给政府，作即将到来的抗战之参考，证明自己绝不仅是一介武夫。 老周父亲四十年代即脱离了军界，一辈子没有和共产党交手过，所以49年变天时决定留在南京；开始时还过了几年平安日子，不料到了51年，“镇压反革命”运动骤起，家中被搜出黄埔学生都有的中正剑和过去老蒋发的委任状，老周的父亲被共产党抓起来枪毙了。老周当时才二十岁出头，大学在读，并没有为失去父亲太过于伤心，因为从小他妈灌输给他的父亲形象是抛妻弃子，没有良心，但没想到，后来他一生的命运却着着实实与他这个鲜少见面的“反革命父亲”难解难分。 “镇反”结束的第二年，老周大学毕业了，他学的专业是英语，照理说要留在上海工作很容易，但就因为他的出身成分是被镇压了的反革命而被学校发配到新疆从事非外语工作。老周不服气，又舍不得从小相依为命的母亲和大学时认识的女朋友，在新疆没干两年就不经单位批准私自逃回上海，成了没“户口”的“黑人”，这次逃离新疆是他人生一系列与“逃”有关的悲剧的序曲。 回到上海的老周，与未婚妻迅速结了婚。不久妻子怀孕、女儿出生，但由于根本无法解决“户口问题”，老周在上海根本不可能找到一份正式工作。家庭担子越来越重，在走投无路的情况下，他天真地想到，是否可以去不要户口关系的外国使馆做全职或半职的翻译工作来养家糊口，于是他选择了和中国关系过得去的波兰驻上海领事馆，写信给他们希望在那里得到一份对口的工作。没想到五十年代后期波兰已经出了问题，老周的信当日即被“国家安全部门”查获，于是“毕业后不服从国家分配，私自返回上海”和“出身于反革命家庭，企图里通外国”成为老周的污点，老周被打成“坏分子”，判了两年“劳教”，赶出上海，到江苏一家农场去劳动。 被劳教的老周祸不单行.妻子选择了和他离婚，女儿当然也理所应当地判给了妻子，老周在劳教农场的心情坏到了极点。不久，更坏的消息接踵而来:他母亲因为他的事伤心过度，不幸病故。消息传来，老周痛不欲生，因为母亲是这个世界上他唯一的亲人，如今母亲也离开了他，真的到是家破人亡的地步，人生已经看不到任何希望，即使有一天结束了劳教，他也回不了上海，如此苟延残喘地活下去又有什么意思？！于是，老周想到了逃离中国，这是他人生第二次选择了“逃”，但已经上升到“逃亡”级别，目的地是他心中的自由世界--香港。 老天是乎给了他机会，劳教单位同意给他三天假期，让他回上海奔丧。头脑格外冷静的他选择了在开追悼会的前夜离开了住家，消失在茫茫人海之中。然而要逃到香港是谈何容易，劳教单位一发现老周失踪就通报上级，于是车站、码头天罗地网，不出两天，毫无逃跑经验的老周就在广州火车站被抓个正着。 一个劳教人员利用奔丧机会逃跑，还企图前往香港“投敌”，老周是罪上加罪，一下子从劳教人员上升到罪犯，被判刑五年，转押江西服刑。穿上囚服的他开始变得“老实”起来，他开始懂得如何适应环境，等待机会。慢慢的，他从劳改生活中学会了很多东西，比如如何放下自尊心去顺从讨好管教干部，如何在劳改犯群体中左右逢源来维护自己的实际利益-----。 到1963年，五年的服刑劳改生活终于熬过去了，老周刑满释放了，却无家可归，老周被迫成为劳改释放留场人员，待在原来的农场里。难道这辈子就这样在农场待下去？那时候他的心又活了起来，于是他开始策划人生中再一次“逃亡”，目标还是老地方-香港，那里不但是自由世界，而且还可能找到他父亲当年的老部下-----。 这次的准备工作和上一次逃跑不可同日而语。留场人员可以取回判刑前属于自己的手表，老周有了时间工具；留场人员不同于劳改犯还有点工资收入，可以积起来作为逃跑经费，包括购买指南针之类的物件；最难的事要数全国粮票，有了它才可以在跑路时买得到吃的东西。老周在劳改犯里所积累的人缘派了用场，他利用自己留场人员的便利和劳改犯做利益交换，串通劳改犯的家属来探监时偷偷的给他换一些全国粮票。终于，所有的准备工作完成了，老周就等着夏季的来临。 这次逃跑老周使用的是声东击西战术，故意选择了去广州的反方向，搭上了去武汉的汽车。老周说这是他接受了前一次逃跑的教训，他告诉我：“警察实在太厉害了，那次我一出广州火车站就被抓住了，”他不无得意地接着说，“这次我学聪明了，先去武汉，等到他们在广州扑个空，瞎忙一阵子放松警惕后再杀个回马枪。”到了武汉，老周不住旅店，白天在公园里消磨时间，晚上则借武汉是中国夏天著名的“火炉”的特点，混在消暑的武汉市民中间，搞一张凉席在马路上睡个通宵。老周说，“这还是要有点学问的，你得挑人多的公共场所，大家谁也不认识谁，小地方就有麻烦。”这时候我才明白为什么老周要等到夏天出逃的重要性了。 老周的流浪生活没延续了几天。“那天真倒霉”，老周回忆这段经历时说，“半夜三更，不知是谁对身边的女孩子动手动脚搞流氓，女孩子尖叫起来，正好碰上了治安巡逻队，一股脑把我们一拨人全给送进派出所，我当然跑不掉啦。联防队无意中抓到一个逃犯，他们高兴的要命，我伤心到极点。”老周被警察武装押解送回了劳改农场，一番审查批斗后，老周被加刑三年。我问他：“你回去后，他们打你了吗？”“打啊！吊起来打，但是不痛”，“为什么？”“因为我会‘装’，打一记，我就大声叫‘阿哟’，喊得惊天动地，他们看我是读书人经不起痛，下手就轻了”，说这话时老周的表情是笑嘻嘻的，我听了却感到一阵阵心酸。 老周又开始了他的第二次劳改犯生活，这三年是怎么度过的，老周没有说太多，因为他急着要告诉我他下一次逃跑的故事。 1966年老周再次刑满留场了，他成了该劳改农场的老人，管教干部和他熟了，对他前一次逃跑的记忆好像也不那么深了，加上那时已是文革时期，劳改农场的管理也是乱糟糟的。老周冷眼看世界，不动声色地搞他的一年准备、二年实施的逃跑计划。目标不变，但出逃的最初路线却有了革命性的变革，他要避开共产党控制严厉的城市和交通线，先躲进落后的山区。不知道老周这个计划是否是因为在江西时间呆得太久了，受到老毛当年秋收起义失败带部队成功上井冈山的启发，但显然是出于实事求是。那年的夏天，老周摸黑溜出农场，连夜急行军一头钻进了大山，进入大山后老周是昼伏夜行，白天躲在山沟里用树枝掩护自己，好几次上山砍柴的农民走过他藏身之地，都能听到他们的讲话声，但老周硬是“我自巍然不动”，每次都有惊无险。 走出大山的老周成了形神俱备的乞丐，他一路乞食问路向南行，时间虽慢路上倒是徒增了几分安全。终于到了广州，靠近了深圳（当时叫宝安），离香港不远了，老周的“革命性计划”眼看就要修成正果了。那天是一个月明的晚上，老周已经潜伏到肉眼能够看得见香港的地方，已经看到对岸满天的灯火，心里的那份激动无法形容，但理智告诉他要冷静再冷静，要等待到后半夜，选择月色黑一些才能下山前进，强渡关河。老周回忆起那段经历描述得可真是活龙活现，“我躲在树丛中，计算了与目标的距离，除以我最快的跑步速度，减去可能的耽误，大约十分钟之内我应该有把握到达河边，凭着自己的长手长脚的游泳技术，大约一小时不到后即可顺利到达彼岸。但我无论如何想不到，我一鱼跃身起，向前冲刺，前方突然出现边防军隐蔽哨的军人，一声声‘不许动’和噼里啪啦的拉枪栓声，我立刻举起了双手----。”老周人生的又一次逃亡就这样功败垂成了，失败的代价是他被第二次追加刑期，这次属于累犯，而且是现行的企图“叛国投敌”行为，加上又是文革高潮时期，因此被严判了十五年，到刑满要等到遥远的1983年。老周知道自己天命如此，他再也不想逃跑了。好在是他三进宫，对服刑生活已经轻车熟路，他再次将自己回归到管教干部眼中的可怜虫，其他劳改犯眼中的老好人的角色，做一天劳改犯干一天工。本想就此度过余生，没想到时光到了1976年，外面的世界一下子天翻地覆。“四人帮”被打倒了，一个“新时代”开始了，老周的痛苦人生应该转运了。那时候他根本不知道，他的后半生的生活仍然离不开一个“逃”字。 文革结束后，在全国性平反“冤假错案”的高潮中，老周最早的劳教案子被当局撤销平了反，其它后面所有的案子也就自然失去法律依据，跟着一锅端了。但老周在上海没有户口，落实政策只能在当地解决，老周被安排进了江西一家机械厂担任翻译，这是他大学毕业后第一次从事专业工作。那年他已是五十郎年纪了。 老周虽然对工作尚还满意，但不能回上海还是他心中一块石头，时时压得他难过，毕竟所有的不幸起源都是与想留在上海有关的。这次老周没有冲动了，要合法“逃出”江西这个伤心地回上海，唯一的途径就是通过婚姻途径。于是他登了征婚广告，几番周折，最后找到一个上海的老姑娘，四十几岁仍未嫁人，还是江北人。“当时好歹就是她了”，十几年过去了，老周和我说起这事还是一脸的无奈和后悔。 老周终于回到上海，离开他上一次离开已经是二十几年了，一切都是那么的熟悉和不熟悉，那种感受只有老周自己才会明白。前妻早已再婚，女儿要见一面是老周回到上海几个月以后的事了。见到女儿时老周已经认不出来，抱着女儿大哭一场，女儿则是一脸尴尬，虽然是自己的血脉，但毕竟彼此分离了二十几年啊！老周对女儿满怀内疚，但女儿提出的希望他经济上帮助她的要求却是他无力做到的。中国从来没有国家赔偿制度，给你平反算对你客气了，得到的一点点生活安置费全给老婆都还嫌太少。老周一声长叹：“时间久了，与亲生女儿的感情也会谈，没共同语言了。”老周在上海的工作是一家小单位，工资不高，老周与上海的人间烟火脱离得太久，单位的人际关系也处理得不好；婚后老两口子感情更有问题，主要是老婆嫌他没有积蓄收入太低，加上两人的生活习惯格格不入，各自不适应。好不容易回到的大上海，在老周眼里变得不那么可爱了。这时候，上海年轻人中掀起了出国热，去不了欧美、日本，能到港澳也令人羡慕。本来就不愿意安分守己的老周心里又被搞得痒痒的，他心里嘲笑这些人，我当年动脑筋想去香港时你们还没有生呢！他决定要么不走，要去就去美国，但不会像过去那样采取“越境偷渡”的方法，要光明正大地从国门出去。老周千方百计地打听海外关系，自己唯一的同父异母当空军的哥哥早在抗战时和日本鬼子的空战中牺牲了，剩下的只有在父亲的兄弟姐妹中找。终于有一天，找到父亲有一个姐姐在美国住在新泽西，老周喜出望外，马上发信取得了联系。拿了海外来信，老周立即申请赴美探亲手续，一切是那么的顺利，很快拿到了签证，那一刻，他真的感到自己转运了。 满怀着对美国的憧憬，老周怀里揣着几百用人民币兑换来的美金来到美国第一大都市纽约，找了个最便宜的地下室住下，一个月租金180美元还要交半个月的压金，着实让老周心痛的不得了。寄希望于姑姑，没几天，老周就打扮得西装革履，坐灰狗长途汽车去新泽西探亲了。 老周姑姑家住的是二层楼的别墅，院子有像上海的小公园那么大，姑姑招待他礼数一样都不缺，精致的午餐，讲究的下午茶，就少了点亲情，在姑姑家只待了半天，老周已经搜肠刮肚把所有能想到起套近乎的话都说尽了，但还是不好意思说出要姑姑在经济上帮忙的念头，到下午老周不得不怏怏向姑姑告别，姑姑给了他20美金，客气地说是当回程的车费，老周知道他的美国梦只能靠他自己了。 带来的绿钞没剩下几张了，怎么办？这是每个初来美国的华人人人要面对的问题，但对老周来说这个问题太严峻，因为他年纪太大了，华人最容易找到的工作--在餐馆做WAITER，送外卖都和他无缘。老周面对困难毫不死心，那些压力和他的劳改生活比起来算得了什么，老周拿着报纸上的招工广告，一次次花钱买地铁票，奔波在大纽约捷运线路上，皇天不负有心人，老周找到的“工作”竟然和地铁有关。 一天，老周我周，报纸上的招工广告，老周明知希望渺工广告，老周明知希望渺茫还hor'natural ders already understood在地铁车厢里碰到一位卖ONE DOLLAR的华人小伙子，对方只是无意中对他友善地笑了笑，他却着了魔似的站起来跟着他屁股后面走，一路观摩他怎么做生意；到了列车尽头，小伙子发现有人老跟着，警惕起来，劈头问他，为什么要跟踪我？老周先诚恳地道歉，然后再说：你能不能教我在地铁里和你一样卖ONE DOLLAR？小伙子起初一千个不答应，老周就一直跟着他，遇到白人和小伙子说英文他听不懂时，马上义务帮他做翻译，帮小伙做成了好几笔买卖。终于，小伙子答应收他“做徒弟”，带着他去曼哈顿41街的电池批发商处进货，56美分一对，卖一元钱，利润将近一倍！老周顿时信心大增，拿着货立马回家，效仿小伙，背起双肩包就出发，进了地铁车厢，看到满车人，居然一时拉不下脸去吆呼“ONE DOLLAR”,转眼想，这跟以前他在劳改农场的“装叫”也没什么两样，一屏气，“ONE DOLLAR”脱口而出，大声得把车厢里的旅客吓了一跳，立马有人成交！原来做生意是那么简单，半天下来，居然赚了三四十块美金，回家路上，老周激动的顿脚朝天划十字，感谢上帝！------。 老周不久就成了纽约地铁卖ONE DOLLAR的NUMBER ONE，“这可是批发商说的，因为我进货的时间最快、量最多，一比就比出来了”，老周得意地告诉我。老周的生意经可是头头是道，他对做生意的时间、地铁的线路、旅客的高峰期、客户的族群分类和心理分析都有详尽分析研究，当然少不了分析他自己的竞争优势。“我的特点是年纪大、脸皮厚、英文好；年纪大有好处，容易被人同情，况且纽约地铁只有我一个年纪大的人，”老周向我介绍道，“当然还要配套，加上衣服打扮，走路样子都要让人同情你。”老周没好意思说出“可怜”两字。“怪不得你过去一直穿的那么寒酸，走路还驼着背”，我打断他说。老周笑了，有点难为情。“那么英文好有什么用呢？”我刻意跳过“脸皮厚”的问题接着问。“好处多了，特别是晚上车上人少的时候，我会专门找带着随身听的白人聊天，他们对我会说英语都会好奇，只要聊的起来，即使他们当时还不需要换电池，很多人也会掏钱买，生意自然就比人家干巴巴地喊ONEDOLLAR要好。”我顺着他的话说，“听说你对付警察有一套？”老周得意得哈哈哈地笑了出来，“他们比中国的警察可好骗多了，我每次都会给他们编一套故事，做一番保证，给一个假地址，他们都相信我，不会为难我。”老周的曼哈顿创业记终于讲得差不多了，我问他为什么赚得好好的还要回中国？他说他要享受一下拿着美国绿卡进出中国的味道，我马上想到他那两次企图逃港的不堪经历，充分理解他说此话的心情。接着他把他申请美国政治庇护成功的事情从头到尾讲了一遍，顺便还拿出一大包申请材料。我一看，放在最前面的是他手写的英文申述和申请表格复印件，那一行行漂亮的英文字看得我直从心里冒酸水；接着是他劳教、判刑的一厚叠官方文件副本，快快翻了几页，那些带有特定时代气息毛骨悚然的政治语言，立即将我拉回到那恐怖年代；再下面竟然是那本他父亲写的“德国陆军战术研究”一书的原本，约二三百页厚，暗黄色的封面透出六十几年来的历史沧桑。 老周是从福建人偷渡客同行那里知道他们每一个人都在申请政庇绿卡，材料全是律师编的，居然大多数人都成功了，但要花掉三四万美金律师费。他真为他们感到可惜，于是向认识的朋友要他们成功的复印件从中研究门道，还一趟趟跑各大律师事务所，从工作人员口中套取相关“情报”，积累了一定知识后，再根据查到的移民局电话直接给官员打电话了解申请的具体要求和程序，最后他自己精心准备材料，提出政治庇护的申请；轮到面试时他不用翻译官，面对法官用英文侃侃而谈，几分钟下来，法官就说PASS了。 听了老周的介绍我大为好奇，问：“你的案子不是得到平反了吗？过去的冤狱怎么可以成为今日的理由？”老周的回答是：“我在申请材料里和面试中都回答了这个问题，我无辜被劳教加三次判刑，失去自由加起来快四分之一世纪，都跟我父亲的历史有关，有谁能够保证我回中国后今后的岁月会不会再为同样的原因坐牢？我已经六十几岁的人了，再次坐牢，谁能保证我能不能活着出来？我的话深深地打动了法官，这是我成功的关键”，老周的回答有点强词夺理但却振振有辞。“那你现在还恨共产党吗？”我不饶人地问。老周想了想说，“其实，------我觉得共产党蛮好的。”老周的回答出乎我的想象之外，我盯住他的眼睛，想了解这句话究竟是真是假，但我得不出结论。老周那么丰富的人生经验不是我这个书生可以看透的，更不要说无论他的回答和我的结论到底是什么，都不能改变以往老周悲催苦难一生的事实。 老周走了，带着大把的美金和小小的绿卡，带着全新体验的美国经历，风光喜悦地走了。 老周离开后不久我也搬了家，原本我以为见不到老周了，至少半年时间见不到他，因为美国绿卡每年要回美一次，我在心里深深地为他祝福，相信他回国后的生活会过得“佬适意”（上海话意思是过得很不错）。万万想不到的是，不到两个月，我突然接到老周的电话，说他已经回纽约了，想见我。我们在餐馆见了面，他告诉了我回国后的遭遇。原来这次老周又是逃跑出来的，是家庭原因。原来老周无意中对他老婆露了底，他在美国赚了好几万美金，老婆听了就千方百计地逼着他交出来，整天和他过不去，甚至不给他出家门，最后发展到动手打人，将他的手指都打得骨折了，他是用自己丰富逃亡生涯中最早的模式来对付这位“江北狮恐”的老妇，借口去医院看病为名，不带行李，直奔机场，逃回纽约。 毕竟不住在一起，老周的消息不那么多了，我的事业也到了高峰期，整日忙得不可开交。不知道过了多久，有一天我又接到老周的一个电话，电话那头的声音是那么地响亮和喜悦，“徐先生，我交桃花运了，现在有两个老太婆要追我，一个我嫌太矮，一个年纪太大，都盯住我不放，我躲都躲不开，看来我又要逃了-----”我一时语塞，竟然接不上话来，但心里为老周高兴，老周越活越年轻了。 自从我来到加拿大温哥华后，我真的和老周失去了联系。多少年过去了，我一直忘不了他。老周和我离别时对我说过，除我外，他没有和任何一个人那么详细地说他的一生故事。我内心发誓总有一天我要将他的经历写出来，否则这样一个传奇故事就会永远淹没在人群和历史之中。老周的经历是在发生在中国特殊的历史时期、由于特殊的家庭背景、所造成的一个特殊人物的特殊人生故事，他的经历见证了好几个时代，我有义务为他个人也为我们民族留下文字的记录。 老周今年应该是八十出头的高龄了，我想念他，并从心底祝愿他健康长寿、平安快乐。但愿有一天，我还能够再见老周，只是希望见面后他不要再告诉我新的“逃亡”故事。 写于2011年12月15日，定稿于同月20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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