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知青逃港潮
作者：阿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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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知青逃港潮
作者：阿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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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知青逃港潮 一、 偷渡，是人民对一种僵化的社会制度的义无返顾的否定和扬弃，是对西方民主制度的出自本能认同和追求。 开放，是执政党对自身制度的检讨和部分否定，是对西方社会制度的部分认同和学习吸收。 七十年代前期的老三届人知青偷渡潮只是前后持续三十多年的百万广东人民大偷渡历史中的一个片段。正是人民前赴后继用生命抗争，才最终迫使执政党内的有识之士作出让步，顺应时代潮流，打开国门，使文革浩劫中被折腾得奄奄一息，一穷二白，民不聊生的国家重新焕发生机。 逃港知青从来不是英雄，他们只是社会底层的“卑贱者”，他们的行为哪怕再勇敢，动机也只是追求个人幸福。他们和刘文学、向秀丽、焦裕禄、雷锋、郭凤莲、欧阳海、金训华、李双双、江水英……这些和知青同时代被宣传树立起来的不食人间烟火的英雄典型有天壤之别。 逃港知青从来不是英雄，他们只是一些平平凡凡的老百姓，他们哪怕观念再超前，也远远达不到林昭、遇罗克、杨曦光、顾准……等思想者的深度和高度，何况他们的动机也只是追求个人幸福。 但他们前赴后继“扑网”“蹈海”，不惜生命追求个人自由的坚强意志，正是我们这个长期被主义奴化，渐行委顿的民族最缺少的精神资源。他们自己不会意识到，当他们不愿屈从苟生，力图把握自己命运之时，他们已经成为历史的先行者。他们冲开重重深锁的国门只是想改变自己，结果改革开放的历史大潮由这缝隙而起，汹涌澎拜，势不可挡，中国因此而改变。 …… 五八年建立的农村人民公社是中国特色“美丽新世界”雏形，六六年开始的“史无前例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推而广之把整个中国“公社化”，就是要打造“史无前例”的“红彤彤”的“美丽新世界”。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运动只是“美丽新世界”实验中的一环。我们现在还有许多老知青对那段历史情不断，理还乱，对当年的理想主义深深怀念，依旧陷在“美丽新世界”的迷思中不能自拔。南中国偷渡潮中的知青大部分不是红五类，不是学生干部，不是党团积极分子……红色历史对他们几乎不着一字，因为他们是异类，是走“邪路”的人，和现在热播的电视剧《知青》里面极力塑造的那位胸怀大志带领老百姓走“共同富裕”道路的陕北知青赵某，是“两股道上跑的车，走的不是一条路”，他们只是上山下乡运动中的逃兵……但是，但是只有他们，才是真正的清醒者！ “血沃中原肥劲草，寒凝大地发春华”。 三十多年前老三届人中的一批精英曾不惜生命前赴后继勇敢追求的那个真实的“美丽新世界”——民主自由的世界，才真正代表了中国人民的幸福未来！ ——摘自作者《知青逃港潮——培英老三届调查》，2013年2月15日《记忆》93期（第五稿）
二、 ……转发推荐昨天出版的最新一期北京《记忆》杂志。这份国内很有分量同时也是“被”限量发行（主要面向学术机构）的历史刊物，在中国第一次（增刊专辑）披露文革中知青偷渡潮的真相。 李建中《从“督卒”到“起锚”》把偷渡潮形成的脉络交代得非常清晰。感佩一位44年出生的湖南知青作家（身居深圳），能够对广东的这段历史研究得如此透彻。 黄东汉《起锚》七篇回忆文章，由当事人讲述自己和身边朋友当年惊心动魄的偷渡故事，其中渗透了自身的人生感悟，它的历史价值是任何其他人不可以替代的。 本期还登载了我的论文《知青偷渡潮___广州培英中学老三届调查》及十一篇口述历史调查附录。 在这里，首先真诚感谢近年来毫无保留帮助我完成这些口述历史记录的阿邬、成哥、大侠、晓萍、任中、虾哥、恒芝、海狼、赖棉、津仔、江琰、左派、水果冰、野猫、胡佬、大叔、阿婆、玲仪、超哥、惠芝、慧人、天籁、温爷、野猫、荣琦、家其、黄宝……抱歉因为仓促交稿，事先未来得及请您审阅，如果文字记录中和您的表述个别地方有出入，请您多包涵，并向我指出，以便今后再找机会改正。 我的论文有点拖沓，对这段历史的叙述介绍也不像两位老学长那么到位，也许还可一读的是文章最后的一点点思考。如何给偷渡者的一个客观的历史定位？其实这里还包含了我个人的忏悔、反省、感悟和觉醒。许多朋友读过我16年前发表的第一篇纪实文学《海狼》，我做历史的动力，首先来源于对自身的批判。偷渡者从来不是什么英雄，但你们比我勇敢，也曾比我清醒，更比我们都伟大——因为你们敢于追求做人最基本的东西，就是自由、独立和尊严。在无意之中，你们其实已经改写了历史，你们是当代中国历史变革的先行者！而我们，那一言难尽的青春岁月，为了“结束洋胶进口的时代”“打击帝修反，解放全人类”，我们最大的贡献就是把海南岛最后幸存的原始森林砍伐殆尽。我们曾自以为在创造历史，实际我们是在涂鸦一个荒诞的神话。然后今天，今天我们中许多人还高唱“青春无悔”…… 也感谢《记忆》主编吴迪和编辑小戴，承蒙你们的厚爱，贵刊继去春刊登载了我《追踪遇罗克之死》一文，这次又给不才我腾出宝贵的版面，让俺这历史蚁工，能够将觅衔到的历史碎片安放在一个再合适不过的蚁窝。所有曾把你的故事付托给我的朋友，还有那些被历史的黑洞无声无息吞没的弄潮儿，现在可以安心了，你们当年的生命付出，将在历史的长河中得到永恒…… ——录自2013年2月16日给朋友的电邮
……认识您真的很高兴，有的人终身朋友，在精神上却不一定能有多少交流。有的人素昧平生，一面之交，却能交浅言深。读您是从《大逃港》开始的，作为体制内的一员，您选择了一条漫长的荆棘之路，我理解您动力只有一个，就是人的良知。 从我自己成长可知，从懂事之日，就有太多的似是而非的“大道理”，年复一年，无所不在，像“填鸭”似地灌输给我。狼奶基本成分就是所谓爱国主义和理想主义。只要在世界观形成时期处在严密新闻封锁的环境，单方面被强势的宣传控制，将来你哪怕摆脱了，走出高墙，你的精神很可能依然被禁锢在过去（如廖冰兄漫画）。这就是我们大多数同代人的现状，同代人的悲哀——很可能也包括今上。 张穗强的文章很有代表性，表面上看来有些事实是存在的，例如人文地域因素等，他提到如何给逃港知青一个准确客观的定位，也不无意义。但他的基本立场是：这段历史只是红旗下的一段阴影，前进中的政策失误。30年成绩是主要的，把一些为个人利益逃港的人抬高吹捧实际上是给国家抹黑。一句话，就是社会主义制度不容否定！ 我和张有相同的海南兵团知青背景，因此也太清楚这些“成功人士”的思维模式，国内的北方兵团知青大作家梁晓声写了一个《知青》，出了国的海南兵团知青哥伦比亚硕士苏玮也搞出一个《岁月甘泉》。这些高学历见多识广的聪明人尚且无法走出历史的罗生门，其他人就可想而知了。 对历史的反思起点不应该是理论，而是良知，是基本的价值判断。如果无视土改、镇反、反右、大跃进、大饥荒、大浩劫……，空谈国家民族理想献身，最后的导向就是法西斯。那天在会上我说：我们不仅是知青一代，也是红卫兵一代，也是打老师一代。文革前的教育那么“成功”——艰苦朴素，吃苦耐劳，用功学习，人人争学雷锋做好事……我们千五人的中学每学期都是零犯罪率，怎么文革来了，一夜之间人人都可以变成野兽？我长期以来一直百思不解。（2012/01/13） …… 汪伦整篇文章写得不错，但我不太赞同他简单否定张穗强关于广东珠三角知青比全国大多数地区知青生活条件优越的观点，毕竟是鱼米乡，四季温和，交通方便，温饱不愁等，都是北方等地不可比拟的。至于劳动艰苦，政治压力大，没有前途等，和“生活条件”是不同范畴的问题。我的论文就肯定珠三角知青生活整体而言相对比其他地方好，尽管如此，还有这么多人偷渡，根本原因是在当时的制度下知青普遍觉得留在农村没有前途，对面的香港制度更适合自己的生存发展。撇开政治而言，“水往低处流，人向高处走”这是很正常的选择。不走的知青当然各有各的原因，但最为重要的还是逃港有很大风险，要冒生命危险，如果去了这一条，开放边界，自由选择，当时不跑清光才怪。 …… 承认大逃港有人文地理背景，只可能发生在广东。逃港者普遍是为了改善个人处境，向往追求自由幸福生活，并无变革社会的伟大理想抱负。他们绝大部分都是原来老实守法的老百姓（下层无业市民、工人、农民、学生和知青等），不排除也混杂各种其他成分，包括刑事犯罪分子。 承认大逃港和当年港英当局的政策有关联。历史上港英当局对逃港者的接纳政策宽严变化直接影响逃港人数的升降。例如62年的即捕即解（加上中方强化边防等配合），“六二大逃亡”迅速退潮；74年11月开始实行（逃港者只要未进入市区一律）反解之后，加上国内知青回城政策开始实施，知青偷渡潮迅速退潮（注：其他市民、农民的偷渡并没有停止，直到八十年代前期还形成一次高潮）；承认大逃港和当年中方的特殊政策有关。在普遍人心向港，法不阿众的情况下，也顾及海外国际影响，中央以及广东地方领导基本是将偷渡逃港作为人民内部矛盾处理，多半情况下是走堵截、拘留和遣返释放的路子，而非轻易用枪击、判刑和劳改监禁等铁腕手段镇压，这也客观条件上让逃港失败（生还）者再次、多次偷渡成为可能。 ——笔者不但承认张穗强先生提到的一些事实，甚至还加以补充，希望上述三个“承认”，能够回答为什么会产生持续将近三十年，百万人大逃港的“震撼事件”的原因。 按照张先生的逻辑推理——“非法探亲”+港英人道+中方宽容，承认这三点，这就是原因。说白了，就是各有各的难处，这只是一个因缘巧合的“局部事件”而已，逃港者可以理解，可以同情，但无冤可伸，无反可平，拔高成英雄更是“耸人听闻”。说透了，就是没有谁应该为长达近三十年，百万人民逃往香港，无数人曝尸荒野，葬身鱼腹的历史悲剧负责！ 笔者无法苟同这貌似公允的荒谬论断。在此也不打算展开长篇大论，因为事实非常清楚： 是社会主义计划经济低效率造成普遍的物质匮乏，人民在生活水平低下，忍无可忍的情况下，才会持续发生大逃亡。 也是因为长期以来政治挂帅，以阶级斗争立国，把人分为三六九等，制造出大量的“政治贱民”，在前途无望的情况下，社会底层才成为逃亡潮的主体。 还因为专制体制对人身自由的束缚控制，对人精神的奴役禁锢，本身就是和人的天性相抵触。人们一旦突破资讯封锁（广东人更了解香港社会的实情），知道真相，就有可能不顾一切奋勇追求个人幸福。追求天赋人权——这正是绝大多数偷渡者的精神原动力。 邓小平先生能成为一代伟人的不凡之处，在于他能够在文革后党内左倾势力还很强大的情况下，以惊人的魄力一举扭转乾坤，领导执政党果断抛弃“计划经济”和“阶级斗争”的经济政治路线，通过改革开放，学习西方，使国家实现经济腾飞，人民生活水平大大提高，社会的自由度也有了相应改善，持续数十年的逃港潮在八十年代中期以后很快就消失于无形。 毋容置疑，大逃港是执政党的错误路线造成的。逃港潮的终结，也主要是因为执政党敢于改正自己的错误。不好就是不好，好就是好，刻意隐瞒或歪曲历史，一味鼓吹伟光正，反而是害党误国。如果我们不能正视历史，当年大逃港的历史悲剧还会重演！ …… 谁都知道搞经济特区，改革开放试点由广东而起，广东当时最大的问题是和香港、海外相比经济长期落后，人民见异思迁，逃港成风。问题汇报到邓大人，一句话：“這是我們的政策有問題，不是部隊管得了的”，真是石破天惊！在执政党的历史上，曾有谁这样勇于承认错误的？坦承人民逃港是内部原因，而不是像历来那样推“西方敌对势力”的破坏；强调继续用专政机器封堵的办法行不通，言下之意就是要找出一个办法提高人民生活，让老百姓自动放弃逃港。《大逃港》一书准确把握了记录了历史转折的瞬间，点出“大逃港逼出改革开放”的直接因果关系，何错之有？ ——录自2013年2月6日覆陈秉安先生的电邮
四、 卢梭说过：人类是生而自由的，但无往而不在枷锁之中。 因为适者才能生存，人们便常常不得不扭曲自己，所以人生往往是平庸的，甚至是庸俗的。人生难得有亮点。发财升官成名可以是成功，但不是亮点，那亮点是什么？亮点就是挺直自己，挣脱枷锁，哪怕一生中只有一次，哪怕最终失败了，也值了！ 追求自由，就是超越平庸，就是追求真实的人生。 当年的极权制度下，我和大多数“接受再教育”的知青一样，真诚地努力改造自己，“争取表现”，偶们实际上是在自觉不自觉地泯灭自己的个性，精神上自残，以求适应制度，从而获得个人的前途发展。后来我的同代人都明白是上当了，但他们大多数都不愿不敢也没有能力正视、反思，因为早已经适应了、习惯了，麻木了。专制制度就是建立在精神奴役之上的。直到今天。 当年的知青偷渡者最大的亮点，就是这种追求，虽九死而不回的追求。 留在内地的知青，现在不少人生活水平和海外当年那些偷渡者已不相上下，甚至超越。于是有的人居高临下评说：何必当初！ 世俗的眼光总是以成败论英雄，须知麻雀飞得再高还是麻雀，鹰隼坠地还是鹰隼。铜墙铁壁的旧制度是谁去动摇破坏的？难道靠雷锋？靠陈永贵？靠江水英？靠李双双？靠赵曙光？靠……？ 遇罗克、林昭、李九莲、杨曦光、顾准、张志新……无疑是舍生取义的真英雄，因为他们“为有牺牲多壮志，敢叫日月换新天”，牺牲小我以成全大我。 还有一些被视为落后分子的卑贱者，在“农业学大寨”的高潮中他们悄悄分田包干，暗中开荒种自留地；在“割私有制尾巴”“打击投机倒把”的萧杀口号下，他们冒险贩运倒卖；在被视为国策的轰轰烈烈的“上山下乡运动”中，他们有的曾成立组织，写大字报批判这场运动，有的上访绝食抗议，有的冒死蹈海逃亡……尽管他们不是新制度的缔造者，但他们却是旧制度的掘墓人，他们以追求小我开始，结果却成就了国家民族的大我。 自由生存权，是天赋人权。反抗社会制度的不公不义，敢于追求自身的合理权利的“个人主义者”，远比那些“大公无私”的时代楷模来得真实。捍卫自己的人权，实际上同时也是在捍卫他人的人权。只有当民权（人权）在和国家权、资本权三方博弈中壮大，得到保障，不会被轻易侵蚀，社会才能健康稳定向前发展。 ——录自2013年2月18日给ＫＡＴ的电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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