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年前读大学时，我就很反感唯物主义。我接受“有物论”但反对“唯物论”。当时，我对持唯物论者的反驳很简单：拿出一张1毛钱人民币，说：喊我一声爷爷，立即这张人民币属于你，既然是“唯物”，还在乎什么“脸”呢？
　　当时就没有出现一个“无所畏惧”的“彻底的唯物主义者”。
　　唯物主义是19世纪科学崇拜的产物，在当时有出现的合理性。到20世纪80年代还讲唯物论，是可笑的。
　　毛虽口头也讲唯物论，骨子里根本不信。讲“人要有点精神”，讲“政治第一”，讲“内因”，讲“上层建筑反作用”，反对“唯生产力论”，这是中国古典哲学对毛产生的影响，就象希腊哲学对马、恩的影响。正是由于受希腊哲学的影响，马、恩对唯物论是很谨慎的，晚年越发保留。列宁却将之推到极端。回城以后，基本没有读过马列。这些想法，都来自于插队时的阅读，应该大致不错。
　　美国很少有人信唯物论。多数人相信“上帝保佑美国”，多数人看重那些“使美国强大的价值（或精神，value）”。
　　所谓“实践唯一标准”就更荒唐。马恩列斯毛，好赖都是读书人，不会讲出这种糊涂话。当初我虽然知道很荒唐，但曾经以为比起“两个凡是”总要好一些。后来才明白，“唯一标准”与“两个凡是”完全是“一球货”，区别仅仅在于“主席标准”变成了“设计师标准”和“核心标准”。
　　99年初，我曾在一篇公开发表的文章中说：“二十年后对这一事件（提出实践标准）的大张旗鼓的纪念，实在显现出今天中国主流文化层次的低下，显现出思想理论的贫乏。导致文化苍白和理论贫乏的原因是显而易见的。这是严格的文化管制的结果。文化管制当然有利于稳定，但牺牲的是人的思想的自由和创造性。社会的发展需要稳定，我担心的是，为了稳定，我们是否在容忍了过多腐败和低能的同时，还过多地压抑了人的创造性。”没有想到的是，几个月以后，一个初中生和他的信众们，为我关于中国思想状况的判断，做出了一个生动的注脚。为什么动用警察？不过是由于你的货色比别人的更差。不仅比89年出现的货色差，而且比99年出现的货色还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