知青成分不好遭歧视

作者：谭全民

来源：凤凰网历史专稿（2011年08月24日）

核心提示：因为我的父亲在国民党部队里当过副营长。那个年代这是不得了的事情。那年代信奉的是：“老子英雄儿好汉，老子反动儿混蛋。”村里一些老乡对我有些飞短流长，干妈知道了，足不出户的她竟然跑到村中间人最多的地方反击流言。说：咋了！能在国民党当官那是有本事！

我的乡下干妈

在淳化插队的三年另八个月中，让我终生难忘的就是我的干妈。她给了我她能夠给我的所有的爱，一絲也没留给自己。那是1968年底一个大雪纷飞的日子，大卡车把我们拉到这天地茫茫，一眼望去不见飞鸟，不見人烟的地方。到了淳化县十里塬公社粱庄三队已是黄昏，我们被安排到老乡家吃晚饭，我去的那一家就是干妈的家。当时是什么状况我记不凊了，也许当时干妈就有了想法，也许一种缘份这里碰巧。说实话，那时候我们根本不知道天底下还有淳化这块地方。而那里的人们穷其一生也未出过山的人是绝大部分，而妇女们更是一生连县城也难得去过。所以对西安来的学生娃特别稀罕。一连几天都有乡亲们来看我们，其中大部分是妇女和孩子。那天干妈来看了我们，乡亲们碰见干妈顺口问：看谁来了？干妈半真半假的一手拉着我说：看我娃来了。

就这样开始，我和干妈结下了亲人般的母子情感。那年我21岁，高中六六届学生，干妈46岁，大字不识的山区妇女。

干妈家五口人，丈夫、三个孩子。她丈夫按当地习惯本该叫干大的，但我嫌拗口，就叫叔了。干妈家很穷，五口人盖一条被子，那被子根夲不是今天那长二米三，宽一米八的七孔九孔被。它只有一米五见方，虽千补百纳，各色布杂陈其上，却是又脏又黑烂棉花四处露着。炕蓆那不能叫蓆，就是个蓆片子。那里生产很落后，每亩麦田收三斗麦就是大丰收。每年二、三月都要饿肚子。干妈家最珍贵的就是几只下蛋母鸡，每年家中的油盐酱醋、针头线脑全靠鸡蛋去換。再就是磨麦子时收下一些白面，相当於今天的特一粉。剩下的麦子和麸皮磨在一起，当地叫红面。那点白面只有过年过节或来了客人才在面柜的角里挖出耒。可从有了我这个干儿子后，干妈常叫我过去吃饭，甚至我去她家串门也要打几个荷包蛋给我吃。我知道干妈很难，每次她去拿鸡蛋我都去挡，这时的干妈看都不看我，一只手拿着鸡蛋一只手把我一推“去、去！”在那孔当作灶房的窰洞里，她煮好鸡蛋，盛到碗里，拿个小勺往碗里一放，白己就迈着一双小脚出去了，这鸡蛋我真不能吃，干妈一家的生活太贫困了。我端上碗跟了出去，“干妈，你吃，你身体不好。”可是干妈一扬手差点碰撒了碗，她不理我却径直出大门了。我心里五味杂陈，鸡蛋却不能不吃。穷，因为穷，当地人洗衣都舍不得用肥皂。可是我穿上干妈给我洗过的衣服闻着有香味，过去一看，原来我的衣服干妈专门买香皂给我洗。她一辈子没有这样对自己。她把内心最大的爱，贫困中能作到的极致的“奢侈”全都用在我的身上。干妈家每顿饭的菜食只有辣子。但每当有我在场吃饭时，总得炒个鸡蛋或用油泼个葱花。吃饭时干妈家五口人加上我是六个。按照当时的习惯只有男人才能围在炕桌旁吃饭，干妈站在炕下，你让她吃，她总是说：我不吃，不想吃，心里浮的很（噁心）。两个女儿和一个小儿子就在灶房就歺。炕桌上干大吃黑馍，我吃白馍，只要我一拿黑馍，站在炕边的干妈就一把夺下。我真地很心酸，干妈这么难，把她们每年很少能吃到的东西都给了我，而我又无法拒绝。更让我揪心的是，吃不完的白馍和炒菜干妈会拿给孩子们，小儿子拿着白馍欢天喜地表情让我不安，他对白馍也是盼望己久的。两个姑娘却还说：给我哥留下。他们在这么困苦的日子里，看着我把他们难得一吃的机会剝夺了，反而是表現得那样坦白的舒心、满足、高兴。有时我觉得是我反而被他们同情着，反而是他们在可怜我。在极端贫穷中他们是怎样的一颗心呀！所以我爱农民，到今天依然如此。我读懂了他们。也因此，我每次回西安总会给干妈家买些东西。那时物质匮乏，买红薯都要粮票。我尽量买我认为最好的东西。然而干妈就是那样的干妈，“不吃，心里浮的很”。可是过几天后再去看，我给她买的吃食没有了。

“你吃了？”“我给四邻散了。”“我给你买的你为啥不吃”？

“我吃了能干啥？让村里人都尝尝也是你个名望。”好一个干妈，你一字不识却有这样的人格力量；你那么瘦小却高大地让我仰望。你贫穷如此常常吃不饱饭却如此轻看“美味佳肴”，用自己的饥饿还有那些好吃的去换取一个知青在乡亲中的好名声。把干妈对我的心放在秤上，用一座山也压不起来。有一年干妈攒鸡蛋钱给我作了一个新被子。在那个年代，劳动一天的报酬只有两三毛钱，这是何等不容易呀！干妈叮咛她的孩子们“都不许盖，是你哥回来盖的”。孩子们和干妈调侃：“行，我们不盖，叫你娃盖”。干妈的作为总让我有被极度偏爱的温暖，这种偏爱己经不是来自干妈一人，而是全家都认可的。也因此我总处在极度不安中。干妈生活的那个地方缺水，几十丈深都打不出水耒，人们早上起来盛一碗水在盆里，洗完脸是不倒的，中午回家还用这碗水洗手，晚上洗过，这碗水还要用来喂猪。基本上每家一个窑，夏季接上雨水以供饮用。因为窑水不夠一年用，全村人都先用村中间大涝池的水。那是一个大坑，下雨时灌满了水，此后人也吃、猪也喝、牛也饮，那是很脏的水，人们还是抢着，直到用完，各家才开始用窑水生活。可見水对这里的百姓多么重要。我们知青没有自已的窑，吃水常常东家一担西家一担，那都是有数的救命水呀！难免有些乡亲不高兴我们用水。可自从有了干妈，什么时候去打水，干妈总是叫来干大，说：给民去吊水。（干妈称我民）这一家人什么也不说，而自已舍不得用水，每当我看到干大走十里路下一道沟往家里挑水时，真是一面惭情。有时候我真不明白这是为什么。这就是干妈和她的一家。因为我的父亲在国民党部队里当过副营长。那个年代这是不得了的事情。那年代信奉的是：“老子英雄儿好汉，老子反动儿混蛋。”所以多次招工都被拒，我问一个林业局的招工人员：我父亲是国民党怎么连个伐木工人都当不成呢？你猜他怎么回答？他说：怕你放火烧山！这些事被村里一些老乡知道对我有些飞短流长，干妈知道了，足不出户的她竟然跑到村中间人最多的地方反击流言。说：咋了！能在国民党当官那是有夲事！因为干妈在村里辈份大挺有威望，於是无人再议论此事了。我欠干妈太多，不知到用什么方式去报荅这份爱。机会终於来了。

有一天，天还没亮，有人站在我住的窰洞上面叫：“老谭（直到今天我也没搞淸当地的乡亲们为什么叫我老谭，我才二十出头，可连村里的白胡子老人也称我老谭）你干妈有病了劲大（严重之意）的很！”我穿上衣服急忙赶到干妈家里。干妈肚子痛地满炕打滚。这时干妈的侄子也来了，我们拉出架子车，那床破被铺在车上，我将我的棉衣给干妈盖上，一路跑步向县医院奔去。我们村离县城四十多里路，中间隔一条大沟，为了抢时间我们不能沿公路过沟，就在六七十度的陡坡上抬着架子车。前边的人高举车辕后边的人提着车尾。那时我们年青有的是力气，就这一上一下十里大沟我们硬是抬着干妈过去了。过了沟我拉上车拚命向县城跑，架子车在石子路止颠簸得上下跳动。当我们把干妈送进病房时汗水把衣服裤子都浸湿了。医生检查了一下，问干妈：你刚才放屁了没有？干妈说：刚才架子车把我弹的放了个屁。医生说：没事了，老人是肠梗阻，一路上颠开了，处理一下就回去。回去的路上干妈不断说：我娃把我救了，我娃把我救了。她侄子听了会意的笑她，说：你就知道你娃。这件事后我舒坦多了。

然而最令我不安的事发生了，我差一点害死干妈。我们住的窰洞里常有野猫出入，放在案板上的饭菜也常被整得一塌糊涂。今天想起来我当初脑子也是进水了。我在一块馒头上浇了一些敌敌畏，想治一下野猫。当时怎么就没想到猫能吃有药味的东西吗？也因为那时我父母下放陕南，西安没有家了，其它知青朋友回西安我一个人坚持在乡下是常有的事。每当这时干妈就会每天到我的窰洞里给我作饭整理房间。这天干妈也来到我住的窰洞里，发现了这块馒头，闻一闻味儿不对，想扔掉覚着可惜，於是干妈将这块馍吃了。我下工回来听干妈说他心口难过，我吓得掉了魂，赶快找村里的赤脚医生，医生后来说干妈吃了一口感觉不对把剩下的扔了，我问干妈那一口你是嚥了还是吐了，干妈一会说吐了一会儿说嚥了一些。我焦急万分手脚无措。看到我紧张的样子，干妈把我叫到跟前，对我说：“民，没有你的事，我不怪你谁也别想怪你，要是我死了，你看的把我埋了就行了。”那一刻我真是心如刀绞。我想说干妈呀，你为什么给我这样大的爱，我这一生能承受得起吗？后来，因为吃的农药少，又卽时作了解毒处理，一切平安无事。

我们生活的那片土地缺少能源。乡亲们烧炕作饭用的都是麦草或玉米杆。等到这些烧完了，就要去当地那个叫安子洼的小煤矿拉煤烧。那里山坡陡峭、羊肠小道，拉过煤的人都不断诉说其艰难。去的时候给架子车尾巴上绑两根二尺长的树杆，回来时就磨完了。我们知靑同样存在这个问题。我是身体最棒的男生，义不容辞。那天早晨我借好架子车、麻袋、麻绳，准备去拉煤。可是干妈知道了。干妈，这就是我的干妈。她瘦小的身子挡在我面前：“不能去！你是为谁来？是为你媳妇为你娃？没煤烧都没煤烧又不是你一个人。咱山里的小伙子望着拉煤都怯火，你个学生娃，出了事咋说呢！祘谁的？”干妈把麻绳麻袋两手一提，走了。就这样干妈阻止了我这次冒险，也许，我因此躲过一次大难。记不清是哪一年，村里选举，我被乡亲们选为大队革命委员会付主任，相当於今天的付村长吧。干妈高兴地手里拿个手帕，围着她那个院子转圈。干大走过去给她说：“赶紧回去做饭，小心高兴神经了。”干妈一回到家，孩子们就逗她玩儿：你娃能行，你娃能行的很！干妈乐不能支，说：我娃就是能行，就是能行，我还要跟我娃享福哩！然而干妈没有享上我的福，我给予她的不及她给我的万一。

五年多前，我突然接到消息，干妈重病！我急忙开着我那辆只能称作“新时代架子车”的微面奔向一百多公里之外，我梦往神驰的土地，那里是我下乡插队的村庄，那里是我认识干妈的地方，然而，干妈病了，这回病得不轻。我两小时左右赶到干妈的家，一步闯进房间，我爬在干妈身边叫着：妈！妈！乡亲们都对着干妈说：你娃来了，快看，你娃来了！快给你娃说话！然而我失望了，干妈己经不认识我了，妈不认识这个世界了，她不认识最爱她的人了！我问：为什么不拉到县里看？为什么不拉到西安看？干妈的儿子说：人弱的很了，恐拍车一颠人就没了。我说：就这样等死吗？我开上车，四十里路，到县医院接来当地名医。一切都晚了，我心如死灰，精神崩溃。也许是男人的缘故，我一直没有哭。但是在埋干妈那天，村里的执事高叫：义子谭XX跪拜！我跪倒在干妈坟前那一刻泪水如涌。我的泪水浸湿了干妈坟前的土地。

干妈干大己去世多年了，淳化十里塬梁家庄这片土地我也多次重返，干妈干大坟前我烧的纸钱依然盘绕。四十多年过去我也依然魂牵梦绕。在下乡的日子遇此大爱不是人人都有。我很幸福，因为这上山下乡的日子，我很幸福，我的人生中遇到干妈。这种爱够我一生受用，这种爱使我已年过花甲还常常暗自流泪。我时时用干妈来净化我的灵魂，告诫自己：作一个贫穷的“人”，作一个有良心有大爱的“人”。富裕了也依然要作“人”，作“人”就要有良心有真爱。关於干妈的事还有许多，我想慢慢写来，在这可贵的版靣上献出我对干妈干大的纪念！

命运让我奔向远方

我的父母下放陕南回家困难，村子里常常是我一个人在坚持，两年春节我都沒有回家，乡亲们对我也有较多的同情。常听乡亲们说：看娃恓惶的，冰锅冷灶的，他大他妈离的远，回不去。在这里一定要多说几句，那两年春节，我在这个山村里过年太有成就感了。从腊月十几开始一直到正月十五以后，每天都有几个甚至十几个乡亲们围在我窰洞上边叫我去他们家吃饭，我是抢不到手的好孩子。他们穷的盖不上被子、吃不饱肚子，可给我作的饭，那是用尽了他们所能有的最好的东西。只有过年全家才买二斤肉，煮熟了腌在盐里。因为来叫我吃饭的社员多，不知叫来叫不来。所以每当我跟着社员们去他们家吃饭时，看到我进门，说：老谭来了。女主人才把碗伸进那大板柜的角上，那里是轻易舍不得吃的一点白面。他们穷却舍得给予和帮助，他们普通却如此善良厚道，可怜我、爱我这孤独的知青。过年这一个月我吃遍全村，也常伴枕边泪痕。这一村穷人凭什么对一个知青如此礼遇？他们一年到头饿肚子、吃黑馍，却把白馍留给我吃。今天老板发一千元工资到我手上，我看都不想看，那是我用汗水换来的，该，还嫌少呢。可那一个白馍让我记了一辈子，那哪是馍呀！分明是无边的大爱。

因为乡亲们抬爱，我被评为五好知青，我出席了县上和专区的学习毛主席著作积极分子代表会。没想到就在专区开的大会上，我竟遭受批判。原因很简单：吃忆苦饭时，我实在嚥不下去。别的同学也一样。但他们在拚命的嚥。我却扔下碗走了。批斗会上领导说：“你不吃忆苦饭就是忘了阶级苦，忘了血泪仇。”我说：“你们一顿能吃好几碗，说明旧社会不苦，我吃不下去才说明旧社会苦。”他们无话可说，就排斥我，本来我该进入大会主席团，却把我去掉了。

但我的荣誉也到此为止了。在上报省一级学毛主席著作积极分子时，因我父亲的历史问题被打了回来。我感觉被社会抛弃了，它不信任我。我曾在一首诗中说：“一身嘴难述心胸，遇国难，再定忠奸”。打击是一连串的。紧接着招工开始了。那时要想被招成工人有一个先决条件：必须要贫下中农推荐。因为我在村里的特殊地位，每批招工都会推荐我，但每一次都被退回，原因都是我父亲那参加过国民党的历史。连山里的伐木工人都不要我呀！我生气了，跑去问招工的人。他们倒诚实，说：“我们怕出身不好的在山上放火烧林。”社会愚蠢到如此我还能说什么呢？谁让我生在这个时代呢。那些日子我心里的苦是难以言表的，我的笑都充满苦相。社会抛弃我了，我觉得自己如吊在梁上行将嚥气的人，多么渴望有人搭救，却喊不出声来。原本我曾经调查了这里的山山水水，打算为这片土地贡献一生，工作组也希望我留下，在县里工作。他们已经拿来表让我填，县政工组、公安局由我选。但是我怕了，搞政治这行，我根子不硬啊！出身这根大棒隨便什么时候抡过来都是有力的。我掌握不了自己的命运，我拒绝了。种种打击使我顿感前途无望，为了那垂死的挣扎，我给毛泽东、周恩来、林彪都写过信。虽也知道君门有千重，路远河无津，但我连那一点点的希望也没放弃。我知道，有再大的能耐和忠诚也无用，这个社会不需要你，它需要自己的弄潮儿。在二十一世纪的今天依然如此。因为我不能被招工，县计委、知青办都吃力了。我知道他们还是爱我的。有家工厂要在县上招几十名知青，县计委明确告诉他们：如果不把我招走，这几十个人也别想带走。那家招工单位很无奈，最后决定把我安排到他们厂门口的小卖部。可就在他们将要带我走还没带我走的时候，又有一家更好的工厂来县上招他们的一个子弟，县上告诉他们把我带走。招工的人一看我的情况非常高兴。因为当时村党支部通过了我的入党请求，报到公社党委待批。这位招工的同志回西安汇报后，厂领导认为，他们是保密单位，用一个国民党军官的儿子不合适。这位招工的同志反问：无产阶级先进分子你也不要？当时毛泽东有句名言：共产党是由无产阶级先进分子所组成。厂领导无话说，决定等公社党委批准后带我走。可天道不公，正在盼望中苦苦等待公社党委批复时，公社召开的妇女代表会发生爆炸事故。当晚我们紧急赶到公社抢救，在我拉出一具具烧焦的人时，我哭了，我哭死者也哭自已。手上粘着烧熟的人皮，我无法擦泪，任它滴在一片狼藉的现场。在山区老乡“我X你干部妈哩”的哭骂声中，公社党委瘫痪了。我的希望也在这次爆炸中灰飞烟灭。那个单位等了几个月看无希望，带着自已的子弟走了。我一次一次被丢弃，我一次一次被打击，你说这不是命吗？有时感到连挣扎的气力都没有了。我那时写了一首诗，其中有：“命逢父恨，运碰××”。这个××就是当时的公社党委书记。对於父亲，恨，是社会强加给他的。我一点也不恨父亲，如果说是父亲影响了我的命运，我慨然认命，因为是父亲给了我生命。我不悲不愤欣然领命。领取我一生的无论何种的命运。他加人国民党军队是为了生活，我理解，他对我很好。今天我们才知道国民党军队在抗战中是那样忠烈英勇，他们的气节撼天地泣鬼神。使我更怀念自已的父亲：那么多年社会冤枉了你，孩儿也冤枉了你。

一直到最后，全县留下来的知青都成了地富反坏右资本家国民党残渣余孽的子女了，於是基本是一古脑被一个单位招走了。这是命运给我留下的工作单位。从进厂开始几乎年年亏损直到破产。就在这次招工中，县上正在开油菜会议，每个大队来一个领导，而我们村、我们的工作组派了两个干部参会，仍然怕我招不走，让我专门来县城为自己的招工苦斗，我知道，工作组和这个山村，他们爱我。县计委，知青办的领导都专门向招工单位介绍我。被招上以后，县知青办给我写了在当时来说是极高评价的评语。因此我始终认为：农村认可我，城市排斥我；农村是人性的，城市是冷漠的；农村是生活的，城市是哲学的；农村是真实的，城市是虚伪的；城市富而不公，农村贫却有节…。我热爱农民，和他们很容易亲近。和城里人却恰恰相反。

三年八个月，我离开了这个想忘都忘不了的山村。临走前还有个插曲：我正在粮站办手续，一个知青进来给我说：外边有个农民骂你呢，说你不是要学韩志刚在农村干一辈子吗？为什么走了？给韩志刚提鞋人家都不要。我被激怒了，一步走出去抓住他，我对他说，你记住，我还有拳头可以对付你。这是我临离开这个山村时最难过的一件事。但我知道这就是真实。我生活在現实里，并非在哲学的太空。这点，也是上山下乡的生活告诉我的。

乡亲们都说我有良心有本事又能干又老实，将来一定能成亊。我很惭愧被乡亲们错爱了，这四十年，就混了个肚肚儿园。命，我认命。

作为上山下乡纪念的文章到此本该结束了。但作为命运的陈述，让我再说两句。当工人以后，每逢转干、升级、抽调等机遇，我都能听到“阶级敌人的子女”这样恶毒的话，我想，这种境遇只有入党才能有所改变。一九七七年恢复高考，我考上了陕西师范大学专修班，就在這個关口，车间党支书告诉我：你的组织问题要觧决了…我放弃了上大学，当时陕西师大专门派人来调查，是被迫弃学还是自愿弃学。我说是自愿的。我决心为改变命运而壮士断腕。结果，给我的是两个失败的双重打击。己经考上的大学放弃了，入党被否定了。我不怨车间支部书记的忽悠。对於我的一生，我尽力了。我只能问：我的命运我的星辰，请回答我，为什么，这样残酷，捉弄我。

我写的一首词也许代表我无奈的心情：

卜算子

掐指过青春，苦痛难年少。壮心未随黄叶落，信誉应怎道？
    不想慵闲日，真爱刀枪闹。只怕手未着虎背，人随流年老。

                                                               2011年08月23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