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个凡是”与“唯一标准”
作者：海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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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个凡是”与“唯一标准”
作者：海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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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个凡是”与“唯一标准”
经过20年在社会现实中对“实践唯一标准”的运用，我们现在终于明白，“唯一”与“凡是”原来是同一货色，并不存在进步。其中的区别仅仅在于，原来的“主席标准”换成了“总设计师标准”和“核心标准”。 是否要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尤其是坚持社会主义道路？是否应该反对自由化？是否应该推行民主化的政治体制改革？是否应该逐步放松新闻管制？是否应该逐步开放“党禁”？（此处有不合适字符）功是否邪教？等等，等等。对于所有这些问题，“实践唯一标准”都做出了相当明确的回答。所谓的“实践标准”，不过是“总设计师标准”和“核心标准”。 “实践标准”问题在学理上几乎没有太多讨论的必要。真理的标准是什么？数千年来这一问题困扰着人类一代又一代最杰出的智者。随着人们对这一问题思考得越深入，似乎离答案越遥远。在当代的科学家中，使用“真理”概念的人是越来越少，科学哲学家们往往回避“真理”概念而谈论“科学理论”。在宗教领域中，真理概念是有意义的。在科学领域中，真理概念可能完全没有意义。在科学领域中，即使接受真理概念，也不可能存在什么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只可能是约定假设后多种标准的互相验证。从事科学理论研究的科学家们大多非常清楚，符合观测事实、理论自洽、逻辑简单等，都是评价一种科学理论的标准，决不存在什么“唯一标准”。 正是由于有人执着地坚持长期得不到实践支持的理论，科学才得以进步。哥白尼和开普勒对“日心说”的坚持就是一例。宗教不是阻碍哥白尼学说传播的唯一原因，甚至可能不是主要原因。得不到实践支持是“日心说”在很长时间中不被接受的重要原因。由于哥白尼错误地将行星轨道设想为圆形，由于没有开普勒的行星运行定律和牛顿引力定律的支持，在一个世纪的时间中，“日心说”在行星观测、日月食预测等方面都不如“地心说”更经受得住实践检验。哥白尼选择理论的标准是“简单”，开普勒选择理论的标准是“和谐”。幸亏他们都没有接受“实践标准”，才使“日心说”逐渐得到发展。 正是由于有人大胆地怀疑得到无数实践支持的理论，科学才得以进步。几乎科学的每一次进步都是对原有的被实践多次证明的理论的否定。“运动物体不受外力作用就趋于静止”，这是得到无数实践支持的命题，牛顿却对此提出怀疑并提出“运动物体不受外力作用则保持运动状态不变”的惯性定律。牛顿力学曾得到无数实践的支持，爱因斯坦却对之大胆地提出了怀疑。 二战之后，东德西德、南韩北韩、大陆香港台湾在社会经济发展方面的差距是明显的。我们能够根据这些“实践”来否定社会主义的优越性吗？显然不能。 显然，实践是检验真理的标准之一，而不是唯一的标准。 虽然列宁并没有象马克思、恩格斯那样站到了他自己时代科学和哲学发展的前沿，但与领导那场所谓“思想解放运动”的中国领导人相比，毕竟还算个读书人。列宁在实践标准问题上并不糊涂，他象马、恩、毛一样并不认为实践是“唯一标准”。他说：“当然，在这里不要忘记：实践标准实质上决不能完全地证实或驳倒人类的任何表象，这个标准也是这样的‘不确定’，以便不至于使他人的知识变成‘绝对’，同时它又是这样的确定，以便同唯心主义和不可知论的一切变种进行无情的斗争”。（《列宁选集》第２卷１４２页）何时“确定”？何时“不确定”？当然只能由领袖来做出判决。因此，“唯一”也好，“凡是”也好，其实都是领袖标准。 今天，澄清包括“实践唯一标准”在内的诸多的理论上的混乱具有多方面的重要的现实意义。 首先，关系到中国未来的发展。即使暂且放下公正问题不谈，仅就稳定而言，如果不推进政治改革，中国社会经常会处在高度紧张状态，随时可能会出现由于偶然事件引发的大规模动乱，随时有可能走向前苏联、南盟的道路。考虑到中国的经济发展程度和教育水平，完全有可能情况更糟，完全有可能使中华民族走进一场万劫不复的灾难。更不用说今天还面临着一场台海战争的威胁。因此，李慎之先生在那篇著名的《风雨苍黄五十年》中呼吁江泽民向蒋经国学习，推动中国的政治改革，以改革求稳定。但是，江与蒋的处境存在非常重要的差别。蒋有一个基本可以自圆其说的意识形态体系——三民主义。这一体系具有一定的感召力，蒋本人对这一体系抱有一定的信心。江则不同。中共表面坚持的一套列宁式的马克思主义早已不能自圆其说，早已对人心失去了感召力，江自己也很难说有信心。（此处有不合适字符）功事件是这种不堪一击的体现，一个初中生就把中共弄得焦头烂额，几乎动用了所有的国家机器还应接不遐。很难设想一个在意识形态上缺乏信心的中共领导会有勇气去开放“报禁”、“党禁”，去推进真正的民主化争执改革。在这种情况下，中共领导所面对的是一个“死结”：“不搞政改，亡国；搞政改，亡党。”此次台湾国民党的败选更在中共领导层的心中投上阴影。 我认为，中共只有经过重新整理自己的意识形态，才能对社会主义重新建立信心。只有中共的主要领导不是口头上、而是实际上真正建立起对社会主义和马克思主义的信心，他们才有可能象蒋经国那样为了将共产党引出困境而在政治改革方面向前走，才有可能使共产党完成向现代民主政党的转变，才有可能最终将共产党改造成一个立足宪政的左派党。同时，也为台湾问题的和平解决扫平障碍。 中共是否有可能在保持社会主义和马克思主义徽记的框架内逐步建立起一个基本可以自圆其说的正统意识形态呢？我认为是可能的。我认为，中共今天在意识形态领域的一塌糊涂状况不是必然的，而是那场由一个不读书的人主导的、以“不争论”为号召的“思想解放”运动所造成的人为后果。 我感到，今天许多人对马克思主义的批判是站在一种非历史的角度进行的，类似于在物理学进入了相对论时代以后却慷慨激昂地对“地心说”和“燃素说”大加挞伐。如果以一种历史的眼光来审视，历史上的马克思主义和今天的“邓小平理论”是不同的。马克思主义在逻辑上是基本自恰的，在其自身“范式”内是可以自圆其说的，也是有感召力的。从今天的角度看，马克思理论赖以建立的科学主义和理性万能的基本公设已经难以成立，与之相应的诸如历史客观规律、阶级斗争等主要概念都需要放弃。那么，今天马克思主义是否已经毫无价值呢？我以为不是。由于20世纪科学和哲学的发展，人类逐渐认识到自身理性的局限，马克思主义的理性魅力已经暗淡，但其道德魅力却依然存在。作为科学理论的马克思主义已经接近尾声，象所有的科学理论一样，她终将走完自己不乏辉煌的历程，但作为宗教的共产主义（我主张译为“共存主义”），将融入人类生生不息的理想主义追求的洪流，作为其中的一个浪潮，常变常新。倡导“按需分配”、强调保护弱者利益的社会主义思潮在很长历史时期内都会对维护社会稳定和公正产生积极的作用。 其次，关系到信仰的重建。我是一个心理学家，我不相信一个没有信仰支撑的民族会真正地兴旺发达。没有民主固然是今日中国的一个严重问题，没有信仰同样是一个十分严重的问题。在今日中国，佛教、基督教、伊斯兰教、（此处有不合适字符）功等的发展都有利于中国人信仰的重建。同样，曾经浸润中国半个多世纪的共产主义信仰的发展同样有利于中国人信仰的重建。马克思主义对个体发展与群体发展的统一的追求，对“各尽所能、按需分配”的理想社会的追求，对使劳动成为生活需要而不再是获得财富的手段的追求，对共同富裕的追求，对寄生虫和食利阶层的反对等，不仅今天具有生命力，而且，随着物质生活水准和文化教育水准的普遍提高，随着人们对不仅仅是金钱的整体生活质量的日益关注，将更加具有生命力。 第三，这一问题的澄清关系到思想的解放和创新。我坚信，一个民族的兴旺离不开全民族创造性的发挥。“唯一标准”对于理论选择没有多大实际意义，不能成为接受或放弃某一理论的依据，对于不同声音却有压制作用。为了发挥人的创造性，应该在思想文化领域给人民一点儿自由思想的空间，应该坚持“百家争鸣”的方针。应该允许一些人坚持一些可能暂时得不到实践支持的理论，允许一些人怀疑一些已经得到许多实践支持的理论。多一些不同意见，可能会使我们增加一些办法，减少一些错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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