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知青：没有终结的终结者

作者：尹鸿伟

来源：凤凰网 （原刊《社区》2005年第01期，）

核心提示：我不希望为知青的历史和文化辩护，因为它其中的毒素太多：造反、破四旧、不讲诚信……当年的知青们血液里流淌着中国文化中最糟粕的东西，我对这一代人持批判态度。

有人说，中国社区工作者里，知青占了一大半，居委会似乎是他们30年后的新岗位。经过待业、找工作、下岗、退休、再就业……不少的知青带着两鬓霜发进入了街居社区，为社区的居民奔波劳碌。慢慢地，人们似乎忘却了他们过去的那段经历。然而，没有一个知青自己会忘记那段生活，包括大作家邓贤。这是一位善于思考的知青作家，往往会让你从昨天想到今天，从今天看到明天。

岁月如梭，知青历史以及由其形成的文化似乎就要淡出中国的历史了。尽管世间没有永垂不朽的东西，但是10年的时间和经历，不容质疑地影响了整整那一代人；尽管他们中大多数人已经衰老和默默无闻，但是仍然不乏一些精英站在现时代各个领域的关键位置；尽管有人不愿意承认知青历史的影响，但是他们教育的孩子都已经长大。

所以我们试图了解知青，了解他们的过去和现在，更希望洞察他们的将来——这些将与我们有关。我们访问邓贤，因为他也是知青，还是著名作家，并且一直在写关于知青的书。

知青的历史不能模仿，不能重复

尹鸿伟(以下称尹)：你怎样看待“知青文化”和“知青历史”，能不能说它是我们民族共同的精神资源？

邓贤：当代人不写当代史，知青评论自己总会有局限，如果历史距离不恰当，自己评论自己都不会准确。

知青的很多问题现在我都还觉得困惑。知青历史与国家的历史是不可分割的，它是历史链条中的一环，或者说它是中国“文革”历史的一个部分，谁能说文革是可以忽视的历史呢？2000万人上山下乡是任何历史学家都无法抹去的事情。

我觉得它是我们民族共同的精神资源之一，但是准确评价它很重要，这关系到社会教育的一种价值取向。我始终认为红卫兵是在忠诚的旗帜下做了最不忠诚的事情，因为出现了红卫兵，有了文革，又有了知青，他们整整一代人的经历非常特殊，不可重复——它的代价是整个民族精神的狂热和崩溃。我欣喜地看到现在的孩子们开始懂得爱惜自己，包括父母子女的关系也在走向平等，这是中国人文主义的苏醒。而红卫兵和知青们的盲目冲动以及为此付出的沉重代价，下一代人肯定不可能简单重复，因为现在的人更清醒、更成熟了。

但是也必须看到，知青们特殊的精神、心理历程不但会影响他们本人，而且也会影响他们的子女，当然影响的效果不能简单评价。比如很多知青到了现在，仍然容易同情农民，愿意同情贫穷，这是知青的疼痛历史留下的记忆，特殊的社会温床培育了一代人的生命和品格，现在已经显现出来了。包括我自己，7年的知青历史永远不可能丢掉，至少我学会了与困难和痛苦斗争而不是妥协。

尹：是不是因为你自己当过知青，所以对它的历史和文化情有独钟，或者希望述说自己的历史，甚至辩护？

邓贤：的确因为我自己当过知青，有种爱屋及乌的味道，就像当了多年兵的人无法不留恋军营。

但我不希望为知青的历史和文化辩护，因为它其中的毒素太多：造反、破四旧、不讲诚信……当年的知青们血液里流淌着中国文化中最糟粕的东西，我对这一代人持批判态度；但是我又不能不承认我一直被自己的经历和情感左右，这种痛苦的矛盾致使我总是不能准确地评价知青。我觉得你们下一代人来写知青可能就会客观多了。

我在写知青的书时，经常痛苦得不能自拔，明知这种文化的毒害，却又下不了决心去否定。知青中存在强烈的革命理想主义，那种充满少年情怀、甘愿接受岁月折磨的历史，实在无法简单判断当时是对是错。

1993年鲁迅文学院的一个作家班请我去讲课。我讲到《中国知青梦》中成都19中10名平均年龄不满17岁的女生，在1971年被一场偶然大火烧死的故事。20年后我去她们的坟上祭拜时，发现其中一座坟头上长出了一棵美丽的樱花树。那一瞬间，我的心受到猛烈撞击。我相信那棵树一定就是女知青的灵魂，这些本该拥有幸福生活的少女，一定向往这个世界的蓝天、白云、阳光和自由的风。

我觉得她们这样在异乡躺了20年，一定非常地寂寞啊，在坟前，尽管我心里很难受，想哭却没有一滴眼泪。但那天，当着许多作家和学生的面，我却突然哽咽了，一股来自遥远岁月的巨大伤感和悲痛像洪水一样汹涌地淹没了我，我随即当众嚎啕大哭起来。

本来我一直以为自己的知青情结已经结束了，但是从那天起我才知道，要终结只能等到去天堂。个人生命体验过的痛苦是无法忘怀的，无法用任何东西取代的。

经历过才知道，理智上清醒，但情感不容割舍。我虽然无法尖锐地批判知青历史和文化，但希望别人能够从我作品中看出真实的历史来，知青的历史不能模仿，不能重复，这是我真正的心愿。

将来有了对知青历史认识更深刻的人可能还会写知青，而我们这些对自己知青情结不能超越和消解的人，写文章很难克服自己，克服刻意放大个人的痛苦的倾向。

尹：你认为知青的产生是历史的偶然还是必然，在当时全球化背景中，他们属于什么样的“民族身份”？

邓贤：每一天，个人在变，历史在变，历史事实会越来越接近真相。如果说文革是中国历史的必然，那么知青也是必然；如果说文革反常，知青亦然。文革初期造反3年，国家的经济已经到了崩溃的边缘，3年期间的大学生、高中生、初中生和小学生都无法继续学业，无法毕业，无法就业，而且那代年轻人的破坏欲望也变得越来越强烈，所以不让他们下乡似乎也别无选择了。把2000万名青年学生投入到6亿多农民中，接受身体乃至生命的重新塑造，很快可以把一切都“淹没”掉，这是当时政治家的决策。

中国的知青不是惟一的现象，在法国和日本也都出现过知青。20世纪30年代的德国也规定所有的青年必须经历两年劳动锻炼，但是像中国知青这样一去10年，而且是靠斗争才得以回来的情况，则是独有的。

说到“民族身份”，他们的身份就是“知青”，没有任何人与他们相同，也不可能有人与他们相同，造就这样的身份需要特殊的历史和政治条件。但是我说过，这些条件不会再在中国出现。

尹：当时的国家主义、民族主义话语是怎样刻写进知青们的心灵深处的？

邓贤：国家主义、民族主义的空前激烈，不仅仅表现在知青身上，而是具有全民性的，是当时中国社会的共性，那时候政治话语统治着整个社会，如果要说有什么不同的地方，那就是知青们后来都去了农村，其他人基本上没有去。

一切服从国家，一切服从领袖，是那个时代的显著特点。红卫兵们一方面积极造反，天不怕地不怕，另外一方面又极端愚昧的忠诚，义无返顾地去了农村，决心把自己的一切都交给国家和领袖来安排。

知青们当时只会唱革命歌曲，但那是一种无奈，因为他们不可能接触和被允许唱其他歌曲，否则就会被所在的集体谴责。我觉得当时整个国家都缺少思想武器，因为除了马列主义和毛泽东思想，人们基本上看不到其他东西了，但是中国的社会形态和精神形态却不是惟一的，所以用单一的方法很难解决不断出现的问题和矛盾。

那时候一名知青可以为了抢救一根木头而献出自己宝贵的生命，现在的人应该不会这样做了，因为现在的人渐渐懂得了尊重生命。而当时知青们的行为都是自然的，是当时社会一种良好道德的体现，而不完全是为了个人名利，知青们还没有这么复杂的思想。

当年的知青与现代中国青年就像是树干与树枝尹：当年知青中的一些“精英”，现在正处在各个领域的关键位置(比如你本人)，你对他们有些什么样的评价？

邓贤：我见过失败的知青，也见过成功的知青，那个痛苦时代带给了知青们巨大的缺陷，多数人都不能克服这种缺陷，它是这一代人的致命伤。

2004年8月底，我去云南参加了一个由200多名老知青举行的一场聚会，他们普遍都觉得自己疲惫不堪，已经淡出历史了，以往天不怕地不怕、上山下乡的雄心壮志已经荡然无存。于是我对他们说，人生就像一场足球赛，50岁前是上半场，但是下半场才开始，你们却都在退却，实在不应该。

知青们不该退却，经历了10年的历史磨难后，能够自己救自己，在中国历史上如果只有知青，没有知青们自发的行动和斗争，就不会有后来返城回家的情况出现。那时候其他每个人都有自己的事情，没有人还记得知青，没有人还愿意帮助知青。

现在知青们能不能再次超越自己，我也不太乐观。对大多数人来说，能够心态平静地过好下半生已经不错了。知青中的少数“精英”是在一代人付出生命和精神代价之后，以此为基础得到成功的，整整一代人对他们寄予了非常高的期望，可惜他们的表现总是令人遗憾。

我虽然年过50岁，但是不会服输的，会继续奋斗。我这一生放弃了许多成就名利的机会和诱惑，除了做好自己教师的本分，就是一心一意搞创作，所以才会是今天的模样。我的人生后半场才开始，我相信自己的刻苦、努力和悟性一定不会白白付出，但是我也需要时间和空间。

尹：知青们当年的政治热情能否自然转换成现在的国家公民道德和义务？

邓贤：政治热情是知青最典型的特征，在他们的思想文化里，参加文革即是关心国家的表现，那是一种中国人的传统文化，更是一种强烈的社会责任感。所以即便是盲目的政治热情，他们也觉得是在效忠社会、效忠国家。

英雄主义、国家至上与社会责任感交织在一起，本质上形成了当时的民族文化：“国家兴亡，匹夫有责”，因为领袖和大人们告诉他们参加文革和上山下乡都是国家利益的需要。所以我认为知青实际上是中国一种高层政治斗争的牺牲品，有一种感觉叫作“群体无意识”，这是中国文化使然，亚洲文化使然。很难说那时的政治热情与现在的国家公民道德和义务之间有着多大的差别，因为不同的国家和不同的历史需要不同的公民，以及他们所呈现出来的道德和义务；反之不同的公民也将塑造不同的国家和社会。

尽管我内心对知青们的政治热情持批判态度，但我不会公开去做。我只想说知青的历史对后代的教育意义很大，可以作为一种历史反思的借鉴。

尹：当年的知青与现代的中国青年有什么异同，你觉得两者间能够互相理解吗？

邓贤：他们是树干和树枝的关系，是一种无法回避的寄生关系，但是两者有区别。上一代人的历史已经过去，下一代人会自然地排斥、抗拒和吸收，不需要担心他们之间的关系。

人是一代一代活着的，历史也是一代接一代上演的。尽管两者有着时间、历史、年龄和政治等多方面的不同，但是最终他们会互相理解的，但是这需要时间，需要经历，也需要真实、正确的评价。

作为现代的中国青年，应该有批判地吸收知青的历史、文化和精神。

尹：知青的历史和文化能够给后人留下什么，它与中国现时代主流精神是否同向？

邓贤：现在时间还太近，无法回答这个问题。但是肯定会留下东西，比如不断出现的各种知青文学，它可以告诉后人过去曾经发生过什么，曾经有些人这样生活过，可以提醒后人不能再重复这样的历史。

特定时代的很多东西可以用来审美，但方式方法不一定能留下来，例如长城，例如红旗渠。对知青的历史和文化的研究现在渐渐理智和客观了，是好是坏，后人自然会有自己的判断。

多数知青仍然健在，他们的路还没有走完，他们仍然可以有着欲望和理想，有欲望是正常的，但是不能横流。

一个能够反省的民族才是理性、成熟的民族

尹：除了你自己的作品外，国内外关于知青的书籍、影视作品还有很多，给你留下深刻印象的是什么？

邓贤：据我所知，国外关于知青的作品不是很多，这可能是因为多数知青出身或者愿意关注知青的作家生活在国内，而且我觉得国外关于知青的作品都不够客观，那些作家为什么会这样写，是否有种故意用中国的特殊历史和人物经历去添油加醋地取悦国外读者，或者说放大个人的情感，我不得而知。

国内关于知青的作品就很多了，流派也很多，但在这里我不好评价，因为容易形成个人恩怨，但是可以说让我觉得满意的作品很少。不过这些作品以及它们的作者代表了一个时代的特性，张承志、张抗抗、王安忆、陆星儿和梁晓声等很多著名作家都曾经是知青，也写过不少关于知青的作品。他们用自己的作品和行为，努力发出了声音，共同组成了知青文学的大厦。

知青的作品显示了一代人的记忆和反思，审美和留恋，他们的努力和劳动都值得尊重，它们为这一代人留下了文学记忆。

尹：10年时间里，你先后写了《中国知青梦》、《天堂之门》和《中国知青终结》，那是怎样的一种心理历程？

邓贤：写《中国知青梦》时倾诉欲望太强烈了，因为我有太多的话想要说。有了自己7年的知青经历，后来又见了很多，听了很多关于知青的故事，也看了很多知青的档案，总觉得不说不行了，那是一种情感被多年压抑后的总爆发，也是一种心理上的自我抚慰。

1997年写《天堂之门》，主要是注意到知青们已经回城了，他们曾经的经历太特殊，或者说伤痕太深，留给他们的的缺陷致使他们在事业上的失败，而且这样的失败是必然的。当时这本书引出了不少非议，许多知青对它不太满意。

2001年开始写《中国知青终结》，前后拖延了两年多，可以说是因为越写越迷惘，理智和情感的斗争很激烈。到境外参加缅共进行武装斗争的是知青中思想最单纯的一批人，对他们如何评价让我觉得很矛盾，尽管他们的个人品质是好的，但是当时整个社会的方向都错了，个人是无力违背的。现在回想起来这本书写得并不满意，因为自己的情感陷得太深了，甚至接近疯狂了。我在内心强迫自己要同情他们，理解他们，所以造成理智经常迷失，也会自然为他们的行为进行了辩护。

《中国知青终结》是我写作上的一个教训，并非所有的勇敢精神和行为都值得后人去赞扬，作家不该仅仅怀着个人情感去写作。

尹：你的书读后总觉得像一部部中国青年苦难史，是不是知青文学无法超越苦难书写？

邓贤：苦难也是我个人的局限，我的身心也经历过7年的知青苦难，所以我无法完全摆脱，以至于在作品中还有许多局限，我也希望将来自己的作品能够超越这种苦难。优秀的知青作品应该多一些平静、宁静，而不能总是一种激动状态。

尹：把一切责任都推给社会，这是中国人常有的思维，这种逃避自身检查的文化，是我们的劣根性之一，知青苦难命运的发生，个人应该承担什么样的责任？

邓贤：这个问题可以问任何一名知青，因为这涉及到个人与历史潮流的关系，一个能够反省的民族才是理性、成熟的民族。这一代人从学生到红卫兵，再到知青，每个人或多或少都参与了，大家都应该有一种反省的态度，犹如不能把德国发动二战的原因完全推在希特勒一个人身上一样。

现在知青们早已融入各种人群，都应该从自己与社会关系的冲突中得到教训。曾经有一些红卫兵殴打过自己的老师，虐待自己的同学，参加“破四旧”，与父母断绝关系……表现都非常残忍，令人难以想像，所以我觉得知青们应该反省自己的责任，而不是一味宣扬自己的痛苦。尽管当时是整个社会的导向出现了错误，但是个人的反省能力能够说明一个人的品质、以及他推动这个社会的杠杆能力，不会反省的人其社会生存能力将会越来越差。

如果说到知青中的精英，他们更应该是能够反省、敢于批判和超越自己的，反之就是假精英。

应该把知青的文化留下来

尹：《中国知青终结》是不是意味着知青历史和文化的终结，为什么很多人都把你当作中国知青历史和文化的代言人和终结者？

邓贤：这本书本来想叫《中国知青祭》，但是出版社不同意，所以造成了一些误会，以后我出个人专集时准备把名字改回来。原来我以为知青回城已经代表知青历史的结束，但是包括我在内的许多人都忘记了还有大批知青为了共产主义信念在异国它乡战斗，他们是最后一批以中国知青身份在活动的人，只有他们的归来才能算作知青历史的终结。我个人的行为与知青的终结毫无关系，这也是一个误会。

我无法作为知青的代言人，我只是一名作家，而每个知青都有写作的权力，都有自己不同的记忆和判断，我只是写了自己对知青的记忆、判断和认知。

现在的年轻人对上一代人的历史感到迷惑不解，他们有太多太多的问题要提问，也有太多的好奇、思索和感叹萦绕心头，当然他们同样也有太多的理由对这群走过历史硝烟的中年人表示由衷的敬意。

对任何人的终结只有上帝才能做到，知青的历史已经成为一种文化，一种精神形态，也可以说是一个自然的过程，有产生就有灭亡。

尹：想对健在的知青和亲属们说点什么话吗？

邓贤：《中国知青终结》在北京搞发行活动时，来了许多知青，感觉大家还是像兄弟姐妹一样，遗憾这段历史正在远去，不得不承认这代人已经被社会边缘化了。新中国成立以来的大多数运动和坎坷，这一代人都经历了，很多非正常的经历恰好说明了非正常历史状态的特殊意义，知青是非常特殊的一代，应该把他们的历史作为一种文化保存下来。

保存的方式当然不仅仅限于写书，还包括个人的反省、对后代的教育。知青历史作为一种特殊的中国文化对中国的历史研究很重要，除了上面说到的很多内容，特别要指出20世纪70年代末知青们的自救行为，是一种置于死地而后生、绝无仅有的悲壮历史文化。

作为知青中的一些有识之士，应该把将知青的文化保留下来作为自己的一项重要任务。

（邓贤，中国当代作家。生于1953年6月，1971年初中毕业后下放到云南边疆当知青7年。1977年底考入云南大学中文系，获文学学士学位，毕业后留校任助教、讲师。1988年调四川教育学院中文系任讲师、副教授。已发表、出版长篇小说、长篇纪实文学六部，其中《大国之魂》、《中国知青梦》、《落日》、《天堂之门》、《流浪金三角》、《中国知青终结》等均在国内外引起强烈反响，被改编成多种电影和电视连续剧，产生广泛的社会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