岳南：闻一多学生陈梦家之死
作者：乐悠悠搜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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岳南：闻一多学生陈梦家之死
作者：乐悠悠搜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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闻一多学生陈梦家之死 作者： 岳南 来源：作者博客 陈梦家小传： 陈梦家，祖籍浙江上虞，生于1911年，现代著名古文字学家、考古学家、诗人。 1927年夏，陈梦家高中尚未毕业即考入南京“国立第四中山大学”（后改名中央大学）法律系，遇到了中央大学外文系主任、著名诗人闻一多并拜为师，二人结下了深厚的友谊，从此，他的生活道路便与这位老师的影响紧紧联系在一起。后来，闻一多到青岛大学任教，陈梦家随来任助教，成为新月派重要诗人之一。1932年，陈梦家到燕京大学宗教学院学习，1934年改攻古文字学，后留校任教，主讲古文字学、《尚书》通论等课程。1937年在西南联大、美国芝加哥大学、清华大学任教。1944年赴美国芝加哥大学讲授古文字学。1947年在游历了英国、法国、丹麦、荷兰、瑞典等国后，于同年秋季到清华大学任教。1952年任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研究员、《考古学报》编委、《考古通讯》副主编等职。1966年9月3日自缢身亡。
1944年9月，陈梦家自西南联大携原燕大校花、年轻的妻子赵萝蕤赴美，在芝加哥大学东方学院讲学一年，开课内容为中国古文字学，赵萝蕤进入芝大英语系攻读。就当时的陈梦家而言，此次赴美讲学只是个名分，主要目的则是为一件“大事因缘”而来——收集百年来流散到北美和欧洲的中国铜器资料。 1947年，陈梦家将几年来收集到的资料汇编成《美国收藏中国青铜器全集》，以英文说明稿打印数份，分别留存与寄送朋友并作回国的准备。对这段经历，赵萝蕤在一篇短文中回忆说：“在美国三年中，他就是为了这个目标而努力奋斗。从第二年开始他遍访美国藏有青铜器的人家、博物馆、古董商，然后回到芝加哥大学的办公室整理所收集到的资料，打出清样。多数私人收藏家都是富贵之家，否则谁买得起一件、两件，乃至数件精美绝伦、价值昂贵的中国青铜器呢？梦家是无所顾忌的，只要是有器之家，他是必然要叩门的。他和所有藏家、古董商、博物馆几乎都有通信关系，并留有信件的存底。他胜利地完成了他尽全力想要完成的工作。”又说：“在美国的三年中，除编写庞大的流美铜器图录外，他还用英文撰写并发表了《中国铜器的艺术风格》、《周代的伟大》等文章，并和芝加哥艺术馆的凯莱合编了《白金汉所藏中国铜器图录》。”1947年10月，陈梦家认为赴美的一件“大事因缘”业已完成，乃回绝了芝加哥大学欲长期聘其执教并留美定居的约请，毅然决定先赵萝蕤一步归国，重返清华大学。陈梦家如愿以偿，归国后出任清华大学中文系教授，并在校内筹建了藏品可观的文物陈列室并自兼主任。陈氏在海外工作期间，曾得到古董巨商卢芹斋的鼎力相助。卢氏原籍浙江吴兴，生长于上海，后赴法国、美国等地经商，以倒卖中国古物闻名于业内。1919年，经与袁世凯二公子袁寒云过从甚密的古玩商赵鹤舫，将盗运至京的唐太宗陵前著名雕刻“昭陵六骏”中的飒露紫、拳毛騧，经袁世凯庇护运至美国宾夕法尼亚大学博物馆收藏，此举令卢芹斋在发了一笔横财的同时，也在业内爆得大名。陈梦家赴美并与卢芹斋取得联系后，卢氏除了介绍同行所藏器物，还将自己收藏的312件中国历代青铜礼器相示并提供大幅照片。此前，自知一生贩卖中国青铜重器于海外罪孽深重的卢芹斋，为洗刷恶名，减轻罪过，心灵上得些安慰，开始以实际行动做一些善举。1947年8月应即将归国的陈梦家提议，卢氏应允向正在筹备的清华大学文物陈列室捐赠了洛阳金村出土战国时期青铜重器嗣子壶，经过一番周折，这件珍贵的青铜重器于1948年12月运回到清华大学。这一行动，被视为对复员后的清华大学全面复兴所作的贡献之一。 图片说明：由陈梦家提议,古董商卢芹斋向清华大学文物陈列室捐赠的战国青铜器嗣子壶。此事日后成为陈梦家勾结帝国主义奸商的罪恶和遭受批判和攻击的“铁证 当陈梦家进入清华园之时，遭到毁坏的建筑物大都修复，有的校舍正在修建，各项事宜基本恢复了战前的模样，教授们也各就各位，开始了新的生活。孟子云：“所谓故国者，非谓有乔木之谓也，有世臣之谓也。”在归国的陈梦家看来，所谓故园者，非谓有乔木也，乃有世友之谓也。当他满怀豪情步入草木葱茏的清华园时，荷塘碧渊尚在，只是见不到当年的恩师闻一多了。睹物思人，不免有一种痛楚与伤感。正所谓：“醉别西楼醒不记，春梦秋云，聚散真容易。”1948年冬，赵萝蕤完成了芝加哥大学英国文学专业的博士论文答辩，来年6月即可在著名的洛克菲勒教堂登台接受博士学位。此时中国内战已进入最后阶段，平津局势紧张，赵萝蕤怕万一国共两党形成对峙局面，再现历史上的南北朝割据情形，很难抵达北方，与家人团聚和服务于燕大的心愿也必成泡影。赵氏归心似箭，毅然决定提前乘船回国。当时美国工人正在闹罢工，轮船停开，待罢工结束，才搭乘一条名为“梅格斯将军”号的运兵船离开西海岸驶往上海。赵氏登船时就从广播中得知，船上有三个人的目的地是北平，而此时的北平西郊清华大学与燕京大学及周边地区已被解放军拿下，傅作义部队已陷入重围，国民党军溃退在即。 1948年12月31日，赵萝蕤乘坐的运兵船进泊上海黄浦江畔。此时解放军围城正紧，北平已是孤城，地上跑的、水里行的与天上飞的人造物体皆不能进城。谣言与烽火同时流窜，许多人困兽犹斗，千方百计地逃离围城。赵萝蕤得知消息，反其道而行之，想方设法冲进围城。几年前，赵萝蕤随陈梦家在昆明郊外居住时，与迁往昆明的欧亚航空公司经理查阜西相识并成为好友，为能尽快抵达北平，赵找到战后迁回上海的查阜西想办法。很快，查阜西打听到有一架给傅作义“剿总”司令部运粮食的飞机正要飞往北平，经这位经理疏通关系，赵与另外几人搭乘这架完全没有座位的简陋飞行器向北平飞去。当飞机抵达天津上空时，被中共军队发现，当即用高射炮射击，飞行员沉着冷静，在天空划了几个大大小小的半圈，终于避开了密集的炮火抵达北平上空，最后于天坛一片柏树丛中安全降落。赵萝蕤从舱口爬出没有舷梯的飞机，从临时捆绑、离地还有二尺的竹梯跳下，暂住北大教授汤用彤家中，又到骑河楼清华办事处托人带信给陈梦家，告诉他自己已平安归来，只要城门一开，敢快前来接人回清华园。 三个星期后，守城的傅作义部开出城外接受中共改编，赵萝蕤趁此机会出城，赴清华园与陈梦家相会。未久，赵被聘为燕京大学西语系教授、系主任。当时系内有老一辈教授胡稼贻和青年教授吴兴华，以及晚些时候自香港返国的俞大絪，加上赵萝蕤共四人，组成了燕大的外语班底。1951年，受赵萝蕤邀请，由芝加哥大学归国的青年学者巫宁坤进入燕大西语系任教，翌年便被调整到南开大学，算是未名湖畔一行旅般匆匆过客。 新中国成立后，陈梦家对全国掀起的政治风浪和“思想改造运动”不以为然，且自视甚高，常以全新的重量级“海龟”自重，口无遮拦，恣意讥评时弊，不把一般的“海龟”放在眼里，更不能容忍一群头戴革命帽子的“土鳖”把持校政，对一切认为不合理的现象深恶痛绝并怒形于色。陈氏的所作所为很快成为当权者的眼中钉、肉中刺，遂成为“思想改造运动”的活靶子受到猛烈批判。但诗人气质与天生俱来的性格，使陈梦家难以改变几十年养成的习惯，依然我行我素。据巫宁坤后来发表的一篇文章《燕园末日》说：“陈先生不过四十多岁，但又瘦又黑，经常皱着眉头，走起路来弓着背，仿佛背负着甚么无形的重载，看上去有点未老先衰了。有一天燕京大学校园里的大喇叭广播一个通知，要求全体师生参加集体工间操，正从墙外路过的陈梦家听到后，当即愤然曰：‘这是1984来了。这么快。’”《1984》是英国作家乔治·奥威尔（George Orwell，1903—1950）于1949年出版的小说，预言了未来极权社会的情景，堪称世界文坛最著名的政治讽刺小说，有评论家说“多一个人看奥威尔，就多了一份自由的保障”。同奥威尔的小说并不是“反共的小册子”，而是“反对极权主义”一样，陈梦家在当时和之后没有公开批评过共产党及推行的制度，但他的言行还是与政治以及政治当权者发生了冲突，并为此付出了生命的代价。 丹麦.赫尔鲁夫.比茨特鲁普于20世纪50年代在中国访问时所画图并文。作者说在中国,从南到北,人们每天做广播体操,大家对那些突然集体做下蹲或其他体操动作的人群已经习以为常.就是在列车停车期间,也有乘客跑到月台上去做体操动作(引自《五十年前的中国》赫尔鲁夫。比茨特鲁普画并文，王立刚、冯屏翻译。山东画报出版社２００２年出版） 1952年，全国高等院校进行“院系调整”，大学重组，凡属于帝国主义出资创办的教会学校一律解散。位于北京地盘上的燕京、辅仁两所大学正属此类，于是，这两座实力雄厚的著名学府如同两头硕大的肥猪被绑缚在地，引刀放血，大卸八块，按不同科系分别并入北大、清华、北师大等具有社会主义特色的学校，原两校的教职人员听候统一分配。时为燕大西语系主任的赵萝蕤调入北大西语系任教授，其部下俞大絪、胡稼贻、吴兴华一同转入北大西语系任教授。清华大学的文科并入北大，只保留一个工科，陈梦家被清华当权者借此机会踢出校园，“分配”到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任研究员，进行甲骨文和青铜器的研究，并协助夏鼐副所长主持考古学书刊的编辑出版工作。 进入考古所的陈梦家暂时收敛了一点个性与诗人的狂放姿态，开始埋头于适合考古所计划的学术研究，进入了学术研究的高峰期。陈氏以他过人的天资和勤奋，在短短几年时间内，精心收集了四万多片甲骨拓本，进行全面综合整理、研究，对董作宾此前提出的“贞人”说和甲骨分期断代“五期”说，以及“十项标准”作了补充和修正，对甲骨文分期断代研究作出了新的开创性贡献。1956年，陈梦家完成并由科学出版社出版了洋洋七十余万言的《殷墟卜辞综述》，这部在甲骨学史上划时代的皇皇大著，全面、系统地总结了甲骨文自1899年发现至1956年历代学者的研究成果，在充分总结、利用前人研究成果的基础上，结合自己研究甲骨学的精深造诣，对甲骨文出土及其研究经过、方法和内容，特别是分期断代研究方面进行了科学论述，综合叙述了卜辞中的各方面内容，在许多方面较前代学者的研究有了新的开拓和突破，并为甲骨学的普及和提高发挥了积极作用。这部著作由此成为自甲骨文发现以来这一研究领域第一部百科全书式的巨著，在甲骨学史上占有崇高的地位，对国内外学术界产生了巨大影响。 陈梦家著《殷墟卜辞综述》书影正所谓“祸兮福所倚，福兮祸所伏”，这部《殷墟卜辞综述》的出版，给陈梦家带来崇高声誉和学术地位的同时，也为他后来的生命历程隐约地埋下了祸端。陈梦家以这部大作所得的八千多元在当时看来实为天价的稿酬（时一个工人的月薪仅为十几元至几十元），在考古研究所附近的钱粮胡同购买了一个拥有18间平房的大四合院，且一语双关地把自己书斋取名“梦甲室”。与此同时，陈氏还利用剩余和后续的稿费不断收集、购买上等的明代家具，整个房舍俨然成了一座辉煌壮丽的小型博物馆。据赵萝蕤回忆说：“1956年他用《殷墟卜辞综述》的稿费在钱粮胡同买了一所房子。从此他一个人占有了一间很大的寝室兼书房，在里面摆下了两张画桌。这一大一小两画桌拼在一起成了他的书桌，上面堆满了各种需要不时翻阅的图籍、稿本、文具和一盏台灯。梦家勤奋治学有着很好的物质条件。他身体好，不知疲倦，每天能工作差不多十小时到十二小时。他肩上曾长过一个脂肪瘤，有几个拔掉了龋齿留下的空隙没有填补上。但是他终于把瘤子割除了，牙也修配好。在这两件事办完后，我笑对他说：‘现在你是个完人了。’”陈梦家以一介书生突然暴富，引起左邻右舍及本单位部分人员的嫉妒，而陈氏本人平时显得比较傲气，不把一般的学者放在眼里。加之陈梦家表现得不够大方，暴富之后不请客送礼，也不拿出一笔钱犒劳一下考古所的同事，请大家到上等馆子撮一顿儿，而他自己经常一个人，最多约上外面来访的一两个朋友下馆子喝绍兴黄酒，且喝得醉醺醺地唱着小曲回家继续写作挣稿费。如此这般，很快引起众怒，一时谣言四起，举报信不断，但陈梦家毫不在乎，依然我行我素。当时，陈氏又以在西南联大时代的西周金文讲稿为基础，加以补充修改，开始撰写另一部巨著《西周铜器断代》，对西周铜器进行详细的断代研究。其成果开始在《考古学报》连载，并引起学术界广泛瞩目（南按：四十年后，陈氏对西周铜器的断代分期，对举世瞩目的国家重点科技项目——夏商周断代工程“西周王年”课题的研究，还曾发挥了重要的参考作用）。而早些时候的《尚书通论》《西周年代考》《六国纪年》等著作，也在这个时期出版或再版。此为陈梦家一生精力旺盛、得意潇洒、治学精进的黄金时代。天才加勤奋伴着那早已成熟在胸的古代文字与古器物学知识，使他的著述突飞猛进，其写作速度与显露的明断卓识，令同行为之钦佩，特别是小一辈考古学者更是感到震惊，视陈梦家为世间少有的天才学者，其学术著作后来被誉为前无古人的优秀成果。 对这一时期的经历和辉煌成就，赵萝蕤曾作过如此解释：陈梦家的兴趣很广，但他的主攻方向仍毫无疑问是古史、古文字和古籍的研究，“1964年，家里有了电视机。他几乎天天晚上看电视。看到晚上9点半、10点、10点半，我睡觉去了，他才开始工作。有时醒过来，午夜已过，还能从门缝里看到一条蛋黄色的灯光，还能听到滴答——滴答——他搁笔的声音。不知什么时候房间才完全黑了。但是他还是每天早起按时上班，傍晚按时下班。他在所里、家里各有一套比较完备的常用书，在两处都能有效地工作。在三十年的时间里，他在占有详尽资料的前提下，写了许多文章，著了许多书，编了各种图录，还留下了一本完成、未发表的大约二百万字的遗稿和未整理完毕的其他资料”。 赵氏所言并非虚妄或夸大事实，许多年后，已成为考古研究所所长的徐苹芳对中国文化史学者刘梦溪谈起陈梦家的治学精神与成就时，仍深怀敬意地说：“陈是个绝顶的学问天才，他主张几个课题轮流做，不赞成死扣住一个课题不放。”赵萝蕤与徐苹芳的这个说法，再次印证了当年闻一多对梁实秋说的“一个有天分的人而肯用功者陈梦家算是一个成功的例子”那句话，陈梦家作为一个天才加勤奋的学者，在当今的学术界已成为不易之论。 又一次暂时获得解脱的的陈梦家. 1956年，陈梦家着手将过去精心收集的海外所见铜器资料，重新整理汇编为《中国铜器综录》，很快完成了北欧、美国和加拿大三集。原定全稿分编五集，英、法二集尚未来得及着手，“反右”风暴兴起，陈梦家倒霉的日子就此来临。
1957年夏季，陈梦家因在“大鸣大放”中“大放厥词”，“向党进行了恶毒的进攻”，并对“新中国的一切事物，极尽歪曲、诬蔑、谩骂之能事”、“对文字改革恶毒攻击”，并且公开发表《慎重一点“改革”汉字》的类似三聚氰铵一样的剧毒杀伤剂，反对废除具有中华民族优秀传统的正体字实行另类简化的邪体字，且放言邪不压正，中华民族的优秀传统文化是你们这群不学无术的流氓无产者杀不尽、灭不绝的等狂言。当运动一来，就被早已虎视眈眈的当权者轻易而举地抓住小辫子，立即扭倒在地，打成了“右派分子”。当此之时，陈梦家的《西周铜器断代》刚刚在考古所主办的《考古学报》连载不到一半，由于戴上了“右派分子”钢盔，正在撰写的文章被“腰斩”，后半部再无下文，成了当年黄侃老夫子调侃胡适的“太监”或“著作监”。陈梦家费尽心血在国外搜集整理、已经编成的北欧、美国和加拿大《中国铜器综录》三集，美国部分已经三校被迫中断出版，另二集则未能编定发稿。 一阵狂风暴雨伴随政治高层迭次降下的道道限令金牌，陈氏从人生事业的顶峰一下坠入谷底。历史和现实给予他的，不再是鲜花美酒与欢庆的掌声，而是来自四面八方的明枪暗箭。中科院领导者趁势纠集学术界，特别是考古所和人文学科单位的人员，集口炮火对陈氏展开口诛笔伐。据时已转入中科院历史研究所做研究工作的胡厚宣（南按：胡福林，抗战胜利后由齐鲁大学转复旦大学，后转历史所专门弄甲骨文编撰事宜）回忆，陈梦家购了房子，又收集众多珍贵的明代家具，还不知轻重地邀请一些同行到家中观赏，结果更加重了一些人的嫉妒心，有的人甚至恨得牙根痒痒，但他浑然不觉，结果终于酿成了人生一大悲剧［南按：20世纪90年代末，由上海博物馆收藏陈梦家生前收集明代家具26件，这批家具成为研究明代社会的重要物证。为此，上海博物馆支付陈梦家、赵萝蕤财产继承人（他们没有子女）人民币高达8位数］。 陈梦家收藏的明式家具，现藏上海博物馆另据胡厚宣说，当时上边明确指示手下人员对陈梦家展开批判，胡氏本人和同所的历史学家张政烺也接到指令，但胡、张二人觉得陈氏确实有文人的毛病与不良习气，也有些讨厌，但这些毛病和研究工作不相冲突，何况平时发表言论也是出于一种对党对国家对学术的挚诚，没有什么大不了的，遂明确表示不干这种损人不利己的缺德事。胡、张二人打了退堂鼓，被视为思想落后分子晾在一边。许多思想先进的革命学者却挺身而出，冲入阵前。于是，枪炮之声响了起来。中科院历史研究所的一位青年李学勤很快弄出《评陈梦家〈殷虚卜辞综述〉》一文，对给陈氏带来巨大声名与金钱的甲骨学史上里程碑式的巨著，毫不含糊地进行了批驳，谓该书“较少新义”，“最主要的缺点是作者对殷代社会性质及其发展途径没有明确的认识，因而书中只罗列了庞杂的现象，不能提高到理论的阶段，同时对若干现象也不能有满意的解释。这和马列主义的历史科学相距是很远的”云云。同时批评陈梦家又“误以四方名为‘四方帝’，并毫无根据地与东周以后由五行说产生的五方帝比附。这一章节对殷代宗教的本质也没有理论的叙述……”李氏这一做法与文章反击功效，上层的头头们似乎并不满意，中科院领导者们听从了几个大内高手的献计，迅速调兵遣将，组织重量级选手书写批判文章，向梦家发出大规模攻击。在中国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部潘梓年、刘导生等辈具体组织、指挥下，时在科学教育界赫赫有名的罗常培、翦伯赞、唐兰、夏鼐等人，连同考古所的一些人纷纷站出来向陈梦家开火。夏鼐在《人民日报》公开撰文指斥道：“右派分子是反社会主义的，是反党的领导的。他们说党不能领导科学。他们要取消党的领导，要党员领导同志‘下台’。‘考古学家’陈梦家对访问他的记者说：‘事实上像考古所这样技术性较强的部门，如果没有党员专家，让非党员专家来领导也是可以的。……希望经过这次整风，能够对党员领导同志作一次调整。有些人地不相宜，有些人兼职过多，有些人是挂名的，都可以考虑调整。”时在全国科教界颇有影响的《考古通讯》，以编辑部的名义发表了《斥右派分子陈梦家》一文，从多侧面、全方位对陈梦家进行了措辞激烈并带有谩骂性质的口诛笔伐，谓“陈梦家和其他右派分子一样，首先反对党的领导。他明目张胆地要科学院的党下台。他丑化领导全国科学事业的科学院，把它描绘成一个官气十足的衙门。他把创造科学研究工作条件的一切工作人员说成是些‘大大小小的官’，要‘让他们到做官的地方去做官吧，别在科学研究机关’……他狂妄地认为党中央领导同志的报告是‘宣教’，觉得太长了，不愿去听。他把人民广播电台说成是‘宣传教条主义的地方’，广播出来的都是‘教条腔’。他诋毁党中央机关报人民日报，而对当时反党的右派报纸文汇报却大加赞赏。……在整风期间，他挑拨副所长夏鼐和尹达同志的关系。他在考古所的一次座谈会上逼问夏鼐副所长，‘你是否有职无权’。”从夏鼐与《考古通讯》编辑部发表的文章看，除了指斥陈梦家反党、反社会主义、反马列主义等罪状之外，一个重要的内容是揭露陈梦家对科学院和考古所当权者的不满。陈梦家所说的“兼职过多”，自是指郭沫若与郑振铎，而以后者为甚。只可惜天不假年，六十岁的老郑同志，后乘机到国外访问，结果竟是命赴黄沙，闻者为之扼腕。郑死后，由尹达而不是夏鼐接替其考古所所长一职。 中国科学院历史研究所成立之初，郭沫若当仁不让地以院长身份兼任所长，尹达以“老革命”的资格暂时屈居副所长的位置，主持所内日常工作。而自1954年梁思永去世后，尹达顶替梁的位置兼任考古所副所长，位列夏鼐之前。尽管尹达在学术上无法与学贯中西的“海龟”夏鼐相提并论，更不是一个等级的学者，但在革命队伍中，尹是老党员（中共）、老革命、老前辈，夏却不是。既然夏鼐与几个“老”字都未沾边，自然要靠边站，所内重要事务由尹副所长掌控，日常烦琐的具体事务，从指导田野调查发掘，到审阅考古报告和各种入稿件以及处理公文，统统由夏鼐承担。正是鉴于这样一个事实，才有陈梦家对这种畸形的状况看不顺眼，并公开叫嚣“外行领导内行”，以及在大会上逼问夏“是否有职无权”等“反动言论”。不谙世事的陈梦家如此之说，实属当众扇尹达的耳光，也是对上层领导如郭沫若等辈的大不敬。 在当时的考古研究所，陈梦家对尹达的学问、人品特别是凌驾于夏鼐之上的一顶官帽，自是不满意甚至是愤怒的，他公开质问夏鼐的言行，考古所内人士心知肚明，即便是发表指斥陈文的《考古》“编辑部”，也深知陈梦家是醉翁之意不在夏而在尹。 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所长夏鼐 既然敢如此明目张胆地与党对抗，与掌握生杀予夺大权的当朝者施政者为敌，在风暴突起之际，陈梦家的厄运随之来临，也就不再显得突兀和奇怪了。 1957年10月11日至14日，中国科学院以哲学社会科学部的名义连续召开了三天三夜的会议，集中揭发和批判史学界“四大右派”分子雷海宗、向达、荣孟源、陈梦家。除中科院系统的大小头目与喽啰，包括北京大学史学系主任翦伯赞等辈也应邀参加，翦在会上宣读了讨伐“三大”右派分子特别是北大同事向达的战斗檄文。向、荣、陈“三大”在一顿棍棒夹击和满口仁义道德掺杂着马列学说的大义凛然的唾骂指斥声中，立即变成了蝼蚁一样微不足道、轻如鸿毛的“三小”，被迫在会上弯下因几天没吃没喝而饿得宛如杨柳飞絮的细腰，低下高贵的头颅，做悔恨交加状，对着镜子狂喊王八——自骂自地高声“深刻检讨”起来。 各单位和研究机构得令，争先恐后响应，急速排兵布阵，并以外战的外行，内战的内行的革命大纛为向导，车辚辚、马萧萧开入阵前。在一片纷乱杂芜、旌旗猎猎、人喊马嘶的战阵中，随着郭沫若帅旗摆动，只见三员将领顶盔贯甲，跃马横刀杀奔而来。居于中间为首的是一代名宿唐兰，左右两名小字号偏将乃潘山、秦华。三员将领到得阵前，勒住马头，先由二位青年小将分别叫号骂阵，潘、秦二人抓住一个叫关锡的青年曾给陈梦家写信大谈文字改革弊端，而陈氏积极响应并在媒体上为之公开呼应的往事，分别以《评关锡和陈梦家对文字改革问题的态度》《继续追击右派——驳斥陈梦家、关锡》为纲领，对陈氏进行了一番痛骂与鞭挞。二人骂过，回归本队，头号战将唐兰接着豪气干云地杀奔而出。 唐兰乃陈梦家的师辈人物，曾任教于燕京大学、北京大学、西南联大。新中国成立后，一度出任北大中文系代理主任。1952年始，历任故宫博物院研究员、学术委员会主任、副院长。就其资历与学问而言，称得上是著名的古文字学与古器物学家，完全可与陈梦家有一比拼。当年在甲骨学界兴行的“罗王董郭”之“四堂”学术定位，就出自唐兰之手并受到学界认可，这个定论曾在香港大学古文字研究生考试中作为试题被考过，可见其影响之大。据闻当年清华国学研究院毕业生、梁启超的得意门生吴其昌（子馨）当面对唐兰放出豪言：“当代学者称得上博极群书者，一个梁任公，一个陈寅恪，一个你，一个我。”[14]吴氏的大言能否被学界公认是另一会事，但足以见出唐兰在对方眼中属于重量级选手的事实。作为如此重量级战将，如今披挂上阵大战陈梦家，自是一件震撼人心的大事。唐氏以《孙子兵法》所云“知己知彼，百战不殆”的战略，根据平时对陈梦家强势与弱点的深入了解，结合前几日在中科院批判“四大右派”分子会议上的发言，很快草成了一篇名为《右派分子陈梦家是“学者”吗？》的战斗檄文。 在这篇长达万言的雄文中，唐兰以先声夺人的凌厉气势，一开口便指斥道：“在大鸣大放期间，向党进行恶毒的猖狂进攻的右派分子陈梦家是‘学者’吗？不是的。他是‘冒牌学者’，实际上是一个十分热衷，不择手段地拼命向上爬的野心家，是一个善于投机取巧，唯利是图的市侩，是一个不懂装懂，假充内行，欺世盗名的骗子。”经此致命一击，陈梦家确是一败涂地，躺在地上如同一只被踩扁了的癞蛤蟆，只是干瞪着眼珠，鼓鼓嘎嘎地喘着气息而动歪不得了。
为扩大战果，整个社会教育文化科学界也很快被发动起来，展开了一场声势浩大的围殴运动。波澜所及，连西北大学师生也卷了进来。 据这所大学的一群师生揭发，陈梦家在受邀到该校讲古文字学期间，曾胆大妄为地说：“郭院长搞考证，引经据典，你们不要认为真的读了这样多的书，其实所讲的什么字通什么字等，是从‘说文通训定声’来的。”这本来讲的是善于使用基本工具书的客观事实，西北大学师生却发文愤然批驳道：“郭院长是我国著名学者，我们向陈梦家抗议，不允许你这样侮辱我们敬爱的郭院长。”棒喝之后，又揭发道：“他又大肆污蔑革命先烈闻一多先生。他在介绍闻先生的时候说：‘闻一多穿一件烂长袍，为了学习连尿也不到外面去，房里臭得很。”[16]面对全国学术、教育界掀起的批判声浪，“一败涂地”的陈梦家再也无话可说，不得不忍受肉体与精神的极大创痛，低头认罪并甘愿遭受千刀万剐的惩处。 未久，陈梦家的工资被降三级，后曾一度随考古所下放锻练干部到河南洛阳白马寺植棉场劳动。此时，赵罗蕤面对自己、父亲赵紫宸和丈夫陈梦家受到批判和遭遇群殴的事实打击，身患精神分裂症，被送往北京安定医院治疗。 就在“反右”风潮波滚浪涌之际，远离风暴中心的甘肃省博物馆在武威县先后抢救性发掘清理了三十七座汉代古墓，并在磨咀子六号墓发现了四百六十九枚《仪礼》木简和日忌杂占简十一枚，另有一些零星汉简出土。时在考古所主持业务工作的副所长夏鼐，考虑到这批汉简的生要学术价值，征得尹达的同意，于1960年6月将陈梦家悄悄派往兰州，协助当地考古人员进行整理研究——这是夏鼐冒着政治风险为陈梦家寻找的一条避免肉体和精神折磨的通道，也是陈梦家人生道路上最后一次转机。于是，陈氏心怀感激悄无声息地来到甘肃省博物馆，在一间形似仓库工房里蛰伏下来。因是戴罪而来，组织上规定陈梦家不能对外联系，不能与馆外的人接触，不能以个人名义发表文章，用当时流行的说法讲，就是“只能老老实实，不许乱说乱动”。陈梦家吸取了以前的教训，也为了不给把自己从五指山下搭救出来的夏鼐增添麻烦，坚守规定，足不出户（院），整日蹲在小屋里，全部身心投入到汉简整理研究中。时值盛夏，陈氏冒着酷暑，昼夜苦干，博物馆值班人员深夜巡逻，经常看到陈梦家光着膀子，挥汗如雨，趴在灯光下用放大镜俯身察看简上模糊文字的身影。经过三个多月的努力，陈梦家以惊人的毅力和广博的学识，对出土的汉简进行了整理和研究（包括六号墓出土的四百八十简，十八号墓出土的“王杖十简”，以及四号、十五号、二十二号、二十三号墓出土的“柩铭四条”），撰写叙论、释文和校记三篇，随后完成了《武威汉简》一书，于1962年经考古研究所同意，由本所与甘肃博物馆共同署名，交由文物出版社作为“考古学专刊乙种第十二号”于两年后出版。 出土的武威汉简文字1962年年底，经过5个寒冬冰窟煎熬的陈梦家，终于恢复了正常工作和政治生活，开始按考古所的计划要求，主持筹备《殷周金文集成》《西周铜器断代》和《居延汉简甲乙编》的编纂工作。 随着“文革”狂潮巨风兴起，整日埋头于考古所研究室内一堆乌龟壳与破铜烂铁中的他又大难来临。1966年8月，所内的造反派以经济问题、作风问题和学术问题“三罪”，将陈梦家揪出来批斗。所谓“经济问题”，主要是指陈用稿酬在钱粮胡同购置的那个四合院；“作风问题”，则指陈氏早年是地道的新月派诗人，并有生活不端的绯闻，如当年在南京和中央大学美术系学生、曾一度与徐悲鸿有过轰轰烈烈的师生恋，后跑去台湾的孙多慈有一段纠结不清的关系等。而进入新社会后又拒不改造。而“学术问题”，则是罄竹难书，有抄袭、剽窃、编造、欺骗、假充内行、纂改历史、欺世盗名等，无法计算。一时间，陈梦家的人格、学问成了毛主席所说的地地道道的“不齿于人类的狗屎堆”。 随着“文革”武斗升级，成了“狗屎一堆”的陈梦家被从牛棚里揪出来，接受群众监督与批斗，令其反省交代“三罪”。紧接着，陈氏住处附近中学的红卫兵和工厂造反派，开始游走于大街小巷抄家，陈梦家耗大半生精力，不惜破费万贯钱财苦心搜集收藏的明式家具、古玩器具，外加丰富的藏书、拓片、字画被一扫而空。钱粮胡同的房屋成了外来人员的暖巢，赵萝蕤的卧床也被陈梦家一位同事强行占用，陈氏夫妇被赶到一间原本是汽车库的小黑屋存身。其间赵罗蕤精神分裂症两次复发，但送不进医院救治，整日在亲属的看护下摔盆砸碗地大喊大叫。 这年8月23日，考古所的造反派成立红卫兵组织，已关入牛棚的各类“牛鬼蛇神”26人被拖出来，分别戴上纸糊的高帽在所内游斗。24日上午，考古所的“牛鬼蛇神”被监视劳动，约11点半左右，一个头目突发善心，下令收工，各自回家吃饭，饭后再回所参加批斗会和劳动改造。连日来被折磨得如同霜打的干瘪茄子状的陈梦家，突闻“大赦”，心中自是欢喜异常，在简单清洗之后，经由与考古所相通的近代史研究所大门，去往东厂胡同东口路南一个蔡姓妇女家。所内看守的红卫兵一见陈梦家进入仅一墙之隔且有小门相通的近代史所，马上意识到什么，立即召集一干人马悄无声息地尾随其后。待陈梦家到了蔡姓妇女家，刚要喝口对方端过来的水，忽闻大门“咣”的一声响动，随之冲进来一伙手持棍棒的红卫兵。进得堂屋，红卫兵们二话不说，当场扇了陈梦家几个耳光，又将其踹翻在地，那位蔡姓妇女吓得全身打哆嗦。只听一个红卫兵头目说：“把这个乱搞破鞋的东西带走！”众人蜂拥而上，将陈梦家从地上拉起，连拖加拽地向外弄。就在翻过门槛的时候，陈梦家回过头来，满面凄楚哀婉地对蔡姓妇女说了一句话：“我不能再让人当猴耍了！”言毕，被拖出了院内，随之在考古所与中国科学院图书馆两单位相邻食堂的路口，遭到罚跪与棍棒敲头的毒打与辱骂。烈日炙烤下，红卫兵弄来一个木凳子让陈梦家站在上面，进行围观式群殴。陈梦家头上的汗水和着脸上屈辱的泪水哗哗而下，未出半小时，就从凳了上摔下来瘫倒在地。 当日下午，缓过气来的陈梦家仍被勒令在牛棚参加学习。据当时亦在牛棚学习的王世民后来说，这个时候，陈氏的情绪显然与往常不同，时而走来走去，心情焦躁不安。傍晚的时候，陈梦家特别向牛棚中的学习组组长牛兆勋请假，说是夫人的癔病又犯了，在家大喊大叫，自己要回家照顾一下，晚间的学习就不参加了。同时，留下一封敞口的信，请牛兆勋转交“文革”小组，说明蔡姓妇女与自己并无谣传的不正当关系，只是不时请她帮助料理家务和照看一下有病的赵萝蕤。当天中午去她家，就是因为爱人癔病复发，急需有人前去照顾……怀着对陈氏遭遇的同情，经牛兆勋向“文革”小组汇报和力争，陈梦家被特许当晚不到考古所参加学习和写检查，但也不许单独外出，以免危害党和国家。陈梦家答应后回到家中。 那天夜里，被勒令不能走出家门，蹲在钱粮胡同一间小黑屋里令其“反省”。这一天，正是红卫兵野蛮的暴力行动达到极至的日子。考古研究所位于王府井大街北首，再向北穿过一条马路就是著名的中国美术馆。据“文革”史家王友琴调查考证，那一天，在考古所旁边的东厂胡同，至少有6个居民被红卫兵活活打死。拷打从下午一直延续到深夜，在用棍棒皮鞭打个半死之后，将人绑于葡萄架或小树上，再用烧得滚沸的开水往被扒光衣服的人身上浇，其中有两位妇女于沸水浇灌中“像杀猪一样”哀嚎不止。邻居们说，被折磨的人那凄厉的惨叫在夜空中回旋，久久不散。有的邻居不忍听闻又感到救助无力，只好用枕头捂上耳朵以减少精神刺激。天明时分，火葬场的大卡车开来，将横七竖八，一具具呈血蛋状的尸体运走。 那天夜里，被关在考古所一间黑屋子的陈梦家，一定也听到了外面受刑者那“杀猪一样”惊天动地的声声哀嚎，他无法容忍如此的残酷与野蛮，遂决定以死明志，以古老的“尸谏”方式，向所遭际的政治制度与考古所哪些昔日的同事、今日的敌人作无言的抗争。他吞下了此前藏在衣兜里安眠药，斜倚墙壁，面向窗外，等待着死神的召换。 35年前的1931年，20岁的陈梦家编辑出版了那部著名的《新月诗集》，除了收集闻一多、徐志摩的诗外，另有自己的诗作位列其内，其中一首写道： 今夜风静不欣起微波， 1966年8月24日，正是阴历七月初九，是有“新月”的時候。不知身陷囹圄的陈梦家这一夜是否看到了新月，更不知他在这个新月初升的夜晚思考了什么，是否想到了“新月張開一片風帆”那美丽的意景和隐喻：新月形如風帆，送自己走向理想的彼岸，这彼岸不是天国而是人间。 让我合上我的眼睛， ——陈梦家吞下的安眠药因药力不足而没有致于死地，在这个新月初升的夜晚，他与死神擦肩而过，没有合上“我的眼睛”。 据陈梦家的弟弟、地质学家、中国科学院院士陈梦熊回忆说：听到哥哥出事了，我就急匆匆地赶到离陈家较近的北京隆福医院，只见哥哥躺在病床上，奄奄一息，不省人事，医生正在抢救。我看了哥哥又回到钱粮胡同，去看嫂子怎么样。红卫兵小将正在院子里，对嫂子赵萝蕤又打又骂。赵不能前去丈夫的病床前照料，遭受着心灵和肉体的双重折磨。红卫兵们突然见到一个前来探望的陌生人，当即把我抓起来审问。当得知是陈梦家的弟弟时，如获至宝，把我押到院子中间，与嫂子并排跪着，一同接受皮带的抽打，两人被打得伤痕累累。领头的红卫兵似乎还不过瘾，下令用皮带的铜头抽砸——这是“文革”中红卫兵使用的最凶狠的一招，只要铜头砸下去，受害者必皮开肉绽，头颅开花。未砸几下，我与嫂子赵萝蕤的头皮已是鲜血四溅，四处开花，我那天穿的白色衬衣被血水浸泡成黑红色。未久，我与嫂子都相继昏死过去了……。 几天之后，陈梦熊成为地质部造反派的批斗对象，而赵萝蕤则被北大的造反派拉往北京大学校园批斗，而向她脸上狂搧第一个耳光的竟是燕大留校的一个助教、赵氏当年的得意女弟子。 十天后的9月3日夜，已回到家中的陳夢家再次遭到了考古所昔日同事、今日暴徒们的狂殴与侮辱，他决意不再被这些已完全陌生的暴徒“当猴耍”，去意已决，于当天晚上在身患精神分裂症的妻子赵罗蕤那惊恐的眼神与阵阵笑声中自縊身亡，那双看够了世事烟云的眼睛终于合上了。这一年，陈梦家55岁（文/岳南）。
2013.2.26日，中国青年报第10版发表了拙作－－疼痛与忧思，经新浪网博客同日放在首页转载，引起广泛关注，一天内阅读近十万人。在读者之中，有的表示全面否定“文革”，有的持保留态度，有的认为“文革”不应否定，至少有一部分是好的，而有的则认为“文革”是伟大领袖毛主席发动的一场正确的政治运动，今天的社会体制和社会生活以及人的尊严，远远不如“文革”时期，特别是官场混乱，官员贪腐等相比之“文革”是一个大倒退。更有甚者，在否定我文章观点的同时，叫喊“博主在伟大的文革面前擅抖吧”云云。为表示我对“文革”史实的考证以及自己对这一浩劫的态度，今天再次推出《闻一多学生陈梦家之死》一文，算是对上文的呼应，亦是与读者共同讨论，以对这一过去的历史史实有个较为正确的认识。 疼痛与忧思一文受中国青年报“阅读周刊”主编@北京徐虹同志之约特别撰写，刊于发表前徐虹同志进行了修订和加工，使篇幅变得短小精悍和更加准确，特此说明，并对徐虹同志付出的辛劳表示感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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