旧题新说，漫话知青
作者：田小野
|
|
|
|
| |
|
|
| |||
|
|
| |||
|
旧题新说，漫话知青
作者：田小野
|
|
| ||
|
| ||||
|
| ||||
|
旧题新说，漫话知青 昨天俺建议鲜宁转载一篇风清流的文章，风哥和几个同学在1967年退学，自谋出路，避开了上山下乡洪流，小熊觉得这另类选择必须是在1967而不是1968、在远离北京的广西才有可能。作为广西成功企业家，功成身退后全家移民美国，同样明智，在红二代官二代为主流的社会里，草根风哥，他就是一位高瞻的人物。但是文章转过去没啥反响，那边正黑天昏地骂罗将军呢。看来知青问题是个丢落在路边没人搭理的弃婴，干脆俺抱起来拍拍哄哄吧。
1965年以前（包括1965）的知青上山下乡，是一个单纯的就业问题，其中60%是没有取得城镇户口的回乡中学毕业生，这是由于国家的建设重视重工业，忽视轻工业，限制了城市提供就业岗位的能力，也是经济失败造成就业资源稀缺的结果。那时在宣传上说什么我们国家还是“一穷二白”、“农村需要有文化的建设人才”，“广阔天地，大有作为”等等，现在看来都是虚假之辞，实际上，一是缓解就业压力，二是把不被信任的人驱赶下乡，同时达到“净化”城市的目的。如果没有文革，按照国务院一九六五的规划文件，每年也要安排100万到200万的中学毕业生下乡，这些被要求下乡的中学毕业生，必定都是出身不好的，这里还包括由派出所强制下乡的社会闲散无业人员和劣迹青年，那是出于城市安全的考虑。
1968年以后的知青上山下乡运动，是否同样出于经济目的、解决就业问题呢？国内外的研究者众口一辞肯定，是滴。刘小萌是这个观点。但是法国学者潘鸣啸推翻了这个假设，他说，有充足的数据显示，从1968年开始，截止到1976年，农村大约有800万知青，1977年接近900万，而截止到1980年初以来的所有数据都表明，在这同一时期，至少有800万到900万农民在城市就业并转为城市户口。潘鸣啸说，在大规模上山下乡的1968-1976期间，知青外迁的成果，与农民工的永久性迁入相抵消了。 老潘认为，从1955年开始到1965年的知青下乡，期间还发生了所谓的三年自然灾害，出发点是经济，为解决城市就业和吃饭问题，但是1968年以后有很大的不同，1968年以后知青的上山下乡，就完全是政治运动了，文革时期的“上山下乡”有很强的意识形态特征。1956毛泽东的批示是，广阔天地，大有作为；1968年的批示则是，知识青年到农村去，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防止政权变色的接班人问题是毛泽东的一个非常重要的观点，文革就是从接班人搞起来的，毛泽东培养接班人的思想就包含了知识青年的上山下乡，他在文革前关于教育革命的思路就是鼓励青年学生到基层到农村去，包括对自己的儿子和侄女。所以1968年以后的知青上山下乡是文化大革命的重要组成部分，同时也是毛泽东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其经济原因不是主要的，根本还是政治和意识形态方面的需要。潘鸣啸将这一颠覆性的论断写在了他的新著《失落的一代》（香港中文大学2008版）里。 当然，毛泽东完全失败了！首先是农村不需要知青，对农民来说，知青是负担，是政治任务，贫穷的农村遍地都是剩余劳动力，农民需要的是老婆。因此绝大多数知青很难融入农村社会。实际的结果，一代人在农村变成革命事业接班人了吗？适得其反。小熊想起李银河对这个问题有精准的论述，她说，结果是什么呢？结果是，毛的理想主义造就了一代人的务实主义，毛的教条主义造就了一代人的自由主义，毛的大公无私造就了一代人的个人主义。本来我们每个人都可以为了理想而牺牲，可是这个理想应该是我们自己的。
（3）知青的“失”与“得” 大部分知青被剥夺了正当的受教育的权利，他们年轻时的价值观今天已经失去了价值，他们将自己曾经的人生理想遗落在农村。但是知青一代对遍布中国穷乡僻壤、少数民族边塞地区底层老百姓的民生疾苦，有了个人亲历的深切体会，这是一般城市青年最难得到的经验。
有人说知青们的境遇存在着极大的反差：他们中的大部分人不但已经退休，而且饱尝经济改革的苦果，曾经下岗失业，丧失社会地位，颠沛流离，至今只有很低的养老金，相形之下，他们中只有极少数的脑力劳动者爬上了事业的山顶，当上了高级干部、企业领导、高级工程师、大学教授、作家艺术家，更有这一代人中的政治精英进入了国家政权的最高领导层。 也有人反对说，“饱尝经济改革苦果”的说法有点绝对化了，平心而论，知青之中大富大贵者确实不多，但多数人还是分享到经济改革带来的蛋糕，退休后的大部分知青，晚年基本过上了小康的安稳生活，即使没有小康的也都准小康了。
有很多知青说“青春无悔”，对知青生活选择性记忆，他们喜欢聚会在一起回忆过去的知青岁月。他们喜欢强调自己的知青经历，似乎这是一种象征性的资本，当知青们在一起的时候，他们喜欢以“都是知青”来认同。 难道他们真的怀念知青岁月吗？ 法国人潘鸣啸说，太多的中国人说的和做的完全不同。如果让他们再回到那个年代、回到他们下乡的地方去，他们一定不愿意。我研究了大量的知青运动结束阶段的资料，成百上千的知青罢工、下跪、绝食，卧轨，要求回城，这些事实说明了什么？他们千方百计回城，很多人回城后没有好工作，这些年或者下岗、或者退休，逐渐被边缘化，显然他们年轻时的价值观已经没有价值了，但他们仍然希望找回自己的人生价值，所以强调这个经历。也有少数的成功者习惯于从知青的经历中找因果关系。 （小熊认为既然1968年后的上山下乡具有强大的意识形态特征，那么今天的这些怀念就是还没有完全脱离开毛的意识形态的怀旧情绪。） 潘鸣啸认为上山下乡运动是负面的，是巨大的失败，也是错误的。人到了一定年龄就会怀念青春，知青个人不应该因为怀念青春而美化那段历史、那场运动，这是一种思维的混乱。
虽然中国知青的历史跨度有二、三十年，涉及到将近2000万人，但是长期以来，研究者寥寥无几。知青们自己写的文章都是回忆性的，有很大的个人经验和个人情绪的成分，至今能找到的学界正式出版的知青历史专著只有两部：刘小萌的《中国知青史》和潘鸣啸的《失落的一代》。 2013-02-28 （注：小熊即作者本人。）
|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