尘封的记忆——走另一条路的老三届
作者：风清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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尘封的记忆——走另一条路的老三届
作者：风清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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尘封的记忆 ——走另一条路的老三届 一、 1966年8月26日，我们从远离北京的南国小城——桂林，来到了心中向往的圣城北京。我们是桂林当时尚未被打倒的市长签字，让我们到北京学习文化大革命和红卫兵先进经验的一批高三的高中生。到了北京后，我们一下火车，就看见几个红卫兵押着一家六口人，站在月台上，那六个被押之人，个个的头都剃成了阴阳头，挂着大大的牌子，低着头，尤其其中那四个未成年的孩子，可怜凄凄的站在他们的父母身边。这一幕让我终生难忘。当我从这几个孩子身边走过时，我心想他们的父母真不该将他们生出来，如果人真有来生，我真希望他们不要再做人。后来我们在团中央的大楼前，亲眼目睹了对胡耀帮的批斗，在中国文联的大楼前，也看到了对田汉、贺敬之等知名作家的批斗。还亲眼目睹了很多北京红卫兵抄家、打人的场面。也听说老舍、邓拓等文化人都自杀了。8.月30日晚江青在北大接见红卫兵，我们亲眼见到了江青。8月31日毛主席接见红卫兵时，我们就站在金水桥边。这年我们已经十八、九岁了，都是能承担独立民事和刑事责任的人，十二年所受的教育，即使是愚民式的教育，做为一个成年人，独立思考的能力已经具备了。眼前的北京让我们大失所望。九月初，我们这批同学，陆续回到了桂林。北京之行让我们失去了激情，大部份的同学都未参加红卫兵，成了逍遥派。D我有两个好同学，一个姓曹，一个姓周，他们两人的家庭出身都是工人，而且是纯得不能再纯的工人，他们的爷爷都是贫农。我的家庭出身不好，虽然我的爷爷是贫农，我的父亲在1947年借朋友的钱去跟人合股办了个小工厂，用现在的官方理论——是民营企业家，用四九年十月至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前的官方理论——是资本家。但这两个同学护着我，尤其曹同学，是我们班最魁梧的同学，他又是我们班的民兵排长，而且他还是个共青团员，有他护着我，其他同学也就不敢对我怎样了。文革初起之时，出身不好的学生都被打入了另类，只能小心翼翼的做人。我自知出身不好，早早的就自觉夹起尾巴做人。可是我这两个同学，就是不和我划清界线，而且保护着我。有他们在我身边，我也就不必夹起尾巴做人了。我以一个狗崽子的身份，能在八.一八毛接见红卫兵后没几天，就斗胆去北京，这是很多狗崽子的同学想都不敢想的。 到北京后，有一天我们在团中央看完批斗胡耀帮，在回住地的路上，曹同学很感慨的对我说：“这些老革命也太不值得了，干革命就是为了今天挨批斗，当初老子就不革命。北京这帮红卫兵都是些粪蛋加蠢卵。今天你斗别人，就算明天给你当了官，也会有人来斗你的。”听了曹同学这话，我当时差点吓得要晕倒了，幸好当时没有外人。 八月三一日那天，毛要第二次接见红卫兵，当时我们正在北大，出发前，北大的高音喇叭不断的在播放着注意事项，其中有一条就是不许狗崽子去天安门，否则铡烂狗头。我真有点不敢去了。曹同学说：“怕什么，你脸上又没有贴着字，那个晓得？”于是我也就有幸到了天安门，并见到了毛主席。
大串联结束了，学校还是无法恢复上课。同学们分成了三派，一派是“誓死保卫毛主席、保卫韦国清【广西当时的省委书记】”的XXX派，一派是“誓死保卫毛主席、打倒韦国清”的XXX派。第三派是消遥派。我和曹、周同学都是消遥派。我们这一派的同学，家庭出身好的坏的都有。我们这些逍遥派，没有谁要在同学中称大头，人人都平等，谁也不欺谁，我们整天不是打牌就是下棋，吹牛讲故事。学校的两栋楼，一栋成了我们这些逍遥派的乐园。一栋成了那两派争斗的战场。另外的那两派同学之间等级深严，有当官的，有当兵的。我们瞧不起他们，他们也瞧不起我们，他们暗暗的在等着秋后好算我们的帐。但我们这些逍遥派心中有数，我们未做过违法的事，毛的语录我们背得滚瓜烂熟，而且说的头头是道，所以我们根本不怕那两派，即使文革秋后要算帐，也轮不到我们。他们两派不可能都正确，总有一派对，一派错，最后他们肯定要狗咬狗，我们乐得看热闹。因此我们这些逍遥派从未有一个人去投奔那两派，倒是那两派的人中，不时有人因受了欺负而来投奔我们。我们这些逍遥派虽然人数比那两派少些，但几乎全是男生，那两派人数多，但多数是女生，所以他们根本不敢惹我们。他们斗他们的，我们玩我们的，大家相安无事。 有一天，不知是哪个同学，带了本书给我们几个同学看。我是看过这本书的一个。这本书的书名是《兰德公司国情咨文》，是兰德公司1958年为美国总统和国务院做的未来十年世界发展分析。兰德公司每年都要做一份这样的分析报告。现在兰德公司的报告，在网上都能查得到。可文革时，老百姓看这样的书，不杀头，也是要坐牢的。这本兰德公司写于1958年的分析报告，其中论述中国的部分，详细的论述了毛和刘少奇在经济建设问题上的矛盾，报告认为十年内毛和刘必将由此产生斗争，由于刘的性格软弱，刘无法战胜毛，必为毛所打倒，除非*站在刘的这一边。 看过这本书的同学都惊呆了，文革啊文革，为什么会在中国要发动这么一场文化大革命，我们终于明白了。而更让我们目瞪口呆的是报告里对我们这些学生前途的分析。报告认为由于中国的工业发展与中国的人口生育不平衡，未来的十年，中国将不能解决大批适龄青年的就业问题，唯一的出路就是将这些青年安置到农村去。。。。。。我们由此也十分清楚我们的命运将会是怎么样了。当时文革还看不到有结束的迹象，我们已经清楚大学肯定是上不成了，不知还要再浪费多久的光阴。即使等到文革的结束，我们也只有上山下乡路一条。不如早点自救、自强、自立。要想做到自救、自强、自立，就不能再留在学校了，走向社会，自己去谋生，才是我们唯一的出路。私下里我们这些逍遥派的同学就开始议论怎么走向社会的问题了。 1967年的秋天来临了，当北京城里那十男十女的高中学生给*写信，表示要“扎根农村一辈子，献了青春献子孙”时，远离北京的我们这些高中生，也有二、三十个同学，自动退学，走上了自救、自强、自立的谋生之路。 曹同学、周同学和我一起退的学。周同学半年后进了一家国营大工厂工作。我和曹同学一直在社会上拼搏。我们曾经在一起办过工厂，大家都成家后才分手。 我们这批退学的同学中，恢复高考后，有几个上了大学，有一个去了美国留学。我们当年走的这条路，也就是今天的知识青年都在走的路——自救、自强、自立的谋生之路。而当年近二千万的知识青年们走过的上山下乡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的路，今天除了少数的志愿者外，已无人再走了。 2013-02-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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