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知青故事】：兄弟
作者：阿陀
|
|
|
|
| |
|
|
| |||
|
|
| |||
|
【知青故事】：兄弟
作者：阿陀
|
|
| ||
|
| ||||
|
| ||||
|
【知青故事】： 兄弟 “卜……勃勃……卜…… “放了！”“放了！”“嘿，真的放了！！”老田，大傻和我三个人激动得当场互相击掌庆贺。 “阿芙乐尔号巡洋舰一声炮响”——一个伟大的屁！丘八放的！！手术成功啦！！！
我和丘八来自同一个学校，同一天上高峰，分在同一个班，住过同一间草房，常常用同一个军用水壶喝水，用同一个勺舀饭……我们是好朋友，但开初还不是推心置腹，无所不谈的那种。原因很难说，没有什么矛盾，就是内心有点那个。丘八，刺猬头，腰粗膀圆，浑身犍肉，无论乒乓球，篮球还是足球，都能玩出几分专业味道。标准的运动员加军人。当时几乎所有广州男知青都爱把一件印有“广州军区生产建设兵团”两排字的“豪婆蓝”背心用一条宽宽的武装带高高束起来，昂首挺胸，故意凸显“广州军区”四个金黄大字。这个高峰特有的流行装配上他的身材，堪称一绝。要论全高峰谁最神气，八爷认第二，没人敢认第一。 都说女人看女人总不顺眼。原来男人也会。 倒没有妒嫉，我只是不习惯他说话口气太大，有时还爱“吹水”（吹牛）。我们有一个纸老虎班长咋咋呼呼就够了，还用你？我在文革中卷入较深，下乡后多少有点看破红尘，比较收敛低调。一个年轻气盛，一个年轻气沉，两人脾性不同，有点不大咬弦，也很自然。 后来丘八上调到团部宣传队，不是扮李玉和就是演杨子荣，那就更神气了。山下山上二十里，彼此渐疏来往。有一次从宣传队透出一条花边新闻：丘八在响水河畔洗衣服时向人夸口说，宣传队的女生像群蜜蜂一样围着他转，这话恰好被后面一个女生听见了，回去学说，立刻激起红颜众怒，大家一致要杯葛他，还向领导告了他一状…… 我听了有点幸灾乐祸——八爷也有栽的时候呀。
1971年秋的一天，我正在喂猪。突然副连长过来告诉我,团部刚刚来了电话，丘八病危，已经送到三亚师部医院抢救，问高峰能不能去人输血。当时大家都上山干活去了，队里只找到大傻和我。我放下手上的活，回宿舍拿上钱包粮票，衣服都来不及换就上了车。 汽车天黑才到三亚医院。整个宣传队的男男女女早都来了，现刻正在医院门口候车准备打道回府。听说好几个“蜜蜂”的血已经流进了丘八的血管。手术刚结束，我们来晚了。 大傻和我要求留下来照顾病人。我的理由是：丘八如果醒过来，有熟悉的朋友在身边会安心一些。再说，过几天他的父母赶到以后，万一有什么意外，我也许可以起点作用，因为我认识他父母。 宣传队长老田答应了。 当时丘八的情况非常危险。他患肝病一直被误诊，送达师部医院时肝脏已经濒临破裂，幸亏碰到一位从大城市下放来的高水平医生，判断准确,立刻施行手术，才把他从死亡边缘挽救回来。但手术最终能否成功还是未定之数，病危的加急电报已经发给他远在广州的父母。 丘八浑身上下插满管子躺在特护病房昏迷不醒。医生护士通夜进进出出观察，打针换液。我们守候床前，其实什么忙都帮不上，最多只是不时用棉签沾水润润病人被高热烤焦的嘴唇。但是我们谁也不愿去睡觉。什么疲劳和饥饿，早忘得一干二净。三双眼睛紧张盯着，祈望病人能尽快苏醒过来。 黎明，当南疆的第一缕阳光从窗口探进来时，病人睁开眼睛，微弱地吐出的一个字——“水”。丘八以他特有的青春旺盛的生命力，终于熬过了漫长的黑夜。 悬挂的心一下子落下来了，我们仨都长长松了口气。 三个人轮流到外边走廊的水龙头抹把脸漱漱口。老田掏出一面小镜子和一把刮胡刀，就着窗外射来的光线刮胡子。这位中国华侨大学舞蹈专业的毕业生，是我们团屈指可数的几位“高级知识分子”之一，平时给人的印象是仪容整洁，风度翩翩的。这次为了抢救手下亲兵爱将煎熬了几天几夜，变得两眼通红，胡子拉碴。刮过胡子之后，人一下子爽快多了。老田看到躺在床上的病人胡子也挺长了，弯下腰顺手就把他的胡子也一块给收拾了。我想老田是因为心里高兴，新的一天，新的生命，弄利落一点，也是一种庆祝。 突然，丘八嗫嚅：“是——不是——我--不--行--了?”我们仨都大吃一惊，老田毕竟阅历丰富，立刻就意识到可能是对方误以为替他刮胡子是提前给他整理遗容，连忙指着自己也刮得发青的下巴比划解释，可是八爷一点都听不进去，他开始交待“后事”。 丘八的“遗嘱”一共就两句话：从他剩下的几十块钱里拿出10块还给某某，其余的都交团费。 我当时吓坏了，从来没有经历过这样的事。还以为丘八真的要死了。 医生护士一下子都进来了，忙忙乱乱测这查那。我呆呆地在一旁胡思乱想。如果不是丘八第一个把湖水蓝的背心从广州引进高峰，还起了个夸张搞笑的名称“豪婆蓝”，还印上“广州军区”……我们高峰的广州知青在其它人，其他连队面前哪能这么提气？我们一大群稚气未脱的大孩子远离父母身边，跑到这天涯海角的深山大岭来，谁没有一肚心事，满腹乡愁？丘八的海派，咋呼，好为人师，从另一面看也是豪爽，直率，古道热肠。他的阳光性格，不正好可以帮助驱散大家心中的阴影吗？还有，那些宣传队的女生，有什么了不起？小题大做！……这时候，我心中想的全是朋友的好。特别是他的“遗嘱”，后半句以前只在小说和电影有过，那都是革命者和英雄才说的话。前半句，还债，连革命者和英雄都不会说，但真实，感人，把我和丘八的距离一下子拉近了。原来他是这么单纯的一个人！“八爷,你不能走!”——这时我的脑海里突然冒出《智取威虎山》里的这句台词（“九爷，你不能走”）。我的好兄弟，八爷你可千万千万别走啊！你要不在了，我们高峰乒乓球队就再没有人可以压住团部加工厂那帮“土匪”啦…… 丘八又昏迷过去了，我紧紧握住他的手，欲语无言。 …… 医生最后说，病人手术后麻药过了伤口会疼，正在发烧，加上肚子里面的气体也憋得慌，醒过来可能觉得特别难受，才会以为是大限到了。目前没发现有什么不正常，只要他的肠子能恢复蠕动，开始排气，就证明手术基本成功了。 接下来，丘八的状态时好时坏，反反复复，高烧不退，不时陷入昏迷中，断断续续说着呓语。我们提心吊胆围在床前，不断给他换敷在额头上的湿毛巾，不停用湿棉签涂抹他焦干的嘴唇，三个人谁也不愿先离开去休息，现在终于盼到了那代表革命成功的“一声炮响”。
丘八排过气后，身体迅速恢复。老田回团去了，留下大傻和我轮流值班。 每天喂水端屎倒尿都不是问题，丘八睡得多醒的少，一天那么长，身边连个说话的人都没有，手头也没有一本书可看，这才是最难受的。我不得不向护士求助。我一向没有单独和女生说话的习惯，这里的护士都那么年轻，又陌生，就更难了。不过想想，这些“白衣天使”从头包到脚，就跟修女差不多，应该不算“女生”吧？我鼓起勇气，随便逮住一个进来的就呐呐开口。没想到这护士也是广州知青，很爽快就答应了。 第二天我接大傻班时，他指着案几上的一叠书本杂志对我说，是护士小卢送来的，还说小卢来自广州某某中学，算是侨生，因为父母都在香港的中资机构工作云云。我心想，你个矮仔好八卦，这么快就给人家查三代了？ 大傻走了以后，我想起应该谢谢人家，可是先后进出的几个白衣护士好像是一个模子出来的，分不清哪一位是小卢。想开口打听，又怕问的正是她本人，那才尴尬。后来问了一个男医生，才知道今天小卢没当班。 丘八睡了，我埋头看书，忽然一个窈窕靓丽衣着时髦的女子推门进来了，我还以为那个文工团的报幕员闯错了门，没料她直冲我叫出我的名字来，我愣了一下，才意识到这就是小卢了。怎么跟原来好像不是一个人？ 小卢一边用手摸摸八爷的额头，掖掖他盖的被单，一边很随意地问我书合适不合适看，够不够。我连忙一迭声地谢她。说完这些，我一时觉得词拙，脸热心跳不知道该说什么好，猛想起小卢和大傻好像已经挺熟了，便冲口说：“你是不是来找大傻？他刚走，要不我去叫他回来？”我说这些话时一定是脸红红的，小卢显然看出我的局促了，她摇摇手表示不用，自己还有其它事，只是下班路过顺便进来看看病人而已。 小卢走后，我为自己的失态懊恼极了。都说了一些什么呀？你不就是下面连队的一个猪倌吗？人家借书给你，还来看。。。。。。你凭什么摆出那付拒人千里的臭脸？ 从那天起，一切好像都不同了。 我特别愿意值班，因为也许有机会能见到小卢。可是真到她进入病房时，我发现自己怎么都大方不起来，只好又装成正人君子，目不斜视，语不多言。我发现大傻恰好和我相反，小卢当班的时候，不该他的班他也会过来，一个劲和小卢套近乎，说起话来眼睛都发亮。我还发现丘八也变了，只要小卢当班，他特别听话，也特别坚强。打针吃药非常主动，身体再难受都不哼一声。 天使，原来也可以是魔鬼。如果大哥喜欢她的健美大方，二哥看重她的文雅秀气，三弟为她的青春艳丽着迷，这三兄弟会不会同时走火入魔？我害怕自己把持不住。去年生日那天，我写过一篇《给21岁的我》，内中自我期许很高，牛烘烘地认为自己将来是干大事的人，虽不说终生不娶，但起码25岁以前不能谈恋爱。 丘八的身体恢复奇快，我俩也不用24小时都守在他身边了。只要知道是小卢值班的时间，我干脆留在招待所看书，让大傻一个人过去。他当然求之不得。 大傻是印尼侨生。他早熟，热情，开放，和小卢又有共同的海外背景，孤男寡女，同落天涯，正所谓“天时，地利，人和”，故“三亚战役”一旦打响，进军神速，由病房的“阵地战”开始，很快就转移阵地成了外面的“运动战”，第三天就已经攻城拔寨，长驱直入护士宿舍。。。。。。一幕幕看得丘八和我“眼甘甘”（目瞪口呆）。大傻行吗？身高还不到小卢的肩膀！ 此时此刻我一定是胃酸过多了。 第四天晚上，大傻从小卢那儿回来，神秘兮兮地把我从病房叫到外面，说小卢让他转告我一些话，但首先我得保证，听了以后绝对不能再对任何其他人讲，包括自己的父母兄弟姐妹男女朋友，更不能说出消息是从哪里听来的。否则的话，她最起码的处分都会是从被医院赶回连队割胶。 小卢心中还有我？窃喜。 为何要通过大傻转告？有点失落。 到底什么消息?真是莫名其妙。 …… “林彪乘飞机叛逃，已经摔死在蒙古草原了！”——我才听了第一句，整个人都已经傻了！
当年中国老百姓对1971年的“林彪事件”和1976年的“四人帮倒台”反应很不一样。前者主要是震惊，迷惑，一般人不会感到特别高兴，更不敢庆贺。因为林彪早已经被神化，甚至几乎和另一个至尊之神合为一体了。偶像半边崩塌，神威还在。何况，除了要对掀起狂热的造神运动从而协助毛发动文革负责以外，林彪表面上也不见得就是以后一系列不得人心的文革政策的具体代表。这和五年后的“四人帮倒台”，大部分人发自内心的喜悦是大不相同的。（1976年11月，我正好在湛江地区出差，从阳江到徐闻，整个广东西部沿海，一路上都看到庆祝打倒“四人帮”的群众游行。我感觉和以往的规模和气氛都不一样，声势空前浩大，但组织不那么严密，有点乱哄哄的，像西方的嘉年华会。这反而使我感到某种真实） 然而我当时对“林彪事件”的反应，不仅仅是震惊，还有喜悦——发自内心的本能的喜悦。这并非我对林彪早有什么认识，有先见之明，仅仅是因为自己的切身的利害关系。 文革中我主要的活动就是参加了一个由十几个广州各中学造反派骨干和笔杆子组成的跨校组织，这个组织当时很有名，原因是它比较激进，敢于蔑视权威，对文革运动有一些与众不同的独立思考。尽管还很幼稚，也没有真正挑战体制，但在上面某些人看来，已经开始露出“异端”的苗头。所以，1968年底我们下乡同时，当局就把这组织的实际负责人，唯一的大学生李正天抓进监狱了。（李即后来轰动全国的大字报《民主与法制》作者“李一哲”三人中的“李”。） 就在“林彪事件”前后，全国“清查五一六反革命集团”的运动也正达到高潮。李正天的新罪名变成了“五一六分子”，被交回原单位广州美术学院批斗。我父亲是李的老校长，其时正在干校被审查，交待问题，压力很大。他知道我和李在文革中的关系，接二连三来信催我赶快坦白交待。至今我还记得每封信都用“木子”暗指李。父亲是一位忠诚的共产党员，就是太过老实。他认为我客观上已经是参加过李的反革命组织了，早交待早主动，争取宽大处理。 我只是在报纸上知道有这么一个“五一六反革命集团”，怎么自己突然变成了其中一员？这不成了广州人说的“挑虫入屎忽（屁股）——自找”？我当然不会这么傻，自投罗网。可是我也明白，这年头，任何人一旦倒霉被无端定为革命的对象，都是百口莫辩的。我有一段时间和原来“海南岛学毛著标兵”——现在监视劳动的“现行反革命分子”湖南人李胜绩邻床。他通宵达旦在自己蚊帐里盘腿呆坐，唉声叹气，香烟一根接一根。我劝他说：你又没有什么深仇大恨，无论从哪一方面看你都不可能是反革命，想开一点吧。李回答：唉，加洛，如果人人都像你这样看就好了（不久李就回了家乡，后来听说自杀身亡）。我会不会变成第二个李胜绩？现在没有一个知青朋友知道，当年在胶林中召开的全团“清理阶级队伍”大会中，当台上主持人宣布：给十分钟时间让有问题的人自己站出来坦白交待时，我内心有多么惶恐。 在父亲的再三催促下，我开始有点动摇了。我唯一还“顽抗”的理由，就是根据以往经验，当时的政治运动总是一个未完下一个又来了。像我们海南边疆，又地处深山，别看你内地现在“清查五一六”的运动搞得如火如荼，我们这里就还没有动静，恐怕等刮到这里，风已经停了或风向变了都有可能。 然而风暴到底还是刮过来了。 就在丘八发病入院前的那星期，我们团的许政委亲自上高峰开全连大会传达中央关于开展清查五一六运动的文件。我如坐针毡…… 坦白说，当时去三亚为朋友输血是出自救人的本能反应，但输血不成要求留下来就不是那么伟大了，也有一半的私心——逃避运动。 由上可见，小卢通过大傻提前第一个向我泄露的中央关于处理“林彪事件”的内部文件，对于我有多么不寻常的意义。我立刻意识到，中国政治在急转弯，一场空前重要的新政治运动已经取代前一个运动，我可能逃过一劫。我当时隐隐约约感觉，一个时代正在走向结束，一个新的时代最终一定会降临。我和八爷一样，也会有一个新的明天。
第二天，连队来了紧急通知，命令我和大傻马上赶回去参加“学习”。离开以前，我俩抽空出去逛了一趟三亚县城的农贸市场，竟发现还有活鸡卖，大喜过望。因为我们自上高峰，已经有四年不知鸡味了。两人立刻凑出三、四元钱买了一只大公鸡，轮流抱着，逐个小食店询问，找人加工。最后找到一家，付了一块钱加工费，弄出两菜一汤。 席间两人以水代酒相敬。 大傻说：“兄弟，多谢了！”多谢什么？他不说，我也不问，大家心知肚明。 我也说：“兄弟，多谢了！”多谢什么？他不问，我也不说。大家同样心知肚明。 我早从几次小卢在病房的言谈中感觉到，我一定成了大傻和小卢俩人私下聊天的谈资，不然小卢对我的情况不可能知道得这么清楚。而特别令我感动的是，看来大傻说我的都是好话，他真是大方得可以。我高兴，不仅仅是因为影响我命运的“林彪事件”的消息，是一个我心仪的女孩子冒着风险悄悄告诉我的，还因为我大傻兄弟的侠义和信任。 什么叫兄弟？ ——兄弟，就是一切尽在不言中！ 2007.12.14.初稿于芝加哥 2010/1/10修改
|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