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斌:寻访榆次杜家山“中国第一知青村”
作者:老例搜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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寻访榆次杜家山“中国第一知青村” 作者:刘斌 来源:世界华人周刊 如果不是全国第三次文物普查,晋中市榆次区杜家山村这个在地图上找不到位点的一个方圆不到1万平方米的小自然村,可能就湮灭在深山中了,人们只能在书本中了解这个曾经的“中国第一知青村”的往昔。 杜家山村,1966年12月,北京长辛店铁中高二女生蔡立坚在“红卫兵串联长征”时经过这里,有感于山区人民生活艰难,毅然决定留在此处当农民,她是我国知青史上第一位主动要求插队的红卫兵。此举经1968年7月《人民日报》报道后影响扩大至全国,成为全国“知青”运动的先声。1968年底,毛泽东号召“知识青年到农村去”,之后,全国知青上山下乡运动达到高潮。 1976年“文革”结束后,杜家山村的知青纷纷返城,杜家山村归于平静。上个世纪末,山村最后一户人家搬走,杜家山村,就此消失在行政版图中。2009年8月,记者跟随全国第三次文物普查小组,寻找这个已经消失在人们视线中十多年的村庄。
阎震,晋中市榆次区文物旅游局副局长。2009年6月的一天,他接到上级电话,要杜家山村的资料。对属地的文保单位,他了如指掌,但杜家山村这个名字还是让他思考了半天。 这是个既陌生又熟悉的地名,熟悉的是,他想起小时候听到的知青故事,了解“杜家山村”是北京知青蔡立坚上山下乡的地点,是全国知青运动的开端。陌生的是,“文革”后,这个地方一直没什么动静,听说也没人住了,具体在哪,村里还有什么,他拿不准。 近现代重大事件的见证地和遗址是全国第三次文物普查的一项重点内容,阎震经过精心准备,8月,他带上几名工作人员,准备上山寻找“杜家山村”。 文物局的大部分工作人员是上世纪60年代出生的人,杜家山村名震神州时,他们还小,大家都说不出路线。榆次区文物旅游局有一个司机是西河村人,根据地图看,离杜家山村不远,但他并不知道杜家山村的具体位置。好在,总算有了点线索,阎震带着这个西河村的“向导”和几个工作人员上路了。根据方位,杜家山村离县城最多45公里。阎震本以为可以很快找到这个小村子,但上路后发现,这并非易事。 车开到西河村后,到处是齐腰高的灌木,道路已被灌木封死。曾经的“知青圣地”封在了大山之中,当地农民告诉阎震,这些年只有零星的几个村民放牧或者采药时到过山里面去,远远看到过那些知青住的窑洞,可具体怎么走,没人说得上来。
阎震和工作人员继续沿着老乡指的方向前行。车穿梭在灌木包围的小土路上,一个转弯,司机没看清路中的大石块,“咚”的一声,汽车抛锚了。车上的人都下来推车。这时,司机看到不远处有一座楼房好像有人住,大家赶紧跑过去寻求援助,没想到,在这里找到了杜家山的“门”。 这是一个两层的小楼,一位老者正在擦拭墙上的照片。阎震一眼看到,墙上许多都是知青劳动时的老照片。阎震赶忙上前请教,老者一口标准的普通话,“我就是杜家山村的老知青”。 老者叫周山湖,正是当年第一批来到杜家山村的知青,曾任杜家山村团支部书记,后成为山西省的著名作家,担任过《黄河》杂志主编,电视剧《一代廉吏于成龙》《赵树理》的编剧。因他难忘杜家山村的青春岁月,在此买了座房子。这次,他正巧从北京回这里暂住。 在周山湖的带领下,两个小时后,他们走进了杜家山村。如今的杜家山村,已经没有人居住。站在村口,只剩下几排石窑洞和整齐的砖排房。村口,有座纪念碑,是为了纪念蔡立坚,当年杜家山村的知青掏钱修的。碑后面的文字已经有些斑驳。“我是1968年10月10日正式到杜家山村落户的,当时,《人民日报》7月份发表了蔡立坚的事迹。我的一个同学8月份带我来杜家山村参加了一次夏收,在杜家山呆了10天后,我就想和他们一样,来杜家山锻炼自己。”周山湖告诉阎震。 当时,周山湖是山西大学政治系的学生,他觉得这种与工农实际结合的路子值得去奋斗,于是背了一个书包,里面放着毛主席语录和日记本,就来到了杜家山村。 就这样,知青们一批接着一批来了。原本只有5户16口人的杜家山村,很快,知青的数量就超过了本村人。当时蔡立坚任知青的大队书记,周山湖任团支部书记。在杜家山,年轻人不管之前属于什么政治派别,到了山上,主动放弃了斗争,大家以苦为乐。“那时我们自己搞生产竞赛、劳动比拼,知青们主动建立起团支部,恢复了例会制度,白天干活,晚上政治学习。”周山湖回忆道。1968年底,毛泽东发出了“知识青年到农村去”的号召,当时杜家山村已经住进了20多名知青。大家很自豪,觉得自己选择的这条路被主席肯定了。
很快,杜家山村就成了“知青运动”的典型,先期来到杜家山的知青们成了先驱者。首位来到杜家山的蔡立坚,在北京一所所中学轮流做报告。后来,这里又成为“知青村”典范,知青一批批多起来,北京、太原、榆次……最多时,这个只有1万平方米的小村子住进118名知青。 现在杜家山的村落遗址上,依然可以看到当年的痕迹,知青们自己动手盖起了食堂、宿舍,平整了空地。村中现存1971年建的知青宿舍10间,1972年建的知青食堂11间,以及1976年知青学大寨而自行建造的石窑8孔。石窑上中间雕刻有五角星,两侧刻写有“广阔天地,大有作为”的标语,具有鲜明的时代特征。因年久无人居住,一些窑洞已经坍塌。 当年这里是全榆次条件最艰苦的地区,海拔2000多米,温差大,能种的农作物只有可数的几样,而且产量不高。为了多打粮食,当时的知青早上6点上地,晚上6点下工。周山湖回忆,1968年年底的第一批20个知青,不到两年,就有一些人的身体出了问题,有的是关节炎,有的是腰腿方面的病,回去了。新的知青不断补充进来。 “革命”的激情不但支撑着人们疯狂地干活,还让人们对国家,对集体的爱完全超过了爱自己。知青们刚到杜家山的那几年,激情变得越来越盲目,怎么极端怎么做。送公粮,不管老百姓的粮食是多少,自己认为多送就是爱国,哪怕自己饿肚子也要交足公粮,甚至超额交。当地农民有意见,就觉得农民是落后思想。 当时的知青成了一个小社会,每个人学一门手艺服务其他人,有的学医,有的学艺、有的学木匠,有的学饲养。一天的农活结束,大家好像分好工一样,各自去帮附近村子的人。赤脚医生一个手电筒、一条狗,在附近几个村子走十几里山路为村民看病是常有的事。“就是那种特别纯洁的为人民服务的精神”,周山湖说。也正是在与普通农民的朝夕相处中,知青们开始了反思。 交公粮,交了不够吃还得和国家要,但交的时候是新粮食,要回来的是陈粮,大家就觉得不能像以前那么交了;把多余的食用油都交出去,老乡们非常有意见,本来就是一天三顿粗粮,一点油水是最可怜的改善了,为此一些老乡甚至和知青们拍桌子怒喝,“你们都是国家有保证的人员,父母有办法有本事,由得你们胡闹。”而知青们实际体会了几天没油吃的日子,也对之前的想法和举动感到了后悔。一批又一批的参观者一起到来的成就感,也随着时间变成了例行公事。常常一来就是几十个参观者,没有地方住,就和原先住宿已经非常拥挤的知青们挤在一个大炕上,一次嘈杂的参观后,周山湖发现自己刚刚用一年的工分换到的60元钱不翼而飞了。 1976年,“文革”结束后,杜家山的知青全部返城。 D准备申请国家级重点文物阎震把“杜家山村”郑重地登记在《全国第三次文物普查》的名录中,山西省晋中市文物局的负责人告诉记者,作为全国知名的“第一知青村”,杜家山应当保护起来,他们准备申请其为国家级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杜家山村的旗帜人物蔡立坚,后任山西晋中地区团委书记,再后来在省委党校工作。1997年,因车祸去世,时年49岁。 1976年之后,每隔几年,周山湖就会和当年的知青相聚来到这里,回忆当年的事。这种聚会一直持续到1997年蔡立坚去世后。周山湖和几个亲戚承包了杜家山附近的几个山头,他想开发这里,再造一个“杜家山”。 面对着杜家山村遗址的断壁颓垣,周山湖在墙角种下几颗豆子,他说明年来看的时候,应该可以收获了。杜家山留下的是什么,他想了想,是一种年轻人的追求吧。不管结果如何,这种青春的理想弥足珍贵。
渠玉增,晋中市文物局副局长: 杜家山村,是中国知青上山下乡运动中自愿插队第一人蔡立坚的插队地址,又因全国各地知青相聚于此而成为全国知青的精神圣地。 无论是从规模上还是从时间、知名度上,杜家山村都无愧于“中国第一知青村”的称号。它见证了知青上山下乡运动的全过程,是那段历史的实物证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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