反美还是反民主之探讨

（一）

近来网站上议论美国与中国的帖子和跟帖比较多，批评美国的调子渐高，这无可厚非。因为美国并非十全十美不可批评，恰恰相反，美国是问题成堆且热烈欢迎批评的。如果别人不批评美国，那么美国人自己就会进行“窝里斗”式的“自我批评”。例如最近闹得很厉害的“虐囚案”，并非哪个反美斗士的伟大发现，恰恰相反，是美国人自己揭露并挑起来的批判。于是乎有人觉得机不可失，赶紧跟在美国人屁股后边吹吹打打，热闹非常。

可他们根本没有意识到，在这类锣鼓喧天的热闹背后，实际上是对美国的小骂大帮忙。读过许多过去直至现在的文字之后才猛地悟出来：这世界上真正帮助了美国的，恰是那些反美的，反得越激烈，帮的忙就越大；倒是那些不反美的帮忙甚少。没瞧着人家列宁同志，1916年就写出了《帝国主义论》，把美国的“垄断性”、“寄生性”、“腐朽性”、“垂死性”揭露得淋漓尽致。结果是给泰勒、凯恩斯提供灵感，以其经济理论伸出一只“看得见的手”，帮助美国度过了1929年“大萧条”的灾难，起死回生。又没瞧斯大林批准发动朝鲜战争，老毛拼了老本跟美国打了一仗，结果是帮着人家彻底摆脱孤立主义，紧锣密鼓地建立起世界霸权来。还有那个苏联。卫星、导弹都抢先上天，弄得老美无地自容。结果是刺激美国科技、经济都奋起赶超，人均GDP暴涨几十倍，反倒是弄得苏联自己不堪重负，最后终以胜利完成激励美国的使命而崩溃了事。

著名瑞典社会学家古纳.米尔达（Gunnar Myrdal）上个世纪二、三十年代在美国生活与考察了很长时间，他得出的一个论断是：“美国人强烈地、诚心诚意地‘反对罪行’，对自己的罪行也决不稍怠。他审视自己的错误，把它记录在案，然后在屋顶上高声宣扬，以最严厉的词句批判自己，包括谴责伪善。如果说全世界都充分了解了美国的腐化现象、有组织的犯罪和司法制度的弊病的话，那不是由于其特别邪恶，而是由于美国人自己爱宣扬缺点。”可以成为佐证的是，1896年《纽约时报》的记者采访李鸿章，第一个问题就问：“您能否告诉我们，什么是您认为我们做得不好的事呢？”

这种缘于基督教对罪行忏悔心理的社会风气，使美国几乎没走弯路，迅速发展成为世界第一强国。这与中国式的讳疾忌医格格不入甚至根本对立。子为父讳、臣为君讳、下为上讳从来就是传统。毛泽东就有言：“凡下罪己诏的，没有不亡国的。”自从盘古开天地，三皇五帝到于今，中国要有批评的话，那也只是新登基的骂已下台的，一无是处。哪个权力有过一点认真的“自我批评”？例如文革，老子已经宣布错了，谁都不许再罗嗦！老虎屁股是绝对摸不得的。主子威风八面，下人也就神气十足，太后老佛爷一板脸，义和团立即杀声四起。这种文化上的根本差异，要别人还自己“一个公道”，却从来不思量自己是否更应该还自己“一个公道”，也就丝毫不奇怪。

窃以为，中国的文化传统决定，反美不是新闻，不反美才是新闻。有一个说法是东方文明与西方文明的冲突，本人也曾不假思索地沿用过这个提法。仔细想想，帽子似乎大了点。文明应该只有一个，人类的文明；东西方都有自己的文化而不应该说成各自的文明，所有文化的合理积淀，才构成人类的文明。文明是对野蛮的排斥，“东西方文明”在野蛮杀戮，是说不通的，文明之间不应该有战争。而且，这个“两种文明”之说，否定了文明本身具有的正义性，导致无穷尽的恶斗，对于人类向更理性的发展是不利的。美国把西方传统文化加以洗练，为人类文明做出了贡献，它于是也就逐渐成为西方文化进步的楷模。那么中国文化也应该排斥野蛮洗练自己，向文明的方向发展，世界才能融合成为文明的世界。如果坚守无论中国还是西方传统文化的阵地，以为自己所有传统都属文明范畴，对方就必然要成为必须打的出头鸟，世界将永远不得安宁。

除了上边已经举例过的“自我批评”之外，美国的儿子不需孝顺老子，有悖孝道；美国的百姓可以随意组织政党又严禁国教，有悖霸道；美国人民推举并监督总统还有权推翻他们不满意的政府，有悖王道。几乎一切方面都如此对立，人类文明如果取美国文化之精华，就必否决中华传统文化在人类文明中的“统治地位”；而中国传统文化古来就以自大为宗旨，恶斗也就顺理成章。既然马克思先生曾经说过，封建主与无产阶级一起，都在踢资产阶级的屁股。那么中国传统的遗老遗少们在道义上与穆斯林中的恐怖份子结成反美统一战线也就不难理解。

（二）

仔细算起来，其实中国的先进分子从来就没有什么反美情绪，即使在鸦片战争西方以坚船利炮打破中国的闭关自守之后，朝野进步人士对美国都有认同感。中国近代“开眼看世界第一人”林则徐认为美国人“平素系作正经买卖，不贩鸦片”；在“虎门销烟”中，林则徐只邀请两名美国人到场观看，而其中一位（C.W.King）就向林透露了英国要派军舰来华的情报；随后林驱逐外国商人到澳门时，20多位美国商人不在驱逐之列，林并特别批准他们代理被驱逐者的生意；林则徐还主持翻译了《四洲志》，成为了解美国的划时代的“看世界第一书”。

魏源在《海国图志》中除介绍美国之外，还评论说：“惟弥利坚国邻南洲，金矿充溢，故以货易货外，尚岁运金银数十万以裨中国之币。可不谓富乎？富且强，不横凌小国，不桀骜中国，且遇义愤，请效施驱。可不谓谊乎？”福建巡抚徐继畲著《瀛环考略》，除详细介绍美国国情外，首次把华盛顿介绍入中国，介绍之后另加按语，曰：“按：华盛顿，异人作也！起事勇于胜、广，割据雄于曹、刘；既已提三尺之剑，开疆万里，乃不僭位号，不传子孙，而创为推举之法，几于天下为公，骎骎乎三代之遗意！其治国崇尚让善俗，不尚武功，亦迥与诸国异。余尝见其画像，气貌毅绝伦。呜乎！可不谓人杰矣哉？”这段话后于咸丰三年镌刻于清廷赠与华盛顿纪念碑的刻石上，至今犹见。其实徐的手稿中还有“得国而传子孙，是私也”，并加了浓圈密点，以示强调。也许因为“敏感”缘故，出书时还是删了。

清国官员中之有识之士对美国的肯定，还源于美国驻华公使蒲安臣积极执行美国政府对华采取的“合作政策”：“鼓励中国政府对维护秩序的努力；在条约口岸既不要求也不占领租界以及不用任何方式干预中国政府对本国人民的管辖，也永不威胁中华帝国的领土完整。”蒲安臣通令美国各驻华领馆：美国正要求各国“努力在中国开展公正的外交活动，以此取代武力外交”；美国政府的合作政策已经“成为指导我们这种外交关系的准则”。如此一来，相对于英、俄、法、德等的横暴而言，美国要友好得多。

正因此，1867年蒲安臣将离任回国时，清政府批准奕訢所请，委任其担任中华帝国首任钦差使节出使欧美各国，中华帝国首次近代外交活动及第一位大使，竟然是美国人担任的。缘由是因为朝廷认为派自己的官员员出使外国，礼仪问题无法解决，折中考虑派个友好的外国人最妙。又因为使团需要有国旗，于是也委托蒲安臣设计，中国第一面国旗不仅由美国人设计，并且首先使用于美国人担任使节的第一个正式使团，“以为前驱”。美国总统正式接受中华帝国首封国书；美国政府与蒲安臣讨价还价签订了中国近代史上首个对等条约《蒲安臣条约》，不仅“从理论上说在与西方世界国家处于同等的外交地位上”，而且正式开始了中国近代外交活动。如果那时中国反美，这样的事情显然是不可能发生的。

清廷朝野之所以不反美，原因除了美国对华友善之外，更在于那时西方文化的领头羊还是英国为首的欧洲。相比于欧洲的传统文化代表者，美国有利于中国“以夷制夷”的方略。例如湘军首领曾国藩称：“米夷（美国佬）质性淳厚，于中国时思效顺”；恭亲王奕訢谓：美国公使“遇有中国不平之事，极肯排难解纷”；总理衙门奏折称：“英法美三国以财力雄视西洋，势各相等，其中以美国最为安静，性亦平和”；清朝大员薛福成称：“方今有约之国，以英法俄美德五国为强。……美国自为一洲，风气浑朴，与中国最无嫌隙。其纽约与蒲公使所立新约，则明示以助我中国之意。盖亦恐中国稍弱，则欧洲日强，还为彼国之害也。故中国与美国，宜推诚相与，略弃小嫌，此中国之强援，不可失也。”至于那位李鸿章先生，不仅在外交方面最乐于寻求美国的帮助，还对《纽约时报》发表谈话称：“我对我在美国见到的一切都很喜欢，所有事情都让我高兴。”清廷驻美公使伍廷芳甚至对比了中美文化差异：“东方民族久处专制体制之下，惟知君上为神圣不可侵犯，自由平等之说未与或闻。一旦涉及美洲，无一不顿改前观。行动、言论，均可自由。试披览报纸对于当道之称职与否，率皆任意评论，无所忌讳。居之既久，知美乃自由发生之地、英雄崛起之邦，人民无束缚，种族无阶级，有非他国所可同日而语者。”

有此认识便有“师美之长技”的渴望。在容闳的努力说服以及《蒲安臣条约》的驱动下，1872年第一批120名中国幼童抵达美国留学，尽管腐朽的清廷官员对幼童们因“洋化”而轻怠“跪拜之礼”，甚至还有“剪辫子”的“逆反”行为，从而奏请朝廷于1881年9月中止留学计划令将留学生全数“遣送回国”，受到连累的还有稍晚派出欧洲留学的40多留学生。此举令美国朝野哗然，马克.吐温为此找到美国总统格兰特，总统立即亲自修书李鸿章：“幼童在美颇有进益，如修路、开矿、筑炮台、制机器各艺，可期学成，若裁撤极为可惜。”据说李鸿章读信亦动容，但终不敌强大保守势力，照章撤退。

清政府为应付指责而代替留学计划的是派遣官吏出国考察，规定五品以下考察官吏除报销车、船费外，每月补贴白银二百两，期限三年，还可雇翻译、仆役各一名。生机勃勃的留学生计划被死气沉沉的官吏考察所取代，后果不言自明。光绪二十七年，外务部忍不住奏曰：官员考察制“废时糜费，莫此为基。”相反，仅那百数十位招回的留学生中，人才令人刮目：中国的铁路、煤矿、电讯、外交、海关、新闻出版、海军等几乎全由他们挑起大梁。尤其是詹天佑、吴仰曾、唐元湛、唐绍仪、梁敦彦等杰出人士。至于严复，翻译引进赫胥黎的《天演论》，更奠定了中国近代启蒙运动的思想基石。

撤退留美幼童可算是中美之间首次纠葛，中国传统文化与美国式西方文化本质上的背逆注定了冲突会发生。它也改变了美国民众对中国的看法，人杰地灵的礼仪之邦变成衰朽不堪的迂腐之国。更有舆论认为，中国的问题不在于清政府的素质，而在于中国文化的素质；认为这是一种远远落后于西方文化的、自我封闭式的专制文化，是与美国的价值观念本质对立的没落体系。窃以为，这个观点确实点中要害，它也是中国反美情绪的根本。

（三）

纵观近代历史，我们可以把两种文化的关系归纳为几个阶段：1792年马戛尔尼使华以前，西方文化尚在形成国际社会之中，东方文化自得其乐地保守锁闭；到1840年鸦片战争之前，是国际社会逐渐渗透中国，中国传统文化不堪其扰的阶段；1840-1860年，中国传统文化开始反击，欧洲传统文化还处于炮舰政策的阶段，战争解决问题成为公理，中国却屡战屡败；1860-1919年，腐朽的传统文化不得不屈服于西方文化的入侵，西方文化形式逐渐侵入中国社会，虽有抵抗却无济于事；1919－1949年，中国产生了混杂的新式文化，形成了新式文化努力与国际社会逐渐趋同，而传统文化仍在顽强抵抗；1949-1971年，旧式专制文化彻底取胜，孱弱的新式文化被铲除，中国彻底反抗国际社会；1971－1979年，中国不得不调整与国际社会的关系，谨慎地、有分寸地容忍国际社会的某些部分，借以改变传统文化的贫弱状态。也是一种无可奈何之举，以便延缓专制文化的寿命；1979年以后，中国开始采纳协调方针，较大步骤地改变自身封闭保守部分，逐渐主动溶入国际社会。

这些阶段的详细探讨是很复杂的，我们暂且不去细说，仅以美国的地位来讨论某些问题。直至1905年美国立法禁华人入籍之前，中国朝野对美国有非议但无反美的势力。中国的反满革命家，大抵都以美国为楷模。邹容写《革命军》，完全依《独立宣言》为蓝本，提出“中华共和国”之方案：“立宪法，悉照美国宪法，参照中国性质立定。自治之法律，悉照美国自治法律。凡关全体个人之事，及交涉之事，及设官分职，国家上之事，悉准美国办理。”黄兴规定中国革命“固欲效法美国之主义、目的，以图造成一大民主国者也。”孙中山发表于1904年的《中国问题的真解决――向美国人民的呼吁书》，更直言不讳道：“因为你们是西方文明在日本的开拓者，因为你们是基督教的民族，因为我们要仿照你们的政府而缔造我们的新政府”；他直言不讳，要“把中国化成美国”；称“三民主义”直接取自林肯的“民有、民治、民享”，有时干脆称两者其实是同一码事。直到1921年3月6日孙中山演讲时还宣言：“本党应以美国为榜样。……仿美利坚民族底规模，将汉族改为中华民族，组成一个完全底国家，与美国同为东西半球的大民族主义的国家。”由此可见，辛亥革命的领军人物非但不反美，反而以美国为楷模。

对美国有所保留的是改良派的康、梁。康有为盛赞美国之余，道：“以中国之政俗人心，一旦乃欲超越而直入民主之世界，如台高三丈，不假梯级而欲登之；河广十浔，不假舟筏而欲跳渡之，其必不成而坠溺，乃必然也。”梁启超则更学术些，他认为：中国的国民性，有族民资格，而无市民资格；有村落思想，而无国家思想；有愚俗企图，无高尚之目的。自由、立宪、共和，均系多数政体的总称。“一言以蔽之，则今日之中国国民，只可以受专制，不可以享自由。吾祝吾祷，吾讴吾思，吾惟祝祷讴思我国得以如管子、商君、来喀瓦士、克林威尔其人生于今日，雷厉风行，以铁以火，陶冶锻炼吾国20年30年乃至50年，夫然后与之读卢梭之书，夫然后与之谈华盛顿之事。”他俩都认定中国只能施行改良的专制而不能施行民主。

中国的劳苦大众则视美国为“金山”，趋之若鹜。然而去的人越多，所携带的“中国特色”也就越多，华工在美国遭受美国劳苦大众的非难，种族歧视的事件不断出现，参议院牧师纽曼博士1874年的演说：“我们需要他们做体力劳动者；我们需要他们做仆人；我们需要他们做市民。因为在从密苏里到金门的广阔土地上，只有不到100万的白种居民。我们欢迎他们，但如果他们是鸦片吸食者，我们无法欢迎他们。”美国的报纸大量报道了唐人街的大烟馆，以及那里的赌博、卖淫、高利贷等丑恶。到1892年排华法案在国会通过，并于1894年经中国政府签约认可，规定十年内禁止华工进入美国（非劳工不在此例）。中国人遭此挫折也就认定：美国并非天堂，在那里也同样存在邪恶。

1905年因美国政府企图延续排华条约在中国掀起首次反美浪潮，抵制美货成为其主要形式。在工商业界的压力下，本来蔑视中国、日本人的西奥多.罗斯福总统，亦不得不努力说服民众及国会，以求得对华关系得以改善。他甚至在国会称排华法案“使中国人民遭受了极大的冤屈，最终也使美国蒙受了奇耻大辱。”1906年，他提出退还中国庚子赔款溢出部分用于培养中国留学生的计划，由此开始了美国学者称为美国对华政策的“仁慈时期”。美国用扩大的门户开放政策，以保全中国的领土主权完整、扩大在华商业利益，比之瓜分中国的列强确实显得“仁慈”。对于中国的辛亥革命，美国舆论则是一片欢呼，他们以为中国从此摆脱了专制的桎梏，走上民主政治的道路。众议院外交委员会主席萨尔滋在国会提案：“祝贺中国的忧国之士获得今日的成功；对于他们废止专制、建设共和国的努力寄予同情，赞成尽速承认中华民国。”但中国迅速出现了北京、南京两个政府，美国则对于孙中山支持日本染指菲律宾极度不满，故对华取“中立政策”。美国公使嘉乐恒给国务院的报告则担心“孙氏虽为各方所瞩望之革命领袖，然或许将成为独裁者。”

（四）

美国的发展亦可以分成四个阶段：以门罗主义为标识的成长阶段。这个阶段美国安静地恪守西半球发展不同于欧洲旧文化的美国式民主；从威尔逊到罗斯福总统的新政阶段。在此阶段美国力主建立世界新秩序，确立“四大自由”以谋求美国式民主在世界的地位；从杜鲁门到乔治.布什的“冷战”阶段。此阶段与苏联争夺世界霸权，美国式民主迎战苏俄式专政，以全胜告终；从克林顿开始向世界推行美国式民主的阶段。此阶段美国失去了主要对手，却遭遇了以恐怖主义为主的各式反民主力量的抵制。

可以这样说，直至1919年的巴黎和会，美国在国际社会中仅处于小兄弟的位置上。威尔逊提出的“十四点”，一方面提出了全新的国际社会准则，被称为“人类自由宣言”；另一方面它也改变了美国在国际社会的地位，美国向旧式的西方发出新文明的挑战。《纽约论坛报》在宣言发布次日评论道：“只用一篇演说就改变了美国政策的全部性质，打破了它的一切传统。他把美国带回了欧洲，他建立了美国的世界政策。”

美国的这个首倡，可以说给世界所有落后国家带来鼓舞，也给“五四运动”带来极大动力，在“五四”游行队伍致美国公使的说帖中，激进的学生们称：“贵国为维持正义人道及世界永久和平而战，煌煌宣言，及威尔逊总统几次演说，吾人对之表无上之亲爱与同情。吾国与贵国抱同一主义而战，故不得不望贵国之援助。”这表现了中国先进人群的企盼，“五四”为代表的新文化运动，它的一个重要部分就是开启了中美关系的新阶段。从1919年到1949年，既是中国的先进人群努力以美国式民主改变中国旧文明的进程，也是美国人不自量力妄图把美国式民主传播到中国的过程。可以说是中美关系的蜜月期。经30年的风风雨雨，最后以中国传统彻底战胜西方文明而告终。

中美关系发展到二战，达到顶峰。两国在反抗日本侵略的战争中，不但用鲜血相互支援，美国还极力推进中国的国际地位，以实现罗斯福总统设计的战后“四大警察”共同维护世界新秩序的设想。中国成为联合国发起国和常务理事国，历史遗留的不平等条约基本废除，除英、葡仍旧保留香港、澳门；苏联新占大连、旅顺以及中东铁路等殖民地之外，台湾和所有租界均已收回，中国人――包括毛泽东本人及其政党――都高歌赞颂美国。

美国人的狂傲也体现在对华关系的认识之上。杜鲁门政府一门心思想把中国做成样板，极力撮合国共两党实现美国式民主，马歇尔被派来调停，杜鲁门甚至公开承诺将给予中国的联合政府以巨额援助。但美国人根本不了解中国传统文化中“天无二日”的顽固观念，蒋和毛甚至做梦也想消灭对方。只是因为美英苏之间1945年12月莫斯科会议就中国和平达成默契，共同迫使这两个党经过艰难谈判于1946年2月25日签署了《关于军队整编及统编中共部队为国军之基本方案》；此前在斯大林的压力下，毛曾于2月1日批准向全党发布命令：“从此中国即走上了和平民主建设的新阶段”；“我党即将参加政府”；“我们的军队即将改编为国军及地方保安队、自卫队等。在整编后的军队中，政治委员、党的支部、党务委员会等即将取消，党将停止对军队的直接领导（在几个月之后开始实行），不再向军队发出直接的命令。”

杜鲁门低估了中国传统的力量，荒唐地以为美国式民主在中国获得成功，立即致电祝贺，他并于当天颁布命令：立即建立美国三军顾问团，“这一顾问团的目标是帮助中国的政府发展现代化武装部队，并向其提供这方面的意见，以便使中国政府完成它在国际协议下将须负起的义务，对中国解放区建立充分的控制，包括满洲与台湾在内，并维持国内的和平与安全。”这里所说的“中国政府”指联合政府、“解放区”指收复的日寇占领区，而非中共占领的地区。所谓美国“扶蒋反共”是一个地道的谎言，因为它根本不符合美国的利益。但毛泽东非常清楚，斯大林对他施加的压力完全来自美国，美国式民主是他打倒蒋介石的最大障碍。他一方面明确在党内宣布：“美蒋要以统一来消灭我们，我们要逃脱。”“人民的武装，一支枪，一粒子弹，都要保存，不能交出去。”另一方面，如果他拒绝斯大林的压力，非但在全国形势面前被动，也不会被他的战友们认可。妙方就是称病，在中共历史上，每次他拗不过党的多数领导人之时，都称病躲入幕后，以窥测方向。

看上去一切都很顺利，马歇尔与助手拜罗德夜以继日地起草了整编军队的实施细则，周恩来也很爽快地草签认可，并与国、美方约定3月14日正式签署国共双方的整编条约。马歇尔并于3月4-5日访问延安，毛泽东亲口宣布：“我也愿意重申我们对您帮助中国人民和平、民主、团结、统一事业的努力的衷心的感谢。”直至3月12日，我们能看见的毛的文字，仅限于精简军队、要求组织工人斗争不要过火，以求劳资两利甚至亲自关心延安审干的平反。13日，毛电令周恩来：“国军可以接收沈阳至哈尔滨之长春路上各城市。”同日，苏军向国军移交沈阳。

（五）

1946年3月14日是个历史转折的日子。这天，斯大林愤怒于邱吉尔在美国发表的“铁幕”演说，决定结束二战中形成的大国合作以及摇摆的对华政策，全力支持中共据有东北，毛泽东立即结束“生病”；同日，出席军队整编协议正式签字仪式的周恩来宣布：非常遗憾，接到新的指示，他不能签字了。15日，毛致电州周：哈尔滨决不能让国民党驻兵，抚顺、营口力争双方不驻兵，推翻了他本人13日的电令；同日，毛召开政治局会议，在论述两个阵营斗争之后，表示要以内战代替世界大战的前途，至少是迟滞大战的爆发。17日，毛电令周：“将整个中东路（包括哈市）让我驻兵，永远占住，不让国民党进驻一兵一卒。”“请彭林迅即布置一切，造成优势，以利谈判。”18日，林彪继2月13日在秀水河子围歼国军五个营之后，又攻占国军驻守的四平街，歼灭国军三千余人。

在杨奎松的《毛泽东与莫斯科的恩恩怨怨》以及袁南生的《斯大林、毛泽东与蒋介石》等著作里，都披露了很多苏军要求中共东北局“放手大打”的意见，并恢复对中共的巨额武器支援，就连关内开战的指令，也是苏军提议的。此处不赘。如果我们再把斯大林1946年2月9日的演说、邱吉尔3月6日的“铁幕”演说和斯大林对它的暴怒态度，还有随即进入结束状态的战时大国合作政策，可见，在斯大林改变态度之后，形势迅速急转直下。毛泽东迅速转入反美，并非偶然，它有着意识形态的迫切需要。而傻乎乎的马歇尔与杜鲁门，仍继续沉浸在代议制民主政府的美国梦里，还坚信不疑是蒋政府挑起内战。须知，此时距“国民党挑起全面内战”的6月26日，还有几个月。11月11日，叶剑英告诉苏联外交官列多夫斯基：“共产党人对停止敌对行动不感兴趣，因为敌对行动继续下去对国民党不利。”只是，历史教材仍旧依照美国“扶蒋反共挑起内战”的调子高唱。

在1946年毛的反美还是隐蔽的，因为美国压蒋停战尚有利用价值。四平街战役后，国军顺利北进至哈尔滨城下，林彪军损失惨重，已于6月6日起草了撤出哈尔滨的命令。周恩来告诉苏联大使彼得罗夫：每个士兵最多还剩三发子弹。苏联建议毛在关内开打，大批武器弹药可从朝鲜海运到山东。而美国则压迫蒋停止攻势，杜鲁门甚至下令暂时停止对华军事援助。当战事逆转，毛便开始公开反美，几名美军官兵被杀害，甚至还抓了一名美国将军。美国的态度是装傻，为的是挽救中国的民主政治，这符合美国的利益。

米高扬1949年2月5日电报报告斯大林，毛泽东“强调在分析中国革命性质的问题时，他根据的就是斯大林同志1927年前的论述和他最近关于中国革命性质的著作。”而在1949年7月4日，刘少奇递交给斯大林中共中央的报告中称：“我们在革命中及革命后一个相当长的时期内须要集中力量去对付帝国主义及其走狗”，“正如斯大林同志一九二六年在共产国际中国委员会的演说中所说的，中国未来的革命政权‘特别是反对帝国主义的政权’”。斯大林这个指令发布于1926年11月30日，题目为《论中国革命的前途》，原文要求中共未来的政权“主要将是反对帝国主义的政权。”（载《斯大林选集》上册，人民出版社1979年版，第489页。）由此可见，毛泽东正是按照斯大林的指示，才以反美为己任的。

一个特殊的事例证实了毛泽东反美完全是为了讨好斯大林。1948年11月1日，东北解放军占领沈阳；同日，周恩来起草的中央指示要求部队和治安人员对美、英、法三国领事馆实施外交保护；不得进行人身和室内检查。并指示东北局注意向苏联外交人员请教，但他们的意见必须请示中央后方可作决定。沈阳占领机关执行了这个指示，领导人还拜访了美国总领事馆，表达了对于建立外交文化交往在内的合作关系的兴趣。当沈阳当局把此事告知苏联在东北的顾问组负责人伊万.科瓦廖夫之后，他未请示莫斯科就发出命令。苏联驻沈阳总领事马里宁于11月16日用电话告诉高岗：立即派人没收美英法三国领事馆内所有电台；禁止美国领事馆工作人员外出；限制英、法领事馆工作人员自由活动。

东北局不敢擅自行动，请示后毛泽东也觉得过分，便致电斯大林征询意见。斯大林不予答复。毛感觉不妙，于是责令陈云等领导人对与西方联系一事做出自我批评。并要求东北局转告苏联方面：中共将在东北和全国所有对外政策方面“一定和苏联协商处理，以求一致。”东北局于是奉命切断了美国总领事馆的电力、电话线路；并在强令交出电台被拒的情况下，冲进领馆没收了机器；还软禁了领馆公职人员。按照科瓦廖夫的区别对待指示，毛指示周，对英、法要比对美“态度稍微温和一些”，围困应在一段时间以后适当放松。

自此开始，中共各种宣传逐步扩大反美舆论范围与强度，到1949年3月18日，中共广播电台宣称：“中国人民不得不把战争挑衅者的首领，美帝国主义好战分子，看作是他们的死敌；不得不始终把世界反帝战线的领袖，伟大的苏联社会主义国家，看作是他们的战友。”到6月，东北当局奉命指控美国驻沈阳总领事馆公职人员为“间谍”；7月抓捕并殴打美国驻上海副总领事；10月又抓捕沈阳总领事华德等五名外交官，他们被单独囚禁并遭到虐待和殴打，11月单方宣判1年有期徒刑，12月驱逐华德及领事馆全体人员出境。对此举世罕见的践踏国际法的严重事件，斯大林当然不会承担责任，他表态道：科瓦廖夫并没有建议中国人像对待战时敌方参谋部那样，对待领事馆的官员。

（六）

1949年7月，刘少奇代表毛泽东与中共中央秘密访问苏联。27日，斯大林在孔策沃别墅二楼设宴招待江青与刘少奇。江青的敬酒引发了斯大林的感慨：“西欧人由于骄傲，在马克思、恩格斯死后，他们就落后了。革命中心由西方移到了苏联，现在又移到中国。”“把马克思主义的基本理论应用到实际中去，则你们有许多经验值得我们学习。”“世界革命中心东移，你们的历史责任加重了，这是我们衷心的希望！”这一席话以及斯大林为小弟弟超过大哥哥的敬酒，又导致刘少奇不敢接受的小风波。

斯大林更明确地赋予中共新使命：“希望中国今后多担负些对殖民地、半殖民地、附属国家的民族民主革命运动方面的帮助，因为中国革命本身和革命经验会对它们产生较大的影响，会被它们参考和吸取。苏联在这方面起不到象中国那样的影响和作用。”如此，我们不难看到，意识形态的需要、斯大林赋予的使命加上毛泽东自己要做“东方的太阳”的欲望（参见《叶子龙回忆录》），反美就是首当其冲并且义不容辞的责任。毛泽东随即便亲自捉刀，一连写下《丢掉幻想，准备斗争》等五篇反美檄文，那种“春风得意马蹄疾”的心态跃然纸上。不过我们也不难看出，在8月14日到9月16日不过一个月时间内连续五篇文字，与一个老谋深算的领袖地位是不相称的，更像一个立功心切的急先锋。

果然，接着于11月16日在北京召开的亚澳工会会议开幕式上，刘少奇代表中共致开幕词，他宣布：“越南、缅甸、印尼、马来亚、菲律宾的民族解放战争中的战士们，是完全作得正确的。”“武装斗争则是许多殖民地半殖民地民族解放斗争的主要斗争形式。这就是中国人民取得胜利的在国内所实行的基本道路。这条道路就是毛泽东的道路。这条道路也可能成为情形相类似的其他殖民地半殖民地国家的人民争取解放的基本道路。”“在这些地方，革命的工人阶级及被压迫人民要想避免采取上述的道路、而采取其他轻便的道路以求推翻帝国主义及其走狗的压迫、建立人民民主国家，是不可能的，如果这样，那是错误的。”（《刘少奇文选》，中央文献出版社1998年版，第135页。）

亚澳工会会议本来就是共产党控制的工会组织集会，与会前斯大林对苏联代表团作了明确指示：不得公开鼓励印尼等已经获得独立国家的武装斗争，以免造成外交上的被动局面。刘的开幕词致过，苏联代表团立即提出异议，反对刘的公开表态。公案闹到斯大林处，他似乎忘记了自己的指示，命令苏联代表团认错，认同中共的表态。这使苏联团长百思不得其解。其实城府更深的斯大林是有意纵容毛泽东充当反美急先锋，他自己以及苏联可以躲在幕后，避免同美国发生激烈的冲突，而只进行文明的外交斗争与争夺。

斯大林的谋略是成功的，他首先利用金日成试探局部蚕食美国阵营，及至遇到美国的强烈反应之后，又成功地利用中国的力量顶住美国的反扑，他自己始终处于幕后并不断与美国玩弄“上流社会”的文明游戏。至于那些“下三滥”的打打杀杀，都丢给仆从国去做。毛泽东则越陷越深，一九五○年十月二十六日中国军队在朝鲜刚刚打响，便发布了《中共中央关于在全国进行时事宣传的指示》。这个指示要求：“我全国人民对美帝国主义应有一致的认识和立场，坚决消灭亲美的反动思想和恐美的错误心理，普遍养成对美帝国主义的仇视、鄙视、蔑视的态度。”指示还不惜谎称：“（3）从北朝鲜缴获文件及其他方面证明，美国确有侵占朝鲜后进一步侵占我国东北的阴谋计划。（4）美国此种计划与以前日本对华侵略历史如出一辙，日本是第一步侵略朝鲜、台湾，第二步侵略东北，第三步侵略全中国。由于这一切，为了我国的安全，不能对美军侵朝置之不理。”

指示还强调：“美国是全世界的敌人。（1）美国是和平的敌人和国际侵略战争的大本营。美国的大资本家以发杀人财为职业，其侵略及于五大洲，积极准备和鼓吹世界第三次世界大战，压迫和平运动，拒绝禁止原子武器。（2）美国是民主的敌人和法西斯反动的大本营。美国国内已成法西斯恐怖世界，特务横行，除大资本家及其走狗外，美国人民没有言论、出版、集会、结社自由。在一切为美国所控制的殖民地，美国均竭力扶植蒋介石李承晚一类血腥独裁者。在一切为美国所操纵的资本主义国家，美国均竭力促使其政治法西斯化。（3）美国是文化的敌人和人类精神堕落的大本营。美国统治者迫使科学、艺术、宗教为帝国主义侵略服务，科学不用于建设而用于战争，艺术不提倡进步而提倡堕落，宗教不参加和平活动而参加间谍活动。美国统治者以威胁利诱摧残人民的道德观念，美国侵略者在朝鲜等地的野蛮与希特勒、东条无异。”

在做法上则采取人人过关的方式，兼之几乎同时开展的镇反运动，“红色恐怖”迫使每一个中国人都必须拥护反美：“应鼓励各人自由争辩检讨，以求尽量在思想上彻底解决，使人人对援朝表示积极有信心不怕困难，对美帝国主义表示不共戴天，使亲美恐美情绪与抗日运动中的亲日恐日情绪同样不能容身。”（摘录自《建国以来重要文献选编》第一册，中央文献出版社1992年版，第436-440页。）中国的反美浪潮终于进入轰轰烈烈慷慨激昂的群众运动模式，并从此以制度方式固定下来。其实不在于别的原因，如果没有这样的反美狂热，毛泽东的“东方太阳”就当不成，斯大林赋予的历史使命当然也就无从谈起。

（七）

只是“人算不如天算”，美国政府很快就从朝鲜战争中觉察到：苏联在利用仆从国牵制美国的力量，进而在其他方面占据优势，以压倒美国为首的西方阵营。杜鲁门政府利用麦卡锡主义和对于朝鲜战争的激烈辩论，成功、彻底地扫除掉美国国内孤立主义情绪；艾森豪威尔政府则继续以核威胁加局部让步方式成功地把战争冻结在“三八线”上。杜勒斯提出的“大规模报复”计划，一方面迅速发展美国的远程打击能力；另一方面利用朝鲜战争导致的小国恐惧心理构筑美国霸权。斯大林死后，苏联新领导人也逐步明白了朝鲜战争是斯大林的严重失算。继而他们迫使毛泽东迅速签署停战协议，从而甩掉朝鲜战争的包袱。

1956年2月29日，莫洛托夫向苏联首脑层提交了他的绝密备忘录。这个备忘录较长，它具体地批判了苏联领导层的错误，得出的结论是：“我们不久就会中美国人的计。我们现在坚持这些浮夸的观点和策略，其实我们越奉行这些观点和策略，就越加强了那些我们对之没有实际控制权的非共产党政府。”“我们已经上美国人的当了。美国人就要带着金钱、技术人员和传教士来到这些苦难的地区；而那里的人民将欢迎他们回去。”（参见：《美国在世界舞台上》，世界知识出版社1964年版，第377-378页。）

苏联领导层把斯大林制定的、用毛泽东去煽动并援助东方武装斗争以牵制和破坏美国阵营，借以实现扩大苏联阵营的策略彻底改变。苏联领导人决定自己挺身而出，不再藏躲于幕后，用积极发展苏联和它的国家集团之经济、科学特别是现代军事力量直接同美国竞争。至于毛泽东式的丛林革命、武装斗争，苏联领导人认为根本无济于事，反而添乱。如此一来，毛泽东从斯大林那里领来的衔头就成了南柯一梦，他只能归于苏联阵营的帐篷里做一个偏将。

不能说毛泽东对此麻木不仁，尽管赫鲁晓夫对中国加大援助力度，并拼命显示友好，但如此下去便否定了毛泽东顺理成章的革命领袖地位，这是老毛的大忌！于是从1956年开始，毛就寻思着抗争。1957年11月14日，老毛似乎有点伤感，他在莫斯科各国共产党和工人党代表会议上称：“我们中国是为不了首的，没有这个资本。我们经验少。我们有革命的经验，没有建设的经验。我们在人口上是个大国，在经济上是个小国。我们半个卫星也没有抛上去。这样为首就很困难，召集会议人家不听。”当然不会甘心，几天后他就充分利用了“人口大国”的优势，极力鼓吹藐视战争包括原子战争的论调：“极而言之，死掉一半人，还有一半人，帝国主义打平了，全世界社会主义化了，再过多少年，又会有27亿，一定还要多。”

许多探讨中苏分裂的原因，大抵都是表面现象。国家再富强，人民再幸福，革命领袖没得做了，那是不行的。从苏联回国，为了增加“资本”，大跃进，人民公社都不顾一切地搞起来；大炼钢铁、亩产“卫星”，为的不过是企图压倒苏联；当美苏在中东较劲的时候，他老人家竟然想得出“炮打金门”，用中国人打中国人的法子去骚扰美苏两国。利令智昏这个词，我们老祖宗可不是白白发明出来的。

中国的整个反美史，完全就是一部被利用的历史，也是中国传统的专制文化对西方民主文化的叫板。当满清政府顽强地代表着旧势力与先进势力抗争时，尽管它屡战屡败，还是能够为传统所接受的。当清廷屈服于列强的压力，开始容忍外来文明的入侵时，旧传统便不能容忍清廷。太平天国这个更腐败的势力曾经表现了传统的力量，但它毕竟太枯朽，完全没有时代的所能容忍的包装，失败也就是注定的。马克思称其为“一群妖魔”，美国则协助清国镇压这群妖魔。及至大清国开始改变，洋务运动兴起，维新派逐渐得势之时，传统势力开始发怒，即使皇帝支持也未必抵挡得住。历史学家把中国的皇权描述成至高无上是有问题的，至高无上的只是传统势力，皇权只有顺应这个势力时，才被捧为至高无上；一旦皇帝不顺应传统，他就是可怜虫一个。

甲午战败，老师傅输给小徒弟，致使朝野震撼。维新派乘机作乱，妄图改变传统章法，结果却是悲惨的。这些被世代潮流裹挟着的改变导致义和团的兴起，传统势力要一鼓作气，把国际社会的势力彻底驱逐出中国。朝廷里的传统力量曾经利令智昏，以为可以靠愚昧不堪的义和团扫除新文明，于是狂妄地向世界宣战。交战的结果并不如愿，在坚船利炮所代表的国际势力面前，传统不堪一击。不得不从道义的责任退缩到皇室的利益，容忍了改革的实施，实际上放弃了对传统的维护责任。清朝的覆亡，根本不在于它的腐败，而在于它没能把腐败进行到底，没能守住旧的传统。

（八）

从意识形态角度看，反美只是列宁的创造。马克思先生非但没有任何反美的指示与评论，恰恰相反，他把美国看作无产阶级革命的样板和楷模。有不服气的先生可以拜读马克思的原著，寻找他老人家批判美国的论断出来。至于后一个命题，马克思评价美国的《独立宣言》是全人类“第一个人权宣言”；对于《解放黑奴宣言》他也给予极高评价；最为典型的是，当林肯竞选连任时马克思代表第一国际《致美国总统阿伯拉罕.林肯》的贺信，信中，马克思认定美国是“最先产生了伟大的民主共和国思想的地方”；他称：“由工人阶级忠诚的儿子阿伯拉罕.林肯来领导自己国家进行解放被奴役种族和改造社会制度的史无前例的战斗，是即将到来的时代的先声”。马克思甚至说：“自从巨大的搏斗在美国一展开，欧洲的工人就本能地感觉到他们阶级的命运是同星条旗连在一起的。”

如今那些反美斗士都自称马克思的徒子徒孙，那么也只能算不肖子孙。除去给林肯发出热情洋溢的信之外，马克思恩格斯还在1872年9月举行的第一国际海牙代表大会上提出把总部搬迁到纽约去。恩格斯代表马克思动员道：“在纽约，我们的文件没有丢失的危险；在那里我们有一个强大的新组织；在那里，我们的党比在世界上任何其它地方都更具有真正的国际性质。”9月6日，第一国际通过决议，把总委员会迁至纽约。

捎带着说明的是，崛起的欧洲正努力遏制美国独大的世界格局。这种遏制是具有积极意义的。苏东突然崩溃，本身对美国式民主并不是福音。美国一旦成为世界唯一超级大国对美国式民主的威胁甚至大于苏东存在时期。只有世界的多极化，才更有利于美国式民主的发展。但这种遏制与恐怖主义赤裸裸地反对民主复辟专制是本质不同的两码事。值得注意的是，中国存在的反美势力，溯其根源它更接近恐怖主义的复辟专制，与欧洲式遏制有本质的区别。

已经有许多见多识广的网友在探讨“中国人为什么热衷于反美”这个话题了，于是不去探讨已经说明白了的方面。我想说的是，中国的传统文化背景，本来就与美国倡导的文化格格不入。鲁迅早就指出：中国人只有两个时代，即，一、做稳了奴隶的时代；二、想做奴隶而不得的时代。我们也不去探讨鲁迅已经阐明过的问题，需要探讨的是，奴隶一旦被提拔为奴才，那又会怎样？

中国人反美，实在与民族主义并无多大关系，对于国家与民族的利益而言，至少在1949年之前，美国是世界上对华最友好的国家。即使老毛培养出来的反美斗士，也说不出几条美国伤害中国的事实来。真正伤害中国最厉害的国家，沙俄直至斯大林的苏联，其次才是日本。反美完全属于意识形态的需要加上毛泽东要当世界领袖的需要，于是在毛时代的中国，人们所能享受的最大自由就是反美。只要反美，可以任意发挥每个人的聪明才智，无论怎样胡编乱造都会受到鼓励。这份遗产一直延续至今还在隐隐约约地发挥作用，因为美国所极力推行的民主模式，终归是统治的天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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