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消逝的大院】连载3：

八、

子不教，父之过；教不严，师之惰；在古人眼里，父亲对子女的教育甚至重于师长。

我们的幼年，与现在独生子女的幼年相比，得到父亲的教育恐怕要少得多。那是一个工作狂的时代，一个每周工作六天的时代，一个政治学习大多占用下班时间的时代，一个延长工作时间不用付加班费的时代；那又是一个运动频繁的时代，一个必须花费大量精力吃透上面精神的时代，一个没完没了讨论政治问题的时代，一个不认真看报明天就可能说错话的时代；那还是一个英雄母亲的时代，一个鼓励多生育的时代，一个家家都有一堆孩子的时代，一个仅照顾吃穿就能让父母手忙脚乱的时代。在那个时代，教育的重任主要靠幼儿园和学校，家庭教育多靠潜移默化。比如做人要诚实，守信用，讲礼貌，勤俭节约，这些都无需讲大道理，全在父母润物细无声的示范。但是有些教育是要靠言传，靠心与心的沟通，心灵的沟通是家庭教育的重要一环，缺失了这一环，孩子的心中会有阴影。

父亲整日忙忙碌碌。我们吃啥穿啥，学习成绩如何，他很少过问。他每天都早出晚归，家就像他的集体宿舍，我们都像他的舍友。

一个周六的傍晚，我从幼儿园回家。幼儿园离家很近，所以不用母亲接。我欢蹦乱跳跑回家，却发现大门紧锁，母亲不在，哥哥姐姐也不在。原来公安学院演电影，母亲带着放学的哥哥姐姐去看，交待父亲下班早点回家，以免我进不了门。可父亲扭头就忘了。我呆呆地坐在单元门口傻等，看着太阳下山，月亮上山，天渐渐黑下来，路灯亮了，在地上拖曳着树影。忽然肚子有些疼，想方便，却没厕所。那时岁数小，不知公厕在哪，又不敢随地解手，只好忍着。内急很难忍，情急中便冲向办公区去找父亲。跑进父亲的办公楼，忘了是哪间屋，只能一间间去推门。大人们都下班了，楼道悄然无声，一片黑暗。我既害怕又无奈，就像落进“寂静岭”，四周都是鬼打墙，必须用瘦小的身躯去冲去撞。就在肚子绞疼得再也难以忍受时，忽然一扇门被我推开了，我看见了父亲。他坐在写字台前，微微俯身，借着从绿玻璃灯罩下逃逸出来的昏暗的台灯灯光，正聚精会神地在看报。刹那间泪水与粪水一起奔涌而出，我把满肚子的愤懑与委曲，和着尖锐的哭声砸向父亲！父亲吓了一跳，他忽然意识到自己的失职，手忙脚乱地剥下我的臭哄哄的裤子，抱着我到水池边去冲洗。从此我得了“茅屋恐惧症”，每到一地总先看看厕所在哪，生怕内急时找不到。

还是一个周六的傍晚，我放学回到院里，听同伴说星期天大院要组织去香山春游。我兴冲冲跑回家，出了一身汗，晚上忽然发起烧来。不但我的春游泡汤，还连累了父亲。第二天母亲带着哥哥姐姐去春游，让父亲在家看我，叮嘱父亲何时给我吃药，何时给我试表，特别要给我多喝水。父亲诺诺答应。母亲带着哥哥姐姐走了，家里安静下来，我躺在床上昏昏沉沉，额头烫得像热水袋。父亲似乎在床头坐了一会，很快就没了人影。我睡一会，醒一会，偶尔听见父亲在他房间咳嗽。小时候我发烧会头晕，躺着都像坐在转椅上，晕得昏天黑地。熬到中午父亲来了，他熬了一碗白米粥给我，我喝了没几口，就搜肠刮肚吐了一地，父亲慌忙把地擦干净，拿走剩粥，有些手足无措地在我床前站了片刻，也忘了该给我试表吃药，就悄悄溜回他的房间去。我猜他看了一天书，因为家里静了一天，没有锛凿斧锯之声，没有花盆挪动的响声。小孩子生病总想让父母呆在身边，可以呻吟，可以撒娇，以父母的关注抵消病痛。可那天我一直孤伶伶地躺着，两眼呆呆望着天花板，别说呻吟，就是大声喊叫也没用，父亲耳背，听不到。终于盼到天黑，母亲回来，她一摸我的额头大吃一惊，一试表已经烧到40度！

本以为父亲在大院是个例，后来慢慢发现，大院里的大人们大都如此。他们都很少陪孩子们玩，很少过问功课，很少过问课余活动，他们的心都在工作上，这是那个时代的特征。前几天在网上读到一篇回忆，是一位身在异国，网名“苹果”的大院子女写的。她是60后，年纪比我们小很多，在大院时并不认识，让我吃惊的是，我在童年所体验过的痛苦，她都体验过；而她体验的痛苦，要比我多很多。这里冒昧把她的博文转载如下：

前些天回国时，听朋友说郑重建了一个博客，叫沈丘人，里面有我们小时候在河南沈丘干校的照片。我迫不及待地进入他的博客，看到了这张里面有我的老照片。顺着沈丘人的博客，我找到了庄生的博客，大院子弟的博客，馋嘴胖妈咪的博客；他们都是我们一起长大的旧时伙伴，只是他们的年龄跟我的姐姐差不多。特别是庄生写的《我的十八号》和《我的张湾》，把我带回了那个特殊的年代。

当我轻轻地推开记忆的闸门，方才发现，那飘飞流逝的童年岁月，已如一个远远的、模糊的影子，好像是很遥远的前世了。童年，代表着无忧无虑、充满憧憬、欢快幸福。可我们的童年却是孤独、凄凉和苦难的记忆。在物质生活日趋丰富、感情生活日趋冷漠的今日，再回首那曾经的人生，再翻看那童年的心情；所有的昨日不约而来，堆积在这风清月明的夏日黄昏。

想起十八号院幼儿园、沈丘县城张湾辅导学校、沈丘干校、漯河联络站那五年多的童年经历，一张张熟悉又陌生的儿时伙伴，都出现在记忆的深处。

想起五岁的我，就被迫离开父母，寄宿在十八号院的幼儿园里。只有周日姐姐接我到辅导学校的宿舍待几个小时，那才是我一周之中最开心的时光。一次我发高烧被隔离在幼儿园的小屋里，姐姐也不能接我了，我一个人在小屋里躺了三天，身体的病痛虽已忘却，可一个人躺在床上望着天花板的情景，还有对妈妈爸爸和姐姐想念的心情，至今都无法忘怀。

想起69年，干校从黑龙江肇源迁移到河南沈丘，爸爸妈妈们乘坐的火车只能在十八号院南面不远处的铁路旁停留片刻。也就是现在西客站的原址，那时还是一片田地之中有两条铁轨，非常荒凉。我们幼儿园和辅导学校的孩子们被老师组织起来，和父母见上一面。当时我才六岁，已经一年没有见到父母的我们，看到自己的父母只会抱头痛哭。没说几句话，父母就都被赶上了车。列车开走了，车窗外，全是大人们伸出的脑袋和挥着的手；站台上，全是孩子们嚎啕大哭的凄惨声音。

想起69年底刚到沈丘干校，孩子们都住在县城张湾大院。我们这个年龄段的孩子，直接上了小学一年级的下半学期。离开幼儿园老师的照顾，又住到以前没住过的平房，外面的厕所又冷又脏，第一天我就尿了裤子；虽在寒冬腊月也只能穿着湿棉裤忍着。

想起沈丘县城通往干校的公路两边，那傲然耸立的白杨树，它们可是我童年最好的伙伴；是它们，带给了我坚强不屈的独立性格。才七岁的我，周末有时一个人徒步行走13多里路，从县城里的张湾辅导学校走到村里的干校去和妈妈团聚一天，第二天再一个人走回辅导学校。记得一次天都黑了，还没有走到妈妈住的干校，我有些害怕，就仰头看着挺拔的白杨树。忽然感觉它在向我摇手，月亮则透过郁郁葱葱的白杨树叶，向我微笑，那种孤独害怕的感觉一下子就消失了；我昂着头，唱着“下定决心，不怕万难”，勇敢地走回了干校。从那以后，我不但从来不怕黑，还很喜欢在黑夜的月光下行走。

想起妈妈因为劳累得了肾炎，无法下地干活，就被派到看守果园。那段日子我最快乐了，因为每个周日我都可以和妈妈一起看果园，妈妈坐在那里，我就在果园里跑，看见哪个苹果又红又大，就伸头咬一口。现在想起那滋味，都感觉这辈子从没再吃过这么香甜的苹果。

想起那次沙河决口，我坐在漂浮在水面的架子车上，看着爸爸妈妈一舀一舀地从屋里向外淘水。三天三夜啊，洪水才全部退走。我们孩子们都是坐在架子车上，而大人们都是三天三夜没合眼。?．．．．．．?离开沈丘快四十年了，这几十年间，我时常会在心里想起它，想起那一排排参天的白杨树。沙河的水，是否还会泛滥？稻田的田鸡，是否还在呼唤？夜晚的村落，是否还点着煤油灯？年三十的晚上，是否还挨家敲锣，庆祝吃白面馍馍的时刻？那沿街叫卖的米花团，那又大又甜的水蜜桃，是否还依旧？

蹒跚着倘徉在记忆长河的堤岸，抬头望到镜中的自己，岁月的沧桑，在我的脸上写下了悲和喜。低头敲打键盘，我的眼前，出现了水墨晕染般朦胧的童年画面，这画面迷醉了我的双眼。用心斟酌，我的文字，蘸满泪水行走在童年的记忆里，仿佛感觉了时光的倒流。洗耳聆听，阵阵海风隐约传来沙河的涓涓流淌，犹如泛起丝丝涟漪荡漾在我的心河。

夕阳沿着天海交界处缓缓地西沉，渐渐地消失在海平线的尽头。轻柔的夜幕，给儿时的记忆披上美丽神圣的披风。一轮明亮的弯月，把柔柔的月光从山峦的另一边倾泻在平静的海面，与海边高速路投射出的霓虹灯交织辉映。我站在阳台上，俯瞰微波粼粼的海面，慢慢地梳理着回忆的思绪。也许，人总是走到中年以后，更容易回溯往事；也许，我真的老了，开始向往回到童年；虽然童年的记忆充满艰辛苦难，但苦难之中蕴含着快乐。我不禁独自感慨，感慨那儿时走过的蹉跎岁月，有多少期盼离我而去，渐行渐远；有多少眷恋悄然而过，不曾思量。

儿时最苦的那五年多人生经历，是我毕生的财富。感谢童年的艰辛，感谢童年的苦难，感谢童年的风雨，感谢童年的磨砺；让我的的意志得到了磨练，让我的精神得到了陶冶；让我懂得享受淡泊明志，让我学会面对凄风冷雨。

九、

苹果的童年有过多的痛楚，她刚懂事就赶上了文革。文革是大院的劫难，它把大院人不是变疯就是变呆变傻。我们50后聊以庆幸的是，我们的童年虽有痛楚，但在文革之前，我们的生活还算幸福。尽管我们童年也伴随着一场一场的运动，但乱子都没文革捅得大。只有三年自然灾害我有点印象，幼儿园午睡后的小点心取消了，馒头比过去个小了，面也发黑，家里的牛奶糖也没了。但一日三餐还能吃饱，更没有谁饿死。所以50后都爱回忆“让我们荡起双桨”的金色童年。

古人说失之东隅，收之桑榆。大院子弟于家庭管束之少，成就了于集体活动之多，“玩”成为大院字典中一个含义丰富的字眼。“玩”是孩子的本性和权利，是孩子的生活主题。在大院子弟性格形成过程中，“玩”是重要一环；甚至可以说，大院子弟的“玩”影响了一代人，乃至影响了国家。

老北平没大院，胡同全是平房，空地小，居住又分散，影响了孩子们的游戏规模。新北京的大院则不同，院子大，空地多，公共建筑多，给“兵团作战”提供了宽阔的“战场”；大院全是楼房，居住密集，孩子又生得多，给“兵团作战”提供了雄厚的“兵源”。09年大院子弟出了一本纪念册，搜集了当年五栋楼的孩子名单，我粗略数数竟有三百多！而当时大院干部也不过二百人！我的大院在京城大院里算是小字号，那些大部委，三军总部的大院该有多少孩子？他们的“兵团作战”游戏该有多大规模？

那时作业在下午就做完了，晚上孩子们都会在院里玩，周日更是一天不着家。男孩子最常玩的集体游戏有两个：攻城和官兵捉贼。

攻城常在星期天玩，地点常选在幼儿园里。幼儿园星期天没人，你就是山呼海啸也不会吵着谁。园里北边有空地，南边有松林，林中有滑梯转椅秋千攀登架，都是孩子们爱玩的。而攻城无需器械，拿块石片在地上划出四四方方一座城池，中间两个方格作城宫，对角两个圆弧当城堡，城与堡有一条窄道相通。孩子们分两拨，一拨攻一拨守。攻方先沿窄道出城，若是半道被守方推出线外或拉到自己城里，即算出局；出城后再往守方城里攻，直至有人踩到对方的角旗，即算获胜。这游戏十几个孩子可以玩，几十个孩子也可以玩，无非是把城画小点还是画大点。这游戏既较量体力，也较量智力。膀大腰圆的孩子擅长强攻；瘦小枯干的孩子则需智取。劲大的孩子像猛张飞，硬冲硬撞，拽胳膊搂腰，攻城时所向披靡，守城时稳如泰山；劲小的孩子像鼓上蚤，闪转腾挪，进两步退一步，或躲在别人身后当拉拉队，虚张声势摇旗呐喊。远远看去，就像一帮孩子在打群架，你推我搡，生拉硬拽，大呼小叫，乱作一团。半天玩下来，个个浑身黄土，满脸黑泥，汗流浃背；有衣服撕了口的，有球鞋开了绽的，有扯掉几个纽扣的，还有挂花带彩的。但不管输赢，大家都乐乐呵呵，绝不会结仇结怨。

官兵捉贼是人追人的游戏。一拨贼，一拨官兵，各有一个大本营。贼先找地方躲起来，官兵再来追剿，抓到贼后押在官兵的大营内，贼方也可偷袭解救。直到官兵将贼一网打尽，游戏结束。这游戏晚上玩最好，黑漆漆的树林，阴森森的仓库，一人多粗的水泥管里，曲折回环的楼道之中，都是藏身的好地方。院子太大，可藏身处太多，要想把贼一网打尽真是不易。所以愿当贼的多，想当官兵的少，常常要靠“cei钉壳”来决定角色。“cei钉壳”就是“石头剪子布”，俩孩子攥起小拳头喊着“cei钉----壳！”“壳”字出口拳头出手，握着是石头，张开是布，伸出两指是剪子，石克剪，剪克布，布克石。赢者就有当官兵还是当贼的选择权。这游戏同样是体力和智力的较量。力气大跑得快的孩子，不用太动脑子，当官兵抓人时他似老鹰捉小鸡，当贼被人追时他比兔子跑得还快。那些力气小跑得慢的孩子就需多动脑筋，当官兵时要琢磨啥地容易藏人，谁爱藏哪，当贼时要考虑躲哪不易被发现；一旦展开追逐，则要想着最佳逃跑路线。每晚都能听见孩子们在大院里边奔跑边呼喊，有大声恫吓的，有惊声尖叫的，有声东击西的，有胜利欢呼的，偶尔还有摔倒在地疼得号啕大哭的。若孩子们玩得过了钟点儿，就会有家长站在窗前朝黑黢黢的大院呼喊一声：“ｘｘｘ，还不回家睡觉！”顿时孩子们作鸟兽散，边走还边互相嘱咐着，明晚早点出来玩！

除了这两个游戏，大院孩子们的集体活动还有很多。像打篮球，集体郊游，集体游泳；冬天小河结冰，孩子们的“冰车大战”也很壮观。领头的喊一声：“为了列宁，前进----，后面一拨孩子高呼“乌拉！”几十辆冰车像骏马奔驰而出。最接近实战演练的要数打绷弓仗。枪是用粗铁丝窝的，一般窝成手枪状，高级的有像冲锋枪的。子弹是牛皮纸叠的，有的枪能安数发子弹，可以连击。两军对垒，双方要构筑工事，占领有利地形，一旦开战，子弹横飞，鲁的孩子把衣服蒙住脑袋就往上冲，打一仗头上添好几个大包。还有一些不是游戏但也属于模仿军人类，如H君还记得，有段时间晚饭后，我们时常组成二三十人的方阵，在那条纵贯中院南北的马路上，模仿警卫排的操练，跺着整齐的正步，高喊着口号：“锻炼身体，保卫祖国！锻炼肌肉，防备挨揍！伟大的导师！伟大的领袖！……万岁！万岁！万万岁！”不要小瞧游戏。大院孩子的“兵团作战”使他们区别于胡同的孩子。游戏产生了“领袖”，每个大院都有孩子王，他们都是孩子中的佼佼者。他们聪明机智，英俊潇洒，身强力壮，勇敢顽强。他们通过“战斗”形成了人格魅力，在大院一呼百应。虽然他们有威信，但他们并不“专制”，他们懂得民主和平等，并不独裁游戏规则。规则是集体确定的，每个孩子都有权对规则发表意见，最后少数服从多数。规则一经确定，大家必须共同遵守，违反规则就是耍赖，耍赖最让人瞧不起。一旦某人被认定喜欢耍赖，就没人愿意带他玩，他将被逐出群体，像一只落荒的猴子。游戏让孩子们体会到集体的力量，在集体中可以各施所长，取长补短，一加一的力量会大于二。游戏使强壮的孩子变得凶猛，使懦弱的孩子变得强壮，大院就像罗马人的竞技场，孩子们努力使自己成为斯巴达克斯那样的角斗士。正是游戏把大院的孩子们团结在一起，成了不是组织的组织。

大院的女孩子也有她们的游戏。她们的游戏不像男孩子那么生猛火爆，但同样培育勇敢和顽强，同样产生领袖人物，同样形成集体氛围。我写《食指》时，曾在网上看到师大女附中老初三女生冯敬兰的一段描述。她讲的是工作组进校期间的学生代表会主席刘进。刘进的父亲刘仰峤由河南省委书记调任高教部副部长，刘进随父母进京转学到女附中，插班在高一年级。冯敬兰说，刘进对自己有一种清教徒式的严酷要求，每天早起要做一套哑铃操，在高教部家属大院跑三圈，冲冷水澡后，6点多到校，再带领同学长跑、做60个仰卧起坐、俯卧撑。每年11月入冬前从不穿袜子，下乡劳动同学们挑50斤，她却挑100斤。看到这段叙述，我眼前隐约有一位少女，在大院之中，在猎猎寒风中，跑得英姿飒爽；心里说，这样的女子，怎能不成为大院子弟的领军人物？

为什么红卫兵出于北京的大院？为什么在66年夏季，红卫兵能一呼百应，把京城搅得地覆天翻？为什么他们能六冲公安部，骑着自行车在大街小巷浩浩荡荡示威游行？如果你了解了他们从小玩的游戏，你就会知道，红卫兵的组织萌芽，早已孕育于大院游戏之中：它的大小头目和兵源，早已在大院储备好了；它的行为规则，也早已在游戏中初露雏形。它的思想准备工作，大院也替它做完了。它所等待的，只是星星之火；当领袖将这粒火星投之于它时，想不燎原都难！

十、

当那群女生在8月的校园殴打校长时，她们并非法盲；只是被狂热的信仰所蛊惑，视打人为崇高之举。罪恶的行径一旦披上正义的外衣，淑女也能变成魔鬼。

45年后，当人们异口同声谴责杀人凶手时，可曾想到她们，以及与她们同龄的我们，同样也是受害者？我们有幸出生在一个没有战乱的年代，却不幸成长在一个谄媚日盛的年代，我们有幸生活在一个吃穿不愁的大院，却不幸成了坐井观天的小蛙。围绕我们的不只是鲜花和美景，还有谎言、马屁经、政治神话和痴人说梦。当黄钟毁弃，瓦釜雷鸣时，我们误以为那是天籁之音；我们大口吸吮的不但有母乳，还有狼奶。

能否从怀旧的抒情诗中，找回一代人的苦衷？

现在让我们想想，45年前我们的小脑袋瓜里，都被时代涂抹了什么颜色？

首先是金色，神的颜色。

中国有造神的传统。历代开国皇帝，都喜欢搞点儿狐泣鬼哭，河图洛书，以证明皇权神授，帝由天择。到了我们父辈，虽说唱着《国际歌》打天下，但江山易改，本性难移，还是要唱“东方红，太阳升，中国出了个……他是人民大救星”，领袖半推半就上了神坛。我辈成长的年代，更是造神猖獗的年代，“跟从领袖要到盲从的地步，相信领袖要到迷信的地步”，这句一点不马列的阿谀奉承，竟成了造神者的喃喃经文，助其鸡犬升天。神需人拜，大院子弟“向阳花木早逢春”，其拜神之便利，让外地孩子“望阳兴叹”！

是的，有谁能跟领袖贴得如此之近？“领袖窗前一盏灯，春夏秋冬夜长明”；那盏灯离我大院没多远，那灯光能照到我的窗呢！我的母校150中学，原为师大女附中。学生中有领袖的女儿，国家主席的女儿，六位老帅的女儿，12个副总理的女儿，再往下省长部长的女儿就数不清了，开家长会和开政治局会议差不多。北京四中也一样，只需把女儿们改为儿子们。中南海堪称京城第一大院，那个大院中的子弟进出中南海就是进出家门，他们就住在领袖身边；领袖中午吃了红烧肉，下午那肉味就飘进校园了；领袖同侄子聊回天儿，第二天谈话内容就在校园传开了；大院就像四下扩散的波纹的中心，第一时间捕捉到领袖的信息。又有谁像大院人这样熟悉领袖？南湖红船，秋收起义，延安窑洞，三大战役，那些跟随领袖打天下的文武群臣，几乎云集北京，云集大院，大院子弟听父辈讲领袖，从小听到大，比听孙敬修讲故事多得多。还有谁能有如此多的机会“面圣聆旨”？五一、十一，领袖在城楼上挥帽招手，大院子弟在城楼下欢呼雀跃；领袖迎接外宾，机场献花的孩子哪个不是大院子弟？不是见过大场面的孩子，8.18怎敢擅自为领袖戴上红袖章？

月明之夜，玩累了，我们坐在大广场的台阶上，聊天侃山，常会讲到领袖的传奇，当然大多是听父辈讲的。

于是我们知道了，舜南巡，在一处风景秀丽的大山之中弹奏筝乐，引来百鸟朝凤，以音召凤是为“韶”，此地故名韶山冲。正是在这块风水宝地，诞生了中国第一人，自从盘古开天地，三皇五帝到如今，从无一人有他那样的大智慧，大胆略，大气魄。

于是我们知道了，领袖是不世出的军事奇才。井冈山播下革命火种，长征中四渡赤水出奇兵，抗日战争坚持打持久战，解放战争指挥百万雄师横扫千军如卷席。领袖戎马一生，却从不摸枪，玩乾坤于掌上，制顽敌于笔间，这等大战略家，岂是只识弯弓射大雕的莽夫所能比拟？

于是我们知道了，领袖是名震环宇的理论家。有雄文四卷，上辨天文，下析地理，讲哲学，讲军事，讲经济，比大胡子马克思还要高明许多。老马光有理论缺少实践，领袖可是山沟沟里出马列，脚底板走出了大理论，放之四海而皆准。

于是我们知道了，领袖是个前知五千年后知一万年的大预言家：1916年读师范时预言中日20年内必有一战，应验了；1919年预言20年后法国人要倒霉，应验了；1938年预言抗战要打七八年，应验了；1939年预言美国会参战，应验了；1955年预言基本粒子也是可分的，应验了！1958年预言搞一点原子弹、氢弹、洲际导弹，十年完全可能，应验了；1956年预言高峡出平湖，我小时候以为没应验，如今还是应验了！

于是我们知道了，领袖为革命牺牲了6位家人。有爱妻，有爱子，有两弟，有堂妹，有侄儿，世间有谁能像领袖这样毁家纾难？“我失娇杨君失柳”，一语未成泪先流呀！

于是我们知道了，领袖一贯与人民同甘苦共患难。南泥湾大生产，领袖和农妇一起纺线线；三年自然灾害，领袖主动不吃红烧肉，粗茶淡饭度时艰。

于是我们知道了领袖的“窑洞对”。当年黄炎培曾对领袖说，历朝历代，其兴也勃焉，其亡也忽焉，一人，一家，一团体，一地方，乃至一国，都没能跳出这周期率；领袖微笑答复：我们已经找到新路，我们能跳出这周期率。这条新路，就是民主。只有让人民来监督政府，政府才不敢松懈。只有人人起来负责，才不会人亡政息。多么英明啊！

于是我们知道了，领袖不但是大政治家大军事家，还是位大诗人，是位充满浪漫色彩的艺术巨匠。“雄关漫道真如铁，而今迈步从头越。从头越，苍山如海，残阳如血。”每当大哥哥们激情吟诵领袖诗篇时，眼前那月色恍忽洒在娄山关，耳中如闻马蹄声碎，喇叭声咽……。

于是我们知道了，领袖不单是中国人民的领袖，也是世界人民的领袖，全世界三分之二的劳苦大众还生活在水深炎热之中，等着领袖去解放他们。我们是全世界最幸福的人，因为我们有领袖！15年超英，20年赶美，领袖已经为我们描绘了宏伟蓝图，不用100年就会世界大同，环球同此凉热。

这样一位伟人，怎能让我们不死心塌地崇拜他？天大地大不如领袖恩情大，爹亲娘亲不如领袖亲；幸福生活全是领袖给的，连我们的生命都是领袖给的，只要领袖一声令下，我们上刀山下火海，死不足惜。

特让我们自豪的是，大院干部常常见到领袖，除了头头脑脑，还有那些翻译们。劳阿姨，林阿姨……，孩子看见她们就肃然起敬，因为她们给领袖做过翻译。不过我还有更自豪的：父亲早在20年前，在延安就见过领袖，他在延安待了7年，那7年是他最爱回忆的岁月。每每回忆就扯到领袖，扯到听领袖的演讲。领袖的口才没得说，幽默诙谐，言简意赅，很多奇言妙语令父亲念念不忘，于是听领袖讲话成为他向我们做革命传统教育的最多话题。我不知道他究竟听领袖讲过多少次话，一会儿什么堡，一会儿什么坪，一会儿什么铺，弄得我云里雾里。直到72年暑假，我去宜川探望插队的姐姐，顺道参观了延安，对那些地名有所了解，才算找准了坐标。回干校后有天下大雨，我和父亲在干校三连那座破砖窑旁边的四面漏风的茅草屋里闲聊，听雨打屋顶沙沙作响，不知不觉聊到延安的土窑洞。我说我去了王家坪，看到了领袖住过的窑洞，不知他当年住的窑洞离领袖的远不远？父亲眼望秋雨，默想片刻，缓缓地说：“我们住在王家坪后山，并不算远。延安就那么大块地方，有时走在路上就和中央领导碰面了，不像北京城，一入候门深似海！”“您见过领袖几回？他给你们讲过几次话呀？”我趁机想把那段纷繁的讲话史理理清楚。他又默默想了片刻，掰着手指头给我数：“第一回在38年，我和你自昌叔一起由西安八路军办事处参加步行团去延安，到延安先进抗大学习，抗大校部条件有限，安排我们去瓦窑堡抗大，大家不想离开延安，闹情绪。主席来讲话，说瓦窑堡非同小可，过去它是中央所在地，街道建设得比延安还好呢！你们去那学习，只要学两条：‘坚定正确的政治方向，艰苦朴素的工作作风’就好。主席一讲，大家高高兴兴离开延安，走了一百多里路到瓦窑堡抗大学习了。”“还有‘灵活机动的战略战术’呢？”我以为父亲忘了，赶紧提醒。

“主席给抗大题词里有这句话，可那天给我们讲话时没这条，可能因为我们不是军人吧？进抗大编在一大队，队长苏振华，政委胡耀邦。我们学了两期，一期学政治，二期学军事。11月结束又安排我们进中组部党训班，在二十里铺，学习结束时主席来讲话，讲共产党员要有坚定的政治立场，不能像墙头草，风吹两边倒。主席边讲还边用手比划，把我们都逗乐了。”“这话好像《毛选》里有！”我说。

“党训班结束后分我到中宣部，41年进了中央研究院政经研究室。”“您还研究过政治经济学？”我大吃一惊，从没想到父亲还懂这个。“咳，一去就得伤寒了，大病3个多月，头发都掉光了，身上退了一层皮。那一年什么也没干成。转年就延安整风了，那是第3回听主席讲话，做动员报告，反对主观主义、教条主义、党八股。中央研究院的整风可是轰动延安呀，连主席都来看墙报呢，那个抢救运动，还有康老……。”说到这，父亲来个急刹车。我知道康老是指康生，却不知父亲为何欲言又止。他沉默片刻，接着掰手指头。“42年从研究院调到中央海委华侨干训班，那就是在王家坪后山了。有一天在小桃林公园开晚会说是欢迎国际友人，主席、总理、朱老总、还有叶帅，很多领导都来了。我们不知欢迎谁，等到主席致欢迎词，说代表中央热烈欢迎远道而来的国际友人、日本共产党领袖冈野进，我们才恍然大悟。其实海委训练班成立时他已在延安了，还是我们的顾问呢！”父亲说到这，微微一笑，似乎对当年主席的欢迎词引起的欢笑记忆犹新。

“这是4回了，还有吗？”“再往后就是45年党的七大了。我是作为海委华侨干训班的代表列席大会的，主席在七大的政治报告，《论联合政府》，你们应该学过吧？”“学过学过！”我赶紧背诵：“放手发动群众，壮大人民力量，在我党的领导下，打败日本侵略者，解放全中国！对吧？”父亲点点头。“那个三大作风讲得多好啊！什么话一从主席嘴里说出来，就那么有劲！当时都没想到能在短短几年打败蒋介石，可主席想到了，他讲话时的语气，挥手的姿势，真鼓动人呀！”“那就5回了，还有吗？”我对父亲听领袖讲话如此之多感到兴奋。

“再有就是离开延安前。日本投降后，中央派干部到海外，在华侨中做工作，我被派到缅甸。临行前，中央党校有学员给主席写信，说没听过主席讲话，现在就要上前线了，希望主席给学员们讲一次话。主席就到中央党校礼堂和学员们见了面，讲了很长的话。学员们很高兴。”“这回讲的什么？”“记不清了。”父亲遗憾地摇摇头，“不过离开延安前几天，朱老总在王家坪请我们吃饭，他讲的话我还记着。他说革命最重要的就是武装，没有武装什么事也做不成，任何时候都不能放下武器。”“枪杆子里面出政权！”我脱口而出。父亲点点头，“就是这个意思，主席的归纳能力非常强，多复杂的问题，他一句话就说清了。”这场雨中闲谈，让我理清了父亲聆听讲话的次数，也理清了他在延安的生活脉络。抗大—中宣部—中央研究院—海委干训班，这7年他似乎不断在更换单位，不断在学习和整风，既没像八路军将士在前线英勇杀敌，也没像地下工作者在狼巢虎穴智斗日寇，这不免让我有些失望。不过我还是找到了可以炫耀的亮点：父亲曾6次聆听领袖的教诲，这让我骄傲了很久。

十一、

还有仇恨，那是血淋淋的红色。

《三字经》说“人之初，性本善”，果真如此，仇恨当是后天而来。

如果说旧社会劳苦大众的仇恨来自亲身痛楚，那我们的仇恨完全是拜神的附产品。没人逼我们年三十出去躲债，也没人骗我们半夜三更下地干活，更没人将我们投进水牢或绑在榕树，可我们打小就知道仇恨是必须的，因为红色宝典第一章说：敌人和朋友的问题是革命的首要问题，敌人拥护我反对，敌人反对我拥护，对敌人要像秋风扫落叶一样残酷无情。

可谁是敌人？虽说大院并没有高高的谷堆，让我们坐在旁边听妈妈讲过去的故事，但我们最早知道、也最持久地坚信的我们的敌人，就是地主。

大院地处城郊，墙外就是玉渊潭公社的土地，按说离农村近得不能再近。可墙里秋千墙外道，墙外行人，墙里佳人笑；一墙之隔，两重天下，大院别说没地主，连个农民也没有。地主长啥样？地主咋回事？和我们十万八千里，八竿子打不着。可我们最先恨的阶级敌人，就是地主。

对记忆检索，最早拷贝仇恨的，似乎是刘文学的故事。渠江水呀弯又长，有颗红星放光芒。少年英雄刘文学，他是我们的好榜样……。一天，刘文学帮助队里干活回来，发现老地主偷摘集体的海椒，他当即大叫一声：“老地主偷海椒啦！”老地主拿出一块钱想收买他，可刘文学高声叫道：“不要你的臭钱！”他和老地主展开搏斗，终因年幼力薄，被老地主活活掐死了。忘了是学课文还是看小人书，只记得图画中的老地主形容猥琐，面目可憎；刘文学少年英姿，正气凛然。这故事让我们怒火满腔，恨不得自己就在海椒地边，帮刘文学把老地主打个落花流水！

文学是仇恨的启蒙工具，电影则让这仇恨由雾里看花到清晰聚焦。大院经常放电影，夏天在大广场，冬天在大礼堂。小孩子最爱看电影，当时有个玩笑，广为流传：

甲：晚上院里有电影！

乙：真得？什么片？

甲：俩片，一个国产的，一个外国的。

乙：什么名字？

甲：《夜战白桥》、《英雄布拉姆》。

乙：太棒了！早点去占座！

等乙盼到晚上跑去广场，却发现空无一人，怒气冲冲去找伙伴算账。伙伴哈哈大笑对他说，《夜战白桥》就是“夜站白瞧”，《英雄布拉姆》就是“英雄不拉幕”。

啊，电影！贯穿我们的童年！

小孩子最喜欢看露天电影，自带板凳马扎，早早占个好地儿，正面没地儿还可以去背面看。片子大致两类：一是打仗的，像《地道战》、《地雷战》、《英雄儿女》、《南征北战》等等，看了让孩子们知道勇敢；二是讲地主的，像《白毛女》、《红旗谱》、《暴风骤雨》、《红色娘子军》、《半夜鸡叫》等等，还有像《收租院》这样的纪录片，看了让孩子们懂得仇恨。当黄世仁逼死杨白劳霸占了喜儿，当冯兰池砸碎古钟气得朱老巩口吐鲜血，当韩老六毒打给工作组送信的小猪倌，当南霸天把洪长青绑在大榕树上放火烧死，我们的愤怒犹如东海巨浪滔滔不绝！遗憾自己没有生在那个年代，没能手刃地主！

仇恨地主的同时，也顺带评估了父辈的成份。既然地主是我们的敌人，既然中国革命的主力军是与地主有血海深仇的贫雇农，那我们的父辈不是杨白劳，就是郭全海，两把菜刀闹革命，一根竹竿举义旗，祖宗八辈肯定都是苦出身！

可是我从没听父亲说过爷爷。

有一天，一个伙伴神秘地悄声说，领袖的父亲是个有钱人，做生意还有田地。“那不成了地主了？”大家立刻群起攻之，认为他诬蔑领袖，罪大恶极！有个大哥哥马上说那是真的，在领袖自传里写着呢，“不过，这更证明领袖的伟大呀！背叛了自己的阶级，成为劳动人民的领袖，有谁能做到？”我们颔首，要反对自己的老爹，多难呀！

电影之外，大院还有个优越条件，就是能看电视。除了一些高干家有电视，机关食堂里也有电视，随便看，这使得大院子弟受教育次数N倍增加。像《列宁在十月》和《列宁在一九一八》，不知看过多少遍，很多对话倒背如流。比如列宁对“来找农民的真理”的富农说的那段话：

啊你画了一幅多么可怕的图画，可是你画得太坏了。原来你到我们这儿来是为了向我们宣战的。那么好吧，请你记住告诉那些派你来的人不是后台也可以的：苏维埃政权是稳固的，工人和农民建立这个政权是永久性的，谁也不能妄想要他开倒车。当你们这些富农存在一天，就必须得要给我们粮食吃，你要不给就强迫你们给，你要用武力就消灭你们。这就是我给你的真理——我们真正的工人和农民的真理。请你记住吧！

多伟大真理！你们存在一天，就得给我们粮食吃！不给就强迫你们给，反抗就消灭你们！这话太给劲了。每当我们模仿列宁吼出这段话时，那对地主阶级的满腔怒火发泄得畅快淋漓！

插队后，每到秋收，生产队就让知青去“护秋”。“护秋”就是看地：庄稼地，菜地，葵花地，还有果园。让知青护秋，一是外来户，没瓜葛，不会偏向谁；二是干活认真，不偷懒。那年队上让我护秋，每天拎把镰刀早出晚归在大田里转悠，每天总能逮到一两个偷玉米掰葵花摘苹果的。渐渐发现，逮到的多是村里的穷户，又多是孩子，破衣烂衫，瘦骨嶙峋，可怜得很。不忍心扭送大队，教育几句就放了。和社员聊起来，发现他们对偷庄稼的虽然生气，但并不觉得是多大罪过，都知道但凡出来偷的，多半日子很难过，其中并非都因为偷奸耍滑不好好干活，有许多是家里缺劳力，或是有重病号。这让我想起刘文学的故事，隐约有了几分不解。既然是地主，虽说被分了田，打了浮财，可瘦死骆驼比马大，真会穷得去偷辣椒？真穷得揭不开锅，又怎会有钱收买刘文学？我们插队是70年代，春天青黄不接，五块钱买一大麻袋土豆做菜吃，足有一百多斤；50年代一块钱得买多少辣椒？再说偷辣椒罪不至死，可掐死人是一定要偿命的，地主难道昏了头，为点辣椒把命搭进去？

多少年后我才明白，这事儿不但可能，而且就是血淋淋的现实。

随着岁月延伸，“敌人”的黑名单也在不断增加，就像满汉全席的菜单，越拉越长；又像孩子手中的万花筒，稍加转动，就会花样翻新。地、富、反、坏、右，资本家，劳教人员，反动党团骨干，反动会道门道守，投机倒把分子，国民党军警宪特，反动家属，反党分子，修正主义分子，睡在身边的赫鲁晓夫，苏联间谍，阶级异己分子，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叛徒、内奸、工贼，走资派……。很少有哪个称谓能在宪法刑法中找到对应的罪名，除了那个几乎网罗天下，类似第22条军规的《公安六条》。在那里面，所有称谓都只对应一个罪名：“反革命”。

革命神圣而崇高，反革命只有死路一条。

在庞杂的仇恨数据库中，有一类人让我百思不解。他们不属于政治敌人，与大院子弟无冤无仇，却曾让大院子弟恨之入骨，恨不得像纳粹屠戮犹太人一样将其彻底剿灭。他就是“流氓”。

领袖那场革命的目标肯定没有指向“流氓”，他肯定没想到，66年初秋，当京城的大院子弟们在火红的夏季对“牛鬼蛇神”和“黑五类的狗崽子”们发泄完怒火，会忽然把皮带抽向京城的“流氓”。那大都是些平民子弟，生活在社会底层，由于种种原因没走正道，染上不良习气。有的可能曾偷鸡摸狗，有的可能曾调戏妇女，有的可能打劫小孩子，但都没到逮捕判刑的份上，属于小打小闹，百姓叫他们“二流子”。其中还有女性，大多是对待“性”不太严肃，被人称为“破鞋”。那年9月，大院子弟忽然刀锋偏转，对“流氓”大打出手。本应制止暴行的派出所大力协助，不但提供名单，还配合抓捕，一时京城“流氓”无处藏身，除少数溜到新疆、青海和宁夏，几乎全都关进洪尉兵在学校私设的牢房，各学校一时人满为患。据四中一位老兵回忆，四中抓了二三十个“流氓”，关在一个小院。暴力工具就是皮带，那时称作“武装带”，又厚又硬的绿帆布带，两头有钢扣，是军人的皮带，66年大院子弟拿它打人。

老兵是我二哥的同学，文革后他写过一部小说《晚霞消失的时候》，引起轰动。对打流氓的事，他有这样一段回忆：

如果记忆准确的话，我只打过一个流氓，那是我对他母亲的承诺。这个流氓从家中被抓时，他的父母追出来，又打又骂又踢又啐，央求我们狠狠打，好将这个逆子教育过来。尤其是那父亲咬牙切齿，恨不得有人把这个儿子打死。但临押上车时，他母亲悄悄拉住我的手央求说：“别打坏就成！”我的心一下子就碎了：我没有从我母亲那里得到过这样的母爱。我打人时手很重，特别是听到那些罪行时。我履行了对那母亲的承诺。我每天都要打一顿那个流氓，不让别人染指，每次都转述他母亲的央求。我心存幻想——为一个母亲让浪子回头，但除了虚伪的告饶和对父母的怨恨，一无所获。我抽他抽到连手都抬不起来了。假设给你一根皮带，让你每天抽同一棵树，没几天你就会累趴下。当时四中也打死了个流氓，死因不明。其余的均无重伤，只是皮开肉绽而已。中国毕竟不培养职业打手。

如果四中老兵果真在那个秋叶滴血的季节只打死过一个“流氓”，那实在可以算得上是“温质彬彬”了。那真正是个血肉横飞的季节。我的高中母校原是女附中，一位老三届校友回忆，校门口有个饭馆，一个年轻姑娘是饭馆的服务员，大概谈恋爱次数多些，就被指认为“破鞋”，绑在校园树上遭受皮带抽打，直到咽气。暴行持续大约半个月，全城有多少“流氓”死于皮带之下，恐怕永远无法统计清楚。

为什么大院子弟忽然越俎代庖，偏离政治斗争而去充当“净化”社会风气的打手？是要显示自己“高贵而纯正”的血统吗？是要锻造一个类似“太阳城”的纯净社会吗？是不能容忍任何对“革命道德观”的离经叛道吗？作为大院子弟的我，至今也没想明白，只是不会忘记，在66年那个红色恐怖的日子，如果你被视为“流氓”或“破鞋”，你就在劫难逃！

十二、

仇恨附带着残忍，那是冷酷的黑色。

不知残忍是与生俱来，还是后天培育？就我而言，不能说天性残忍，但性格里面，肯定有残忍一面。

几年前读了梭罗的《瓦尔登湖》，惊诧他笔下的动物栩栩如生，感叹他与动物的亲密和谐。调皮的老鼠敢跳上他的皮鞋，沿着他的衣服攀援而上，坐在他的手掌中，把一片干酪一口一口吃完，像苍蝇一样把爪子在嘴上洗洗，然后扬长而去；母山鹬敢围着他周旋，假装折翅瘸腿，诱使他注意，让小山鹬趁机溜掉；他在林中捡浆果，邂逅一只母猫，率领一群小猫，那些小猫全都野气未脱，敢像它们的母亲一样弓起背脊，向他吐口水。在他笔下，那些会大声讥笑的潜水鸟、不惧严寒可以在软软雪中呆上一两天的鹧鸪、在猎犬展开长跑比赛的狐狸、姿态优雅飞跃绝尘的野兔……，都是那样可爱，那样有趣。

梭罗说：“要是没有兔子和鹧鸪，还能叫田野吗？当野兔和鹧鸪逃离你，你不认为它们是野兽，它们是山川河流的一部分，仿佛猎猎闪动的树叶一样。不管有怎样翻天覆地的革命，像一方水土中的一方人一样，兔子和鹧鸪万世常存。不能维系一只野兔的原野一定是贫瘠无比的。”六十年前，我的大院是一片墓地，也如瓦尔登湖那样，有一个生机盎然的动物世界。地底下到处是蚯蚓与蚂蚁，草丛中有蛐蛐儿、蚂蚱、螳螂、纺织娘，树干上趴着天牛和知了，蜗牛在苔藓上爬行，蜻蜓在灌木间小憩，蝴蝶于花蕊中翩跹，松鼠在枝头嬉戏，地洞中潜伏着刺猬，黄鼠狼和野兔从墓穴钻进钻出，各种美丽的鸟儿在林间婉转歌喉……。它们世世代代生活在那片土地，虽然各自处在生物链的不同环节，但总保持着生态的完美平衡。然后我们来了，我们与它们成了伙伴，它们伴我们长大，我们却成了它们的梦魇。

我们从小把昆虫与分成两类：益虫与害虫。凡是吃蚊子的，都视作益虫，譬如蜻蜓和壁虎；凡是于人不利或令人讨厌的，都视作害虫，被列为“四害”的苍蝇、蚊子、老鼠、臭虫自不必说，像会蜇人的洋拉子、从槐树上垂下的吊死鬼、据说会危害树木的知了、有股难闻气味的臭大姐，模样丑陋的赖蛤蟆，偷吃公粮的老家贼，尾有毒针的大马蜂……，都在我们捕杀之列。

剿灭虫虫和小动物也是儿时的一种游戏，这游戏是否残忍难以说清。用苍蝇拍打死苍蝇肯定正当，紧闭门窗挂上浸泡了滴滴畏的布条熏蚊子，也属文明，但抓住老鼠浇上汽油，点燃后看它疯狂乱窜，是不是有些残忍呢？麻雀曾一度入围“四害”，虽说那次京城围剿麻雀的全民战役我们还小没参战，但杀麻雀的游戏贯穿了我们的童年和少年。弹弓打，汽枪崩，春天掏麻雀窝揪出雏羽未丰的小家雀，冬天在雪地下夹子，死雀糊泥烤着吃，似乎也属美好的回忆，不在残忍之列。

现在想来，最倒霉的是赖蛤蟆。不知为什么，小孩子都不喜欢赖蛤蟆，是因为它身上的疙瘩包让人生厌？还是在西方童话里它总被巫婆用来作法？总之它似乎是所有孩子们共同虐待的对象。前些天看到一篇网文，其中写到小时虐待赖蛤蟆的场景：

我从四岁开始进入那个著名的十年，于是我天生就是个野孩子－－没有幼儿院的正规学前教育，自然也缺乏什么益智的娱乐。乡村大孩子带我学会的第一种游戏，就是去田野抓癞蛤蟆。然后用泥巴糊一个小窑，里面铺一层生石灰，将癞蛤蟆关进去用稀泥封闭，上留小孔再注入冷水。生石灰遇水则发散，产生极高的温度，蒸汽袅袅中，一阵阵“呱呱”的受刑惨号由强变弱。汽散声绝，扒开泥窑，但见癞蛤蟆的丑恶皮肤完全剥离，露出初生婴儿般的晶莹胴体，在死亡中显出一种纯净的美丽。

与这种繁杂的死刑相比，我们的办法要简捷得多。抓到赖蛤蟆后，我们会用木棍轻轻敲打它，看着它的肚皮像吹气一样，一点点鼓起来，胀成一个皮球状。当肚皮鼓到完全绷紧时，我们扬起板砖猛拍下去，瞬间赖蛤蟆像汽球破裂般血肉横飞，体如薄纸，紧贴地面。我们欢呼雀跃，内心很满足。

即便是益虫，有时也横遭荼毒。夏季雨前，蜻蜓大批落在灌木上，很容易抓到。蜻蜓咬住东西不撒嘴，结果常常被我们揪断肚子扯下脑袋；我们还喜欢用细线系在蜻蜓肚子上，像放风筝一样拽着它飞。听说壁虎有断尾再生的本事，我们抓住它切断尾巴，放在瓶中想看它如何复原。只因喜爱鸟羽的美丽，我们便四处撒网，抓来许多红靛颏、蓝靛颏，禁闭屋中直至它们惊吓或饥渴而死。我们把雏鸟带回家，开窗让它冲外尖叫，引来母雀在窗外焦急地徘徊，听母雀悲哀地鸣声，却感觉很开心。

不到四十年，大院的小动物基本灭绝，地上眼见的只剩蚂蚁和蟑螂，鸟呢？最多也就是麻雀和喜鹊。它们不是死于贫瘠，而是死于人们的无知和残忍，虽然有大环境变迁的影响，我们亦难辞其咎。

一个失去了百鸟歌鸣的大院，一个没有了蝴蝶和蜻蜓的大院，还能叫大院吗？

孩子们天性爱动物，但孩子们不懂如何爱，不知道自己是在折磨它们，不知道残忍由此开始。我们打小受的教育说，人类是万物的灵长，是地球的主宰，对一切有生杀之权。没人要我们怜悯生命；更没人告诉我们，杀生应有度，益害只相对，万物生生不息，都有生存的道理，消灭某一物种，会影响其它物种，生物链的断裂会带来灾难。孩子的世界是单纯的，要么好，要么坏；要么善，要么恶；要么生存，要么死亡；而只要宣判了死刑，何种死法无关紧要，残忍的杀戮，或许更显得勇敢和坚忍。

如果残忍只施于动物，事情或许还不算太坏。可随着年龄增长，当我们知道不但昆虫有益虫与害虫，人类同样有好人和坏人，同样有“除四害”的任务，事态就有些恐怖了。我们用来对付害虫的那些手段，是否可以用来对付坏人呢？我们是否可以抽打他们像抽打一只苍蝇？是否可以碾死他们像碾死一保蚂蚁？是否可以把他们也放在火上烧烤？把他们也吊在梁上就像吊死一只野猫？

当小说与电影将我们的仇恨聚焦时，也顺带让我们看到了敌人的残忍。歌乐山，白公馆，歌乐山；钉竹签，灌辣椒水，坐老虎凳，种种酷刑匪夷所思。古训说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领袖也教导我们革命是暴烈的行动，要夺过鞭子抽敌人。当“敌人”像过街老鼠出现在我们面前时，不残忍行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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