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传与公传——1960（下）】：

不完整的深刻也是深刻（上）

现在我觉得，我对世界上的许多事物都有敬畏。比如，我的写作像宗教一样具有意义，提升和超越自己的意义。这样一来，面对写作的每一个题材，面对那些我了解和熟悉的事物，我也要迟疑几天，要写的东西充盈头脑上下翻腾，直到很累了才能变成文字。为什么不轻易落笔，是不能还是不愿、是不想或者不敢，我不知道，只知道我对文字的敬畏之情，越来越厚重了。

担心我写作时考虑的不够完整？任何的写作都是一种片面的写作，思想史的进步就是由许许多多片面的深刻构成的，需要每一种片面都参与其中，共建人类的文明和智慧。当前的网络写作更是这样，没有人以完整为荣，以片面为耻。

我对我故乡鞍山的感觉，从来就没有完整过。在这一点上，我很羡慕帕慕克，羡慕他描述的故乡伊斯坦布尔。我不羡慕李白，他对故乡的情感严重分裂，一方面，从故乡出走后从未回头，地理上的距离越来越远，另一方面，总在诗里想念他的生养之地，“举头望明月，低头思故乡”。而我只是读大学的时候离开了四年，其余的时候都在故乡，不管是显耀还是卑微，快乐还是烦恼。我曾经以为自己不是一个故乡主义（这个词是我新造出来的）者，实际上还是一个故乡主义者。几天前我看一部有中文字幕的欧美电影，翻译得很有中国文化色彩，其中一组短句像是对许多人的安慰：我生于斯，亦长于斯，将死于斯，有何遗憾？

现在我想述说的事情，1960年发生在我故乡的鞍钢。

先说它产生的背景。我在回顾1958年的时候，写了《鞍山的工厂和新来的雷锋》，对大跃进时代的鞍钢有一些介绍。但那只是一个人物活动的背景，鞍钢管理和生产的背景可比那宽阔多了。

就像许多事情处在不间断的变化之中，随着鞍钢的名字不断变化，它的管理方式也不断变化，让人眼花缭乱。1916年时它叫鞍山振兴铁矿公司，1918年时叫鞍山制铁所，是日本和中国合办的企业，由日本人按照欧美国家的市场经济方式管理。我见到的一份资料说，当时对钢材的市场需求不大，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以后更是滞销，所以免不了亏损，发展的速度很是缓慢。到了1933年，鞍钢叫做昭和制钢所，从名字看就是日本人的独资企业。第二次世界大战开始了，钢材需求增大价格猛涨，日本人投资建了三家冶铁株式会社，有合作有竞争，技术好的中国工人待遇提高了，还可以跳槽。1945年8月抗战胜利后，它的重要设备被苏联红军拆卸运走，国民党政府的资源委员会投资修复，这时候的名字叫鞍山钢铁有限公司，应该算作国有的股份制企业，但时间不长就转到了共产党政府手里。此后它的名字叫过鞍山钢铁厂，叫过鞍山钢铁公司，简称为鞍钢。共产党的经济是国家计划经济，鞍钢的管理，自然转为国家计划管理的方式。

世界上最复杂的管理，就是这种计划经济的管理，本身的区别太大。1949年的中国，几乎把苏联的管理方式全盘照搬过来。开始重新修复和扩大生产的鞍钢，请来了苏联专家，也派人出去苏联学习。有的人从苏联归来，带回来令人羡慕的四样东西：结实耐穿的皮夹克，波罗的海的收音机，漂漂亮亮的俄国老婆，还有一样就是苏联企业的管理模式，那是在鞍钢当干部非常优越的资本。

苏联的计划经济，是那种欧洲类型的理性主义、科学主义的计划经济，是在欧洲的思想经验和工业文明框架下形成的。他们每一个生产的每一个环节都环环相扣，既不过剩，也无不足，所有的经济参数都通过线性规划，通过运筹学，达到所谓的最优化设计。最早使用电子计算机处理生产涵数的并不是西方国家，而是苏联。他们信奉的经济学是数理经济学，还获得过诺贝尔经济学奖。在苏联的马格尼托尔斯克钢铁公司，总结出的一套管理体制，其核心内容是专家治厂、科学化管理、强调经济核算与计划的平衡。上一个周末，我和几位新闻界的老朋友登山，其中一位告诉我，那时候在苏联的钢厂，厂长是第一号人物，接下来是总工程师、总会计师、总经济师，也许还有总工艺师，然后才能排名到党委书记。至于党委书记，能够发挥作用的机会，是在思想上鼓动大家的干劲。

在中国学习苏联的年月，鞍钢的生产很有理性，建立了在当时中国国营企业中最为健全的管理规章制度，如生产调度、人事考勤、经济核算、班组管理、产品标准、质量检验等，使企业开始走上了专业化管理的轨道。仅就技术管理而言，1953年到1955年间，鞍钢共制定和修改技术标准243种，技术规程417种，建立与健全了各项技术规程和质量监督工作。那时的鞍钢是厂长负责制，党委书记和党组织的任务是：“对政治思想领导负有完全的责任：对生产行政工作负有监督、保证的责任；对工会、青年团等群众组织负有领导的责任。”现在看来，如果不是苏联的赫鲁晓夫开始清算斯大林的罪行，如果不是中国和苏联领导人之间产生尖锐矛盾，中国大概不会那么快就放弃苏联的理性主义计划经济。但实际上更重要的原因，在于中国是个亚洲国家，它的基础不是工业文明的理性主义，而是农业社会的理想主义——从农民战争中延续下来的政治和军事激情，很容易产生极度的浪漫，与疯狂没有太大的区别。农民社会养成的长官意志，到了这个年代已经失去了法理控制和个人约束，从最大的长官到最小的长官，中国大大小小的长官意志，泛滥成灾。

鞍钢的变化是从1956年开始的。国家的长官号召肃反，下面的长官就到处抓反革命，旧社会留下的工程技术人员都被清理一遍，影响到鞍钢的正常生产秩序。接下来是反右运动，更多的知识分子和技术干部成了右派，被迫离开了自己的工程技术岗位。然后又是一场叫做“拔白旗”的运动，连鞍钢的总经理都被批判为“只专不红”的钢铁专家，是一面白旗，需要深刻检讨。那时候，一些有全国影响的作家聚集在鞍山，他们撰写的长篇小说里，厂长成了懂技术不懂政治的反派人物，需要党委书记出来挽救大局。

不完整的深刻也是深刻（下）

到了1958年的大跃进运动，下面的长官一片疯狂，才能跟上国家的长官头脑发热的程度。鞍山有全国最大的钢铁企业，不能像各地那样建土高炉“大办钢铁”，又要跟上国家长官的思想和脚步，就需要其它方面创造突出的成绩。比如在增产节约方面，我在《鞍山的工厂和新来的雷锋》里，写到鞍钢为了追求钢铁产量的跃进，大幅度减少工人的劳动报酬，随意地延长工人的劳动时间，造成大量的设备事故和人身伤亡。这样的增产节约，和杀鸡取卵相似，已经离开了从苏联学来的理性与科学的计划管理，走到不讲市场也不讲计划、在长官意志和政治意志激励下胡干蛮干、以荒谬和鲁莽为特色的中国计划经济上面去了。

我有一个忽然想到的、等待证实的推测：在写长篇小说的高手聚集到鞍山的时候，也有写政治公文的高手聚集到鞍山，他们写出的政治公文同样为全国瞩目。

1959年7月，他们写作的《关于鞍钢当前生产和群众运动情况与八月份工作安排的报告》上报中央，立即成为毛泽东打击彭德怀的一发炮弹。毛泽东写下批示再发到庐山会议上：“印发各同志……反右倾，鼓干劲，现在是时候了。机不可失，失不再来。看不到这一点，是瞎子。在庐山会议上提出反冒进，大泼其冷水，简直是罪恶。”随后不久，一份《中共中央关于反右倾思想的指示》发到全国各地，要求各级政府反右倾，鼓干劲，全面地掀起群众性的增产节约运动新高潮。写一份工作报告能有这样大的全国影响，在中国这样的环境里，确实是政治公文写作者的荣耀。

更大的荣耀还在后面，面带微笑向他们招手。

庐山会议后的继续“跃进”使国民经济陷入了困境，也迫使毛泽东进一步深入探索社会主义企业的管理问题。“对企业的管理，采取集中领导和群众运动相结合，干部参加劳动，工人参加管理，不断改革不合理的规章制度，工人群众、领导干部和技术人员三结合。”这种“两参一改三结合”的企业管理思想，在他的头脑中已经明确形成。

恰好在此时，1960年3月，鞍山撰写政治公文的高手又有一篇《鞍山市委关于工业战线上的技术革新和技术革命运动开展情况的报告》，送到了毛泽东那里。报告里面有加强党的领导、坚持政治挂帅、放手发动群众的内容，让他看了以后满心欢喜，并在中央转发的这份报告上批示了近700字的按语：

上海局，各协作区委员会，各省委、市委、自治区党委，中央一级各部委、各党组：

鞍山市委这个报告很好，使人越看越高兴，不觉得文字长，再长一点也愿意看，因为这个报告所提出来的问题有事实，有道理，很吸引人。鞍钢是全国第一个最大的企业，职工十多万，过去他们认为这个企业是现代化的了，用不着再有所谓的技术革命，更反对大搞群众运动，反对两参一改三结合的方针，反对政治挂帅，只信任少数人冷冷清清的去干，许多人主张一长制，反对党委领导下的厂长负责制。他们认为“马钢宪法”(苏联一个大钢厂的一套权威性的办法)是神圣不可侵犯的。这是一九五八年大跃进以前的情形，这是第一阶段。一九五九年为第二阶段，人们开始想问题，开始相信群众运动，开始怀疑一长制，开始怀疑马钢宪法。一九五九年七月庐山会议时期，中央收到他们的一个好报告，主张大跃进，主张反右倾，鼓干劲，并且提出了一个可以实行的高指标。中央看了这个报告极为高兴，曾经将此报告批发各同志看，各同志立即用电话发给各省、市、区，帮助了当时批判右倾机会主义的斗争。现在(一九六○年三月)的这个报告，更加进步，不是马钢宪法那一套，而是创造了一个鞍钢宪法，鞍钢宪法在远东，在中国出现了。这是第三个阶段。现在把这个报告转发给你们，并请你们转发所属大企业和中等企业，转发一切大中城市的市委，当然也可以转发地委和城市，并且当作一个学习文件，让干部学习一遍，启发他们的脑筋，想一想自己的事情，在一九六○年一个整年内，有领导地，一环接一环、一浪接一浪地实行伟大的马克思列宁主义城乡经济技术革命运动。

上面说的“马钢”，就是苏联的马格尼托尔斯克钢铁公司。上面说的“马钢宪法”，就是他们以专家治厂、科学化管理、强调经济核算与计划的平衡为核心内容的管理体制，只不过他们不会称之为什么宪法，不会拿国家的根本大法来命名其它事物，不会像中国人，在制订宪法的几个月后就公开违宪，把全国人大代表胡风不经审判就关进监狱，以后又有了高大规模违宪的反右运动，反右倾，文化大革命，等等等等。

后来，我读过那份不到一万字的鞍山报告，严格说起来，其中并没有提出一套完整的企业管理办法，也没有对“两参一改三结合”的表述，实际上是毛泽东把他思考的高度，送给了鞍山的这份报告。

但全国人民无限崇敬的最高领袖，把鞍山的报告提升到“宪法”的高度，在全国推广实行，给了我的故乡一份天高地厚、山高海深的荣耀，以及无比的骄傲和无尽的狂喜。在我的童年和少年时代，鞍山几乎所有的画家都画过鞍钢的厂房、设备和矿山，画过那些动作夸张、表情木纳的工人，背景上总要有红色的八个大字，有的是“鞍钢宪法胜利万岁”，有的是“鞍钢宪法永放光芒”。鞍山几乎所有的演员都表演过歌颂鞍钢宪法的戏剧、舞蹈、歌曲和曲艺。直到大约二十年后，中国新的领导人邓小平，把不讲市场也不讲计划、胡干蛮干荒谬鲁莽的中国计划经济，重新拉回到注重理性的管理方式，但积重难返，能够有多少理性可以恢复，已经不能强求了。

源头开始的每一道河流

在老新闻中淘宝，也是一种乐趣。

跨进1960年的前一天，新华社同时发了两篇关于鞍山的消息。说的都是同一件事情，鞍钢召开祝捷誓师大会，开展新年技术表演竞赛周。让我很感兴趣的是，同一件事情为什么要发两篇消息，其中为什么塞满了谎言。

读这样的老新闻，我一般略去人名，一是不愿意批评那个时代的人物，不愿意与他们较真；二是那时他们是一种社会工具，个人的意义不复存在。

第一篇是这样写的：

据新华社鞍山（12月）30日电　鞍钢决定从明年元旦到7日开展1960年的第一个联合技术表演竞赛周，保证明年生产开门红。

今天，鞍钢举行了有一千三百多名劳动模范、先进生产者和领导干部参加的祝捷誓师大会，中共鞍钢委员会第一书记、鞍钢经理□□在会上宣布了上述的决定。

党的号召像春雷一样激动着人们的心。会场上立即出现了保证明年开门红的打擂比武热潮。第一炼钢厂党委副书记□□□，首先代表三个炼钢厂的职工发言。他说，我们要坚决及时地批判因为今年大跃进可能产生的任何骄傲自满松劲情绪，在保证开门红的基础上继续跃进，保证1月份全月满堂红。他的话音刚落，鞍山市劳动模范、九号高炉工长□□□奔到扩音器前，代表炼铁厂全体职工说，我们保证多炼优质生铁，支援炼钢生产跃进。九号高炉职工就在前两天，已经把四个风口的直径加大，每分钟可多送三十多立方米风，仅这一项措施，就可以保证每天增产三十多吨生铁。

大孤山铁矿的代表和烧结总厂的代表在会上相继提出了保证条件。采矿和选矿工人，保证每天供给烧结厂足够的精矿粉，烧结总厂职工保证明年1月份增产更多的人造富矿，让高炉吃得饱吃得好，增产生铁支援炼钢。第一初轧厂代表提出，他们决心在明年第一个联合技术表演竞赛周里增产更多的钢坯，为兄弟轧钢厂开门红创造条件。运输部代表保证做好开路先锋的工作，为钢铁跃进开路。目前，运输部职工们正在同严寒搏斗，为鞍钢明年开门红“积草囤粮”。

很有意思吧？很长见识吧？原来，中国各个城市和各个企业，每年夺取开门红的固定套路，从那个年代就开始了，热热闹闹地持续到今天。还有，那么多劳动模范啊，愿意干活的一定都是劳动模范，其中一定有雷锋，他是开了大会之后才参军走的。他在鞍钢一年多一点儿的工作里，获得过数不清的劳动模范和先进生产者。再一点，这个大会叫誓师大会就行了，还好意思叫祝捷誓师大会吗？1959年的庐山会议开过以后，应该刹车的大跃进加足了马力，把中国带进更大的深渊，鞍钢的生产也很差了，质量出问题，设备出事故，工人累病了逃走了，哪里有什么胜利和捷报？更有意思的是，中央的毛泽东都在苦苦思索走出困境的办法，鞍钢的政治干部还要“坚决及时地批判因为今年大跃进可能产生的任何骄傲自满松劲情绪”，天大的玩笑，比天还大的玩笑。事实上，尽管1960年3月的所谓的“鞍钢宪法”，给鞍山和全国钢铁企业带来一片欢腾，到了4月，钢铁生产还是出现大滑坡，想要骄傲自满，也是不可能了。

问题是那么多的谎言。

有时候，谎言是人类面对困境的一种掩饰和回避，大约是人类学会说话的时候也学会了说谎。从普通心理学来说，假如有说谎的需要，就会有说谎的动机，就会有说谎的行为。

中国式的谎言，也是很早就有的，而且有着更为复杂的社会因素和心理因素。最为著名的是秦代的相爷赵高，把一匹鹿牵到大臣们的会议上说是一匹马，凡是和他保持一致说成马的大臣继续使用，凡是不和他保持一致说成鹿的严厉惩处。这个会议与1959年的庐山会议非常相似，把说真话的一批大臣严厉惩处以后，再也没有谁敢说真话了，包括给官员和百姓看的报纸，也包括看报纸的官员和百姓。在我长大的年月，没有电视，只有报纸，可信度不到十分之一。我们看现在报纸和电视的新闻，如果还觉得假话太多，那不过是过去的一种惯性，并且大多是一些掩饰和回避，没有以前的假话那样可怕了。历史就是这样的，窝窝囊囊地进步。

再看第二篇。与第一篇基本相似的第二篇。

据新华社鞍山30日电　钢都鞍山今天举行了十万人参加的祝捷誓师大会，决心在1959年伟大胜利的基础上乘胜直进，保证明年生产开门红、月月红和全面满堂红。

中共鞍山市委第一书记□□□代表市委向钢铁战线和各个战线上的职工及全市人民表示祝贺和慰问。他号召全市人民特别是钢铁战线上的职工，戒骄戒躁，同心协力，从明年1月1日起一开始就抓紧，从头到尾都抓紧，力争全年生产开门红、月月红、满堂红。

中共鞍钢委员会第一书记、鞍钢经理□□，鞍山冶金建设总公司副经理□□□，以及市工会、共青团和妇联的代表，相继在会上讲了话。

接着，钢铁战线和各个战线上的职工代表纷纷奔向主席台，向党表示决心。全国闻名的抢险英雄、鞍钢第一炼钢厂七号平炉总炉长□□□，代表鞍钢十几万钢铁大军提出了实现明年生产开门红、月月红和满堂红的保证措施。他表示一定要在1960年一开头就打响第一炮，完成党所交给的任务。

驻鞍钢的苏联专家代表□□□也在会上讲了话。他代表驻鞍钢的苏联专家，向取得了大跃进胜利的鞍山市人民表示祝贺。

别的不多说了，让我真正感兴趣的，是新闻稿最后一段提到的苏联专家。

他们是在那一年夏天回国的。他们被苏联召回，再也没有回来。因为两国之间的友好关系，非常难堪又非常危险地破裂了。

从源头来说，国家的建立，是生活在某个地方的人们，需要一个强有力的社会关系，维护和扩大自己的利益（我看问题往往先看简单的方面，比如国家就是那里的土地和百姓）。这样一来，有国家免不了有争斗，有合作。有国家还免不了有管理国家的君王，近来的几个世纪还免不了有管理国家的党派。好的党派是让党派的利益小于国家，不好的党派是让党派的利益大于国家。好的党派容易让人忽略，比如美国的布什是什么党派，他的前任是什么党派，就容易让人忽略。而不好的党派呢，总是在强调自己，让人想忽略也忽略不了。我的这种看待国家和党派的角度，其实很像一个儿童，不像一个作家。

继续说国家之间的争斗与合作。苏联和中国，雄踞欧洲亚洲大陆，一个像巨熊，一个像巨牛。巨熊脾气暴躁，抢了巨牛很多土地。到了1950年2月14日情人节，一份《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巨熊和巨牛像情人一样拥抱在一起。

然后苏联就援助了中国156个重点工程项目，排在第一的是鞍钢。援助还包括专家的援助，从那时到1960年，十年光景，苏联专家来了大约二万人，从知名教授到高级技工。十多年前，我采访过一位在鞍钢工作了几十年的老厨师，他知道那些苏联专家的饮食口味。

据说，战后的鞍钢有70名工程师，其中62名是日本人。据说，鞍钢的制造部包括现在的机修总厂、中板厂、轧辊厂和铸管厂等，只有一名工程师和两三名技术员。两种说法不同，我想都是对的，第二种说法应该在日本人被遣送回国之后。在苏联专家到来之前，鞍钢的技术人才很弱，有一名德国专家，有战后截留的一些日本技术人员，有国民党政府修复鞍钢时留下的一些知识分子，加起来在二百人左右。苏联专家来了，发挥了很好的作用。有人查过１９５４年１１月中至１２月末的原始记录，鞍钢的２０多位苏联专家提出了两百多条建议，内容涉及选矿、化工、炼铁、动力、中央试验室等各个方面。从原始记录看，大部分建议都得到了尊重，得到了落实，当然也促进了生产。还有一种说法也曾让我相信，苏联当初从鞍钢拆卸和运走了价值几亿美金的75万吨重要设备，援助中国的时候又运回来援助鞍钢，所以鞍钢恢复生产就很快很容易。我叹了一口气，当年没有苏联人在中国东北的疯狂拆卸，中国东北的工业已经相当发达，处于亚洲第二的位置，仅次于日本。

随着苏联专家到来的不仅仅是那些设备，还有他们的管理思想，以欧洲工业文明为基础的理性计划经济。到了大跃进时代，这种理性计划经济在中国的使命结束了——中国的经济成了躁动激进的、长官意志的命令经济。中国有了自己管理企业的“鞍钢宪法”，以加强党的领导、坚持政治挂帅、大搞群众运动的方式，推翻了苏联专家们建立的规章制度。那几年里的许多重大项目，一拍脑门立即上马，再一拍脑门又立即下马，让负责提供设备的苏联人哭笑不得，一封封电报催着提前交货，赶紧加班生产出来，然后又是一封电报，那些设备都不要了。还有，苏联专家太相信自己的经验，对中国企业的一些“合理化建议”认识不足，动不动就提高功效百倍千倍万倍的群众发明，他们懒得理睬，已经站在大跃进的对立面上了。

所有的江河都有自己的源头。

那些苏联人，不知道中国是源远流长的农业文明国家，容易冲动，异想天开，理智是暂时的，浪漫是长久的。好在随着中苏友好关系的告一段落，苏联的援助项目停下来了，苏联专家奉命回国，中国的企业要自己建设，自己管理，好和坏不再需要他们操心。

对时间的把握决定命运

今天有一点空闲，翻开迈克尔·翁达杰的《身着狮皮》，其中有一些让人记得住的片段，把死寂的历史文本，化成鲜活的文学文本，让一百年前移民时代的加拿大在我眼前跳跃起来，像节奏很强的舞蹈。我还顺便记下小说里的一句话：决定事件的是人们的命运，还有对时间的把握。实际上，在描述他没有见过的那些事件时，他紧紧抓住的东西，使他成功的东西，就有这两个重要因素。

我想了想，这是对的。

中国的一位大学教授，前些天给学生上课时，讲了与报纸和电视宣传不一致的观念。下课以后，两名学生到公安局去了，告发他是一个反革命分子。事情在网络传开之后全国哗然，结果就有人出来为国家机器说话，说是并没有对他立案侦查。在这里，显然是时间起了决定作用，换了1960年，这样的大学教授会坐监牢，还有另一种可能，他个人命运不好的话会被枪毙。那时候的国家机器，可不会脸红。

我想起那个叫张德才的人，他的个人命运总是不好。

像迈克尔·翁达杰感觉到的，个人命运受到国家命运的左右。1929年，世界经济危机开始的时候，中国受危机的影响不大，但是比危机还要危机。那一年，张德才出生在中国山西的农村。十岁之前他的眼泪几乎流成了河：父母都死了，他成了孤儿。他没有土地，还要生活，只能给村政府当公差，跑来跑去混口饭吃。许多年后，村里上了年岁的人回忆说：“是参加过警备队什么的，但当时他就是一个十六七岁的小孩，什么都不懂，人家让他送个信跑个腿啊，叫他干啥他就干啥。其他孩子吧，家里有老人管着，不敢跟警备队混，他家里没人管啊。”终于混到了和平年代，终于有了说是为百姓建立的政权。他成了家，有了小女儿，还到太原钢铁厂当了工人。他看到女儿的时候面带笑容，他以为幸福的生活已经到来。没过多久，他被找到一间四方形的屋子里，有个腰紮皮带的女人严肃地宣布，在伟大的肃反运动中，查清了他过去为日伪政权服务的罪恶历史，组织决定把他从工厂清理出去，押回原籍管制改造。

1959年代冬天特别寒冷特别漫长。全国的农村劳动力都被征去修建水库，修那些到处都是的、质量低劣的、只能破坏自然却挡不住洪水的水库。30岁的张德才也不能例外，他到了叫做风南公路的工地，公路那一端修建的水库很大，拦住了黄河。公路工地和人民公社一样，都实行军事化管理，他当了三排的排长，因为他特别能干，因为他见过世面，因为他受大家喜欢和尊敬。

1960年元旦的前几天，工地上连续刮着尖利的北风，撒出去的尿落到地面就冻了，形成指向天空的冰笋。中午休工的时候，张德才在窝棚里面睡着了，没听见下午开工的哨声。当天晚上，他被揪到公路营的辩论会，站在会场中间，所有的干部轮番上阵批判。有人说他干活偷懒，有人说他吃的馒头总是比别人多，还有个副连长说他曾扣压过某个民工两块钱。他的排长职务当场免掉。从那一天起，他像是换了一个人，像是从蜡像馆出来的。

1960年春节之前，对他开始新一轮的批判，从晚上休工开始，一直到早晨天亮，公鸡喔喔喔地打鸣，鸟雀从巢里飞出来觅食。这时候，张德才的所作所为，已经不是怠工偷懒，多拿多占，而是“对社会主义制度不满，企图破坏。”那一年有人画了一幅画，反映的正是辩论会的场景：农民们围坐，一个领导模样的人站在桌子前，严肃地举起右手，呆坐在场地中央的张德才缩着脖子，脸色发绿。远处的山峰上，太阳射出耀眼的光芒。

太阳射出耀眼的光芒。这种情形在卡夫卡的小说里，变成水边炫目的光芒，让小说主人公有了开枪射杀他人的冲动。在1960年的中国，在太阳耀眼的光芒里，困在大山里的张德才，觉得自己的生活一塌糊涂，觉得应该做些什么改变处境。他没有枪，他想到毒药，把它扔进工地食堂的饭锅里，让那个副连长和那些批判他的人拉肚子。这样一来，耽误出工干活受批判的，就不仅仅是他自己了。

张德才投毒，轰动了中国和世界，是因为另外一个角度。当地报社采写了一篇稿子，领导压住了，怕报道出去影响不好。这时候《中国青年报》的一篇文章《为了六十一个阶级兄弟》，选择的角度是怎样抢救中毒农民，宣传的是各地发扬的共产主义大协作精神。当时中国很流行的观念，体现在这样一句话上面：要把坏事变成好事。新闻单位能帮上的忙，是把坏事说成好事。自此以后，经历数十年，中国对灾难事件的报道一成不变，唯一可以选择的，就是《为了六十一个阶级兄弟》的新闻角度。

当时中国农民的结构乱得像一锅粥。新政权搞了十年的阶级斗争，农民中有地主、富农、反革命、坏分子，还有一大批反社会主义分子，还有地主子女、反革命家属，等等，算起来在总数的百分之十以上。按照这样的划分，中毒的61个人里面，一批人根本就不是阶级兄弟，而是被管制和斗争的敌人。有了《为了六十一个阶级兄弟》这篇文章，为了突出“阶级斗争”的概念，这些人被修改了身份，暂时享受了“阶级兄弟”的待遇。有人统计过中毒的61个“阶级兄弟”，也就是61个普通农民的情形，四分之一的人上过各类报刊，五分之一的人在各类集会做过报告，百分之九十的人被摄入各种镜头。在修路结束时，领导宣布，县里准备给他们安置工作，但后来根本没有安置，他们依然按照原来的轨迹生活。六十一个农民里，只有四个年轻人后来走出大山，其他人终生与土地相伴。至于不是“阶级兄弟”的那些人，全部恢复了被管制的身份，继续他们倒霉的生活。其中的一个地主子弟，因为他负责看管的柴油被偷，被揪出来批斗。他把一双鞋端端正正地摆在井边，随后跳下去死了。

但是，有了张德才这个被打扮成的“阶级敌人”，有了报刊努力宣传的投毒事件，中国不再是先前的中国。那些依靠政治斗争吃饭的官员，手中多了一个社会主义时期阶级斗争的典型案例，就多了一个让阶级斗争升温的理由。《人民日报》的社论说：“这个反革命暗害事件说明了什么呢？……肃清残余的反革命分子，以及诈骗、盗窃、流氓等反革命分子，仍然是一个长期的斗争。”《中国青年报》的社论强调：“认为在肃反、反右斗争取得胜利后就没有什么阶级斗争了，社会主义建设可以风平浪静了，这种想法是幼稚的，也是有害的。”于是，因为全国忙着大跃进而稍有平静的阶级斗争，忽然就掀起了新的高潮。

和投毒的张德才一起被判死刑的，还有一个叫回申娃的农民。按照阶级斗争的思路，张德才用回申娃提供的毒药，暗害我们的阶级兄弟，那个回申娃也一定是罪大恶极的阶级敌人，所以也要处死。说起来，那回申娃的个人命运也遭透了。前一年春天播种的时候，各地农村都有大批的人饿死，许多地方的种子前脚刚播下去，后脚就有人挖出来吃掉。怎么办？干部们想出一个绝妙的办法，在种子里拌上毒药，谁敢吃种子就毒死谁。回申娃的毒药是拌种子剩下的，张德才说要毒山里的狐狸就给了他，结果呢，把命丢了。

对张德才、回申娃的审判是这样开始的：“张、回二犯确系一贯反动，仇视人民和社会主义事业，民愤极大，罪恶昭彰。为了保卫人民生命安全，保卫党的总路线，大跃进，人民公社和社会主义建设事业飞跃发展，特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惩治反革命条例》第九条第二款规定精神，建议法庭对反革命投毒犯张德才、回申娃处以极刑，以清民愤。”第二天，公安机关收到工人、农民、学生、商业职工送来的300多封控诉书。控诉书中，人们对张、回二人设计了22种执行死刑的方式，有枪毙、杀头、割睾丸、解剖、放天灯、油锅炸、活剥皮、碎尸万段、千刀万剐、挖舌、挖眼、钉在城墙、挂十字路、乱棍打死、吃五脏六腑、鼻子扎钻、两肩吊罐等等。按照中国领导人的说法，阶级斗争一抓就灵。这阶级斗争的火一煽起来，把人的本性都煽得严重变形，像是恶魔的本性。多少年以后想起这件事情，我还要为我的民族痛心，为我的同胞羞愧：好好的一个文明之邦，怎么就混成这个样子了呢？

张德才和回申娃二人被枪毙不久，那座大山里又发生一起牲口中毒事件。后来经过证实，是因为一个饲养员误将六六粉（一种深灰色的杀虫药）当成水泥，抹牲口槽而致。但当时阶级斗争情绪异常高涨，尽管这个人是贫农出身，是老共产党员，还是被枪毙了。

谁能漂白了过去的年月

圣诞到了，元旦跟着也到了，东方和西方的节日聚拢在一起，这世界热热闹闹，像一个派对。醒自多梦的早晨，我听见楼外小商贩的吆喝声，卖白菜喽，卖白菜喽，那个苍老的声音里有快乐在流淌。虽然，今年白菜收得太多，在这样的日子，他们卖掉的白菜依然是平常的一倍，价格却是往年的二分之一。

我耳边还有一个苍老的声音在说话：拘谨又沉重的东方人哪，每到一年之底，都要盘点过去的一年。而你呢，你在盘点过去的一生。时间没有尽头，人生没有终点，你像你写过的一条小船，划到水的中央，前面看不到岸，后面，也看不到岸。

我还要在过去的岁月耽搁多久?比如1960年，我写了十多篇叙述文字，还有十多个选题没有动笔，在我的心里涌动。对一个作家来说，他叙述过去的文字容易被误解，看起来在书写历史，实际上在书写世界。在作家的心灵之中，这世界上的哪一件事情，不是重要的呢？

比如1960年智利的地震，那可是人类测量到的最大地震。

地震发生时，海水突然退后，海底的一切都显露出来，15分钟后海水回来了，带来25米高的巨浪。那些掩埋于碎石瓦砾之中还没有死亡的人们，却被汹涌而来的海水淹死，连同碎石瓦砾卷入海底。强烈地震持续了十多天，还有6座死火山重新喷发，3座新火山出现。

那次地震出现的另一种现象，是将世界更紧密地联系在一起。15小时后地震引发的海啸传到夏威夷群岛，22小时后传到日本东海岸，在日本造成800人死亡。中国大陆有没有受到影响，我没有见到报道，那时的中国已经与世隔绝，严严实实地封闭起来。但我相信那次地震会改变整个世界的气候，包括我的家乡。智利地震过后不久，鞍山附近的几条河流都涨了水，高高地漫出堤坝。我的姥姥家在台安县，地处辽河平原，全县土地的落差还不到一米。那些天里，划船可以划到唐马寨。唐马寨是台安县到鞍山市的中点。

记得我看过一篇悲情文字，德国作家写的，题目就叫《智利地震》，说的是1647年发生的事情：智利王国首都圣地亚哥，一位修女因为私情生孩子要被处死，在她前往刑场的时候，她的情郎关在监牢里正要自杀。这时就来了大地震，刽子手死了，监牢坍塌了，两个人死里逃生。接着这对情感男女去天主教堂感谢天主，但在那里，惶恐的大众把地震灾害归罪于这两人，竟把他们活活打死。

在我看来，应该怪罪的不是他们，而是打死他们的人。他们贪欲，他们暴虐，他们的精神世界出了毛病。我们需要再读一遍《圣经》，看看上帝的洪水为何而来。

把人的行为和天地的行为看成因果关系，这种观念在中国人那里，不仅是相似，还根深蒂固。敬畏天地，包括敬畏天地造成的灾害（那不过是天地的行为之一，只有人会把这些看做灾害）。中国古代皇帝遇到地震之后颁布罪己诏书，检讨执政过失，怎样看来都是件好事。还有，人类是在无边无沿的灾害里成长起来的，同样是地震，会让人类的博爱清神像一朵美丽的鲜花，开放出来。他们互相同情，互相帮助，他们从地震中抢救出来赖以活命的东西，都高高兴兴地分给别人，仿佛一场普遍的灾难，将所有死里逃生的人，都结成了一个大家庭。

再比如1960年美国批准出售避孕丸，无疑是人类历史上的大事。

这种药物来得太晚了。像我在前面说到的1647年地震中的年轻情侣，还有千千万万的地球人，因为无法避免的怀孕，早已受尽苦楚。地球上的人类，是一种奇怪的动物，常常以异性交配作为娱乐，而不是像其它动物那样单纯为了繁衍。

我还记得读到的一本传记文学，说到二战期间，纳粹德国的飞机轰炸欧洲的许多城市，居民都躲到防空洞里，躲了几天之后，就有未婚的女孩怀了孩子。那些年纪轻轻的少男少女们哪，在那样的恐怖里也忘不了做爱。整个二战期间，无数年轻士兵跨国作战，舍生忘死，历经数年。作为战争的副产品，他们还生产了几十万个私生子。

有一次我到辽宁文学院去作客，在那里的学员宿舍里愉快地喝酒聊天，聊到了中国和越南的战争已经结束了几年，但是两国之间还没有和好。我忽然就编了一个故事：一队中国士兵抓住了一个越南女兵，对她还比较客气。几天以后，这个小分队被打散了，越南女兵逃了回去。十多年后，两国已经和好，有个越南女人带着十多岁的儿子到了中国，要为她的儿子寻找中国父亲。我说，这个题材无偿送给你们吧，继续编下去，写成小说和电影都可以。过了几年，类似的小说或电影没有见到，但两国恢复了亲密无间的朋友关系，也有类似的寻找父亲的传闻悄悄地出现。在随意编造那个故事的时候，我不是先知，也没有相近的生活体验，只是出于对人类本性的了解，觉得这样的事情有可能发生。为什么只能让作家体验生活，不能让生活体验作家呢？

我们应该记住那一天，1860年5月9日，美国食品及药物管理局宣布已批准使用一种安全的口服避孕药。尽管有宗教团体、保守派和其他人士的反对，女用口服避孕药丸仍在广泛试用后被推上市场。由于成百万的妇女需要这种避孕药，医生的诊所和药房顿时门庭若市。接下来的事情，我们都可想而知，影响整个世界的性革命开始了，并且有了发展中的激情，像整个世界的股票市场，不论牛市和熊市，决不会复归于零。

再说一个话题，当然只能简略地说一说。

1960年，世界人口达到了30亿。

在那个年头，除了银行家和统计学家，接触到那么大数字的人不会很多。在一般人看来，那只是个相当大的数字，一个缺少形象的概念。我想用形象的方法来理解它到底有多大：假如一个人生下来就很聪明，从1开始数，不吃饭不喝水也不睡觉，用最快的方法，没等数到1亿就去世了。人的生命没有那么长的时间。

在1960年的时候，我5周岁了。我是这30亿之中的一个。

这个数字是谁统计的呢？我不知道。这个数字统计得准确吗？我知道，不会准确。在我所处的世界的东方，包括中国在内的一些国家，在慵懒中浪漫，在浪漫中慵懒。比如亚洲两个最大的国家，中国和印度，1960年的时候，连国境线都没有认真勘察过，对人口还能认真地勘察？前些天和朋友一起喝酒，朋友说起一件事情：中国的抗日战争开始的时候，需要知道中国的具体国情，但中国有多少人口不知道。估算一下吧，好在中国人几千年来吃盐的事由国家专卖，就根据当时国家卖盐的数量，估算出全国人口是四万万五千万，也就是4.5亿。

在我看来，这样的估算风险太大。假如那一年大家吃盐增加了，是往年的二倍，估算人口就会是实际人口的二倍，误差率达到百分之一百。这种在西方不可能出现的事情，在东方就有可能出现。至于1960年，中国的人口统计了吗？各地饿死的几千万人口，从人口的总数里减去了吗？因为长期饥饿，妇女不育不孕，是人类这个物种对自身的一种保护手段，由此锐减的人口还有多少呢？我偶尔读到的一本书，说到1960年代之初，中国的执政党召开了第一次统计工作会议，要求统计工作必须为政治服务。假如那次会议以后，中国所有的统计都很准确，也要为政治做一些改变。举例来说，你在全国统计了7亿棵白菜，恰好政治也需要你公布7亿棵的数量，这样巧合的机率会有多少呢？同一个例子，假如政治需要有13亿棵白菜，而你的统计还不到10亿棵，那么是不是需要再统计一两遍，直到数字达到13亿棵才算“准确”？

我的这篇文字，想要结束我对1960年的描述，却不止一次地写到白菜，是因为那个卖白菜的小商贩，准确地停留在我的楼外，卖白菜喽，卖白菜喽，卖白菜喽！我的思绪受他影响，随着他卖出的白菜越来越多，我写到的白菜也越来越多。

我站在窗前，看见他脸上乐天知命、安度余生的愉悦表情，好像在替我向这个世界问候：朋友们啊，新年快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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