审视我们的时代——后鲁迅时代的中国人【之一】
作者：孔捷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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审视我们的时代——后鲁迅时代的中国人【之一】
作者：孔捷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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审视我们的时代 ——后鲁迅时代的中国人【之一】 鲁迅撒手人间很久了，但他一直没有离开中国人民。尽管我们一度疏远了他__那大约是在80年代，原因或在于统治者对鲁迅的脸谱化，亦在于80年代我们曾以为中国已步入和世界文明潮流融合的进程，鲁迅所鞭挞的国民文化心魔，已经入土为安，返魂乏术。然而世事倏忽，原来鲁迅依然跟我们在一起。
鲁迅为中国人的灵与肉造像，刻画了阿Q、祥林嫂、华老栓、孔乙己、七斤等活灵活现的典型人物。我们的先辈既然如此卑微的活着，不革命是不行了。然而，“我觉得革命以前，我是做奴隶；革命以后不多久，就受了奴隶的骗，变成他们的奴隶了。”(鲁迅《忽然想到》)。 却也不能说，革命之革命以后，中国人依然故我，“从此站起来了”的我们，精神底气窜上来一大截子，那是对“敌人”而言。确实，我们不再是他们的奴隶，而是自己人的奴隶了。看看《丰乳肥臀》；看看《活着》；看看《霸王别姬》......我们是怎样活着的？“所以我想，中国革命闹成这模样，不是因为他们‘杀错了人’，倒是因为我们看错了人。”(鲁迅《“杀错了人”异议》)犹记文革末年，坊间流传着一句名言：“中国人连活都不怕，还怕死吗？”只有黑暗得伸手不见五指的时代，才能锤炼出如此精粹的概括。 从那条心路跋涉而来的中国人，已然进化了不少，那是从“想做奴隶而不得的时代”，挺进到了“暂时做稳了奴隶的时代”。别的先不说，光说这“生存权”，就今非昔比。 人可以活着了，居然可立大字鎏金的牌坊，这全赖过去百余年活着之艰难，想做奴隶而不得的痛苦，是哀大莫过于心死的痛苦；能让他们的肉身活过来，死掉的心又燃起一缕希望，这就值得送青天大老爷一把“万民伞”了。 然而做老爷的“大防”之一，就是切切不可让奴隶的心真的泛活，否则总有人不肯安于“做稳”了的奴隶资格。果不其然，这廿多年来犯上作乱者惹事生非，委实闹心得很。 幸而有家法侍候着，该坐牢的坐牢，该放逐的放逐，即便野火春风，烧之不尽，却总算把这群“吃肉骂娘”的反骨之徒边缘化了。说来其他家奴的心眼里也有点犯嘀咕，但有家法在，总是镇得住的。何况衣食温饱之生存权，唯此为大。免不了的，帮闲的师爷便要来论证“民生”和“民本”了。一个民主法治的公民社会以前距中国有多远，现在还是那么远__幸好不至于更远了。鲁迅言：“中国人向来就没有争到做‘人’的资格，至多不过是奴隶，到现在还如此，然而下于奴隶的时候，却是数见不鲜的。”为了逃避下于奴隶的厄运，“这时候，老百姓就希望来一个另外的主子，较为顾及他们的奴隶规则的，无论仍旧，或者新颁，总之是有一种规则，使他们可上奴隶的轨道。”(鲁迅《透底》) 鲁迅毕生都为中国人成为其“人”而疾呼，他说：“列国是务，首在立人，人立而后凡事举；若其道术，乃必尊个性而尊精神。”而要立人，就得把个人从国家主义、集体主义的牢笼里释放出来。在恪守民主自由原则的公民社会，个人权利、公共权利和人类普遍权利的鼎足而立、不可分割的，这是公平、正义和尊严之所系。 人们在饿得直翻白眼，象虫子一般成群死去时，是没有尊严的；人们被驱策着互相咬噬争斗时，是没有尊严的。如今能吃上一口安稳饭，而政治揭发和告密又在日常生活中渐渐淡出，确然是时代的进步。但做人的尊严却非权力者御赐的丹书铁券，《动物农场》里造反的猪们，若然真能争取到“人人生而平等”，它们就从猪变成人了；然而它们在革命成功之后，却把动物分成三六九等，自由的配给权掌握在猪族手里，那么它们仍然不是人，只是一群猪而已。
人类社会在现阶段，任何地方都无法做到绝对的平等，问题并不在于它已经臻达哪个刻度，而在于它是否被奉为社会公义的守则。放眼神州，官民之间、城乡之间、贫富之间......社会词典里哪还有平等这个条目？根据衡量收入不平等等国际系数(吉尼系数)，中国为百分零点四五，位于最不平等的国家之列！ 出于偏见而贬低中国经济发展成就的人，只怕越来越少了；出于社会公平而批评中国发展模式的人，将会越来越多。中国原来就十分单薄脆弱的社会保障制度，在近10余年间几近全面崩溃。经济高增长率建筑在这样的地基上，社会怎能公平？对农民的百般榨取而毫无回馈，农民的子女连“9年义务教育制”的权利都被剥夺；对外来工的血汗奴役，而毫无福利保障；而“贫嘴张大民的幸福生活”又广见于城镇巷陌之中......韩国70至80年代也经历过缺乏社会保障的“奴工式”经济高增长，民主转型后，经济增长率应声回落，通过立法，政府和企业需为人民福利保障划出相当部分的财富，经济放缓则是社会公平的必要的代价。 “平等精神”系所有民主社会的考量准则。又如：亚洲金融风暴过去已近五年，亚太受灾的国家地区已相继复苏(尤以新加坡、韩国表现为佳)，香港几乎是一个孤零零的异数，它继续在低谷中徘徊。目前香港最大的困局是它的高失业率，港人最忧心的首先是饭碗问题。自然，草根市民都不乐见特区政府输入外地劳工的政策，但香港各个抗议团体在联署“回归五周年民间宣言”时，却仍赫然有“保障外地劳工享有一切法定权益，及免除不合理的中间剥削。”的要求。 再例举：911届满周年之际，死难者的遗属爆发了一波“公平”之争。911事件后美国民间的慈善募捐，是史上空前的。主持募捐的组织当初主要侧重点是殉职者(消防员、救护员、警察等)，谁都晓得，911灾难中死得最壮烈的就是他们，只说一个细节__某位死里逃生的丹麦游客回忆，当逃难者拾级而下时，拯救者却拾级而上，一警员指点着胸前的徽章对丹麦人说：“请记住我的名字，告诉人们我在做的事。”他自知断无生机矣！ 警察尚如此，更别说扛着沉重器械往上爬的消防员、救护员了。其后，捐款额之钜远超预期，而联邦基金会又多次捐助了大笔款项，于是主持的慈善机构决定惠及所有的死难者，平均每家遗属将得到180万美元抚恤，但并非平摊，而是殉职消防、救护人员每家分得一百零三万七千美元；殉职警察每家约分得九十万美元；而非应急殉职的911死难者遗属每户约得十四万六千元。分配善款的计划惹起轩然大波，死难者遗属指为严重不公，认为911罹难的人是在工作时被谋杀的，一样都是牺牲者。这一方话音未落，首先出来支持他们的却是殉职人员的家属，这些悲情难泯的遗属对逾百万的捐助善款受之有愧，纷纷表示：生命无价，人人生而平等，没有贵贱之分，我们都失去了亲人，大家是一个生命共同体，应该一视同仁，无论是消防、救护人员、警员抑或平民，都应平均发放抚恤善款。 须知911罹难者来自86个国家和地区，他们中间不少为非美国公民的外籍人士，其遗属的平等权益却得到了美国公民的尊重和支持--这就是公民社会道德意识，虽然他们日常生活中也会为“意外伤害”、“财产归属”之类大打官司，但涉及社会公平，却有着公民的共识。 然而专制使人麻木，中国人对待社会不公、对待弱势群体，却是那样缺乏同情心。“因为古代传来而至今还在的许多差别，使人们各各分离，遂不能再感到别人的痛苦；并且因为自己各有奴使别人，吃掉别人的希望，便也就忘却自己同有被奴役被吃掉的将来。于是大小无数的人肉的筵宴，即从有文明以来就一直排到现在，人们就在这会场中吃人，被吃，以凶人的愚妄而欢呼，将悲惨的弱者的呼号遮掩，更不消说女人和小儿。”(鲁迅《透底》) 至可叹者，中国迄今仍有一亿人口每天仅挣一美元并靠此活着，他们得到的同情和扶助菲薄如斯；而义愤填膺的爱国者却有富余的同情心馈赠予南联盟、巴勒斯坦、伊拉克的人民，因为他们在美国霸权主义的魔掌下呻吟----殊不知他们的平均生活水准比中国老百姓还要高不少----只要跟吾族我姓的“世仇”美国有关者，民族主义者的爱憎便无比分明，哪怕他们大量批发给别人的同情通常换来困窘和尴尬，如南联盟的人民推翻自己的“民族英雄”；如阿富汗人民唾弃塔利班；如伊拉克的独裁者把联合国无偿援助的物资囤积居奇，高价出售，却谎称本国有200万妇孺死于缺医少药；又如哈马斯的“肉弹”接二连三地炸死中国人......然而“说不”义士不改初衷，他们的爱心和拳拳盛意令人惊叹，只是未知何时才能惠及自己的同胞？ 诚然，爱屋及乌而“爱国”不“及人”，这并非他们的错，却是制度之咎。大凡事关国家政务，他们总被权力者排除在宫墙之外，天长日久，除了抽象之爱国和煽情的“说不”，他们又能做些什么？
中国之制度性腐败，正是社会不公之一种。腐败之癌令群医束手，药石无效，亦在于人民手里没有政治权力。更可怕的是，它成了常态之后公众的冷漠也成了常态，抗争者的失败不再被后辈纪念，甚至沦为嘲笑的谈资。他们渐地觉得接受“开明专制”也非坏事，生存权平安落袋，舍此何求？于是，自由便成了“和平演变”的毒药，人权不过是西方苍蝇在中国酱缸里下的蛆。“中国究竟是文明最古的地方，也是最重视人道的国度，对于人，是一向非常重视的。至于偶有凌迟诛戮，那是因为这些东西并不是人的缘故。皇帝所诛者，‘逆’也，官军所剿者，‘匪’也，刽子手所杀者，‘犯’也。”(鲁迅《“抄靶子”》) 然而顺民“做稳”了，却也要付出代价的，社会不公只是其一；公民权利的贫弱，还在于他们的知情权被剥夺，终日被舆论导向所愚弄，俯仰由人；亦在于法治无门，腐恶横溢，竟至军队走私，警察索贿，官商结为鱼水之情遂有鱼水之欢；说到社会之“诚信”荡然，又岂止商品伪劣？连做人的言行都伪劣不堪。于是，中国的骗子群落从来没有今日这样繁荣昌盛，居然充斥着每个人的生活空间。已修炼出道的骗徒和正努力学习骗术的准骗徒，早就把自己认识或不认识的人骗光了，便去骗至交好友；连朋友都骗光了，便去倒腾自己的亲人...... 现在来匡扶世风，阔论“诚信”，实在荒诞得可以。这并非亡羊补牢犹为未晚抑或为时已晚的问题，而是那个洞怎么补得起来？宪法里奉为至尊的主义，执政者自己就不相信；中国签署了《公民与政治权利公约》、《经济、社会及文化权利国际公约》，但它的束约力不及某权力机关的红头文件，乃至不及“上级”的不时下达的电话通知。这还奢谈什么诚信？你要当真，去实践国际三大人权法典(加上联合国的《世界人权公约》)，往轻里说是不识相，往重里说便是找死！如鲁迅所言，在中国“但天下有许多事情，是全不能以口舌争的。总要上谕，或者指挥刀。”(鲁迅《忧“天乳”》 又如，农民税赋之苛重，再把9年义务教育“施恩”予他们，竟似吴牛喘月！便常闻“爱民如子”的高官指责农村基层“恶霸”害人，这是一个真实的谎言__中央给农民划定的百分之五的税率，并不太重，但9年义务教育制的钱却是羊毛出在羊身上，基层干部不去摊派强征，哪来的教育经费？恶霸固然横行乡里，但恶霸是怎样炼成的？ 如此说来，制度性的腐败之外，还要加上制度性的撒谎。美国安德森会计公司为安然公司做假帐，以及美国的世界通讯公司(Worldcom)做假案，不但令美国人痛心疾首，也令中国的传媒有了发挥的话题，本人激赏央视和其他报刊的深揭狠批，只要不堕入“外国也有叫化子，--(或云)也有草舍，--娼妓，--臭虫。”的老套就好。不过，这些传媒并不打算告诉自己的人民，中国的会计审计系统已经病入膏肓，以至中国所有上市公司的证券审计要交给美国的BIG5五大会计公司来管帐，而安德森公司正是BIG5之一。如果说美国的假帐案是人人恶之的大脓疮，中国的会计公司和审计系统则是晚期癌症，绝望到令人弃它而去的地步。并非美国人的道德操守要比中国人高，而是制度使然，在中国作假不用坐牢不至倾家荡产，而且你不作假还不行，否则并无立锥之地。无怪乎，当宋祖英在春节联欢晚会上引亢高歌：天更蓝水更清草更绿......台下诸公鼓掌如仪，中国的天空水土是何等模样，谁不知道？她作此娇啼时，沙尘暴正向京师进逼，呜呼，天地玄黄！ 腐败与虚伪两大瘤结梗塞着中国的动脉血管，公德与私德都如泥石流般崩塌，窃国者与窃钩者便联袂而上。侵吞公共资源而卷款潜逃的，那是触了霉头的失败者，大多数是用不着逃的，他们还稳坐于“人肉筵宴”的上席；如此怎怨得了毛贼式的割电缆、盗卖公物、扒火车哄抢物资乃至谋财害命的假药毒酒？如鲁迅言：“中国公共的东西，实在不容易保存。如果当局是外行，他便把东西糟完，倘是内行，他便把东西偷完。”(鲁迅《谈所谓“大内档案”》 幸而，中国总算把连年和自己一道“排排坐吃果果”的贪腐大国印尼给撇下了，根据总部设在德国的国际组织Transparency International(这个非盈利非党派的组织在全球有80多个分部)最新公布排行榜，中国的贪腐指数为三点五分，印尼不足二分(亚洲排名最佳的新加坡超过九分，以下香港为八点五分，日本为七点一分)；不知是中国的反贪微见成效，还是印尼变得更腐败了；中国现在和谁“排排坐”？是和多米尼加和埃塞俄比亚并列！ 关于廉政肃贪，排名高的全部是发达国家。而多党制的政党监督；新闻自由的舆论监督；司法独立的法律监督，据说与“国情”不合。不如再来听听鲁迅是怎么说的，“牙痛在中国不知发端于何人？相传古人健壮，尧舜时代盖未必有；现在假定为起于二千年前罢。我幼时曾经牙痛，历试诸方，只有用细辛(药名)者稍有效，但也不过麻痹片刻，不是对症药。至于拔牙的‘离骨散’，乃是理想之谈，实际上并没有。西医的牙医一到，这才根本解决了；但在中国人手里一传再传，又每每只学得镶补而忘了去腐杀菌，仍复渐渐地靠不住起来。牙痛了二千年，敷敷衍衍的不想一个好方法，别人想出来了，却又不肯好好学：这大约也可以算得天下奇事之二罢。”(鲁迅《忽然想道(1)》 尤须着重指出，无论谈“诚信”抑或谈“腐败”，用泛道德主义来批判，都是隔靴搔痒。黄仁宇的《万历十五年》就明朝官场的腐败与诚信程度，去论证过“道德治国”的荒谬。靠道德去肃贪，无异于缘木求鱼。归根到底，还是制度性的问题。然而民主制度虽能让政治清明，却也不能遏止“人性恶”之种种欲念，前述的各国贪腐指数排行榜，在102个国家地区中，排名第29的台湾为五点六分(去年为五点九分)，韩国则低于五分，这两地都奉行民主制度，但它们都有共同病灶，就是政府(或政党)控制的公共财产过多(台湾好一些，韩国更甚)，大凡财产界定比较模糊的公共资源，永远会诱发人们的贪念。中国政府可控的公共财产更是大得无边，按官方公布的最新数字，光国有土地资源(不包括农民承包的土地)就有25万亿人民币。查中国贪官墨吏的敛财史，超过一半是侵吞公共资产，第一就是倒腾土地，次为公营企业资产。 如何界定厘清财产权的归属，该公有的让人民共享，该私有的就不要拖泥带水，让它私有化。这比空谈“道德”有效多了。
再来说说中国的“防盗门文化”。十数年前我离开祖国时，防盗门初兴，却尚未发展到把窗户阳台都焊上金属防盗网的地步。我实在想象不出，铁栅里的“笼民”的活法及其精神状态。 人们若恐惧于威权统治，便必然害怕任何恶势力。专制不但使人麻木，也使人怯懦。自己遇劫和被施暴时的软弱，可以理解，在孤苦无助的情况下，生命的价值高于其他；但在众目睽睽之下，他人的灾难竟唤不来众人的同情和救助，这就是集体性的冷漠和怯弱。而在今日之中国，这种案例司空见惯。 “防盗门文化”还并不在于有形的金属栅栏，如果把这个国家拟人化，便可发现，它在精神人格上是那么弱不禁风，它安于防盗门后面的“幸福时光”，或者说它惧于门外的种种异己事物。仅举一例：自世界上发生“互联网革命”，中国网民多达4500万，在信息封锁的国度，它是仅有的一扇自由的天窗，然而当局却构筑了多重“防盗门”，其壁垒森严，自诩为“金盾”，又被西方称之为“中国长城”。继上谕的《中国互联网暂行规定》外，今年春，中国互联网协会又发布《中国互联网行业自律公约》。鲁迅早就寄语中国人：“医生告诉我们：有许多哑子，是并非喉舌不能说话的，只因为从小就耳朵聋，听不见大人的言语，无可师法，就以为谁也不过张着口呜呜哑哑，他自然也只好呜呜哑哑了。......于是精神上的‘聋’，那结果，就也招致了‘哑’来。”(鲁迅《由聋而哑》) 还好，中国毕竟不属禁止互联网和把收音机波段频率焊死的国家，于是大家为呼吸在窒息沉闷之外的一丝清新空气，便忍受着御制的言论尺度以及网警的剪刀，渐地习以为常。这便要加上一条----专制使人愚昧。 也就悟出，中国为何盛产“说不”的口水战群氓，并非他们有病，而是时代有病。铁屋的幽囚和现实的屈辱，令他们气血失调，为消解强权和社会不公所郁结的怨愤，为提防生活中环伺四周的潜在骗徒，哪怕是青年的心也变得如此苍老，他们确实需要一种回春丹，以循环热血，散淤解毒。然而除了声色犬马，游戏人生，剩下的就是被“特许”的爱国和说不了。“说不”在本朝的积极意义，在于它有精神保健之功效，能燃烧掉沉淀积聚下来的血脂，生命在于运动，健康在于说不；它亦是一切怨恨不平之假托的化粪池，什么污水都可倾注其中；它还是一种简易的气功，吐纳之间，求得心理平衡，调息大法运行一个小周天，便能使人生变得稍可忍受。自然，它除了凉血拔毒之功，亦时有亢奋之迷幻奇效，能令怯弱者变得勇武，陡然敢怒敢言，喊打喊杀，在臆想之中，已跨海荡寇不知多少回，“手执钢鞭将你打”，想必是向无敌手的；或者目下尚未取得宿敌世仇之首级，便等韬光养晦、卧薪尝胆之后，国家强大了，再来一一了结它们。然而如鲁迅言：“现在的强弱之分固然在有无枪炮，但尤其是在拿枪炮的人。假使这国民是卑怯的，即纵然有枪炮，也只能杀戮无枪炮者，倘敌手也有，胜败便在不可知之数了。这时候才见真强弱。”(鲁迅《补白》) 自不待言，国人所有的麻木、冷漠、怯弱、愚妄，都是这块腐恶的文化土壤滋生出来的藤蔓，自鲁迅时代以降，它纵曾被革命的血与火、剑与犁“刀耕火种”过不知多少回，播下的却总是“国”和“族”之梦想，而“人”的种籽依然在冷土之中等待惊蜇之雷。 如今互联网的“防盗门”又一次换代升级，无声的中国仿佛就此海晏河清，国泰民安了。“他们要掩住青年的耳朵，使之由聋而哑，枯涸渺小，成为‘末人’，非弄到大家只看富家儿和小瘪三所卖的春宫，不肯罢手。甘为泥土的作者和译者的奋斗，是已经到了万不可缓的时候了，这就是竭力运输些切实的精神的粮食，放在青年们的周围，一面将那些聋哑的制造者送回黑洞和朱门里面去。“(鲁迅《由聋而哑》)
一个灯红酒绿和五毒俱全的镀金时代，造就了具有颓废和屈辱双重性格的一代人。青年向来憎厌市侩，但他们不得不向现实屈服，然后用夸张的愤怒去漂白身上的市侩气味。 借用一位作家(张承志)的话来说，叫做“精神清洁剂”__在我看来，这和“爱国气功”的调息大法意思相去不远。 然而，青年可塑性颇大，他们属于将来，现实生活只是与未来有关的一些时代场景。别的不说，光说围砸西方使馆两年多之后，北京突发一起青年抗议运动，他们再度包围美国使馆，其诉求却是“我们要签证！”追求受现代教育的权利，追求自由和真正做人的权利，这是人类的天性使然。他们多么想挣脱铁笼子、冲决大大小小的“防盗门”，领略别样的人生。试问：还有什么绳索镣铐和造作煽情的宣传能长久地禁锢他们驿动的心？ 只不过，骚动青春期已过的“超龄愤青”，其可塑空间便不太大了。他们整个心理生长期都浸淫在仇外和说不的沼气池之中，现实社会又是一个硕大无比的酱缸，他们之愤青情结便由“超龄”而至永远，除了无尽的愤怒和把国族奉为正朔，他们找不到任何精神救赎之途。这又怎怪得了他们？追溯半个多世纪以来的“三坟五典，金人玉佛”，还有什么是值得他们信奉和献身的？“民族主义”这盏烛火，确系精神宗祠不灭的孤灯。至于它能否引导中国臻达现代国家，走向自由富强，那不是他们所考虑的，他们首先要解决的是心灵归属的问题。惜乎，正是倡导这个“主义”的宗祠族长屡屡蹂躏侮辱他们的感情__权力者慷慨激昂的信仰布道之余，却深谙这是“玩的就是心跳”的游戏，来真格的可玩不起。于是，说不群英总嫌族长“不够强硬”，尤是“超龄愤青”至为悍烈，恨不得“驾长车，踏破贺兰山缺”，以一展报国情怀。那么，究竟要“强硬”到何种地步才遂猛士之意？数来大概当推下诏向西方列强宣战的西太后了，这才是“说不”的极致！ 再来听听鲁迅是怎么说的：“中国现在的人心中，不平和愤恨的分子太多了。不平还是改造社会的引线，但必须先改造了自己，再改造社会，改造世界；万万不可单是不平。 至于愤恨，却几乎全无用处。 愤恨只是恨恨而死的根苗，古人有过许多，我们不要蹈他们的覆辙。 我们更不要借了‘天下无公理，无人道’这些话，遮盖自暴自弃的行为，自称‘恨人’，一副恨恨而死的脸孔，其实并不恨恨而死。”(鲁迅《热风》随感录) 超龄愤青颇能印证鲁迅的描述，他们确有一副恨恨而死的脸孔，每逢爱国气象台“风球”高悬，他们便双目血丝陡现，而颈脖青筋之直径更是骇人，委实教人担忧和怜悯他们的甲状腺。不过既然鲁迅判断他们不会恨恨而死，那也就放心了。 其实，“超龄愤青”斗志虽旺，却非宗祠里的直系嫡亲的一房，因为他们之心理郁闷和狂躁，尚不会导致他们和酱缸里的群蛆同流合污。超龄愤青并非这个镀金时代的既得利益者，他们不至于把现实的粪池说成是民族的风水龙穴。故此，他们爱国而不忠君，尚与“无耻”保持距离，真正寡廉鲜耻的是另一群人。 闻说有个立论：中产阶级壮大之日，即民主瓜熟蒂落之期。恕我孤陋寡闻，没读过这家思想门派的理论秘笈。我只相信，如果中国实现了民主化，中产阶级倒会是维护现状、拥戴民主政治的力量；但就目下，中国之中产阶级却是维护集权现状的“安定团结”之一房人。这个群落里盛产帮闲师爷，所谓中国人(主要指农民)素质低，缺乏民主的土壤；又或自由民主是西方的奢侈品，中国人玩不来……诸如此类，都是这个帮闲阶层的贡献。无疑，中国近廿多年的经济发展，社会财富的总量增加了，“大饼理论”便应运而生__某家学说谓，面对种种社会矛盾，只要把“饼”做大了，便如黄历通书所言：“诸事皆宜，百无禁忌。”自不待言，他们从这块公共大饼的盛筵里已分得一杯羹，居有屋食有鱼出有车，这本是好事，却被他们“三分颜色当大红”地涂写成时代的徽记，生存权及民生、民本等阔论，便成了为“开明专制”鸣锣开道的“肃静”“回避”红漆牌子。众所周知，现代国家的价值标准是人人生而平等；公民有言论、结社自由；人民有选举权和知情权……这些在中国都付诸阙如！帮闲师爷却告诉大家稍安毋躁，面包会有的，牛奶会有的，这不，我已经有了，你们也将会有的。中国再经不起折腾了，慢慢来吧。于是，民主改革在他们那里就成了充满变数的末日式的“折腾”。 鲁迅在《这个与那个》写道：“古来就是这样，所谓读书人，对于后来者却反而专用彰明较著的或改头换面的禁锢。近来自然客气些，有谁出来，大抵会遇见学士文人们挡驾：且住，请坐。接着是谈道理了：调查，研究，推敲，修养，......结果是老死在原地方。否则，便得到‘捣乱’的称号。我也曾有如现在的青年一样，向已死和未死的导师问过应走的路。他们都说：不可向东，或西，或南，或北。但不说应该向东，或西，或南，或北。我终于发见他们心底里的蕴蓄了：不过是一个‘不走’而已。” 其实，正是师爷们的“盛世危言”在祸国殃民，须知没有人打算在中国发动革命，革命之梦魇对几辈国人来说，都刻骨铭心，谁都晓得温和渐进为一帖良药；然而政治改革始终裹足不前，再蹉跎下去，形同“混吃等死”，革命之魅影一旦从上个世纪的魔瓶里释放出来，又有谁能挡得住？ 还要指出，“说不师爷”也是这个阶层的特产。他们对民族主义其实不及愤青及“超龄愤青”那么忠忱，至少不是他们精神信仰的主轴，但要说他们的精神世界里还有什么实在的“干货”，这点甚为可疑；虽则他们偶尔也会评点几句时弊，但要说他们真有爱国心和民族情怀，这同样是可疑的。 鲁迅对这类帮闲者有过入木三分的刻画，把他们称为“二花脸”(又称“二丑”)。在舞台上，二花脸身份比小丑高，而性格却比小丑坏。“义仆是老生扮的，先以净谏，终以殉主；恶仆是小丑扮的，只会作恶，到底灭亡。而二丑的本领却不同，他有点上等人的模样，也懂些琴棋书画，也来得行令猜谜，但倚靠的是权门，凌蔑的是百姓，有谁被压迫了，他就来冷笑几声，畅快一下，有谁被陷害了，他有去吓唬一下，吆喝几声。不过他的态度又并不常常如此的，大抵一面又回过脸来，向台下的看客指出他公子的缺点，摇着头装起鬼脸道：你看这家伙，这回可要倒楣哩！ 这最末的一手，是二丑的特色。因为他没有义仆的蠢笨，也没有恶仆的简单，他是智识阶级。他明知自己所靠的是冰山，一定不能长久，他将来还要到别家帮闲，所以受着豢养，分着余炎的时候，也装着和这贵公子并非一伙。......世间只要有权门，一定有恶势力，有恶势力，就一定有二花脸，而且有二花脸艺术。我们只要取一种刊物，看他一个星期，就会发现他忽而怨恨春天，忽而颂扬战争，忽而译萧伯纳演说，忽而讲婚姻问题；但其间一定有时要慷慨激昂的表示对于国事的不满，这就是用出末一手来了。这最末的一手，一面也在遮掩他并不是帮闲，然而小百姓是明白的，早已使他的类型在戏台上出现了。”(鲁迅《二丑艺术》)
真正值得尊敬的爱国者，是使自己和所有同胞成为其“人”的有志之士，他们从平凡的事体做起，关注家乡社区的建设，从一草一木乃至为细微末节之每一平方厘米的民主权益而抗争；他们当然从未忘却同胞的“生存权”，以我所见，他们关注的多有“非政治化”的问题，如教育、环保、爱滋病等等；他们热爱中华文化，又为这种文化融汇到世界文明的潮流而努力，他们并不抗拒“全球化”，却又警惕强势资本财团的无限扩张，捍卫个性、个人尊严和抵御“麦当劳化”的文化趋同；他们直面人生，为劳苦大众的不平而疾呼，决不对一切侵犯人权的权势者低下自己的头颅。 如鲁迅所言：“我们从古以来，就有埋头苦干的人，有拼命硬干的人，有为民请命的人，有舍身求法的人，......虽是等于为帝王将相作家谱的所谓‘正史’，也往往掩不住他们的光耀，这就是中国的脊梁。 这一类的人们，就是现在也何尝少呢？他们有确信，不自欺；他们在前仆后继的战斗，不过总在被摧残，被抹杀，消灭于黑暗之中，不能为大家所知罢了。说中国人失掉了自信力，用以指一部分人则可，倘若加于全体，那简直是诬蔑。 要论中国人，必须不被搽在表面的自欺欺人的脂粉所诓骗，却看看他的筋骨和脊梁。自信力的有无，状元宰相的文章不足为据的，要自己去看地底下。”(鲁迅《中国人失掉自信力了吗》) 我相信，等到中国切实履行《世界人权公约》、《公民与政治权利公约》、《经济、社会及文化权利国际公约》之时，这些真正爱国爱民的仁者勇者运用“结社自由”之权利，鼓吹的不是高谈阔论的“主义”，却是倾力于“问题”，是他们在为弱势族群奔走请命，保卫个人权益。在西方社会，民权团体是政府和庞大资本集团所忌惮的挑战者、监督者。这种“脊梁”式的人物，中国现在也不缺，将来会更多。 而那些血热中肠的“民族主义者”，则对凡人琐事兴趣缺缺，明明关乎中国人的命运，他们却认为，是权力者垄断的游戏，和我们小民有何关系？于是他们便去专门关注“世界政治”，去用口水痛击国际霸权主义__因为这是才被恩准的命题。鲁迅又言：”而况‘疱人虽不治疱，尸祝不越尊俎而代之’，也是古圣贤的明训，国事有治国者在，小民是用不着吵闹的。不过历来的圣帝明王，可又并不太卑视小民，倒给与了更高超等自由和权利，就是听你专门去救宇宙和魂灵。这是太平的根基，从古至今，相沿不废。”(鲁迅《新秋杂识》) 有鉴于此，我觉得众多批评家对新潮民族主义的冠词诸如“狭隘的”、“狂热的”、“病态的”，都不甚妥贴，最贴切者应称为“伪劣的民族主义”——我在此放弃此名词的专利，可供公众使用。 最后以鲁迅痛切的疾呼为结束语— “多有不自满的人的种族，永远前进，永远有希望。多有只知责人不知反省的人的种族，祸哉祸哉！”(鲁迅《热风》随感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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