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足迹】连载二：微型小队·赶场·城里fa哥和乡下fa妹·书趣……
作者：王安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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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足迹】连载二：微型小队·赶场·城里fa哥和乡下fa妹·书趣……
作者：王安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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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足迹】连载二： 五、微型小队 大塘大队与湖南省会同县郎江区蒲稳公社毗邻，距蒲稳（公社所在地）乡场仅5华里。那里供销合作社的农资物品和百货商品一应俱全，远比贵州的商品供应丰富充足得多。乡亲们通常都乐于到那里赶场，除非万不得已一般都不愿往白市跑。 由于地理位置所限，这里上交公（余）粮也由郎江区粮管所代收。尽管同样得靠肩挑运输，但湖南的山路远比贵州平坦得多，而到郎江的路程也不像到白市那么遥远。 我们落户的12队属大塘大队，恐怕也是全公社规模最小的生产队了。 全队六户人家共计32人。 17名成年人中，老年人近一半：5女3男。另有三、四十岁的4对夫妇和一个比我们小两、三岁的小伙子——世枚。 15个孩子中有5个小学生，其余都是蹒跚学步的幼童和襁褓中的婴儿。 六户人家分散居住在一里开外的三个地方。 我们落户的位置居中，在白头溪上游右侧的半山腰上。上下两栋木屋呈阶梯状，中间是不大的院子，下屋坎下的翠竹林一直覆盖到山脚的小溪边。屋左的小路边有一棵很大的桂花树和一片板栗树林，屋右侧紧挨菜地的一大片楠竹林望不到边。上屋背后的坎上是一块平整的土地，面积与屋基差不多，队里将它划给我们作自留地。再往上就是漫延到山顶的树林了，其中杉树松树居多。 我们的房东是桂花老人和他寡居的大嫂——金岸大娘，也就是招待我们的那位老人家。 桂花佬解放前是本地远近闻名的师塾先生，能写一手漂亮的毛笔字，虽然满腹经纶但为人谨慎低调，后来与我成了忘年交。他老伴有些背驼和耳背，但身体硬朗，除了料理家务还能下地干活。 他们的独子泽坤年近四十，曾在公社成立之初担任过大队会计，为人忠厚老实。儿媳银秀娘家在湖南，只有她的话我们能够听得懂，以至很长一段时间内都由她充当我们与乡亲们之间的翻译。 泽坤夫妇有3个女儿2个儿子。全家9口三世同堂，其乐融融。 金岸大娘膝下无子，女儿远嫁他乡，属于“五保户”，独自开伙。第一个月，队里安排我们在她家搭伙。蔬菜、柴禾由队里的乡亲轮流提供，粮食和食油我们自己购买——第一年由政府供给。 顺白头溪而下的小路旁是队里常年不断水的几丘冷水田，由于地处低谷日照有限，稻谷产量并不高。 冷水田左边的半山腰上也有两栋木屋，一栋住的是世明（此前我们见过的退役军人）全家5口、还有他父母和一个弟弟。另一栋住的是他的大爷大娘（伯父、婶婶），两老无儿无女，也是“五保户”。 那里的位置比桂花老家略低一些，两户人家放声高喊互相能够勉强听见声音却看不见对方房屋和人的踪影。 还有两户人家住在桂花老家山背后的山脚下。同样上下两栋屋，上屋是生产队会计兼队长世涛一家5口和他的老母亲，下屋住着世黄一家6口。 独家村——此前仅仅在书本上见识的东东，这回我们算是实实在在地身临其境了。 不过，这里也有得天独厚的自然优势。较别的队而言，12队的森林最大树木最多，其中盛产的楠竹、杉木和松木是队里主要的经济来源。柴禾更是俯拾皆是，燃料不成问题。最重要的是人均耕地面积比其他生产队要强许多，我想这也许就是上级把我们5个人安顿在这么小的一个队里的重要原因吧？ 事实上，我们的到来无异于咽喉夺食，乡亲们不可能真心欢迎我们。当然，彼时彼地我们这些不谙世事的愣头青是绝对不会懂得由此对乡亲们造成的伤害的了。
1969年1月5日星期天，是我们下乡后的第一个（白市）赶场日。与湖南不同的是，贵州是7天一场，逢周日赶场；而湖南是逢5赶场，即农历的初五、初十、十五……逢场。 尽管路途遥远，我们也不得不到白市去赶场，因为必须到公社领取生活费，此外最主要的原因就是邮寄信件了。其次，也只有到白市赶场，才能与其他同学会面。不知是有了第一次进山的经历和心理准备，还是经过两天的休息恢复了体力，或者是给亲人和朋友们寄信的心情迫切，这次出山到也不感到十分吃力。加上一路还见到不少赶场的乡亲，我们5人一路说说笑笑不知不觉就到了白市。 时间已过晌午，街上全是四里八乡前来赶场的乡亲。街道两旁摆满了老乡们自产自销的农副产品，狭窄的街道上赶场的人摩肩接踵更加拥挤不堪，我们首先直奔邮局。 邮局在主干道中部左侧的岔道里，岔道是一级一级石砌的阶梯，阶梯两旁是兜售草鞋的乡民。邮局里几乎全是知青，局里唯一的营业员正忙得一塌糊涂。大家把各自的信件投进邮筒后，我才感到口干舌燥，饥肠辘辘，提议赶紧找饭店加油。 白市饭店坐落在街道入口的右侧。饭店前的空地四周蹲满了买烟叶、辣椒的乡亲。不少乡亲端着碗站在饭店大门外就餐，我们穿过人群挤进饭店，整个饭厅全被知青占领，桌上、凳子上都坐满了人，彼此正旁若无人的大声交谈，间或有人高声招呼出现在门口的熟人。不管是饭店的服务员还是就餐的乡亲，对这群无法无天用完餐依然霸占桌凳不放的年轻人真是敢怒不敢言，这从他们的眼神里很明显可以看得出来。 吃完面条，我们顾不上与别的同学多拉家常，赶紧到公社领取生活费和购粮证，就匆匆与熟悉的同学话别踏上了归途。 大家非常清楚，如果再耽搁，返程途中就很可能又要摸黑了。
起初我们与大多数老乡语言不通完全是对他们所说的“酸汤话”一无所知。当地的这种方言正如他们自称的“酸汤苗（族）”已无从考证。事实上，他们的服饰和生活习俗与汉族相差无几，语言也只是与汉语的阴阳上去不同。而有些名词竟然与千里之遥的上海话惊人相似，比如“弄堂、里弄”和“嗲嗲（爹爹）”等等。 我一直奇怪当地老乡为何把“干活”称为“仰工”。“活”与“工”的近义之处不难理解，而“干”与“仰”貌似相去甚远，细细推敲却有一定的道理：活——活路，干活才有活路；工——与活同义，仰——仰仗，仰仗工作才有活路。如果把“仰”字换成“养”，就更好理解了。不过，“仰工”二字我是在队长兼会计世涛的记工本上看到的，至今记忆犹新。 不管怎样，当了知青就免不了干活。除了参加队里的农业劳动，还得面对日常生活中的杂活。 迫在眉睫的问题是燃料——柴禾。 眼看乡亲们为我们贮备的柴禾一天天减少，我暗自着急，天寒地冻，取暖做饭可需要不少燃料，再说生柴难烧，还必须准备引火的松油柴，必须及早准备。当然，砍柴这样的任务理所应当由我们男生完成。 现在回想起来当初真是笨得出奇，如果不是害怕乡亲们笑话，我们完全可以轻而易举捡那些乡亲们砍柴剔掉不要的细小树枝，那是可以随捡随烧的干柴啊！（五年以后，我到江东小学代课，周六回到队里就再没有正儿八经砍过柴，完全是临时上山解决。） 我们学老乡专找那些笔直的不粗不细的木柴。远看满山片野的灌木丛和荆棘林，理想的木柴却不多。转了半天收获无几，正有些泄气，阿四在不远处大声喊：“这里有干柴！”我和老十走近前，果然看见一片光秃秃的树林，树干呈黑褐色，浑身上下没有一片树叶，我们举刀就砍。 “莫砍！莫砍！”世枚仿佛从天而降制止我们，他心疼的看看树上的刀口又看看我们，“这是桐油树，砍不得的啊！”“你们想砍柴？我带你们去吧。”在世枚的指点下，我们认识了最好烧的桎木柴和栗木柴，这两种木柴即使是刚砍的生柴也能烧得燃，而且有火子。世枚还告诉我们，栗木柴烧成的木炭质量最好，无烟而且熬火。 砍好木柴，没有东西捆。我灵机一动，解下腰间的武装带代替绳子，却怎么也捆不紧，逗得世枚哈哈大笑。 笑毕，他在路边砍了一根指拇般粗细的桎木树，把根部踩在脚下，两手将树梢一阵猛扭，然后把树梢弯成180度缠在树干上做成个套后平放在地，把木柴拦腰放上去，再将子木树根穿过树梢套，一边用脚踩住木柴，一边用力拽树根，之后又是一阵猛扭，然后将扭曲的树根别进木柴捆里。 整个动作干净利落一气呵成。顿时让我们对这个看似有些木讷的青年刮目相看。 我由衷地感谢世枚，是他，给我们上了知青生活必备的砍柴课。
晓得“fa”意的人看到拙文的标题一定会哑然失笑：乡下fa妹？这不是画蛇添足多此一举么？“fa”（简谱中“4”的唱名）——是早在40多年以前贵阳（城里）人背地里在乡下人称谓前强加的蔑称，讥其土气、可笑和落后，含有露骨的岐视和嘲笑之意。 具有讽刺意味且让人始料不及的是，随着大规模上山下乡运动的进展，我们这些自以为高“fa”民一等的城市青年学生，一夜之间也变成了名副其实的fa哥fa妹。 不过本文中的“fa妹”却是地地道道的男性回乡知青。只是他的名字“世枚”与“4妹”谐音，又是生产队里惟一与我们年龄相仿的青年，我们这些不知天高地厚的新fa哥便肆无忌惮地公开叫他“fa妹”。这个绰号甚至得到不明就里的淳朴山民们的认同，队里男女老幼都跟着叫他“fa妹”，他毫不生气（当然也不可能知道“fa”的含义），咋喊咋应，成天乐呵呵的。 fa妹高小毕业就辍学回乡，虽比我们小3、4岁，力气却让我们望尘莫及，农活更是样样娴熟，是生产队里屈指可数的棒劳动力之一，此外还兼任队里的保管员。 虽不善言谈，fa妹却很爱动脑筋。我们认识不久，他就在地头干活歇气时给我们出了道难题：“地球是圆的，那么它搁在哪里？怎么不掉下去？”宇宙——天体——银河系——大气层……，怎么讲得清呢？唉，我们这些名为“知青”的城市fa哥，实际上拥有的知识其实与脚下的土地一样贫瘠。大家面面相觑，无人能答，之前在他面前的优越感顿时荡然无存。 fa妹眼珠一转又换了个问题：凳板木马三十三，一百条腿，问凳板木马各多少？ 这用简单的二元一次方程即可解答的数学题自然难不住我，但如果此前没有见识过木工用的木马，还真不知道该从何算起。使我惊讶的是，仅有高小文化程度的他竟能用如此简洁的语言出这样的数学题，我对他的好感顿时倍增，而他对我迅速给出的答案也非常满意。 此后，我和fa妹渐渐成了好朋友。“fa”已经没有了当初的岐视和嘲笑的成分而完全变成了他的昵称，正如他喊我fa哥一样。
收工时走在最前边的莲香嫂突然惊呼：“蛇！”同时恐怖地盯着旁边的草丛后退几步，我们循声望去，只见那里茅草丛悉悉索索一阵响动，不见蛇影。还是世枚胆大眼尖反应最快，几步赶上前去举起锄头就打。 听说蛇被打死，大家这才壮胆上前，只见世枚用树枝把蛇从草丛中挑出来，那条蛇足足有两米多长，柴刀把一般粗。 “是菜花蛇”，桂花老告诉我们。 “菜花蛇？”我顿时有一种急于表现自己的冲动，便对世枚说：“送给我好么？”“你要它做么的？”“打牙祭啊！”“打牙祭？”他惊讶地望着我。 “你们真敢吃蛇？”老人们将信将疑。 就连同学们对我的决定也莫名其妙。 他们那里知道，其实早在下乡之前，我就见识过菜花蛇。虽然没有亲自动手，但确确实实看到比我大两岁的伙伴罗罗拿回在郊区打到的菜花蛇，亲眼见他剥皮、烹煮。而且还与同院子的伙伴们一起分享美味的蛇汤。 我向桂花佬要来根铁钉，把蛇钉在屋前的大树上，学罗罗当时的样子用菜刀顺蛇颈子划了一圈，然后两手掐住刀口处的蛇皮往下用力拉，就像为蛇脱衣一样，立刻从刀口处逐一露出来六七寸长白色的蛇肉，再用力拉，没想到蛇身一下子断在我手里，蛇头依然钉在树上。仔细查看，原来是从蛇被打时的伤口处断掉了。 我正拿着无头的蛇身无计可施。 “我来！”晓君上来两手抓住蛇颈，我继续使劲掐住蛇皮往后拉，硬是在众目睽睽之下剥下整张蛇皮。惊得围观的乡亲们目瞪口呆，谁都没有想到晓君竟然会比男子汉胆子还要大。 撕掉内脏，我把蛇砍成2寸长的小段放进鼎罐在露天煮。老十很奇怪：“你怎么不到厨房里去弄呢？”“那不行，只能在外面弄，如果在屋内沾上扬尘，那会要命的！”“是呢是呢，可不敢在屋内弄，那样会毒死人的！”桂花佬在旁边证实了我的说法。 蛇炖好之后，只有一直看我操作的桂花老在我的怂恿下端起碗，与我们一起分享美味的清炖蛇汤。 在当地，乡亲们从不敢吃蛇，打死蛇后通常都是就地埋掉。有人问桂花佬：“味道好么？”“好得很，就像喝鸡肉汤一样香呢，只是蛇肉有些老。”“这些知青伢子，胆子真大。” 其实说起蛇谁不害怕啊？特别像我们这些初到山间的学生娃，十有八九眼睛都不好使，面对高山密林灌木丛生荆棘遍地的环境，有时独自走在山路上，冷不丁旁边一阵响动，浑身都会冒出鸡皮疙瘩。不怕才怪！ 同学们都全部返城后，我就曾经与毒蛇短兵相接过，至今想起来依然感到后怕。 那是三伏天，我独自到湖南蒲稳打煤油，返回时都已到了驻地下竹林中的小路上，走着走着猛然看见路中央一条酒瓶口粗的蛇盘成一盘挡在眼前，浑身呈深褐色，蛇身上是铜钱般的花纹，蛇头立在正中央定定地盯着我，来不及停下脚步也来不及多想，我本能地一跃而起，越过盘蛇没命地奔回驻地。 听了我的描述，桂花佬告诉惊魂未定的我，那是五步蛇，毒的狠。人、畜一旦被咬，五步之内必定倒地身亡。 不过，蛇一般不会主动伤人，你只要不去惹它，它也不会咬你，走路时多加小心就行了，桂花佬如是说。
下乡前我凭知青购物证买到了一双农田鞋，所谓农田鞋其实就是军绿色的高帮解放鞋。我个子不高却有一双40码的大脚，难怪晓君第一次见我穿这双鞋子从楼梯上下来时忍不住打趣：“你让我一下子想起《大皮靴叔叔》。”我不知道她说的《大皮靴叔叔》是书本上的人物还是电影里的角色，随口应道：“脚大桩子稳嘛！” 冬季，农田鞋还适用。到了春天下田干活，就非常麻烦了。不像乡亲们双脚互相一蹬就将草鞋退在田坎上，咱得坐下来解鞋带脱袜子。更让人恼火的是山里的水田大多是小块小块的，有时半天就得转移两三次，遇到距离远时穿鞋也不是，不穿也不是：穿吧，麻烦；不穿，硌脚。眼看别人已经走了自己还在田坎上磨蹭自然不好意思，只好拎着鞋袜踉踉跄跄去追别人，狼狈不堪的模样常常惹得乡亲们哈哈大笑。 夏季雨多，当鞋底的花纹磨平后，穿着它更是提心吊胆一步三滑，稍有不慎便会仰面朝天滚身泥巴，那窝囊劲可不是“滚一身泥巴，练一颗红心”的口号可以消减的。 那时城市青年流行穿蓝色的网球鞋，知青当然也不例外。穿网鞋轻便美观大方，让人充满青春活力，同学们只有在赶场天休息时才会穿上它。平时都舍不得穿，更不会穿去干活。 大家一致认为，草鞋才是最好的农田鞋。于是赶场天便在乡亲们的指点下到白市各买了一双细密草鞋。 细密草鞋其实是当地老乡专为妇女儿童制作的草鞋，优点是细腻光滑，不打脚也不会磨伤皮肤，缺点是没有男子们穿的“老草鞋”那么结实和耐磨。不过后者的粗糙程度让我们这些细皮嫩肉的学生娃望而生畏，这也是乡亲们建议我们先买细密草鞋穿的原因。 自打穿上草鞋，困扰我十多年的脚气病居然不治而愈。高兴之余禁不住在同学们面前自我揶揄：看来上山下乡当农民是我的宿命？ 两年后，我已经穿老草鞋出工了。 老草鞋再扎实，也会有报废的时候。我就曾因为它的突然报废而吃过苦头。 那是秋收时节的一个傍晚，我往回挑谷子时右脚的草鞋底突然断掉了，只得赤着右脚上路。天已擦黑，没想到脚板后跟突然与板栗球亲密接触。当时疼得我冷汗直冒，那是一段坡地，肩上压着的百十斤担子根本无法放下，我不得不忍痛甩掉板栗球，咬紧牙关踮着脚继续蹬坡。上到坡顶放下担子，我对嵌入脚后跟里的那些板栗刺毫无办法。望着别人远去的身影，我只好硬着头皮坚持踮着脚把谷子挑回队里的粮仓。 夜晚，就着煤油灯的微光，我费了很长时间才用针将脚底那些板栗刺一根一根挑出来。 这是一段刻骨铭心的记忆。四十年后，我以此为题材试着学填了一首“秦楼月”： 秦楼月 秋收 草鞋烂。赤足登坡肩荷担。肩荷担。误踩栗球，眉心冒汗。
豌豆尖是贵阳人对豌豆苗的俗称，是乍暖还寒的春季里下火锅最好的菜蔬之一。通常将其放进沸腾的火锅底料里即烫即吃，贵阳人称之为吃“活菜”。这种寻常百姓家的菜肴到了我们上山下乡时竟变成遥不可及的珍馐了。 那是下乡第二年初春的一个傍晚，收工后我和同学们走在最后，路过世枚家菜园旁时，发现菜园的竹篱笆上爬满了豌豆藤，参差不齐的藤尖竞相往上攀，微风拂过，那嫩绿的豌豆尖在落日的余晖中摇曳不定，仿佛频频向我们招手。 没人提议，大家竟不约而同上前摘起来。转眼间，路边竹篱笆上的豌豆尖便被一扫而光，收获不算多却也足够晚餐做菜了。 那一刻，没人考虑菜园主人的感受和此举有可能产生的后果，只图一时口舌之快而将自己置身于尴尬的境地。以至于次日早上被世枚大嫂指责时，一个个耷拉着脑袋面红耳赤无言以对，乖乖任凭她一顿数落。我见到世枚时更觉得无地自容，恨不得找个地缝钻进去。 事实上，头天晚上我们吃到的豌豆尖并无半点记忆中的美味，因为没有丁点油腥。所谓水煮盐香，并非对所有菜蔬适用。比如蕨菜、竹笋和茼蒿等被称之为富贵菜的原料，没有油还真不行。豌豆尖也属于这一类，说句难听的话，离开食油和肉类，这些菜吃起来简直与猪菜差不多。 整整一个星期，除了世枚外，他的家人对我们都没有好脸色。而我们对他们也唯恐避之不及却又不得不天天见面。队里就那么几个人出工，我们能躲到哪里去呢？彼此心照不宣，别扭极了。 事情的转机出现在一周以后。那些被我们掐掉藤尖的豌豆植株奇迹般的从断枝处长出若干新的豌豆尖和绿叶，而且枝繁叶茂，让世枚一家惊讶不已：真是活见鬼了，这些学生娃娃乱掐乱摘何至反倒让豌豆越长越好？难不成他们个个都有财运？ 其实我们哪里有什么财运啊，只是误打误撞无意间替他家豌豆做了一次田间管理罢了。当时我们并不知道，蔓生豌豆在株高30厘米时必须搭架，同时在春节前后可采摘部分茎梢或摘心作蔬菜食用，而且可每隔7-10天采摘一次，从而达到高产。 当然，这些栽培知识是后来我从父亲收集的蔬菜栽培技术书籍中获知的，而当时对此却是一无所知。 不管怎样，世枚一家对我们的怨气就此烟消云散，我们当然是求之不得了。
下乡三个月后，队里才给我们评工分。 参加评分的只有全队里的8个男人，其中还包括世枚的父亲、大爷和桂花佬3位老人。 那时我就有些纳闷，都什么年代了，这里的乡亲们怎么还有封建的大男子主义，什么都是男人说了算，不是说妇女能顶半边天么？更有甚者，家里待客，妇女不仅不能上桌陪客，还要恭恭敬敬站在旁边为客人斟酒添饭。 平日里她们同样下地干活挣工分，收工回家急急忙忙挑水、砍猪菜、烧火做饭，还要照顾孩子。男人们回家一屁股坐在堂屋门口，接过女人端来的面盆洗脸后，便心安理得地抽旱烟等着开饭，从不见他们为老婆搭一把手帮帮忙。 开会不要妇女参加，她们落得躲到一边干干私活。似乎对我们的工分也不感兴趣。 大家坐在我们的堂屋外，队长开门见山：“今天大伙给老王他们几个评一下工分，他们来了几个月，大家看看工分怎么定？”乡亲们你望我我望你，一时间没人答话。 第一次让人这样当面评头论足，真让人五味杂陈不是滋味。我忐忑不安地望着他们，不觉有些脸热心跳。 世枚的大爷盯着世明提议：“我看还是世明先讲讲吧，他对他们几个要熟一些。”世明——世枚的哥哥，就是我们第一次在金岸大娘家吃饭时碰到的那位退役军人，原是某部驾驶兵，因故被提前发配回家，入伍前在农村就已经娶妻生子。在外面闯荡几年，自然与我们交流起来就不会像其他乡亲那样存在语言障碍。队里指派他带我们购买所需的生活用品和劳动生产工具，我们的安置费也由他代管，因此与我们接触的机会的确要比其他人多得多。 “那我就说，”世明也不推辞，“我看这样，老王7分。老欧嘛，6分半。老刘和小任6分，小管5分。”说完又问我们：“你们几个有没有意见？”我们低头不语，其他人也没有说话。 三个男生中我的个子最小，工分居然比他们定得高，我猜想一定与此前到白市挑装备有关。 一个月前，队里派世明带我们3个男生到白市购买我们必备的第一批装备——自用的农具和炊具。 锄头、柴刀、镰刀各五把，大小鼎罐三个，一口炒菜锅和一个三角撑架，全是铁家伙。这些东西分装在两只箩筐里按说分量不重，但对我们这三个初来乍到从未负重长途跋涉的学生来说，也实在不轻。 开始，我们3人轮换着挑担子，说说笑笑边走边聊，倒也不觉得十分吃力。慢慢地，压在肩头的担子似乎越来越沉，即使轮空休息赶路时也有些气喘吁吁。大家一言不发默默赶路。 当担子又一次压上肩头时，我努力加快了脚步。不知是心理作用还是惯性使然，脚步一快，肩上的担子仿佛不再死沉死沉的。我两手紧抓筐绳尽力保持平衡，扁担随着步伐的节奏上下晃悠，担子似乎顿时轻了许多。渐渐地，我越走越快，把他们远远甩在后头，一口气登上了兰溪山顶。 放下担子，我就势坐在以两个箩筐为支点的扁担上，等老十他俩上来换我。 记得有人说过：困难像弹簧，你强它就弱；你弱它就强！我想眼下的这副担子不正如弹簧么？ 山风扑面而来，我不禁打了个寒颤。他们依然无影无踪，再不走，我难免感冒。不能再等了，我起身挑起担子继续赶路。 就这样，我一路走走停停，停停走走，始终没能等到他们，独自把装备挑回了队里。 …… “你们有没有意见？”队长又一次问。 我心里并不高兴，尽管在同学中我的工分最高，却连队里的妇女也比不上。她们8分，老人们9分，男子都是10分。不过话说回来，我们初到农村，啥都不会，干活的确比不上妇女，挑担子未必赶得上老人，哪里还有本钱讨价还价？只得把不快藏在心底表示同意。 插秧前，同学们陆续回家了。而我因为家境困难，不得不独自待在农村参加生产劳动，无意间竟在知青中成了积极分子。 这时，四舅受母亲之托到生产队里看我，看到我锋利的柴刀和堆放在院里的柴禾，他赞许的点点头，问我每天挣几分，我如实告诉了他，感到非常难为情。 不想我们的谈话被桂花佬的儿媳妇银秀嫂听见了，她私下里对我说，只要我天天跟大伙一起出工，我的工分就会和她们一样。 不知是她的意见起了作用，还是我独自坚持感动了乡亲们，当年我的工分的确从那个月加到了8分。 年底结算，我挣得1300分，扣除粮款，还分到65元现金，是5个知青中惟一没有超支的人。 我到邮局给母亲寄去十元钱。钱虽不多，毕竟是我离家后挣得的第一笔钱，只想给千里外的母亲些许安慰。 为我办理汇兑的欧阳奇怪地打量我：“别人都是来取钱，你怎么还有钱往家里寄？”我随口撒了个谎：“是帮别人买东西的钱，东西买不到，寄去还人家。”当年贵州物资匮乏，而湖南的日用商品要丰富得多。许多知青常常往贵阳邮寄洗衣粉、肥皂牙膏等等东西。欧阳没有理由怀疑我的谎话。 第二年，我的工分加到9分。实际上我大多数干活的时间也是与桂花佬同进同出，他教会我插秧、薅田、砍田坎、出牛圈（牛粪）等等农活。 到了第三年，队里一致同意我和男子们同工同酬——10分。至此，我基本完成了从城市学生娃到新农民的嬗变。
（一）“床脚”的书 “你的《玛垃珂深渊》看完了没有？看完先给我看！”早饭后哓虹问我。虽然同学们都想先睹为快，但哓虹年纪最小，没人好意思和她争。我正在洗碗，让她自己上楼取。 “书放在哪儿？”“床脚”，我不假思索地回答。 “床脚？！”她睁大眼睛奇怪地望着我，其他同学楞了一下，同时忍俊不禁笑出声来。 我这才反应过来，我们在楼上睡地铺根本没床，哪来的“床脚”啊？自己也觉得好笑，赶紧讪讪地更正：“是放在枕头处稻草下的楼板上，其实我把书放到那儿只是害怕睡觉时把书压坏。”晚上晓虹在楼下就着松油柴的火光看书，浓黑的油烟直往楼上我们的寝室里灌，我们被熏得够呛。次日洗脸，鼻孔里的黑漬把洗脸帕弄得一塌糊涂。没人责怪晓虹，她毕竟是小妹啊！ （二）在弗洛西亚的山岗上 雨休，我们在桂花佬家火塘上听老人聊天。世枚的哥哥世明坐在靠窗的位置高高翘起二郎腿，脚上那双崭新的黑色长筒水胶鞋闪闪发光。他不停地活动翘起的脚，一边沾沾自喜地欣赏鞋子，一边暗暗观察旁人的反应。适逢筱君进屋，一眼瞥见世明的动作，对我使个眼色：“呵呵，在弗洛西亚的山岗上！”我忍不住“扑哧”地笑出声来。 “在弗洛西亚的山岗上”，是苏联小说《收获》中的一章，其中描写某哥萨克退伍兵在众人面前夸张的翘腿展示黑色新皮靴，试图引起别人注意的细节，与眼前的情景如出一辙。其实我早就注意到世明的动作和神态，也联想到了《收获》，只是装着没看见罢了。经筱君点破，便再也忍不住笑出声来。当然，除了看过《收获》的同学，其他人都不知道我们为什么会发笑。世明更是一头雾水望着我们，莫名其妙。 （三）无法兑现的承诺 晚饭后到就寝前的时段，是我们围着火塘聊天的最佳时光。当各自的逸闻趣事聊尽之后，最吸引人的莫过于大家看过的小说了。只要有人叙述，哪怕看过那本书的人也会静静地听下去，顶多在发现明显疏漏的地方插上一两句更正一下，绝不会随便打断说故事的人。 我们住的下屋堂屋前后都没有门扇，火塘就搭在靠后门的板壁下，山风吹来，摇曳不定的火光把五个人的身影印在壁上，真有些火烤胸前暖，风吹背后寒的味道。 我在校时就特喜欢看小说，文革期间又在邻居简老师处借阅了他的大量藏书，加上那时记忆力还行，晚上常向大家复述书中的精彩内容。印象最深的是复述雨果的《悲惨世界》，得知同学们都没有看过，我更是兴趣大增，津津乐道：从无辜蒙冤入狱累遭加刑的苦役犯冉阿让说起，到仁慈的卞福汝主教大人怎样用博大的胸怀感化冉阿让；从美丽单纯的少女芳汀被纨绔子弟玩弄遗弃后的悲惨遭遇，到吝啬可恶贪婪的德纳第夫妇怎样虐待芳汀寄养在该处的私生女珂赛特；出身苦役犯家庭的警长沙威怎样用鹰隼般的眼睛和鬣狗样的鼻子追踪马德兰市长；马德兰如何冒着被捕的危险拯救芳汀和她的女儿；平生从不撒谎的修女嬷嬷怎么为保护马德兰市长对沙威撒谎…… 雨果真不愧世界著名文学大师。在复述他的故事时，书中那些栩栩如生的人物仿佛又渐次出现在我眼前，当初在贵阳捧读《悲惨世界》时爱不释手的情景一下子涌上心头。 夜深了，同学们都一声不吭，默默注视着火塘里劈啪作响的柴火。 “后来呢？”晓虹打破了沉默。 “后来？后来的事我就不晓得了，我只看过第一卷。等哪天找到第二卷再告诉你们吧。”我说的是心里话，我真的渴望看到下文。 没有想到的是这一等就等了若干年，拨乱反正后我才从新华书店陆续买齐梦寐以求的《悲惨世界》全集。而同学们早已分道扬镳各奔东西，我当初的承诺永远也没有兑现的机会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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