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草原二十三年见闻杂记》：第八章 婚姻鸡对鸭
作者：逍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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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草原二十三年见闻杂记》：第八章 婚姻鸡对鸭
作者：逍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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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草原二十三年见闻杂记》： （作者按：《草原二十三年见闻杂记》是根据兴国的口述整理，根据兴国本人的愿望，兴国及地名均为化名。按语则是我加的。）
赶上了革命年代，兴国没机会读多少书，但他记性好，爱琢磨，有时候甚至想一出是一出，身上很有些唐吉歌德的影子，闹些个类似于与风车搏斗的笑话……总之，不怎么拿自己的命当事儿。不过，他的婚姻却相当现实：岁数到了，该找对象了，虽说不至于是个女的就行，但按他自己的话说，属于赶鸭子上架，说不上合适，可既然走到了一起，咱就得对人家负责任。就这么鸭对鸡地混过了大半辈子，也从没想过做负心汉。说实话，咱也没那个条件，将老婆当流行歌曲中的小花儿甩了。 我曾经很为兴国的婚姻感叹，觉得他们的婚姻实在是门不当户不对，特别是他非常聪明与健谈，面对一个在农村长大的老婆，我真不知道他是怎么面对的，有什么共同语言，有什么幸福可言。 近日，我和老公请他们夫妇吃饭。我看到，兴国一个劲儿为他那沉默寡言的老婆夹菜，生怕她漏掉了好吃的，生怕她不好意思动筷子。看得出来，他老婆面对我们是拘谨的，更看得出来，兴国对她的关心是发自内心的真诚流露。那一瞬间，我的心里充满感动：这就是相濡以沫了。相濡以沫不是挂在嘴上的，而是实实在在落实在行动上的。按文雅的说法儿，他们不离不弃，已经在白头偕老了。
我没看过多少有关爱情的书，《红楼梦》看过，知道宝黛钗的悲剧。从小学六年级起，我对异性就有着某种美好、懵懂的憧憬。那时，我自认相中的竟然是算术竞赛的对手。她虽然长相一般，可非常聪明，自尊心也特强。每次全年级算术比赛，不是她登榜首，就是我夺桂冠。一次举行竞赛，老师第一次应许要发奖品，她是志在必得，没想到却是我拿第一，她落到第二。虽说奖品只是几支铅笔，到底是挺大的荣誉，气得她好几天撅着小嘴儿不理我……这连单相思都说不上，况且那时的我懵懂无知，不过是对那位争强好胜的小姑娘暗生好感。 到牧区插队不久，有一次去场部，那天的天特别蓝，阳光格外灿烂。一个骑马的姑娘迎面驰来，短打扮，一看就是知青。她冲我微微一笑，圆圆脸庞上立时露出两个酒窝……我的心仿佛被撞击了一下，脑中便迸出“飒爽英姿”四个字来，然后便浮想联翩：将来自己的对象要是这样的姑娘该多好！望着她策马远去的背影，我愣了好几秒的神儿，然后才问身边的伙伴，那是谁啊？回答是临队的知青，是位高干子弟。从那以后，一连好几天，一对圆圆的眼睛在我的心海里不停地飘，纯净得像牧场蓝天上的两朵云彩，没有一点儿杂质……这就是一见钟情吧？可是两方面的差距太大，我连想都不敢想。 我不敢想，却有敢想的。那其实是一位非常善良、老实的姑娘，后来嫁给了一个比她小两岁唐山来的兵团战士。婚姻不幸，最后以离婚告终。 1977年，我已经过了27周岁，十足的大龄青年了。当时，我们那批北京知青已经走得差不离了，女的只剩不多几位，且一水儿高中生，她们不是一心想回北京坚决不搞对象，就是已经名花有主。总之，我是一点儿没戏。 原先，我在机耕队开拖拉机外带机修，一直脚板儿特野。可我觉得开拖拉机不带劲儿，不能走南闯北往远处去，就主动申请去开卡车。领导对我不赖，痛快地答应了。初学开车，手里是白色的学习本儿，只有跟车的资格，我开始跟的是搞运输的蔡师傅，主要在牧场与大石寨之间往返。 车都怕半路抛锚，一般都是结伴同行。司机的习惯是大早上起来，尽量争取赶到离大石寨近的地方过夜，第二天上午就能到那儿，下午还有时间在城里逛逛。我不愿早起，更不稀罕逛街，咱在北京长大，这小城逛一次就够儿够儿的了。于是，我鼓动蔡师傅在阿里马场歇息。都是走三天路，不慌不忙多自在。蔡师傅听我的，一来他也不愿起早贪黑，二来他挺服我，我在全场是修车的大拿，什么车到了我手里，只要零件齐全，鼓捣鼓捣准能正常撒欢满地跑。这么着，只要出车，我们就在马场歇脚儿。有我这修车的跟着，我们也不怕单练。 结伴而行的司机，看我们总是单打独斗，还老住在马场，又知道是我怂恿蔡师傅，好奇心被拱起来了，觉着这里面肯定有文章：兴国这小子莫非在马场搞上对象了？ 司机们吃饱了没事儿开始琢磨我。有特别好事者甚至主动当起了侦探福尔摩斯，跟我们一块儿住到马场，观察我是否跟哪个姑娘挤眉弄眼儿了。当时，马场的大姑娘确实不少，都是当地人，主要在招待所和食堂里工作。可司机们纯属无风自个儿掀起浪，我根本没这意思，他们当然琢磨不出个道道儿来。几个人还是不甘心，开始瞎分析，看哪个长得漂亮，八成就是她吧？招待所所长牡丹名如其人，确实最漂亮，但人家已经是两个孩子的妈。四下打量之下，没结婚的小田25岁，与我年岁相当，细高挑儿身材，甩着两条乌黑的长辫子，眼睛挺大……兴国是跟她吧？这帮人闲来无事又开始研究她。 她那时是食堂管理员，炒菜、做饭之外还管记帐，给就餐者换饭票等等。那时食堂管理严格，现金不能通用，买饭必须兑换饭票。小田1969年参加工作，工资比较高，其他姑娘大多17、18岁，除牡丹外，她该算大姐，所以领导让她当了食堂管理员。 小田有时也管盛饭。一次我们去食堂买饭，那天吃大烩菜，有位姓马的师傅与我们在一起，三个人买了三碗。刚坐下，老马就抻长脖子，指着我的碗打趣：“瞧瞧，透着亲！我们碗里就一两块儿肉，你碗里足有五六块儿！”我明白，这是试探我对小田到底有没有意思，可我当时真没这个打算，只能装傻：“马师傅，您要想吃肉我给您两块……”老马半开玩笑半认真地又说：“你也老大不小了，我给你介绍一个？”我没往心里去，大大咧咧回答：“行啊，介绍成了我请您喝酒吃糖！”从那天起，老马总跟我们一起赶路，也不张罗着逛大石寨了，还与牡丹唧唧咕咕。 记得大约是5月份的一天，牡丹忽然走到我面前，一脸严肃地问我今年有多大了，是哪里人……我虽然一一做了回答，心里却犯了疑惑：我跟她也算熟人，偶尔甚至会开个玩笑，今天她怎么一本正经，问这些问题做啥？ 吃完晚饭，老马拍了我肩膀一下，神秘兮兮眨着眼睛对我说：“别忙回去睡觉，先去见一个人。”看那神情，我已猜到，定是叫我去见大姑娘。我不过跟老马说了句玩笑话，没想到他还认了真，我心里是一点儿思想准备都没有，更没把这事放在心上。可人家一副热心肠，咱也不能硬撅人家，不就是见个姑娘吗？也没把我卖了，走吧！心里嘀咕着，我跟老马来到了牡丹家。 正坐着说话，小田来了。我有点儿奇怪，她来干吗？我当时不敢肯定她就是我要见的那位大姑娘。牡丹家经常人来人往，保不齐她是来聊天儿或是借针头线脑的。但只过了几分钟，情势就不对了，老马、牡丹一对眼光，两人同时说：“我们出去一会儿，你们先说说话。”他们站起来走了，屋里只剩我与小田。 在马场频繁出入，也不是首次见她，但这是我第一次正眼打量她，观察得挺仔细：头发有些散乱，忙活了一天，没重新梳头，穿的也是上班时的衣服，脚上是一双旧布鞋，看来没刻意打扮，说明她艰苦朴素，是过日子的人……此时，她低着头，不住玩弄自己的辩梢。我不是怕羞，而是成心不说第一句话。我这人打小儿崇拜福尔摩斯，爱琢磨人和事儿，认为说第一句话就会暴露内心的想法，我得听她说些什么。几秒钟过去了，她终于憋出了一句：“你来啦？”我一听就乐了：“这不露馅儿了！说明她知道我要来。”我明白这就是所谓的搞对象了。可我当时是一种逢场作戏的心态，只觉得好玩儿、好笑，权做茶余饭后的解闷儿酒，所以并不慌张，从容做答。你一句我一句，大约说了半个钟头的话，都属于应酬，没啥实质性内容。 不久，老马他们回来了，他把我拉到里屋，牡丹和小田留在外屋，他第一句话就问我：“怎么样，同意吗？”我丈二和尚摸不着头脑：“同意，同意什么？”“同意搞对象呗！”此时，我听到牡丹也正调着高嗓儿问小田：“怎么样，行不行？”我从来不知道介绍对象有这种规矩，当时就懵了：我的妈呀！这才见了第一面，就得表态？终身大事，总得接触一段，了解脾气秉性是否合得来吧？ 正想着，牡丹过来，大声大气说：“小田她同意了！”轻易不脸红心跳的我脸不知道是否红了，反正感觉到心跳已然加速：得，把我架在炉子上烤了！下不来台的我为了人家大姑娘的面子，既不能说同意，也不能说不同意，就在那儿泡蘑菇。老马他俩说了一堆话，想逗我甚至逼我表个态。可当着小田的面，这个态我如何表？再说我自己都不知道我是同意还是不同意，我只有顾左右而言它。到底，我坚持没有表态就走了。第二天，就离开马场去拉货。 再回来，牡丹还是穷追不舍，问我是不是不想找小田，还表态说，她一定要在马场给我介绍个对象。我觉得我要是断然拒绝小田，姑娘家家的首先表了态，肯定闹得很没面子。我赶紧回答：“搞对象得慢慢处，我如果要在你们马场找，就跟小田处了。”这么一说，牡丹就认为我已经同意了，从此经常为我和小田制造单独相处的机会。有两个多月，我们一直接触比较频繁。我了解到，小田贫农出身，家境并不富裕，除父母外，还有一个哥哥、两个弟弟和一个妹妹。她也是吃过苦的，从15岁起曾经放过六年羊，还被马踢伤过。她父亲属于脑筋比较活泛的，曾做过小买卖。 到了8月份，小田突然提出让我去她家。我当时确实没经验，以为就跟在北京时去同学家串门儿一样，没当大事儿。去同学家，到供销社买盒点心就可以了。可蔡师傅说不行，我只好又多买了两盒烟，两毛八一盒——这儿最好的，还买了两盒罐头，共十多块。若是去同学家串门，这也算重礼了。老马多事，又喊着叫我给小田买定情物件儿。供销社只有姑娘用的头巾，怯了吧唧，还都是冬天用的，我一条没瞧上，而手绢干脆就没货。什么定情物啊，接触了两个多月，我连她的手都没碰一下，更别说拥抱与接吻。因此，我决定什么也不给她买。 两人往她家走时，我有意识碰了一下她右边的兜儿，鼓鼓囊囊，我觉得出来，里面装的是烟叶和卷烟纸。俗话说，东北的一怪是姑娘叼着大烟袋。看来小田只是免了烟袋，用烟纸代替而已。我当时也抽烟，因此并无嫌弃之意，只是觉得挺逗。记得回来时，我又特意碰了一下她左边的兜儿，照样满满当当，里面估计是瓜子儿。每晚闲来无事，她们就聚在一起家常里短，外带磕这小妖精。与我们知青不一样，知青聚在一处爱聊看了什么书，还往往涉及当时的政治形势。我又一次觉得挺好玩儿的，只是有种两人距离比较遥远的感觉。 不当正经事儿的人却遇见满院子正经当事儿的人们。一迈进小田她们家的门，我就傻了眼，七大姑八大姨十几位，有站在院子里的，有在门口张望的，都等着看我的热闹呢！ 见过小田的父母，说了声“伯父好，伯母好”，与她的父亲握手，她父亲让我“炕上坐”。我知道当地人待客的规矩是让客人盘腿坐在炕上，只有熟人，随便的才可以坐在炕沿儿上。我既然没觉得是正式拜见老丈人，也就随便地回答：“我不习惯盘腿儿。”他沉吟了一下说：“那就坐炕沿儿上吧！”又叫老伴儿给我沏茶，自己还卷了一支大炮给我。我知道，这是当地人待客的基本礼节。两人开始唠嗑，他问了我些问题，我是有问必答，但心里想；你问我住哪儿，北京城那么大，就是告诉你，你也闹不机密啊！ 说了一会儿话，他回头吩咐老伴儿：“烫酒、做饭！”我不明白，这又是当地的规矩：喝茶抽烟之后，家主儿不满意就该送客走人了；觉得可以，就会下令做饭，这道程序就叫订婚。当时的我却蒙在鼓里，还琢磨着提了来十几块钱的东西，蹭一顿饭也不为过呢！ 一帮看新鲜与结果的亲戚朋友都走了。他们关心的就是这个结果，这将是他们枯燥生活中茶余饭后嚼巴的谈资。 烫酒做饭家主命令得爽快，但家里除了园子里种的萝卜、白菜，什么像样的东西都没有，包括菜油在内，他们炒鸡蛋竟然用黄油。幸亏介绍人牡丹骑着自行车来探消息，闻到满屋子黄油味道，立刻骑车转回食堂，拿来半斤油，猪肉、西红柿和柿子椒等菜。马场不过巴掌大的地方，她很快转回来。当时的我光乐不说话，颇有点儿看别人笑话的意思，似乎这一切都与我无关。 有了热情的牡丹，菜很快端了上来。我当时已经了解蒙古人的规矩，首先要连碰三杯酒，然后再吃菜接着喝。酒足饭饱后，我与小田腿儿着往招待所走，自然没有酒后开车一说。小田突然开口对我说“订婚酒也喝了，你该准备什么啦？”仿佛有个小棍儿“嘣”的一声敲了我的头一下，酒都醒了：“什么？我们不过是在一块多说了几句话而已，八字儿还没一撇呢，怎么就定婚了？这也叫订婚仪式？”回到牧场后，小田托人给我捎来一麻袋西瓜，知青们聚在一处大吃了一顿，都叫嚷着“甜！小田给你送来的西瓜甜啊！你小子心里也甜吧？”看来他们也认为我们是一对儿了。 大家都认为订婚酒已经喝了，如果不喝，我还可以反悔，如今再反悔，就太不够意识。到什么山唱什么歌，我已经不由自主被一帮人推着往前走，赶着的鸭子已经上了架，那就继续烤吧！ 到了10月份，在人们的推动中，我已然逐渐在心理上接受了小田。那年头的人活得粗砺，找个媳妇不容易，一男一女既然感觉还能过到一起，又都老大不小了，那就商量着搭帮过日子吧！
小田小名儿叫兰子。她祖上其实是满族，她妈才是货真价实的蒙古人。可自打灭了清朝，她爹那一支就不敢再说自己是满族了，而混入蒙古人的族群。兰子打小儿，家里从不说汉话，一律用蒙语对话，跟人也说自己是蒙族。 她的出生地本是辽宁省。5、6岁赶上了大跃进，像全国各地的农村一样，家家户户开始吃大食堂，村儿里的粮食都被搜罗走，铁锅也砸了去炼铁……当时，村里实行出一天工领一份儿口粮，视为劳动力的不出工就不给饭吃。 很快，困难时期降临了。先是兰子她妈饿得腿肿起老高，一捏一个深坑儿，双腿到脚面亮晶晶的，沉得走路打晃儿……可她还得挣扎着下地。若是歇工，家里一半儿人就得饿肚皮。只有两个全劳力保证出工，三个孩子加大人才可在食堂吃饭。尽管饭已变成稀饭，越来越稀，好歹还有口粥喝啊。 再这么下去，非饿死不可。 兰子哥念过高中，在村儿里属于秀才。肚里有点儿墨水，心思也就活泛，看村儿里活命都快保障不了，就寻思着出走。争得爹妈的同意后，他打算去投奔身在内蒙古的远房亲戚。有文化的与莽汉毕竟不同，临行前他找了份地图揣进怀里，省得迷了路。走了不多远，他正拿出地图研究，却被不认识他的外乡人抓了起来，送往县城。说他是特务，要不，身上怎么带着联络图呢！县城里的干部识文断字，知道闹了误会，很快将他放了，这才得以继续赶路。 不久，他来了信。兰子爹多少认得几个字儿，知道儿子已经在阿里叫金家屯子的地方落脚儿，写信回来报平安，并说那儿比这儿好。所谓好，就是有口吃的，饿不死人。 兰子她爹年轻时做过小买卖，有点儿见识，明白不能在家里坐等死神，遂决定带领全家逃荒寻活命。有这等见识还真押对了宝，后来听说，仓里的粮食都交了公粮，食堂再也办不下去，有的亲戚甚至全家都成为饿殍，从此断了根儿。 家里当时还有四口人，兰子7岁，弟弟只有三岁。路上的吃食总得准备，可卖房子肯定没人要，都饿得东摇西晃，房子换不成口粮，更搬不动，已有人丢下房子逃命去了。好在家里还有个祖上传下来的硬木柜子，兰子爹想法子搬到了镇上，换回来12斤粮票，又从自留地里抠出来几斤老玉米粒子，统共备了大约20斤粮，这就是全家人的命了。 在一个清晨，背上全家人的命，带上家里最后的一点儿钱，四口人悄悄地上了路。大的小的前后拖拉着走，能没个响动，不叫人瞧见？都是乡里乡亲，村干部也只当没看见，并没有阻止他们外出去逃荒。 掏出兜儿里仅有的钱，给大人买了两张火车票。尽管没给孩子买，到大石寨的钱仍差得老远，只够买到中途。于是成心坐过了站。还是被列车员发现了。看着破衣烂衫、蓬头垢面的一群老小，知道没有任何油水可榨，有的唯有命几条，轰下去，非饿死在半道儿，也就发了善心，睁一眼闭一眼放行了。 火车上，兰子差点儿走丢。半夜睡醒后，她去上厕所，懵懂中回来竟然走错了方向。一直走到了头儿，也没见家里的人影儿，正想哭呢，她爹来了。原来，爹瞧她半天不回来，急得来寻她了。 总算下了火车，离阿里还有120里。拖着大的，抱着小的，有车搭车，没车只好步行。路上，甚至胶轮大车都少见。骡马那时更吃不饱，缺饲料，只能喂草，全都无精打采、有气无力地迈着四条腿儿。车老板心疼自己的骡马，可看着小小孩儿太可怜，大人也饿得快背不动了，便只同意将弟弟放到车上，爹妈与兰子只能拖着灌铅的腿跟着大车挪。幸亏骡马全无精神，走得不快，否则决计跟不上。当然，兰子也有幸运的时候，碰上大车老板心眼儿特好的，甚至愿意自己步行，让两个孩子都坐到车上。 兰子妈共生过11个孩子。由于缺医少药，有的长到7、8岁死了，有的没活过1岁。到阿里后，她又生过一男一女。当时，也幸亏孩子不多，要不，真不知道能否顺利到达目的地。 一路的口粮就是把玉米粒包在布里，用鹅卵石砸碎了，就些野菜煮成糊糊充饥。就这样，20斤粮才勉强维持着四口人的命。 历尽艰辛，120里整整走了三天，终于到达金家屯子，与哥哥汇合。 没有现成的房子等着他们，只能在山包儿上挖地窨子。一人多深的坑，簸箕形状，使用最原始的建筑材料，找几根粗的树条子，支在上面做檩梁；用当地芨芨草编成草坝子，搭在枝条上，既可保暖又能防雨。当然，保暖和防雨仅仅是对露宿相对而言的。地窨子盖好后，全家人住了进去。 兰子哥已是大人，能帮助爹开荒种地了。为弄点儿活钱，爹还经常耍弄在老家学到的手艺：像弹棉花、做豆腐，干点儿小买卖之类……妈则给人帮工。活銭儿只为买盐和火柴等生活必需品。解放后的好处是盐实行了统购统销，价钱压了下来，盐价相当便宜，要不也买不起。 三年后，阿里成立了马场。兰子哥有文化，遂成为正式职工，在马场学校当老师，住进了马场的宿舍。兰子爹妈不算职工，但可以自己出力，公家出料盖自家的房子，盖好了所有权算公家的。管它公家与私家呢，从此可以不再住地窨子就好！全家人干劲儿十足，终于盖好一所结实牢固的房子，墙是用石头砌的。一直到我和兰子结婚，他们一家还住在那石头房子里。 到阿里那年，兰子还小，帮不了家。爹算开明，让她去上学。中学成立后，她又接着上中学。初中毕业时正是1966年，谁都不能上学了。她当时只有15岁，年龄还小，就又在家呆了一年。一年后，她成为了马场正式职工，顶着成人使用，被分到了羊队。 羊队由若干羊点儿组成，四个人驻扎一个羊点儿。羊点儿由三间房连着，中间是灶，一边住男，另一边住女。大家伙轮流放羊、下夜、做饭。由于常有一人回家，点儿上便常年住着三人。他们放羊与我们牧场不同，一直有正式的羊圈，当地也没有狼，放羊就是怕羊跑散了。 阿里属于种畜场，基本养的是种马。刚开始引进顿河马，后来又引进了改良品种三河马，都属于比较名贵的种马，自然不能当坐骑，放羊也只能走着。 羊点儿的羊分两类，一类是本地羊，专做肉食用，另一类是细毛种羊，群都不大，只有几十只，但肉食羊与细毛羊分开放，每个点儿不一样。兰子她们放的是高加索种羊。 一人放半天，同样是风里来雨里去，夏日骄阳灼脸，冬天冰雪扑面。饲养种羊的要求比肉羊高着许多，需要每天定时喂胡萝卜与饲料。夏天剪羊毛，种羊因为毛太厚，不能用手抓，要一剪子一剪子地剪。下剪刀务必要小心，不能将种羊的身体划伤，否则会生蛆。买一只种羊不是小数儿，好几百块呢，能不金贵？ 我们牧场的牲畜一般不用饮水，春夏秋喝泡子及河里的水，冬天吃雪。她们那儿却得靠人工井，饮羊遂成为挺麻烦的事儿，要一桶桶往上提。冬天最是艰苦，井沿儿结着厚厚一坨冰，井口越变越小，隔一两天就得用镐头刨冰，将井口扩大，完全属于重体力活儿；井沿儿前后又特别滑，一不小心，就可能掉到井里，踩在冰面时战战兢兢，手持镐头心里像敲着一面鼓。 种羊的犄角拐着好几道弯，脾气还特大，有时会莫名其妙闹情绪。有一回，兰子站那儿，没招谁没惹谁，一只种羊不高兴了，突然后退，低着头就向她猛冲过来，将她顶了一个大跟头，当时就躺到地上，起不来了……结果是胯骨被撞伤了，从此落下了病根儿，一到阴雨天就疼。 兰子从16岁开始放羊，整整干了6年，工资刚开头给二十多块，后来长到39.2元，带整儿带毛儿，当时的工资基本如此。22岁那年，场里的头头认为她岁数已大，该搞对象了，一天到晚蹲在羊点儿，见不到个人影儿，为了让她多接触些人，遂将她调到了场部食堂。调场部后，她的工资又提到42.3元。我们搞对象时她就是拿这么多钱。 看来场部的领导心眼儿不赖，还能想到职工的终身大事。 不是兰子调到食堂工作，我们也无缘结识。
1977年10月底，小田给我来了一封信，说明年是寡妇年，如果要结婚，必须赶在春节前，否则就得等来年了。 城里人不信这一套，唯物主义在脑瓜儿里扎根儿太深，我当然不信这些个说辞。但我办事向来干脆利索，今儿的事若拖到明儿，心里就像揣着个兔子难以安生。再说了，找个媳妇也不容易，既然定了下来，早办早完事儿。我决定年底和她回北京结婚。 天有不测风云，这不测偏偏叫我赶上了。 从入冬就开始下起了大雪，没几天来一场。牧民开始嚷嚷起来：“成灾了，成灾了！”雪灾这些年我见过，可只要道路畅通，就挡不住我回京完婚的路，我根本没把天气当回事儿。 领导却从来都是防患于未然。面对下个不停的大雪，上头很重视，抗灾的决心也大，很快下发了红头文件，强调各个粮站的粮食一定要储备充足。我们牧场还宣布了抗灾的具体部署：抗灾保畜期间，一定要服从纪律听指挥，否则缓调工资一年。 那时都是低工资，一级工资只十几块，可一个月能多买百十来斤白面呢，这损失不小。经济制裁不是说着玩儿的，立竿见影。牧场有位从部队转业的司机，仗着自己老资格，纪律宣布才几天，竟然拒绝出车。情况立刻反映到一把手——场长兼书记扎那那儿，扎书记斩钉截铁说：“你不出车就缓调一年工资，以后不补！”罚你没商量，他只有乖乖地出车走人。 大雪纷纷扬扬的时刻，我却没眼力见儿地去找扎书记，要求请探亲假。他笑着对我说；“党委决定，一律暂停休假，我服从。”我立马儿回答：“可我不是党员啊！”他不笑了，却也没恼：“你看着办吧！”扎书记对我相当客气，算是网开一面，一来我俩是老熟人，二来我刚给他长过脸。 那时，雪越积越厚，场部平房的后墙已全部埋在雪里，与房檐儿一般高；平地的积雪也在一尺左右，基本都没过了膝盖…… 跑运输，原先是汽车最快，每小时六十公里，小车甚至能跑八十公里；胶轮拖拉机次之，每小时二十五公里；链轨拖拉机最慢，每小时十五公里。如今完全颠倒过来了。但链轨拖拉机也只能老牛拉破车，呼呼喘着气，每小时仅爬上七、八公里；原先在草原上驰骋如飞的汽车，此时如蜗牛般慢慢往前拱，司机手里离不开铁锹，走几步，就得下车铲雪。 我曾见过七十多辆运粮车在路上慢悠悠拱，由于司机不住往路边堆雪，最后竟堆到了高两米五以上。车能往前拱还算幸运，到后来，大多数汽车干脆抛了锚。粮食进不来，只有靠直升飞机在天空跑运输，往下投压缩饼干和火柴等生活必需品。 粮食等必需品虽然投到了场部，要送到牧业队却犯了大难，汽车走不多远就纷纷打了退堂鼓。 小武是与我一起来的知青拖拉机手，他开着链轨拖拉机出去，才走了一里多地，柴油发动机就冻了，将他撂到半路，他只好徒步回转场部。这一来，谁都不敢去了。可粮食送不到牧民手里是大问题，比火烧眉毛还急，关系到人的生命啊！ 这节骨眼儿，扎书记直接找到我，对我说：“只要你能去，给你再配一个司机，还可以让粮站再去俩人。还不够，你要谁，要多少？说话！”为什么他单找我？因为我外号叫“拖拉机王”，全牧场数我技术好，外带会修理。我敢说这大话，我要说不敢去，全牧场再没一人能登台唱这出戏。 不是觉悟高，而是我历来敢玩儿命，就是天上下刀子，我也不会说个不字；从小好鼓捣个机器，方向盘握在我手里，就像我身上的一部分，特别得心应手。因此，没有丝毫迟疑，我立时应承下来。人也没多要，只让粮站主任跟着粮站主任正反穿了两件皮袄，眉头紧皱，一路小嘀咕，埋怨我成心跟他过不去。 我们这儿的主食主要是小米和棒子面，油的定量也只一斤。缺油少作料，粗粮剌嗓子。平日里，我没少去粮站骚扰主任，一会儿讨要半斤油，一会儿想划拉几斤白面。主任给的时候少，推脱不给的时候多。两下里并没伤和气，我更没往心里去，可主任心里记着这本账呢，以为我这次是成心报复他。 我穿了件皮得勒（光板儿皮袍），往敞棚拖拉机里装满粮食后，即刻从场部出发。这辆拖拉机原先是我开的，除了不会说话，从里到外我都门儿清，若开别人的，我怕半路出岔子不好对付。我决定从东往西跑一圈儿，把三个大队全绕一遍。 发动机一旦发动起来，就跟打仗一样，心一直悬着，生怕熄火。熄了火，天寒地冻，拖拉机就休想再发动了。所以，只要见着蒙古包我就大吼一声：“粮食到了，快拉，快！”把几袋粮食扔在几个包儿中间，赶紧接着往前跑。粮食也只能让牧民互相送了，好在一个小组的蒙古包儿扎得比较近，相距只有一公里左右。 整整用了两天一夜，我基本坐着不动窝儿。饿了，在牧民家胡乱吃一口，渴了，匆忙喝一口茶，总算把所有的营子串完，白面也全部发放下去。 绝对是疲劳驾驶，困得熬不住时，我就闭着眼睛开，将油门儿推到底，一边开一边打盹儿。平坦的雪原，除非遇上大坑，不可能发生交通事故。如果有大坑，该掉下去也就掉下去了，雪太厚，根本瞧不见。我运气好，一路顺风。但拖拉机特别颠，从此腰疼的毛病算落下了。 当我摇摇晃晃回到场部，迎面就碰到扎书记，他睁大眼睛问：“你把粮送到了？”那语气充满疑惑，弦外之音是那么多人都完不成的事儿，你怎么完成了？我点点头，已没精力回答他的问题，回到宿舍倒头便睡，直睡了一天一夜。 现在，扎书记说了句原则性的话，对我请探亲假不置可否，我知道他的难处，不能轻易开这个口子。可我管不了这许多，北京我一定得回，婚也一定要结！我决定搭便车走。 期间，我又去找过扎书记，他的态度仍旧含糊。但他对我说，要组织一个车队去大石寨拉货，由他亲自带队，链轨拖拉机开道，走直接去老师部（乌拉盖）的那条道儿，那条路最近，还可顺着电线秆子走，不容易迷路。我当时就跟他争执了几句：根本行不通！这中间有几个大坡，就是天气好，解放车勉强上去了，（水箱）也得开锅！就这鬼天气，怎么走？ 可领导说了算，他已经拍了板儿。我决定跟着走，把给老丈人带的羔皮、酒等都放在了司机老马的车上。 车队一大早出发，我却睡过了头儿。这已是第二次。由于疲劳过度，我老是起不来。当听说车队已走了一个多小时，火一下子窜上我的脑门子：再走，就不知道是哪天了。已是12月底，我必须在明年2月4日，也就是春节前赶回北京，要不，寡妇年就把我结婚的日子堵在了门外头！ 见门口停着辆胶轮拖拉机，我找了另一个会开的哥们儿，决定去追。追上了，叫他开回来，我再往前奔。连长这时跑了出来，劝我别闹出问题来。可我豁出去了，权当耳旁风。都是一块下乡的知青，他也不好强拉。 拖拉机发动了一个小时，才勉强发动。喘气抬头时，看见远处一溜小黑点儿正吃力地往这儿爬……车队又回来了！ 扎书记头上包着纱布，从车上走下来。我问：“怎么又回来啦？”他黑着脸说：“别问了，跟你说的一样！”原来，扎书记打头阵，坐在第一辆链轨拖拉机上。走出大约十几华里，拖拉机一头扎进了沟里，把他的头也撞破了，好不容易才将拖拉机拉出来。再往前，保不齐还会出啥大事儿，只有打道回府。 他们能回来，我是喜出往外，不用再穷追了。此时，扎书记知道我去意已决，也就默认了。该他着急的事儿太多，他也管不过来。因此，我也不算明火执仗地违规。 第二天凌晨，我大模大样，跟着大队人马出发。这次是走老路。车辙虽已把路面压得死硬，还要多绕几十华里，但听说路还勉强通，也就大着胆子闯一闯，走一程算一程吧，总不能全凭空投吃饭。 天仿佛永远不再放晴，每天都刮一阵白毛风。走了十几个钟头，我们半夜才到师部。第三天早晨出发，又增加了师部的五十多台车，队伍愈见壮观了。 八仙过海，各显其能，各种洋造儿、土造儿的防雪装置全用上了：有使防滑链的，有将角铁切成一段段，横着用加长的罗杆固定在车轱辘上的……师部甚至倾巢而出，动用了拉炮的越野车CA30解放，可惜只有两辆。这种车拱雪和拉力特别棒，但载重量差，只能拉两吨货，而普通解放能拉四吨。 车队浩浩荡荡，CA30越野车一前一后护送，两辆车前拱后拉，疲于奔命，一整天也就走了百十来里，天黑才到51团所在地。我们来之前，51团的车已经发动。于是，队伍中又加入了十几辆车。这回不敢再休息，填了填干瘪的肚皮，连夜出发。经过鬼子路（传说是日本人修的），再越天坡梁，一整天不过拱了三十里。 第四天，从天坡梁到军马场的路上，我坐的那辆车突然一步都不动了。司机老王嘴里叨唠：“真他妈背，刚大修过！有你这修理工合适了！”我赶紧打开变速箱盖，拿撬棍扒拉换档，感觉没坏，可一看后拉二轴轴承，竟完全跑散架了。巧妇难为无米之炊，没有备用零件，我也是干没撤。 等我们抬起头来，车撤印儿已被暴风雪填平，大队人马早已无影无踪，我们落单儿了！都怕停车熄火，谁也不敢停下。我们只能将发动机放水，把车撂在当地，穿好皮得勒，步行往前寻路，走哪儿算哪儿吧！ 他俩是轻装前进，而我背着两个大提包，都是准备孝敬老丈杆子（丈人）的东西。走了一段儿，我实在背不动了，扔了一个；又走了几里，已经呼哧带喘。老王拍了一下我的提包说：“扔了吧，别再舍命不舍财了！”脚上的毡疙瘩踏在雪上发出咯吱咯吱的声音，腿肚子已开始哆嗦，再不扔包儿就得把自己的小命儿搭上。我咬咬牙，把另一个提包也甩到了雪地里。 四周没房子，没一点儿亮光，只见望不到尽头的一片灰与黑，茫茫无垠。我的双腿已经打飘，深一脚浅一脚，像踩在棉花堆上。雪花袭来，钻进皮得勒、甚至嘴里，气温虽是零下几十度，却已满头大汗，连内衣也湿透了……估计老王他们也好不到哪儿去，大家基本都走不动了。只有你一句我一句互相打气：“不能停，千万不能停！”“停下睡着就完了……”“红军长征就这样吧！”什么叫绝望，我算尝到了。心里像打翻了五味瓶，很不是滋味儿。这哪儿是赶着去结婚，简直是往鬼门关赶哪！暴风雪中冻死人的事情并不稀罕，可那是别人，没轮到自己身上。也会为死者感叹惋惜一番，但更多是把那些当做茶余饭后的谈资。没承想，自己也会沦落到这一步。没有人驱赶你，是你自己在驱赶自己，做这种无谓的跋涉。如果真回不去了，死在雪地里，将来人家找到你，会发现你兜里揣着700多块。会不会想，这个死鬼还挺趁的？可惜，冻死半道儿了……其实，有一半钱是公家让我买零部件的，还有就是大家给我凑的份子钱。 懊丧间，猛抬头，突然看见远处好象有亮光一闪。揉揉被雪迷糊的双眼，将全身的劲道都集中在瞳仁儿上，我看清楚了，那确确实实是一盏灯！ “灯！”老王和我同时激动地喊起来。 那一瞬间，失去的力气全都回到了身体里，同行的三人不自觉地都迈起了大步，奋力向前冲去。不知道跑了多少步，更数不清摔了多少跟头，我们终于跑到了那盏灯跟前…… 灯前围着一群人。我瞧见，一个三十左右的女子和一个五六岁的孩子正趴在一具尸体上哭天跄地。 凄厉的哭声如同子弹，呼啸着撞击着我的耳膜，悲惨的呼嚎夹裹着风雪，将我的兴奋与欣喜统统卷走…… 原来，这是军马场二连所在地，死者是该连的拖拉机手。两天前，连长派车去牧业点儿拉草。风雪天，路难行，派谁谁都不去。这小伙子表现一贯不错，人又老实，只有他肯去。 谁想，当天他竟然没能返回连部。第二天，派了好多人去找，才知道拖拉机在半路坏了，他步行去牧业点时不幸迷了路，冻死在了半道儿。其实，他当时离牧业点已经没有多远。可风雪把狗也镇住了，它们躲在毡子底下，有人走到附近也不知道叫…… 听说了他的死讯，连长坚持要当天夜里把他拉回来，并且在外头点上了一盏灯。所以，才有了眼前的一幕。平日，野地里是不会点灯的，而屋里就是有灯，暴风雪中，又有厚帘子挡住，我们也未必能瞧见。 这场要命的暴风雪，就在我们眼前，要了一个好人的命；一盏为他招魂的灯，却救了我们三人的命。 冥冥中，一个拖拉机手用他的命，换回了另一个赶着去结婚人的命。而我也曾经是拖拉机手。这就是所谓的命运吧？ 命运要是对每一个人都公平该有多好！
我和小田的恋爱属于赶鸭子上架，可我俩搞对象的时间比较长，不属于一时激动。 我不想裱糊自己的觉悟有多高。我们这辈儿人都爱说存在决定意识，我确实不具备当陈世美的条件：回北京时我已近40岁，以一个工人的身份调回来，身边还有三个孩子，我有耍浪的条件吗？况且，我对婚姻的要求并不高，婚姻其实就是一个男人和一个女人搭帮过日子。当然，我也有对她负责的一面。要不，我可能也就闹个真假离婚，早调回北京了。 当初，我同意跟农村姑娘结婚，一来有现实考虑，找北京女知青咱没戏，女少男多，基本都比我大；二来我心里也有个小九九儿，农村人淳朴，伟大领袖不是说一张白纸可画最新最美的图画吗？我可以在这张白纸上随意涂抹。 结了婚才知道，根本不是那么回事儿。这张纸片儿上已经画上了些图案，虽然简单，却是浓墨重彩，休想抹得掉。再经我后来这么一抹，一张纸整个成了涂鸦。说白了，我俩的婚姻不少地方是鸡对鸭，有许多看法不一样，存在诸多不和谐…… 关系确定后，未来的老丈人曾经向我表态，一分彩礼不要。可还是有人在一边儿唱山歌儿，鼓动小田跟我要“三大件”。那时的“三大件”与现在不同，如今是“房子、汽车和钻戒”，那时一般人听都没听说过，不过是目前唾手可得或已经过时的东西：自行车、缝纫机与手表。 小田会过日子，她手上当时戴着一块120元的上海表。有人怂恿她说：“这表给你弟弟，你叫兴国给你买进口的。”她倒听话，真把表给了她兄弟，让我给她买新的。 当时，我的工资每月48元，跟不少知青一样，有今儿没明儿地瞎混，吃喝惯了，从来不知道攒钱，“三大件”我根本买不起。再说了，这些东西都要票儿，光有钱都不行。 既然找个媳妇不容易，我只有拿好话搪塞小田，说得先到供销社登记排队，什么时候发了票儿才能买。 直到结婚那天，我都没积极去弄，当然没搞到买自行车和缝纫机的票证。末了，我只花了不到40元，就顺利地糊弄过去。到北京后，是她自己拿出存了多年的140元，加上亲朋好友给的200块份子钱，我只添了不到40元，买了块瑞士进口的“百浪多”，总算满足了她三分之一的心愿。 说起来，小田这人还是不错的，并不贪心，但和知青到底有区别。要是俩知青结婚，就没这等索要东西的烂事儿；有的知青结婚，甚至连件新衣服都不做，登记之后，抓把糖和瓜子儿就完事儿。 我们结婚，小田是初次来首都，见天安门和纪念碑什么的自然兴奋不已。我想多给她留影纪念，就借来台照相机，打算多捏几张照片儿。不料，她刚在天安门拍了两张，说死活说都不肯再照了。我问她为什么？她说：人影儿咋能上相机和相纸呢，那不把白血球都吸进去了！我是啼笑皆非。看来她只比原始部族前进了一步，没觉得拍照摄灵摄魂，只吸白血球而已。 我不由想起结婚头一晚，她嗫嚅着对我说；这……要让我妈知道……我脸往那搁啊！她妈难道不知道结婚是怎么回事儿？不知道的话，那一堆孩子是怎么生出来的？夫妻的性关系本来是健康、合理、合法的正当关系，在小田眼里却认为是见不得人的丢脸事儿。这成见一直跟随着她。因此，把相机当成吸白血球的怪物并不希奇。 我在牧区那几十年，生活虽然与牧民差不多，但我受老爸影响，比较爱看书。我每年都要定100多块钱的各种杂志。邮政所的人对我说，全牧场我定的杂志最多，比公家还多。可小田从来不看。我拿给她看，她就说我拿书琢磨她。 几十年来，她一直服从原来的生活习惯，接受新事物特别慢。我虽在北京长大，但老家儿都是上海人，上海人的菜比较精致，讲求小盘儿小碟儿，菜里还要放糖。但她一直吃不惯上海菜的口味，最爱做的是大烩菜，拿一口大锅，把大块的肉、各种菜、粉条子炖在一起，够吃好几天的。我因为一身懒骨头，只好经常吃这种大烩菜，到后来习惯成为自然，逐渐跟她的口味差不离了。 记得还有一个笑话。在牧区的头几年，从来见不到榨菜的影子。1980年代初，随着交通发达，偶尔也能见到这稀罕物件儿。有一回，几个人好不容易托人在外地买回几坛，我也分到一坛。抱着坛子往家走，路上有种轻飘飘的幸福感，这可是久违的小菜儿啊！从小经常吃，仿佛又回到北京，跟爸妈在一起，就着榨菜吃汤泡饭……把宝贝儿小心放进厨房里，本打算细嚼慢咽地品，可第二天我就出车了。 等我回到家里，只见我心爱的榨菜一串串挂在窗外的绳子上，萎缩成一团儿，已经晾成了咸菜干儿……我无言，连发脾气的心思都没有，只有苦笑而已。 小田虽然吃过不少苦，却不能干，她从早忙到晚，甚至常常手忙脚乱，却不出活儿。但我得说她相当勤快，不是个懒女人。我家门前有三分菜园子地，她还愿意喂猪养鸡。每天天一亮就起床，胡噜把脸，她立刻去侍弄菜园子，接着是喂猪、喂鸡…… 有了儿子后，我想给儿子买个上发条的铁皮小兔子，但五块钱一个，我嫌贵，没舍得买。正好路过自由市场，看见有卖小兔子的，两块一只，活物儿。我买了两只回家，打算让孩子玩死拉倒。没想到小田特认真，从此又添了一项活计，给兔子薅草。 兔子一天天长大，满处乱跑，她又催我焊了个铁丝笼子。这一下可好，兔生兔，子生子，最后我家楞有了一百多只。除了杀了吃肉和送人，还卖了不少，赚了点儿小钱。 几十年来，小田像所有的劳动妇女一样，恪尽自己的本分，几乎承担了所有的家务，虽然效率不高，也有些爱叨唠，甚至有点儿咋呼，可大事上她都听我的。 这几年，孩子们都出去了，她絮叨时就说，我伺候了你大半辈子，这会儿我爱干吗干吗，你管不着了！话虽这么说，溜达了大半天回家后，主要还是她买菜做饭。 大半辈子已然过去，谁也别想改造谁，看来鸡和鸭也能安然相处。
小田是少数民族，我又在草原呆过二十来年，所以没搞计划生育，稀里糊涂，生了三个孩子，俩儿子，一闺女。老大是赤脚医生接生的，那赤脚是与我们一起插队的同学。 小儿子和闺女就没有这么幸运了，居然是我这双摆弄机器的手接到这个世界上来的。回想起来，有点儿把他们当零配件对待了。 老二的出世或许更令人咋舌，他居然生在首都北京，却没有出生在医院，是不是有点儿匪夷所思？这里头当然有不得已，却也跟我什么都敢招呼大有关系。我曾在草原亲眼见过妇女在野地里生孩子，是不是和这点有关？说不清楚，反正两个孩子就这么来到了人世。 1981年春节，我带着就要生老二的小田和大儿子回到北京父母家中，准备把老大放在北京，由父母照顾。给一天天岁数渐大的父母添麻烦，也是实在没辙，因为小田的能力比较差。 虽说她从小也没被娇生惯养过，可每天做饭和伺弄个小菜园子她都感觉颇为吃力。我曾经从牧业队领回两头母牛，让她跟牧民的妇女学，每天早晨挤点儿奶。没想到1米6几的个子，牛犊子一拽一个跟头。几天过去了，挤出的奶不够一整桶，跟头倒没少摔，我只好把奶牛又牵回了牧业队。 这要再添个孩子，再加上三顿饭，她就是把脚当手也得全乱套。天下还是父母最贴心，知道了我们的难处，立刻主动提出，让我们把老大带回北京来。 小田一到北京，我就带她到北京市妇产医院进行产科检查。这所最负盛名的医院离我家不远。进了大门，一到产科门前，就不叫我进去了。那会儿，虽然还没实行计划生育，却已开始提倡独生子女。听说小田是经产妇，她的汉话又说得不利落，让填个表儿也写不清楚、听不明白，医生就颇有些不耐烦。不重视也就罢了，甚至采取一种排斥态度。老婆子从没做过妇产科检查，更没进过大医院，整个儿一刘姥姥进大观园，看着现代化的产床只有发愣。这么不开眼的，估计也难见到，医生的态度立刻变得恶劣，开始训斥她；生过还不知道？快脱裤子上床，要不怎么检查！ 小田出来后，一边抹眼泪一边跟我学舌。总之，去一回医院哭一回，一点儿没刘姥姥的洒脱。 3月初的一天，早晨刚起来，她就嚷嚷着肚子有点儿疼。预产期也快到了，我为她披上件军大衣，哄着她又来到妇产医院。医生大略看了看，便把我们轰到走廊里等着，也没说什么时候叫我们再进去。 3月初的北京爱刮风，气温也挺低。那天的风真猛，走廊里时不时灌进一股冷风，耳边是呼呼的风吼，身上感觉到飕飕的寒意。幸亏给老婆子穿了件大衣。就这么一直戳到中午，没一个人搭理我们。 那时商品经济很不发达，医院门口没有饭馆，吃饭除了掏钱还要粮票儿，就算兜里有钞票，缺了粮票，也买不到一个馒头。我和老婆子在附近的大街上转悠了十几分钟，楞没找到卖吃的饭铺。看她的情况一时半会儿也生不了，我们决定回家填饱肚皮再说。 到家吃完饭，两人还睡了一觉。我心里不塌实，起来之后，去邻居那儿借了辆平板儿车，就放在我家楼底下，准备一会儿送小田去医院。 下午五、六点钟，她的肚子又开始疼，比早上更加厉害。我和老人都对她说：赶紧去医院吧！可一提“医院”二字，她就打憷，要去鬼门关前走一遭似的，磨蹭着不肯迈步。又过了一个时辰，她脑门儿上已开始出汗，还在那儿眼泪汪汪不肯动窝儿。我妈看她模样可怜，只好宽慰她，那先吃了饭再说吧！ 吃完晚饭，老婆子说她的肚子疼得好一点儿了。都觉得她一时半会儿也生不了，就让她躺在另一房间的床上歇着，我们则聚在一块儿看电视。那时，我家有台9英寸的黑白电视，对从草原回来的人来说，能看上这种小电视已经相当知足。 大儿子已然睡下，我和爸妈正看到节目的热闹处，突然听到另一间屋子传来老婆子的嚎叫：不行，不行了！一听不对劲儿，三个人都蹦了起来。我和妈妈过去一看，老婆子的宫缩已经开始，一瞬间疼得话都说不利落了。我想拉着她往楼下走，可她已经走不动。没辙了，我只好又把她抱回床上。这节骨眼儿，羊水已经破了，估计宫开已经有9指多。我和妈妈两人一阵手忙脚乱，赶紧找垫的毯子和卫生纸。 那会儿的卫生纸跟现在的不一样，特别硬，只比草纸前进一步，带着皱折细纹、灰不突突，捏在手里有细砂纸的感觉。我和妈只好拿手一张张现搓，揉搓的稍微软了一些，再垫到小田身子下头。也巧了，我家正好有把医用剪刀。铺垫好了，我又扑到厨房里头，把剪子放到高压锅里煮了四十多分钟。 一个多钟头后，孩子生出来了，是个儿子。我抄起高压锅里的剪刀，挺麻利地把脐带剪断。刚拿出来的剪刀还很烫手，我动作不利落都不行。不大工夫，胎盘也顺利地出来了。大人、小孩都平安，我长出了一口气。再看手里的胎盘，紫色的，黏糊糊，挺难看恶心的玩意儿，我顺手把它扔进垃圾桶里。这一扔却扔出了麻烦。 第二天，我们当然要通知妇产医院，让它们派大夫来给小田做检查。不记得那时是否叫家床科了，总之必须通知医院上门：其一，好歹是在首都，不能对产妇过于稀里马虎；其二，大夫不来，就开不了出生证明，将来连户口也报不上。产科的大夫这次来得挺快，肯定在儿子出生后的12小时之内。登门后，对老婆子和孩子做了例行检查，立刻伸手向我要胎盘。我说扔了，她不信，说胎盘应该留下，怎么会扔了？我说，确实被我扔了。这大夫可好，一摔门出去了，出生证也没开。 我实在闹不机密这里头的原因，不就是个破胎盘吗！后来才知道，这里面有经济利益，胎盘可以晾干了做胎盘粉，是大补的保健药品。 就因为我把胎盘扔了，老二眼看要成黑人儿。 为了开出生证儿，我只好一趟趟往医院跑，几经交涉，还是没有结果。我挺后悔，怎么就没把那难看的玩意儿留下呢？惹出这么一堆麻烦！可无论如何这胎盘我是变不出来了，总不能在几天之内整出个孩子，再弄出一个新胎盘吧？激愤之下，我还给《北京晚报》写了封信。当然，回音是没有的。 半个多月后，医院总算发了善心，给我家老二开了份出生证明。这月子才算坐塌实了。 俗话说“人心不足蛇吞象”，有了俩儿子又想要闺女。这么着，小田又怀了三胎。 老人年纪也大了，已经替我们养着老大，不能再给他们添麻烦。因此，快生老三的时候，我们没离开草原，就打算在牧场生了。很方便，我家的邻居朝鲁就是赤脚医生。他医术不错，父亲懂得中医，他从老子那儿学了几手儿，又去天津医学院进修过。 那是个数九寒天，我刚从霍林河拉煤回来，路上得了重感冒，到家已是晚上7点多钟，喝了碗热汤，估计9点左右，我已支持不住，倒头便睡。 大约十一点左右，老婆子把我推醒，说她要生了。我感觉得到自己头重脚轻，肯定在发高烧，可也只能挣扎着爬起来。也就是她要生孩子，要不，就是亲娘老子叫我，我也不会起来。 摇晃着摸到灶台前，把火点着，高压锅里放着现成的产包，是事先准备好的，再消一遍毒就可以了。由于预产期将近，我是未雨绸缪，几天前就从朝鲁那儿拿来的，已经消过好几回毒。 然后，我又去敲朝鲁家的门。人算不如天算，他老婆子回答，他下牧业点儿了。1980年代初，我们那儿家里没电话，更没有手机，根本无法联络，我只有灰溜溜往家走。不知是寒风激的还是这情况逼的，原本昏沉沉的头脑忽然清醒了，推开自家房门的刹那，我就意识到：这次我又要自己为孩子接生！ 一切都特别顺利，大约只用了40分钟左右，我家的闺女就出生了。弄利索了，天已经大亮，我的重感冒似乎也痊愈了。 老天爷特别体恤我们，顺利地给了我们一个想要的闺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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