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加强公安工作的若干决定

【简称公安六条】

中发（67）19号

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是毛泽东思想统帅下的，无产阶级专政条件下的大民主运动，它把广大群众的革命积极性调动起来了。形势大好。没有无产阶级专政，就不可能实行人民群众的大民主。公安机关是无产阶级专政的重要工具之一，必须适应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形势发展的需要，采取恰当的方式，加强对敌人的专政，保障人民的民主权利，保障大鸣、大放、大字报、大辩论、大串连的正常进行，保障无产阶级的革命秩序。

为此，特规定：

（一）对於确有证据的杀人、放火、放毒、抢劫、制造交通事故，进行暗害、冲击监狱和管制犯人机关，里通外国、盗窃国家机密、进行破坏活动等现行反革命分子，应当依法惩办。

（二）凡是投寄反革命匿名信，秘密或公开张贴，散发反革命传单，写反动标语，喊反动口号，以攻击污蔑伟大领袖毛主席和他的亲密战友林彪同志的，都是现行反革命行为，应当依法惩办。

（三）保护革命群众和革命群众组织，保护左派，严禁武斗。凡袭击革命群众组织，殴打和拘留革命群众的，都是违法行为。一般的，由党政领导和革命群众进行批判教育。对那些打死人民群众的首犯，情节严重的打手，以及幕後操纵者，要依法惩办。

（四）地、富、反、坏、右分子，劳动教养人员和刑满留场（厂）就业人员，反动党团骨干分子，反动道会门中的小道首和职业办道人员，敌伪的军（连长以上）、政（保长以上）、警（警长以上）、宪（宪兵）、特（特务）分子，刑满释放，解除劳动教养，但改造得不好的分子，投机倒把分子和被杀、被关、被管制，外逃的反革命分子的坚持反动立场的家属，一律不准外出串连，不许改换姓名，伪造历史，混入革命群众组织，不准背後操纵煽动，更不准他们自己建立组织。这些分子，如有破坏行为，要依法严办。

（五）凡是利用大民主或者用其他手段，散布反动言论，一般的，由革命群众同他们进行斗争。严重的，公安部门要和革命群众相结合，及时进行调查，必要时，酌情处理。

（六）党政、军机关和公安机关人员，如果歪曲以上规定，捏造事实，对革命群众进行镇压，要依法查办。以上规定，要向广大群众宣传，号召革命群众协助和监督公安机关执行职务，维护革命秩序，保证公安机关人员能正常执行职务。这个规定可在城乡广泛张贴。

                                中共中央、国务院　一九六七年一月十三日

 

公安六条，即1967年1月13日中共中央、国务院颁布的《关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加强公安工作的若干规定》。因其内容分为六条，所以简称“公安六条”。这是为了保证文革全面夺权的顺利实现而制定的。1979年2月17日，中共中央宣布撤销《公安六条》。

它的第一、第三至六条规定，依法惩办“杀人、放火、放毒、抢劫……盗窃国家机密、进行破坏活动的现行反革命分子”；“保障大鸣、大放、大字报、大辩论、大串联的正常进行”；保护革命群众组织，保护左派……依法惩办“那些打死人民群众的首犯、情节严重的打手、以及幕后的操纵者”；地富反坏右“不准串连，不得混入革命群众组织，更不准自己建立组织”；不得利用大民主或其他手段散布反动言论；“党、政、军机关和公安机关人员，如果歪曲以上规定，捏造事实，对革命群众进行镇压，要依法查办”。

其中第二条特别规定：“凡是投寄反革命匿名信，秘密或公开张贴、散发反革命传单，写反革命标语，喊反革命口号，以攻击污蔑伟大领袖毛主席和他的亲密战友林副主席的，都是现行反革命行为，应当依法惩办。”在实际执行中，这一条又被扩展到适用于江青、陈伯达、康生等“无产阶级司令部”（中央文革小组）的人，甚至扩展到适用于各级当权者。不仅适用对象一扩再扩，适用情节也一扩再扩，成为类似《第二十二条军规》无所不包的，能够有效镇压抗拒现实、持异见者的东西。该条是为公安六条的核心。

第四条首次提出了一个21种人的名单，红卫兵、造反派早已开始大规模地把这类人被赶出城市，送农村监督改造，得到了来自政府“法律”的肯定。1969年10月根据“林副主席第一号命令”在极短的时间内又实施了遣返。仅据官方非常不完整的统计材料，当时至少有33,695户北京市民被抄家抢掠，有85,196人被驱赶出城。此风很快在全国各大都市蔓延，多达40万的城市居民被“遣返”到农村或边远地区[2]。不少被遣返的人在遣返途中便被折磨致死，无法进行统计。

这一政策支持了此前红卫兵的任意扑杀行为。公安部部长谢富治在北京市公安局会议上说：“民警要站在红卫兵一边……供给他们情况，把五类份子的情况介绍给他们。”并说：“群众打死人，我不赞成，但群众对坏人恨之入骨，我们劝阻不住，就不要勉强。”才有后来湖南、广西惨剧的发生。1968年湖南道县（邵阳）发生的一连串集体屠杀，为了防止阶级敌人趁机作乱，群众组织将这“21种人”及其家属定名为“黑杀队”（意指他们想屠杀工人阶级、贫下中农），一律杀无赦。

这一法规性文件，没有通过规范的立法程序，仅仅用一个临时性规定就把“以言治罪”、思想犯罪制度化、法律化，成为打击异己势力的方便法门。“合法”扩大了法律打击对象的范围，并规定“革命群众协助和监督公安机关执行职务”，为执法权的流失、滥用（群众专政）提供了根据。是政治权力非程序更迭时维系脆弱的政治合法性的极端手段。文革中制造的大量冤假错案，依据的就是这一文件规定。其条例的有效性一直延伸到了它被取消的时候。

1979年2月17日，中共中央宣布撤销《公安六条》。

 

 

为祸惨烈的“公安六条”

作者：崔敏

来源：老人报 2013年1月16日第A14版

“文化大革命”期间，作为国家立法机关的全国人民代表大会被停止活动，长达十年没有开会，1954年宪法和仅有的几部法律均被废弃，整个国家处于无法无天的混乱状态。但是，为了使“全面夺权”和“全面专政”合法化，在文革初期又出台了一个具有极大震慑力的文件——恶名昭著的“公安六条”。

“公安六条”的出台1967年1月，“文化大革命”进入高潮。当时，刘少奇和邓小平已被打倒，林彪被确立为“毛主席的亲密战友”和“副统帅”，到处在唱“语录歌”，跳“忠字舞”，高呼“誓死保卫毛主席和他的亲密战友林副主席！”“谁反对毛主席就打倒谁！”“谁反对林副主席就打倒谁！”与此相应的是疯狂揪斗“走资派”和“横扫一切牛鬼蛇神”，全国陷入一片“红色恐怖”之中。

是年1月13日，中共中央和国务院联合颁布了一个红头文件，题为《关于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加强公安工作的若干规定》（中发【67】19号）。由于它的内容只有六条，并且是专门针对公安工作发布，人们便将其简称为“公安六条”。 

“公安六条”的威力

尽管这一《规定》只有六条，但都非常严厉，尤以第2条和第4条最为严厉。

第2条规定：“凡是投寄反革命匿名信，秘密或公开张贴、散发反革命传单，写反动标语，喊反动口号，以攻击污蔑伟大领袖毛主席和他的亲密战友林彪同志的，都是现行反革命行为，应当依法惩办。”在贯彻执行中，这一条又被扩展到适用于江青、陈伯达、康生、张春桥等“无产阶级司令部”的人。1967年11月2日，谢富治在公安部的讲话中说：“办专案、整档案，对毛主席司令部的人，不能有一丝一毫的损害，一个字的损害也不行。如果公安部出了这样的人，要坚决把他开除出公安机关，重的要坐班房。搞材料不能搞客观主义，客观主义就是帮助敌人。”正是依据这一条，把对文革提出批评意见的许多有识之士，都定为“反革命”，有的甚至被判处了死刑。例如，优秀的共产党员张志新（女），只因为对“文化大革命”的错误做法提出了批评意见，被定为“反革命”，1969年9月被捕。在狱中，张志新始终坚持自己的观点，坚贞不屈。1975年4月，以“反革命罪”对张志新判处死刑，临刑前害怕她呼喊口号，竟将她的喉管切断，惨绝人寰！

“公安六条”的第4条，将地、富、反、坏、右、劳动教养人员和刑满留场就业人员、历史上有过污点的人员及其家属等21种人，都列为专政对象，规定：“一律不准外出串联，不许改换姓名，伪造历史，混入革命群众组织，不准背后操纵煽动，更不准他们自己建立组织，如有破坏行为，要依法严办。”

这一条，把“专政”的范围无限扩大。至于什么是“破坏行为”，如何“严办”，均没有任何解释和政策界限，任由人们随意去理解和执行，在当时极“左”思潮极度泛滥的情况下，这就为不受任何约束地乱打、乱斗、乱杀，大开方便之门。

“公安六条”的恶果

“公安六条”发布后，全国陷入恐怖之中。这一时期，实行所谓的“群众专政”，不经任何法律程序，对无辜群众随意进行逮捕、审讯。许多人在刑讯逼供下身心遭受摧残。在农村，有些群众组织擅自设立“贫下中农法庭”，对抓来的人进行非法审判，滥杀无辜，给当地民众造成极大伤害。

粉碎“四人帮”和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后，在拨乱反正的过程中，党内党外要求健全法制的呼声高涨，纷纷谴责那个不成体统的“公安六条”。1979年2月，由公安部建议并经党中央批准，终于宣告将“公安六条”予以撤销。

（作者为中国人民公安大学法律系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