揭秘老三届独臂女知青的典型命运

来源：凤凰网http://news.ifeng.com/history/zhiqing/articles/200910/1009_6849_1380259.shtml

阿宁也曾经是一位知青的典型。只不过，她和蔡立坚、高崇辉那样的典型不一样，她不是那种刻意干出来的，不是那种有思想、有精神、有作为的一心所为。她是在意外之中被当成了典型。如果说前者的典型有其必然性，她的这种典型确实完全出于偶然性。前者的典型，是栽种下的大树，她只是被一阵风吹落下的一株小草或蒲公英，被特意移栽在花盆里，精心的让她花开香溢。

阿宁是1967届初中毕业的北京知青，1968年来到雁北插队。她出身于一个干部家庭，来插队并不是情愿的，只是因为“文化大革命”家里受到冲击，自己无可奈何才来插队的。她不是那种激进型的人，她只是那种逆来顺受的人。插队断送了她读书上大学的梦想，她只好来插队，但看到并不是她一个人的梦想遭到了毁灭，便也没有怎么多想，虽然有些无奈，却很快很容易就接受了这个现实，她想得很简单，别人怎么过自己便也怎么过吧。

她就是这样一个人，她想别的事有时会很多、很丰富，甚至会灿烂如一天云锦，但她很少对别人说出口。她只是把一切埋在心里，是苦也好，是福也好，都自己在心里悄悄消化。她从没有想到自己要当先进，要当典型，她也从来没有想到在插队的乡村里自己要比别人多得到一些什么。自从“文化大革命”以来，几乎别人得到的好处，她都没得到过;而别人遭受的难处和苦处，她却无一幸免全尝到了。她干吗要想那些跟她从来没有关系的好事?但是，在秋收一次打麦子的时候，她戴着的一只手套被打麦机卷了进去，随之整个一只胳臂都被卷了进去，而从打麦机喷筒里喷出的只是粘着血迹的红麦粒。

她失去了一只胳臂，成了典型。

像她这样的典型，在我们知青中有很多。在我所插队的北大荒，我们农场就曾经有过和她一样的典型，也是一位北京女知青，也是在麦收时节，打夜班收麦子，她一连几夜没睡觉，太困了，就倒在麦地里睡着了，大概怕着凉，她在身上盖了一层麦秸。一片金灿灿的麦秸在月光下闪光，收割机开了过来准备拐弯去收割下一片麦田的时候，以为真的是一片麦秸，便开了过去，从她的腰间压了过去。腰伤致残，她成了典型。

以自己的生命作为代价而成为典型的，如金训华。

以自己的行动作为代价而成为典型的，如蔡立坚、高崇辉。

以自己的身体作为代价而成为典型的，就是像阿宁和我们农场的这位高高个子漂亮却永远腰伤致残的姑娘。

其实，一代知青的典型，都是以整个青春作为代价，而成为当时时代的一面迎风招展的旗帜，成为日后夹在历史册页的一枚被虫蛀噬的残缺不全的书签。

阿宁成为典型之后，和以前最大的区别是干活少了，总是到处开会。她并不爱开会，也不善言辞。但是，典型和开会是紧密联系在一起的，开会就如同刮风一样，将典型刮得身不由己，不知所从。阿宁是那样一个柔顺听话的人，她当然更要拖着一只空荡荡的袖口，被各种各样的会刮得到处乱飞。

阿宁成为典型之后，和以前更大的区别是，村里、县里凡是有好事总是第一个想到了她。这在以前是绝对不可能的，层层在上的各级领导和争强好胜的人们常常忽略她的存在，她在村里确实像是一只柔弱的小猫一样，太不起眼了。但是，后来不同了，人们对她格外好了起来，并不仅仅因为她是个典型，更是因为她失去了一只胳臂，人们同情她，一个好好的姑娘，一只胳臂没有了，凡事当然都要想到她，照顾她。

村里第一个招工当县城里的售货员，她被推荐招工走了。

第一个招收工农兵大学生，她被推荐上了大学的中文系。

有时，她会涌出这样的想法：生活对她也算是公平的吧，让她失去了一只胳臂，却让她也得到了一些在当时一般知青难以得到的东西。她不该抱怨什么了。但有时她又想，如果能用以后得到的这些东西来换自己的那一只胳臂，她宁愿要那只胳臂呀。

可是，这一只胳臂永远离开了她。

大学三年级，一位当兵的同班同学，知道她是个典型，对她很敬佩，一直很照顾，很关心。每次回家探亲，都是这位当兵的帮助她拿行李，照顾她上火车，一直把她送到北京的家里。三年的大学生活，她对这位当兵的充满感激之情，也隐隐产生了爱慕之情。班上的许多同学都看出来了，就怂恿当兵的，当兵的其实也感觉出她的这份感情，而且当兵的自己也常常涌出这种和她一样的爱的涟漪。但是，考虑到真的要是结婚以后的实际生活，他下不了这个决心，他的眼睛里总是晃动着她的那只空荡荡的袖口。他对好心怂恿的同学说：“当朋友可以，我可以还是像以前一样的照顾她。但要是当妻子……”阿宁的第一次恋爱，像是一只蛋壳里的小鸟，还没有啄破蛋壳就夭折了。

三年大学毕业，阿宁又回到雁北，在一个单位里当团委干部。当地的一位大队支书，人很厚道，又知道阿宁的经历，对她很同情，也很照顾，好心的人们又开始暗暗地使劲，希望支书能和阿宁成功。支书同意了，但和家人一商量，家里坚决反对，说什么也不能接受一只胳臂的媳妇。她的爱情演变成为了婚事，一样夭折在萌芽中。

阿宁回北京很晚，是她的父母年龄老了，退休了，家里没人照顾，她才回到北京。办回北京没怎么太难，但回到北京后却比想象的难躲了。

她的年龄已经渐渐地大了，当年离开的时候还是个小姑娘，如今回来却成了个老姑娘了，又是缺一只胳臂，谁都替她的婚事操心。北京城太大了，茫茫人海中，谁会正眼瞧一下她呢?知青上山下乡的热潮已经过去，典型更成为明日黄花，对她已经无济于事。没有一个再愿意买典型的账了。连找像大学里那位当兵的、村里那个支书愿意照顾她的好心人，都难以找到了，同情都变成了像恐龙一样稀少难见了。世故的城市，喜新厌旧的城市，眼睛只盯着更新的一代，将过去的一页书那样快那样轻易地就翻了过去，然后毫不留情地扔在了一旁，任它落满灰尘。

以阿宁以前自身的条件，她找个理想中的爱人，本来并不是件困难的事情。现在，却成了老大难。都是因为一只胳臂的缘故。

这只胳臂是历史拿去了，是上山下乡夺去了。如果倒退20年，像现在一样年龄的年轻人开始生活，该上学时上学、该工作时工作、该恋爱时恋爱，她怎么能少了一只胳臂?可是，一般人们很少去追问历史，而只注重眼前。越来越势利的人们，越来越注重眼前。背负着历史沉重的包袱的人，只能自己将这沉重的包袱从历史的昨天背负到今天，不要企图今天的人们帮你卸下昨天的包袱，也不要企图把这个昨天的包袱能变成今天的百宝箱。

最后，阿宁只好退而求其次，找到一个工人。人很矮，而且下肢短。她还能挑什么呢?与其说是为了结婚，不如说是为了过日子。她已经从爱情、婚事，到过日子，完成了人生三部曲。到现在，她才多少明白一点，其实人生中最重要的不是典型、开会，不是热恋、憧憬，不是读书、上学……而是过日子。人生最艰难的，其实恰恰也是过日子。

阿宁说：“唉，其实，结婚的时候，我们两人都已经离过一次婚了。”这话充满感慨和沧桑。

结婚之后，阿宁并没有多少欢乐，她依然只是一人看书聊以解愁。丈夫看不惯她一天到晚总是看书，那无意于对自己的漠视和冷淡。于是，便和她吵架。都说吵架是夫妻之间生活的盐，但总是吵架，盐吃得太多，也会让人无法忍受。他们吵架的结果是离婚。这时，阿宁已经怀孕，但是，还是打掉胎儿，他们争吵着办了离婚手续。

过了不久，这个工人又找到她，向她道歉，说他很后悔，说他愿意她看书……说到最后，阿宁的心软了，又复婚了。她为他生了一个小姑娘，她用一只胳臂忙里忙外，把家收拾得利利索索，一尘不染;把孩子照料得利利索索，惹人爱怜。但是，她依然很寂寞，她常想这是她想象的婚姻吗?这就是她想象的生活吗?怎么比当年在雁北插队还要枯燥无味?她跑到外面学习外语，上了一期之后接着再上下一期的外语学习班。其实，上不上这个外语学习班，并不是主要的，她也并不是真的学什么外语，她只是想来打发掉这些寂寞而显得漫长的时间。

她在心里有时想：假如丈夫再提出和自己离婚，我就同意。

可是，丈夫再不提离婚的事。丈夫只是偶尔对她发发牢骚：“我知道，你要不是断了一只胳臂，你不会找我。”她什么话也不说。她连吵架的力气和兴趣都没有了。

她曾经这样对我说：“要不是生活困难，要不是精神困难。我没有办法选择!”这话说得如同哈姆雷特发出是生还是死一样沉重无比。这种痛苦在于内心的无着、不甘和挣扎。我明白这确实两种截然不同的困难，都是因为一只失去的胳臂所造成的。是那只胳臂使得她的生活有着比常人多一层的困难，是那只胳臂使得她的精神永远无法翻身运行在正常的轨道上。对于一个有文化对精神追求格外向往的人来说，这种痛苦要追随她的一生。

所幸的是，阿宁还有一个女儿。女儿越来越大，越来越可爱。女儿会成为她内心这份痛苦的一种弥合剂和止疼膏。

看到阿宁，我常想起我们农场那位躺在麦秸里被收割机压伤腰的女知青。她比阿宁长得身材要好，模样要漂亮，但她比阿宁的命运还要悲惨。她的腰残疾比失去一只胳臂还要严重。她不能像阿宁一样，还能够拥有自己的一个可爱的女儿。回北京后，我只见过她一次，是个夏天的黄昏，她一个人扶着墙艰难地向胡同口的公共厕所走去。我很难忘记那个黄昏夕阳中拖长的她那蹒跚的身影，我不敢招呼她，我怕引起她伤怀的往事。我的心真是万箭穿伤。

我有时会想起那位亭亭玉立的女知青。但那亭亭玉立却只是立在青春的岁月里，只是立在历史的暗影里，只是立在无尽悔恨的回忆里。

(附记)阿宁，我再也没有见过她，也没有试图找过她。在老同学的聚会中，她从来没有露过面。到是那位被收割机压伤了腰的高个子女知青，我曾经专门找过她一次，很想知道她现在的情景，忍不住想去看看她。

可是，我以前很熟悉的南城的那条胡同，已经不复存在。那里已经盖起了一片高楼，成为了每平方米一万六千多元的高档社区了。望着那片高楼，明晃晃的落地窗晃着我的眼睛，我想这么多的楼，如果有一扇窗户属于她也好，也是对她年轻时所付出的腰的补偿。可是，我又想，这里的拆迁户的拆迁补偿，按照规定，撑死了，每平方米给八千多元，回迁进这片楼房里，近乎天方夜谭。她会迁到哪里住呢?五环外?还是六环外?

 

苦难知青

作者:临涣女

来源:忆库

知青的悲惨故事多如牛毛——

为扑山火集体殉难烈火中；为抢救公家几根木头被汹涌江水吞噬；从满载作物的马车上跳下来摔成残疾；十五六岁的嫩伢子肩扛几百斤的木头，脚底捣蒜被压断椎骨；南方的知青被狼被毒蛇咬伤咬死；还有的地方知青不堪痛苦集体跳悬崖自杀……这是硬灾难，还有软灾难，就是坐下永久的疾病：比较多的就是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关节炎、风湿、肾虚亏、偏头疼……

男知青患前两种病得比较多，他们经常要扛二百斤的大麻包，装车卸车爬高台。城里人身骨子毕竟是嫩惯了，乍一接触这么强重的劳动量难免有个闪失发生不幸意外。

看客会说，农民干一辈子活也没整天喊这病那病。不是，你没去过农村，不了解农民的生存状况。

插队时，老乡跟我们要的最多的东西就是止疼片。我们一回北京探亲，他们就嘱咐——别忘捎止疼片。他们才三四十岁不是脑仁子疼就是骨头缝疼。

知青是一个人养活一个人，而他们是一个人养活一大家子。劳累使他们身体衰败的速度极快。听说莫旗很多老乡都在五十岁开外就凄惨地走了。

老乡有句话给我印象最深——不怕生病，就怕作病。

作病是什么。作病就是身体某个器官的病灶长期扎根落户在你的身体里赖着不走了，根植体内，病的深切，让你一生不得安宁。

我的腰疼肾不好就是插队时作下的。插队后期一直到现在三十多年了，一直忠心耿耿地陪伴着我天天疼。

不光疼，还动不动就闪着腰。给自行车打气也闪，下个高台阶也闪，搬个重物也闪，这一两年居然发展到坐着也能闪了腰，你说绝不绝……

我有个同学插队前就不胖加驼背，虽说是女生，但人送外号“老头”。

她的父母反右、文革屡遭劫难，家里经济窘困，本来四个孩子就营养不良体弱多病，漏屋又遭连夜雨，除了一个因残疾没下乡另外三个孩子都被再教育去了。她和妹妹去了云南西双版纳农场。

一两年后，她给我写信说生活太苦，没菜吃，知青大多数贫血牙齿松动牙床流血掉头发。妹妹在农场严重贫血经常晕倒在割胶路上或割胶的时候。

后来，她满载一身病痛回到北京，背更驼，骨更柴，突出的颧骨像猿人。妹妹更是青面獠牙。她说妹妹是从西双版纳一路横着回到北京的。

还有一个小兄弟，16岁去林场插队。有一天收工，大家爬上装载木头的汽车下山，人上满了，这小兄弟因晚了一步就没上去，只好等下趟。但是等来的却是噩耗，他没爬上去的那辆车拐弯时翻到万丈深渊，他朝夕相处的知青战友全军覆没，他庆幸自己躲过一劫的同时为失去的战友悲痛欲绝……

我的表姐榕生，端庄温顺谦和，是广州名校广雅中学的优秀学生。

插队时，队里看她是个进步积极的青年，就派她看守一个地主婆。

一天夜里榕生醒来，惊见地主婆悬梁自尽，榕生吓得精神分裂了，从此再也没好，至今孤身一人。她当医生的父亲也始终没能让自己的爱女“起懵乱回清醒”……

知青的悲苦不胜枚举。插队带来的个人家庭社会的灾难悲剧罄竹难书。这比每个人健康上的创伤更为深重。

全中国几千万知识青年，每个人都有一段不寻常的故事，如果把它们都写出来编成书，估计几十个图书馆也不一定能装下它。

豪情已将青春误，错把头颅当酒壶。饮尽东海难解渴，烧尽灰尘下封都。

几千万知青大军啊，被当作牲口撵出圈舍，放生在祖国各个角落里。我们懵然不知人生坐标，哭天抢地地把炽热的心毫不犹疑地交付给“火红”的年代，让自己的灵魂抛来掷去，在血里火中拼命地洗刷锤炼。

生存生命的权利被蹂躏被践踏，直到穷途末路了，又把自己当作商品，向坑害自己不浅的社会做着各种交易。不管一头攮进谁的麾下，哪怕仅仅是当个小学教员、供销社站柜台、公社广播员、赤脚医生……都会让他们高兴得彻夜难眠。

而大多数人没有能力经营自己，他们的前途茫茫，只能继续在农村听天由命……

西汉大思想家贾谊说——天下之势方倒县……

几千年过去了，中国的局势经历了多少次倒吊？目前是否还像贾谊所说的——天下的形势正像人被倒吊着——足反居上，首顾居下？

古人又把咱逮着了，几千年前就望闻问切把以后朝代的脉号的准之又准，你说绝不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