平民子弟，内圣外王——读唐浩明的《曾国藩》
作者：震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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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民子弟，内圣外王——读唐浩明的《曾国藩》
作者：震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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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民子弟，内圣外王 ——读唐浩明的《曾国藩》 近年来，曾国藩热有增无减。书店里，关于他的各类图书比比皆是。诸如：传记类的《曾国藩传》（朱东安）、《曾国藩评传》（刘忆江），资料类的《曾国藩全集》、《曾国藩往来家书全编》等。但更多的是为了吸引读者眼球、迎合市场需求、可归类为所谓关系学、成功学的书，譬如：《曾国藩为人处世24堂课》、《曾国藩发跡史》、《曾国藩升官笔记》、《曾国藩从政为官方略》等。 相比较，我以为，由湖南文艺出版社于1990年至1992年间陆续出版的三卷本长篇历史小说《曾国藩》（《血祭》、《野焚》、《黑雨》）颇富可读性，更有助于我们较为感性与全面地走近、认识曾国藩。因为作者唐浩明所塑造的曾国藩形象是历史的、立体的、鲜活的。 作为封建王朝的重臣，他受命于清廷危难之际。办团练、镇压太平军与捻军，坚持“乱世须用重典”（“宁可失于严，不可失于宽”），被人称为“曾剃头”，有“凡捉到的长毛，无论男女老少，一律剜目凌迟，无一例外”之说——可谓心狠手辣。 作为传统文化的践行者，曾国藩忠于朝廷（打败太平军后，一度握有重兵近二十万，部将、幕僚、兄弟都曾劝他取清廷而代之，但他拒绝了）；孝敬父母；对朋友信诚；对子女慈爱；对妻子专一；对下属谦和；爱人才（如提拔、重用李鸿章等年轻后辈等）、重文墨（每天写字）、性俭朴（每日菜饭不过是“鱼片煮白豆腐一小碗，乍葱萝卜丝一小碗，菠菜汤一中碗，辣椒豆豉一小碟，米饭一小碗）、淡欲望、去奢华（室内极简朴，仅几个装书的箱子）、薄财利（一生只积下二万两银子，比“十万雪花银”的“三年清知府”来，真是少之又少了）——又被视为“立功、立德、立言”的完人。 其实，人本复杂，他的性格有着多个侧面；世亦复杂，他也会审时度势有所权变。 他渴望建功立业、志向宏大，但行事谨慎，也常顾虑重重。比如开初，他顾虑“自己乃朝中堂堂正二品侍郎，又热孝在身，若仅因一巡抚之相邀，便出山办事，既有失自己的身份，又招致士林的讥嘲。这事如何办得！”且“怕死于刀兵之中”，毕竟是文士出身，较为怯弱。而且实际上，统兵打仗，他的确并不在行：带水师出战靖港，大败，曾于白沙洲投水自尽；在祁门，被重兵包围，又差点自杀。但他善于识人用人，笼络人心，调动部属积极性：比如在用人上是要求“德才兼备最好，二者不可兼得，宁可用才低点而德好的人，决不可用才高德薄之人”；“打了胜仗，便“以个人名义赠送一把腰刀（刻有“殄灭丑类，尽忠王事，涤生曾国藩赠”的字样），既表达了自己对对方的特殊感情，又是鼓励湘勇的尚武精神。”他还勇于自省，悟到“大柔非柔，至刚无刚”，复出后，一改以往做法，遍访长沙、南昌官场，笼络感情。当然，也有私心，也徇私情，也有“阴的一面、小人的一面”。比如，两个弟弟与别人一样带兵，他“把其它营的饷银压下来，给两个弟弟一人十万两银子”；身为统帅，把围攻江宁的任务给弟弟，使其得头功；为了使裁减湘军一事顺利进行，拿太平军降将韦俊开刀，全不讲信义二字（当初“为他们亲笔题过诗，答应凌烟阁上为他们绘像铭功”）。 作为距今并不太久远的历史人物，曾国藩的人生确有许多值得今人关注与思索的东西。 他是农家子弟，并非高官、富商的二代、三代，却能在充满风险的官场中扶摇直上（官至武英殿大学士、两江总督。同治年间封一等毅勇侯，世袭罔替）并全身而退；他是知识分子，有着历代士人都有却往往难以实现的“修身治国平天下”的人生理想与事业追求，而他居然就获得了成功――个中原因何在呢？ 就个人而言，他是幸运的──身处历史的关节点上──太平军所向无敌，清朝廷急需良将，使他得以一展抱负。但是，有无机遇，虽需运气；而机遇来时，能否及时抓住，就凭人力了。而他，确有超乎常人的修为，总能抓住机遇，从而把握住了自己的命运。当然，这种机遇是建立在对太平军的血腥镇压之上的。 对历史来说，个人的进退取舍往往也会产生很大的影响。 假使当年没有曾国藩，或是他也无力挽救清廷，那么中国将会怎样呢？可能是太平天国得势。但是将政治宗教化、集王权与神权于一体的的太平天国会把中国带向何方呢？是政治分封（其后期曾分封两千七百多个“王”）、平均地权吗？ 而在打败太平军后，手握重兵的曾国藩如果取清廷而代之，中国又将如何呢？似乎他并不保守。创建海军、首办机器制造局，支持容闳提出的“派幼童出洋留学，学成后回来报效国家的”的建议，即可见其一斑。同时他还对李鸿章说：“无论办洋务也好，引用洋人的好办法好制度也好，还是派人留洋也好，有一个基本之点要时刻记住，那就是必须以我中华名教为本”，“洋人的长处要学，老祖宗的衣钵更不能丢”，颇为辩证。然而，他真的能全面冲破根深蒂固的封建藩篱吗？ 当然，历史上的他没有拥兵自重、要挟清廷或取而代之，反而是主动裁减湘军。在他，或是出于忠贞，“不忍背叛皇家”，没有问鼎的野心；或是出于怯弱，“怕不成功声名全毁”；或是出于避嫌，以保己身及曾氏一门的安全；或是出于性善，避免兵祸再起，殃及百姓，如他所言：“黄袍加身也不是不可能的。但是，接踵而来的，必然是更加残酷的流血搏斗，更加旷日持久的兵刃相争。……劫后余生的百姓第一需要的便是和平”；或是“一个孔孟信徒对天下苍生的责任感”。总之，他的天生资质、他的几十年的修为，和在特定历史条件与生存环境中形成的性格，必在潜移默化中起了作用。 问题是，当时的清廷值得他去维护吗？如化外之人陈广敷所言：“满人的江山已经百孔千疮，腐烂朽敗，它失去了建立尧舜之邦的基础。”安徽等地，“人肉公开出卖，一斤标价从八十文到一百二十文”。 正因为如此，历史以及有可能左右历史走向的人的命运，才耐人寻味。于是，以此为题材的文学作品也有了先天的优势。 翻看日历，今年的11月26日恰是曾国藩的二百周年诞辰。此前此后，有关他的热议，也必是少不了的。对于媒体而言，这是一个极具延伸意义的话题；而对于各取所需的读者来说，曾国藩是一个可以开掘的富矿。 2011-11-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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