虽然没有老笨、虫二那样的水平，也来试着讲些故事。
　　讲老师，本应该先从小学讲起。我很幸运，我的小学老师中有很多不寻常的人。例如，我的小学一年级班主任姓高，是当时的副校长，我们都称高校长，20多年后在我上大学时又给我上过课。我的四年纪班主任苏真老师，后来是北京师范大学日本研究所所长、教授。我五年级的班主任朱文彬老师80年代初是首都师范大学心理学教研室主任，由于被胡耀邦点名批评，调出了首都师范大学。我5年级的实习教师林崇德后来是我国教育学科的第一个博士、最年轻的教授和博士生导师……
　　之所以先从我的中学老师讲起，是因为，如果人有灵魂，如果可以进行阴阳界的对话，那么，我最想进行对话的是已经去世的我的中学数学老师付维熙。
　　付维熙老师是我初二的数学老师。不知道他的具体年龄，只知道他当时已经是七十多岁的人。后来从文革的大字报中知道，他原来是国民党北平西城区党部教育书记，解放前曾经作为国民党教育代表团的成员访问过日本，解放后被定为历史反革命。
　　付老师的数学课讲得非常好。上数学课毫不枯燥，几乎平均每堂课有三分之一的时间是天南海北的聊天，既引起了大家的学习兴趣，也增长了大家的知识。当时，我是班上的数学科代表。在付老师的指导下，我在班上开办了“数学园地”墙报，经常贴出一些趣味数学难题，是班上许多同学的关注热点。
　　付老师对我是格外关心的。我记得他曾经教过我开三次方的方法，具体的方法我今天已经忘记了，但有关的口诀却仍然向“下定决心”的语录一样张口就来。在付老师的影响下，我在初中就自学完了全部的高中数学课程。我初三时，我的大姐正在读高三。我经常可以帮她解出一些她解决不了的数学问题。
　　付老师建议我专设一个笔记本用来记录重要的数学公式。我用自己节省下的早点钱买了一个兰塑料皮的小活页夹。这个本后来一直跟我到内蒙。在塑料皮本的第一页，付老师为我题了“雪泥鸿爪”四字。我当时不明白，问他是什么意思。他回答说“这个本应该是一个数学公式集锦。白纸上清楚整齐地抄录着公式，就象白雪上留下的鸿燕足迹，清清楚楚。”回家后，在成语词典上没有查到这个词。我当时就已经有查《词海》的习惯，在《词海》上查到了这个词的出处，来源于苏东坡的一首诗：“人生到处知何似，应似飞鸿踏雪泥，泥上偶然
留趾爪，鸿飞那复计东西”。我当时也多少感到付老师有意曲解了这个词的意思，也隐约体会到付老师的一片良苦用心。
　　付老师肯定已经知道我出身不好。当时，我父亲还关在秦城监狱，已经关了10年。记得有一次，付老师问我是否写了入团申请书。我说还没有。他说：“应该赶快写。你一定要积极争取进步。否则，学习再好，也考不上大学。我去年辅导了两个高三的同学。学习没得说，最拔尖的，没考上，政治上不行。”付老师还经常让我帮他批改作业。每次都是在教师办公室没有人的时候，将作业塞进我的书包。（当时数学作业都是用单张的纸）我带回家改完以后，有时候趁办公室没有人的时候悄悄交给付老师，有时候直接就发给了同学。我初三的数学老师是一个年轻的女教师（文革中知道出身也不好，父亲是国民党军官），她毕竟不象付老师有个人历史问题的负担。她也经常让我改作业和小测验，却从不遮掩，都是大大方方公开的。她很爱进行随堂小测验，每次都是只改我一个人的，当着全班同学将卷子交给我，让我改完后发下去。
　　初三换了数学老师，与付老师就没有什么接触。文革开始于初三快结束时。当时，同学们都纷纷给老师写大字报。我对别的老师没有什么可写的，就给付老师写了一张大字报，揭发了他“雪泥鸿爪”、“为上大学而争取进步”和“让我代改作业”等几件事情。我已经记不清，不知他当时是否已经退休，不知他是否看到了我的大字报。在当时的学校老师的劳改队中，我没有见到过付老师。我清楚地记得曾经在劳改队中见过我初三的语文老师潘渊若。他也是近七十岁的人，文革中知道，他是日本侵占华北时期的“华北政务委员会”礼宾司司长，解放
后被定为汉奸。
　　随着年龄的增加和懂事，每每想起付老师，想起给付老师的大字报，都有如芒刺背的感觉。如果付老师看到了我的大字报，一定会非常伤心。下乡多年后回到北京曾打听过付老师的消息，他早已经去世了。这是我文革中唯一一件需要忏悔的事情，也可能是我一生中做的唯一一件对人恩将仇报的事情。
　　文革中，由于自己的出身，除了付老师，我没有伤害过别的人。没有参加过任何抄家和打砸抢的活动，更没有打过人，“818”我们班绝大多数同学都参加了毛主席的接见，仅有两三个人出身极不好的人没有被允许参加，我是其中的一个。下乡以后，绝大多数知识青年都是“基干民兵”，只有一两个人是“普通民兵”，我也是其中的一个。
　　中学教师中最受学生欢迎的是我们的化学老师杜开伦。记得第一次上化学课，他拿出两个装有无色透明液体的烧杯，将一个中的液体倒到另一个中一部分，另一个立即变成了红色。他故作惊异地观察了一会儿后，又继续多倒了一些，曾经变红的液体又变回无色透明的状态。同学们看得简直象变戏法。后来知道其实这很简单，不过是第一个烧杯中是含有酚酞的碱性溶液，第二个烧杯是不含酚酞的酸性溶液。杜老师讲课就象说相声，经常让大家笑得肚子疼。大家对上化学课总是抱着期待的心情，盼着上杜老师的课。把本来很枯燥的化学课上成这样，真不容易。
　　我初二的一年，是我人生中非常重要的一年，影响到我以后的整个人生态度。当时，对于我，确实存在过一场若明若暗的争夺。一方是付维熙老师，另一方是我的班主任和语文老师常老师。常老师当时是一个从大学毕业不久的青年教师，是一个贫苦农民的儿子。常老师确实是影响我一生的人。今天，常老师已经退休，但仍被区教育局返聘进行语文教学研究工作。每年春节，除了自己的父母，我仅看望两个人，一个是常老师，另一个是把我从出生带到四岁的老保姆。她已经快80岁，仍然健在。她因受我们家的株连而一生悲苦，也是我们一家的恩人。在那最不勘回首的严寒日子中，是她和常老师用他们的爱温暖了我那尚年幼脆弱的心。
　　关于常老师，只能以后有时间再写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