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楂树之恋》：消费叙事中的革命与情欲

作者：张闳

来源：作者博客http://blog.sina.com.cn/s/blog_4c5c13f00100sy0l.html

文革题材的叙事模式

乍一看，这部相当琼瑶化和韩剧化的言情片，很难同张艺谋联系在一起。但细心察看，还是能发现若干蛛丝马迹，比如，男女主人公貌似纯真憨厚的夸张的咧嘴一笑，跟《我的父亲母亲》中的人物同出一辙。影片最后对女主人公的红色外衣的突显处理，也可以明确地得出结论——这确实是张艺谋的作品。尽管张艺谋曾经拍摄过《活着》这样的电影，但时过境迁，如今的张艺谋要处理一部文革背景的故事，确实是一桩棘手的事情。

一般而言，文革叙事有三种模式：

1，伤痕叙事。这是文革叙事的经典模式，从文革期间的地下文学中就开始了，到文革结束后的1970年代末1980年代初达到了高潮，以伤痕叙事来表现文革的写作者，成分较复杂，既有文革中遭冲击的资深作家，也有参与文革而又能进行批判性反思的红卫兵一代，还有一些追随政治风潮的主流作家。代表性的作品有小说《芙蓉镇》及同名电影等。伤痕叙事一方面符合主流意识形态的文革判断，另一方面也与公众对文革的基本理解相一致，在政治上是正确的，但叙事模式上往往陷于刻板，呈现为一种简单的扬善惩恶的伦理批判。只有少数作品，如曹冠龙的短篇小说、礼平的中篇小说《晚霞消失的时候》、电影《小街》等，尚能在一定程度上超越这种陈腐的道德控诉。这种叙事模式在1980年代中期开始日渐式微。王朔等人的小说和电视剧《渴望》，曾经对这种模式进行了隐晦的嘲讽。

2，神话叙事。这种文革叙事的主体是“红卫兵-知青”群体，文革叙事是他们青春记忆的载体。将文革理想主义化，事实上是对自己逝去的青春年华的追悼和缅怀，因此，或多或少要美化一番，哪怕是其苦难和污秽的一面。这种记忆炼金术有一种神奇的功能，会把疯狂化为激情，把痴迷化为信念，把愚昧化为质朴，把残忍化为勇敢。梁晓声、张承志等人的作品谙熟这种化腐朽为神奇的点金术。事实上，这种声音在1980年代较为微弱，反倒是这几年却开始变得高亢起来。这一类的作品与重庆等地风行的群众性的“唱红歌”运动遥相呼应，重塑了文革神话。

3，讽喻叙事。这一叙事的主体是所谓“60后一代”人，也就是“红小兵”一代。他们是文革的局外人和旁观者。他们了解文革的游戏，在少年时代半真半假地模仿过文革的造反运动。他们震撼于文革的残忍，又被这种残忍所魅惑。于是，以游戏性的方式再现荒诞、疯狂的故事，以戏谑的手法避开心理伤害，同时又可以有距离地欣赏残忍游戏。这正是他们在文革中所扮演的角色，历史故事成为其个人的“成长寓言”。关于文革的讽喻叙事，则是这种角色扮演在文学中的延续。但仅就文学性而言，讽喻叙事保持了一定的距离感，它既不为伤痕的愤怒所冲昏头脑，也不会因与自己相关而去刻意自我美化，因此而赢得了更大的美学空间。王朔、余华、韩东等，属于这一群体。代表性的作品如王朔的小说《动物凶猛》以及根据该小说改编的电影《阳光灿烂的日子》等。

在相当长的时间里，关于文革的叙事，基本上以这三种模式出现，只是到了近几年，开始出现一种新的叙事模式——消费叙事。在诸如《幸福像花儿一样》、《血色浪漫》、《激情燃烧的岁月》等电视剧中，总能看到一群花样少年穿着那种曾经被称之为“鸭屎绿”的老式军装，自由自在、快乐幸福地生活着。抹除其浓淡不等的意识形态油彩，这种行为表明，文革并没有被彻底淡忘，它正在以一种新的形式，回到当下，回到我们身边，只不过它更多的是以文化消费品的方式出现。政治怀旧迅速进入娱乐消费领域。

《山楂树之恋》显然也属于有关文革的消费性叙事作品之一。

性的罪与罚

几个响应“开门办学”号召的中学生，为了编写革命化的新教材，组成“K市八中教改小组”，下到农村。在一处偏僻的村庄，他们发现了一株特殊的植物——开红花的山楂树。原本开白花的山楂树，却开起红色的花朵来，教材编写组的工宣队李师傅一锤定音，为这一奇特的植物学现象作出了意识形态化的解释——“烈士们的鲜血染红了它。”于是，教材编写组试图以革命化的手段，重新编撰山楂树的故事。

然而，红色的山楂树能教给人们什么呢？

事实上，作为革命隐喻的红色山楂树意象背后，同时还苏联主义的寓意。一曲《山楂树》，在1970年代的乡村与1950年代的苏联之间，建立起某种隐秘的联系。而勘探队作为现代科技文化的象征，也是斯大林时代苏联文学中经常出现的套路。然而，正如小说原作中所写的，“按当时的观点，《山楂树》不仅是‘黄色歌曲’，甚至算得上‘腐朽没落’、‘作风不正’，因为歌词大意是说两个青年同时爱上了一个姑娘，这个姑娘也觉得他们俩都很好，不知道该选择谁，于是去问山楂树。”在《山楂树之恋》的语境中，苏联歌曲《山楂树》散发出稀薄的情爱气息，让主人公陷于意志迷乱。革命钢铁意志的战车，在半路中出了事故，这棵或许是因基因变异而染上了革命色彩的植物，阴差阳错地将《山楂树之恋》男女主人公引向了歧途——他们陷入了一场爱情。

象征着爱情的白与象征着革命的红，纠结在同一株山楂树上。革命时期的爱情，这一主题本身就充满了戏剧性。而作为故事重要驱动元素的白血病，则将这一组戏剧性的矛盾集于一身，至少其名称听上去是如此。

白血病，又是白血病。《山楂树之恋》的核心受众应该对这种疾病不会感到陌生。1980年代，日本电视连续剧《血疑》中，女主人公幸子也患上了这种不治之症。这部由超级影星山口百惠和三浦友和主演的冗长的电视剧，消磨了整整一代人的业余时光，并为他们提供了生死之恋的经典范例。白血病既是幸子与她同父异母的哥哥之间情感联系的纽带，同时又是这场不伦之恋的悲剧结局的根源。

《山楂树之恋》沿袭了爱情悲剧的叙事框架，因恋爱中的一方患上了某种不治之症而死亡，导致有情人不能成为眷属。在这个烂俗的言情故事中，依然少不了疾病这个重要角色。同样是不治之症，同样被矫饰和诗意化。白血病，它既是情欲的诱发剂，又是其终结者，如同英国维多利亚时代文学中的结核病一样。

爱情源自生命本能，源自原始本能的冲动，它常常表现为盲目的激情冲动。在一个情欲禁锢的年代，爱情就是一种原罪。疾病在这里完成了一种惩罚功能，它以破坏生命机能，乃至消除生命的方式，阻遏爱的冲动。男主人公因病致死，实际上是自我阉割的隐喻。革命时代的性道德，援引了原始的性禁忌和性恐惧的精神资源，构成了对恋爱中的男女的巨大压抑。

然而，疾病作为言情故事中的佐料，突显了爱情的悲剧性，进而，疾病自身也成为情感消费的对象。由于偶像级明星山口百惠的缘故，白血病不仅不再可怕，甚至成为一种可亲的东西。对于那个时代的年轻女孩来说，如果手臂上也出现一块可疑的瘀斑的话，很可能是一种荣耀。它可以让自己跟偶像山口百惠有了多一点的共同点，进而，幸子式的爱情似乎也就近在咫尺了。在网络文学的开山之作《第一次亲密接触》中，悲剧主人公罹患的则是跟白血病同样危险的红斑狼疮。然而，在小说中，红斑狼疮被描述成为两颊上对称的红斑，如蝴蝶一般美丽，几乎就要展翅飞翔了。尽管这与真实的红斑狼疮的临床症候相去甚远，但读者仍热爱这个虚构国度里的红斑狼疮。这表明，网络时代的文学消费也对疾病有强烈的嗜好。然而无论如何，它仍然是病态的爱情，正如疾病就是身体的病态。

纯情的算术

从总体上来看，电影《山楂树之恋》在情节上是平淡的，叙事也很平缓，这与通常意义上的文革故事颇不相同。但这并不意味着张艺谋对文革有何与众不同的理解，而只是在努力回避文革的现实。女主人公静秋的母亲在学校被学生训斥，并被罚扫地（即便如此，其真实性依然很可疑。1974年之后，已经很少有走资派被学生训斥和体罚），角色偶尔说出几句文革语言，等等，如果没有这些，几乎很难看到文革的痕迹，它几乎可以看成是任何一个时期的爱情故事。

不过，张艺谋感兴趣的并非文革，而是恋情，一种当下情欲消费领域所稀缺的情感资源——纯情。与他在《满城尽带黄金甲》之类的大片中、对情欲和感官的极尽夸张渲染之能事的做法不同，张艺谋的情感算术是减法。对于张艺谋来说，纯真，既意味着减少，意味着匮乏，甚至空无。这个在官能上铺张浪费的人，突然一下子变得节约，甚至吝啬起来。这一变化意味深长。

原作中静秋跟老三、长林之间的三角关系，被电影削减为一对一的爱情关系，使这场原本有点复杂的爱情故事，变得更加单一了。导演集中力量营造二人间的单一的爱情悲剧，即悲剧既与他人无关，也与时代和社会等外在环境无关，仅仅因为疾病而致恋人生离死别。这样，既捍卫了性道德的纯洁性，也规避了现实政治的严酷性。

张艺谋在演员遴选和后期宣传过程中，也一直在强调对所谓“纯情”的追求。而他所理解的“纯情”，即是一种对情感的无知无识的状态。静秋的“纯情”源自对情的朦胧和对性的无知，确实是某种程度上的“纯情”女孩，但在把她这样一位性无知状态下的女孩吹捧为“纯情女神”，则显得有些夸张。张艺谋或许努力做到自平淡中见神奇，但实际的效果却是平庸和肤浅。除非我们认为，文革时期的人的言行都是僵硬、笨拙的，否则，很难说演员的表演是成功的。

另一方面，静秋式的貌似“性洁癖”的性道德操守，往往要以“性放纵”作为代偿。不仅现在如此，革命时期也是如此。当时风行一时的手抄本《少女之心》和《曼娜回忆录》，差不多就是跟静秋的爱情同时产生的。后来的文革题材的作品，如王小波的《革命时期的爱情》中，得到了更为直接的揭示。我们在静秋的女同学魏玲身上，看到了失去“纯情”的后果。并且，正如我们在在影片中所看到的，这种后果是恶劣的。或者说，作者为了表扬静秋式的“纯情”，而通过魏玲的遭遇来制造“性恐惧”。

曼娜（或魏玲）式的奢侈的情欲，在情感匮乏的时代，本身就是罪恶，它遭到惩罚也是必然的。实际上即便纯情如静秋，在一个欲望高度禁锢和压抑的时代，她也随时有被指为淫乱的危险。而静秋式的情感得以幸存而且还能够被许多人乐意追忆，而更为重要的是，因为男主人公已经以疾病和死亡来完成了自我压抑和自我阉割。在这里，致死的疾病反而成了一种拯救。否则，维持张艺谋所标榜的“纯情”，只能沦为一种更为扭曲的情感状态。而这一点在21世纪的叙事中，则被消费主义逻辑修复为无性的“纯情”。这也是《山楂树之恋》最吸引人的地方。在荒淫的泥淖中打滚的当下人群，只能依靠这种人工修复的贞操聊以自慰。

静秋实际上构成了曼娜的反面，更准确地说，她们是一枚硬币的两面。维护静秋的纯洁性，是以遗忘和压抑，甚至惩罚曼娜为代价的。就情欲的层面而言，静秋是曼娜的减法，而曼娜则是静秋的加法。如此而已。这是一种建立在“性即罪恶”的观念基础之上的性道德，其脆弱性不言而喻。在文革刚刚结束时出现的《被爱情遗忘的角落》（小说及同名电影），则从另一角度控诉了革命时代扭曲的性道德。对欲望的禁锢和压抑乃至道德惩戒所而带来的性恐惧，扭曲了人性的自然状态。其实，用不着白血病或别的什么疾病来阻止爱的蔓延。时代就是疾病。

《山楂树之恋》可以视作贫困时代的精神的征候文本在当下这样一个消费时代出现，呈现为一种怪异的面容。它将无性视作纯洁，将空无视作单纯，将疾病视作康复。它片面地夸张一个时代的诗意的一面，如同诗意化疾病一样，将一个情欲禁锢的时代诗意化。在张艺谋们精打细算的情感算式中，匮乏成为最大的抒情利润的来源。但爱的本身的短缺，那样满足消费时代强大的消费力，所谓“纯真”，无非是一代人情感贫困的伪饰。影片最后一曲《山楂树》，用清丽的滑音营造出来的纯净效果，来得那么突兀，难掩内在情感的空洞，也恰恰是这一代人贫困青春的挽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