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逝去的岁月】：

（七）四大累活之——挖大渠

1970年4月中旬，我作为代理班长带领全班战士到我团四连出河工。

河套地区是内蒙古的粮仓。据说从北魏时期起，河套地区就修建了引黄灌溉水利工程。以后历朝历代又不断增修，形成了由总灌渠、支渠、分渠、毛渠组成的自流灌溉网络。但由于只灌不排，导致河套地区地下水位上升，土地严重盐碱化。每到冬季，盐碱在裸露的土地上结成厚厚的一层碱壳子，一眼望去，河套平原上到处都是白花花的一片。为了治碱，最简单的办法就是降低地下水位，因此那几年，河套地区年年在春秋两季都组织挖排水渠。

四连在我团的东南角上。分给我连的是一段数百米长的排水渠，平均每个战士约十米长。排水渠的要求是：开口7米，两侧留旱台1米，收底80公分，深度约2米，渠坡约为45度。每个人的土方量约为70立米。

由于没有机械，全部要人工挖。每个战士一把铁锹，一副箩筐，就是我们的全部挖河工具了。

挖河有挖河的窍门，首先工具要合手，主要就是那把铁锹。河套地区习惯用的锹是平头锹，当地人称之为“铣锹”。挖河前要把铁锹的锹釿磨出来，磨得就跟菜刀似的那麽快，铁锹的两面也要磨得锃光瓦亮。因为河套地区是黄河冲积平原，过去是芦苇丛生。从地面往下不到一米就能见到芦苇根，芦根盘根错节，铁锹不快根本踩不下去。河套地区的土质以含沙的粘土为多，锹的两面磨光了不粘土。开始挖时一般都是甩方。所谓甩方就是用锹挖了以后直接把土甩到旱台以外。挖到一米以下就得用箩筐往上挑土了。

据说最大的一次挖河会战是在1976年冬。当时兵团已经撤销建制，交由地方管理，每个团改为一个国营农场。那一年整个巴盟地区的国营农场全部参加了挖河会战。在冰天雪地里，成千上万的知识青年战斗在五加河畔。河岸向阳面的堤坡上到处都是简易的工棚，人们吃住在工地上。每个农场都有挖河指标，完不成指标不准收工。天寒地冬，一镐下去地上只留下一个白点；实在挖不动就打眼放炮，可一炮崩起的土只够装两箩筐。千军万马在凌烈的寒风中披星戴月，病了不能休息，伤了得不到很好的治疗，为了按期完工，知青们忍着极度的疲劳，顽强地战斗在挖河工地。其情之惨、其状之烈，让曾经参加过那次会战的知青现在想起来都不寒而栗。

 

（八）锄麦苗

1970年5月，我们新兵排从挖河工地回到连里。新兵排被解散，连里新成立了男生三排，50多名新来的男生除了后勤留下几个，其余全被分到三个男生排里。此时，每个班都有将近一半是新兵。

这天，排里安排我们班锄麦子。吃过早饭后，我带领大家跟着一位原场农工来到大田。地里的小麦已经长到一拃来高，远远看去绿油油一片煞是喜人。农工来到地头，先给我们示范如何锄麦子。只见他哈下腰，一条腿在前一条腿在后，用锄头在麦垄的两边轻轻往怀里拉了两下，麦根附近的土就松了。那情形就跟《朝阳沟》里拴保教银环锄地的情形一样。

我们这个班里，别管是新兵还是老兵，谁也没锄过地。农工示范完后，我问大家：“会了吗？”战士们七嘴八舌地答道：“会了”。“好，大家一字儿排开，每人把两个麦垄，开始吧。”这块地，地头子有一百几十米长。按照农工教的，我们哈着腰，认认真真地锄着。觉着锄了好一会儿了，抬头一看，离地头还远着哪。看看我身边的战士，一个个笨手笨脚，吃力地舞弄着锄头，豆大的汗珠从额头上沁了出来。

那个农工自己也把了两垄地。他一边锄，一边还时不时地过来检查战士们锄过的地：“这是谁锄的，怎麽把麦苗都除掉了。”“这不行，土都没松开哪，重来。”一个来回下来，大家早没有了精神劲。按要求，今天上午要把这块地锄完。时间已经过去了一半，锄完的地还不到三分之一。我心里着急，不停地喊着：“大家加把劲，早完咱们早收工。”还是新来的战士有主意。只见一个新战士把锄头往身后一拉，快步朝前走去。身后的锄头像犁地的铧子，在两垄麦子中间迅速地“耕”出了一道浅沟，翻起的土垄中夹杂着一些被锄下的麦苗。其他战士看见了，觉着这个办法既轻生又快当，也纷纷效仿起来。

农工看见后大声喊起来：“不行！不能这麽锄地！”我也招呼大家：“别把麦子锄伤了。”一个新战士凑到我跟前：“班长，就这麽着吧，要不今天还能完啊。你等着，一会儿我锄完了来接你。”说着拉着锄头朝前走去。我没有吭声，因为我看着那麽一大块麦子地心里也发怵啊。

（九）泪洒五加河畔

五加河是河套平原中部的一条小河。河流自西向东纵贯河套平原，流入乌拉山下的乌梁素海。我们团就在五加河畔。1970年的五一节，在五加河畔，数十名天津男知青坐在场院里嚎啕大哭的场面至今让人难以忘却。

那年四月下旬，我们团从天津河东区新招来一批兵团战士，分到我连100多人，其中男知青有五十多人，编成一个新兵排。新兵排由三个班组成，我任三班长。按惯例，这些新战士在连里进行了三天的政治学习。学习一结束，新兵排就被“发”到挖河工地挖河去了。

挖河工地在五加河北边，我们的驻地在五加河南岸的一个场院里，河上有一座木桥连接两岸。场院里有两处土坯房，一处坐北朝南，一处坐西朝东。两处房子已经被先来的兵团战士住满了，这一下又来了50来号人，哪还有地儿住哇？没办法，只好借着那处北房的前、后山墙用红柳笆子糊上花秸泥，各搭了一排简易的窝棚。窝棚里没有床也没有炕，就地铺了薄薄的一层麦秸，我们在麦秸上铺一块塑料布，把褥子铺在塑料布上，睡觉的地方就算有了。晚上躺在被窝里，透过窝棚顶上的缝隙，可以看见漆黑的夜空中不断闪烁的星星。

四月下旬的内蒙古，乍暖还寒，在简易窝棚里，常常睡到后半夜就能把人冻醒了。

这天大家刚躺下，天上就淅淅沥沥下起小雨来。窝棚里到处漏雨。大家只好卷起行李到土坯房去挤。不到二十平米的土坯房一下挤进50多号人，连站的地方都没有，更别说睡觉了。熬到后半夜雨稍微小了点，一部分人回到窝棚里睁着眼捱到天明。虽然折腾了一夜，可白天还得照常出工—工期逼的紧呀。

活累不说，赶上那一阵子伙食也不好。先说主食。内蒙兵团1969年春组建，短短一年工夫仅前旗地区就发展到数万人。兵团自己种的粮食不够吃，只好从国库里调拨粮食。刚开始调拨来的还有点白面和棒子面，到我们挖河时调来的净是白薯干。各团把白薯干领回去磨成白薯面发给连队蒸白薯面窝头。再说副食。由于当地气候冷，春天来的晚，虽然已到四月下旬，可还没有新鲜蔬菜吃，只有去冬储存的一些黄了叶的圆白菜、发了牙的土豆和已经发蔫了的胡罗卜，再有就是自己腌制的大咸菜。每天的伙食基本上一个样：早饭是每人一个玉米面窝头（不够吃拿白薯面窝头凑数），一碗糜子米粥，就着炊事班自己腌的大咸菜；中午和晚上是每人一个白面馒头，一个棒子面窝头（不够吃还是拿白薯面窝头凑数），每人一碗熬土豆或熬圆白菜，菜里没有一点油腥。

你想，这帮天津知青刚来乍到就受这份罪，哪接受得了啊。

眼见着就到五一了，知青们惦记着五一放假好好休息休息。没想到连里来了通知：为早日完成挖河任务，五一节不放假。听到这个通知，虽然大家表面没说什麽，可心里都不太乐意。

五一早上，我正在洗漱，就听前面的场院里传来呜呜的哭声。几个新战士跑来告诉我，前面一班的几个天津知青在哭哪。我转到房前，就见场院里几个新来的天津知青坐在地上在嚎啕大哭。边哭还边骂，说兵团把他们骗来了，他们要回天津。一些新来的战士凑上前去，本来是想劝劝，还没说话，自己也哭开了。人越聚越多，哭声也越来越大。我怕我们班的战士也加入进去，赶紧拉上几个新战士到五加河的木桥上，开导劝解他们。正劝着，就见连长骑着一辆自行车晃晃悠悠的沿着五加河大堤过来了，自行车的后衣架上驮着半扇猪肉。连长一见我们几个，跳下车子笑呵呵的说到：“连里过五一杀了一头大猪，我给你们送来半扇，给大家改善改善伙食。”我说：“连长，您快去看看吧，这帮新兵在哭哪。”连长奇怪地问：“哭什麽？”“他们说解放军把他们骗来了，他们要回天津。”连长一听不高兴了：“怎麽能说解放军把他们骗来的？我去看看。”说着一骈腿上了自行车，顺着五加河的堤坡，一溜烟直奔场院而去。

连长的自行车一拐进场院，就见几十号新来的男知青坐在场院里抱头痛哭，嘴里还不停地骂骂咧咧的。一看那阵势，连长也没辙了，只好叫我们这些老战士去劝劝他们，并当场宣布，今天放假一天，中午猪肉炖粉条，给大家改善伙食。

1970年的五一节，我们没有去挖河，中午每人还分到一碗猪肉炖粉条，两个白面馒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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