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所经历的“共青团中央五七干校”【二】
作者：贺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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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所经历的“共青团中央五七干校”【二】
作者：贺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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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所经历的“共青团中央五七干校”【二】 四、在十连艰苦而愉快的日子 之后在十连的劳动，是到五七干校后最辛苦最难熬，也是我这一生所经历过的身体负荷最沉重的劳动，可以说我人生中最苦最累的一段时光都集中在这儿度过的。这其中，当然有十连生产任务格外沉重、且劳动力不足的原因；也有我自己全身心投入，拼命苦干，不会取巧惜力，更是完全不懂得要保护自己有关。 十连的人员由原中央团校的教职工组成。三位连领导：赵法海、陈盛林、郭玉运，都是原中央团校的干部、教员，埋头苦干的实干家，不管是耕地还是收麦插秧，处处走在前面。和我在一个班的郭玉运虽然是女性，干起活来那个拼命的狠劲儿，让男同志都自叹不如。而老实厚道的连长赵法海（在干部回城后在植物研究所做领导），对上级额外布置的任务总是来者不拒，使得这个连的工作负担重上加重，大家也有怨气，却无可奈何只能咬牙坚持。 刚到十连时，我曾和原中央团校第一副校长马石江（正校长是胡耀邦兼任，回京后，马曾任北京大学党委副书记），原教育长孙鹰（回城后，先去了新疆，之后曾任江苏省广播电视局一把手，我曾去南京看望他）及副连长郭玉运（回京后在全国妇联任要职）、葛林荣（回京后，曾是中国少儿活动中心负责人之一），还有缪子玲（原中央团校副教育长周杰的夫人，回京后，周杰曾任党中央办公厅副书记等重要职务）等在一个班。 放牛 初到十连，我们赶上他们秋收的尾巴，之后被分配去养牛班。养牛班的一帮年轻人有伍金汤、小李、小严兄弟俩，他们大都是从钓鱼台国宾馆调中央团校搞后勤的，有厨师、管理员。我们在一起，工作很合拍。对于牛，我很熟悉，年幼时在老家就常帮家里放牛。可是这儿放牛可不是一、两头，而是一大群，有水牛也有黄牛。我主管的牛里面有一头水牛名叫“白牛”，非常温顺，因它头顶上有一小团白毛而得名。是我的“坐骑”，只要对训练有素的白牛喊一声“低角！”，它就把头低下来府首听令，让我踩着它的角，沿着脖子爬上它的后背。牛背上尽管有密密麻麻的牛虱子，可是要走远路，管它有多少虱子，仍然是要骑上去的。这群牛之中还有一只很不好对付的厉害角色，那就是叫做“灰脸巴子”的黄牛犍牛，它力大、气足，拉车干活是一把好手。正因为它有“本事”，脾气也大，很会欺负人，尤其是女性和缺少男子气魄的男同志，只要靠近它，就会毫不客气地用它的角把你顶得老远，大家都有点惧怕它。有一天我正在牛棚边空地上种大蒜，突然“灰脸巴子”瞪着双眼喘着粗气朝我逼进，一看不妙，我丢下蒜头，拔脚朝牛饲料房跑，大喊：“小李快救我！”小李一把拉我进了门，“砰”一声关死门，用大木头顶紧。在门外僵持了一会儿，看进不了门，那家伙才悻悻地转身走了。 干活前我们要念毛主席语录：“牛是农家的宝贝。”我们非常珍惜这些牛宝贝，小心伺候着它们。天不亮就起来把牛放出去吃草，等牛吃饱了，将当日有耕地任务的牛交给耕地的驭手，才能去食堂吃早饭。早饭后再把群牛赶到青草茂盛的山坡上放牧。尽管我觉得自己很负责，但是有一天还是受到批评。清晨五点我把牛牵到野地里吃草，凭别人传授的经验，牛后腿和肚子相接处那个凹坑如果满了，说明牛吃饱了。可是我忽略了一个重要因素，就是早晨青草上有露水，当时那个“坑”是填满了，可是几泡尿一撒就不行了，驭手耕地时牛饿了不肯向前走，跑来把我狠批了一顿。我很委屈但只能接受教训，每次早晨放牛就更谨慎了。 有一次去放牛时我的白牛去耕地了，我只好选中一头年轻的没有调教好的水牛当“坐骑”，在一片种满肥田绿豆的地里放牧时，我把它拉到地中间一块高高的土堆下，我走上土堆准备骑上，可它不听使唤，在我刚抬腿跨上牛背时，它突然闪开了，我从坡上一头栽了下来！还算幸运的是土地是软的，否则我会被摔得很惨。 放牛时还要牢牢看住不能让牛偷吃庄稼，更不能让它们打架斗殴。如果牛儿打架总有一头会受伤，那样损失就太大了。 但是再小心也无法杜绝牛打架。一天我赶着一群牛在空地上吃草，两头年轻的公黄牛本是耳鬓厮磨的“好哥们儿”，不知为何突然反目，凶狠地打斗起来，只见它们四角相抵，怒目圆睁，八只蹄子猛烈踏动地面，扬起冲天的灰尘，发出震天动地的巨响！急红了眼的牛越斗越凶，死命相搏，难解难分。情况万分危急，我惊呆了，心咚咚咚地狂跳不止！在附近干活的人也停下活计叫起来：“不好，牛打架了！”可是都楞在那儿不动。怎么办？再斗下去要出大事了！我想冲上去，可是身材矮小的我，哪是高大健壮的蛮牛的对手呀！正在我束手无策呆若木鸡之时，班长武金汤从远处举着一条长扁担奋不顾身冲上来，照着两条牛的头上、身上，猛地抡过去，他的勇猛把两条疯狂的牛镇住了！终于，胶着在一起的两个仇敌喘着粗气被分开了，我这才惊醒，赶紧跑过去先拉开一条余怒未消的家伙------一场惊天动地的打斗停止了，险情被无私无畏的武金汤排除了，我由衷地感激他，敬佩他！也为自己一时的胆怯自责、惭愧。后来有经验的人告诉我，牛打起架会拼死命，假若难以分开，就要点燃火把去烧，这样才能解开！好险呀，至今想起来仍是后怕！让我倍感伤心的是，当初英姿勃发的小武子在2011年病世了-------在放牛班的日子，虽然要早出晚归，工作时间很长，但劳动强度降低了，而且除了放牛、铡草、打麻绳等，就心无旁骛，特别是团校的同志们对我们几个“小将”非常信任，鼓励有加，没有了在学校时那种人整人的心理折磨，爱唱歌的我整日歌声不停，笑声不断。心情愉快，我和邹妙娟等都长胖了，干部们笑我们说：哎呀！你们是不是偷吃了牛饲料？------可能发现放牛尽管辛苦，工作时间长，而劳动强度与在大田干活相比却要轻些。很快就有其他年龄大的干部来接替我们了。我们结束了放牛班的工作，除了谢惠玲还留在放牛班，邹妙娟到食堂管帐外（原中央团校副教育长周杰同志也在食堂搞管理），其余都去参加大田劳动了。 收红麻、运粪肥 到田里干活时，都是以班为单位集合，班长孙鹰打着小红旗走前面，我们紧跟班长后面，在哪干活，小红旗就在哪里迎风飘扬。我们的小红旗插在红麻地边了。 离开放牛班第一项工作是收红麻。这是深秋季节的农活。红麻长得比人高，非常粗壮、坚韧，要用力拉镰刀才能割断红麻杆。脚下要非常小心，因为红麻桩子很尖利，若解放鞋底被刺穿，脚板就会鲜血直流！红麻割下来就扔在水塘里让其表皮烂掉，但坚韧的红麻纤维却不会烂，捞起来晒干就可以打绳子了。 种田离不开肥料，我们十连在坝外的岗子上有很大一堆积肥，是猪粪、牛粪、人粪等堆在一起形成的一个大粪堆。我们班接受了处理这堆粪肥的任务。将这些又臭又烂的肥料运到一片片麦地里。开头真是难以下手。冲鼻的臭气熏得人喘不上气来，恶臭让我心里不停泛恶心！但是想到向贫下中农学习，要脱胎换骨改造自己的决心，顿时使我忘记了脏和臭，挽起袖子卷起裤腿，越干越有劲。过了这脏臭一关，心想自己又有了进步。 兴修水利、挖坑种树、脱坯盖房 冬天本是农闲，但我们却很忙，改造黄湖的大工程开始启动。有些居住点则忙着脱土坯、烧砖盖房。二郎岗上有一个砖瓦厂，赵玲娣、金小青、何健、鲍秉符等都在那儿，脱坯、烧砖，供应各连队盖房子。但砖瓦仍是供不应求，各连队就自力更生，用铡刀铡短稻草，和黄泥和在一起脱土坯，以解决盖房之急需。而大部份人要去兴修水利，建设新的水网灌溉系统。 我们连负责修建大寨路——从场部到王营子那条大路一侧的一段水渠。天很冷，拂拂扬扬下起了雨夹雪。泥和水搅和在一起，黄土显得更粘了，粘在铁锹上的土要花费大力气才能甩下来。土块越堆越高，人却越站越低。站在水渠底下朝头顶上甩土块，非常吃力，我的手上本已在前面的劳动中磨出了老茧，现在又起了水泡，水泡破了以后又长上了老茧。虽然活儿很累，可是由于干部们对我们年轻的“小将”总是不断鼓励，我就总是不甘落后，使出浑身解数和男劳力一样干。这些干部中，有的是从各省基层提拔的能人，有的是大学里的高材生，有的是中央团校毕业的地方团干部留用的，大多才华横溢、风趣幽默。他们经常边干活边说些无伤大雅的笑话，再苦再累也有笑声在工地上回荡。记得一则笑话：是说团中央有一位年轻的干部，为生孩子的老婆补养，特买一只老母鸡炖汤。可是不知为何越煮越臭，原来母鸡没有开肠破肚！哈哈，书呆子！ 黄湖几乎看不到树，到处光秃秃的。冬末，在植树季节还没有到来时，我们就未雨绸缪地开始挖树坑，每一个坑都用一根木棍严格丈量，确保按标准挖好直径60公分、深60公分以上的坑，为春天的种树做准备。这儿的土壤由洪水冲击形成，石头少，比挖有石头的土壤要相对容易。班长大老葛（葛林荣）有一把钻石牌的军用铁锹，铲口非常锋利，用起来很顺手，我干活拼命惯了，使出全身力气用这把锹不停地挖，心中暗暗记着数字，竟然在一天之中独立挖坑48个！连我自己都吃惊。大老葛夸奖我说：“小姑娘，有力气，干得好！”我对自己的成绩很满意。 文革政治运动仍在延续 冬季，我们在场部参加了胡克实同志的检讨会，他的发言稿很长，文笔优美。他发言后没有人批斗、评论。 记忆中，在十连期间，大家没有对原来中央团校的主要领导马石江和孙鹰、周杰等开过什么批斗会。我最初到十连时和马石江同志在一个班，他沉默寡言，很少说话，必须说时也言辞谨慎。 对于团校的人来说，我们只是局外人，与这场政治运动有关的事很少有人对我们讲。但我们也能感觉到，他们之间由于政治运动所造成的人与之间的派别和隔阂：如这批人和另一批人之间不说话，不理睬、不来往。有的人悄悄关起门来议论事情。有些原本在北京期间被批斗、批判过的人只是整日默默地劳动，面无表情，一言不发。有时还听到有人说副连长郭玉运的丈夫是军博的，反对林彪而被批判等等。但所有的详情无人对我们讲。 最近我看到原中国青年出版社孟庆远同志的回忆录，其中讲到在黄湖五七干校期间，出版社（七连）的“阶级斗争”搞得很残酷，有几位无辜的人被折磨至死，可悲可叹！相对来说十连这方面比较宽松一些，我们在十连期间没有开过什么批斗大会。精力主要放到忙不完的生产劳动之中。文革仍在延续，但已经没有前几年那么强的火药味了。 对于我这个学生，团校的同志们对我的工作和常要写的“斗私批修”、“总结”发言稿等总是大加赞赏，不因我的出身而歧视我。比如在班里进行个人“斗私批修”发言时，我就牛打架等几件事中，自己的胆怯表现等问题深挖思想，大家觉得我的稿子写得很好，就推荐我到校部广播站去向全校广播了这篇稿子，我感到很荣幸。因此虽然在十连农活非常苦，但我的心里却充满阳光，觉得这是自文革以来最开心的一段时光。但是由于出身成份带来的精神的打击，也还是逃不掉、甩不脱的。 不能进毛泽东思想宣传队 干校成立了“毛泽东思想文艺宣传队”，同班同学赵玲娣、李振茹、扬敏都从所在连队抽调去演文艺节目了，她们常去附近地区，包括大别山区演出，当她们回到黄湖向全校汇报时，我看到她们的歌舞等节目很羡慕。有人告诉我，负责十连文艺宣传工作的老王，曾极力推荐我去校宣传队，可是当宣传队负责人向一些同学了解我的情况时，“黑五类出身，是白专典型”之类恶意贬我的话，彻底葬送了我非常珍视的能发挥特长的机会。我很伤心，觉得除了拼命干活之外，我所有可能的出路，都是被人堵死的——唉，前程暗无天日，我无路可走！深感悲哀无奈，却不能向任何人拆说！ 干部们的孩子 团中央系统的干部下放干校时，孩子无处打发的，只得带到黄湖。马石江也带着他的六岁的小儿子住在集体宿舍中，和大家一样吃食堂。一个中年男子整天劳动已经很辛苦了，还要又当爹又当妈，很不容易。除了麦收、插秧的农忙时节，都要白天劳动晚上开会学习时事、政治。在一个阴阴雨连绵的晚上，我们正在男宿舍里开会，马石江的儿子睡得迷迷糊糊地爬起来朝着床上的被子就撒尿，在大家的惊呼声中，他赶紧把孩子拉到床边上------听团校的人讲，文革中，马石江被打成资产阶级当权派挨批斗，他这个年幼的儿子也受到冲击。幼儿园的老师竟然让其他不懂事的娃娃批斗马石江这个幼小的儿子！聪明的孩子为自保也学会了做“两面派”，在团校大院子里遇到马石江和其他“黑帮”排队去打扫卫生时，他装作看不见，拒不喊爸爸，但回到家里关起门来还是照旧地喊。 张医生的幼小的儿子一天在墙上画着玩，画了一条蛇喷吐着信子，旁边恰巧写了几个字：毛泽东思想，被确认为反动标语，结果被审查了很久，还连累了父母被审查批判。荒唐的极左行为，严重伤害、扭曲了天真烂漫的孩子的心灵，破坏了他们美好的童年。这样的事例举不胜举。不久，马石江的孩子离开了干校，被送回北京去了。 在苦难中，有的孩子非常懂事。有个团校的干部王××在重体力劳动后不慎流产了，她那十来岁的儿子一点不嫌脏，给妈妈倒有血的尿盆，端热水、洗衣服，什么事都做。大人们为孩子的学业、前途而忧心忡忡，可年幼的孩子们却不管，到了农村也并不因生活艰苦而不开心，相反，他们放学后，在开阔的田野里到处奔跑，捞鱼、爬牛背、逗狗，不亦乐乎。秋天，池塘里的野菱熟了。孩子们下课后就忙着到塘边摘菱角。在这儿摘菱角很简单：只要搞一根锯短了的树杈，拴上绳子朝池塘中间一扔，然后就把一大堆老菱的藤子拉到塘边，藤子上挂满四角野菱，可以尽情摘取，之后送到食堂那口烧开水的大铁锅上，用麦草燃起熊熊大火，煮熟了，每个孩子用脸盆装上一盆，到宿舍里慢慢享用，吃得肚子装不下为止。 这些池塘里的野菱对农民有很大吸引力。附近的农民生活贫苦，为了补充装不饱肚子的口粮，他们到冬天就三三两两到干校的池塘里捞老菱，晒干后用石磨碾压，产出菱粉。这时菱的藤子早已烂得不见踪影，熟透的菱角变成黑色沉入了水底。那些农民大嫂们有一样特殊的工具：将一些麻丝均匀钉夹在一块长方形木头上，木头另一端拴一根麻绳，将木头朝水里一扔，沉入水底，水底的老菱就挂在麻丝上被拉上岸。周围百姓的艰难生活，城里来的孩子们就不太了解也不会太在意了。 运石头之战 大坝修好了，水渠修好了，种树的事也准备妥当了。在春耕到来之前，团中央军代表又想出了一招：去约五、六十里外、大别山北麓的采石场拉石头铺路。若来回空手走这百来里路，已很费力了，还要拉着沉重的石头回到干校，这是考验人的意志和体力的一项挑战，这比以往任何一项农活都更加辛苦劳累。其实干校有多辆卡车，人工拉板车运许多趟，也赶不上卡车一趟的运输量，但军代表的目的当然不是为了省汽油。有干部回忆军代表曾表示过：“团中央的干部都是修正主义苗子。”正是基于这样的思想，就要想些办法折磨这些人，说得好听是让大家受磨练，真实意图也就是整人。 一九七0年的四月二十五日一大早（四点），东方未发白，我们摸黑到食堂吃早饭准备出发，这时广播里传来特大好消息：我国第一颗人造卫星上天了！大家欢呼雀跃！“东方红，太阳升”，这早已烂熟于心的乐曲，此刻从太空中传来，我们的心里说不出地高兴和自豪。带着满腔热忱和战胜困难的决心，我们一大早满怀豪情从驻地向大别山下遥远的采石场进发。因路途太远，如果全程步行无法于当日赶回，是先用卡车把我们拉到半路，然后再步行至大别山下的采石场，装上石头后步行回干校。 我和团校的缪子玲及仇德丰等分在一个小组，自然是由老仇掌握车把，我们两个女的管拉车——每人用肩膀拉着两条固定在车架两边的麻绳。去的路上没有负重，相对轻松。此时正是肥田草——紫云英盛开的时节。只见鳞次栉比的丘陵梯田上，一片片鲜艳的紫红镶嵌在碧绿青翠的麦田之间；还有一团团开着黄花的“春不老”迎风摇曳。这一切交织在一起，近看如绚丽的织锦抖落，远眺如五彩的云霞飘浮，好一幅春天的景色！可我们顾不上欣赏这美景，拉着空车在迂回曲折的丘陵山路上快速行进，阵式蔚为壮观。那些穿着破旧的贫苦乡民站在路旁，惊奇地注视着我们这一队不知来自何方的人群。 终于进入采石场，在被切削得分外陡峭的山崖下，几块沉重的大石头装上了我们的车子。上坡的路自然是分外吃劲，三个人齐心协力拼命往上拉。而下坡的路也不易，若掌控不好，可能车毁人伤，发生严重事故！每到要下坡时，我们格外小心谨慎。一般路况下，掌车人和拉车的人都在车子前面拉着走，但下坡时老仇要把车子反过来，我和缪子玲也一齐调转方向绕到小仇身后，三个人一齐用力死死地拽住车子，让它减慢速度，一步亦趋缓缓地向下滑行------走了没有多远，我们都气喘吁吁。年纪比我大的缪子玲和我一样矮小瘦弱，体力更加不如我，把我和她分在一辆车，就是以我强她弱相搭配的，我更得多卖力气才行。我感到两腿发软，阵阵疲惫袭来，似乎力气已经用尽了。可是没有退路，也没有人喊苦叫累，只有狠下心，紧跟大队伍，一心向前把路赶。中午时分，到了一个早已设置好的中间休息站（名字记不得了，在新县到潢川的拐弯处），大家放下车子，喝了水吃了一些香喷喷的大饼，接着上路拼命向前赶。俗话说走路的赶不上挑担的，车轮滚滚，任务在身，黄昏，我们终于凯旋。到家时我发现腿、脚全肿了，瘫软在床上连饭也不想吃。一场气势非凡、轰轰烈烈的人力运石活动圆满谢幕。这些石头陆续铺上了黄湖的大路。路，当然是好走多了，因为这是用我们凝固的汗水铺就！ 人力运石头，强度大，但时间就只持续一天。接下来长时间的农忙，更加考验人的时候又来了。1970年的春种、夏收夏种，我终身难忘。在十连一段最艰苦最考验人的日子开始了。
披星戴月割麦 初夏，紧张的抢收抢种是一年中最关键的农时，麦子一熟如不及时抢收，就有可能烂在地里造成减产。麦子收慢了，之后的晚稻就不能及时种下，这样的连环套有一环没搞好，将贻误战机损失巨大。所以我们在上级的动员下争分夺秒，气氛紧张。 1970年的麦收极其艰难，因为麦子成熟的时候下了一场雨，地里土质太软了，联合收割机不能进麦地，必须得由人工收割。可是奇怪的是后来地都干了，仍然没有用收割机割麦。那时我们也没有细想更，没有怀疑。现在想来，其实都是团中央军代表有意要让大家吃苦受罪，让收割机彻底休息，逼着我们面对上万亩麦子就全靠双手一把一把地收割归仓。 我们十连原本主要是耕种收割湖内及附近岗子上的几千亩田，任务已经很重了。白露河边的白虎岗上5000多亩地搞会战，我们也奉命参加。白露河边人烟稀少，那几天几路人马汇集到这片广阔的田野，摆开了麦收的战场，顿时红旗招展，热气腾腾。 用披星戴月来形容我们的作息毫不夸张。和69年那次麦收一样，早晨三点半，星辰还在天空闪烁，就吹哨起床，列队下地。从睡梦中被急促的集合哨音惊醒，还困得睁不开眼，就半闭半睁着双眼，抓起镰刀，迷迷糊糊摇摇晃晃地站到队伍里跟着大家向地里走去。割麦到七点半，食堂用毛驴车把稀饭、馒头送到地头，早饭吃好丢下饭碗立即再战。中午十一点半，食堂又用毛驴车把饭菜送到地头。吃过饭，休息十五分钟。每次大家都赶紧利用这宝贵的一刻钟休整一下。骄阳似火，烤得人燥热难当。我们将麦把子竖起来堆出一个小小的人字形空间，上半身钻进去躲避火热的灼烤，睡十几分钟，哨子一响立即跃起继续再干。晚饭后，接着挑灯夜战。但是煤油马灯的视野只有眼前那么一点，到了第二天，瞧瞧夜里收割的麦地吧，像鬼剃头一样花里胡哨，浪费很大。后来晚上就不再收麦子，而改为拔秧苗。直到十点半才能收工。每天十八、九个小时连续奋战！疲惫！疲惫！除了身体的疲惫什么都不想，人整个麻木了。 割麦时，上百亩一块的麦地，一眼望不到边。大家在地头一字排开，每个人负责七拢（七行）朝前割，班长老孙一般都喜欢和我靠着干，因为他戴着一副深度近视眼镜，体形大动作迟缓，我快速割到前面后，都要代他割掉一大段，等他赶上来了，我又继续朝前割我自己那七行，然后再代他割掉一大段，如此反复，就能做到齐头并进，不至于让动作慢的人掉队。其实并没有人要求我必须这样做，这都是我自说自话“自觉革命”。 由于我干活不惜力，有十分都会用出十分以上，所以大家都很喜欢我，说：“小贺能干。”可是只有我自己知道我是强弩之末，已疲乏到极点，十分力用出了十二分，已经没有任何余力了。但是我的信念是，要“自觉革命”，要“脱胎换骨地锻炼、改造”自己，为了达到“脱胎换骨”的目的，我对自己是够狠的，再苦再累也咬牙坚持做到最好！但是怎么才算是“脱胎换骨”呢，我始终不知道，也没有人能告诉我。我曾想，我几乎与新中国同龄（1948年生），长在红旗下，所受的全部都是党的教育，家庭教育中也很少有旧的观念、旧思想和旧习气影响。连在睡梦中都在喊“毛主席万岁”的我，要改造什么呢，脱什么胎换什么骨呢？始终是模湖不清的概念。要到什么时候是个头啊？这是遥遥无期的漫长无望的心理折磨。我能想明白的只有一条，通过这样的劳动锻炼自己的体魄，磨练自己的意志，多做贡献罢了。 打谷场脱粒 收来的麦子堆在打谷场上像一座座小山，联合收割机不下地，就只管脱粒。晚上吃过晚饭，若不再下地，就到打谷场进行脱粒。我们全副武装，戴上草帽、口罩，脖子上系上毛巾。收割机高速运转，轰鸣着发出巨响，我们站在机旁一刻不停顿地飞快从“麦山”上把一捆捆麦子拆开，呼啦啦地扔到滚滚向前的传送带上，收割机发出轰隆隆的怒吼，一眨眼的功夫，放上去的麦子就“呼”地一下被机器吞下脱完粒，麦粒源源不断地吐进等候的卡车里，麦草扬向另一侧场地，又堆出一座小山，有专人不停地用木叉子把草推向远处。机器的高速运转，搅得遮天盖地的粉尘在空中漫天飞舞，迷得眼睛啥也看不清；震耳欲聋的噪声搅得什么都听不明。我们只管细眯着双眼，手脚一刻不停地抱起麦捆迅速拆散朝传送带上扔。这巨大的机器像一只永远填不满的怪兽，通通来者不拒！堆得像一座座山一样的麦子，几个小时就被机器“消灭”了。到半夜收工时，鼻孔、眼睛、眉毛、耳朵、身上全部被粉尘塞满了。鼻子干痛，眼睛睁不开，汗水粘着厚厚的粉尘贴在全身上下的皮肤上奇痒难忍！机器一停，赶紧跑到井台上打水冲洗。 半夜遇险 一个没有月亮的黑夜，打谷场上联合收割机脱粒结束。我因为要收拾几件工具而慢走了一会儿，刚才还机器轰鸣，喧闹的打谷场，突然寂静无声。没想到联合收割机的照明也骤然停了，立即没有了光亮，刚才还如同白昼的打谷场，刹时变得漆黑一片，伸手不见五指，眼睛一下子难以适应，什么也看不见了！不知是怎么回事，转眼间人都走光了，走远了，剩下我孤伶伶一人。突然完全堕入黑暗，寸步难行。那天恰好没带手电筒，我只好摸索着、估计着朝回走，走到寨子附近时，我觉得该向右拐弯了，就调转方向，可是，完全估计错了，“扑通”一下掉跨进了水塘，水很深，我头上的草帽忽的一下被掀掉了，哎呀，不好，没顶了！我扔掉手中工具挥动双臂赶紧划了几下水，向我心中想象的岸边游去，可是伸出手一摸，还是水，没有岸，脚下一踩，深不见底，咕咚一下又沉了下去。糟糕！刚才是向水塘中间游了，方向全错了！绝望中，我的心咚咚地狂跳：难道我将葬身这水塘？不！我又掉转方向再游。心里害怕，又不好意思喊人来救，而且周围也无人可喊啊！ 正在我努力游着摸到近岸一把草时，哗哗的水声，让远处一位“绷紧阶级斗争之弦”值夜班的干部以为有贼，就大叫一声：谁？并跑向水塘用手电晃过来，听到我的声音，他急忙跑过来趴在土坎上边把我拉上岸。命不该绝的我终于绝处逢生，得救了！我像只落汤鸡，从头到脚浑身湿透，加上紧张害怕，混身发抖。脚下的解放鞋因为灌满水，跑起来“叭唧叭唧”，响个不停。我顾不上被水掀进池塘的草帽和工具，向食堂旁边的井台直奔而去。此时那些先回来的人正在昏暗的灯光下吃夜餐。我怕大家笑话，一点也不敢声张，结果我的窘相还是被人发现，被众人当了一回笑料。他们笑，可我至今仍后怕——如果被水草缠住无法脱身，险些就成了鱼的食料、水下之鬼啊！多年后，看到杨绛先生记录五七干校遇险的“遇险记幸”一文时，不禁想起当初自己掉在水塘中拼命挣扎的情景，止不住泪流满面！大难不死，会有后福吗？ 快速插秧组 大面积的水田要插秧，应付这么多田地，正常的人工速度显得太慢、太难了，于是成立了一个“快插组”，连里还搞了两台插秧机。从江西提拔进团校的团干部小曹当组长。快插，就意味着干得更多、更快、更好、更累，但被小曹点名进入这个快插组，我依然觉得很荣幸。不过机械插秧并没有想象的容易，插秧机对水田的平整程度要求极高，差一点点不够平整，秧苗就插不稳，浮上水面都不能成活。还有一台手动插秧机，小曹自己亲自操作，我们几个女同志负责快速将秧苗装入机器的秧苗箱。装箱要求极高，每一棵秧苗根部都要清洗得很干净，不能有一点泥巴，还要一丝不乱地整齐排列在箱斗里，如果装得稍不整齐或有一点泥巴没洗净，机械的抓手抓不准秧苗就插不下地里去，小曹就大发雷霆。我也试着操作几次那架插秧机，非常费力，插一会儿就浑身酸痛无力，没有一把力气休想顺利使唤它！难怪小曹要发脾气。大家发现这些机器很不实用，最后只好弃之一旁，还是靠手工插秧来解决反而更稳妥，速度也基本相当。 从早到晚长时间弯腰，大家把插秧叫做“竞折腰”。个子比较高的班长老孙（孙鹰）对插秧最头痛，索性改去挑沉甸甸的秧苗。老孙是上海人，本是一个搞学生运动出生的书生，现在也成了壮劳力。一次，因为田埂狭窄，他挑着满满一担沉重的秧苗没站稳，连人带秧苗一起掉进田边的池塘------晚上不能插秧了，我们还要到育秧田里拔秧苗，以供第二天插秧用。一天夜里拔完秧苗收工后，我已在水井边洗过脚，可是一路走着，还是感到脚趾被什么粘住了，回到宿舍用手电筒一照，呀，从腿到脚趾上全是血！原来是拔秧时被蚂蝗叮上，害得我流血不止。它爬到腿上吸足了血逃走了，吸盘分秘的破坏血小板的东西还在起作用，腿上的血一直源源不断地流到脚上和塑料凉鞋粘在一起------每天苦干的时间太长，疲劳永远伴随着，除了想睡觉，人已麻木得别无它求。在上工和收工时若走路远，我就边走路边打瞌睡，有时脚步一踩空，心里一惊，赶紧努力睁眼强打精神朝前走。 麦收的高强度劳动结束，插秧进行了一大半，我就累倒了，插秧时站在水田里总觉得眼前的景物变成重影不停晃动，头晕晕忽忽地站不稳。团校的校医张大夫一量我的血压，高压只有60！立即让我躺下注射升血压的药。之前，我因打摆子，大病一场，已伤了元气，而这一段持续超负荷的劳动，我的身体彻底垮了，但是我仍然坚持到夏收夏种全部完满结束，干了该做的所有事情，只是身体从此好不起来了。 不准奔丧 不久，我收到了家在武汉的姑父来信，告知不幸的消息：跟我们姐妹几人最亲近的年仅36岁的小姑妈，这个从山村里走出来的大学生，某钢铁企业的技术员，患癌症去世，武汉离信阳很近，只有一个大站的路，之前母亲知道姑妈病危，已嘱咐我一定代表全家去奔丧。考虑插秧基本结束，我向连里申请获批准，可是校部领导却无论如何拒不批我的假，不准我离开干校，一两天也不行！想想某军代表能在大家拼命挥汗苦干时，开着公家的吉普车轻松自在地去大别山打猎游玩。而对于我，这一两天可怜的奔丧的机会都不允许，亲人近在咫尺，却不能去见最后一面略表哀思，悲哀与不平在心里悄悄涌起一阵小小的波澜。 评为“五好战士” 在十连的这段岁月是极其艰苦的，但是我却始终保持着昂扬的斗志，觉得在这里仍是自文革以来最快乐、最有价值的一段时光，特别是团校的干部中，有许多才华横溢，正直无私，工作勤恳负责的好干部，和他们在一起，受益匪浅。尽管由于我的出身不“红”，除了在干农活的时候能得到“重用”，其它的路也是没有的。但是起码我的苦干能得到公正的评价，能得到大家的肯定和赞扬，从而使我获得了难得的一点点做人的尊严。 此外在这里我也不乏异性的追求者，总有赞赏的目光跟随着我。而不像在学校，时时都只能经受冰冷的伤害和欺辱，不管你怎么努力，都是“狗崽仔”，都只有鄙视的白眼和漫骂、冷嘲热讽，像未庄的人对待阿Q一样，不许“革命”。在离开干校时，班组和连队里经过严肃讨论，慎重评定，给了我“共青团中央五七干校五好战士”的光荣称号，这是对我的最高褒奖，我非常珍视，那张有毛主席头像、有团中央五七干校公章的大奖状，我保存了几十年，在最后一次搬家时失落，很可惜。
胡耀邦同志与我们一起到了五七干校。大约是在秋末初冬时节，一天我们收工回宿舍，看到胡耀邦同志到十连来了，说是到处走走看看。他像军人行军一样，背着一床小小的被子，被子上别着一双黄色的解放鞋。看见我们几个人年纪轻就问：是印校的同学吗？我们说：是。他笑了，说：好！好！但是由于我们和他正巧走在寨子旁池塘直角的两边，他正朝食堂的方向，而我们的队列面对宿舍的方向，不好再转过去，多说几句话的机会就这样擦肩而过。同班同学杨敏、林连正、毕如慧马梅君等那时分在七连——出版社那个连，当时胡耀邦同志从我们这儿去了七连。在那儿，听同学们说盖房，插秧等农活，胡耀邦同志都参加了。 在校部的一连，我校周润贵等同学与胡耀邦同住一间宿舍。雷宏同学及原胡耀邦的警卫员解方武等住在紧隔壁房间。虽然那时被文革政治运动“打倒了”，但我的同学和周围的干部还是敬重他、爱护他，发自内心地关心着他的生活，并时刻注意他的安全。比如下雨要去食堂打饭，同学们尽量代劳，不让他在泥泞中拔涉；有的当地老乡好奇地来打听，问他们：“听说胡耀邦住在这儿？”他们就说：“不知道，我们不认识。”大家笑称：周润贵这个宿舍是“服务员”，雷宏这个宿舍就是“警卫员”，回到宿舍就由“服务员”照顾，出门就由“警卫员”负责安全。这并没有哪一个人特意安排，都是大家自发的。 胡耀邦同志对自己要求很严格，他身体不好，身材瘦小，身高只有1.56米。但是仍然和大家一起干同样的活，比如挑水、脱土坯、盖房子、插秧、割麦、收稻等。挑水时，水桶很高，稍不小心桶底就触到地面，无法前行。一次，在校部广播室工作的庞燕琴遇到他正在挑水，就问：“老胡，你挑得动吗？”他笑着说：“哎，不是挑不动，是不好走路呀！”盖房子时，他在下面和泥浆，一桶一桶地朝房上递送，对个子瘦小的他来说是很不容易的。脱土坯，要把麻丝和稻草与烂泥巴和在一起，这个既脏又累的粗活，本是由农工牵着牛在泥浆里转着圈踩踏、搅和的，而胡耀邦同志却不顾深秋的寒冷，挽起裤腿光着脚跳进稀泥里用脚努力地踩！用长方形的模具脱土坯的时候，人只能蹲在地上用力，体力好的年轻人都感到费劲又难受。而胡耀邦同志在干校时已56岁（或57岁），不仅年纪已大，且身体不好，当时正因痔疮便血，痛苦不堪，可还是同样和年轻人一起干这个活。住在一起的我校同学看到他多次清洗带血的裤子，实在不忍心，看不过去了，有人就去找了军代表及当时革委会主任王道义（文革前是团中央第八书记）反映情况，后来就重新给他安排了轻一些的活干。 我们去大别山拉石头时，这样高强度的重体力劳动，胡耀邦同志竟然也去了，这真的让人惊讶！那时的当权者对他也够狠的。拉石头时，陈广孝、陈维鹏等和胡耀邦同志分在一个大组。我的同学曹群（女）及团中央干部解方武与胡耀邦一个小组，他们三人同拉一辆车。如此累人的重活也没有挡住他的幽默，休息中间还和陈维鹏、陈广孝开玩笑说：你们俩是陈、陈相映------胡耀邦同志不管农活多么累都每天坚持学习。他下工回到宿舍，总是坐在一只小“马扎”上专心读“毛选”。他非常关心身边的年轻人的成长。看到我们同学中有的人年纪轻轻不读书不学习，有空只是到处晃，就告诫说：要读书，要学习哟，不学习没出息！同学们回忆都说胡耀邦同志没有一点架子，非常平易近人。即使去刘玉华工作的场部供销社买香烟，也是笑嘻嘻地和她交谈，绝对没有一点摆大人物架子的情况。他的知识渊博，经常和大家在一起谈笑风生。那时虽然他尚未复职，可是大家依然非常喜欢他，尊重他。 中国共产党“九大”召开后，约在九届二中全会前夕，中央对胡耀邦落实了政策，让他出席了那次会议。离开干校前，为他落实政策所补发的约一万多元工资，他全部交了党费。这在当时可是一笔巨款呀！这位可敬的伟人对党对人民至忠至诚之心可见一斑。 在校部工作的雷宏、马光衡、周润贵等同学与胡耀邦同志的接触比较多，在1970年7月我们大家离开黄湖前，胡耀邦曾给马光恒题词留念：“心潮澎湃又向东，少年意气竞不同；积代会上发言日，灯下勿忘告战功。”（我想，题词中“向东”，在这儿应是双关语，一是心向毛泽东，二是我们被安排去江苏省的泰州市，在祖国版图东部；还有就是那个特定历史时期的用语，如“积代会”应是指“学习毛主席著作积极分子代表大会”）鼓励与爱护尽在词中闪现。我们到泰州后，恢复工作的胡耀邦同志在百忙之中，还曾亲笔写信给马光衡，关心他的工作、学习，鼓励他努力克服到泰州后生活不习惯的困难。此信感人至深。（此信已于2008年4月30日在《市政月刊》发表） 七月三日，我们即将离开干校那天，一连为我的同学开欢送会。胡耀邦同志作了特别发言，一方面表示惜别之情，一方面鼓励大家到新的地方努力学习进取。他那对同学们满怀希望、爱惜、鼓励的话语令人动容。下午近傍晚时分，送我们离干校的卡车开动了，胡耀邦同志一直恋恋不舍地跟在卡车后面不停地招手。雷宏深情地回忆说：给我们送行时，从他脸上的表情可以看出他复杂的心境：为这帮孩子有了新的出路而高兴，却又对我们的离去是那样地依依不舍。这一动人的情景，他的音容笑貌，永远印在了雷宏和同学们的脑子里------
农忙过了没多久，一九七0年“七一”党的生日到了，我们刚从秧田蓐草回连，突然收到校部通知：我们学校的所有毕业学生于七月三日离开黄湖，重新分配工作！三天之中就要离开五七干校，这突如其来的变化，像天上掉下一颗炸弹，把我们炸蒙了！借来地图寻找我们将要被安排的地方——江苏泰州，费了很大力气才找到在扬州旁边的一个不起眼的小地方。 心里的矛盾是显而易见的——终于有了一个出路，可以去工厂工作了，尽管这是一个从来没有听说过的小地方；可是我们为黄湖奉献了青春和汗水，与团中央系统的同志们同甘共苦，结下了深厚情谊，大家怎么舍得离开呢？心里说不出是悲还是喜？在连领导的安排下，用当初从北京运东西到干校作包装的宝贵木材，为我们每个人打了一个简易的大木箱，这样，加上我们从北京来时的小箱子，所有的简单行李都可塞进去了。七月三日，我们在出版社军代表李××及泰州方面来接我们的领导护送下，离开黄湖，从信阳乘火车到武汉转乘“东方红2号”江轮沿江而下，取道镇江奔赴泰州。 对干校的不舍和对未来的担心，情感于江轮离岸的那一刻暴发。我们大家，特别是女生，站在甲板上失声痛哭，这毫无顾忌的哭声惊动了全船的乘客，用不解的眼光看着我们这群穿着土气，情绪激动的年轻人。离黄湖前，曾有干校的干部意味深长地对我们说：唉，你们这帮学生啊，太天真了！我们不解其意，当然不知道，原来我们的“分配”是被愚弄的骗局。
过了若干年后，我们才充分理解了这些干部说话的深刻含意，可是已经晚了，铁的事实，木已成舟，难以更改了！原来将我们分配到泰州，从表面上看是以军代表为首的团中央领导为解决我们的出路，想出的一个办法，但实质是他们为自己谋私利精心筹划的一个高明的骗局！ 因为，如果说为我们的出路，我们所实习的青年出版社印刷厂原本就劳动力不足，当时还从社会上召了许多刚毕业的初高中学生补充到各个车间。而我们这一百多人的专业在这个厂都是对口的，比他们更熟悉更适合这里的工作。其实，是他们在文革那个特殊时期趁火打劫，利用手中的权力所策划的，为他们自己的家属、儿女谋取终身利益，实施户口掉包计的阴谋！至今，同学们一说到这件事，心中仍然气愤难平！当权者谋私的违法行为，不仅葬送了我们的前途，改变了我们的命运，还有我们子女的前途和命运，在过去那一段特定的历史时期一并化为云烟！ 等我们到了泰州，同学们都已在各个工厂工作了几年之后，才陆续听到一些同学说，有关领导把我们的户口都换成了他们自己的子女和家属的户口了，我目瞪口呆！这才想起当初军代表李××等送我们上船，直到轮船离岸才肯离去，原来并非全是让我们感激涕零的所谓“关怀”，而是担心消息走露，怕学生闹事，特地押送我们上船的！当然这是上级给他的任务，也不能排除他内心有同情和内疚，那在现场流出的泪水应该是真的。此外，据了解一些内情的王秀琴同学说，因为她在干校和胡耀邦同志一起工作、劳动，所以胡耀邦同志恢复工作后，关心她的工作调动以解决夫妻两地分居。曾拜托从团中央调回江苏人事局工作的马国征同志，请他关照王及这批学生调动回北京的问题。但那时国家的人事政策并未松动，一般人是不允许调动的。若想调回北京比登天还难！后来凡是自行调回去的同学，都是采取了通融的办法——将干部编制的身份改为工人身份，与同是工人的北京、天津的江苏人（主要是转业军人）对调回去的。这在当时已是一种很照顾的办法了，总算给了一些同学回到我们心中的圣地——首都北京，与父母团聚的机会。 我们和外人一样无法理解，为当权者能为什么有机会这样做？据说，可能是因为我们的户口是属于中央直属系统，当时北京市管户口的部门主要是管这个系统的总人数，而未细究每一个人。或者是当权者发现有空子可钻，或者在户口部门有他们的“战友”告诉了他们这些“窍门”，或者------帮助他们实施这一计划？详情我们无法知晓。 回想整个过程，在我们去干校之前是否就早有预谋无法确定。但军代表和工宣队自始至终对我们一直以要扎根农村为宣传教育的手段，格外高明的是让我们早早就死了回北京的那份心。后来才知道，我们在干校时，户口并未离开北京，一直在北京放着，我们于1970年7月就到了泰州，可是我们的户口却是一直到这年底约十二月才正式转到泰州，我们出北京，他们的子女进北京！这半年中间，那些人紧张筹划，如何办理户口的转换，我们全然不知。从头到尾，都被蒙在鼓里。狸猫换太子也好、偷梁换柱也好、鸠占鹊巢也好，总之那些弄权者的子女从各地落户到了梦寐以求的首都北京，有了在那时是珍贵的、至高无上的北京户口。进而安排了优越的工作，有的进了团中央机关，有的去了团中央系统其他各单位，据说某当权者的孩子一进京，不久就住进了三里屯的二十六楼（当时团中央系统最好的宿舍楼）。 约在1989年前后，中央对知识青年有一个照顾政策：北京、上海等大城市知青的子女可以允许一个名额回去落户口。我们知道后非常高兴——我们自己回京无望，孩子能回去也好啊。要知道那时北京高考的本科分数线比江苏要低一百分哪！大家纷纷忙着去办理转户口的手续。 可是当我兴冲冲拿着户口本去派出所时，民警查过相关资料后，说了一句话，让我登时傻眼了——你们的户口从来没有到过农村，是直接从北京转过来的，没有下过农村就不是知青。 我的心冷到了冰点！天啊，我们不算是知青！知青，自打文革以来，这一饱含青年学生血与泪、艰辛与汗水的最悲壮的名称，最卑微的身份，对于我们，连这份资格都没有？！我们是什么？是草芥，是尘埃、是齑粉，可以随意被人碾压，被人差遣，被人欺骗，被人辱没，被人欺凌，连我们的孩子也同受其累，也要世袭这份苦难！悲愤难抑！对那些违法乱纪的窃户口大盗仇恨满胸！却又无可奈何，他们身居高位，他们权力在握。而卑微的我们，那时已是一盘散沙，各自忙着工作，忙着自己的小家，在一分钱也要分成八瓣花的贫困中，在最低的生存线上挣扎着。有些同学为了改变命运，早已经历许多周折，不惜把原来的干部身份改为工人，与北京、天津的工人对调回去了。这时企图大家一起努力，争取要回这原本应属于我们的北京户口的好机会，与命运抗争的机会，是没有任何指望了。当权者盗用了我们的户口。如今我们已分散各厂、各地，又不齐心地极力抗争，永远失去了回归北京的机会。说不清是命运、是造化弄人，是权势者的胡作非为，还是自己不争气！ 时过境迁，几十年过去，开革开放后，户口，对于现在的人已显得无足轻重了，但这是改革开放多年后的后话了。 逃过一劫 那时的团中央干部大都年轻有为，这里是国家储备、培养干部人材的地方。当我们离开团中央五七干校后不久，干校的人员也陆续调回北京及全国各地去做领导工作。我们虽然联系很少，还是知道了我们走后，发生了一些严重的事。其中一件就有我原来所在班的同志身陷其中： 1970年秋，十连几位同志在班长刘少庭（湖北人）的带领下去远离干校本部的一处岗外红麻地割红麻，收工的时候，下起了小雨，因为路途远，拖拉机装满红麻后，疲惫不堪的几个人坐到了拖拉机前面一节车厢的红麻堆里睡眼朦胧。但是意想不到的惨祸发生了！拖拉机开到一处下坡路时，由于雨水使地面湿滑、泥泞，车轮打滑，加上车厢负重满载，后面一个拖斗猛然翻转，一瞬间连带前车厢也倾覆，那位班长发现险情叫了一声：“不好！”自己在瞬间跳下了车，受了伤。可是其他几位累得正打瞌睡的人却来不及反应，被反扣在红麻下面，刘文蕙、王连海（据说是抗日战争中的老共产党员）当场牺牲！而和我常并肩劳动，非常熟悉的周杰（曾任党中央办公厅副书记）的夫人缪子玲，虽然将上身探出了车外，但钢铁的车帮子正好压在她的腰上，保住了性命，却下肢瘫痪。我听说后，曾和邹妙娟在回北京探亲时，一起到北京积水潭医院看望。眼见她躺在病床上经受着生不如死的折磨，真为她难受。如果我们晚一些离开黄湖，扣在车下的多半会有我一个！ 还有一件，据说是在果园的六连团报一位（有说是二位）干部在给果树喷洒了一整天剧毒农药后，中毒身亡！为何不防护？真相和详情不得而知。无谓的牺牲，可悲啊！
屈指算来，我们在团中央五七干校的时间从1969年4月——1970年7月，只有短短十五个月，可是却似乎经历了很久的岁月。这十五个月对于我和大多数同学来说，是灵与肉的磨砺和考验，是血与火的熔烧与锤炼。这是我人生当中非常重要的一个阶段。尽管那一段的劳动是一般人难以想象的沉重、艰苦，但对这段经历，对于给过我帮助和鼓励，给过我关怀和温暖的团校战友们，我仍心存感激，因为在我的人生旅程上，有了这段不寻常的磨练。以后什么样的苦难都没能难倒我。 塞翁失马，焉知非福？历经坎坷，发愤图强，在改革开放三十一年的今天，我已过上安定幸福的生活。回想被文革运动逼得自杀身亡的同班同学黄大成，因地主出身而被强行遣送回乡而长时间生活无着，被折磨得重病缠身的宋世祁等更加悲惨的同学，我觉得自己还是幸运的。 但对于权力者的欺骗，对他们盗换户口的违法卑劣行径，我会永远诅咒！终身不予原谅！ 我们走后，自1973年起，团中央的干部开始陆续调回北京和全国各地。干校的人变少了，黄湖农场折腾了几年后只得又交回给地方。之后团中央五七干校于1975年——1976年期间搬到河北省固安县，由工、青、妇合办在一起；最后于1977年初全部撤消。自此，共青团中央五七干校消失了，全国的五七干校也逐步寿终正寝了。 在黄湖期间，由于我整日都忙着在被安排的范围内埋头干活，很少有机会接触其它单位的人与事，因此，这篇流水帐式的回忆所能记述的视角很小，时间长了，有些事可能还会记忆错误，希望同学中知情人能指正、补充。 随着年龄的增长，记忆力逐步衰退，在还没有变得糊涂之前，把四十年前的这段经历真实地记录下来给后来的人们看一看。我想今后我们的后代是无法理解我们所经历的许多事情的。但这是历史，绝对真实的没有任何艺术加工的铁的历史。 2010年6月于江苏泰州
感谢：我在写这一篇回忆时，有许多同学给了帮助，提供并证实了一些确切的素材。其中有：邹妙娟、何健、谢惠玲、庞艳琴、鲍秉符（鲍枫）、周润贵、雷宏、陈广孝、刘玉华、曹群、王秀琴，中央团校干部魏英法等。再次感谢！祝愿历经苦难的同学们，团校战友们，好人健康平安！
我所经历的“共青团中央五七干校”【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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