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一年插队的收获是什么？

 

我于1967年11月16日从天安门广场出发，到位于中蒙边境的内蒙古锡林郭勒盟东乌珠穆沁旗插队落户。1968年8月，毛主席才发出知识青年上山下乡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的号召，其后，才开始了大规模的上山下乡运动。1978年我从生产队直接通过高考到大学学习。在插队的11年中，我放羊、放马、当兽医，从未离开过牧业，11年基本是在蒙古包中度过的。在牧区插队的知识青年中，象我这样一直从事牧业的不是很多。

1997年11月16日，我们公社的几十个北京知识青年聚在北京地安门西大街我们公社知识青年自己开办的餐厅中纪念赴牧区插队30周年。当时，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蒙语部的记者诺日布问我：你认为自己插队的最大收获是什么？我未加思索，立即用蒙语回答说：最大的收获是形成了自己关于人性善的信念。在中国的历史上，“性善论”与“性恶论”争论了两千多年。孟子宣扬“性善论”，荀子宣扬“性恶论”。人性是善还是恶？这不是一个科学问题，不是一个理论问题，不是一个可以作出实证性回答的问题。这是一个情感问题、信仰问题，只能凭借自己的直觉做出回答。在与蒙族牧民的共同生活中，我形成了关于“人性善”的信仰。这种信仰影响了我以后的生活，并将影响我的一生。这是我在内蒙插队的最大收获。

我历来认为，一个人的信仰主要不是来自于书本，而是来自于生活；主要不是来自于理性的、逻辑的思辩，而是来自于情感的、直觉的体验。信仰的传播主要不是靠言语的说教，而是靠行为的感召。在离开草原以后的近三十多年中，许多次我的学生在课堂上和私下里问我是否信仰共产主义，我都明确地回答：我是这个世界上最后一个虔诚的共产主义信徒。我的信仰与许多人不同。许多人把她作为科学来信，我把她作为宗教来信。我的信仰固然与自己的阅读和思考有关，但更主要的是来自于自己独特的生活经历和人生体验。对共产主义的信仰是基于对人性和人类未来的乐观主义态度之上的。我对于人性的乐观态度主要来自于内蒙古11年的插队经历。

我插队的公社是全内蒙最闭塞、最落后的地区，带有很大的原始社会色彩。内蒙受到来自两个方面的现代文化影响，一是来自南方张家口、集宁、呼和浩特一线的影响，一是来自东方通辽、白城、乌兰浩特一线的影响。我所在的东乌旗恰好处在两个文化影响范围的死角，而我所在的公社又是几乎唯一一个较完整地保持了老东乌旗特点的公社。或者说，是全内蒙古为数不多的较少受到现代文明毒化的公社。我们那里的民风淳朴，人心单纯、坦诚、善良。我到内蒙时只有16岁，身材矮小。那时，与我感情最深的老“额吉”（蒙语妈妈）嘴中经常念叨的一句话是：人家的母亲不容易（蒙文发音是“浑耐额很阿莫日贵”）。在她的心中，没有利益的交换，只有一位母亲对另一位母亲的理解。1978年回到北京以后，心情长期感到压抑。一位在东北工厂呆了10年的同学说：“我回到北京后有走出厕所的感觉”。我说：“我回到北京后有走进厕所的感觉”。我们大队在2000多平方公里的土地上只有60几户、200多口人，但人与人之间的情感交流和集体娱乐活动却非常丰富；北京虽然人与人摩肩接踵，却似乎遥隔万里，即使是表面上一团和气，也谈不到情感交流。正是蒙族牧民们对我的无私的、发自人的天性的、不带任何功利色彩的爱将“人性善”的信念刻入了我的脊骨，溶入了我的血液。

使我建立“人性善”信念的另一个原因是从1967年到1972年知识青年集体的一段共产主义生活模式的实际经历。在此期间，全大队36名北京知识青年实行了“各尽所能、按需分配”的共产主义分配方式，由选举产生的一个3人生活管理委员会统一管理大家的共同财产和劳动收入。这种生活方式持续了4年多。1972年，考虑到年龄逐渐长大，面临婚姻家庭问题，经集体讨论结束了这种生活方式。共产主义的实现有赖于较高的物质和文化水准。考虑到我们当时插队的、绝不算富裕的物质生活水平和中学生的教育水平，这项实践的善始善终实在是很不容易。至今，我一直有一个念头：在有生之年，在更高的物质和文化水准上再进行一次共产主义的试验。凭心而论，如果我可以不考虑收入和报酬，可以不必为生计忧虑，可以全心全意地从事自己喜欢的研究，那么，对我是求之不得的。我相信，许多达到一定文化水平和思想境界的知识分子都会象我一样。

一个广为流传的说法是：30岁以前不信社会主义是缺乏良知，30岁以后仍然信社会主义是缺乏理智。很难说马克思、罗素、爱因斯坦、毛泽东等至死相信社会主义的人缺乏理智。因此，社会主义者或许可以反驳说：30岁以前不信社会主义是缺乏起码的良知，30岁以后不信社会主义是缺乏足够的良知。相反，社会主义最坚决的敌人、自由主义集大成的代表人物海耶克(Hayek)却举出罗素（罗素是20世纪最重要的哲学家之一，对20世纪数学的发展产生几乎最重要的影响）、爱因斯坦等许多人的例子说明，智力越高的人越倾向社会主义。海认为社会主义偏好是高智商者的一种自负。他的代表作之一是《致命的自负：社会主义的错误（The fatal conceit: the error of socialist，198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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