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族旧事】：我的童年与少年（下）
作者：逍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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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族旧事】：我的童年与少年（下）
作者：逍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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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族旧事】： 我的童年与少年（下）
外婆与八姨是前后脚儿来我家的。外婆的孩子虽然不少，也只有四姨按时寄钱，别的或是没有能力，或是忙着自顾自。从家里添了外婆与八姨，我家的人口变成四位大人、四个小孩。母亲的工资大约五十二块，与父亲的加起来不过一百四十元。养活八口之众确实不易，平均一人还不到二十元。 家庭相册中曾有张黑白照片，是大院中诸多干部家庭孩子的合影。因为是冬天，穿着一律臃肿，颜色也都是黑灰色，但几乎都着大衣，只有我穿件小碎花的深色棉袄，襟口的底边翘着，显得比较寒碜。当然，我们也是比上不足比下有余。干部家庭的孩子大多比我穿得好，而工人家就比我更糟了。 我家左近是两家工人，都为茶房出身，开始是机关的勤务员，后来才转为干部，由于家中均四个孩子，老婆又是家庭妇女，靠一人的微薄收入，生活自然比我家窘迫得多。 1953年11月之前，还未实行票证制度，只要手里有钞票就可买到油、肉、鱼之类的食品。因为是南方人，我们在穿上相当马虎，在吃上却不怎么将就。条件所限，鱼肉我们不能多吃，为炒菜有些味道就多用些油，这在旁人看来就有可劲儿造的意思了。我们与两家工人合用一间厨房，那两家的女人经常半羡慕半嫉妒地对八姨说，你们家炒菜简直不是吃油，是喝水啊！ 那时，大院的干部只有几家比我家孩子多。其中一位是父亲的老乡，解放前曾当过国民党军队的师长，孩子一大群，只男方一人工作，所以常年吃着困难补助。有勇气吃补助，就必须有面对说三道四、背后指指戳戳的勇气。他家虽常年吃补助，却穿得比我家好。于是，有人磕牙花子说，他在香港存有美金，是装穷。 没人敢在身后戳我们的脊梁骨，因我们穷得有志气，不向公家伸手。话虽如此，看着我和咪咪一天天长大，特别要面子的父亲总想尽可能让两个女孩子穿得好些。 记得第一次发煤火费，每位职工十六元。这好比天上掉下的馅饼，家家都兴奋了好一阵子，计划拿它添置些有用的东西。以后年年如此，兴奋减了一点，但仍旧是一年一度的期盼。一到秋风有了凉意，大人、小孩就开始盼着煤火费。打算好好利用这笔额外收入，买一两样平时预算中不敢想的东西。 父母两人共三十二元，在当时可是笔不小的收入，让单职工家庭羡慕得要死。第一次将煤火费攥在手里，别人还在掂量怎么花才合适，父亲却等不及了。他自作主张，攥着没焐热的钱去了商店，买回几米当年最时髦的英国咔叽布，然后拉着我和咪咪去裁缝店，给我们一人做了一件棉猴。棉猴是当年最时兴的样式，工钱当然也贵。两件棉猴连本带工差不多花去四十元，竟比煤火费超出好几块。一连几天，母亲为此事埋怨父亲。她的话是车轱辘转，无外乎一句，只要不光着就行了，花这么多钱浪费干吗？ 父亲刚开始还回答，你懂什么！后来索性懒得回嘴，她说她的，父亲则仰着头，继续他一贯的发愣。 母亲不幸是被指挥的角色，做不得主，发泄只能是唠叨。但唠叨话像白开水，自己喝多了也撑，便不想再继续喝了。过了差不多一星期，她终于停止了声讨。 新年前后，我和咪咪兴高采烈地穿上了新棉猴。 那是个雪过天晴的礼拜日，父亲竟主动提出带我们去看电影。到北京后，带我们出去玩也曾有过几回，甚至去过远处的颐和园。却因为拖家带口，特别是黑皮和小妹都小，拉屎撒尿闹不机密，累的又是母亲，所以她总是极力反对，后来就不全家出动了。而父亲自己不爱看电影，也从没带我们去过电影院，这提议实在出乎意外，不知可是为了炫耀两个女孩子身上的新衣？ 我当时便高兴得跳了起来，就连咪咪脸上也有了难得一见的笑容。 两件新棉猴没被埋没，刚到电影院就露了第一回脸。在门口，迎面碰到父亲在革大的同学，巧了，也带着两个和我们差不多大的女孩子。正是化雪的上午，天似乎特别冷，但两个女孩儿都没穿大衣，父女三人的衣着显得破旧但干净。两个大人聊了几句，我听懂的话是那父亲正失业在家。 然后，那父亲走到我们身边，对父亲说，你的女孩子生得很可爱呦！我明白，这主要是冲着咪咪说的，我不过沾光而已。他接着摸摸咪咪身上的大衣，满脸羡慕地说，这料子真结实、真好！很贵吧？ 是英国咔叽布。父亲的语调平淡，但仍透出几分不能掩饰的自得。跟那个一脸落魄的父亲比，他能够让自己的孩子穿上崭新的进口面料大衣，也确实值得自豪。 望着一大两小没穿大衣的身影远去，父亲脸上的自豪很快消失得没了踪影，代之以一脸凝重，甚至含着一丝后怕与恐惧。 那时，我还不明白失业意味着什么，更搞不懂父亲脸上表情变化的深意。
1954年9月，我终于成为小学生。 学校离家挺近，只隔着一条护城河。但上学不久，那条护城河却面临被填为平地的命运。上学校时，我们需天天踩着踏板，从逐渐抽干的河面摇摇晃晃过去。有的女孩子胆儿小，站在河对面不敢走，甚至吓得掉眼泪，最后只能绕道而行。我连坟地都敢去，走踏板自然属小菜儿一碟了。可我搞不懂，挺好的一条河，干吗要填呢？当然，这属于上面的规划，合不合理与我这小孩子无关。最终，护城河填了，老城墙拆了，很多四合院不见了……以后，在北京城长大的我走了又回来，一生与它特别有缘。眼睁睁看着昔日的老北京面目全非，我有时会心疼，然而，我不是创造历史的动力。 我受的学前教育不包括认字、学注音字母与算术，只有唱歌、跳舞和做游戏之类。我不喜欢幼儿园也就不喜欢所学的那些东西，一年的打混期早把它们全部丢弃在屁股后面。作为小学生，我等于一张白纸进去的。不知是不是几乎比大多数孩子大着半岁多的缘故，我除了上课听讲、完成作业外，并不特别努力，却学得相当轻松，属于小马拉大车。一年级稀里糊涂很快混了过去，记不得是否常常考第一名，但名列前茅是肯定的。 穷人的孩子早当家，实为环境所迫。我上学不久，外婆和八姨相继离开了北京，中午再无人做饭。肚子不能瘪着，我很快学会煮饭与洗衣服。三年级前抄菜还不行，但已会热菜、做米饭。 小时的我恐怕属于人小鬼精灵一类，不知从何日起，大院中对我家的指称竟发生了变化，邻居们都管我家叫“逍逍家”，不再提大人的名字了。小时了了，大未必佳。这句话对我几乎有宿命的味道。长大后，我变得越来越懒，越来越不顾家，仿佛小时侯已把这些好事儿做尽。我甚至走得更远，有好多年，我对亲人们毫无感情，天天都恨不得从这个倒霉的家挣脱出去。 话说当时，由于受得表扬多，便开始自以为得意，甚至认为可以保护咪咪。为管她的事儿，我还挨过母亲一顿好揍。 事情得从大院里的单身汉说起。除去拖家带口的，院里还住有几位单身职工，老大不小，最小的也快三十。那几个年纪大的，已经结过婚，只是老婆孩子不在身边。没有家事拖累，便常去跳舞，或者去饭店吃大餐。 漂亮的咪咪深得单身汉们的青睐，时常有人带她去打牙祭。我沾了她的光，经常一同前往，不但享过不少口福，甚至还得到过礼物。 并不总有好事儿等着。最年轻的单身汉大家都叫他小姚。小姚见到咪咪，一无例外眼睛眯成一道逢儿。久了，就经常走过来捏她的脸蛋。她的脸立刻涨红，却一动不敢动。我实在看不过去，终有一次忍不住骂他，说他耍流氓。 小姚是南方人，平日说话嗲声嗲气，走路扭腰，不时还摆个兰花指什么的，很没男人味儿。这次竟大怒，腰也顾不得扭了，上来就狠掐我的胳膊，硬拽着我到母亲处告状。 为了让很没男人味儿的小姚下台，母亲只有当着他的面，左右开弓，狠狠给了我两个嘴巴。事后，她也觉得后悔，背地里骂小姚小心眼儿，竟跟个孩子置气，不让我们再搭理他。母亲还悄悄嘱咐我，以后更要一步不离地跟着咪咪，好像我真能当个大人用。 父亲的眼光似乎不错，三个上学的孩子我的成绩最好，又能干、泼辣，他最疼我是应该的。 但认真回忆起来，他的爱主要表现在务虚上，并没多少务实成分。我在母亲处倒逐渐得了些实惠。随学习成绩的优异与被人夸为能干，我在她心目中的地位明显提高了，打挨得愈来愈少，骂也很少针对我，当然，被唠叨是免不掉的。我很知足。因为她只要活着，就得说话，更要唠叨，这几乎是她唯一的出气口。到后来，由于她忙得无暇顾及，甚至将一部分购买油盐柴米的权力移交到我手里，这足以证明她对我的信任度有多高。但我却辜负了她的信任，为多捞几个零花钱，我有时会报虚帐，偷偷将一毛两毛揣进自己兜里。 1955年暑假结束，我该上二年级了。由于大腿烫伤，我去上课已经开学一个星期。班主任是位刚从师范学校毕业的年轻女老师，姓楚，刚满十八岁。以后，她一连几年做我们的班主任。 没人张罗给我补课，迈进课堂的第一天就赶上了考试。这次考试可能太简单，或许碰巧都是我学过的，我胡打乱撞竟撞出个第一名来。从此，楚老师便对我刮目相看，在她教的作文课上，我更是风头出尽，没有一次她读的范文不是我的。不久，她就指定我当了班主席。我似乎从那时起官运亨通起来。 因为受她的器重，我仿佛在不断被充气，气球越吹越大，主观上就想升上天去，每次考试我都要力争第一，偶尔得个第二，天似乎就塌下来了，好几天心情沉重。
（九） 著名的1957年来了。对我们孩子来说，刚开始照旧过得混混噩噩。1957是冲着犯傻的大人来的，后来才带累了为数不少的无辜孩子。 那一年不同以往，记忆中飘满大字报。仿佛一夜之间，大院里的树上突然挂起了一道道绳子，风一吹，写着大字的纸便飒飒作响，闭起眼听，像鬼的脚步闯入白天。三年级的我字已认得不少，连《水浒传》都已读过，大字报上的字当然基本认识。有时好奇，吃饭前后，我会浏览一遍大字报，都是给某某提意见，态度相当温和。逐渐，气氛变得剑拔弩张，再后来则充满火药味，甚至漫画都在上面跳舞。漫画上的人不少都是我称为伯伯叔叔的，如风度翩翩、戴一副金丝眼镜的梅彬伯伯，携我和咪咪去和平宾馆吃西餐的单身汉宜平叔叔…… 几乎每个中午，我都去机关食堂吃饭，与饭厅中出出进进的大人碰面，照例都要打声招呼。有人平日神采飞扬，历来头昂得老高，跟我这小孩儿话也特多。忽然就变了，把头埋下去，脸色暗淡到发绿，叫也不应；或者只中气不足地应一声，与往日判若两人。 有一天，父亲强把我从食堂拉回家里，很匆忙，我碗里的米汤还没喝干净呢。到了家，他关上门，神情严肃又有些诡秘地对我说，以后，你不要见人就叫伯伯叔叔，最多点个头就是了。记住了吗，千万别给我惹祸！ 我这人敏感，立即懂事地点头。既然大字报上都把他们说成高俅似的大坏蛋了，我还不得躲远点儿！不用父亲解释，我从此就和那些漫画人物疏远，哪管梅彬是不是我尊敬的岑老师的丈夫、八姨的好朋友汪阿姨的公公呢。至于宜平叔叔曾经带我吃过大餐，那更是桩无足轻重早该忘却的事情……父亲的戒心仿佛是种传染病，潜移默化中传染了我。不知从何时起，我甚至走得更远，开始觉得周围的环境是肮脏的，对整座大院都充满戒心，和从小的玩儿伴们有意疏远，甚至对一起长大的同班同学都不例外。 58年在我的印象中则像唱一台大戏，是国粹京戏，主角一律由花脸组成，架子花脸、铜锤花脸随着紧密的锣鼓点儿轮番上场，伴着高昂的胡琴唱得高亢激越，渲染成热闹非凡的壮丽场面，使观众激动到疯狂，也忘乎所以地跳上台去，学起花脸的唱做打……如醉如痴的队伍不断扩大，将更多的人拉上台去……到后来，已分不清谁是演员，谁是观众。 那一年我十一岁，正上四年级。 第一出戏是除四害，指的是麻雀、老鼠、蚊子、苍蝇。后三害现在也马马虎虎继续除着，只有麻雀算平反了，据说是益鸟，能吃害虫。可当时它们是首当其冲的被剿对象。 我记得有三天或一个星期学生不上课，全体职工也不上班了，全民总动员，投入一场空前绝后围剿麻雀的鏖战中。全民皆兵，声势浩大，形容为群情激愤都不贴切，该表述为同仇敌忾。不记得是怎么动员起来的，更不知怎么搞的就进入一种战争状态，对这些假想敌的仇恨可说比山高，比海深。这些倒霉的麻雀一旦落入群众战争的汪洋大海，遭受灭顶之灾是必然的。 当日的情形是，有人高举绑着红布条儿的竹竿，上蹿下跳地挥舞；有人一边敲锣打镲一边喘着大气奔跑……所有的人全像中了邪，嘴里大声吆喝，震天动地的声音使天空与大地均在颤抖，小小的麻雀如何招架得住？它们吓得四处逃窜，终于无可逃遁，精疲力竭地纷纷坠落……一只麻雀就是一份战利品，大人小孩都高举着麻雀的尸体邀功。当时，麻雀的尸体竟然多得出奇，要一卡车一卡车地拉走。 那几天我也格外激动，从不上房爬树的我竟也上到大院的平房顶上。初上时，只觉铁皮顶子在脚下哆嗦，双腿也不听话地跟着发抖。但被铺天盖地的响声所激励，过了些时就不知害怕，与几个孩子在房顶上自如地奔跑，抬起头拼命啸叫。可惜，我虽然卖足了力气，却没能抓到一只死麻雀，只有带着万分遗憾，眼巴巴看着别的孩子去请功。 麻雀终于销声匿迹了。有一二十年我没在城市的天空看到一只麻雀掠过。后来，有人说大自然的生态平衡破坏了，竟然也与小麻雀有关。这冤狱闹大了。如今，在人类的宽容下，它们又繁衍生息起来，在城市的上空与枝头又能见到它们的影子。有时，它们甚至开始飞到人前觅食，这也算人类的一点进步吧。 我赶上的第二出戏更加热闹，扯着红旗、锣鼓喧天的一片红色，跳出的三个大字叫“大跃进”。昨天还一穷二白呢，今后十五年之内就能超英赶美，地平线上已见到人人向往的共产主义。你说，这不得让人激动得睡不着觉，双脚尥蹦儿啊？ 当时提出的总路线是：“鼓足干劲，力争上游，多快好省地建设社会主义。”大人、小孩均背得滚瓜烂熟。几十年过去了，我的记忆力已大幅减退，过去一直喜欢、下力气背过的唐诗宋词基本就饭吃掉，可这十九个字怎么也从脑海中抠不出去。看来，它们注定要伴随我进坟墓了。 那一年究竟是怎么上课的已然记不大清，记忆中似乎没按部就班地读过书，经常停课，搞些振奋人心的活动，口号一个接一个，宣传画铺天盖地。一瞬间，工农兵学商，大家都成诗人了，可惜级别不高，充其量只够得上打油诗水平。像“我就是龙王，我就是玉皇，喝令三山五岳开道，我来了！”这样的诗往往都配有宣传画，画面上是一个穿工装裤的工人，腿做骑马蹲裆式，硕大的双拳紧握，粗壮的胳膊向两边劈开，被他劈开的竟然是两座大山，从裤裆下流出的水汹涌澎湃……简直比力拔山兮的西楚霸王还神勇，无怪乎要自比龙王与玉皇大帝了。 我也写过两三首这样的东西，当然绝对是诗配画的模式，清一色是从报刊上截头锯尾拼凑出来的，如今一句也记不清了。天下文章一大抄，那时我似乎还没听说过这话，却也无师自通，东抄西摘得像模像样，还上了班级与学校的墙报栏，深得老师与同学赞扬，也算沾了大跃进的光，出过一阵风头。人小不自量，便以为这就是做诗，异想天开，以为自己将来一定是当诗人的料。 因为年纪小，农村尚未去过，但农村喜人的消息时时入耳。天天讲人有多大胆，地有多大产，到处是放卫星的特大喜讯，亩产千斤、万斤，甚至八十万斤以上都不希奇……例如徐水县有个村子放了颗特大卫星，由于采取密植水稻法，竟能亩产三十多万斤，小孩站在上面如履平地。不由你不信，人人相信的党报上就有记实照片。多年以后，我们才知道那不过是历史跟老百姓开了个大玩笑。玩笑归玩笑，报纸上每天的消息我们照旧深信不疑。 上高中后，每年要去农村劳动锻炼两星期，才知道北方的农村水稻最多只一季，充其量只能亩产八九百斤；而南方的双季稻，年景最好时也就两千斤左右，号称吨粮田。就是在讲求科学育种、科学种田的今天，亩产千斤已经不易。 父亲去世前几年，曾跟我讨论过这个问题。他说，我们这些人相信亩产万斤以上，是因为五谷不分，一直不了解农村与农民。可是，领导干部中不少是农民出身，就算不是农民出身，也大多到过井冈山或延安；革命队伍中绝大多数都是农民，中国革命称作农民革命战争或土地革命……与土地二字始终密不可分，干部们应该是最了解土地与农民的，可他们为什么也相信这种谎言呢？ 我无言以对。真的，他们为什么相信？人这个东西好生奇怪，因为有乌托邦的梦想，有时宁可将谎言当作现实；而另一些人则是为了某种见不得人的目的，或是不断向上爬的野心，或是为了权力而愚弄别人，或是两者兼而有之地指鹿为马…… 当时，还有不知道哪位搞出来的发明，居然无人不信，都认为那是“高科技产品的实际应用”：用一根铜管拍成鸭嘴状，插上一个铜薄片，放进水里，通上蒸气，出来就是超声波了。据说那无形无影的气体对人的身体非常有益，还能节省能源什么的，总之好处多多。于是，厂矿企业全都用超声波作为消毒之用，家庭和食堂甚至用它来煮饭…… 在父亲的机关食堂，我曾吃过这种饭。比一般的蒸饭稀，嚼在嘴里感觉异常寡淡，已失去了稻米的香味儿。可大家都吃得兴高采烈，嘴里不住说，好吃，好吃！仿佛在品尝外星产品。若说不好，那一定是不相信科学。再说，对人体还有诸多好处呢！因此，我也就闭紧嘴巴使劲咀嚼。什么叫谎话重复多遍就成为真理，这就是了。 超声波的发明与应用，使我们小孩子肯定受到巨大鼓舞。搞科学发明多容易啊，一拍脑袋一个。起码我那时认为，人人能做科学家，只要敢想敢干就行。 与大跃进联系在一起，让人人更激动的是大炼钢铁。当年，对十五年超英赶美提出的具体工业指标之一，是钢铁年产量达标1070万吨。由是，开展了一场声势浩大的全民炼钢运动，在全世界空前绝后。 当年的媒体虽只有广播、报纸与杂志，可一旦发动起来，绝不亚于如今电视与广告的轰炸效应。耳朵里成天听着1070万吨，1070万吨……这个数字像上弦的发条，一下一下将人心拧紧。有一天，不知是谁先旋转起来，立即产生了多米挪骨牌效应，一夜之间，全民动员，开始建起了小型炼钢炉，将家中的废铜烂铁捐献出来。后来，捐献废铜烂铁也不过瘾，索性将沾铜铁边儿的东西倾巢而出，甚至连门扣都拆了，门锁不上也就让它敞着。好在当时人的觉悟都高，对共产主义绝无怀疑，基本做到路不拾遗。要赶上现在就麻烦大了，连防盗门、窗护栏都挡不住飞贼，还不得每秒钟报一失窃案啊！ 我自觉挺光荣的，小小年纪就不甘落后，积极参加了学校与大院的建炉等各项运动。 其中，对大院炼钢过程记忆深些。院里运来了一车车黄褐色的耐火砖，同时动员人们遍处去搜寻这种砖料。为此，我们家用砖搭的饭桌终于拆了。那些缺胳膊断腿儿的旧耐火砖悉数运出，竟也派上用场，算是为热火朝天的建炉运动添砖加瓦。有好多天，炒好的菜就放在父亲油漆斑驳的书桌上，我们吃饭只好把菜夹进碗里，或站着，或坐在小板凳上。那张旧书桌不情愿地揩足了油水，一张旧脸重又变得油腻腻的。直到大炼钢铁过去，母亲才顾及到全家人吃饭一直凑合，赶紧向银行申请，又借来一张旧饭桌。 那些天，大人、小孩就像打了鸡血，格外精神，不知道饿，更不知道累。人们又叫又跳、情绪高涨，昼夜奋战。短短几天，就砌出了一堆细长的炉子，星罗棋布于院中。形状像烟筒，高矮与我当时的身高差不离，大约一米五。接着便是献铁。全院都是倾其所有，将家里抄菜的铁铲、铁锅等全部捐了出来。我们家拿出什么铁器记不清了，反正不会落后于人。 忘不了的是捐献的一只铜壶。那是母亲的陪嫁，不知道传了几代，上面绣迹斑斑，刻有精致的古典花纹，老到似乎可做文物。我们平时用来盛白开水，它一直伴我长大。事后回忆起来，恍惚中有些割舍不下。怎么说恍惚呢？因为当时我并没有一丝舍不得的意思，恨不得多拿出几只铜壶才好。 至于为什么要献铜器，跟大炼钢铁有什么关系，我到现在也没搞清谜底。或许我的科学知识太差，或许捐献所有的金属只为表现共产主义理想一定实现的决心？ 大炼钢铁的具体场景如下：将金属砸碎、破坏了，投于炉中，找来一堆堆劈柴，放于炉下猛烧。金属的呻吟声与火焰的劈啪声此起彼伏，融汇成举世无双的疯狂鸣奏曲。白天，大院中弥漫着烟火味道，呛得许多人不住咳嗽；夜里，冲天的大火从炉中蹿向高空，搞不清楚是天上的星星多，还是炉中跳出的火星更多。 一炉一炉的钢锭终于展现在人们眼前，景象却叫人有些瞠目结舌。一块一块黑灰色的坨子，上面布满砂眼儿，比砸碎的锅铲难看多了。我们搞不懂这些奇丑无比的东西是什么，也许就是生铁疙瘩？管它呢，敲锣打鼓，举着喜报送上去就是，兴许经过千锤百炼它们就真乌鸦变凤凰了。但一直没见凤凰从铁坨坨里飞出的消息。这些东西最终堆到哪儿去了，我们不知道，似乎也没人想知道，只一味沉浸于铿锵不断的锣鼓点儿中…… 对于炼钢，父亲、母亲一窍不通，我们这些孩子则紧跟在大人的屁股后面瞎忙活。想来全国人民也跟我家的情况差不多。但既为群众运动，管它瞎不瞎的，大家也就蒙着眼睛跟着前头的乱跑。我们不可能三年早知道，不敢也不想三年早知道。炼不炼得出钢来还在其次，主要是炼出了我们对党的红心，对社会主义的忠心，对超英赶美的信心，对1070万吨的不疑心。
从四年级开始，我对共产主义已深信不疑。那年，我被选为班里唯一的大队委。不是大跃进，我可能记不住那年是我第一次戴上三道杠。 三年级入队时，我和同学们一起举起小拳头宣誓，誓言就是立志做共产主义事业接班人。遗憾的是我没能第一批入队。仿佛当时没醒过闷儿来，直到班里有几个同学忽然带上红领巾从我跟前走过，在喜欢我的楚老师启发下，我才匆忙写了份申请。还好，总算赶上第二批，还混了个小队长。自己觉得面子上挺难看，一出门就把只有一道杠的符号从胳膊上摘了下来。 那时的风气似乎谁的成绩好就该多受些尊重与器重，而我的功课已保持在第一名的位置不动摇了。此时，却沦为被功课不如自己的同学领导，手下不过十几号兵，脸上确实有些挂不住。倒不是官儿迷，主要是自尊心太强。 楚老师仿佛知道我心意似的，没多久赶上了改选，我被她以辅导员的身份提名为中队长。我却没有任何欣喜感，总感觉她偏要充当我的保护伞，这两道杠是她恩赐的，自尊心更加受不了，一出校门，便将这似乎代表耻辱的符号迅速摘掉。后来，我虽然众望所归，成为了无可争议的大队委，但出门摘符号已成为无可挽回的习惯。 到六年级，我又出人意料地力辞做大队长，提出当中队长，似乎颇有些君子风范。个中原因只有我自己明白，别人却被蒙在鼓里。其实，我内心对这几道杠是在意的，但我怕失败，一旦失败了，我的面子将无处可放。因为五年级下学期，我忽然有了个竞争对手，学习成绩与我总在伯仲之间，一时呼声颇高。出于怕落选丢人的目的，审时度势，我才决定急流引退。这一招相当管用，竞争对手也只好学我的样子戴起两道杠来。我的死要面子活受罪继承于父亲，那时已初露端倪。 我表面上尽管装得洒脱，却始终与竞争对手暗中较劲，每次都志在必争那个第一。即使和她并列第一，我心中也总是梗梗，要好几天浑身不得劲儿。最终，命运还是偏向于我，升学考试时，我拿了个全校第一，把我的竞争对手较远地抛在了后面。自尊心得到了充分满足，我志得意满地离开了那所小学。 回想往事，整整五年，楚老师对我都格外好，而我对她却特别无情。 据说她一辈子在小学校教书。那所小学撤消后，合并到其它小学，她在那里教书直到退休。除了插队那五年和在西城住过的十年，我一辈子几乎都围着母校兜圈圈，她所在的两所学校都离我家不过一华里远。我却从未想过要去探望她。人一走，茶就凉了。甚至，当我的女儿到了入学年龄，母亲去附近的小学打算报名，见到了她，母亲提起我，她还清楚地记得我。她说曾当过我的班主任，我是她最得意的学生……母亲对我叨唠这些话时，我竟不曾想过去看望她一回，自顾不暇或落魄后的无颜都可以是我的借口。 何止对楚老师，就是对父母我也同样无情。当母亲年纪渐大，行动不便，双目失明时，我只肯为她花钱和为她奔走，却不愿碰触她的身体，更惶论其它任何亲昵的表示。说羞于表达或许在美化自己，其实，我是根本丧失了这种功能，甚至可说是一种心理疾病。逐渐长大的女儿就曾责备我，说她从不记得我像别的妈妈那样抱过她，亲过她，只知对她一味严格要求，也从不知满意为何物。奇怪的是青春期的她也不让我对她有任何亲昵的表示，甚至我拉一拉她的手都不行。没想到，亲昵功能的丧失也会遗传。
59年在回忆中是模糊的，饿没饿着记不清了。1960年我已进入中学，那两年正是国家最困难的时候。不像许多同龄人，对饥饿还有刻骨铭心的记忆，我脑海中留下的是曾经享受过的自由，那些诱人的书籍，催人泪下的电影，芭蕾舞中轻盈旋转的脚尖……回忆因而充溢着模模糊糊的光明。事实也许并非如此，但我的天性是对记忆有所筛选，总爱将不好尽量从脑筋中剔除。 1960年夏天，我似乎较比风光，全小学只我一人考取了师大女附中。但学校里充斥着各校的尖子生，还有就是高干子女，几乎都来自有名的小学。像我这样从普通学校来的简直微乎其微，一下子就变得不起眼儿。班干部当然轮不到我当，简直就是被遗忘的角色。开始几天，这落差使我颇为失落，一时还真有些难以适应。 但天助我也。由于是困难时期，教育部门提出了“劳逸结合”的口号，以其为宗旨，学校基本不留作业，也不大注重成绩好坏，老师讲完课就走，使学生获得精神上从未有过的轻松。少年人嘛，虽然填不饱肚皮，但精气神儿还是有的，若当时的导向是努力学习，老师又抓得紧，哪怕多留一些家庭作业，也会使我们不得不坐下来认真读书。可现在放羊了，又有大把大把的业余时间，课余时间自然是读小说散文、泡电影院、看芭蕾舞与话剧。特别我们这样的学校，经济困难的同学不多，有条件走出去。一带二，二带三，遂形成了一种时髦。我这种争强好胜的性格，惟恐别人说自己不聪明、不渊博，当然要赶这种时尚了。没多久，我就找到了自己的位置，开始对种种自发的课外活动趋之若骛。下了课，有用功的还趴在那儿看书，我则和几位志同道合的大谈小说或电影心得，引得不少没看过没听过的仰着头听，满眼都是佩服与羡慕，一时之间，我的自尊心得到了极大满足。功课嘛，我属于母亲说的读聪明书，很不用功，偶尔在大考中却总能出一两次风头，得个第一或全班唯一的一百分，平时则是中上等。有的同学又开始夸奖我，说我聪明，知识特别丰富。虽不是功课最好的学生，可我活得轻松。那几年真有种如鱼得水的感觉，仿佛在自由的海洋游来游去，很是惬意，永远游不够似的。 课外活动，需要一定的经济基础。自考入中学后，我在家里的地位大幅提高。家境虽不富裕，因学校离家较远，父亲竟每月给我十五元钱，做为午餐费用，这使我有了看各种节目的经济实力。我能在最好的中学读书，母亲亦觉脸上有光，但她还是认为给十五块太奢侈了，同时很为她的爱子黑皮愤愤不平。可父亲是总导演，对她的埋怨充耳不闻。 前面已经提过，我还有额外的经济来源。当时，家里油盐柴米菜的采购一般由我负责，这给我提供了一个中饱私囊的机会。当然，由于知道家里的经济状况，一块以上的钱我是决不会昧着良心贪污的。滥用权力的目的只为多看几次节目，图个眼前热闹。当时，票的价格相当便宜，一场电影不过五分或一毛，话剧等也就是块八毛的。我几乎每个礼拜都能看一场电影，有时甚至一天两场，舞台剧一两个月也基本能看一回。 当年的图书馆也无所谓禁书，文革中被批为封资修的《红与黑》、《被侮辱与被损害的》、《静静的顿河》等世界名著我在那段时期一读再读，读得如醉如痴，并且深陷其中。从此，我爱上了外国文学，特别是俄罗斯文学。前苏联电影《白痴》、《白夜》我每部都看过两三遍以上，对托斯妥耶夫崇拜得五体投地，看过电影，又将原著找来细读。对话剧《蔡文姬》与芭蕾舞《天鹅湖》我也特别喜爱，终日沉醉于“胡笳十八拍”的吟咏和柴可夫斯基悠扬的乐曲中。 因为臭味相投，我还和学校出名的才女梦笑成为了好朋友。自从我俩粘在一起，便整日在一起旁若无人的大聊小说与诗歌，一块儿看电影和越剧，甚至坐在马路沿儿上彻夜不归地侃大山。逢到聊通宵的夜晚，我都谎称住到梦笑家去了。其实，她是住校生，父母已经离异又不在北京，家中只一个姨母，也管不了她。幸亏那时的大人满脑子社会主义与共产主义追求，故社会治安相当之好。两个妙龄少女坐于昏暗的路灯下，竟任何险情都未发生。 也不是感觉不到饥饿，曾憧憬能饱饱吃上一顿大米饭，但饥饿的感觉竟被这种自由与惬意冲得很淡，将勒紧裤带的日子忘得较比干净，倒仿佛那一段日子很是快活逍遥。看来，对我这种人来说，精神饥渴的满足是放在第一位的。 这种现象确属反常，颇像农田荒芜了，从板结的地缝钻出的野草。看来，当吃饭问题变成最大时，就没有精力全力扫除封资修了。 那时，我们对饿死人的事虽偶有所闻，也是当作小道消息将信将疑的。无怪乎饥谨过去多年之后，不少同时代的人会不能自持地怀念六十年代呢！进入中年，从一些读过的书上了解到，在三年左右的时间里，人们一批批无声、无怨地倒下，饿死在离我们几十里、几百里或更远的地方。据不完全统计，人数大约为三千万或更多，无疑高过八年艰苦抗战死去的人数。 这不由勾起我对那段逝去岁月的细细回想。胶片一点点拉过，许多早已忘却的记忆浮上心头，并不都是美好。 我记起自己总爱抢着洗碗，只为检查碗里有无漏网的饭粒。尽管经常叫我失望，可偶尔也会有所斩获，在惊喜的同时，我会立刻将那几个漏网分子塞进嘴里。 我家的饭桌由于比较破旧，中间有道显眼的裂缝，因大人从没教过我们如何正确使用筷子，我和黑皮夹菜、扒饭只能勉强应付，时常会把饭粒与菜渣掉进那道缝儿里，害得那张旧饭桌愈加丑陋。不记得从哪天起，由于我和黑皮总是想方设法将桌缝儿里的饭菜抠出来吃，从此里面除了油腻便不再有其它东西，打扫卫生省去了不少麻烦。 主观上我没想过与黑皮争抢，可我明显是气势上的强者，动作也比他敏捷得多；而他呢，仍旧像个受气包儿，一如既往地战战兢兢。根据弱肉强食的动物原则，我当然比他得到的桌缝儿饭粒多些。我当时的行为不像个姐姐。这也从一个侧面说明，我同样感到了饥饿的威胁，否则怎么会变成动物？
其时，大气候并未完全放松思想改造，还一直在宣传“人人为我，我为人人。”我这副不顾体面，争抢食物的模样与宣传何其遥远！但在家庭之外，我基本还能控制，甚至在同学中一直保持谦谦君子的修养，不知道这叫不叫虚伪？ 我在家里的变化是潜移默化的，一点点变得越来越狂妄与自私，越来越与这个家不亲，和姐妹、兄弟之间的感情也逐渐疏离。只因为我考取了这所最好的中学，仿佛从此就一步登天了。我一改过去的优点，变得不再顾家，也不再爱做家务，终日沉浸于学校那种高雅的氛围中，讲求谁的知识渊博，读的书范围广，看的电影多。谁好意思说自己在家做家务，那不成庸俗的家庭妇女了？ 后来，母亲就一再强调，我上那所中学上坏了。她还多次遗憾地说，小时侯的我实在太能干。大了，反而变得好逸恶劳，自私了，都是书读多了害的。她的话确有一定道理。 在我读过的名著中，《钢铁是怎样炼成的》对我影响颇大。它与我受的革命教育一脉相承。为了革命事业，保尔当然要唾弃他曾经深爱过的冬尼娅，因为她是资产阶级臭小姐；同样，保尔要牺牲对丽达的感情，因为一个坚定的革命者只该为共产主义事业终身奋斗。我受这种精神激励，觉得自己就该做这种人。亲情也好，爱情也好……这些具体而活生生的情感，与架在崇高上的革命理想相比，都不过是卑下的情感。然而，另一类名著似乎更吸引我，与我的灵魂产生共鸣，甚至使我的灵魂震撼。保尔们仿佛离我太远了，他们身上似乎缺乏一种鲜活的、接近普通人的东西，可望不可及。使我终身难忘的是法国作家维克多.雨果的《悲惨世界》，特别是主教使破罐破摔的冉阿让灵魂发生突变的那段。当冉阿让偷走了热情款待他的主教的银器，警察发现后把他揪送回来时，为拯救一个即将堕落的灵魂，主教却说这些东西是他送给冉阿让的，甚至又多给了他一对银烛台。主教说，我赎的是你的灵魂，我把它从黑暗的思想和自暴自弃的精神里面救出来，交还给上帝。 我是受唯物主义与革命教育长大的，那时心中不可能有上帝，但我还是被深深震撼了，为主教的慈爱和拯救每一个灵魂的博大情怀而震撼，人是应当爱人与尽力救助人的。可这与我多年来接受的思想抵牾，人首先该有阶级性，怎能不分好歹任意施爱与拯救呢？读书愈多，我愈陷入一种自相矛盾的境地。我常常不能自持地被所谓的资产阶级人道主义感动，尽管那与我存在的现实背道而驰，我却不愿取批判态度反而内心极其留恋。然而，我身处的环境是革命风暴一次次的洗礼，我的基因更有得自父亲的冷酷遗传，像火山爆发后各种元素组成的岩浆屡遭暴风雨的袭击，只有逐渐冷却发生石化反应一途。传统教育与冷血的传承给我的心套上一层冷硬的石壳，人性与温情皆被冷冻于内。从此，我变得少有感激的情绪，不会也羞于表达自己的感情，即使藏于内心的情感丰富而热烈，却无法冲破石壳的严密包裹。 1962年，掀起了学习雷锋、人人做好事的高潮。好事不但要做，还要写在日记上；不但要写在日记上，还要将记录隐私的日记公开示人。尽管在家里我的表现一天天差劲，在外头却截然相反。有相当长一段时间，我每天走在大街上都努力睁大双眼，四处搜索，迫切希望遇到一个背行李的老大娘，好上前帮助，然后也好写在本子上。可惜，这种好事并不容易碰上，顶多在坐公共汽车时，偶尔赶上个座位，能让给老幼病残，就算我莫大的荣光了。这里头没有虚伪，更不属于强迫，完全出于追赶潮流的从众心理，恨不得有一天早上醒来，自己就变成活雷锋。 人前一个样，人后一个样，又都出自本色表演，这似乎是种不可思义的人格分裂。可我确实如此活着，一半光明一半黑暗地活着，活得心安理得，也不想探究其中的原由。 而后来，我似乎为自己在家中逐渐冷酷的表现找到了原因，更有了为自己开脱的充足理由。因为，组织上一再强调，出身剥削阶级家庭的必须要与其划清界限才有出路。既然我必须和这个暧昧的家庭划清界限，那对他们冷酷自然就理所应当了。 这里该解释一下出身暧昧的问题。从初中开始，学生凭添了一项崭新的任务——填履历表，上面有一项赫然写着出身二字。我第一次明白，这项要填写父亲在解放前的职业。南昌解放比新中国早五个月，我那时刚两岁半，没有一点记忆。父亲那几年究竟干了什么，我只有去问他。他大约也知道，就是详细对我这十几岁的孩子解释，也一定搞不明白，所以让我在出身一栏填上“旧军政人员”。虽然对政治还在莫名其妙的年龄，但《渡江侦察记》、《红旗飘飘》一类的电影与书总看过不少，遂懂得这五个字绝不是什么好东西，与国民党反动派贴得较比近。在表上填写这几个字时，心情沉甸甸的，第一次有种自惭行秽的感觉。事后，我还问过大院里一起玩的小学同学，听说她们都填写的是职员，我就不能不埋怨父亲了，曾对他发过牢骚。记得他一甩手，脸拉得老长，一反常态要跟我急的样子，你懂什么，对党要忠诚老实！宁肯填得坏些，否则成了隐瞒历史，就是大事情了！ 那时候，我还不知道父亲在革大学习期间，曾为铨叙少将之事险些过不了关。因此，也就不理解为何他做惊弓之鸟状。我那时基本还是一只无忧无虑的小鸟，第一张表格交上去没几天，自惭形秽的感觉便消失得无影无踪，又忙着玩儿去了。谁都没把这当回事儿，我何苦杞人忧天呢！ “千万不要忘记阶级斗争”是毛主席的一条著名语录。普通老百姓虽早在此山中了，但拨开云雾识得庐山真面却在数年之后。1966年的文化大革命中，我们才听说了这条杀伤力极大的语录发表于1962年9月。年年讲，月月讲，讲得四年已经过去，到文革前实际已伤人无数。 上初三前，在同学嘴里，我的缺点似乎不特别多，主要只是骄傲。我那时确实自以为是，虽然很不用功，但有时会在考试时放个卫星。特别是经常有一帮人围着我，听我给她们讲故事、侃大山……那感觉自己仿佛与天之骄子能沾上边，有时很有些飘飘然。然而，一到1963年，气氛就愈变愈不对头了。我站立的地面似乎开始松软，地基在一点一点下沉；“阶级斗争”四个字像显影液，将我额头几代前的刺字逐渐显露出来，原本一张挺好看的脸，这会儿花了，开始见不得人了。我身上的自信像遭遇到一场场酸雨的侵蚀，不知不觉中已腐蚀殆尽。 班里的干部子弟几乎有一半以上，初中一年级大多不显山不露水，只有个别中央一级领导的孩子因成绩不够，大家心中可能略微有些瞧不起，但也丝毫没有不平的意思。应当的，人家老子连江山都打下来了，找个好学校上有什么不应该呢？相反，这几个人由于功课不太好，在同学面前颇有点抬不起头来。那时，头昂得最高的，是几个学习成绩特别好的高知子弟。我们的班主席是老师指定的，听说父亲是个右派，由于成绩好，同学们丝毫没有歧视，还对她刮目相看，改选时仍旧选她。可见，出身当时是被我们这群没长大的孩子忽略的。从初一第二学期起，开始有人入团了。第一个进入组织的，是个默默无闻的工人子弟，功课一般，长相一般，各方面都不起眼。就是现在回忆起来，我也不明白为什么第一个发展的对象会是她。尽管如此，“榜样的力量是无穷的”。这是那个时代的时髦话语，就像现在的时髦话语是“实现自我”一样。一个人的进步激起全班的上进心，大家开始争先恐后写入团申请书。这方面我不算积极，也不算落后，初二时曾随大拨写过一份。因见没有下文，便没有继续写思想汇报。其一，那时的团员还在少数，对我并未构成思想压力；再者，我的心思仍主要沉醉于中外小说与电影中，顾不上拼命追求进步。 初二结束前，班里的团员最多六七个，估计大多为干部子弟。例如团支书与组织委员都属高干子弟。并没人自我吹嘘家里如何如何，仅是私底下传说。支书叫小皖，作文好，常被老师拿出来做范文，特别是论说文，写得洋洋洒洒，颇有气势，因而得到我们这些喜好文学的同学尊重。开始，她和我关系相当好，两人住的又近，常常一起回家，她还约我去过她家。因是独门独院，本人又有种超常的自信气质，显得与众不同，我才断定她是高干子弟的。她是干部子弟，而我的出身在当时颇为暧昧，她是团支书，我又是普通学生，但当时的感觉两个人似乎还算平等，相处得愉快轻松。 1963年下半年，也就是进入初三，气氛便有些变了。不记得从何时起，小皖主动与我拉开了距离，不再和我一起走，说起话来开始一本正经，几乎与报纸上的话差不多，并明显有了领导派头，仿佛一下子高贵起来了。 最难忘的是我们班小尘的遭遇。那是个裹在神秘灰色中的女孩儿，由于语文与作文的出类拔萃而引人注目，更因能背整本《古文观止》又会唱多出京戏与越剧而让大家称奇。但她的身世之迷很快被揭露出来，原来，她父亲是个被镇压的反动军官。出色的才艺没办法掩盖她黑色的血液，欣赏她的语文老师尽管是班主任，也无法在政治上给予她哪怕一丁点保护。导火索仅仅为一篇作文，在那篇文章中，她讥讽了一个爱打扮的高干子弟几句。这就激怒了以小皖为首的团支部，竟然召开过几次班会对她进行批判。经过几番这样的“洗礼”，身心具已湿透的小尘仿佛一丝不挂站在冷风中被吹被打，包裹她的惟有沉默而已。 那时，阶级斗争的风暴还没有最终将我卷进去，但杀鸡给猴看的阵势格外震撼了我。看着毫无招架之力、一天比一天寡言少语的小尘，我的脊背感到了一丝丝凉意。父亲的历史与小尘的父亲何其相似，只不过参加了几天民主运动，没被镇压罢了。打量着那些出身好的干部子弟，我真是打心眼儿里羡慕她们。如果我也有个好父亲，我哪一点比她们差！然而，我无法选择自己的命运。心里在埋怨父亲的同时，不由得特别同情小尘，其实也是怜悯自己；遗憾没有能力保护她，实际是感叹连保全自己的能力都不具备；团支部没有整我，不过是侥幸而已…… 从此，无忧无虑开始离我远去，我的少年时代也在这一丝丝的凉意中宣告了终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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