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族旧事】:我的童年与少年(下) 作者:逍遥


 

【家族旧事】:

我的童年与少年(下)


(七)

外婆与八姨是前后脚儿来我家的。外婆的孩子虽然不少,也只有四姨按时寄钱,别的或是没有能力,或是忙着自顾自。从家里添了外婆与八姨,我家的人口变成四位大人、四个小孩。母亲的工资大约五十二块,与父亲的加起来不过一百四十元。养活八口之众确实不易,平均一人还不到二十元。

家庭相册中曾有张黑白照片,是大院中诸多干部家庭孩子的合影。因为是冬天,穿着一律臃肿,颜色也都是黑灰色,但几乎都着大衣,只有我穿件小碎花的深色棉袄,襟口的底边翘着,显得比较寒碜。当然,我们也是比上不足比下有余。干部家庭的孩子大多比我穿得好,而工人家就比我更糟了。

我家左近是两家工人,都为茶房出身,开始是机关的勤务员,后来才转为干部,由于家中均四个孩子,老婆又是家庭妇女,靠一人的微薄收入,生活自然比我家窘迫得多。

1953年11月之前,还未实行票证制度,只要手里有钞票就可买到油、肉、鱼之类的食品。因为是南方人,我们在穿上相当马虎,在吃上却不怎么将就。条件所限,鱼肉我们不能多吃,为炒菜有些味道就多用些油,这在旁人看来就有可劲儿造的意思了。我们与两家工人合用一间厨房,那两家的女人经常半羡慕半嫉妒地对八姨说,你们家炒菜简直不是吃油,是喝水啊!

那时,大院的干部只有几家比我家孩子多。其中一位是父亲的老乡,解放前曾当过国民党军队的师长,孩子一大群,只男方一人工作,所以常年吃着困难补助。有勇气吃补助,就必须有面对说三道四、背后指指戳戳的勇气。他家虽常年吃补助,却穿得比我家好。于是,有人磕牙花子说,他在香港存有美金,是装穷。

没人敢在身后戳我们的脊梁骨,因我们穷得有志气,不向公家伸手。话虽如此,看着我和咪咪一天天长大,特别要面子的父亲总想尽可能让两个女孩子穿得好些。

记得第一次发煤火费,每位职工十六元。这好比天上掉下的馅饼,家家都兴奋了好一阵子,计划拿它添置些有用的东西。以后年年如此,兴奋减了一点,但仍旧是一年一度的期盼。一到秋风有了凉意,大人、小孩就开始盼着煤火费。打算好好利用这笔额外收入,买一两样平时预算中不敢想的东西。

父母两人共三十二元,在当时可是笔不小的收入,让单职工家庭羡慕得要死。第一次将煤火费攥在手里,别人还在掂量怎么花才合适,父亲却等不及了。他自作主张,攥着没焐热的钱去了商店,买回几米当年最时髦的英国咔叽布,然后拉着我和咪咪去裁缝店,给我们一人做了一件棉猴。棉猴是当年最时兴的样式,工钱当然也贵。两件棉猴连本带工差不多花去四十元,竟比煤火费超出好几块。一连几天,母亲为此事埋怨父亲。她的话是车轱辘转,无外乎一句,只要不光着就行了,花这么多钱浪费干吗?

父亲刚开始还回答,你懂什么!后来索性懒得回嘴,她说她的,父亲则仰着头,继续他一贯的发愣。

母亲不幸是被指挥的角色,做不得主,发泄只能是唠叨。但唠叨话像白开水,自己喝多了也撑,便不想再继续喝了。过了差不多一星期,她终于停止了声讨。

新年前后,我和咪咪兴高采烈地穿上了新棉猴。

那是个雪过天晴的礼拜日,父亲竟主动提出带我们去看电影。到北京后,带我们出去玩也曾有过几回,甚至去过远处的颐和园。却因为拖家带口,特别是黑皮和小妹都小,拉屎撒尿闹不机密,累的又是母亲,所以她总是极力反对,后来就不全家出动了。而父亲自己不爱看电影,也从没带我们去过电影院,这提议实在出乎意外,不知可是为了炫耀两个女孩子身上的新衣?

我当时便高兴得跳了起来,就连咪咪脸上也有了难得一见的笑容。

两件新棉猴没被埋没,刚到电影院就露了第一回脸。在门口,迎面碰到父亲在革大的同学,巧了,也带着两个和我们差不多大的女孩子。正是化雪的上午,天似乎特别冷,但两个女孩儿都没穿大衣,父女三人的衣着显得破旧但干净。两个大人聊了几句,我听懂的话是那父亲正失业在家。

然后,那父亲走到我们身边,对父亲说,你的女孩子生得很可爱呦!我明白,这主要是冲着咪咪说的,我不过沾光而已。他接着摸摸咪咪身上的大衣,满脸羡慕地说,这料子真结实、真好!很贵吧?

是英国咔叽布。父亲的语调平淡,但仍透出几分不能掩饰的自得。跟那个一脸落魄的父亲比,他能够让自己的孩子穿上崭新的进口面料大衣,也确实值得自豪。

望着一大两小没穿大衣的身影远去,父亲脸上的自豪很快消失得没了踪影,代之以一脸凝重,甚至含着一丝后怕与恐惧。

那时,我还不明白失业意味着什么,更搞不懂父亲脸上表情变化的深意。


(八)

1954年9月,我终于成为小学生。

学校离家挺近,只隔着一条护城河。但上学不久,那条护城河却面临被填为平地的命运。上学校时,我们需天天踩着踏板,从逐渐抽干的河面摇摇晃晃过去。有的女孩子胆儿小,站在河对面不敢走,甚至吓得掉眼泪,最后只能绕道而行。我连坟地都敢去,走踏板自然属小菜儿一碟了。可我搞不懂,挺好的一条河,干吗要填呢?当然,这属于上面的规划,合不合理与我这小孩子无关。最终,护城河填了,老城墙拆了,很多四合院不见了……以后,在北京城长大的我走了又回来,一生与它特别有缘。眼睁睁看着昔日的老北京面目全非,我有时会心疼,然而,我不是创造历史的动力。

我受的学前教育不包括认字、学注音字母与算术,只有唱歌、跳舞和做游戏之类。我不喜欢幼儿园也就不喜欢所学的那些东西,一年的打混期早把它们全部丢弃在屁股后面。作为小学生,我等于一张白纸进去的。不知是不是几乎比大多数孩子大着半岁多的缘故,我除了上课听讲、完成作业外,并不特别努力,却学得相当轻松,属于小马拉大车。一年级稀里糊涂很快混了过去,记不得是否常常考第一名,但名列前茅是肯定的。

穷人的孩子早当家,实为环境所迫。我上学不久,外婆和八姨相继离开了北京,中午再无人做饭。肚子不能瘪着,我很快学会煮饭与洗衣服。三年级前抄菜还不行,但已会热菜、做米饭。

小时的我恐怕属于人小鬼精灵一类,不知从何日起,大院中对我家的指称竟发生了变化,邻居们都管我家叫“逍逍家”,不再提大人的名字了。小时了了,大未必佳。这句话对我几乎有宿命的味道。长大后,我变得越来越懒,越来越不顾家,仿佛小时侯已把这些好事儿做尽。我甚至走得更远,有好多年,我对亲人们毫无感情,天天都恨不得从这个倒霉的家挣脱出去。

话说当时,由于受得表扬多,便开始自以为得意,甚至认为可以保护咪咪。为管她的事儿,我还挨过母亲一顿好揍。

事情得从大院里的单身汉说起。除去拖家带口的,院里还住有几位单身职工,老大不小,最小的也快三十。那几个年纪大的,已经结过婚,只是老婆孩子不在身边。没有家事拖累,便常去跳舞,或者去饭店吃大餐。

漂亮的咪咪深得单身汉们的青睐,时常有人带她去打牙祭。我沾了她的光,经常一同前往,不但享过不少口福,甚至还得到过礼物。

并不总有好事儿等着。最年轻的单身汉大家都叫他小姚。小姚见到咪咪,一无例外眼睛眯成一道逢儿。久了,就经常走过来捏她的脸蛋。她的脸立刻涨红,却一动不敢动。我实在看不过去,终有一次忍不住骂他,说他耍流氓。

小姚是南方人,平日说话嗲声嗲气,走路扭腰,不时还摆个兰花指什么的,很没男人味儿。这次竟大怒,腰也顾不得扭了,上来就狠掐我的胳膊,硬拽着我到母亲处告状。

为了让很没男人味儿的小姚下台,母亲只有当着他的面,左右开弓,狠狠给了我两个嘴巴。事后,她也觉得后悔,背地里骂小姚小心眼儿,竟跟个孩子置气,不让我们再搭理他。母亲还悄悄嘱咐我,以后更要一步不离地跟着咪咪,好像我真能当个大人用。

父亲的眼光似乎不错,三个上学的孩子我的成绩最好,又能干、泼辣,他最疼我是应该的。

但认真回忆起来,他的爱主要表现在务虚上,并没多少务实成分。我在母亲处倒逐渐得了些实惠。随学习成绩的优异与被人夸为能干,我在她心目中的地位明显提高了,打挨得愈来愈少,骂也很少针对我,当然,被唠叨是免不掉的。我很知足。因为她只要活着,就得说话,更要唠叨,这几乎是她唯一的出气口。到后来,由于她忙得无暇顾及,甚至将一部分购买油盐柴米的权力移交到我手里,这足以证明她对我的信任度有多高。但我却辜负了她的信任,为多捞几个零花钱,我有时会报虚帐,偷偷将一毛两毛揣进自己兜里。

1955年暑假结束,我该上二年级了。由于大腿烫伤,我去上课已经开学一个星期。班主任是位刚从师范学校毕业的年轻女老师,姓楚,刚满十八岁。以后,她一连几年做我们的班主任。

没人张罗给我补课,迈进课堂的第一天就赶上了考试。这次考试可能太简单,或许碰巧都是我学过的,我胡打乱撞竟撞出个第一名来。从此,楚老师便对我刮目相看,在她教的作文课上,我更是风头出尽,没有一次她读的范文不是我的。不久,她就指定我当了班主席。我似乎从那时起官运亨通起来。

因为受她的器重,我仿佛在不断被充气,气球越吹越大,主观上就想升上天去,每次考试我都要力争第一,偶尔得个第二,天似乎就塌下来了,好几天心情沉重。

 

(九)

著名的1957年来了。对我们孩子来说,刚开始照旧过得混混噩噩。1957是冲着犯傻的大人来的,后来才带累了为数不少的无辜孩子。

那一年不同以往,记忆中飘满大字报。仿佛一夜之间,大院里的树上突然挂起了一道道绳子,风一吹,写着大字的纸便飒飒作响,闭起眼听,像鬼的脚步闯入白天。三年级的我字已认得不少,连《水浒传》都已读过,大字报上的字当然基本认识。有时好奇,吃饭前后,我会浏览一遍大字报,都是给某某提意见,态度相当温和。逐渐,气氛变得剑拔弩张,再后来则充满火药味,甚至漫画都在上面跳舞。漫画上的人不少都是我称为伯伯叔叔的,如风度翩翩、戴一副金丝眼镜的梅彬伯伯,携我和咪咪去和平宾馆吃西餐的单身汉宜平叔叔……

几乎每个中午,我都去机关食堂吃饭,与饭厅中出出进进的大人碰面,照例都要打声招呼。有人平日神采飞扬,历来头昂得老高,跟我这小孩儿话也特多。忽然就变了,把头埋下去,脸色暗淡到发绿,叫也不应;或者只中气不足地应一声,与往日判若两人。

有一天,父亲强把我从食堂拉回家里,很匆忙,我碗里的米汤还没喝干净呢。到了家,他关上门,神情严肃又有些诡秘地对我说,以后,你不要见人就叫伯伯叔叔,最多点个头就是了。记住了吗,千万别给我惹祸!

我这人敏感,立即懂事地点头。既然大字报上都把他们说成高俅似的大坏蛋了,我还不得躲远点儿!不用父亲解释,我从此就和那些漫画人物疏远,哪管梅彬是不是我尊敬的岑老师的丈夫、八姨的好朋友汪阿姨的公公呢。至于宜平叔叔曾经带我吃过大餐,那更是桩无足轻重早该忘却的事情……父亲的戒心仿佛是种传染病,潜移默化中传染了我。不知从何时起,我甚至走得更远,开始觉得周围的环境是肮脏的,对整座大院都充满戒心,和从小的玩儿伴们有意疏远,甚至对一起长大的同班同学都不例外。

58年在我的印象中则像唱一台大戏,是国粹京戏,主角一律由花脸组成,架子花脸、铜锤花脸随着紧密的锣鼓点儿轮番上场,伴着高昂的胡琴唱得高亢激越,渲染成热闹非凡的壮丽场面,使观众激动到疯狂,也忘乎所以地跳上台去,学起花脸的唱做打……如醉如痴的队伍不断扩大,将更多的人拉上台去……到后来,已分不清谁是演员,谁是观众。

那一年我十一岁,正上四年级。

第一出戏是除四害,指的是麻雀、老鼠、蚊子、苍蝇。后三害现在也马马虎虎继续除着,只有麻雀算平反了,据说是益鸟,能吃害虫。可当时它们是首当其冲的被剿对象。

我记得有三天或一个星期学生不上课,全体职工也不上班了,全民总动员,投入一场空前绝后围剿麻雀的鏖战中。全民皆兵,声势浩大,形容为群情激愤都不贴切,该表述为同仇敌忾。不记得是怎么动员起来的,更不知怎么搞的就进入一种战争状态,对这些假想敌的仇恨可说比山高,比海深。这些倒霉的麻雀一旦落入群众战争的汪洋大海,遭受灭顶之灾是必然的。

当日的情形是,有人高举绑着红布条儿的竹竿,上蹿下跳地挥舞;有人一边敲锣打镲一边喘着大气奔跑……所有的人全像中了邪,嘴里大声吆喝,震天动地的声音使天空与大地均在颤抖,小小的麻雀如何招架得住?它们吓得四处逃窜,终于无可逃遁,精疲力竭地纷纷坠落……一只麻雀就是一份战利品,大人小孩都高举着麻雀的尸体邀功。当时,麻雀的尸体竟然多得出奇,要一卡车一卡车地拉走。

那几天我也格外激动,从不上房爬树的我竟也上到大院的平房顶上。初上时,只觉铁皮顶子在脚下哆嗦,双腿也不听话地跟着发抖。但被铺天盖地的响声所激励,过了些时就不知害怕,与几个孩子在房顶上自如地奔跑,抬起头拼命啸叫。可惜,我虽然卖足了力气,却没能抓到一只死麻雀,只有带着万分遗憾,眼巴巴看着别的孩子去请功。

麻雀终于销声匿迹了。有一二十年我没在城市的天空看到一只麻雀掠过。后来,有人说大自然的生态平衡破坏了,竟然也与小麻雀有关。这冤狱闹大了。如今,在人类的宽容下,它们又繁衍生息起来,在城市的上空与枝头又能见到它们的影子。有时,它们甚至开始飞到人前觅食,这也算人类的一点进步吧。

我赶上的第二出戏更加热闹,扯着红旗、锣鼓喧天的一片红色,跳出的三个大字叫“大跃进”。昨天还一穷二白呢,今后十五年之内就能超英赶美,地平线上已见到人人向往的共产主义。你说,这不得让人激动得睡不着觉,双脚尥蹦儿啊?

当时提出的总路线是:“鼓足干劲,力争上游,多快好省地建设社会主义。”大人、小孩均背得滚瓜烂熟。几十年过去了,我的记忆力已大幅减退,过去一直喜欢、下力气背过的唐诗宋词基本就饭吃掉,可这十九个字怎么也从脑海中抠不出去。看来,它们注定要伴随我进坟墓了。

那一年究竟是怎么上课的已然记不大清,记忆中似乎没按部就班地读过书,经常停课,搞些振奋人心的活动,口号一个接一个,宣传画铺天盖地。一瞬间,工农兵学商,大家都成诗人了,可惜级别不高,充其量只够得上打油诗水平。像“我就是龙王,我就是玉皇,喝令三山五岳开道,我来了!”这样的诗往往都配有宣传画,画面上是一个穿工装裤的工人,腿做骑马蹲裆式,硕大的双拳紧握,粗壮的胳膊向两边劈开,被他劈开的竟然是两座大山,从裤裆下流出的水汹涌澎湃……简直比力拔山兮的西楚霸王还神勇,无怪乎要自比龙王与玉皇大帝了。

我也写过两三首这样的东西,当然绝对是诗配画的模式,清一色是从报刊上截头锯尾拼凑出来的,如今一句也记不清了。天下文章一大抄,那时我似乎还没听说过这话,却也无师自通,东抄西摘得像模像样,还上了班级与学校的墙报栏,深得老师与同学赞扬,也算沾了大跃进的光,出过一阵风头。人小不自量,便以为这就是做诗,异想天开,以为自己将来一定是当诗人的料。

因为年纪小,农村尚未去过,但农村喜人的消息时时入耳。天天讲人有多大胆,地有多大产,到处是放卫星的特大喜讯,亩产千斤、万斤,甚至八十万斤以上都不希奇……例如徐水县有个村子放了颗特大卫星,由于采取密植水稻法,竟能亩产三十多万斤,小孩站在上面如履平地。不由你不信,人人相信的党报上就有记实照片。多年以后,我们才知道那不过是历史跟老百姓开了个大玩笑。玩笑归玩笑,报纸上每天的消息我们照旧深信不疑。

上高中后,每年要去农村劳动锻炼两星期,才知道北方的农村水稻最多只一季,充其量只能亩产八九百斤;而南方的双季稻,年景最好时也就两千斤左右,号称吨粮田。就是在讲求科学育种、科学种田的今天,亩产千斤已经不易。

父亲去世前几年,曾跟我讨论过这个问题。他说,我们这些人相信亩产万斤以上,是因为五谷不分,一直不了解农村与农民。可是,领导干部中不少是农民出身,就算不是农民出身,也大多到过井冈山或延安;革命队伍中绝大多数都是农民,中国革命称作农民革命战争或土地革命……与土地二字始终密不可分,干部们应该是最了解土地与农民的,可他们为什么也相信这种谎言呢?

我无言以对。真的,他们为什么相信?人这个东西好生奇怪,因为有乌托邦的梦想,有时宁可将谎言当作现实;而另一些人则是为了某种见不得人的目的,或是不断向上爬的野心,或是为了权力而愚弄别人,或是两者兼而有之地指鹿为马……

当时,还有不知道哪位搞出来的发明,居然无人不信,都认为那是“高科技产品的实际应用”:用一根铜管拍成鸭嘴状,插上一个铜薄片,放进水里,通上蒸气,出来就是超声波了。据说那无形无影的气体对人的身体非常有益,还能节省能源什么的,总之好处多多。于是,厂矿企业全都用超声波作为消毒之用,家庭和食堂甚至用它来煮饭……

在父亲的机关食堂,我曾吃过这种饭。比一般的蒸饭稀,嚼在嘴里感觉异常寡淡,已失去了稻米的香味儿。可大家都吃得兴高采烈,嘴里不住说,好吃,好吃!仿佛在品尝外星产品。若说不好,那一定是不相信科学。再说,对人体还有诸多好处呢!因此,我也就闭紧嘴巴使劲咀嚼。什么叫谎话重复多遍就成为真理,这就是了。

超声波的发明与应用,使我们小孩子肯定受到巨大鼓舞。搞科学发明多容易啊,一拍脑袋一个。起码我那时认为,人人能做科学家,只要敢想敢干就行。

与大跃进联系在一起,让人人更激动的是大炼钢铁。当年,对十五年超英赶美提出的具体工业指标之一,是钢铁年产量达标1070万吨。由是,开展了一场声势浩大的全民炼钢运动,在全世界空前绝后。

当年的媒体虽只有广播、报纸与杂志,可一旦发动起来,绝不亚于如今电视与广告的轰炸效应。耳朵里成天听着1070万吨,1070万吨……这个数字像上弦的发条,一下一下将人心拧紧。有一天,不知是谁先旋转起来,立即产生了多米挪骨牌效应,一夜之间,全民动员,开始建起了小型炼钢炉,将家中的废铜烂铁捐献出来。后来,捐献废铜烂铁也不过瘾,索性将沾铜铁边儿的东西倾巢而出,甚至连门扣都拆了,门锁不上也就让它敞着。好在当时人的觉悟都高,对共产主义绝无怀疑,基本做到路不拾遗。要赶上现在就麻烦大了,连防盗门、窗护栏都挡不住飞贼,还不得每秒钟报一失窃案啊!

我自觉挺光荣的,小小年纪就不甘落后,积极参加了学校与大院的建炉等各项运动。

其中,对大院炼钢过程记忆深些。院里运来了一车车黄褐色的耐火砖,同时动员人们遍处去搜寻这种砖料。为此,我们家用砖搭的饭桌终于拆了。那些缺胳膊断腿儿的旧耐火砖悉数运出,竟也派上用场,算是为热火朝天的建炉运动添砖加瓦。有好多天,炒好的菜就放在父亲油漆斑驳的书桌上,我们吃饭只好把菜夹进碗里,或站着,或坐在小板凳上。那张旧书桌不情愿地揩足了油水,一张旧脸重又变得油腻腻的。直到大炼钢铁过去,母亲才顾及到全家人吃饭一直凑合,赶紧向银行申请,又借来一张旧饭桌。

那些天,大人、小孩就像打了鸡血,格外精神,不知道饿,更不知道累。人们又叫又跳、情绪高涨,昼夜奋战。短短几天,就砌出了一堆细长的炉子,星罗棋布于院中。形状像烟筒,高矮与我当时的身高差不离,大约一米五。接着便是献铁。全院都是倾其所有,将家里抄菜的铁铲、铁锅等全部捐了出来。我们家拿出什么铁器记不清了,反正不会落后于人。

忘不了的是捐献的一只铜壶。那是母亲的陪嫁,不知道传了几代,上面绣迹斑斑,刻有精致的古典花纹,老到似乎可做文物。我们平时用来盛白开水,它一直伴我长大。事后回忆起来,恍惚中有些割舍不下。怎么说恍惚呢?因为当时我并没有一丝舍不得的意思,恨不得多拿出几只铜壶才好。

至于为什么要献铜器,跟大炼钢铁有什么关系,我到现在也没搞清谜底。或许我的科学知识太差,或许捐献所有的金属只为表现共产主义理想一定实现的决心?

大炼钢铁的具体场景如下:将金属砸碎、破坏了,投于炉中,找来一堆堆劈柴,放于炉下猛烧。金属的呻吟声与火焰的劈啪声此起彼伏,融汇成举世无双的疯狂鸣奏曲。白天,大院中弥漫着烟火味道,呛得许多人不住咳嗽;夜里,冲天的大火从炉中蹿向高空,搞不清楚是天上的星星多,还是炉中跳出的火星更多。

一炉一炉的钢锭终于展现在人们眼前,景象却叫人有些瞠目结舌。一块一块黑灰色的坨子,上面布满砂眼儿,比砸碎的锅铲难看多了。我们搞不懂这些奇丑无比的东西是什么,也许就是生铁疙瘩?管它呢,敲锣打鼓,举着喜报送上去就是,兴许经过千锤百炼它们就真乌鸦变凤凰了。但一直没见凤凰从铁坨坨里飞出的消息。这些东西最终堆到哪儿去了,我们不知道,似乎也没人想知道,只一味沉浸于铿锵不断的锣鼓点儿中……

对于炼钢,父亲、母亲一窍不通,我们这些孩子则紧跟在大人的屁股后面瞎忙活。想来全国人民也跟我家的情况差不多。但既为群众运动,管它瞎不瞎的,大家也就蒙着眼睛跟着前头的乱跑。我们不可能三年早知道,不敢也不想三年早知道。炼不炼得出钢来还在其次,主要是炼出了我们对党的红心,对社会主义的忠心,对超英赶美的信心,对1070万吨的不疑心。


(十)

从四年级开始,我对共产主义已深信不疑。那年,我被选为班里唯一的大队委。不是大跃进,我可能记不住那年是我第一次戴上三道杠。

三年级入队时,我和同学们一起举起小拳头宣誓,誓言就是立志做共产主义事业接班人。遗憾的是我没能第一批入队。仿佛当时没醒过闷儿来,直到班里有几个同学忽然带上红领巾从我跟前走过,在喜欢我的楚老师启发下,我才匆忙写了份申请。还好,总算赶上第二批,还混了个小队长。自己觉得面子上挺难看,一出门就把只有一道杠的符号从胳膊上摘了下来。

那时的风气似乎谁的成绩好就该多受些尊重与器重,而我的功课已保持在第一名的位置不动摇了。此时,却沦为被功课不如自己的同学领导,手下不过十几号兵,脸上确实有些挂不住。倒不是官儿迷,主要是自尊心太强。

楚老师仿佛知道我心意似的,没多久赶上了改选,我被她以辅导员的身份提名为中队长。我却没有任何欣喜感,总感觉她偏要充当我的保护伞,这两道杠是她恩赐的,自尊心更加受不了,一出校门,便将这似乎代表耻辱的符号迅速摘掉。后来,我虽然众望所归,成为了无可争议的大队委,但出门摘符号已成为无可挽回的习惯。

到六年级,我又出人意料地力辞做大队长,提出当中队长,似乎颇有些君子风范。个中原因只有我自己明白,别人却被蒙在鼓里。其实,我内心对这几道杠是在意的,但我怕失败,一旦失败了,我的面子将无处可放。因为五年级下学期,我忽然有了个竞争对手,学习成绩与我总在伯仲之间,一时呼声颇高。出于怕落选丢人的目的,审时度势,我才决定急流引退。这一招相当管用,竞争对手也只好学我的样子戴起两道杠来。我的死要面子活受罪继承于父亲,那时已初露端倪。

我表面上尽管装得洒脱,却始终与竞争对手暗中较劲,每次都志在必争那个第一。即使和她并列第一,我心中也总是梗梗,要好几天浑身不得劲儿。最终,命运还是偏向于我,升学考试时,我拿了个全校第一,把我的竞争对手较远地抛在了后面。自尊心得到了充分满足,我志得意满地离开了那所小学。

回想往事,整整五年,楚老师对我都格外好,而我对她却特别无情。

据说她一辈子在小学校教书。那所小学撤消后,合并到其它小学,她在那里教书直到退休。除了插队那五年和在西城住过的十年,我一辈子几乎都围着母校兜圈圈,她所在的两所学校都离我家不过一华里远。我却从未想过要去探望她。人一走,茶就凉了。甚至,当我的女儿到了入学年龄,母亲去附近的小学打算报名,见到了她,母亲提起我,她还清楚地记得我。她说曾当过我的班主任,我是她最得意的学生……母亲对我叨唠这些话时,我竟不曾想过去看望她一回,自顾不暇或落魄后的无颜都可以是我的借口。

何止对楚老师,就是对父母我也同样无情。当母亲年纪渐大,行动不便,双目失明时,我只肯为她花钱和为她奔走,却不愿碰触她的身体,更惶论其它任何亲昵的表示。说羞于表达或许在美化自己,其实,我是根本丧失了这种功能,甚至可说是一种心理疾病。逐渐长大的女儿就曾责备我,说她从不记得我像别的妈妈那样抱过她,亲过她,只知对她一味严格要求,也从不知满意为何物。奇怪的是青春期的她也不让我对她有任何亲昵的表示,甚至我拉一拉她的手都不行。没想到,亲昵功能的丧失也会遗传。


(十一)

59年在回忆中是模糊的,饿没饿着记不清了。1960年我已进入中学,那两年正是国家最困难的时候。不像许多同龄人,对饥饿还有刻骨铭心的记忆,我脑海中留下的是曾经享受过的自由,那些诱人的书籍,催人泪下的电影,芭蕾舞中轻盈旋转的脚尖……回忆因而充溢着模模糊糊的光明。事实也许并非如此,但我的天性是对记忆有所筛选,总爱将不好尽量从脑筋中剔除。

1960年夏天,我似乎较比风光,全小学只我一人考取了师大女附中。但学校里充斥着各校的尖子生,还有就是高干子女,几乎都来自有名的小学。像我这样从普通学校来的简直微乎其微,一下子就变得不起眼儿。班干部当然轮不到我当,简直就是被遗忘的角色。开始几天,这落差使我颇为失落,一时还真有些难以适应。

但天助我也。由于是困难时期,教育部门提出了“劳逸结合”的口号,以其为宗旨,学校基本不留作业,也不大注重成绩好坏,老师讲完课就走,使学生获得精神上从未有过的轻松。少年人嘛,虽然填不饱肚皮,但精气神儿还是有的,若当时的导向是努力学习,老师又抓得紧,哪怕多留一些家庭作业,也会使我们不得不坐下来认真读书。可现在放羊了,又有大把大把的业余时间,课余时间自然是读小说散文、泡电影院、看芭蕾舞与话剧。特别我们这样的学校,经济困难的同学不多,有条件走出去。一带二,二带三,遂形成了一种时髦。我这种争强好胜的性格,惟恐别人说自己不聪明、不渊博,当然要赶这种时尚了。没多久,我就找到了自己的位置,开始对种种自发的课外活动趋之若骛。下了课,有用功的还趴在那儿看书,我则和几位志同道合的大谈小说或电影心得,引得不少没看过没听过的仰着头听,满眼都是佩服与羡慕,一时之间,我的自尊心得到了极大满足。功课嘛,我属于母亲说的读聪明书,很不用功,偶尔在大考中却总能出一两次风头,得个第一或全班唯一的一百分,平时则是中上等。有的同学又开始夸奖我,说我聪明,知识特别丰富。虽不是功课最好的学生,可我活得轻松。那几年真有种如鱼得水的感觉,仿佛在自由的海洋游来游去,很是惬意,永远游不够似的。

课外活动,需要一定的经济基础。自考入中学后,我在家里的地位大幅提高。家境虽不富裕,因学校离家较远,父亲竟每月给我十五元钱,做为午餐费用,这使我有了看各种节目的经济实力。我能在最好的中学读书,母亲亦觉脸上有光,但她还是认为给十五块太奢侈了,同时很为她的爱子黑皮愤愤不平。可父亲是总导演,对她的埋怨充耳不闻。

前面已经提过,我还有额外的经济来源。当时,家里油盐柴米菜的采购一般由我负责,这给我提供了一个中饱私囊的机会。当然,由于知道家里的经济状况,一块以上的钱我是决不会昧着良心贪污的。滥用权力的目的只为多看几次节目,图个眼前热闹。当时,票的价格相当便宜,一场电影不过五分或一毛,话剧等也就是块八毛的。我几乎每个礼拜都能看一场电影,有时甚至一天两场,舞台剧一两个月也基本能看一回。

当年的图书馆也无所谓禁书,文革中被批为封资修的《红与黑》、《被侮辱与被损害的》、《静静的顿河》等世界名著我在那段时期一读再读,读得如醉如痴,并且深陷其中。从此,我爱上了外国文学,特别是俄罗斯文学。前苏联电影《白痴》、《白夜》我每部都看过两三遍以上,对托斯妥耶夫崇拜得五体投地,看过电影,又将原著找来细读。对话剧《蔡文姬》与芭蕾舞《天鹅湖》我也特别喜爱,终日沉醉于“胡笳十八拍”的吟咏和柴可夫斯基悠扬的乐曲中。

因为臭味相投,我还和学校出名的才女梦笑成为了好朋友。自从我俩粘在一起,便整日在一起旁若无人的大聊小说与诗歌,一块儿看电影和越剧,甚至坐在马路沿儿上彻夜不归地侃大山。逢到聊通宵的夜晚,我都谎称住到梦笑家去了。其实,她是住校生,父母已经离异又不在北京,家中只一个姨母,也管不了她。幸亏那时的大人满脑子社会主义与共产主义追求,故社会治安相当之好。两个妙龄少女坐于昏暗的路灯下,竟任何险情都未发生。

也不是感觉不到饥饿,曾憧憬能饱饱吃上一顿大米饭,但饥饿的感觉竟被这种自由与惬意冲得很淡,将勒紧裤带的日子忘得较比干净,倒仿佛那一段日子很是快活逍遥。看来,对我这种人来说,精神饥渴的满足是放在第一位的。

这种现象确属反常,颇像农田荒芜了,从板结的地缝钻出的野草。看来,当吃饭问题变成最大时,就没有精力全力扫除封资修了。

那时,我们对饿死人的事虽偶有所闻,也是当作小道消息将信将疑的。无怪乎饥谨过去多年之后,不少同时代的人会不能自持地怀念六十年代呢!进入中年,从一些读过的书上了解到,在三年左右的时间里,人们一批批无声、无怨地倒下,饿死在离我们几十里、几百里或更远的地方。据不完全统计,人数大约为三千万或更多,无疑高过八年艰苦抗战死去的人数。

这不由勾起我对那段逝去岁月的细细回想。胶片一点点拉过,许多早已忘却的记忆浮上心头,并不都是美好。

我记起自己总爱抢着洗碗,只为检查碗里有无漏网的饭粒。尽管经常叫我失望,可偶尔也会有所斩获,在惊喜的同时,我会立刻将那几个漏网分子塞进嘴里。

我家的饭桌由于比较破旧,中间有道显眼的裂缝,因大人从没教过我们如何正确使用筷子,我和黑皮夹菜、扒饭只能勉强应付,时常会把饭粒与菜渣掉进那道缝儿里,害得那张旧饭桌愈加丑陋。不记得从哪天起,由于我和黑皮总是想方设法将桌缝儿里的饭菜抠出来吃,从此里面除了油腻便不再有其它东西,打扫卫生省去了不少麻烦。

主观上我没想过与黑皮争抢,可我明显是气势上的强者,动作也比他敏捷得多;而他呢,仍旧像个受气包儿,一如既往地战战兢兢。根据弱肉强食的动物原则,我当然比他得到的桌缝儿饭粒多些。我当时的行为不像个姐姐。这也从一个侧面说明,我同样感到了饥饿的威胁,否则怎么会变成动物?


(十二)

其时,大气候并未完全放松思想改造,还一直在宣传“人人为我,我为人人。”我这副不顾体面,争抢食物的模样与宣传何其遥远!但在家庭之外,我基本还能控制,甚至在同学中一直保持谦谦君子的修养,不知道这叫不叫虚伪?

我在家里的变化是潜移默化的,一点点变得越来越狂妄与自私,越来越与这个家不亲,和姐妹、兄弟之间的感情也逐渐疏离。只因为我考取了这所最好的中学,仿佛从此就一步登天了。我一改过去的优点,变得不再顾家,也不再爱做家务,终日沉浸于学校那种高雅的氛围中,讲求谁的知识渊博,读的书范围广,看的电影多。谁好意思说自己在家做家务,那不成庸俗的家庭妇女了?

后来,母亲就一再强调,我上那所中学上坏了。她还多次遗憾地说,小时侯的我实在太能干。大了,反而变得好逸恶劳,自私了,都是书读多了害的。她的话确有一定道理。

在我读过的名著中,《钢铁是怎样炼成的》对我影响颇大。它与我受的革命教育一脉相承。为了革命事业,保尔当然要唾弃他曾经深爱过的冬尼娅,因为她是资产阶级臭小姐;同样,保尔要牺牲对丽达的感情,因为一个坚定的革命者只该为共产主义事业终身奋斗。我受这种精神激励,觉得自己就该做这种人。亲情也好,爱情也好……这些具体而活生生的情感,与架在崇高上的革命理想相比,都不过是卑下的情感。然而,另一类名著似乎更吸引我,与我的灵魂产生共鸣,甚至使我的灵魂震撼。保尔们仿佛离我太远了,他们身上似乎缺乏一种鲜活的、接近普通人的东西,可望不可及。使我终身难忘的是法国作家维克多.雨果的《悲惨世界》,特别是主教使破罐破摔的冉阿让灵魂发生突变的那段。当冉阿让偷走了热情款待他的主教的银器,警察发现后把他揪送回来时,为拯救一个即将堕落的灵魂,主教却说这些东西是他送给冉阿让的,甚至又多给了他一对银烛台。主教说,我赎的是你的灵魂,我把它从黑暗的思想和自暴自弃的精神里面救出来,交还给上帝。

我是受唯物主义与革命教育长大的,那时心中不可能有上帝,但我还是被深深震撼了,为主教的慈爱和拯救每一个灵魂的博大情怀而震撼,人是应当爱人与尽力救助人的。可这与我多年来接受的思想抵牾,人首先该有阶级性,怎能不分好歹任意施爱与拯救呢?读书愈多,我愈陷入一种自相矛盾的境地。我常常不能自持地被所谓的资产阶级人道主义感动,尽管那与我存在的现实背道而驰,我却不愿取批判态度反而内心极其留恋。然而,我身处的环境是革命风暴一次次的洗礼,我的基因更有得自父亲的冷酷遗传,像火山爆发后各种元素组成的岩浆屡遭暴风雨的袭击,只有逐渐冷却发生石化反应一途。传统教育与冷血的传承给我的心套上一层冷硬的石壳,人性与温情皆被冷冻于内。从此,我变得少有感激的情绪,不会也羞于表达自己的感情,即使藏于内心的情感丰富而热烈,却无法冲破石壳的严密包裹。

1962年,掀起了学习雷锋、人人做好事的高潮。好事不但要做,还要写在日记上;不但要写在日记上,还要将记录隐私的日记公开示人。尽管在家里我的表现一天天差劲,在外头却截然相反。有相当长一段时间,我每天走在大街上都努力睁大双眼,四处搜索,迫切希望遇到一个背行李的老大娘,好上前帮助,然后也好写在本子上。可惜,这种好事并不容易碰上,顶多在坐公共汽车时,偶尔赶上个座位,能让给老幼病残,就算我莫大的荣光了。这里头没有虚伪,更不属于强迫,完全出于追赶潮流的从众心理,恨不得有一天早上醒来,自己就变成活雷锋。

人前一个样,人后一个样,又都出自本色表演,这似乎是种不可思义的人格分裂。可我确实如此活着,一半光明一半黑暗地活着,活得心安理得,也不想探究其中的原由。

而后来,我似乎为自己在家中逐渐冷酷的表现找到了原因,更有了为自己开脱的充足理由。因为,组织上一再强调,出身剥削阶级家庭的必须要与其划清界限才有出路。既然我必须和这个暧昧的家庭划清界限,那对他们冷酷自然就理所应当了。

这里该解释一下出身暧昧的问题。从初中开始,学生凭添了一项崭新的任务——填履历表,上面有一项赫然写着出身二字。我第一次明白,这项要填写父亲在解放前的职业。南昌解放比新中国早五个月,我那时刚两岁半,没有一点记忆。父亲那几年究竟干了什么,我只有去问他。他大约也知道,就是详细对我这十几岁的孩子解释,也一定搞不明白,所以让我在出身一栏填上“旧军政人员”。虽然对政治还在莫名其妙的年龄,但《渡江侦察记》、《红旗飘飘》一类的电影与书总看过不少,遂懂得这五个字绝不是什么好东西,与国民党反动派贴得较比近。在表上填写这几个字时,心情沉甸甸的,第一次有种自惭行秽的感觉。事后,我还问过大院里一起玩的小学同学,听说她们都填写的是职员,我就不能不埋怨父亲了,曾对他发过牢骚。记得他一甩手,脸拉得老长,一反常态要跟我急的样子,你懂什么,对党要忠诚老实!宁肯填得坏些,否则成了隐瞒历史,就是大事情了!

那时候,我还不知道父亲在革大学习期间,曾为铨叙少将之事险些过不了关。因此,也就不理解为何他做惊弓之鸟状。我那时基本还是一只无忧无虑的小鸟,第一张表格交上去没几天,自惭形秽的感觉便消失得无影无踪,又忙着玩儿去了。谁都没把这当回事儿,我何苦杞人忧天呢!

“千万不要忘记阶级斗争”是毛主席的一条著名语录。普通老百姓虽早在此山中了,但拨开云雾识得庐山真面却在数年之后。1966年的文化大革命中,我们才听说了这条杀伤力极大的语录发表于1962年9月。年年讲,月月讲,讲得四年已经过去,到文革前实际已伤人无数。

上初三前,在同学嘴里,我的缺点似乎不特别多,主要只是骄傲。我那时确实自以为是,虽然很不用功,但有时会在考试时放个卫星。特别是经常有一帮人围着我,听我给她们讲故事、侃大山……那感觉自己仿佛与天之骄子能沾上边,有时很有些飘飘然。然而,一到1963年,气氛就愈变愈不对头了。我站立的地面似乎开始松软,地基在一点一点下沉;“阶级斗争”四个字像显影液,将我额头几代前的刺字逐渐显露出来,原本一张挺好看的脸,这会儿花了,开始见不得人了。我身上的自信像遭遇到一场场酸雨的侵蚀,不知不觉中已腐蚀殆尽。

班里的干部子弟几乎有一半以上,初中一年级大多不显山不露水,只有个别中央一级领导的孩子因成绩不够,大家心中可能略微有些瞧不起,但也丝毫没有不平的意思。应当的,人家老子连江山都打下来了,找个好学校上有什么不应该呢?相反,这几个人由于功课不太好,在同学面前颇有点抬不起头来。那时,头昂得最高的,是几个学习成绩特别好的高知子弟。我们的班主席是老师指定的,听说父亲是个右派,由于成绩好,同学们丝毫没有歧视,还对她刮目相看,改选时仍旧选她。可见,出身当时是被我们这群没长大的孩子忽略的。从初一第二学期起,开始有人入团了。第一个进入组织的,是个默默无闻的工人子弟,功课一般,长相一般,各方面都不起眼。就是现在回忆起来,我也不明白为什么第一个发展的对象会是她。尽管如此,“榜样的力量是无穷的”。这是那个时代的时髦话语,就像现在的时髦话语是“实现自我”一样。一个人的进步激起全班的上进心,大家开始争先恐后写入团申请书。这方面我不算积极,也不算落后,初二时曾随大拨写过一份。因见没有下文,便没有继续写思想汇报。其一,那时的团员还在少数,对我并未构成思想压力;再者,我的心思仍主要沉醉于中外小说与电影中,顾不上拼命追求进步。

初二结束前,班里的团员最多六七个,估计大多为干部子弟。例如团支书与组织委员都属高干子弟。并没人自我吹嘘家里如何如何,仅是私底下传说。支书叫小皖,作文好,常被老师拿出来做范文,特别是论说文,写得洋洋洒洒,颇有气势,因而得到我们这些喜好文学的同学尊重。开始,她和我关系相当好,两人住的又近,常常一起回家,她还约我去过她家。因是独门独院,本人又有种超常的自信气质,显得与众不同,我才断定她是高干子弟的。她是干部子弟,而我的出身在当时颇为暧昧,她是团支书,我又是普通学生,但当时的感觉两个人似乎还算平等,相处得愉快轻松。

1963年下半年,也就是进入初三,气氛便有些变了。不记得从何时起,小皖主动与我拉开了距离,不再和我一起走,说起话来开始一本正经,几乎与报纸上的话差不多,并明显有了领导派头,仿佛一下子高贵起来了。

最难忘的是我们班小尘的遭遇。那是个裹在神秘灰色中的女孩儿,由于语文与作文的出类拔萃而引人注目,更因能背整本《古文观止》又会唱多出京戏与越剧而让大家称奇。但她的身世之迷很快被揭露出来,原来,她父亲是个被镇压的反动军官。出色的才艺没办法掩盖她黑色的血液,欣赏她的语文老师尽管是班主任,也无法在政治上给予她哪怕一丁点保护。导火索仅仅为一篇作文,在那篇文章中,她讥讽了一个爱打扮的高干子弟几句。这就激怒了以小皖为首的团支部,竟然召开过几次班会对她进行批判。经过几番这样的“洗礼”,身心具已湿透的小尘仿佛一丝不挂站在冷风中被吹被打,包裹她的惟有沉默而已。

那时,阶级斗争的风暴还没有最终将我卷进去,但杀鸡给猴看的阵势格外震撼了我。看着毫无招架之力、一天比一天寡言少语的小尘,我的脊背感到了一丝丝凉意。父亲的历史与小尘的父亲何其相似,只不过参加了几天民主运动,没被镇压罢了。打量着那些出身好的干部子弟,我真是打心眼儿里羡慕她们。如果我也有个好父亲,我哪一点比她们差!然而,我无法选择自己的命运。心里在埋怨父亲的同时,不由得特别同情小尘,其实也是怜悯自己;遗憾没有能力保护她,实际是感叹连保全自己的能力都不具备;团支部没有整我,不过是侥幸而已……

从此,无忧无虑开始离我远去,我的少年时代也在这一丝丝的凉意中宣告了终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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