孙立哲：想念史铁生
作者：昭昭搜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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孙立哲：想念史铁生
作者：昭昭搜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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想念史铁生 作者：孙立哲 来源：家在清华新浪博客 我和史铁生是清华附中初中同学。同是1951年出生，他1月4日出生，属虎。我11月11日出生，属兔，比铁生差不多小一岁。 我们共同经历了1966开始的文化大革命，1967年初中毕业后，我们于1969年1月13日一起去陕北延安插队，住在延川县清平川的关家庄。他教我针灸给老乡治病。1971年9月，铁生腰疼加重，回北京治病，后来下身瘫痪。我留在乡下继续当“赤脚医生”。1977年，我患肝坏死，住在铁生家养病一年多，朝夕相处，相依为命。1978年，我作为“四人帮流毒”被拉回延安接受批判，铁生亲自替我写检查交待材料，摇着轮椅四处求人援救。最后与作家柳青、画家靳之林、知青杨志群、王立德、邵明路、刘亚岸等上书胡耀邦等领导，递交陕北老乡的“万人折”陈情书，把我“捞”回北京。我继续和他一起住在雍和宫26号小平房里，直到1979年考上首都医科大学外科研究生。随后，他促成我与吴北玲的恋爱，我们终于1981年结婚。我和北玲分别于1981和1982年出国留学。1991年，北玲因晚期癌症，肝、骨等处等发生转移，从美国回京住在中日友好医院，最终脊柱病理性骨折，下身瘫痪。铁生联系方舒等文学艺术界朋友寻医问药找气功大师等设法挽救。北玲于1992年去世后，我正式回国开办公司，铁生帮我给新公司起名字。1997年，我和刘瑞虎带铁生夫妇及几个老同学到美国游玩，开一辆大型房车从洛杉矶到纽约横跨美国十几个州。回国之后，铁生肾功能即告全面衰竭，1998年开始每周三次血液透析。这些年经常约三、五好友找铁生聚会聊天，大多是陕北“插友”和同学、发小。上次见面是2010年秋天，带延安“老插”纪子英和女儿杨霁一起去，并外出吃饭。杨霁在十年前上中学时读了《我与地坛》，一直盼望能与铁生见面，愿望终于满足。铁生送给她一本《务虚笔记》。 铁生在小说《务虚笔记》中描写小时候见过的一个大房子。进去看，阶厅壁廊走得曲折，随手推开一扇扇门，装饰与气象各异，给人印象迥然不同。门后藏着阴差阳错的机缘巧合。不止一次，我面对着铁生，有时也对着我的爱人，暗自想：你是谁？从哪里来？我以前并不认识你，怎么就成了好朋友？怎么就成了夫妻？……路走得多了，人走得老了，心走得累了，思想慢慢生出感悟，答案逐渐变得明朗。人生就是被这些命定的偶然连接成路途，路途上景象万千，路途中遭遇别的人生；路途前歧路如麻，交织成个人命运的奇妙与独特，演绎出幸运与悲剧、苦难与精彩。 巧合就是命运。命运为我和史铁生在同一天推开清华附中的校门，学校注册表格在这一天把我们的身份从小学生定义成初中生。人生际遇从此为我们展开了四十多年的相识、相知、友情与交融。 我以为，朋友泛指人生路途中的同行者，说到底是指某种关系，是孤独的我面对社会生存必然建立的人际关系。这种关系也许有四种境界：相识是相互观察，你是你，我是我，心中还藏着恐惧，存着戒备；相知是指打破盔甲，袒露内心，在动机和价值观上达到相互认同、相互包容；友情是我在困境和苦难中无处可逃，你抢过身来拉住我大声说：别怕，还有我呢；交融是你定义了我的存在，你成了我的一部分，或者说你流在我的血液里。有时候，我心里明明想着你，念叨的却尽是我自己的事情。
一、 清华附中，顾名思义，是为方便清华大学教职员工子弟就近入学设立的一所中学，建在清华校内，原名成志中学，历史追溯至1915年。学生曾经全部走读。 上午，同学们下了课，三五成群结队回家，吃了饭眯个午觉，再走回教室修下午的课，不用急，一准儿赶得上。高手们算得精准，常常踩着铃声走进教室。清华园离北京市中心的前门或西单牌楼有几十里路。五六十年代交通不便，进一趟城要先走土路到郊区汽车站，等半小时坐上一趟公共汽车，和马车三轮车自行车一起把狭窄的柏油马路拧成麻花，到北太平庄或平安里车站换车，无论怎么运气，也得两个来小时才能到城里。因此，虽然听说城里有历史悠久更传承洋派的名牌中学，对于我们这些偏安清华一隅的小学生们却是可闻而不可及，可羡却无法体验。名震北京的男四中、师大女附中等名校如清华荷花池中的莲花，香远溢清，只可远观焉。比如，我在“小升初”报考学校时，第一志愿是清华附中，第二和第三志愿分别是北大附中和人大附中，离家不远，都在郊区海淀。 史铁生是城里王大人胡同小学千里挑一的顶尖学生，三道杠的大队长袖标在臂膀上戴了好几年。这骄人的成绩既培育和巩固着铁生的自尊心，也鼓舞着父母对儿子的期望。他家住城里北新桥附近，汽车电车四通八达，可以选择的城里中学名校很多，为什么第一志愿报考了清华附中呢？ 这也许要从清华附中六十年代正经历着的巨变说起。1960年，清华附中在清华北墙外约半里路的一大片稻田上盖起了新楼房，在原有的初中基础上建立了高中部，校舍搬到了大学校门外。六层的教学主楼撑着一身钢筋混凝土骨骼，按苏式超高举架设计建造，在周边大片农田映衬下，显得高大威武，像是羊群中闯进了一头大象，逼得众目仰视。主楼宽大的门庭前伸展出来一个标准的运动场，细细碎石铺成的外周跑道上，画着白色分隔线，两侧有跳高和跳远用的沙坑，可以开展所有的田径运动，也可以踢全场足球。穿过大操场是一座四层的学生宿舍楼，位于主楼正门左前方。宿舍楼西、南两侧，分别是两组篮球场和排球场。 在“又红又专”的办学思想引领下，清华大学派来了万邦儒先生担任附中校长。万校长锐意实施德、智、体全面发展的教育理念，招生面向全北京，一时声名鹊起。六十年代，越来越多市内学生报考清华附中，录取分数线扶摇直上，其势头之猛已经盖过101中学，比肩男四中。后来又通过考试在高二年级设立了两个清华大学预科班。把清华附中和清华大学的优选生源与毕业分配的去向串成“一条龙”供应链，在人们的想象空间里打通了一条成为“红色工程师”的绿色通道。 史铁生家与清华有缘分。铁生在奶奶家长大。奶奶带着铁生的父亲和两个弟兄三家人合住一个四合院——北京草厂胡同39号，三世同堂。铁生的大爷史耀增，1951年1月份从清华大学化工系毕业，全家庆贺；史铁生正好在这个月出生，双喜临门。孩子们吃、住、玩儿、念书等都在一起。堂兄妹之间，按一家人实行大排行，铁生是父母所生老大，大排行老三。铁生的父亲史耀琛排行老二，没考上清华，上了北京农业大学林学系，毕业后曾去东北，辗转回京。铁生母亲在北京林学院工作。林学院和清华隔一条马路，对面的清华大学里收藏着父母的梦。 清华大学建在北京郊区一个老王府中，教工寓所、教学楼宇和学生宿舍都被围墙圈起，有如一座小城，人称“清华园”。里面不仅有修表铺、理发店、公共浴室、食堂和合作社商店等全套生活设施，还有古趣盎然的亭台楼阁。例如大学领导中枢设在“工字厅”，这是一座木质结构的王爷府邸，坐北朝南两进大院加上厢房院，组成“工”字形。二进院正房是贵宾接待室，两侧是校长的办公室，北面窗下是一汪清湖，合称为“水木清华”。 我和铁生的生长环境不同。我出生在清华大学新林院一座洋式的小别墅里，该别墅原是为美国派来的教授建造的，美国教授走了以后，每栋一分为二，住进两个中国教授家庭。父亲是清华大学电机系教授，母亲在建筑系当排课的职员。我家在1961年搬进一座新盖的五层大楼，17公寓，加上同时建成的15公寓和16公寓，合称“教授楼”。两居室或三居室内大多住着教授，也有少量大学中层干部。同楼邻居里有好几个清华附中同学，男生除了同年级的莫京和方胜，还有高年级的陈小悦和低年级的张铁良、庞沄等，后来一起在陕北插队。我长在清华园内，能当清华的导游，吹牛有底气。自从学会走路开始，知了、蜗牛、马蜂窝、蜻蜓和玩伴们引领我趟过几乎每一条大路小道、每一片草丛树林、每一个操场运动场和每一池河湖水塘。跑电报、捉迷藏、玩打铑、扇洋画、看演出、下围棋、弹玻璃球、焊收音机，还有钓鱼滑冰游泳打球踢球打冰球，带走了我儿童和少年的几乎全部岁月。我中学以前很少出清华园，这园里沉淀了我的所有探索、发现、体验和记忆。墙外大世界，清华小天下，我上初中前的天地只有这么大。 史铁生分在初中64-3班。1964年8月29号是新生注册日，清华附中好不热闹。我与17公寓的同楼邻居莫京和方胜结伴，背个书包，骑自行车早早到了学校。“欢迎新同学”几个大字贴在主楼的红绸布横幅上，随风抖得热烈。扩音喇叭里放着进行曲。我不懂音乐，说不出曲名，只觉得心中也有一把小小号角，暗自配合着进行曲的节奏。胸中的好奇心呼之欲出。墙上贴着分班的名单，初中组一共二百人左右，分成四个班。清华子弟大约占了五分之一，熟悉的面孔一个个从墙上的名单中跳出来。我和邻居方胜分在64-4班。莫京分在64-3班，同班还有冯骧，清华子弟中有名的美女。平时狭路相逢，远远的一双大眼睛扫过来，我们几个勾肩搭背的男生赶紧松开手，指着天上说好像有飞机，你看树上的知了叫得怎么这么欢。那时我们区分男女界限，同龄的男女路上碰见几乎从来不打招呼不说话，女孩儿越是漂亮，这界限就越是划得分明。冯骧四年后，与史铁生等十几个同班同学到了延安清平川插队，后来与铁生同桌姚建的哥哥姚元结成了夫妻。巧上加巧，这是后话。孙-立-凡，64-3班一个名字抓住我的眼球，与我的名字只差最后一个字。随后知道，孙立凡原名章立凡，从63级转下来，能文能画，是五十年代中国粮食部长章乃器的小公子。父亲民主救国，半世英名，1957年当了大右派，一夜之间变为“臭”名，儿子只好改姓为孙。章立凡后来成了史铁生最要好的朋友之一。 史铁生是住校生。学校专门组织排子车，到清华门外的公共汽车站接远道而来的住校生，这些新生大多来自北京城里，也有少数海外归侨。我们走读生忙着为住校生搬行李，送到宿舍楼里去。这宿舍楼平时有门房把守，外人和走读学生不准入内串门，今天是例外。大多数行李是那种用绳子捆成井字形的被褥包，让人联想起当年志愿军出征朝鲜的装束。打开背包，里面通常夹着两三件换洗内衣和袜子。大多数人还手提一个线绳编织的大网兜，里面装着脸盆、水杯还有牙膏，内容一目了然。历时三年的全国性饥馑高潮刚刚退去，肚子里饿鬼的歌声依然余音袅袅，吃饱饭是每家人的头等大事。日用品和食品凭票供应，都缺。家长们用有限的工资在生活必需品的底线上权衡取舍。学生没有行李箱，也没有多余物品。从被子的花色上，我能大致猜出新同学的家庭沿革，比如，带黄绿色铺盖的一定有军人背景，大约占新生比例的五分之一左右。 史铁生住校的宿舍环境如何？我在注册日第一次造访宿舍楼，印象深刻，有些细节记忆犹新。这是一座四层的砖楼，第一至三层是男生宿舍，第四层是女生宿舍。一律筒子楼格局。楼层中间贯穿一条黑幽幽的甬道，两边各是一溜寝室，每间房里支着四个上下铺架子床，睡八个学生。室内中央吊下来一个白炽灯泡。没有地方放桌椅和其他家具，读书学习一律在教室或床上进行。公共盥洗室在甬道中部，转进门，左右两个水门汀长方型浅水槽，用来放洗脸盆；两队自来水龙头一字展开，个个向前伸着脖子。对面是公共厕所，便池子翻卷出一股尿骚味。我想象学生体育课归来，齐整整站一排，恣意挥洒男孩子的霸道。男生楼层有一种特有的味道，是水汽蒸发着的汗腥味儿、胶皮鞋味儿，还有劣质的肥皂味儿。上了三楼再向上望，见到通向四楼的半层转折处挂着“男生止步”的告示，上面显然是传说中的女生宿舍。心神游移之间，一群女生鱼贯下楼。脚步声卷下来阵阵好闻的香味，沁入心肺，分不出是香皂味儿、雪花膏味儿还是天然的体香。一阵说笑声，银铃一般甩在楼梯上，在我的好奇心上又洒下一把谜语。这楼里充满了活力、浪漫和未知。史铁生在这宿舍楼里住了大约三个年头。 同学们的组成多样，背景复杂，学生中还有党政军高级干部的孩子，首长秘书偶尔在假期和周末坐车接送他们。这些学生与其他学校的高干学生有千丝万缕的关系，对政治敏感，1966年创建了全国第一支红卫兵，清华附中成了文化大革命的前沿阵地。与红卫兵交往，参加政治运动，给了史铁生留下了一份深刻的体验。这是铁生观察道德冲突、理解人性本质，以及后来思考政治哲学的起点，铁生多次和我提到。铁生一直与红卫兵创始人中的阎阳生、张晓宾、卜大华等保持联系。老红卫兵张承志成了名作家。他们一起回望历史，从不同的角度解读时代的潮起潮落，世事沧桑。 第一次听到史铁生名字是在开学不久的语文课上。教语文的董老师告诉我们，邻班史铁生在课堂上读了他的作文，写他小学一位老师，不但文笔好，而且朗读时声情并茂，全班听了一起感动。课后同学反响大，好评如潮。当时，语文教学方法之一是选出优秀的学生作文，让学生自己在课堂上读。学生在擂台上过招，既锻炼心理素质，又促进参与式教学，是清华附中精英式语文教学的一大特色。语言是对世界的观察与描绘，它把感知到的世界，通过想象与联想连接成意义，打破认知的混沌和迷茫。认知是心灵的开端，是“我”的诞生。铁生早年把直接与间接的经验用丰富的语言形成结构，在中学先声夺人，引起回响。铁生有语言天赋，或者说语言能力表达了他的创造力天赋，而创造力是心灵能力。弗洛伊德在《超越唯乐原则》中分析天赋中的生本能情节，这强大的本能要求创造与更新，抗拒死亡。 董玉英老师从师范大学毕业不久，是我们的班主任，给64-3和64-4两个班教语文课。她严肃起来的时候，美丽的瓜子脸一绷，两只大眼睛眨得天真，眼角藏不住笑意，我们都不怕她。董老师的丈夫王玉田是音乐老师，在隔壁史铁生所在的64-3班当班主任。有了这层关系，两个班之间消息灵通。上音乐课，王老师指挥唱歌，一手弹钢琴，一手打拍子；头左右摆动，口型、眉毛和眼睛都和我们说话。现在想起来，眼前一座会动作的雕塑亮相。王老师会作词会作曲，能拉、弹十几种乐器，是个音乐天才。进清华附中伊始，一口气组织成立了民乐队、交响乐队，还有话剧队、歌唱队和舞蹈队。自编自导一出大型歌舞剧，好像有用不完的精力。有文艺特长的同学，每天下午最后一堂课难熬，手脚在胸中舞，乐曲在心里流。下课铃一响，学生们飞奔到各自的文艺活动室。萌动的青春无处安放，王老师像一块磁石。同学们在艺术中陶冶心灵，放飞创造力。两位老师那时二十五岁上下，新婚不久。 史铁生的这两位老师是一对残疾人。残疾和死亡这两个词不仅仅是概念，它们以鲜活而残酷的面孔早早地走进史铁生的人生词典。董玉英老师患小儿麻痹后遗症，走路跛行。王玉田老师有更深重的残疾，先天性心脏病，左右两个心室之间有多个孔洞，无法手术修补。在肺脏里充满了氧气的新鲜血，刚回到心脏就又和富含二氧化碳的静脉血混合，造成慢性缺氧；平时嘴唇泛着微微的紫色，只能慢慢走路，不能跑，不然就喘不上来气。更惊人的消息在同学中不胫而走：阜外医院的专家判定王老师活不过三十岁！我们好像看见死神追赶着王老师，步步紧逼。王老师奋力捕捉身边流逝的每一分钟。为了造就和实现人生理想，他在和时间赛跑。与两位老师朝夕相处，设身处地，学生心里对他们充满敬重。王老师最后在学生们为他组织的专场音乐会舞台边倒下，史铁生那时正举着鲜花要献给他。几米的距离，死神在最意想不到的时刻现身，分秒之间天人永隔，留下无法弥补的遗憾！铁生在纪念王老师的文字中写道：“我最终从事文学创作，肯定与我的班主任是个艺术家分不开，与他的夫人我的语文老师分不开。在我双腿瘫痪后，我常常想起我的老师是怎样对待疾病的。”铁生还写道：“……恰似我们当年。纯洁、高尚、爱和奉献，是他的音乐永恒的主题；海浪、白帆、美和创造，是我们从小由他那儿得来的憧憬；祖国、责任、不屈和信心，是他留给我们永远的遗产。” “你们班的史铁生是哪个呀？”我抓住课间休息的时候小声问莫京。顺着他的眼神指引，我在楼道里看见了他。大约一米六的个头，身体修长，在初一年级组里显得相当高，据说上课坐在教室最后一排。史铁生胸背微微向前倾，走路有点外八字；眼睛小，目光沉稳；圆而大的鼻头实实在在端坐在脸庞中央，威风八面；上唇两撇淡黑色的胡须给面孔增添了几分老成，举手投足之间透着稳重、潇洒和自信。长成这样的人，思想多复杂呀，语文当然好！我心里念叨着，对史铁生肃然起敬。 史铁生不但作文好，朗诵更有演员风范。一首《黄山松》诗歌被他朗读得抑扬顿挫，仿佛舒展出一幅画卷，一股神韵。同学们听得心弦颤动，如醉如痴；他在全年级有名。我从心里崇拜史铁生，联想起我们班的王贞平，文史大家王利器的公子，也是坐在最后排的高个子；两只大眼睛陷在脑门下，宛似两口深井，眼皮眨几下，嘴里就能吐出一篇作文。站起来朗诵，窗子玻璃跟着震响。 无线电做媒，我在第一学期正式认识了史铁生。开学以来，我焦急地盼望着老师通知无线电小组的集中活动时间。清华附中为新生开列了多个业余活动小组，每人根据自己的爱好选一个到两个。除了各种文艺、体育小组以外，还有无线电小组；我开学就报了名。五十年代，清华大学电机系分出师资，成立无线电系。清华附中六十年代初设立业余无线电小组，开发学生的专业兴趣，培育后继人才。组装收音机，俗称玩儿无线电，是清华子弟中流行的时尚。我经常跟着哥哥到清华主楼后面翻查无线电系倒出来的垃圾，捡选可用的电容电阻。礼拜天早早进城到西四“丁字街”，等待工厂运来论斤称的废旧零件。哥哥经常一宿一宿地焊收音机，我也动手，实在熬不住了，搂着线路图歪倒睡着。无线电是我的特长，是维护自尊的本钱。我想象着在活动小组里耐心地给别的同学讲解，从矿石、真空管、花生管一直讲到晶体二极管、三极管，从放大器讲到超外差式收音机原理。这小组里或许还有女生，让她们知道我聊起无线电来能上天入地，并不结巴。 一月一次的业余小组活动日终于到了。我下了课，一步三个台阶窜上四楼。进了物理实验室，见里面只有老师一个人做准备。离开始时间还差半个钟头呢。宽阔的大教室摆着好几排试验台，桌上散放着各种零件和装着小变压器的胶木底盘，还有插着电的烙铁，空气中飘着熟悉的松香和焊油味道。这是我的天堂。 记得先进来的是高一的新生。“你在小组里想焊点儿什么？”我问他。我这个“焊”字相当于棋手对弈先请对方亮出“段”位，是在“丁字街”换零件的行话。如果是矿石收音机，那就还没入段。能做晶体管外差式调频收音机，就是高段。“我想用学校的示波器焊一个电视”，他回答得平和。我听得心发慌，好像一口吞进两个煮鸡蛋，噎得直揉肚子。 门口进来两个同学，前面的是莫京，后面进来的竟然是史铁生！莫京向我正式介绍，这是我们班史铁生，功课特好。你也喜欢无线电？我脱口问道。铁生慢声回答说，试着装过几个收音机，随便看看，学习学习。史铁生也爱好无线电！我始料未及。莫京是无线电高手，话匣子打开。史铁生插话不多，偶然问几个问题让我惊异。比如他问，把高频放大管的栅极用可变电阻微调短路控制高频放大器的自激振荡，是不是比使用负反馈电路更简单有效？聊到音频电路时，铁生说推挽式放大方式像是合唱团里高、低音部互相配合，不但输出功率大，音域也能加宽。听史铁生的问题，我想，天下怎么会有这种多面手？会朗诵，会作文，还这么懂无线电！我原以为玩儿无线电是清华子弟的专利，高手云集，现在突然觉得清华的天地真小。观察着史铁生，回顾上中学以来的见闻，再审视自己，我觉得自己像是井里一只张着嘴看天的大蛤蟆。一来二往的熟悉了以后，我知道了铁生更喜欢无线电或者美术，根本没打算报名参加朗诵组或其他的文艺表演组。他想上清华大学，读理工科。假如没有后来这么大的人生曲折，我想象他会成为一个建筑设计家，或者物理学教授，或者工程师。虽然他的作文好，我敢打保票，史铁生绝不会专门从事文学创作。不过，命运专指未来的不确定性，是人生的迷途。命运历来不相信预测，也不兑现保票。 我和史铁生不在一个班，却交了朋友，缘分真是个奇妙的东西，老天爷的安排。清华附中以班为中心形成集体。我所在的64-4班和史铁生所在的64-3班虽是隔壁，却很少一起活动，即便一起活动也带有竞争性质，比如体育比赛，比如数学竞赛。我们和自己的班集体共呼吸，同荣辱。除了先前的熟人，陌生同学之间深交朋友的几率几乎是零，这种现象到文革后才改变。这是当今在社交网络中打破时空局限，聊友遍天下的年轻人所难以想象的。 这缘分在1969年去延安下乡时起了关键作用。我们坐大卡车到了延安以后，按班级分配插队落户的村子。我不知为什么，被同班女生“开除了”，说我是赖皮，不让我进64-4班所在的生产队。学习委员邢仪向我宣布的时候，我不相信自己的耳朵。下农村修地球都被开除，难道让我当外星人？史铁生出手相救，说服64-3班的十几个男女同学接纳了我。我随后带着一个比铁生小三岁的“拖油瓶”李子壮——清华大学“黑帮”李传信的大儿子，挤进了史铁生、曹博、钟兴华的窑洞，睡在一个炕上，一起喝了几年清平湾的水。 史铁生对清华园充满好奇。我带着他走小路探访过园中名胜。 比如“断碑”。1926年，日军侵入中国内河，遭冯玉祥部队袭击后，英、美、日向中国发出最后通牒，引发学生强烈抗议。总理卫队向示威学生开枪，打死了清华学生韦杰三。清华师生悲愤难平，从圆明园废墟中移来一个大理石圆柱，树立在“水木清华”北山坡秀木丛中，用以纪念遇难的清华学生。石柱底座坚实，柱身挺拔上耸，突然被拦腰截断。栋梁之材，横遭腰斩，凹凸糙切的断口上好像还淌着青春的血。铁生望着这用生命写成的象形文字，流连忘返。他惊叹清华学子的创意，体悟宁折不弯的壮士情怀，扼腕之情无以言表。 比如“荒岛”。这是被美丽的荷花池团团围住的一座孤岛，长着密密的参天老树，多年的落叶无人打扫，铺成天然地毯。举目四望，朱自清笔下的《荷塘月色》就在眼前，我们轻轻走进画里，时间在静谧中停止。史铁生二十一岁惨遭“腰斩”，下肢瘫痪，在生命哲学上进入“荒岛”扶轮问路，难道冥冥中有上帝启示？ 铁生上中学期间是圆明园中常客。去散步聊天，去读书思考。圆明园占地三百五十公顷，与清华附中隔一条马路。这个曾经敛聚世间珍稀无数的皇家园林式建筑群，荒凉，颓敝，杂草丛生。随手捡起一块碎石交给文物研究者，说不定能考察出云南或福建的原生籍贯。一条小河从西向东贯穿其间，曲曲折折，不同季节的水量和流速各有特点。我是个抓鱼迷。在1961年搬到清华西门内的公寓楼以来，与圆明园的这条河结下不解之缘。 我经常和住在成府镇的几个工人子弟来这里钓鱼、网鱼、淘河。“淘河”，也称为淘鱼，是选一段狭窄河床，把上、下游用泥土堆成水坝，形成一个小水潭，用容器把水舀干，竭泽而渔。星期天早上，偷走母亲的高腰雨靴出门，顺手抄走一个小脸盆，差不多半下午时候，水利工程大功告成。小鱼在浅水中翻跳，泥鳅把淤泥钻出气孔。傍晚，这些可怜的小生物变成马连草上一串串“鲫瓜子”，还有小手指长的“川丁儿”和开过膛的泥鳅。晚上，铁炉里的蜂窝煤舔出火苗，铁锅里的小鱼和姜片在白汤中上下翻滚；香味儿经常引来邻居陈小悦家一只瘿瘦的老猫，卧在饭桌下，喵喵的叫声和我们的肠鸣一起奏响。这是不受“副食本”或“肉票”定量限制的蛋白质，对于正在蔓延的水肿病疗效一流。 开学不久的一堂历史课别开生面。晴朗的秋日。清华附中的学生得天独厚，老师特意利用上课时间，安排我们凭吊一百多年前英法联军火烧圆明园的遗址，为了给停滞与空洞的历史课支起新架构，输入新内涵。老师领着初一学生，整队横过清华附中西门外的马路，走大约一百米的乡村土路，向左转，上一条从乱石和蔓生的灌木丛中挤出的小道。路径曲折，树叶过滤后的艳阳把队伍排出层次。纷乱的脚踏在被旧日风雨和泥泞揉搓过的脚印上，路上一簇簇踩不死的皮筋草，纠缠着同学们的脚步，陪伴我们走进历史深处。 史铁生第一次见到圆明园的“西洋楼”遗骸：历史露出可怖的獠牙，残存的欧式门庭和高大的罗马柱兀立在嶙峋杂陈的碎石堆中，像是荒野中被群狮撕扯分食之后遗弃的羚羊骨架，血肉尽失，几根断裂的肋骨无奈地指向天穹。我们三五成群地爬了上去，观看和抚摸大理石上精雕细刻的艺术纹理，石面吮尽万千工匠血汗。老师讲解八国联军入侵中国，成群的清兵受命抵抗，用大刀和长矛杀入洋枪洋炮的硝烟，以父母养育的血肉之躯迎接钢铁铸成的子弹，血流成河。无数鲜活的生命瞬间化作千古孤魂。慈禧太后惜命自保，仓惶西逃，一路车辇散落、威风扫地。老臣跳入福海，尽忠城邦。圆明园凝聚中华建筑与文化辉煌，见证侵略者的骄狂和当权者的柔弱。圆明园，自1860年英法联军浩劫，辉煌不再，遭人遗忘更忍受百年孤寂。 圆明园和地坛是北京当年两座最大的废园，它们在不同时期以不同的模样和方式融入史铁生的世界观，它们曾倾听人世间最蓬勃的一片心语。历史教科书被王者承包，是英雄和胜者的赞歌，选择性偏见充斥其间，一旦写成即成局限，进入时代价值观的樊笼。真实的历史是丰富多元的个性人生，用生命和血泪铺成。历史中充满了仇恨和破坏，映衬出爱和美的稀缺与可贵。史铁生后来在写作中追问历史的本真。难道人类的美好创造仅仅是为了少数人的骄奢享乐？仅仅是为了给英雄写意权力与欲望提供一方画板？那些奉命抵御外国侵略者、保卫京城成群倒下的士兵哪里去了？生命的意义和人性的祈盼在燃烧了两天两夜的圆明园烈火中是否化为永远的虚无？战争中即便得胜，又怎么样？“一将成名万骨枯”。铁生在《病隙碎笔》中借用赵子龙枪下的死鬼遥想历史中死去的兵丁们：“某一无名死者，曾有着怎样的生活，怎样的期待，曾有着怎样的家，其家人是在怎样的时刻得知了他的死讯，……，好像这人生下来就是为了在某一天消失，就是为了给他的亲人留下一个永远的牵挂，就是为了在一部中国名著中留下一行字……。当然，他不必非得是名人，是个普通人足够。但一个普通人的心流，并非普遍情感就可以概括，倘那样概括，他就仍只是一个王命难违的士兵，一个名将的活靶，一部名著里的道具，其独具的心流便永远还是沉默。”在铁生眼里，历史不是那些编年表里枯燥的数据抽象，普通人是史诗的主角。被省略的人性在铁生笔下东山再起，回归故里。史铁生讲起甘少诚未完成的创意：“用青铜铸造一千个古代士兵的首级，陈于荒野，面向苍天。我因此常想象那样的场面。我因此能看见那些神情各异的容颜。我因此能够听见他们的诉说—一千种无人知晓的心流在天地间浪涌风驰。”1966年5月29日，就是在圆明园的乱石中，一群清华附中学生草创了红卫兵组织。呼啦啦的一面大旗，红艳艳的一片片袖章，清华附中学生独领风骚，带动起了全国的造反热潮。红卫兵6月份第一张大字报中写道：“……资产阶级的老爷们，你们既然挑起了这一场斗争，那么好吧！我们来者不拒，坚决奉陪到底，不拔掉黑旗，不打垮黑帮，不砸烂黑店，不取缔黑市，决不收兵！”同学们仿佛一夜之间大梦初醒。世界翻覆，我们走出历史，我们创造历史，我们就是历史。 史铁生喜欢几乎所有的体育活动，乒乓球、羽毛球、排球、篮球都能上手。我的记忆中保留着他在宿舍后面篮球场上带球上篮的样子：虚晃一下身体，拍球过人，跳起来转身侧手投篮。虽然弹跳不高，姿势蹩脚，但投篮命中率挺高。铁生说他第一喜欢田径，第二喜欢足球，第三才是文学。 清华附中的校运动会是个盛大节日，也是演出会。操场四周插着各色彩旗，闪眼，撩得人心里痒痒。树杈抱着高音喇叭，吆喝得树叶随之沙沙鼓掌。主席台设在二楼一个又长又宽的大阳台上，那是体育泰斗马约翰在开学典礼那天给我们训话的地方。他穿一袭运动短衫，双肩挎背带裤，踏一双皮跑鞋，在麦克风前原地跑步，“要动，要动呀”，他满口的福建客家话只有这两句我能听懂。咔咔的脚步声顺着扩音器张扬到空气中，把风吹皱，穿透耳膜鼓舞全身细胞，同学们的腿不由得跟着跃跃欲动。我小学六年级跳远还行，3.69米，得了年级第一。到了中学，同学里强手如林，只能当业余拉拉队员了。不过旁观者独享旁观的乐趣。高年级女生穿着紧身运动衣，膨起的前胸和短裤下露出的白皙皮肤，引人想象，令我眩晕。跳高项目最引人注目，我的邻居陈小悦几步轻盈的助跑，猛然起跳，悠忽忽地带着我的骄傲一起过杆，全场欢声雷动。短跑和跨栏最有看头，从各就各位到决出胜负，分秒钟就结束，紧张刺激。还有4X100米接力，手中的接力棒传递的是班集体荣誉。起跑枪声一响，人人都是拉拉队员，“加油”声浪此起彼伏，阵营分明。 铁生在体育比赛中发现自我、体验极限，对体育的爱好跟了他一辈子。年代久远，我从记忆里挖出来的是一个个同学跑步的姿态和表情。比如陈小悦代表预科64-1班跑接力第一棒，三级跳远的范儿，一步顶人家一步半，对手小步紧捣，各有各的高招。高63-1班郑光召，就是后来写《老井》拍成电影的郑义，铅球第一，人称“郑大块儿”，铁生形容他“小腿上的肌肉像是挂着两个灯笼”；跑百米接力最后一棒，呲牙咧嘴像一头野驴。冲刺的时候身上一坨坨铁疙瘩般的肌肉上下抖动，像是周身绑满嘶嘶冒烟的手榴弹，瞪着眼要跟谁同归于尽的架势。我们初64-4的班长王志平一边跑一边把脑袋往地下甩，像油田里的磕头机，直接跟地球过不去。史铁生代表初64-3班比赛80米跨栏。他跑步姿势奇特，外八字脚带着上身打晃，两个胳膊肘横着往外摆。跨栏决赛枪声响了，史铁生和王志平跑在最前面，不分伯仲。史铁生的跑姿有点像螃蟹。那意思是说，你们都离远着点儿，我来了，一股子横劲儿。每跨一个栏，头左右一摆。跨过最后一个横栏时已经领先，脑袋向前一挺，冲刺，齐活，第一名！我跳着脚嗷嗷叫，跟大家一起为史铁生叫好，心里说，史铁生你什么都行你太厉害啦。 在清华莫宗江教授家里，史铁生和我第一次见到了大量裸体画。 记得是初一结束放暑假的一天，我和史铁生在同学莫京家里玩儿。先是聊无线电，又闲扯别的事，说到班里同学唐若庭的父亲见过鲁迅，又聊到吴承露老师上美术课太逗了，像是说相声。莫京说我爸出去了，一时不回来，咱们去他屋里看看美术书吧。莫京知道铁生喜欢画画，在附中里已经颇有名声。莫京的父亲叫莫宗江，是清华建筑系教授，梁思成的主要助手。据说古建筑描图水平极高，天下无双。我们一进屋看见一个巨大的桌子，上面铺着一层层的建筑设计图纸，烟灰缸内堆满香烟头，屋里弥散着浓重的烟气，简直入木三分，家具似乎都被熏黄了。一面墙竖着几个大书架，莫京从一大排精装书中抽出来一本拿给铁生。是日文版的《世界美术全集》。莫京出去买东西，让我和铁生先慢慢翻着看。是外国油画。我不喜欢画画，看不懂艺术。他看得津津有味，说这个画叫《最后的晚餐》，那个叫《夜巡》。突然，我和铁生同时愣住了，一个美丽的西洋少女从书里站起来，一丝不挂，两只丰满的梨状乳房上点缀着两颗粉红色乳头，丰韵的臀部线条和下身细节毕现，栩栩如生。我顿时感觉脸上血管贲张，不知所措。偷眼看史铁生，他也是满脸涨得通红，直达耳根。缓过神来，他急急地把这页翻过去，停留在一个静物油画的页面上。文革前是性禁锢的年代，在十几岁的少年思想里，裸体女性是罪恶的影像一时，谁都不说话，是不知道说什么，房间里除了心跳没有其他响动，此地无声胜有声。过了一会儿，神经恢复镇定，接着向下看。裸体女性的画儿真多，有各种姿势和场面，有的还抱着长翅膀的小天使。我们都聚精会神地看，每隔几页就有裸体，铁生故意把这页快点翻过去。心照不宣，我们都暗地里盼着下一幅画又是女性裸体。最后带着犯罪感从莫教授家里出来。看色情图片是流氓罪，最低限度是劳动教养，街道办事处贴的公安局告示上写得明白。 黑帮入伙的首要条件是一起参与犯罪，比如共同杀人，之后才能死心塌地，同生共死。我和铁生也第一次共同“犯罪”了，至少是“思想罪”；自此，我们的关系突飞猛进。我们开始交流内心，敞开各自心中的“秘密”。 我向史铁生披露了不为人知的心曲，讲了开学第一天上语文课遭遇的难堪，这事一直压在内心深处，让我抬不起头来，是一处无法愈合的伤口：我小学语文不好，侥幸考上了清华附中。新人事新开端，是我重新做人的机会。拿到初中语文课本，当晚认真预习第一篇课文。对着镜子反复大声朗读，直到流利顺畅，把自己听得陶醉。第二天上课老师要求阅读这篇名为《春》的课文。一人读一段，请举手。真是正中下怀呀，我头一个举手。老师指着我说，你给大家开个头吧。我腾地站起来，大腿碰得桌椅一阵乱响，手一松，书跌落在地上。赶紧弯下腰捡书，耳朵里灌进来一阵笑声。站起来眼睛瞄准课本，突然听见空中鼓声大作，振聋发聩。环顾四周，同学都在静静地看着我，这才发现是自己的心脏撞击胸膛，咚咚的响。这鼓点让我方寸大乱。读了开头的两句，课文远远传来，绝不像是自己的声音。昨晚烂熟于心的板眼化成一团黏液糊在口中，把舌头死死地粘在口腔里，上下嘴唇失去控制开始打架，“只闻朱帘响，不见玉人来”一个字也读不出了！空气凝固。全体师生屏声静气，等了足有一分钟。没有一个人笑，毕竟是清华附中的素质。老师看出端倪来了，和蔼地对我说，先歇歇，下回再读吧。我汗如雨下，狼狈地坐下来，太阳穴怦怦地跳。我无地自容，恨不得变成一只鸟从窗子里飞走，飞得越远越好，再也不回来！自此以后，我上数学课时兴高采烈，上语文课时一言不发，总是害怕老师叫我站起来回答问题。 铁生问我，语文不好你是怎么考上清华附中的呢？我考上清华附中全凭运气。否则无缘相识铁生，我们必将一生陌路。是呀，要想长大，这语文是躲不开的。特别是小学毕业考初中，全市统考，老师集中判卷，要靠硬碰硬的真功夫。母亲知道我着迷算术，大概能考高分，语文底子薄，写字像“狗划拉”，和我一起忐忑不安。考试前给我减压说，考不好没关系，咱们上人大附中也行。打开作文卷子一看，题目是《我的家庭》，这不就是写身边的事吗，我心中暗喜，感谢老天爷长眼。先是家庭成员介绍，捡好的说呗。比如父亲用自己的故事教育我，留学美国后辞去通用电气公司的位置回国服务；母亲鼓励我做好事，小时候偷走家里的衣服给了街上的“叫花子”，回家没挨说。到了写我的哥哥，全是拿手好戏。比如他带着我探访清华园生物世界，养刺猬放鸽子一把好手；学习朱汉成把父亲的皮鞋底子割下来做化学试验，熬成胶水，粘蜻蜓粘知了跑不了。还写了1961年父母带我到101中学看望哥哥，他敢用小脸盆吃饭，不拍撑死，一会儿功夫洒了好几泡尿。他教我安装无线电，长本领建设伟大祖国。“狗划拉”笔走龙蛇，蒙倒判卷老师不上税，高分录进清华附中。没想到上了清华附中这语文要求越来越硬，我的朗诵、作文、汉语、古文的缺陷尽然暴露。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越急越退步，信心跌至谷底。 铁生告诉我别急，语文不难，先下功夫背书。作文也不难，可以先写日记，试着把观察的东西和想法记下来。朗诵的关键不是简单的读字，是先理解，读的时候把感情灌进去，不要想别的。你平常不紧张的时候说话不是可以不结巴吗？你得自信。我听了觉得铁生够意思，没有看不起我，真心帮我。现在看来，我天生过于敏感，初中已经出现焦虑症状。心理压抑无处宣泄，如果没人疏导，信心可能难以恢复。铁生和我谈到了他对学校一些现象的看法和批评，比如谈到大多学生只关注课本知识，不愿独立思考，学习不求甚解，还自以为是。铁生越说越恳切，面容越来越严肃。我也匆忙随声附和。铁生平时话少，相当随和。这时说话有板有眼，含着一种目空一切的内在骄傲感，看得出是个有理想的人，但这理想到底意味着什么，我不甚了了。我不再对铁生防备，给他讲小时候理想形成的过程，惹得他大笑。我的理想是当一名数学家。 我家在清华新林院的住所，和华罗庚家是近邻，他那时是科学院数学所的所长，研究本部设在清华。中苏友好期间，苏联专家送给他一台红宝石牌电视机，放在客厅里，在我眼里这是世界级珍宝。清华全校还有一台黑白电视，放在工会活动室，每周六晚上开放三个小时，小孩谢绝入内。我那时刚上小学。听到华罗庚的儿子华光给自称“清华园四少”的几个哥们儿报告，今天晚上电视里演电影，打仗的片子。 华光比我大六岁，是“四少”中的老二，长得最像父亲，顽皮无比。老三叫吴文北，生在法国，会说外国话，比我大五岁。父亲吴新谋是留法的数学家，1951年受周恩来总理邀请，带着金发碧眼的法国夫人和孩子们回国组建科学院，全家入了中国籍。法裔母亲爱情至上，跟丈夫回国以后几乎不出门，出门怕被成群的小孩围观当活电影看，在家里一心相夫教子，一共生了五六个孩子。孩子名字中间一律是个“文”字，最后一个字分别为东、西、南、北、中……表示全球一家人，世界大团结。“四少”中跟班的老四是陈小悦，比我大四岁多。父亲陈樑生是哈佛博士，清华水利系教授，思维逻辑极其严谨，却一生看不懂故事片，因为时间、空间经常被“蒙太奇”，违反基本科学原理。母亲高恬惠是清华附中高中语文老师，曾是厦大中文系高材生。小悦听见晚上看电视的消息摩拳擦掌，说今儿个天黑得怎么比往常慢。我哥孙立博比我大7岁，翻墙上树身手敏捷，是公认的掌门老大。 我晚上无心吃饭，肚子里一只小兔子乱挠。晚饭后队伍集合，华光开路，小悦押后，四个人开正步跨过小路，去华罗庚家。我默默跟在小悦身后，胸中响着打仗电影里的冲锋号。华光的母亲开门，“四少”依次进门，押后的小悦用手一把把我搡开，回头压低嗓门瞪着我说，小孩不许进！大门随即关上。我听见屋里“华伯母好、华伯母好”一声声叫得亲切。我被关在门外，敢怒不敢发作，这“四少”我谁都惹不起。情急之下，我搬来几块砖头摞起，踩在上面，把头探在玻璃窗前。对面不远处正好是电视机屏幕；也行也行，今天晚上就看无声电影吧。没想到陈小悦看见我在窗子上露出的半个脑袋，顺手拉了窗帘，眼前顿时一片黑暗。我气得在外面跳脚，天不应地不应。无奈，我对着电视的方向，狠狠地洒了一泡尿，嘴里突突突响着机关枪，左右扫射，算作报仇解恨。独自回家路上，我心凄凉，仰头看着星空，下了决心。华伯伯不就是个数学家吗？我要当世界上最棒的数学家，家里也有电视，就我一个人看，谁也不让进，求也不行！我的人生理想由此确立。 史铁生的理想和我的“理想”绝不是一个定义，他考虑的问题复杂得多。这么说吧，他那时的理想更像是一团一团的问题，以及这些问题给他引起的不安和烦恼。何以见得？初一结束时，史铁生成了全年级公认的德、智、体全面发展的顶尖学生之一。本应戒骄戒躁，百尺竿头更进一步，他却在1965年秋天干出一件石破天惊的事来，发生在64-3班语文课堂上，险些升级酿成大事，误了前程。起因是一篇作文，议论文。铁生一直思考的理想观问题与这个题目不谋而合，于是洋洋洒洒写了好几千字，自认为有文有论，是迄今最得意的一篇文章。初二的语文改由王潄瑱老师教授，王老师判作业给了他八十多分和一个不错的评语。语文课上，王老师给学生点评作文，解析文章主题，规范议论文思路。史铁生显然对王老师的观点不以为然，或许对老师给自己作文评语不满，静静的课堂上突然打断王老师，嘲讽地郎声说道：“难道你要把今日之课堂变成昔日秀才之朝吗？！”当场给王老师下不来台。六十年代的课堂文化，讲究师道尊严。平时，同学中心里嘀咕老师者有，私下议论老师者有，在大雅之课堂与老师四目对视、发出如此狂言者，绝无仅有。四十多年过去，同学们今天忆及此事，对当时情景印象深刻。清华附中校风严厉，对学生违纪坚决处分，毫不留情。在课堂上当着全班学生公然挑衅老师，扰乱课堂秩序，落个骄傲自满的名声不说，还有可能招致处分，后果不堪设想。同学们谁也想不到，平时谦逊、儒雅、寡言、腼腆的史铁生做出如此狂妄不羁之举！ 堂堂正色之下，史铁生哪里知道王老师的一片苦心？王老师阅历丰富，人生经验老道，来清华附中教书前曾任社会学泰斗费孝通的助理。王老师看了史铁生的作文，有些观点与丈夫当年的右派言论简直同出一辙，心惊肉跳之余，心里着实喜欢史铁生，有出息。可这孩子年轻气盛，表达观点口无遮拦，早晚是要倒大霉的呀。王老师的丈夫是清华大学无线电系常迵教授，1940年清华毕业，1944年赴美国留学，在麻省理工和哈佛拿了硕士和博士学位，回国成了清华大学最年轻的教授，志得意满。1957年3月，他在《新清华》报上表达自己的办学观点。在“关于培养目标问题”一节中，他批评了工程院系“将目标只是放在培养一个工程师的短浅眼光”。很快，“反右派”运动开始，他的办学建议成了“资产阶级知识分子个人主义和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典型，成了“向党进攻”的口实。一篇文章，几点直抒胸臆的意见，“右派”的帽子从天而降，端端正正地扣在脑袋上。常教授降薪降职，调离岗位，一夜之间，前途暗淡。从此一家人本本分分做人，纵有天大本事和抱负又如何呢？史铁生太年轻，初生牛犊不怕虎，怎知世态炎凉，环境险恶，怎知王老师用苦难换来的人生智慧，暗中保护史铁生的一片护犊之心呢。 下课以后，王老师苦口婆心给史铁生解释。终于化干戈于无形，把事件压了下来，避免了一次轩然大波。事有凑巧，一学期以前发生了高干出身的学生熊刚打普通出身的学生娄琦的事件，熊刚是红色特工之首熊向晖之子。附中五楼大教室里大字报铺天盖地，席卷而来。这件事到底算作一般孩子打架，还是必须当做政治问题严肃处理呢？附中师生此时的全部注意力都集中在这个冲突中，无暇他顾。 斗转星移。多年后，铁生和校友在看望王老师时，聊起他的那篇作文。王老师与铁生戏说那声不知轻重的拍案质疑，赞赏铁生那种善于独立思考，踌躇满志，不墨守规范，而敢与师长叫板的气势。王老师学着少年铁生的口吻说：“难道你要把今日之课堂变成昔日秀才之朝吗？”惟妙惟肖，大家都捧腹大笑。拿着学生送的新出版的小说集，老师骄傲地说：“你看你，还真成了今日之秀才啦！” 史铁生性格内敛，长于思考。批判性思维偶尔露出头角，以上实例可见一斑。他好奇心和求知欲都强，像海绵一样吸收知识，是个好学生。与此同时，看似简单的世界张开暗道机关。教育活动和语言知识中所包含的对世界本质的假设、认识社会的框架、惯性思维的定式，无孔不入地渗透受教育者的思想，雕琢人生价值观。史铁生谈到他孩提时的感觉，“与世界最初的相见就是这样，简单，却印象深刻。复杂的世界尚在远方，或者，它就蹲在那安恬的时间四周窃笑，看一个幼稚的生命慢慢睁开眼睛，萌生着欲望……”史铁生有时周日不回家，和我们几个走读生在清华园里“放浪形骸”。那时全国每星期上六整天课（班），只有周日休息。下了周六最后一堂课，我们在宿舍楼门口汇合，穿过排球场向左转，就上了去清华园的碎石子路。有时得溜边儿走，甚至得跳下土路，在农民的稻田埂子上扭起秧歌步，把正路让给飞车回家的人流。铁生喜欢边走边吹口哨，歌曲随性而来，音和调都准，功夫一绝。经常吹的曲调有电影铁道游击队主题歌：《弹起我心爱的土琵琶》。“西边的太阳快要落山了，微山湖上静悄悄……”音调悠长。我们也跟着哼哼。落日的余晖就果真悠悠地照进心里，驱走功课紧张带来的恼人心绪，换成轻松心情。等口哨领着我们“爬上飞快的火车，像骑上奔驰的骏马”时，我们大约已经进了清华北门，急行军到老体育馆附近，离清华照澜院的合作社不远了。到了商店，我们照惯例先打点儿零食，喂喂肚子里的馋虫。一人先来一包方便面。不用泡水，直接用手掰着吃，又香又脆，解饿。腰包硬的时候，搭上六两粮票，再秤上一斤硬脆的江米条或者排叉。油足！一人一大把，眨眼间爪儿净毛儿干。吃完，腮帮子阵阵发麻，手指头上留着黏手的糖末。要是赶上大家凑出来的钱净是毛票和钢镚儿，说明“临时政府”眼看发生赤字，就只好咽咽吐沫，节约开支。一人凑合一包大米花，占嘴不占肚子。外带一大坨酸枣面儿，便宜，耐吃。酸枣面儿是野酸枣晾干，带着枣核一起磨成粉，加上糖精压成棕色块状物。进了嘴先是酸中带甜，到了嗓子眼变苦，咽进去慢慢品，苦涩中又有回甘。边走边啃，把嘴唇染成黑褐色。要是夏天，燥热难当，每人还得先来一瓶冰镇的“北冰洋”牌汽水，一毛五一瓶，另加退瓶押金一毛，喝进去打出来的嗝是热的。切好的西瓜一毛钱一芽，凉水里拔过，冰牙，解暑。馋虫喂饱，神清气爽。临走手里再拿根儿小豆冰棍，感觉离共产主义不远啦。 史铁生喜欢看电影。清华的电影票和粮票一样，没地方买，大学各个系里按教工人头配给。计划经济公平合理。母亲在建筑系替工会负责分配电影票，有些教工因病因事主动放弃，剩余的票就带回家给我们，不过常常是偏座或者站票。有一次带史铁生进清华大学礼堂，我指着门厅上方的牌匾说，你看这“新日文人”四个字，像是日本话，干脆换成“改过自新”，说完自顾自的笑起来。铁生眯缝着小眼睛，看着牌匾说，我看这行字好像应当从右向左念吧，“人文日新”好像更念得通。我说一定是写字的人故作玄虚，反念正念都行，让人猜。几十年之后，细看了清华历史，才知道这是清华1926级毕业生赠送母校的牌匾。“人文日新”中的“人文”二字源自《易经》，“文明以止，人文也……观乎人文，以化成天下”，概指人类一切文化创造；“日新”一词典出《大学》，“苟日新，日日新，又日新”，意为每天都要革故鼎新。清华大学的创新精神源远流长。 看完电影，铁生照例和我们一起去照澜院合作社买零食，从大礼堂向南走二百米左右，是一座白色的洋式牌楼，称为二校门。大礼堂与二校门之间有一个宽阔的椭圆形草坪，面积几乎与西大操场相当。毛茸茸的绿草在园丁的照顾下长得旺盛，唤起语文课文中朱自清散文《春》的意境，恨不得跳进去打几个滚。草地两侧各有一排展览橱窗。有一次，正赶上纪念校庆的展览，其中有两幅放大的彩色照片。那时科技还很落后，大幅彩色照片极其稀少，印象来得深刻。一幅照片中，几个穿着连衣裙的漂亮女生斜坐在大礼堂前的草坪里，背景中的礼堂圆顶和大理石门柱勾画出希腊建筑的典雅风格，姑娘们像一簇簇鲜艳的花朵，在幽绿的草地上开得烂漫；另一幅照片里，昂首阔步走着一排男女大学生，手里各自拿着一卷卷设计图纸和T型工程标尺，自豪的神情里张扬出对未来的憧憬，背景正上方是二校门匾额及上面《清华园》三个楷体字。浪漫与事业齐飞。铁生细细地在橱窗前来回端看了好一阵，我们半天没说话。遐思奔涌。 史铁生打赌输给我六根冰棍。一次，史铁生和我们几个清华子弟去大礼堂看电影。那时的电影战争片居多。《铁道游击队》、《渡江侦察记》、《上甘岭》、《东进序曲》、《英雄儿女》、《南征北战》，冲锋号吹响，我们和解放军一起跳出战壕，成为战斗英雄。敌人丢枪卸甲，落荒而逃，多么狼狈、多么解恨。可是，每次“正片”上映前必然会有“加片”，无非是些纪录片或者千篇一律的新闻简报：南方水稻丰收、亚洲某国领导人访华，和我们的生活毫不相干。这次进门早了，又是站票，我们站在礼堂过道上胡乱说着话，故意大声嬉笑。距开演还有十来分钟，时间过得真慢，期待的心情像一根被慢慢拉长了的橡皮筋。铁生突出奇想，眼睛里眨着坏笑对我说，你敢上舞台给咱们表演“万教授端碗”吗？模仿残疾人万家煌教授端着碗一瘸一拐走路是我的拿手戏（清华大学万教授有神经痉挛症，手指不会打弯像鹰爪，拿着碗到公寓食堂打饭，走路姿势与如今赵本山《卖拐》小品中范伟的走相类似），每每和铁生及同学们去合作社买吃食，心情好的时候，我冷不丁就走出几步，逗得大家拍手笑，路上的行人回头看。我受到关注，得意非凡，不以为耻，反以为荣。功课不如人，总得有点绝活，不然谁跟你玩？由此得了铁生赠与的外号：“人来疯”。 此时，礼堂里差不多坐满了人，教授、职工、家属，等着电影开演，人声嘈杂。铁生接着说，你要是敢一腿长一腿短瘸着在台上走一道，我给你买六根儿小豆冰棍。重赏之下，必有勇夫，冰棍似乎在我燥热的口中融化。怎么不敢？豁出去了！我抬起腿从舞台侧面上台。全场突然寂静下来，观众想必是发现了鹅毛绒的紫色幕布前出现了一个抽搐着前行的“老者”。我右手像鹰爪一样，端着一只虚拟的碗，数百双目光射过来，令我兴奋莫名。我弓着身子，一探一探的脚步越发抽搐得夸张，台下有的孩子情不自禁鼓起了掌。不出两分钟，舞台上的即兴“表演”结束。我周身披挂着全场的目光，跑向同伴的方向，像是得胜回营的将军。没想到铁生和几个同来的发小看见我过来，拔腿就跑，好像我身上带着瘟疫。我在礼堂的入口门厅处追上朋友，大家笑成一团，铁生哆嗦着用手指着我说，我服了你了，你可真敢不要脸啊！这“不要脸的故事”成了铁生调侃我的口实，随后几十年经常拿出来“损”我，招惹得朋友们动不动就让我表演一回。 史铁生办事稳重，特别好脸面。1969年去延安下乡前，铁生参加了街道办的“红医工”培训班，学会针灸和诊治头疼脑热。到了村里带着我和曹博、子壮等一起访贫问苦，拿着《赤脚医生手册》给老乡看病。没想到一周后的一大早，生产队长张国祥推开我们住的窑洞门对铁生说，“我婆姨奶疼哩”，让他去给年轻媳妇看奶。铁生听了一阵发怔，鼻头泛出了紫色。不但“红医工”培训班不教如何看奶，而且那时十几岁的少年谁见过真人的乳房，想起这两个字都脸红心跳。想必是他突然记起来我的“不要脸”特长，连忙指着我对队长说，他行，他会看！把我派去出诊。晚上回到窑洞刚一进门，铁生忙问我看得怎么样。我一五一十说了一遍。队长媳妇生娃娃坐月子，一侧乳房发炎，越肿越大，比对侧的奶大一倍以上，皮肤涨得晶亮，用一条宽布带子吊起来，疼得咿呀呀妈妈呀的乱哼哼，一宿一宿睡不了觉。我把削铅笔用的旧刮胡子刀片放在锅里用水煮开消毒，在肿胀的乳房皮肤上猛地一划，开了一个大口子，接出来大半碗脓血。后来，队长咂着嘴，把院子里的狗唤进窑洞。狗跳上炕，打扫“战场”，把我不小心洒在炕席上的脓血哈赤哈赤舔净。现在婆姨的奶已经基本不疼啦。铁生被我讲的故事唬得半天没合上嘴，鼻头上渗起细汗在油灯下泛出光。连说你小子从来没治过就敢动刀子，胆子也太大了，治坏了怎么办，不懂装懂脸皮真厚。我回答说，要脸没用，脸又不值钱。接着，大言不惭放出一句狂言：今天咱就是外科主任。这件小事被铁生记在了心里，引用在他的文章《我的轮椅》中：“双腿瘫痪后，我才记起了立哲曾教我的‘不要脸精神’，大意是：想干事你就别太要面子，就算不懂装懂，哥们儿你也得往行家堆儿里凑。立哲说这话时，我们都还在陕北，十八九岁。”2009年，铁生又送给我一首打油诗，起手是“开始无早晚，坚定不要脸……”，骂得我亲切异常。 也许正是性格决定命运。铁生和我的性格相反。对自己的要求高，做事一丝不苟，写文章充分思考，反复掂量，是他一生成就的重要品质。柳青说他写作时搅动心血，不遗余力，用字力求准确恰切，惜字如金。铁生夫人陈希米告诉我，铁生对自己作品要求之严格几乎有完美主义倾向。就拿《我与地坛》这篇散文来说，改了许多遍，自己还不满意，在寄给杂志社的前夜还考虑干脆枪毙算了，一首百年绝唱险些被扔进了字纸篓。铁生能把灵活的文学语言和严密的哲学逻辑完美地结合起来，抽丝剥茧、追问生命本质，在思想上独树一帜，这都得益于他性格中对于品质近乎刻薄的追求。
史铁生和我们一行七八个同学，春游颐和园，顺访“喇嘛庙”。 1966年，中国正酝酿着大事，天象诡异。内蒙古的沙漠给北京传来春天的消息。塞北的黄土地不甘寂寞，一时心血来潮，借着西伯利亚刮来的最后一股冷风，一个跟头翻到北京上空。连续三四天，天外飞来的黄沙遮天蔽日，傍晚占领白昼。在教室里上课开着大灯。从窗子望出去，灰色的光在空中随风摇曳。太阳失去了光泽，不再真实，像空中挂着一块庙里供桌上的陈年月饼，周身布满黄毛，如梦如幻。上午出去做课间操，回到教室，眼睛发涩，口中发干，腿像是灌了铅，沉闷的心情在脚下呻吟。 一个星期以后，黄沙褪去，天空晴朗，太阳又赤裸裸地站出来，若无其事，好像什么都没有发生过！老师在黑板上写出的粉笔字泛出刺眼的光，课桌的影子在地下画出奇怪的几何题。教室窗外的初柳细枝轻拂窗栏，黄色的迎春花在学校食堂门侧的草窝中招摇。青春躁动，心旌飞舞。我向史铁生提议，礼拜天结队骑车去颐和园。史铁生说好啊，一拍即合。 头天晚上，史铁生专门到林学院母亲的宿舍处骑来自行车。史铁生家里只有这一辆车，平时母亲骑着上班。集结的地点是在宿舍楼西面的排球场。一见面，我俩同时笑了，我骑的车也是我母亲的凤凰牌女车，两辆车几乎一模一样，铁生家的车刚买不久，稍微新一点。方胜骑的是一辆英国倒轮闸自行车，原装舶来品，是父亲方崇智博士从英国伦敦大学留学带回来的，向前蹬脚踏时车轮向前转，向后蹬脚踏时车轮减速停车，不用手刹，精妙机械藏在后轮一个粗大轴承里。莫京骑的是父亲莫宗江教授的一辆老式英国“凤头”牌男车，顶级品牌，相当于今天的“宝马”汽车。想当年莫教授和梁思成在营造社共事，考察古建筑，骑车走四方。前后轮挡泥板早已在风雨中脱失，一身钢管威武犹在。金属车把被手掌磨出年轮，明亮的地方能照出哈哈镜里的人影。胡小明个高腿长，正在一辆二八男车上表演“原地定车”，扭动前轮保持身体平衡，水准堪比专业杂技演员。父亲是清华教授，母亲是附小老师，他是清华园内“飞车党”领袖。每天骑车上学，从胜因院家里出发，向北穿过清华校内马路，大约十五分钟路程，经常大撒把。会车时目视远方，旁若无人，毫不减速。对面骑车上班的教授们如见瘟神驾到，远远地慌忙提前下车，躲在路边树后齐整整地行注目礼，堪称清华一景。胡小明后来和铁生一个公社插队，干事照样不同凡响。改革开放后，又万里走单骑，奔赴深圳从头创业。风口浪尖弄潮儿，天生闯将。 铁生看见我背着一个不锈钢小水壶，太阳下闪出光，说你这个壶简直像是一门打坦克的小钢炮。这个壶是父亲从美国留学带回来的，长长的圆筒形，盖子拧下来能当杯子，国内罕见。史青斜挎着一个浅绿色军用水壶，漆皮斑驳，露出金属底色，大概是他父亲史国衡在昆明山区进行社会调查时的装备。史教授在西南联大从师费孝通，专攻社会学。毕业后留学哈佛大学燕京学社。1948年回清华当教授，准备与潘光旦等大师一起大显身手，研究中国社会结构与群体行为。不料，1952年清华社会学系吹灯拔蜡，彻底停办。史教授改任清华大学总务长，主管全校几万人的吃喝拉撒睡一切庶务，总之也是和社会打交道。塞翁失马，焉知非福。史教授幸亏放弃在哈佛所学专业，否则若按哈佛路子提议改造中国社会，1957年时，与钱伟长、常迵、黄万里等海归教授们一起荣登右派榜毫无悬念。史青原来说话流利，和我一起玩儿了几年变成严重结巴，硬说是我传染的。其实是他拿我当笑料，故意模仿我的口吃，自以为得意，结果青出于蓝而胜于蓝。我说你活该，自作自受，有本事再好好学我呀。史青和铁生同班，擅长乒乓球，日后在陕北同一个公社插队。 史铁生介绍我第一次正式认识了他的同班好友曹博。铁生介绍说，曹博百米跑13秒2，不是等闲的角色。仔细端详，曹博正斜靠在一辆崭新的永久牌全链套自行车上。小小年纪，额头上刻出三条深深的抬头纹，成熟老到得不由分说。家长从小给孩子们描述危机四伏的世界，教训孩子的头一句话“谁让你干的？”未经指示不可乱说乱动。儿童从小学习“听话”和如何自我保护。一个挂在父母口头上的“乖”字，难倒多少世界文学翻译大师。曹博少年老成，一脸的“官司”，拒人于千里之外。我开始结结巴巴讲故事，模仿“万教授端碗”，把大家逗笑。少年的城府是纸制盔甲，一捅就破。一会儿工夫，曹博也活跃起来。他家住在崇文区铁辘轳把胡同，满口地道的北京土话，全是胡同里的勾当。他擅长说冷幽默笑话，把个子矮的人形容为“地了簰子”。夸张，笑得我肚子疼。抖包袱时，眼珠在脑门上乱跑，心底的童真跃然脸上。他看书多，知识渊博，谈起正题来旁征博引，诗词歌赋尽是文言文。曹博是医学世家出身。父亲毕业于沈阳小河沿医学院，日文流利，担任北京同仁医院的口腔科主任，母亲是化验室主任。曹博后来与铁生和我成了同甘共苦的好兄弟，在陕北睡在一孔窑洞里，度过人生最难忘的三个年头。 目标鼓动欲望。青春的欲望迫不及待。一行人扬腿上车，进清华北门，抄近道穿过大学校区。盘踞在小山上的老气象台状似古塔，也像个长年打坐的老佛爷，在眼前一晃，飘到了身后。车队驶出清华西门，朝颐和园方向呼啸而去。 上了大马路，胡小明的屁股从车座上升起五寸，双腿站起来抽筋般一阵猛蹬；像是驾驭一匹喝醉酒的烈马，在马路上画出正弦波，暂时领先。曹博内心骄傲，岂容他人轻易拔得头筹，弓起身子，把“全链套”抖出空竹般的回响，急起直追。我和铁生押解两辆“凤凰”女车，并驾齐驱，尾随车群之后。没承想，忙中有错、好事多磨。曹博的“全链套”车链子突然掉了！车链子被“全链套”严严实实包住。曹博蹲在地上，急得大汗淋漓。大家把曹博和车子围住，老虎吃刺猬无从下嘴。急也没用。 铁生指着右前方路边不远的一座古建筑问，这是什么庙呀。我告诉他这是喇嘛庙，喇嘛戴着灰色的毡帽子，专门给死人吹喇叭。对喇嘛的错误概念，来自五、六岁时保姆孔妈给我念的绕口令，可见先入为主的力量。史铁生显然没听说过喇嘛庙，被喇嘛给死人吹喇叭送葬的形象吸引，来了兴致，说咱们过去看看。近看，这个庙外形端端正正，一身红色的漆皮卷起陈年风雨，翻露出一块块灰泥底色。椭圆形的山门紧锁。山门左右各是一个圆形凹陷，显然是窗户的位置，却没有窗格，密不透风。一副拒绝尘嚣、遗世独立的傲骨。两面圆窗边框刷了白石灰，上框被雨水冲刷出参差不齐的污迹线条，像是老者的寿眉，俨然两个仙风佛骨的护卫门神。这个喇嘛庙是乾隆三十八年（1773年）建成的。解放初有一段时期，新来的清华员工借住庙里的部分侧房。1958年大跃进期间，“卫星”冲开山门，“三面红旗”见缝插针。清华教工联合喇嘛，在庙里建成一座小高炉。砸锅变铁大炼钢，清修之地热火朝天。喇嘛们加入超英赶美的行动大军，跑步奔向共产主义，蔚为大观。我上小学时，送哥哥去101中学，路上初识老庙。当时庙的外观就是这么破旧，一直无人修护。后来住了公寓楼，经常出清华西门到喇嘛庙旁的一个小卖部买醋，秤黄酱，打酱油，少不了边走边尝，来来回回，对喇嘛庙视而不见。此时，只见铁生神情异样，在庙前走来走去，左右察看，像是寻找什么遗物。最后，他眯缝着眼睛说，这个庙长得太奇怪了，我怎么看怎么像是孙猴子变出来的！你看窗子像不像孙悟空的眼睛？只是后面还缺一根猴儿尾巴变的旗杆呀！我惊异史铁生的联想力。印象之深，使我日后在全国各地旅行时，每次见了庙就想起旗杆。史铁生显然对这个庙存有天然的好奇心、想象力和灵感。 史铁生在《我与地坛》中说：“灵感就是心魂的隔世接续”。偶然事件不偶然，不相干的孤立事件在时间长河中彰显因缘。我后来惊奇地发现，这个喇嘛庙又名正觉寺，竟然是雍和宫的下院。喇嘛庙与雍和宫宗流同源，一脉相承。整整十年之后，史铁生从前永康胡同40号搬到了雍和宫大街26号，毗邻喇嘛庙的上院雍和宫。雍和宫初建于清康熙三十三年(公元1694年)，与国子监隔街相望。乾隆九年(公元1744年)改为喇嘛庙。喇嘛教（藏传佛教）中最令人产生悬疑的理念是对待生死的独特角度，尤其是其转世之说。根据《西藏生死书》的解释，藏传佛教把生和死看成一体，死亡只是另一期生命的开始。死亡是反映生命整体意义的一面镜子。从直接反省死亡的意义和无常的许多层面开始，让人们在生存时充分享用生命；在死亡的那一刻，不致于悔恨或自责虚过此生。深入思索无常的秘密讯息，也就是思索究竟什么东西可以超越无常和死亡，可以直接引导我们进入古老劲远的西藏佛法的中心：最根本的「心性」。心性是我们内心甚深的本质，也是我们所寻找的真理；体悟心性则是了解生死的钥匙。回望历史，我心惊异。史铁生从1966年初识喇嘛庙，到1976年与邻雍和宫隔墙论道；从探讨生死转化到认定灵魂永续；几乎终生探问生死迷踪，成为世间觉者。这偶然之间难道没有内在关联，没有上帝的神来手笔？ 史铁生不相信死是人生的终结、生命从此无声无息一片虚无。他在《昼信基督夜信佛》中说：“‘无’也一样是观察——准确说是观察之不及的确认，因而仍不过是“有”的一种形态。推而演之，死也就是生的一种形态。那么，观察意味着什么呢？观察意味着观察者的确在。而这个观察者，既然能够认知他者，也就一定能够自认。这自认，便创生了‘我’”。我1977年肝脏坏死，成了废人，靠吃大量激素维持。搬进铁生家相依为命，天天讨论生死。史铁生说人有灵魂不必怕死，只是死前的肉体挣扎太痛苦，此生只求“嘎巴死”。史铁生心魂不死的判断，来自人们体验中几乎无处不在的灵感，灵感在尘世的喧嚣中仅仅灵光一现，稍纵即逝难以捕捉。走入暗夜，静心思过，灵感便鼓起翅膀。史铁生在最后未完成的自传文章《论死的不可能性》一节，提供了前世今生灵魂不死的“实证”思路，认为正是这灵感和感悟接续着人类智慧，生生不息：“前世心魂因其艰难的跋涉，困苦的思索，深刻的疑问而超越了生理性存在，今世心魂就有了辨认他的机会。……又比如伫立街头，迷茫四顾，忽一番路人的闲话，让你久有的困顿一朝畅通。所谓‘众里寻她千百度，蓦然回首，那人却在灯火阑珊处’仅仅是灵感吗？可灵感又是什么呢？有谁给过它顺理成章的解释吗？那么，依我看，灵感就是心魂的隔世接续。”史铁生接着解读藏传佛教中的转世说：“柏拉图说‘学习即回忆’，回忆什么？或对于什么的回忆？想来只有前世。所谓天赋，即由学习所唤醒的隔世之思、之想，甚至于之能。否则天才是怎么来的？莫扎特四岁作曲，还有那个数学神童高斯，总不会都是现趸现卖吧？如此重要的现象，仅靠‘天才’二字了事，倒不如‘转世’的猜想来得积极。”史铁生披坚执锐，毕生思索“究天人之际”的哲学；格物致知，竭殚追求“通古今之变”的大智慧，并屡有突破，我相信偶然中有命定的必然。
史铁生作品中常见一个“死”字。不知死，焉知生。对待死亡的态度是文化价值观的核心。我们初一时举行世界观大讨论，题目是：英雄舍己救人的一霎那，想到了什么？一部分人认为是自觉的行动，由衷的奉献；一些人认为脑子里闪出的必然是他平时崇拜的英雄形象，死去的英雄张口说话。时代需要英雄，人群需要榜样。董存瑞挺身炸碉堡、刘胡兰昂首对铡刀、黄继光在烈火中永生。领袖的题词使雷锋成为巨人。雷锋走进课本、走进学校、走进我们的生活，走到社会每一个角落。我们在班里开展“斗私批修”，“一帮一”谈心，彻底摈弃“人不为己天诛地灭”的自利价值观。雷锋引导我们做好事、帮助老人、拾金不昧。做了好事以后不留名字：“我是少先队员”,“我是共青团员”，折射出多么单纯而动人的心灵。我们热爱领袖，我们都是向阳花；我们热爱英雄，奉献是我们的责任。我们是理想主义的一代，理想如影相随，跟随了我们一生。我们为什么活着？活着的目的是为事业献身，使大多数人生活得更美好。 理想主义和英雄主义是双刃剑，他们贯穿在人类两千多年愚昧与启蒙、野蛮与文明、暴力与理智的斗争中，既引导自我负责的牺牲精神，也激发盲从冲动的热情。 史铁生与我们同龄人一样，家庭传承和社会环境决定我们的基本生存假设和命运。初中以前的人生，虽然经历了反右运动、大跃进、庐山会议、三年自然灾害、中苏论战等，但是这些消息没有带来直接体验，只是潜移默化地形成了我们命运的纤维，构筑了我们认识世界的基本框架，而真实的世界模棱两可。 中学时期的教育，将多层次的灰度世界中划出黑白阵营。阶级斗争，一抓就灵。《半夜鸡叫》里的周扒皮和高玉宝、《东方红》歌舞剧里的地主狗腿子，尤其是五楼大教室的老雇农对地主声泪俱下的控诉，使我们想象出阶级敌人的可恶面孔和罪恶灵魂。阶级从抽象概念演化为具体人物，好人和坏人成为模板化和面具化的形象。可这脸谱化教育与铁生生活中的真实南辕北辙。史铁生在上小学的时候，偶然得知他所挚爱的奶奶是个地主婆，犹如晴天霹雳。铁生后来写道：“有好几年，我心里总像藏着个偷来的赃物。听忆苦报告的时候，我又紧张又羞愧。看小说看到地主欺压农民的时候，我心里一阵阵发慌、发问。我也不再敢唱那只歌——“汗水流在地主火热的田野里，妈妈却吃着野菜和谷糠”；过队日时，大家一起合唱，我的声音也小了。我不是不想唱，可我总想起奶奶，一想起奶奶，声音就不由得变小了。奶奶要不是地主多好呵！”上了初中，史铁生面对日益复杂的世界，内心的冲突使他难以适从。鞭策灵魂、恨你所爱，这如何做得到？他在我们这些同学眼中沉默寡言，少年老成。史铁生在悄悄地独立思考，我1978年才知道他心里藏着的这个秘密。 多少年后的一天，大约2007年，铁生和陈小悦聚谈，我和霍秀儿等作陪。小悦说，中国历史的主流文化是太监文化。太监被灭除私欲，失去主见，一切为了主子。铁生回应：说得好，一语道破天机。灌输式教育的最大的功能是内化价值观，形成向心性文化。长期的封建统治形成强文化社会，特点是通过规范压抑独立思考，形成同一性思维，驱动习惯性和顺应性行为，执行指令的效率高，沟通与治理成本最低。西方人认为中国人民是最老实的人民。自动自发行动的人是劳动力，是活的机器。“听话，出活儿”，是衡量好臣民的标杆——也是设计机器人的最高宗旨。人们无需创新。文化中固化了的思维结构和决策模式是无形的枷锁。文化成了看不见的樊笼，画地为牢，自我禁锢。无形文化中有治国大道，封建皇权政治莫不对此顶礼膜拜。权威与盲从，正如太监失了阳器，没了主张，溜沟子就是主张。结果个性和独立人格消失，付出自己的生命，过着他人的生活。历史上皇权文化围剿的是百姓们的好奇心、想象力、批判性思维和创造性行动。文化治人不用刀。
1966年，史铁生正上初二。5月份，清华附中十几名学生在圆明园的草丛中创立了红卫兵的核心组织，毛泽东亲自写信支持清华附中红卫兵造反。 如果把文革比作一场地震，清华附中就是震中地带。一时惊天动地，历史变脸。先是校长万邦儒和所有的领导干部被打倒；8月份，一曲“老子反动儿混蛋”的歌声指引每个班发掘祖坟找出“反动学生”，同窗交恶，反目成仇，一批一批的同类受到人格侮辱和血腥殴打；全国大串联，世界急速扩张；接着又“清理阶级队伍”，时间倒流，揪出有历史问题的老师……作为亲历者，这一系列事件使我们目不暇接，像是第一次坐上过山车的孩子们，强大的震荡翻卷出狂野嘶嚎。天炫地黑、方向迷失，今天的回忆仍然带着虚幻感和错觉。这显然是一段最难以描述的经历。 铁生和我谈及文革最多的是在1977年——文革开始的十一年以后。我刚刚从肝坏死的重病中侥幸逃命，服用大量激素，把脑袋变成一副猪头，整天头昏脑胀成了半残；又被怀疑是四人帮的爪牙遭到审查，政治上走投无路，从医院出来直接就搬进了铁生家里。 那是雍和宫大街26号一个平房小院里，前后一年半左右。铁生自1972年从陕北回京治病以来，住了好几次医院直至双腿彻底瘫痪。出院后，父母求遍了各种神医庸医巫医怪医，每次用钱用礼物换来希望，唯使得随后的失望更深重。治病欠下单位和亲友们两千多元的饥荒，那时这可是个天文数字，父母不得不整天为稻粱谋，一家人穷困潦倒。在云南工作的母亲想回北京照顾儿子，单位又不准假，天天思念病中的儿子，患了乙型肝炎无暇治疗，转变成肝硬化并发食管和胃底静脉曲张。这个期间，我的母亲，还有张铁良、曹博、陈绳组等许多同学发小的母亲，了解铁生母亲的无奈与困顿。 下面是我的九十二岁的母亲花了一个星期，用颤巍巍的手划拉出的一段回忆： 铁生的母亲：伟大的母亲伟大的母爱刚强、坚毅、理性，对儿子的不幸，和对儿子的爱，咽在肚子里，铭刻在心地（底）里。铁生妈妈在撕肝裂肺的日子中度过，这颗心只有母亲才能体会啊！只要不是在睡中，便是时时刻刻都在她内心中搅痛。而为了不给儿子觉察到，增加他的无耐（奈），她又是平和地把眼下的一切痛苦埋在心里头，独自忍受。 工资微薄，那日子真是穷愁潦倒，看不到一线光。这是多么痛苦和无耐（奈），儿子残下身瘫患（痪），生活不能自理，甚或连幻想都不曾有过。父母一天一天，不知熬到哪一天，哪一月或哪一年？ 我理解她，她肝病在外地，不能回京，请假调动不准，常独自一个人上背后山上去哭，只有山神听到她的内心。眼泪和哭声发泄倾吐一丝她内心里再无法承受下去的（字迹不清）。儿子痛苦真是挖心。 肝炎那（哪）里照顾到自己的营养，一斤糖也舍不得买来自己吃。 疾病、忧有（郁）的日日夜夜（少字）伴随不去的（少字），和无法治疗中，使她不知不觉中肝已经硬化，她顾不上她自己。经济极为困X（？难）在吃棒子（玉米面）贴饼子的午饭，肝硬化胃大出血，急救医院做手术麻醉中没再醒过来。 在她离开这个世界，阂（合）目离去的两小时之前，我去医院看她时，她浮肿，双目紧锁，呼着粗气，我用小块湿纱布给她抹擦去他（她）口边的黏液，和毛巾给她擦擦后背、和前胸，盼她醒过来！ 那时铁生刚刚失去了母亲。妹妹史岚十三四岁正上初中。父亲请了长假，回北京勉强支撑着支离破碎的家。铁生在劳动局和知青办遭受了无数白眼之后，对找到正式工作不抱希望，侥幸找到了街道工厂的一份临时工，在鸡蛋壳上画工笔仕女。铁生和父亲加起来每月几十元的收入，勉强糊口，日子过得恓惶。 我和铁生一个残一个病，两个人大眼瞪小眼，晚饭后躺在床上天南地北，从小到大一生的故事和体验从头数来，无所不谈。谈论得最多的是插队的故事和文革经历。我意外地发现，我和铁生在同样的环境下亲历文革，有些记忆一致，但是更多的是不同的精神历程和印象。这段历史，在我们心中像是由一些形状和色彩完全不协调的马赛克组成。随着历史的推演与反思，各自看问题有了新的角度。我早先对某些问题的认识像是万花筒中的图案，在旋转中变换，在变换中再度扭曲。仿佛这世界上有一种无比强大的无形规矩在牵制着我的思想。看看周围，不少人自诩不断“解放思想”，推陈出新，但终于像孙猴子一样，无论武功锻炼得多么高强，也跳不出如来佛的手掌心。当我还抱怨命运不公、整天怨天尤人的时候，铁生已经看到了这社会有着一种极权的病根，一套根本性的思想桎梏。人生最可怕的灾难，是无形的思想中所设立的自我约束与惯性逻辑，人们自动遵守内化于心的陈规，不敢越雷池一步。说到底，都是文化惹的祸。在这时，铁生开始拿起笔，试图拨开行为表象，追问人性和文化的本质，走入他命定的扶轮问路之旅。 一个亲历者，对于没有亲历文革的人讲述这段历史更难。我的女儿孙婕莹，两岁多就和铁生相识，今年十六岁，在芝加哥的新三一中学上高中。铁生属虎，她管铁生叫“老虎叔叔”。我想起女儿不久前给我出的难题。她在作文里披露父亲文革时在红卫兵的发源地上中学。历史老师知道了如获至宝，热情邀请我去给学校讲文革历史。婕莹说，她的历史课中最说不清楚的就是文革。网上、书上的相关资料铺天盖地，每个人的故事和对苦难的回忆无奇不有。思想斗争、打人武斗、跳楼自杀、家破人亡、天各一方、平反昭雪、拨乱反正，不一而足。“受批判和自杀的人到底是好人还是坏人？”“他们到底有没有错？”“没有错为什么受惩罚？”女儿的问题难倒老爸。婕莹于1997年与铁生和希米等在美国旅游了大半个月，相伴的还有友谊医院神经内科柏晓利、清华附中的老朋友霍秀、张铁良、王立德等。我们开一辆巨大房车，从洛杉矶出发，边走边聊，经过赌城拉斯维加斯、亚利桑那州、德克萨斯州、阿肯色州、密苏里州抵达芝加哥，玩得乐不思蜀。2008年，我们全家到北京看奥运会，聚在铁生家里吃比萨饼。婕莹开始懂事，知道了铁生经受的苦难和今天的成就，眼神不离铁生的轮椅。出了门女儿就问，史叔叔为什么受这么多苦？社会为什么不帮他？好人为什么总是受苦？为什么会有文化大革命？女儿的问题像连珠炮，看似简单，我却回答不出。在女儿的世界里，保卫人性天经地义、法律之下童叟无欺，理性的形成水到渠成。我和女儿没有共通的语言，无法沟通，我生长在蛮荒时代。 我想起了铁生在《病隙碎笔》中写的话：“约伯的信心是真正的信心。约伯的信心前面没有福乐作引诱，有的倒是接连不断的苦难。不断的苦难曾使约伯的信心动摇，他质问上帝：作为一个虔诚的信者，他为什么要遭受如此深重的苦难？但上帝仍然没有给他福乐的许诺，而是谴责约伯和他的朋友不懂得苦难的意义。上帝把他伟大的创造指给约伯看，意思是说：这就是你要接受的全部，威力无比的现实，这就是你不能从中单单拿掉苦难的整个世界！约伯于是醒悟。”女儿是个基督徒，每周日去教堂雷打不动，对圣经故事耳熟能详。我找到了给女儿的回答。我说，在文革中受苦的人如同约伯。约伯是好人。撒旦和上帝打了赌，赌注就是约伯的身体、亲人和灵魂。中国的领袖和上帝打赌，奇想人能胜天，于是有了文革。女儿问：可撒旦原来也是天使呀？是的，正是天使变成了撒旦，才使人间的苦难尤其深重。可怕的是，天下有一种难以抗拒的力量，它能脱去天使的善良，使其变成撒旦。这也许是世界永远的悲剧，文革就是从批判人性论开始的。（我们一家2008年在铁生家的照片？） 铁生和我们所有的同学都没有想到——初二上课的重要内容是看电影故事片！清华附中教学的一大特色，是设立电影课。在每周三下午全校师生整队，步行去大礼堂。迈起军训课学来的正步走，步调一致；唱起《我们走在大路上》，歌声嘹亮。不用在课堂里反复翻动无聊的课本自然是大好事，不过放映的尽是些科教片，不过瘾。 1965年以后，电影课逐渐被涂上了神秘色彩，居然开始放故事片。我心雀跃，电影课成了一周之中最诱人的盼望。看过的电影有《早春二月》、《北国江南》、《武训传》、《舞台姐妹》、《不夜城》、《阿诗玛》，等等。不过，老师要求我们以批判的眼光看这些电影，回来还要写批判感想。这感想难写。比如，《早春二月》的主人翁是个富有理想和正义感的年轻知识分子，面对吃人的世俗流言，决定放弃年轻漂亮的女友，娶一个革命者遗孀为妻，为的是救助生计无着、走投无路的母亲和子女，多么伟大的选择。可是这寡妇为什么自杀了呢？选择两难。要是我，还是娶那个清纯的妙龄少女吧。真挚的爱情令人神往。报纸上连篇累牍的批判文章使我逐步醒悟，革命者的思想哪能带有资产阶级人性味儿！他们是理想的化身，我们必须塑造和歌颂无懈可击的英雄人物。绝对主义的理念潜移默化，我们主动“斗私批修”，进入非人境界；同时，不知不觉中英雄的模板在我们心里种下疯狂崇拜的种子。
史铁生是个“德、智、体”全面发展的好学生，革命者打眼一看，这“型号”就像一株“修正主义的苗子”。文革开始，红卫兵给党员和校长贴大字报。铁生同情校领导，心中不服，政治逻辑顺理成章：反对党员就是反对党支部，反对党支部就是反对校党委，反对校党委就是反党，就是反革命。史铁生在《小传》中写道：“1966年‘文革‘时,我在清华附中上初二，刚刚十五岁。我是职员出身，所以我就站在保校领导这边了。我画了张漫画，一个人，一个耳朵大一个耳朵小，偏听偏信。是贴给外校来支援红卫兵的人看的。韩家鳌（清华附中支部书记兼副校长）把我叫到一边去，特别地鼓励了一番。”铁生哪里想到，世道变了，玉皇大帝龙庭震怒、喝令云雨翻覆，今天是“造反”的时代。“论革命造反精神万岁”的红卫兵纲领得到领袖的直接支持，毛泽东一张“炮打司令部”大字报道破天机。红卫兵真有先见之明，揭露出一条“从上至下”的反革命修正主义“教育路线”。你要接什么阶级的班？每个人必须立场鲜明。铁生默默地“对号入座”，他回忆道：“世界好像变了个样子。每个人的童年都有一个严肃的结尾，大约都是突然面对了一个严峻的事实，再不能睡一宿觉就把它忘掉，事后你发现，童年不复存在了。”清华附中红卫兵的造反大字报旗帜鲜明：“……我们就是要抡大棒、显神通、施法力，把旧世界打个天翻地覆，打个人仰马翻，打个落花流水，打得乱乱的，越乱越好！对今天这个修正主义的清华附中，就要这样大反特反，反到底!搞一场无产阶级的大闹天宫，杀出一个无产阶级的新世界！”1966年８月１日毛主席给清华附中红卫兵写了信，8月3日，王任重将清华附中红卫兵召至钓鱼台，向其正式传达了毛泽东的信，信中的结语说道：“……我们向你们表示热烈的支持。”同年8月18日，毛主席在天安门接见、检阅红卫兵大军。（阎阳生提供照片：１9６６年８月１８日毛主席在天安门上接见清华附中红卫兵。） 史铁生的世界里突然到处出现血腥。清华附中的红卫兵揪出“黑帮”——为首的万邦儒曾经是我们尊敬的校长。领导和老师原来是要把我们培养成资产阶级接班人，让祖国的红色变色、革命者人头落地、劳动人民再受二茬罪，是可忍，孰不可忍！给男女黑帮们剃的“阴阳头”彰显出他们的反动形象，比电影中的敌人还可恨。“资产阶级当权派”在批斗会上口口声声的认罪，招来革命者一记记耳光和棍棒。 黑帮们被集中关押在五楼大教室内，随时被拉走批判。身体任人损伤，自尊任人羞辱，良知任人宰割，灵魂任人揉搓。革命义愤使革命者丧失人性、走向疯狂；同类相残，花样百出。划清界限最能触及灵魂。附中五楼大教室批斗黑帮，铁生和我都在场。万校长颧骨鼓出来、两颊陷进去、满脸黑胡茬子，和韩家鳌副校长面对面站着，衣衫褴褛。革命者一声怒吼：韩家鳌！抽反党分子万邦儒嘴巴，给我狠狠地抽！韩校长稍一犹豫，脸上重重地挨了一拳。韩校长无奈，一巴掌打到万校长脸上，清脆的一声响。子弹射中子弹，良心刺中良心！亲情与人性已经一文不值。打得太轻！是不是同情反党分子，划不清界限？！同学们的厉声质问掷地有声。椅子摔在地上变成木棍，木棍打在身上，发出沉闷的噗噗声，哀嚎阵阵钻入我的皮肉，犹如周身叮满噬血的蚂蝗，手指把手心攥出湿汗。心想，革命者的爱憎分明，思想觉悟就是高！后来知道，这打人的不完全都是红卫兵，不乏哪些在红卫兵造反精神引领下，用别人的血肉和痛苦证实自己是革命者的同学们。这事可怕，革命激情是一种威力无比的传染病。学校成了从理性中剥走爱愿的试验场；怀疑一切、打倒一切，社会成了凝炼仇恨的蒸馏炉。相比之下，我们怎么恨不起来？这是因为我们还有思想，还有同情心，同情敌人就是对革命最大的犯罪，有思想的战士是最危险的战士。 讲台上的红袖章飞舞，划出崭新的历史逻辑。五四运动以后的几十年里，特别是建党以来，在革命的大风大浪只有伟大领袖高瞻远瞩产生思想，毛泽东思想洞察秋毫，已经替我们把一切都思考好了。天下只有一宗信仰，一个放之四海的真理。领袖挥手我前进，忠不忠看行动！忠诚领袖是衡量革命者的唯一标准。 万校长的儿子万军比我小三岁，是我招蜻蜓粘知了的跟班，红卫兵逼他用皮带抽打父亲，善良拷打善良。他扬起手，闭着眼睛抽过去，革命义愤战胜资产阶级亲情。万校长的小儿子叫万方，方字是万字多一点，我们都叫他“疙瘩”，六七岁的年纪纯真可爱，不但是父母的宝贝，也是我们居民楼中的宠儿。在楼前的批判会上，母亲带着他高高举起拳头，咿呀呀的童音喊出：打到万邦儒！消灭幼儿的天真，赎抵父辈的“罪行”。“打倒”的口号声振聋发聩。革命是烈火，是熔炉。年轻人有的是肾上腺素，用肾上腺统帅行动激情无限。我们必须横扫一切资产阶级同情心，把同情踩成粪土，把心肠炼成铁石。造反靠盲从！ 铁生和我回忆起附中一位自杀的老师。红色恐怖吓坏了站在“黑帮”边上的青年教师刘树华，瘦小的身体瑟瑟发抖。刘树华不是当权派，只是大学毕业不几年的物理教师、校团委副书记，兼任郑光召所在班的班主任。他是被刚刚揪出来的“反革命”、“坏分子”。什么罪行？——是和大学图书馆的人员关系“暧昧”，也有说是未能成功的初恋情人写来了信，揭发刘树华曾经“纠缠”她。总之，万恶淫为首。《太上感应篇》说得分明。“男女关系”是性激素的专业，其中有无限的想象空间。刘树华小小的身躯哪里禁得住青春小子们睾丸素的喷发？胳膊抡起来，板凳砸下去，一阵阵暴打，使他从讲台左边滚到右边，右边的战士连踢带打，又爬回左边，衣衫被血迹揉搓成碎片，样子像一条癞皮狗。惨叫声声，响应出多少红卫兵和革命者的造反气概、英雄豪情。别装死，站起来，老实交代，到底是怎么耍流氓的？！在撕扯耳鼓的口号声中，刘树华挣扎着站起来，头深埋下去。长长的软发被汗水洗成一条条粗绺垂在眼前，惊恐无助的目光在头发形成的帘布中偶尔闪出。纯粹是《红岩》中叛徒甫志高的形象！革命真是一种强大的非典病，我胸中热血奔腾，拳头捏起来，恨不得也上去打呀！让我们再一次高声朗诵毛主席的指示吧：“我们这一代青年人，将亲手把我们一穷二白的祖国建设成为伟大的社会主义强国，将亲手参加埋葬帝国主义的战斗，任重而道远。有志气有抱负的中国青年，一定要为完成我们伟大的历史使命而奋斗终身。”多么激动人心的殷殷嘱托呀！ 二十年之后，我们才知道这段唱红天下的毛主席语录竟然是编造的！编造传播“最高指示”，这是什么罪？当时居然无人出来辟谣？岂非滑天下之大稽？！史铁生回忆道：“史无前例的事太多，听也听不过来，想也想不过来。不断地把人打倒，人倒不断地明白了许多事情。打人也是为革命，骂人也是为革命，光吃不干也是为革命，横行霸道、仗势欺人、乃至行凶放火也是为革命。只要说是为革命，干什么就都有理。理随即也就不值钱。”革命者虽然仇恨无边，体力毕竟有限，身体是本钱，先吃饱饭以利再战吧。台上一声命令：刘树华，明天一大早就过来，听见没有！接着喝问：知道明天来干什么吗？刘树华鸡啄米一样点头，他知道明天的屈辱必然更深更重。威慑是悬在头上的利剑，制造不确定性是用心理实现谋杀。挨打当晚，刘树华带着满身血污把身体拖回到宿舍，神情显得异常镇定。刘树华同一间宿舍的室友是附中张亦鸣老师，未婚妻正好是给铁生和我所在两个班教数学的邵老师。张老师见刘树华一言不发、默默地清理伤口，小心翼翼地轻声劝他想开点，随后睡下。一夜无事。第二天大亮，张老师起床好一会儿了，见刘树华还蒙着头向里侧身睡着，过去推推他，手指感觉异样，心中不由得一惊。原来刘树华为了怕被室友发现，在离开宿舍前用衣服杂物把被褥裹出一个卧倒的人形。此时此刻，其人其命早已魂飞魄散不在人世了。 第二天，即1966年8月27号晚上，我去公寓食堂打饭时，看见家属区供热锅炉下聚集了一大群人，众人仰望天空，用眼睛丈量足有十几层楼高的烟囱。在夜深人静时，刘树华顺着钢丝脚手梯，一步一步爬上顶端，跳入烟囱口自杀身亡。锅炉工用铁钩子把尸体从炉灰中拉出来，刘树华的大腿骨从骨盆脱臼，向上贯穿腹部，牢牢地插进胸腔。显然是从高空自由落体触地的一霎那，由巨大的冲力造成。平时，刘老师给学生讲授物理的自由落体原理深入浅出，今天正是这重力加速度带着他命归黄泉。刘树华老师时年26岁，生命之树正长得茂盛。试想，谁没有父母？谁没有亲人？难以想象，远在农村的父母如何能接受这可怕的现实？设若他们得知，带着一家人的希望与骄傲，正在城里“有出息的”儿子曾遭受了何等的屈辱，最终以无言的壮烈保卫人格的尊严，一横心，贯身跳入擎接苍天的烟囱口，心里会是怎样的痛楚！刘树华死前想到了什么？心里会不会想到父母和妻子，想起那报不尽的养育之恩和割不断的血肉亲情？在跳入黑洞洞烟囱口前的一霎那，他必定是咬住牙在心里给父母道一声珍重、对亲人说一声对不起，把祈盼交给来世。刘树华是个来自农村的本分人，人穷志不穷。铁生向我说起在陕北学下的话：这人跟人就差得这么多？白馍馍有气，黑馍馍也有气哩！这个事例不过是当时的冰山一角。死人的事是经常发生的，死人算什么？中国人有的是，死他个三亿，还剩下一大半哪！ 在这红彤彤的新时代中，人性被揉烂，价值被绞碎，人心在触及灵魂的烈火中爆炒后再自己咽下去，化作粪土。
铁生跟着几个激进的同学到清华照澜院抄老右派钱伟长的家。史铁生在《文革记愧》中写到他的彷徨与无奈：“我在学校里也想参加红卫兵，可是我出身不是红五类，不行。我跟着几个红五类的同学去抄过一个老教授的家，只是把几个花瓶给摔碎，没别的可抄。后来有个同学提议给老教授把头发剪成羊头。剪没剪我就不知道了，来了几个高中同学，把非红五类出身的人全从抄家队伍中清除出去了。我和另几个被清除出来的同学在街上惶然地走着，走进食品店买了几颗话梅吃，然后各自回家。”铁生正视事实和历史，诚实反思，这是一例。钱家住照澜院16号，与我姨妈马向春的家（照澜院15号）是老邻居，女儿钱开来和钱歌放与我的表姐郑嘉名、郑沈名、郑燕名是一起玩儿大的发小和同学，小时候聚在一起，在钱家的院子里和厢房里撒花、跳高，把好婆（奶奶，钱伟长母亲）和老娘（姥姥，孔祥瑛母亲）气得没辙。钱伟长的夫人是孔祥瑛，清华附中原来的校长。孔老师的父亲孔繁霨是孔子第七十四代孙，仁学传承深厚，三十年代就读于天津南开女中，有名的才女。1934年考取清华大学文学院，师从闻一多、朱自清、陈寅恪等，连年拿甲等奖学金，并担任清华大学校刊《清华周刊》文艺部编辑。1939年毕业后，二十四岁的孔祥瑛与二十七岁的钱伟长在昆明结婚。一年多以后，收到国学大师陈寅恪的研究生录取通知，激动不已。陈先生招学生要求苛刻，这个学术进阶的机会千载难逢。孔祥瑛望着襁褓中的儿子钱元凯，想着只身一人在北美求学的丈夫，婉辞了这个机会，否则很可能成为一代女国学专家。1946年，与读完博士归国的钱伟长搬到清华。建国后，钱伟长担任清华大学教务长、副校长，夫人担任清华附中校长，各自的事业有声有色。1957年，钱伟长因为在1956年发表的一篇两千来字的小文章——《过严地管教青年是封建教育思想的反映》，被直接划为右派分子。到底什么是右派言论引起毛泽东的亲自关注呢？当下的人们也许早已被历史隔膜。下面抄录几段：“几千年来封建社会残留下来的封建教育思想的影响还是很大的。封建社会对青年的‘教育’有一整套，现在我们虽然已经不用那一套‘老成持重’、‘温文典雅’的字眼，但是这些字眼的某些内容却在‘服从’、‘虚心听取群众意见’等另外一套字眼内借尸回魂了，有许多对青年的不合理的要求，就是借助于‘服从祖国需要’这样的光辉的字眼里混了进来，新名词混进了旧内容，确实迷惑了不少青年。”“约束和管教太多，终究是和发挥青年积极性和创造性的要求不相符合的。”“我也曾看见过活泼的青年渐渐地变成沉默寡言，青年们自小在一起的好朋友因为怕被检查搞‘小圈子’而渐渐疏远了，正当的生活爱好和业务特长受到了限制，一切好像都有顾虑，甚至像吃根冰棍都可以算做生活浪费。这样动辄得咎的生活，显然只会伤害他们的锐气，是无益于青年的教育的。”“批评和自我批评在主要的原则性问题上友爱地进行是有好处的，如果是为了‘批评’而‘批评’，没有‘对象’找‘对象’，则会产生消极的作用。在目前，这样代表着友好和关心的字眼，像‘帮助’和‘批评’，都变成了‘管教’的代名词，实在指出了我们的封建残余是根深蒂固的。”“在学生升学的问题上……在不少地方……硬性地过多地限制了学生的志愿。有一位爱好农业而具有一定基础农业生物知识的青年，在今年偏偏把他‘动员’到师范学院去了，而且限制在只能进某某省的师范学院，才算是‘服从了祖国的需要’。”“大学毕业以后，学非所用的人也不在少数。如有意见就给你扣上大帽子。我们强调了服从需要，很少照顾到个人的志愿和专业的培养，使青年在这些问题上受到了不应有的过多的限制。积极为这些问题提出意见的青年，总是被认为落后分子。”“总之，对青年的清规戒律是太多了，管得太紧太厉害了。我们反掉了自由主义，而让封建主义的残余从后门钻了进来。清规戒律就是不相信革命群众的积极性，就是封建社会教育思想的残余。”于是，钱伟长成为“右派”，一夜之间天地翻覆，职务被一撸到底，夫人孔祥瑛受到株连，被免去清华附中校长职务。他们的孩子从此不能再上大学。尽管儿子钱元凯1958年高考分数超过清华录取线五十多分，怎奈家中“出身”不济，只好自食体力，去工厂当了装卸工。 我告诉铁生，我和钱伟长在文革后期曾一起下围棋，成为忘年的棋友。钱教授自幼着迷围棋，父亲钱挚和叔父钱穆（国学大师）都是高手，家学基础雄厚，终生钻研棋书，自己在家打棋谱，对当时统领世界围棋界的日本棋手棋路熟悉、棋艺了得。可清华大人们避嫌他的“右派”名声，不和他纹坪放对。 1968年，文革已经大致完成清理阶级队伍的目标，正处在暂时的“逍遥”阶段，我和陈小悦、郑清怡、常振工、常振明等人整天聚在学生宿舍楼，与余昌民、金伯苓、吴元等“待分配”的大学生下围棋，有时也去国家队运动员大楼向国手请教。有一天，胡小明拉我到路边，悄声传钱伟长的话，意思是：听说你最近常去和陈祖德等高手下受子棋，可否莅临寒舍，不吝手谈切磋，云云。 我天黑之后悄悄走到照澜院，与先期到达的胡小明接上头。他打着手电筒，带我进了一个小黑屋，那时钱家院子里住进来好几家人，钱伟长搬到不见阳光的一间小屋，生活面积局促。开门迎面一张床，床边一个相当大的老式木质办公桌，钱先生正坐在桌边专心等候。他穿着一件手织的灰色毛背心，昏暗的灯光映出满面笑容，站起来谦卑地点头向我问候。他比我父亲大一岁，和我父亲是前后期的清华本科同学，都是清华教授。我小时候叫他钱伯伯，可如今叫不出口。这类称呼，原是清华孩子们对长辈的统称，文革开始后，我们都意识到这称呼缺少阶级性，而且充满资产阶级人情味。尤其是各方家长们纷纷从造反派那里领来“保皇派”、“反动学术权威”、“历史反革命”帽子以后，大人们自惭形秽，出门走路学黄花鱼溜边儿。实在面对面躲不开时，头一低，假装没看见。与人方便自己方便，自己方便大家方便，这见面打招呼的繁文缛节就都省了。“伯伯”、“伯母”等名词，一夜之间像变戏法一样突然从我们清华子弟的语言中消失，与“四旧”一起被扫进历史的垃圾堆。我只得学胡小明，从喉咙里小声挤出来一声钱先生，权作应答。只见他从小山样的书堆中扒拉出一角桌面，铺开塑料棋盘。我们猜子分先，钻进黑白世界。 我执黑上来第一着天元，这是我的绝活，以天下为己任，指点江山。白棋占右下角星位，古风本手。钱先生布局方方正正，定式走得中规中矩，显然底子雄厚，训练有素。我一看心里默想，这么走下去最多是个细棋，收官不是我的强项，一目一目算计，像小脚女人买菜讨价还价，胜负难卜呀。我是下野棋出身，没有受过科班指导，只相信中盘搅杀、枪杆子里面出政权，大片吃掉对方，方显出英雄本色。我想起平时“许猴儿”传授的秘诀：跟有正规训练的人士下棋不能按牌理出牌，老老实实走定式干不过他们，非得大刀阔斧把局面搞乱，杀起来再说，乱中取胜。这话在理，好比运动会开幕以后，突然宣布规矩变了，让举重的改跳高儿，再好的运动员他也赢不了。我于是抡出变招，飞、关、拆、打，逢扳必断，断了再说。四处挑起战斗，明火执仗，天下大乱达到天下大治。钱先生看我来势汹汹，接连走出变着，还故意到处开劫，明摆着是欺生，知道今天又是秀才碰见兵啦，嘴里连说厉害厉害；一边暗暗审度大局，处乱不惊，对我在局部的无理挑衅并不恋战，甚至脱先不应，弃子取势。我学“天煞星”加藤正夫，人不犯我我必犯人；他仿“围棋美学家”大竹英雄，整理棋形抢占大场。我拿出武宫正树的“宇宙流”，五洲震荡；他摆起林海峰的“二枚腰”，以静制动。总之他一颗“平常心”并不气恼，兵来将挡、水来土掩，围魏救赵、激流勇退，棋局里演练人生智慧。进入中盘，判断局面。钱教授棋形厚实，四角有三但实空有限，外加上几个大场。我在边路四面开花，几条大龙窥测中腹一块白棋，形势大好，不是小好。不期想，战线太长，首尾难以兼顾，被钱教授抓住一个破绽，把我的一个“棋筋”“扭了羊头”。原来以为我方征子有利，一细看，接棒的棋子气紧，自顾不暇，接下棒跟着一起扭死。无奈之中只好耍浑的，动员起中腹一块大棋强行杀气，开出一只宽三气的“赖皮劫”，扭起自己的羊头当劫材，饮鸩解渴。棋越走越重，终于积重难返，无力回天。胡小明坐在床上，双手托腮，一幅藤泽秀行的“长考”状，看得目不转睛。 第一局结束，我拿起棋子，给他复盘两天前陈祖德和清华棋王许纯儒（原清华工程物理系党总支书记，极瘦，精明无比，外号“许猴儿”）下的一局授子棋。陈祖德的白棋在看似铜墙铁壁的黑阵中二线打入，左冲右突腾挪出一条白龙，突破黑棋围剿如蛟龙出海，却只有一个眼。双方比气时，陈祖德居然在底线大飞的关联棋型上自紧一气，做出“拐弯四”，看似形同自杀。没想到这是一着“倒脱靴”手筋，黑棋贪心吃人，提子后却被反吃，白棋大块棋子失而复得。钱先生看了点头说，难得难得，平时下棋能走出“倒脱靴”真是少见，可遇不可求。再来一局。我们老少三人躲进黑屋成一统，杀得难解难分，忘却天下熙攘。1982年，钱老终于收到正式平反文件，从小黑屋出来重见天日。人生七十老当益壮，走马上任上海工业大学校长（后改为上海大学），演绎出真人版命运“倒脱靴”。只是这漫漫的二十五年“右派”岁月，人生精华之中的精华，付入历史长河的一团漩涡之中。有如长江赤壁“千堆雪”卷出的一朵浪花，逝者如斯，无处追寻。这是后话。 铁生随着大流儿去抄钱家之前，红卫兵轮流去抄过多次，照澜院16号早已家徒四壁。孔祥瑛是个现成的阶级敌人，“老当权派”、“右派老婆”、“历史反革命”，头衔内涵包罗万象，造反派上纲上线随心所欲。孔老师被附中学生剃成“阴阳头”游街，任人辱骂。批斗时，造反派的质问直指要害：为什么明知丈夫是反动右派却坚决不离婚？是不是准备两个人抱着花岗岩脑袋一起见上帝？！随后，钱伟长的右派脑袋上又被戴上了“反动学术权威”的帽子，十几年来一家人的灾难如波如浪，奔涌而至。女儿钱歌放回忆：“母亲告诉我们，她被关在（清华附中）理化实验室的小屋，勒令她写交代材料：承认散发反动标语，是反革命；揭发校领导；母亲自知此次凶多吉少，不知是否还能活着回家，就清清楚楚讲述了病句之事的原委，明确重申绝无反党之心，与校领导也只是工作上的来往，绝无包庇之事。母亲详详细细讲述她在学校的工作，全部是按上级领导的指示行事。整整写了两夜一日，未曾停笔，耳边响着受刑者的慘叫声，母亲要紧紧抓住这最后机会为自己申辩。造反派拿着厚厚的这一大叠，破口大骂：X他妈，什么都不认！拉出去给点历害，看她认不认！母亲被推进行刑室，按倒，蒙住眼就开打，母亲咬紧牙关，一声不吭，连呻吟也没有。母亲说就是打死也不能认。开始还在心中默默数数，还知道又换了打手，后来，就只记得一次次地被水泼醒，后来，迷迷糊糊听到有人说不能再打了，会出人命的。苏醒后只见嘴边一杯水，黑油腻的破玻璃杯上还沾着血手指印，母亲嫌脏，没沾一口。‘他妈的，这老东西还真他妈死硬，记住，今天饶你一命，敢出去说，就别嫌我们不客气！去！滚蛋！’”“回到家，掀起衣服，只见母亲腰部以下完全是黑紫色的，母亲脸上豆大的汗珠如雨，必须去医院。背着母亲，我才发觉，刚两天，母亲轻得就像一页纸。”铁生在文章中反省他心中的纠结：“但我不解的是，为什么那么多和我站在一边的人，在一夜之间，马上就转到红卫兵那一边去了？怎么忽然就说校领导是修正主义的？工作组一进校，我就蒙了。”躬身自省，在主义和革命使命的名义下，谁有选择的余地呢？在这大潮中最可怕的现象之一是个体无意识和集体跟风，学名“羊群现象”。环望四周，每个人心中的撒旦纷纷飞出魔瓶。难道果真人性恶，每个人心中都藏着魔鬼？
我给铁生“交代”了我在文革中的劣迹。与铁生相比，我的“造反精神”彻底得多。我出身“高知”，学校轮不上我表现，但是革命是毛主席给我的权力，哪能无所作为？我回到“教授楼”实施革命行动。 一次“破四旧”行动中，17公寓楼后燃起一堆大火，全楼的人纷纷把家中的“四旧”拿出来投到火中，有线状的古书和卷轴画，还有领带、西装、丝头巾。我的父亲拿出美国带回来的几十张古典交响乐唱片，这是他珍藏的宝贝，小心地从封套中抽出来，再仔细端看一遍英文的曲名，一闭眼，猛地砸在桌沿上，一声爆裂的脆响，再弯下腰把碎片捡进一个大脸盆里。我端着脸盘，像是缴获了战利品，跑出去丢在火中。碎片瘫软在火焰里，随即翻卷，放出一股股胶皮味道，令我想起粘知了用的半透明胶。母亲踩着凳子，从壁柜最顶部纵深处拿出一摞摞的英文书，啊？这隐秘的地方还藏着东西，我怎么从来不知道？原来是我姐姐读医学院时的妇产科教科书，硬质的精装封面包着亮面铜版纸，随手翻开，尽是女性裸体细部。母亲说不要看，快烧掉！这些书在熊熊的火中像一块块硬砖头，封面慢慢打起摺，“砖头”边上窜出黑烟，特别耐烧。我们一群孩子有的来回奔跑运输燃料，有的拿着树枝围着火堆转，不时近前去拨动其中的燃烧物，被烟熏了眼睛又跑开去。“破四旧”真好，革命的烈火烧毁旧世界，迎来无限光明的未来。我们这群孩子心潮涌动，这简直是史无前例的节日。“是谁在烧东西？！是不是在烧毁罪证？！”一群戴着红袖章的清华大学红卫兵飞快地跑过来，面孔在火光映照下变了形，喘出的粗气里喷出革命义愤，“赶快把火灭掉！”一个红卫兵，像是领导模样，夺下我的棍子，扒拉着尚未烧尽的图书，高声喝道：“怎么都是些孩子，谁指使你们烧的，大人呢？都给我出来！”我恍然大悟，革命警惕性太低了。“是我妈让烧的！”我带头揭发，毕竟是清华附中出身，立场鲜明。飞跑回家把我的母亲强拉出来，她脸上的肌肉颤抖，小心地解释这只是医学书。“医学书为什么烧？！”革命者头脑中的逻辑清晰，我的母亲理屈词穷。“留下姓名单位，听候处理！”红卫兵的话如法官宣判。 从这一天起，我母亲的脸落下了抽搐的病根。后来又发展为迎风流泪，成了史铁生发表的第一篇小说《法学教授及其夫人》的原型。这是后话。
给史铁生留下印象最深的是郑光召等学生挨打的情景。 那是1966年8月份，全国“血统论”甚嚣尘上。打下江山当然是为了坐江山，哪有为别人打江山的道理？用出身划分阶级阵营，建设纯洁的革命队伍，确保大好江山代代相传，天经地义。清华附中每个班里都发现了“反动学生”——这些天生血管里就流着反革命污血的“黑五类”子女。铁生班里发现了两个女生出身“反动”，名叫王淑英和孙淑绮，史铁生眼看她们被剃了阴阳头、挨皮带抽打。我们班挖出的是一位女生和一位男生。女生是年级短跑冠军，家中贫困，平时衣着朴素，虽然学生注册表成分一栏填的是“城市贫民”，经考察，祖父是从农村跑到城里来的漏网地主，她撒谎，欺骗了组织。男生令我惊讶，功课一流，是我的心中偶像。文笔好，嗓音带有磁性，造反开始时当了班文革组长，带领我们写大字报，对资产阶级口诛笔伐。班里同学揭发他隐瞒了成分，父亲是个大“右派”，发表过一千多万字的文章向社会放毒，全是封、资、修货色。更为严重的是，有人揭发，在城里看见他和高中女生肩并肩一起走路，这女生比他大三岁，还偷偷拉手！现在这一对男女同时不在校，有意逃避批判。同学们警惕呀，这是一个伪装革命混进造反队伍里的“狗崽子”，反动分子就睡在我们身边！那个年代，男女学生谁敢私下发展男女私情，发生身体接触？男女界限是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的分水岭，革命的纯洁性哪里去了？！此时，刘树华已经被揪出来了，前车不远。这男女“拉手”事件，居然在我们班的同学里发生，不啻是一颗精神原子弹在我的胸中爆炸。心内暗自庆幸，好在没人揭发我和史铁生在莫宗江家偷看裸体画。 8月26号上午，各个班级的“红五类”不约而同地开始殴打出身不好的同学，让其知道，“革命不是请客吃饭”！过了中午，十来个“反动学生”，像畜生一样被分批驱赶到了大操场上。铁生和我都随着大批同学出去“接受教育”。我俩出身“职员”和“高知”，各自底气不足，感觉处在距离“黑五类”不足五十步的边缘地带，处境岌岌可危，革命活动不敢缺席。只见“反动学生”们散落在大操场各处，撅着屁股，跪在地上拔草。三三五五围观的同学走走停停，像是北京动物园中的游客。我们随着一片叫骂声，走到大操场中央靠东的一群人中。郑狗！你也有今天！一阵乱脚踢上去，一团壮硕的身体跪在长着杂草的土地上，东倒西歪，胸腔内发出“吭吭”的回声。是郑光召！我心里说。他是清华附中高三学生，“德、智、体”全面发展的顶尖人物，除了功课好，还是铅球和短跑冠军，我们背后叫他“郑大块儿”。令人不可思议的是，此人居然还是文艺能手，文章写得漂亮，能导演，会编剧，是全校文艺汇演节目的总编导。铁生佩服郑光召，这名字常挂在嘴上，用今天的话说是铁杆“粉丝”。平时在学校里，郑光召走到哪里，身上不但经常聚起姑娘、小子们故作不经意投来的目光，更不时触发青年人大脑沟回下意识的电子撞击、还有神经介质和体内激素的超常分泌，思想和欲望历来在潜意识中穿行：好奇、激动、幻想、喜爱、钦佩、崇拜、嫉妒、不屑、仇视、憎恨……优秀的人逼你暗中做出比较、秘密地审看自我和发现自我的欲望。 世界复杂，人心不古。也许真是应了三国魏人李康《运命论》里的古训：“木秀于林，风必摧之，堆出于岸，流必湍之，行高于人，众必非之”。郑光召上午已经在教室被连续教育了好几个小时，棍打脚踢。如今单衣上浸出数条血迹，背上好几处撕开不规则的裂口。头上的汗流出来清晰可见，淌在地上，渗进被烈日晒熟了的热土里，化为无形。崇拜是获取权力的先声，革命需要打碎旧的崇拜，建立新的标杆。这时，人群中闯进来三个女生，一水儿的黄军装、黄军鞋，腰中紧紧扎着武装带，粗大的金属扣在太阳下闪出幽暗的光泽，两个梳着“刷子”小辩，另一个戴着军帽。一个女孩儿解下武装带，袖子挽起来露出半段上臂，两腿劈开，身体成一个大大的“人”字形，将武装带高高扬起，把铜头狠命抡向下面的身体——只见郑光召身体猛地抽动了一下，随着一声撕心裂肺的嚎叫，跪着的身体翻向侧面，周身饱满的肌肉痉挛大抖，面孔像是滚油里的煎鸡蛋，暴起皱褶，眼珠凸出一网血丝。换了一个女生，抡起武装带再次左右开弓，前胸起伏，气喘吁吁。郑光召的衬衣上，被太阳晒黑的条条旧血污上又添出几片殷红，像彩色墨笔在宣纸上写意出的几枝腊梅，黑褐色的是骨，亮红色的是花。抽累了，一仰头，脸上的热汗甩出一串漂亮的弧线。显然，郑光召扭动身体的样子和狼嚎般的叫音，使打人的女生产生巨大快感，她们互相交换眼神，上下嘴唇拧出怪笑，扬长而去。铁生和我多次提起这个场景，他相信法西斯主义不是德国人的专利，如果没有爱和法律，每个人都可能变成法西斯。史铁生和郑光召后来成了终生的心灵之友。 1997年铁生去美国旅游。在《扶轮问路》中记录道：“那时双肾已然怠工，我一路挣扎着看：大沙漠、大峡谷、大瀑布、大赌城……”。铁生长途乘车到了芝加哥以后，已经精疲力竭，出现尿少，头晕等肾功能衰竭的症状。我和朋友们劝他多歇歇。铁生躺在刘瑞虎家床上，双手向下撑起上身说，去看郑光召吧，出国前早已写信约好了。 郑光召文革后成为作家。我在80年代初出国学习以前，曾经与铁生和北玲一起看过一部郑光召创作并编剧的电影，是关于文革武斗和人性冲突的悲剧，大家观后激烈讨论。80年代末又看了郑光召写的另一部电影，心灵再次受到震撼，印象经久不衰。说走就走。刘瑞虎把房车主卧室里的大床两旁订上两个护板，无论汽车如何颠簸，确保铁生安卧其中，驾驶房车，载着铁生一行，马不停蹄，继续长驱东进。到了新泽西州的普林斯顿，他乡遇故知，郑光召喜出望外。8年来，他在陌生国度的秘辛与收获，谁人可以真正理解和坦心言说呢？是啊，八年岁月，想当年中日持久抗战都已经结束……由衷感喟自不待言。精神挚友自远方来，郑光召带着铁生游览美东诸城：还是那一团团“灯笼”般的“大块儿”，推扶着铁生的轮椅，一起遥望华盛顿国会山上的圆顶，一起近观普林斯顿旁边的古战场，一起聆听大教堂传出的悠扬钟声，一起享受从天外飘来的宇宙风。人生得一知己足矣！后来闻听铁生去世，郑光召惊痛至极，说道：“这样的朋友离去，等于我的中国离去！”郑光召东面不远的地方跪着一个女生，边上不少同学围观。最先看到这女孩儿的双腿，一双塑料凉鞋，脚上很多泥土，一边拔草一边向前爬动，爬行时塑料鞋条带下方偶尔会露出一条条白嫩的皮肤本色。小腿露在外面，上面有泥土污秽，记得是穿一件黑色裙子——今天的记忆里不敢确定。上身一件浅色的翻领衫，满身泥污显然被汗水渗进棉织物的纤维里，又被太阳晒得皱皱巴巴，腰部有一段皮肉露在外面。她低着头，一侧小辫的束扎皮筋脱失，颇长的长发散乱，垂在一侧，遮了半张脸；另一侧小辫上的皮筋向下移位，皮筋上部的头发蓬松出几个鼓包。几个女生走过来，其中一个在女孩儿腰臀部猛踢几脚，每踢一脚，女孩儿身体向前方冲一下，随后缩回来，没趴倒。打人者又绕到她的前方，向下啪啪几巴掌打在头上，边打边喊，我让你不老实！我让你不老实！随后，左手抓住长发，突然向上后方一提。我看见一张沾着泥污的脸，从年龄判断是高中生，不认识，长得样子也完全不记得了，只记得她的脸歪向一侧，眼皮不断地眨。打人者右手甩起来，几个耳光，打在左脸的同一个位置，准确而响亮，脸上鼓胀起不规则的手印，鼓起的皮肤团块是青白色的。打人者把抓住的头再向下一甩，满怀骄傲地大声对同伴说，今天让她知道知道厉害！这话显然也是说给我们这些观众听的。随后晃着身子走出人圈。女孩儿至此一声未吭，默默忍受。又有一个女生过来，手里拿着一根青绿色的新鲜树枝，显然侧枝刚被撕折，部分树皮剥脱，有弹性，像根鞭子。走到跪着的人形后面，猛地向后背抽了一鞭，女孩右肩反射性地抬了起来，反手又是一鞭，女孩儿左肩又抬了起来，连续抽了两、三个来回，女孩的头向后仰，脸朝着了天空，整个背部向后方反弓起来，等待着下面的抽打，形成一种奇特的姿势。多年以后学了医，我才知道这种姿势的学名叫做“角弓反张”，是中枢神经系统处在危机状态极度紧张时才出现的病理姿势。打人者走了，女孩儿终于小声地戚戚哭了出来，肩膀剧烈地抽动，继续向前爬，抓住一把草，猛地拽出来，带出一团泥土。我的周身发紧，关节僵硬，纯粹生理反应，却故作镇定，心中有一种意志强大无比：坚决站稳无产阶级立场！围观的人表情漠然，似乎已经司空见惯，抑或和我一样，不敢让人家看出内心的“活思想”？一顿暴打告一段落，我们随着人流挪步，像是要赶场看下一场表演。 女儿孙婕莹，铁生的小粉丝，16岁。听了这段故事，无法想象和她同岁的花季女生，在46年前会跪在地下任同学随意殴打，她问我：“为什么？” 如果人有终生记忆的话，这算是一个不能忘却的终生记忆。我和铁生回忆的时候，都清楚地记得住场景，但是一点都说不出她的面孔。我们至今不知道这位女同学的名字，也不知道她到底是什么出身。我自认为记性好，比如我能复盘几十年以前下的一盘围棋。但是今天写这个回忆的时候，头脑混沌，记忆像一阵风。好几次眼前竟然跳出16岁的女儿婕莹。这女儿是个优秀学生，会拉琴，会跳芭蕾舞，经常给老爸出难题，让我给她摘星星、摘月亮。 史铁生与“黑五类”只隔着一张薄纸，纸的另一面是眼前地狱般的世界，只等着一条消息把这张纸捅破。史铁生的爷爷是地主，在河北涿州乡下曾经远近闻名，后来在战乱中败落。铁生在《奶奶的星星》里写道：“文化大革命一开始，奶奶又戴上了一顶‘帽子’，不叫地主，叫‘摘帽地主’”。其实和地主一样，占黑五类之首。所不同的是，“摘帽地主”更狡猾些；一个地主，竟然能够“摘帽”，显见其伪装是何等的高明，其用心是可等的险恶，对社会主义的威胁是何等的不可低估。而且这也成了“刘邓路线”的罪行之一。”更可怕的是，铁生的姥爷是个解放后镇反运动中被枪毙的“反革命”。被无产阶级镇压，这可是板上钉钉的“血仇”。铁生知道，与班里挖出来的“黑五类”和这些挨打的“反动学生”相比，他血统中的颜色也许更“黑”。命运正对着史铁生窃笑：去吧，跪在地里等着挨打，革命不是请客吃饭！铁生从来没有见过姥爷，其生命和尸骨早已灰飞烟灭，化在宇宙的无垠之中，虚无缥缈。铁生写道：“但这虚缈并不是无。就象风，风是什么样子？是树的摇动，云的变幻，帽子被刮跑了，或者眼睛让尘沙迷住……因而，姥爷一直都在。任何事物都因言说而在，不过言说也可以是沉默。那人形的空白中常常就是母亲的沉默，是她躲闪的目光和言谈中的警惕，是奶奶救援似的打岔，或者无奈中父亲的谎言。那人形的空白里必定藏着危险，否则为什么它一出现大家就都变得犹豫，沉闷，甚至惊慌？那危险，莫名但是确凿，童年也已感到了它的威胁，所以我从不多问，听凭童年在那样一种风中长大成中国人的成熟。”人类是群居动物，生活在不同的社会规则中。有的社会，你是你自己，你用未来塑造自我；有的社会，你是别人，你必须生活在过去。好像运动会上比赛跨栏，有人盯住前方的目标，腿下狂奔，有人却不得不一步三回头。这后者怎么能跑得快，怎么能不摔跤？文革开始，历史走出尘封的案卷和无奈的记忆，被重新赋予生命，卷土重来。时间向量突然逆转箭头，和宇宙规则开了一个小小的玩笑，裹挟着人定胜天的强大意志，带领人民返回未来，走向宇宙大爆炸的“原罪”。被枪毙的姥爷突然从坟墓中站了起来，走入史铁生的生活。铁生记录了母亲的讲述：“那是我刚刚迈进十五岁的时候，早春的一个午后，母亲说：“太阳多好呀，咱们干吗不出去走走？有件事我想得跟你说了。”母亲这么说的时候我已经猜到，那危险终于要露面了。满天的杨花垂垂挂挂，随风摇荡，果然，在那明媚的阳光中传来了那一声枪响。那枪声沉闷之极。整个谈话的过程中，“姥爷”一词从不出现，母亲只说“他”，不用解释我听得懂那是指谁。我不问，只是听。或者其实连听也没听，那枪声隐匿多年终于传进这个下午，懵懵懂懂我知道了童年已不可挽留。童年，在这一时刻漂流进一种叫作“历史”的东西里去了，永不复返。”铁生的姥爷早死了，但是奶奶还活着，让人家盯上，顺藤摸瓜，“黑五类”出身的消息难免走漏。再说，城里天天有抄家和游街的事，世道凶险。怕是早晚纸包不住火。在铁生母亲的精心策划下，铁生奶奶主动“自我遣返”，回了原籍——河北涿州的农村。铁生在文章中记录了这个过程：“妈妈让我回学校去住。我上中学的时候住校。妈妈说：“这一阵子先不要回家，有什么事我去找你。”妈妈给了我三十块钱，六十斤粮票，看来够两个月的伙食费了。“一天，妈妈到学校来找我，对我说，要是想回家就到她的单位去，她在那儿找了一间房；奶奶已经回老家了。……我倒是松了一口气。那些天听说了好几起打死人的事了。不过坦白地说，我松了一口气的原因还有一个：奶奶不在了，别人也许就不会知道我是跟着奶奶长大的了。我生怕班里的红卫兵知道了这一点，算我是地主出身。”铁生有家不能回，成了半个孤儿，越来越多的时间和我们这群非“红五类”出身的同学厮混在一起，经常出没在清华大学的校园里，出没于我们“教授楼”。我们一起看大字报，一起听批判会和辩论会，一起朦胧，一起迷茫，一起偷书，一起“逍遥”。老天爷长眼，多亏母亲的前瞻性安排，史铁生躲过一劫。
铁生说文革颠覆了整个社会的道德观，改变了几乎每个人的生命轨迹，也培养了许多畸形儿。 一叶知秋。我和史铁生谈到清华发小吴文北曲折命运和可悲结局。他六岁随父母从法国来中国并加入中国籍以后，在家里和法裔母亲一律说法语，发音字正腔圆，绝对唬倒外语学院二把刀教授。他熟悉法国历史，看过大量法文文学名著，还能说出来西贡的法文和巴黎的法文在发音和用法上有什么不同（越南曾经是法国殖民地），学问不浅。科学院数学所搬离清华后，吴文北随父母搬到中关园科学院宿舍。 大约1968年初的一天，小悦来我家说，你看谁来了。吴文北从身后冒出来，傻乎乎的笑，小时候脸上的雀斑被高矮不同的一排排壮疙瘩代替。之后我们几个发小隔几周见一面，交换各种见闻，海阔天空。在我的请求下，文北还专门来家教过我几次法文。那时，华侨饭店、友谊商店等专门对外国人或拥有外国护照的华侨开放，国人不许入内，神秘非常。门外有持枪的卫士站岗，进门有保安检查证件。这位老兄不服，法兰西雅各宾党的资产阶级自由主义在血中沉渣泛起，脸上青春痘涨起来，大嘴一咧，都是人，凭什么偏不让咱进？！回家自己照镜子，满脸青胡茬子，长相也像老外。于是，穿戴上父亲从法国带回来的一双老皮鞋、一件皮夹克和一顶鸭嘴帽出门。到了华侨饭店，见了门卫假装不懂中国话，满嘴往外秃噜法文，把装成仆人跟着提包的弟弟吴文中训得狗血喷头。察颜观色是门卫倚赖的根本饭碗，平常有领导以身作则，无师自通。一看这主儿路子够野，在外国也绝不是一般干部，没敢要证件，赶紧恭敬放行。他出来到我家，给我和小悦等几个朋友大侃在里面见到的珍稀商品，香肠美酒外国巧克力，口沫横飞，两只蓝眼珠瞪得溜圆。我听得过瘾，心中羡艳。 吴文北腹中馋虫造反、饥渴难耐，无奈袋中羞涩只有眼福。家中将近十口人，吃饭主要靠父亲一人工资，哪有闲钱给他花？口中骂骂咧咧：想当初，我妈要不是为了我爸的什么瞎编的爱国理想，才不会把我们从巴黎带到中国这种鬼地方受罪，狗都不会来。口无遮拦。我和小悦的政治觉悟早就武装到了牙齿，忙说，赶紧打住，这话可别再说啦，被人家听了去，说你污蔑红色政权，打成现行反革命不跟你商量。铁生大有感触地说，是呀，权力和流血最能教育人，文革以来，无数人祸从口出，“因言获罪”，满世界假话真说，真话不说，想活命的人都跟着时潮学嘴。瞎话重复一百次就成真理，大大超越戈培尔为希特勒造势、谎话说一千次成为真理的历史记录。有的话一说出来，天生就是真理，更有的话一句顶一万句。会简单乘法的人，写文章开篇就先来几万句真理，安全高效，哪管真话、假话、言不由衷？！我接着给铁生讲：还别说，一次偶然事件，吴文北真和红色政权结下了梁子！我哥立博熟悉内情。 吴文北一次坐火车外出，几天没洗脸，加上他那个洋人长相，没招谁没惹谁，在天津火车站被便衣警察当新疆盲流盯上了。车站里的告示贴得漫天漫地，坚决打击盲流，没有本城户口不许进城。少数民族不好好在新疆呆着，乱串什么，是不是到大城市来偷东西，扰乱社会治安？两个便衣二话不说抓住他的胳膊就往后拧。哪知吴文北力大无比，双膀一较力，两个便衣被扔出去摔倒在地。警察握有国家权力，谁见谁怕，哪里吃过这个亏？招来十来个大汉一拥而上把文北按倒，拷上手铐。带到拘留所，不容分说拿起警棍一顿胖揍，打得吴文北满地乱滚，特别是吃了亏的那两个，下手阴狠无比。把吴文北打昏过去几次才算解了气。醒来再一审问，这位盲流“招供”是北京中国科学院家属，父亲吴新谋。电话打到数学所，警察才知道抓错了。 数学所保卫科出面，拿着户口本和介绍信，到天津车站派出所把被专政得一瘸一拐的吴文北领回家。整个过程中，文北没做任何错事，唯一是两个便衣拿他时，他不该反抗。这也难说，捕快们又没穿官衣儿，他哪知道这些人是警察？文北因为面孔像外国人被当作异类歧视、无端挨抓挨打，倍感冤屈，对警察极端反感。火儿憋着肚子里，变着法儿向警察示威。先是把合作社成罐的果酱芝麻酱偷偷往家扛，打火机的火石100粒一袋，也抓几包。史铁生听了吴文北毫无缘由就差点被打残，心里不忿，嘴里冒出一句：哪里有压迫，哪里就有反抗。商店向公安局报案，专政机关打击重点放在没有户口的外地盲流身上，哪能想到是老老实实的“臭老九”儿子吴文北作案？警察干气猴儿，没辙。此时大批干部、市民和子女家属……逐步下放牛棚、“五七”干校或农村去“大有作为”了，宿舍人去楼空。天公作美。吴文北开始入室偷东西，多次得手。有一次，正在行动中，赶上主人回家，他和弟弟把主人打昏，撒丫子逃走。偷东西换成钱，到莫斯科餐厅或新侨饭店西餐厅吃炸猪排和黄油面包，到西单商场和王府井东风市场买冰激凌雪人吃，追求资产阶级生活方式。 1973年，我从陕北回京，向首都人民汇报“讲用”学毛著的经验体会，也应邀去品尝过一次。铁生接上一句，我也吃过，雪人确实好吃，可是一小杯几口就吃完，越吃越饿。而且忒贵，一个雪人的价钱在陕北农村能买好几天的口粮。我接着用吴文北的口吻，学他给我讲的一件趣事。一个学徒青工，硬着头皮装阔，约来女友表达浪漫爱情。冰激凌送上桌，雪人昂首挺胸、站在玻璃小盅里，一下黏住了女孩儿的两只眼球，天下竟有这么美的玩意儿，勺子拿在手里，不好意思下家伙。眼看雪人逐渐瘫软，马上要融化。那小年青儿说：别紧着看啦，快吃吧，要不待会儿该凉啦！……..他当是吃炸酱面呐？不赶紧吃就凉啦！吴文北拿腔拿调模仿京片子，尾音拐弯儿，像小狗甩尾巴那么自然。我听了笑得直接想往地下摔。你看这小伙子，长一张外国脸，却说一口北京土话，中西合璧炉火纯青，全国罕有。吴文北后来发现，中国人家里没什么值钱的东西，油水不大。剑走偏锋，偷到外交公寓的老外家中，造成恶劣国际影响。 1974年，吴文北、吴文中两兄弟终于被抓。正值文革天下大乱。乱世出重典，实行“严打”。案件以及法律程序沿袭“多快好省建设社会主义”的总路线，大批犯人从快、从重、从严处理。父亲吴新谋是国际知名的拓扑数学研究员，1951年回国以后，早就在各项运动中挺住了千锤百炼，政治思想统帅拓扑几何，要长就长，要方得方。听到消息后，立刻找到领导表态，孩子不是私有财产，坚决割断血脉亲情，完全交给无产阶级实行专政。法裔母亲听说两个亲爱的儿子被抓进监狱，还可能被“严打”判成死刑，骨肉情深，天当时就塌下来一半。神经接近错乱，二十年来，好容易学会几句中国话，一夜之间全部忘光。求告无门。情急之下，把先生工资买成大把邮票，整天不吃不喝，坐在家里给多年划清界限、不通音讯的法国亲戚写信求救。 吴文北的舅舅是法国在编将军，在北大西洋公约组织任副总参谋长，找到总统蓬皮杜，总统认为吴文北出生在法国，理应保有法国国籍，亲自向中国政府为之求情，或免死，或引渡至法国。无果。 枪毙前几周，吴文北被五花大绑，在北京四处游街。执行死刑那天，海淀体育场的公审宣判大会上人山人海。有的看客见吴文北满脸横丝肉和壮疙瘩，说这小子的长相一看就不是好人；有的看了高鼻子和打着卷的褐色头发，说这罪犯长得果然像外国人，枪毙外国人实在解恨，谁让当年八国联军侵犯中国，国耻难忘。一致的声音是，没想到外国总统会放下身段，为一个可耻的罪犯向中国求情，领袖居然和草民心连心，可见资产阶级全是一丘之貉。放眼天下，谁敢蔑视大国总统的恳求？唯有中国！屹立世界民族之林，真正伟大坚强。官方宣传义正词严，民间逻辑顺理成章。杀一儆百，枪毙吴文北的故事成为广大北京市民饭后谈资。铁生把这个故事听得入神，眼镜滑下来顾不上扶，被鼻头扛住。听我讲完枪毙过程，他推起眼镜叹一口气说，可惜了，这人如果不死，绝对是教外语的好材料，全中国难找。那时凌格风和英语九百句还没有在中国登场，青年人都在对着课本上的口型和国际音标学习外语，铁生正苦攻外语，准备当翻译。铁生又问，这人小时候怎么样？我回答说，吴文北小时候心地单纯，特别忠厚，我哥是活证人。文北小时候身体瘦，黄褐色头发，长的随法国母亲，脸上皮肉白得透明，点缀着雀斑，穿个背带裤，谁见了都想在脸上掐一把。长相奇特，孩子里没人跟他玩，死活要跟着小悦拜我哥当老大，诚心加入组织。我哥犯了周章，一来嫌他没本事，个子矮打起架来没用，二来长的像外国人，带出去显得队伍不够纯洁。他诚心诚意地要加入，争辩说他跑得快，让华光帮着说情。为了表现勇敢，张开手露出一只活动着翻卷身体的大肉虫子，是槐树上的青虫，俗名吊死鬼，当着大伙儿的面把活虫子放在嘴里，嚼吧几下就咽了，黑绿色的虫子水从嘴角淌出来。我哥和大伙儿一看，本事是真的，都被震住了，随后打成了一片成为好哥们儿。 我哥哥孙立博的回忆文章中写道：“幼年和少年的吴文北，诚实而重友情，乐观而开朗。文北走上了犯罪的道路，触犯了国家法律，应当受到法律的制裁。但他虽有伤人，没有命案；盗窃财物的总额也有限，罪不至死。然而，在文革期间，司法并不独立，法律为政治服务。文北盗窃，涉及了外国人，在文革期间给国家面子抹黑，就成为政治问题，被抓了典型，被从重从快，被全市游街，以至法国国家领导人出面说情，都没有能免一死，实是可悲可叹。后来文中被赦，放回法国，也从另一个角度说明他们的案子当时判重了”。 1978年，史铁生发表了小说《兄弟》，讲一个热血青年的犯罪故事，结尾写道：“枪毙于志强我看见了，可是没看太清楚。群众愤怒地喊口号，随即是一声枪响。记得身旁一个人幽默地说：‘怎么回事？他的血也是红的。’”每个人生下来一张白纸，青少年犯罪不是天生决定，必有多种社会环境因素。显然要多从制度和文化中寻找犯罪动因。改进制度，人类才有希望。人的血都是红的。
史铁生在红八月中侥幸逃脱了“黑五类”的厄运，心灵却在这三个月期间得到了一场暴风骤雨般的洗礼，得到了千载难逢的成长机会。他尝受了命运的百味莫辨和人生中偶然性的强大。 铁生一生当中大凡有了疑问，历来刨根问底钻死理，不弄明白不算完。这个素质使他从不满足于表面正确的回答，他要寻找问题的本质，不断追问。首先，死去的姥爷为他的处境和未来带来了重大的不确定性。姥爷到底是个什么人？犯了什么死罪解放后被枪毙？他在记忆与印象中写道：“那年他让日本人抓了去，打得死去活来，这下大伙才知道他是个抗日的呀……”，“后来听说有人把他救了出去。没人知道去了哪儿。日本投降那年，有人说又看见他了，说他领着队伍进了城。我们跑到街上去看，可不是吗？他骑着高头大马跟几个军官走在队伍前头……”，“老人们早都说过，从小就看他是个人材，上学的时候门门儿功课都第一……可惜啦，他参加的是国民党，这国民党可把给他害了……”，“这个人呀，那可真叫是先知先觉！听说过他在村儿里办幼儿园的事吗？自己筹款弄了几间房，办幼儿园，办夜校，挨家挨户去请人家来上课，孩子们都去学唱歌，大人都得去识字，我还让他叫去给夜校讲过课呢……”这线索终于清楚，姥爷是个抗日的英雄，日本投降后退伍回乡担任国民党县党部书记，热心公益和教育做了许多好事，当地人民有口皆碑，显然是个好人。好人往往以为可以凭着良心活得坦坦荡荡：“快解放时他的大儿子从外头回来，劝他快走，先到别的地方躲躲，躲过这阵子再说，他不听嘛……他说我又没贪赃枉法欺压百姓，共产党顺天意得民心那好嘛，我让位就是，可是你们记住，谁来了我也不跑。我为什么要跑？”铁生的姥爷就因为是跟着国民党的队伍而不是跟着共产党的队伍打日本，解放后遭到镇压。姥爷至死没弄明白，胜者为王、败者为寇，政治哲学讲的是城邦利益。历史知道，与铁生姥爷命运相同的人恐怕不是一个两个人的事吧。 1977年，我和铁生躺在雍和宫的小屋里，眼睛望着天花板，我问铁生，当年你如果是郑光召，棍棒伺候，你招不招？铁生说，不招，我没的可招。我又问，日本鬼子把你抓了去，给你上老虎凳，你招不招？铁生狡猾地回答，我的腿没感觉，不知道疼，不招。我又问，如果拿你的家人当人质，你招不招？他反问我，你招不招？我想了想，耍个心眼，我这个人吃软不吃硬，他们要是换个美人计，我就招，我这辈子还没娶上媳妇呢！虽是玩笑话，这题目引起我们俩的沉思。 20年一晃而过，1997年，铁生躺在大房车后屋的双人床上，横跨美国，两侧窗外的景色向后流动，像在窗子上放电影。希米忙呀，一会儿给铁生换尿管、一会儿给他量血压、一会儿又喂药。霍秀儿进进出出，送吃的、送水。柏晓利进来陪着聊天，突然冒出一句，您这是皇上待遇，这屋整个是个后宫呀！铁生说咱今天就当一回皇上，现在就封。陈希米是正宫娘娘不用说了。朕封你和霍秀儿为左、右宫内行走，立哲是二德子。真贴切，我们大笑。我说，没想到当年延安关家庄的御膳房主事今天直接高升成皇上了，火箭式干部，接着用陕北话说：整似仍比仍、羞撒仍（真是人比人，羞煞人），铁生用陕北话跟了一句：球毛擀不成毡、陕北人当不成官。一路上，这外号就叫起来了，铁良、王立德也跟着一声一声叫“皇上”，煮好了面条，先给“皇上”送去！一路说起皇宫里的各种规矩和历代皇室轶事，谐趣横生，稀释了旅途的疲劳。 我想起二十年以前的问题，故意问铁生，如果你年轻时让日本鬼子抓起来，用你这“右行走”美人霍秀儿（霍秀儿是当年清华附中有名的大美女）给你施放“美人计”，你招不招？铁生想了想，看着霍秀儿笑着说，得得得，您还是先把我杀了吧，我最怕“美人计”！拿小眼睛瞟着我，我们两个人心有灵犀，思绪同时回到20年前讨论的“招不招”的题目，会意地哈哈大笑起来。 时光荏苒，又是十年。2007年，我正在芝加哥大学法学院读书。回国见铁生第一句话，你熟悉《安提戈涅》吗？还没等铁生说话，希米瞪起了眼睛，咦？立哲，你也研究《安提戈涅》？！我说是呀，学法律必须读《安提戈涅》，这涉及到我和铁生一直讨论的文革和“招不招”的问题！不然无法理解城邦利益和人性的冲突，无法理解法律的程序正义和结果正义呀。希米说，巧了，我们家“那史”正写了关于《安提戈涅》的文章。 我后来看了铁生发表的文章《老好人》，仿佛又看见了文革中人们面临的道德冲突，看见了每个人必须在亲人与城邦利益之间“划清界限”的两难境地，看到了人生的根本困境与迷茫，以及铁生的深入思索。现引出几段： 比如《安提戈涅》。安提戈涅要违背国王“按律法与正义”所颁布的命令，去埋葬她的一个哥哥，但这样，她就会跟她这个哥哥一样成为城邦的叛徒。妹妹伊斯墨涅劝她：“你这样大胆吗，在克瑞昂颁布禁令之后?”安提戈涅回答：“他没有权力阻止我同我的亲人接近。”妹妹再次提醒姐姐这样做的可怕后果，而后说：“我们处在强者的控制下，只好服从这道命令。”姐姐说：“(那)你就藐视诸神所珍视的东西吧。”伊斯墨涅说：“我并不藐视诸神所珍视的东西，只是没有力量和城邦对抗。”安提戈涅说：“你可以这样推托……(但)我会恨你，死者也会恨你……让我和我的鲁莽为担当这件可怕的事而受苦吧，我不会遭受比卑贱的死更可怕的事情了。”最后，妹妹伊斯墨涅对姐姐安提戈涅说：“如果你想去(做)的话就去(做)吧，你可以相信，你这一去虽是鲁莽，你的亲人却认为你是可爱的。”一边是亲情，是神所珍视的东西，一边是人定的律法与正义，是成为叛徒的可怕后果，你怎样取舍?这样的疑难古今中外多有发生。 安提戈涅立场坚定，安提戈涅芳名千古。国王克瑞昂的立场也很坚定，并具正义之名。可伊斯墨涅怎么办?毫无疑问，她将遭受最可怕的事情——卑贱地死，并且卑贱地生。因为她既不像克瑞昂那样藐视诸神所珍视的东西，又没有力量像安提戈涅那样与城邦对抗，因而她要么是背叛城邦，要么是藐视诸神。我常想，如果伊斯墨涅仰天祈祷，她(以及老好人)会祈祷什么?咳，我自己就这样祈祷过呀——当我发现某史很可能为人间增加一个叛徒之时，我曾屡屡祈祷：让人人都对人人怀有爱意吧，让人人——包括那个克瑞昂——都能够珍视神所珍视的东西吧!那样，就既没有安提戈涅式的危险，也没有伊斯墨涅式的疑难了。 “《安提戈涅》是一部悲剧，并不是因为上帝的律法和凡人的律法之间产生的冲突。使这部戏成为悲剧的正是安提戈涅本人……真正的悲剧在于他的感受力。”(《希腊精神》)是呀，感受力!不被感受的东西等于没有，不被发现的冲突则不能进入灵魂的考问，而只有这样的感受力使悲剧诞生，使灵魂成长。 这样看，伊斯墨涅就更是悲剧。“黑格尔说，悲剧唯一的主题是精神斗争，而且斗争中的两种精神都引起我们的同情。”(《希腊精神》)伊斯墨涅的处境更加引发我们的这种同情，更能唤醒我们的感受力；或者说，伊斯墨涅才是这部戏中最具悲剧性的人物，她一生都将处在被撕裂的感受中。 看了这个文章，我的心绪又回到1967年文革后期。打那个时候起，这个“招不招”的道德困境就穿入我们的生存实践，并必将纠缠一生。这年，史铁生拿到了清华附中初64级的毕业证书。这是铁生一生中唯一的正规教育证书。 人，活在当下，其实是活在未来，换句话说，活在对未来的期望中。 16岁的史铁生，青春在手，未来路在何方？ （本文节选自：孙立哲《想念史铁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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