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传与公传——1960（中）】：

渴望过我们正常的生活

中国的一位先锋作家，在一篇文章谈到他的文学启蒙时代，几个人躲在北京朋友的家里，看那些内部控制的欧美电影，看到了那些中国当代文学和电影里没有的东西，比如温暖的人性，深入的感情，精美的思想。后来这几个年轻人在电影和文学等方面才华斐然，这一点儿也不奇怪，奇怪的是中国足足有几十年光景，把本民族和外民族好的文明和文化都禁止了，像塔利班一样，有那种蔑视人类文化或者是反对人类文明的犯罪嫌疑。

关于电影，我在那个时候看过斯皮尔伯格的《E·T》，当影片中那个E·T用超能力让孩子们的自行车飞上夜空，穿过明月的时候，我感到一种震撼，一种升华，近视镜片上沾到了泪水。我忘不了那个迷失在地球上的外星人，可怜巴巴的，孤独无助的样子。据说E·T的脸是按照诗人卡尔·桑德博格、科学家爱因斯坦和一只哈巴狗设计而来的，那么，他的身材又是按照什么原型设计而来的呢？

大大的肚子和脑袋，细细的手臂和双腿，还有那矮矮的个子，是按照什么原型设计而来的呢？

忽然有一天，我有了一个惊人的发现：那E·T的原型很像小时候的我。1960年我五岁了，和中国所有的孩子一样，因为常年饥饿，胳膊和腿都很细，相比起来，脑袋和肚子大的出奇。还有，一天到晚肚子没有吃饱的感觉，我脸上的神情，在我爹我妈看来，就是可怜巴巴，渴望着呵护。

那时候禁止私人种植和出售农副产品，所有能吃的东西都集中到国营商店和国营粮站里面，限额出售。鞍山地处东北，比南方好一些，但也吃不到鱼和肉类，鸡蛋也没有，一年到头就是萝卜白菜，做菜时只放几颗浑浊的盐粒，很少看得见油花。政府让科学家发明了一种人造肉，也不知道是怎样制造出来的，味道很差，偶尔弄到我们这里来卖。这样一来，大家都缺了营养，国营粮站定量卖给你的粮食又少，肚子就经常饿着，有时候睡觉都会饿醒。更要命的是，粮站里的米和面越来越少，有时一连排几天队也买不到。购粮证上每个人的定量，一个月一个月地减少，最后，吃个半饱都不够了。

我记得清清楚楚，那一年夏天，我爹找了好多熟人，又等了好多天，总算买到一桶豆腐渣，满脸无奈的拎回家里。那个桶是农村挑水的大铁皮桶，我们家里有两个，正好我们的工人住房没安装自来水，从农村搬家带来就一直用它挑水喝。

我爹虽然是附近的橡胶厂厂长，认识的人多，但他心拙口笨，从来不求人办事。那一年，我的大舅从农村捎信过来，说村子里能吃的东西都吃光了，乡下已经有饿死的了。我爹我妈一商量，赶紧把我的姥姥接到鞍山。姥姥来了，没有定量，家里的粮食更不够吃了，我爹一狠心抹下脸来，找人买了一桶豆腐渣。

姥姥生有两儿两女，我妈是她的大女儿。妈妈跟我们说过，你姥爷过去开一家杂货店铺，前后几个村子就他的生意最好。那一年快到大年三十，你姥爷叫店里的伙计出去要账，没想到伙计要账回来遇上了土匪。你姥爷一年的卖货钱全被抢走，还把店铺兑出去给打死的伙计出殡，一股急火得病死了。我妈还说，后来你姥姥也上火，两只眼睛什么都看不见了。

姥姥到了我们家，吃的比乡下饱了一些，一两个月以后，她的身体渐渐硬实起来，不用搀着也能走路。那时候工人住房里没有厕所，厕所在距离我家二百多米的地方。为了照顾姥姥晚上撒尿方便，我们又把一个水桶专门改成她的尿桶。不幸的是，1960年的那一天，我爹刚买回来的豆腐渣就在离她尿桶不远的另一个水桶里，双目失明的姥姥晚上起夜，首先摸到的是盛放豆腐渣的水桶。

第二天早上，我爹我妈一声不响地看着那桶掺进了人尿的豆腐渣，看了好大一会儿。在我的记忆里，我爹我妈这一辈子没少吵架，吵得厉害了还要摔东西，但那一天他们的脾气出奇的好，说话的声音很轻。

我妈说：扔了吧，不能吃。

我爹说：能吃，不扔。

我的二哥，三哥，还有我，跟在爹的后面，看他用房子外面的公用自来水管清洗豆腐渣。

半干半稀的豆腐渣是不能洗的，用水一洗，连少半桶都不能剩下。还是我爹有办法，先是小心地把最上面一层撇出来扔了，再把紧贴着的一层也撇出来扔了，大约扔出去两碗，再加进去一些水，轻轻搅了搅，那尿的黄颜色就看不见了。我爹对我们哥儿几个说，你们看看，能不能吃？我们挨个儿过去用鼻子闻了，豆腐渣的味道确实很香，比人造肉好了很多。

过了几天，那桶豆腐渣吃完之后，姥姥说什么也要回乡下去。她知道乡下的日子特别难熬，城里的日子好过一些，起码还能挖到蚂蚁菜，采到榆树叶，有些树的树皮也可以吃，但她就是不想住在城里了。我们家里的几个孩子，包括年龄最小的我，都非常懂事，宁可自己少吃一点也让姥姥多吃一些，还有，那桶里的豆腐渣一旦做熟了之后，尿骚味就随着腾腾热气散发出来，我们都不说什么，装作一点儿尿味都没有，吧唧吧唧吃得很香。但姥姥还是觉得这件事影响了她的尊严，不想在城里住了。

姥姥一定要走，还有没有别的原因呢?那时候鞍山有这样一句话，留宿不留饭，主人再好客拿不出粮食也没有办法。我家西面有户邻居姓梁，这一天来了位乡下亲戚，留在他们家里吃饭。梁家用一碗玉米面煮了很大一锅粥，还加了一些菜叶子，请亲戚先吃。那亲戚盛满一碗又一碗，直到把一大锅粥喝得见了底儿。接下来，梁家就用锅底剩的一点粥壳，加了一大锅水煮了，一家大小六口人喝下去。那亲戚不好意思了，他真的不知道那是一家人的晚饭啊。

我家的乡下亲戚很多，我爹家里兄弟姐妹六人，我妈家里兄弟姐妹四人，那些年很少到我们家里作客。我在三十五六岁的时候，想把家里的一些重要事情写成系列散文，但那时我爹我妈已经去世，我就计划去爹妈的老家去转一转，了解老一辈人更多的经历。想不到的是，那时候，我所有的长辈，伯父伯母，叔叔婶婶，姑姑姑父，舅舅舅妈，姨和姨父，将近二十个人，全都不在世，就像事先商量好了的一样。我的姥姥也去世了，大约是从我们家里离开几个月的光景。

死亡让人不好受。在很长的时间内，这件事情像一块恐怖的巨石压迫着我，让我以为我父系母系两个家族都缺少长寿的基因。后来还是历史让我变得聪明：他们在错误的时间生活在错误的地方，即使有一万公里长的长寿基因，往往也逃不出生命的悲剧。

他们本来就是游戏的一部分。

我最好还是忘了这件事情。我看过的许多欧美电影，都有这样格言警句般的台词，比如，“死人不过是人，和我们渴望同样的东西”。这些话让许多观众喜欢，也让我受到启示。我那些去世的长辈，真的和我们一样，渴望过我们正常的生活，要得到温饱，不要饥寒交迫；要平息灾难，不要远离幸福。

如果说这世界上还有普世渴望，这就是一种普世渴望。

所以回想起伊索的寓言，安徒生的童话，艾利蒂斯的诗歌，斯皮尔伯格的电影，往往都在表述他们理解的普世渴望。不知道你能不能看得出来，我的写作方向，也是表述我所理解的普世渴望，没有偏离。

 

人们会想起民主的好处

有些事情你忘记了，以为它们渐渐无关，淡化出你的生活。

假如你没有衰老，又不是正在写作，你可能忘记了过去的日子。但是在某些时候，你的阅读提醒了你，这世界上很多事物，都与你有深刻的关系。这时候你才想起，那些努力忘记的东西，早已渗透到灵魂，像扎进身体中的刺，没有和你分开。

我几乎是在无意间阅读到阿玛蒂亚·森的，他比较民主制度与威权政府的差别，举了一些事例，其中就有一点，当国家遇到灾难时，人们会想起民主的好处。

只要政府认真努力，饥荒并不难预防。而一个民主政府在面对选举、反对党和独立报纸的情况下，只能这样作。印度在独立之前被英国统治的时代，发生过多次饥荒。我记得印度最后一次饥荒是在一九四三年，即独立之前四年，我当时还是儿童。但在印度出现多党制和新闻自由之后，饥荒就消失了。

阿玛蒂亚·森是印度人，当然对印度被英国统治的时代没有好感。我还想到，英国人把印度次大陆当自己的领土来治理，像播种庄稼一样，让民主在不知民主为何物的疆土上生长出来，所以印度才可能用非暴力方式得到独立，才可能在独立之后建立起有些效果的民主制度。

中国呢，先前也不知民主是何方神圣或何方孽鬼，是霞光万道或妖气冲天，也是在容易接受外界影响的沿海和沿江城市，完成了民主的启蒙。到了民国时候，反对党和独立报纸都存在了，只是处理不好各军阀派系与反对党武装，没有力量实现民主选举，也就建不成完善的民主制度。但不完善的民主，终归也是民主，所以，那年月也有饥荒，但死亡人数不会比1960年前后的更多。我曾经在1998年版的汉译《剑桥中华人民共和国史》里，读到对民国时期两次大饥荒的描述：

1921—1922年的饥荒，就持续时间和地域两方面，可能是最严重的，至少使2000万贫苦农民受到煎熬，但是经过政府和私人努力部分地得到了缓和，死亡人数不超过50万。在1928年波及河南、陕西和甘肃的大饥荒中，死亡人数要多得多，超过200万。和1920—1921年的饥荒相比，更多的死亡一般归因于蒋介石北伐导致的铁路运输的中断，这实际上削弱了救济活动。

想到这里，我的身体感到一种刺痛，是叫做大饥荒的那根刺引起的，那根刺很大也很坚硬，正如一枚子弹的弹头，在我的身体里面，锈迹斑斑，边缘锐利，四处游走。

1960年的时候，鞍山是一片热火朝天的大工地。全国也是一片热火朝天的大工地。中国各省市都在考虑为可能驾临的国家最高领袖，修建豪华的别墅和宾馆，据说鞍山修建的就很有名气，只是由于最高领袖一直没有到来，那里就一直没有开放，以至于谁也见不到那里的气派。

许多鞍山人能看到的，是新修的鞍山火车站，有点仿照人民大会堂的样式，虽然不算很大，比起伪满时代留下了的小车站气派多了。车站北侧早已修了一座拱桥，有点仿照古代架设在河上的拱桥，但特别宽大和漂亮，起个好听的名字，叫虹桥。我那几个哥哥都去看过新修的火车站。二哥三哥是随着学校集体活动去参观的，大哥已经从中学毕业，自己也走过去看了。他混到站台里面，看到火车到来时的场面，感到特别振奋。

火车站是春天的时候修成的。火车都是蒸汽机车，又高大又威风，跑起路来轰轰隆隆。离火车进站还很远很远的时候，就能看到它们上面的白色烟气，飘飘荡荡地，移动在蓝色的天空里。赶上没有风的好天气，火车经过虹桥下面，白色烟气好像把虹桥都托起来了，很久都不肯放下。

那场面真叫壮观。但那时候是个穷苦年代，从火车里走出来的人和挤进火车里的人，几乎全都是一样的大包小裹，破衣烂衫，与那场面一点儿也不协调。

更不协调的是，火车站里经常传出尖利的哭声。那是运送孤儿的专列，满载着大饥荒年代的苦难儿童，每到一个城市都要停上一会儿，等着人们上车挑选愿意认养的孤儿，再一一办理了登记手续，然后轰轰隆隆地奔向下一个城市。

为什么中国有那么多孤儿？很多年里，我都忘不了这个问题，但一直没有答案。

可能是中国人的平均寿命太低?民国结束的1949年，世界上人均寿命是47岁，中国人是35岁。这里还有一种计算方式，中国人口占了世界的四分之一左右，如果去掉中国，世界的人均寿命应该达到50岁。当年的中国呀，在经历了伤亡惨重的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又经历了血腥的内部战争，人的生命不如蝼蚁，能平均活到35岁，已经不错了。

在1960年，经历了十多年的和平时期，我想中国人的寿命应该是延长了，但那些寿命的自然延长，也会被接连不断的人为灾难抵消了很大一部分。我有一个比我略长几岁的亲属，她的父亲就在那些年里去世，她的母亲再嫁生下两个孩子后也去世了，她的继父这一次结婚后不久也去世了。他们的平均寿命不会到40岁。在1960年前后，她继父后娶的继母没有自己的儿女，为人又相当善良，就到鞍山火车站认养了一个孤儿。在她的家里，继母是继父后娶的继母，三个弟弟妹妹，两个是同母异父所生，一个并没有血缘关系，但一家人非常和睦，感情深厚。那时候，这样复杂的家庭关系并不少见，可见人们的生命质量还是很低。

那几年蔓延全国的大饥荒，看起来更像是一个大量榨取人寿和成批生产孤儿的农场。比如安徽省凤阳县，过了饥荒时期之后，“据统计，1959和1960两年，共死掉60 245人，占农村人口的17.7％”，“由于人口大量死亡，出现很多独苦的老人和孤儿。据初步统计，全县现有孤老1580人，孤儿2289人”。比如广西省环江县，估计原有人口十六万人，1959和1960两年，死了五万人，“据对水源公社所死的1706人的情况调查,其中饿死的有1500多人,斗争吊打重伤致死的82人,当场斗死15人,开枪打死5人,死绝9户,无依无靠的孤儿94人”。

饥荒时期过后统计的那些孤儿，并不是用火车运到鞍山的孤儿，他们一般都在当地的孤儿院抚养长大。比如贵州省湄潭县，他们在大批量死人的“湄潭事件”后警醒过来，1960年春天就开始采取紧急措施，救助那些濒临死亡的无辜农民，“全县成立23所孤儿院，每个公社至少1所，把4735名孤儿集中在孤儿院抚养。”写作《定西孤儿院纪事》的中国作家杨显惠，1990年在一家农场兼职，遇到了定西孤儿院出来的几十个孤儿。他们给他讲了孤儿院的事情，讲了当年全家饿死的故事，让他觉得特别震惊，催生了一种写作愿望，用非虚构小说的文体描述他们的苦难。

那么，运到鞍山和各地火车站的那些孤儿，又是从哪里来的呢？这批孤儿到来的时候，全国的饥荒还在进行中，又有谁好心为他们安排了以收养为抵达地的旅行？

几年前，这批孤儿的年龄大部分超过了50岁，他们的养父母大部分已经去世，使得他们掀起了大规模的寻亲浪潮。当年落脚鞍山的孤儿们也组团南下寻亲，其中的一批就有30人。从网络上有限的线索里，他们已经猜到，他们是当年五万多“上海孤儿”的一部分，来自上海和江浙的一些城市，他们的前身，是被交送那些城市福利院的弃婴。他们还知道，他们找到亲生父母，或者找到兄弟姐妹的可能性很小，像没有任何先进工具，只凭着运气，在茫茫大海里捞一根失落的针。

 

最黑暗日子里的亮点和亮色

我的心差一点就平静下来。

1960年挨饿的情景，还在眼前浮动。我想忘记，但越想忘记就越不容易忘记，那种情景浮在眼前，摇啊，晃啊，渐渐消失的时候，胸口开始憋闷，周围空气好像抽出了氧分，呼吸就变得困难。这是我的一个习惯，好像我是一种奇怪的生物，能从空气中获得食物，大口呼吸可以填饱肚子。

我还知道，这习惯是挨饿年代留下来的。或者不是一种习惯，是思维与饥饿有关时，身体的一种本能反应。

有时候，出于我的另一种本能，也就是人性中的善良愿望，我会往好处想：当时的中国官府也会像历代官府一样，在饥荒年月放粮赈灾，或者开设粥棚，挽救民众的性命。对于封建君王社会，民众是他们的子民，如果发生大面积饥荒，君王要放粮赈灾，广设粥棚，还要下罪己诏书，向悠悠苍天述说悔意。不管是做给苍天看的，还是做给臣民看的，君王们的意识形态告诉他们，必须敬畏苍天和抚恤百姓，江山社稷才能永世稳固，才能一片繁华。

于是我想，同样的道理，那些年的中国宣传机构，把国家比作民众的母亲，也把党派比作民众的母亲，这两个母亲合二为一，当然会救助自己的子女。

我在网络上开始搜索，搜索了几天之后，果然搜到了：一位从1953年开始为共和国经营粮仓二十多年的离休官员，在他的回忆文章里说起过开设粥棚的事情。

那位离休官员的文章说：

三年困难时期，全国除新疆、西藏以外各省都有成千上万的百姓离家舍土，逃荒要饭，尤以安徽、山东、河南居多。当时的省委第一书记杨尚奎看到一些羸弱妇孺在南昌、九江沿街乞讨，心中很是恻然。他指示省民政厅长、独腿的老红军谢象晃：不论他们来自哪个省，都是中国的老百姓，不能让他们饿死在江西境内，一律要给他们饭吃。谢象晃遵照省委指示，在江西的大中城市和交通要道上开设了粥棚，每日为灾民免费提供赖以活命的米粥。据不完全统计，江西的粥棚救助的灾民达数百万人次。

读到这一段，我的心里感觉到一种温暖。

一种只有在回顾大饥荒时代才有的感动。

“不论他们来自哪个省，都是中国的老百姓，不能让他们饿死在江西境内，一律要给他们饭吃。”在当年假话、大话横行无忌的特殊年代里，在当年的官员靠假话、大话加官晋级的特殊年代，这是一种非常难得的声音，发自人的喉管，发自人的唇齿之间，也发自一个据称是文明民族的基本良知。

颠覆一个民族，必须首先颠覆它的文化。有了这样的一句话，这个民族还没有被彻底颠覆，还有重建的希望。

这个古老悠久的民族，遇到数不清的自然灾害，水涝旱蝗，等等等等，逃荒已成一种惯例。那时候开设粥棚的，不仅是拿出国库存粮的官府，还有一些富足的大户，以至于寺庙，以至于药铺，以至于乡绅，都出于慈善的意念参与其中，让民间救援与国家救援双管齐下。但这次不一样了，由国家政策引起的饥荒遍及全国，而此时此刻，乡绅被当作地主镇压了，药铺不再归个人所有，寺庙的僧侣也加入了饥饿大军，除了国家再也看不见另外一个有粮大户。民间的救援力量不复存在，只剩下国家出手相救。那些冒着被抓回去关押和打死的外省难民，一路艰辛逃到江西，依靠江西开设的粥棚存活下来。如果那位离休官员的统计数字可靠，那么，江西粥棚救助的灾民达到数百万人次，他们挽救的生命，要以万作为计量单位了，几万，十几万，或者几十万。那时候中国各省如果都允许逃荒和开设粥棚，会挽救多少中国百姓？

那位离休官员的文章，让我特别感到兴奋，其中不仅仅是江西省一个亮点，还有长江岸边的湖北省，也有一件很了不起的举动，烘托出一片亮色。

三年困难时期，全国的粮食问题十分吃紧。华中重镇武汉缺粮到了最紧张的时候，全市粮店的粮食只够销三天，居民的基本定量口粮每月都得分成几次供应。武汉钢铁厂职工在饥饿的阴影下，折腾超声波蒸食物使其体积膨大了糊弄肠胃。粮库告罄，市里已经没有存粮，各单位还在告急。情急之下，湖北省委书记王任重看到长江里有一条从重庆开往上海的过境大船，船上约有一千万斤供出口的大米。他眼睛一亮，当即决定扣船，卸下大米以应武汉之急。他也不管出口货物是一环扣一环的，这船大米务必按与外商签订的合同规定时间内运到上海港口，装上外轮，否则要罚以重金，是外汇，损失可就大了，而我国当时外汇十分紧缺。“外事无小事”，此事惊动了中央。周总理说：“要严厉查处这件事！”总书记邓小平说：“要撤王任重的职！”省长张体学以省委的名义给李先念挂电话，泪流满面地恳求：“请尽快拨一些粮食给我们。天灾人祸，人民在挨饿呀！我没做好工作，给我什么处分都没意见，只请求中央支持我们粮食！”李先念急不可待地要我：“你能不能再向江西借点粮，帮助他一下？”我立刻乘飞机到汉口，一下飞机就见到王任重亲自来接我。在去宾馆的路上，他让司机把汽车开慢点，指着大街说：“你看，所有的粮店都关了门，外地人来汉口，有钱都吃不上饭。我们向邻区告借，只得杯水车薪。万般无奈才出了‘截船’的下策，受到中央的严厉批评，我没话可说，可老百姓在饿肚子啊！”到了宾馆，我立即拨长途电话给江西，得到江西大力支持，他们同意借调三千万斤粮食给汉口，并约定当年秋后还给江西。另外我又从中央粮库调三千万斤粮食存在汉口。我告诉王任重：“这是中央的机动粮，如果你们急需时可经国务院批准借用。但要有个账，你们秋收后如数归还才行。”王任重同意了。他有了粮食，先还一船大米给上海出口，赶上了船期。

如果把这件事情拍一部电影，一定有着好莱坞喜欢的圆满结局。

上个世纪结束之前，我去过武汉。武汉是武昌、汉阳、汉口三镇的合称，那武昌在一千八百年前的东汉时代就是以武治国的昌盛之地，1880年代，张之洞修建了从卢沟桥到汉口的铁路，在武汉创办了一批居亚洲和中国之冠的近代工业化大型企业，也将武汉变成了商贸物流的国际大都市。京汉铁路上隆隆行驶的火车、长江水面上鸣响汽笛的轮船、汉阳钢铁厂高耸入云的烟囱，让人直接感受到中国社会近代转型的宏大叙事。而1911年，由武昌保路运动引发的起义，竟然颠覆了封建君王社会，截断了绵延几千年的历史。如果那时候我就知道王任重截船扣粮的事，站在前浪后浪汹涌而来的长江岸边，我还会想到，有利于民众的事情，其实也有利于国家。没有大饥荒时代解决武汉粮食危机的努力，这个具有武装斗争传统的城市，也许同样会引发一场变故，改写以后的历史进程。

不管怎么说，扣留国家出口粮食的轮船，卸下出口粮食擅自救灾，还是让我有些感动，比起许多省份许多唯唯诺诺或同流合污的官员，王任重是一条好汉。

那时候出口粮食是一件大事。我看过一部戏叫《海港》，说的就是出口粮食是一件大事。

从戏中老工人的一句唱词：大跃进把码头的面貌改，看得我热泪盈眶心花开，可以看出那是在大跃进带来大饥荒的年代，有大约五万上海孤儿运送到全国各地谋求生路的年代。那老工人也不知道是什么认知水平，什么心理神经，自己的国家有几千万人饿死了，把整个世界都拖进了人类史上的黑暗年代，还激动得热泪盈眶，笑声朗朗？

戏里的故事冲突，是国家出口粮食支援世界革命，就有不满意的人想搞破坏，往其中一袋出口粮食里悄悄加进玻璃纤维，后来那袋粮食被查出来了，想搞破坏的阶级敌人也查出来了。我看到那部戏时十五六岁，并且看了几遍，还是没有明白为什么要掺入玻璃纤维。戏中虚拟的那个反派人物，在很多年里让我不解，损了人又不利己的事情，为什么还要做呢？直到最近两三年，许多与食品质量有关的事情对我有了启发，才渐渐明白了一些。比如中国市场上的海虾，很多年里一直卖得很贵，后来价格突然降下来，我们才知海虾以前都出口给老外了，一旦外国人检测不合格退回来，它们就回到了正常的价位。这样一推理，原来在大饥荒年代向出口粮食里掺入玻璃纤维的“阶级敌人”，是想让中国粮食检验不合格再退回来，让中国人吃的粮食更多一些，或者价格更低一些。

 

要自由主义，不要自由

1960年的时候，我还是个儿童，知道什么是自由，不知道什么是自由主义。那时候所有的中国人，几乎都和儿童一样，知道什么是自由，不知道什么是自由主义。

这很自然。他们追随的政治领袖，有一篇《反对自由主义》的文章发表了几十年，把自由主义当做与政党利益对立的个人利益，压制和肃清了几十年。这种中国特色的自由主义，与世界上的自由主义思想流派是牛头不对马嘴，但已经占据了所谓中国哲学的统治地位。与大陆隔海相望的海岛台湾，还有两位著名学者懂得自由主义，一位是胡适，因为懂得自由主义派遣到美洲，还有一位是雷震，因为懂得自由主义关进了监狱。

写到这里我有点为难，是先说一说自由主义，还是先说一说胡适雷震？不管先说后说，都很难说，都很难用比较简略的叙述，把自由主义和胡适雷震说得清楚。

还是从上个世纪中国的杂志开始说起。

在知道《自由中国》之前，我以为中国最著名的杂志是《新月》。我读大学中文系的时候，因为写作关于徐志摩的毕业论文，就把大学图书馆里能找到的《新月》杂志都捧出来读了。徐志摩担任《新月》主编，但那份杂志的编辑们名气更大更响亮，比如他特别尊重的胡适、梁实秋。胡适在杂志上发表了一系列政论文章，关于民主宪政、言论自由，关于法治保障人权、和平渐进改革，以及对当时政府推行党化教育、实施一党制度的批评，在当时社会思潮中影响很大。现在看来,胡适在其中表达的，就是他的自由主义学术思想，但我在读到《新月》时的1982年，对自由主义一无所知，还不能把这些和自由主义联系起来。

自由主义是什么？

现在我理解的自由主义，是一个很大的思想体系。它的基本人权主张是上天与自然赋予人的权利，包括生命的权利、自由的权利、财产的权利；它的基本社会构想，是自由的个人组成稳定的社会，而个人自由包括财产上的自由，知识上的自由，道德观的自由；它的基本政治态度，主张在民众同意的基础上建立政府，有着开放而公平的选举，支持共和或君主立宪为架构的自由民主制度。

现在我看到的自由主义，还是一种重要的历史进化活动。可以追朔至古希腊和罗马时代平民阶级向贵族阶级争取自由，沉睡于中世纪漫长的黑暗年代，觉醒自文艺复兴时期的人文主义向国教权威的对抗，18世纪晚期成了几乎所有发达国家的主要意识形态，到了19世纪被世界广泛传播和接纳，20世纪里发展为成熟的社会管理方式。

以上这些还不是自由主义，只是我阅读之后，对大量文字的归纳整理，好像一个编辑所做的内容提要，一种未必精确但是简洁的描述。我想，如果展开来说呢，至少需要几百万字吧。胡适一生写作了多少文字，没有人数得清楚，相关到自由主义的文字，是一片相当宽阔的星空，也没有人数得清楚。雷震在狱中写下的回忆录据说有四百万字之多，自由主义的描述可能遍布其中。不幸的是这部书稿竟然被台湾政府有意焚毁，一把火哔哔啵啵地烧起来，可怜这位老先生的十年牢狱，当时没有电脑，在稿纸上写下四百万个繁体字码，该是怎样的辛苦？如果早就知道写出来的结果如此，他还会耗费那些辛苦？就在几天前，我的电脑出了故障，丢了一份几千字的稿子，让我的心情降得很低，其实那还不到雷震老先生狱中手稿的千分之一。

我知道雷震这个名字，是源于几年前我偶尔对时事的关注。在2006年3月，我读到网络上的一篇报道，说到台湾民主先驱雷震狱中手稿遭焚毁，原本雷震家属打算向台湾政府申请国家赔偿，后来几经高层人士出面协调，雷震家属同意改以成立雷震民主人权基金方式，了却雷震遗愿。在雷震民主人权基金会成立大会上，当时的台湾领导人陈水扁首次代表政府向雷震及其家属，为雷震回忆录遭焚毁一事公开道歉。

还有，那一天陈水扁比较有水准的讲话，引起了我想了解雷震的兴趣。他说，雷震是一位自由主义者，也是民族主义者，像许多知识分子一样，雷震在政治理念和民族情感之间也有过困难的挣扎与抉择，他最后选择的民主、自由、人权与宪政，把自己的民族情感置于其次。雷震曾经是中国国民党里的重要人物，为了自由民主对威权展开的抗争，更有别人所无的另一种惨烈。现在讲述这段史实，不是在为任何特定的政治立场说话，民族或族群情感是人类可贵的情操，但在如果能够学习雷震对价值顺位的抉择，民族的情感便能在我们的文化、社会和政治生活中，找到合适的位置。

雷震？

谁知道雷震？

雷震是中国浙江人，1897年出生，1923年，考取日本京都帝国大学，主修行政法与宪法。1927年后在国民党及政府中担任要职。1949年去台湾。1950年被蒋介石聘为“国策顾问”。

在去台湾之前，雷震与胡适商议过，在上海办一份杂志，完成那一代自由知识分子对自由民主理想的追求，名字也想好了，叫《自由中国》。但1949年下半年，国内战争惨烈，国民党军队节节败退，最后仓皇撤至台湾，胡适、雷震等人想在上海办刊的愿望，只能在台湾实现了。创刊时胡适已经去美国，只是名义上的发行人，雷震担任了自由中国杂志社的社长。就这样有了《自由中国》，半月刊，16开本，32个页码，创刊于1949年11月，停刊于1960年9月，十年多时间里出版了260期，已经不算少了。用胡适的话说，“一种杂志为了争取言论自由而停刊，也不失为光荣的下场……”《自由中国》办刊的十年，正是台湾从尴尬处境中艰难走出的十年。撤至台湾的国民党，忽然就认识到过去在大陆，人民上街反对国民党，是因为他们饿肚子，要求有饭吃，为了不饿死，他们会跟任何提供粮食的政党走。实行了土地改革，和平赎买再分给农民。农民获得了足够的土地，政府就获得了足够的政治支持，获得了足够的社会稳定，并在市场经济的基础上埋头苦干休养生息。从1950年开始，台湾用了二十年的时间，逐步完成由农业生产到轻工业生产的初期积累，接下来才进入重工业的发展阶段。

经济上的改革，不代表政治上的开放。在奉行“先发展、后民主”的政治管理方式的台湾，不会在那个惶恐不安、人心飘摇的特殊年代，允许自由知识分子足够的话语权。雷震他们知道，即使是仅仅贯彻胡适所拟定办刊宗旨的第一款，“宣传自由与民主的真实价值，并要督促政府（各级的政府），切实改革经济，努力建立自由民主的社会……”，也注定是一场风险极大、胜算极小的赌博。

知道不行还要去做，往往是中国真正的知识分子。他们一般性情温和，胆略不足，但他们在维护正义的时候，就像是换了一个人。他们不肯忘记的，一是自己的价值，二是自己的良知。换句话说，成为真正的知识分子也不容易，不是所有的时代、所有的地方，都能出现真正的知识分子。如果他们妥协、退缩、变质，他们高官得坐，骏马得骑，历史可能会在迷失的日子继续迷失，一代人或两代人的时间。胡适雷震他们的意义，很大的一部分，就在这里了。

他们大概是以为自己有一定的言论自由，办起杂志以后时常触犯当局的政治禁忌。

比如，国民党加强了在青少年学生中的“党化教育”，《自由中国》就发表读者来信，提出言辞激烈的批评：“……规定学生来念的课外东西太多了……眼看着我们的子女‘戴月披星’、‘三更眠、五更起’的愁眉苦脸的抱着这些书来啃，真正的课业，反而丢在一旁……我们的教育应该是自由的教育，而不是任何一党包办的党化教育……全省的公立学校，都是用纳税人的钱来办的。教育当局和救国团不可借教育之名而行党化之实……”文章发出后，当局果然震怒，蒋介石以“不守党纪，影响国民党名誉”为由，下令开除雷震的国民党党籍。那时是1954年12月。

再举一例，1957年，在台湾党政部门坚定信心反攻大陆时，《自由中国》的一篇社论泼了好大一盆冷水，并且直接指向国民党的要害部位：

当局目前负不起“反攻大陆”的任务，并迈不开步子，使台湾岛上没有这种人才。为什么呢，因为通过几十年的政治斗争，蒋介石将近半个世纪历练出来的“国家”人才、精华斗完了。在国民党内，稍有才能的人，只要有一点不合分寸，定遭踢出于能发挥作用的位置以外；稍有雄心的人，也因不被信任而遭遇被淘汰的命运。在台湾的指导机构里，现在有的是欢呼队，鼓掌团；有的是事务科长、交际干事、文书录事、财务帐房，有原创力的思想家、有眼光的政治家、有新思想的军事家，均被排挤出局了。今日台湾政治机构的最大特色就是自己束缚自己。

在蒋介石七十大寿时，《自由中国》发了许多文章，借祝寿的名义广开言论，间接的也好，直接的也好，都让台湾当局很难接受。胡适的文章是《述艾森豪总统的两个故事给蒋总统祝寿》，以艾森豪威尔的例子，间接劝说蒋介石在执政方式、个人性格上都要有大的改进。雷震的文章是《寿总统蒋公》，直接建议他选拔继任人才，确立责任内阁制度，实施军队国家化。对于蒋介石来说，这些问题都相当敏感，并且击中了要害部位。

我看到的几篇文章介绍说，1959年至1960年，《自由中国》接连发表了很多文章，公开挑战蒋介石第三次连任总统。在蒋介石1960年3月实现了“三连任”之后，《自由中国》还发表了《蒋“总统”如何向历史交待》的社论，不肯放松对蒋介石的穷追猛打。

到了1960年9月，《自由中国》停刊，雷震被捕。他的被捕与他组建新党试图挑战国民党一党专制有关，也与他主持的《自由中国》十年的肝胆言论有关。台湾当局为雷震罗织了六项罪名：倡导反攻无望论；主张美国干涉内政；煽动军人愤恨政府；为共产党做统战宣传；挑拨本省人与大陆来台同胞间感情；鼓动人民反抗政府流血革命。

他被判了十年刑期。这是很正常的一件事情：崇尚和推行自由主义的人，愿意为此付出自己的自由。

这时候，在台湾很有影响力的胡适，也没有办法营救雷震出狱，没有办法继续出版《自由中国》。据熟悉他们的人说，胡适好像一下子老了三十岁，不久以后就去世了。

 

在不注意的时候说出谎言

几天前看到一段网络视频，二十多分钟，美语版，美国大选最后一场电视辩论。不要说美语了，英语我也不能听懂，那场辩论对于我来说只是外文一连串的发音而已。可是，那些语音给了我一种特殊的感受，像很多年前听不懂的圣诞节布道，因为语言的隔膜，显得更加生动，神秘，流畅和舒服。

那是1983年，我大学毕业回到故乡，再过几个月到了圣诞节。我不是基督徒，但我是个作家，自以为人类里面真正的作家之一，世界上所有的苦难都是我的苦难，所有的快乐都是我的快乐，从这一点来说，世界上所有的节日，都是我的节日，包括那圣诞节。那一年鞍山刚修了一个基督教堂，高大宽敞，但活动还不够正规，准备把圣诞节串到下一个星期日一起活动。好在教堂的人指给我一处朝鲜族居民区的小教堂，有圣诞节的庆祝聚会，我就到他们那里快快乐乐过节去了。那个小教堂在一间稍大一些的老房子里面，来的都是朝鲜族人，他们的布道演说完全不考虑我一个汉族人的感受，只是用他们的朝鲜族语言说个没完。那时我沉迷在一种陌生语言制造的强烈气氛里，真有点像听两位美国总统候选人的电视辩论。

不知道他们说什么，那就看他们怎样说，看年轻的奥巴马和年迈的麦凯恩怎样说。我看到，奥巴马说话的时候，两只手总在舞动；麦凯恩说话的时候，两只眼睛总在眨动。奥巴马不说话的时候，仔细听着对手的发言，时而露出很深沉很有魅力的笑容；麦凯恩不说话的时候，头脑里的思维也很繁忙，手中的笔常常记录下什么，然后又划出一些横线。二十多分钟里，从两位候选人的整体表现来看，我觉得奥巴马显得真诚和稳健，轻松和从容，麦凯恩也不错，但在注意力、记忆力和应对速度上要差了一些。看着这段视频，我想我会投给奥巴马一票。

后来读网络上的一些文章，知道恰好是我对了。在美国，数以千万计的电视观众，大约三分之一会和我一样，仅仅是因为奥巴马的表现投票给他。他们还和我一样，在收看电视辩论的时候，并没有听到和注意辩论者都在说些什么。他们很高的热情，关注一场又一场电视辩论，更多的意义是看谁的形象，更适合担任明天的总统。至于辩论者的观点和观念，先前有了足够的电视演说和巡回演说。至于新上任的总统是共和党还是民主党，在宪法和民众的制约下，并没有太大的区别。至于那两个相互竞争的党派，在他们看来，不像是对手，倒像是兄弟。

看过那段视频的第二天，受清晨梦境的启发，我忽然想到，人在出生之前，可能是一个御风而行的灵魂，满世界飘荡。这个灵魂累了，就会停下来，降生在某个地方。但无论降生哪里，也无所谓幸与不幸，只是要学习这一生的课程，并且做这一时代和这一地域的见证者。当这一世的事情都结束了，灵魂还会飘走，御风而行，满世界飘荡。

假如我出生在美国呢，我所学习的，我所见证的，就比现在更有意义么？

我想问题的时候，一般都想到这一层次为止，再想下去，就拐到岔路上去了，很可能还会陷入一些别的事情的细节。比如我很容易就想起1960年，世界上第一次举行总统候选人电视辩论的事情。假如我出生在美国呢，就会在我的儿童时代，看到1960年的电视辩论，怎样发生在肯尼迪与尼克松之间，也许还会像克林顿那样，由那次电视辩论激起了参与国家政治的愿望。

回想1960年，不仅是我，绝大多数中国人都没有看过电视。不错，中国的第一家电视台是在1958年建立的，当时叫北京电视台，后来改名为中央电视台，但电视接收机少得可怜。我的书架上有一本《中人民共和国广播电视简史》，上面说早期的北京电视台每周才播出两次，而整个北京仅仅有几十台电视接收机机。我还知道，我所在的辽宁省是1960年建立电视台的，估计辽宁的电视接收机不会比北京更多，只不过中国的电视台是执政党的舆论工具，建不建立是严肃的政治问题，有没有电视接收机是次要的技术问题。仅此而已。事实上，大多数中国人知道中国有电视台和电视机，已经是1977年以后的事情了，当清算四人帮罪行的文件传达下来，四人帮中一个成员曾经收受了别人贿赂的三台电视机，激起了大家的滔天愤怒。我所在的工厂，就有一位老工人登台声讨：我们全国的革命人民一台电视机都没有，一个电视台都看不到，他一个人就有三台电视机，看三个电视台，真是祸国殃民哪，罪行累累呀。

还有一个事实，也能看出那些人祸国殃民的后续影响：我的家里买上电视机，已经延迟到1988年，我大学毕业五年之后，因为一台十八英寸的彩电要支付我三年以上的纯收入，按比例算起来，与现在买一辆家用轿车的消费相差不远。

美国的情况和中国不同。1940年代末期，他们的电视机就普及到全国，以至于严重影响到电影的收入，逼迫电影向宽银幕、立体声，向更高级的艺术和技术发展。到了1960年，美国88%的家庭至少有一台电视机。也就在那一年，大约一亿美国人看到了肯尼迪与尼克松的电视辩论。

我在前一句话里的排名，尼克松应当在肯尼迪之前。他是在任期间的副总统，在国内国际处理过重大事件，是美国政治的核心人物，在前一阶段的竞选中，支持率远远超过了初出茅庐的参议员肯尼迪。在肯尼迪提出与他电视辩论时，世界上还没有电视辩论竞选总统的先例，退一步讲，电视还不是民主政治的重要工具，他压根不会想到因此输给自己的对手。

辩论是在那一年秋季开始的，总共四场。第一场辩论时，尼克松和肯尼迪同时出现在电视屏幕上。

尼克松，因为膝盖受伤和并发感染，在医院里躺了两个星期，出院后体重减轻，本来很合体的衬衣领子也大了半个号码。另外一个原因是没有认真化妆，脸色发暗，衣服也是灰色的，融在身后灰调子的背景里了。这些因素加在一起，显得他面色憔悴、缺少神采，他额头的汗珠也被电视的特写镜头放大，显现出狼狈不堪，几乎成了病态。虽然他的不利形象在以后的几场电视辩论得到纠正，但已经在数量庞大的电视观众那里，造成了前所未有的损害。没有人还能记住一个事实，尼克松日常的健康状况，其实比肯尼迪要好。

那一天的肯尼迪，却是另外一种样子。

他特意安排了一次以运动为主的度假，晒出一副棕褐的健康脸色，又特意穿上深色服装，在灰蒙蒙的背景上特别醒目。那一天肯尼迪精神焕发，生气勃勃、英俊年轻。看起来他与尼克松的实际年龄差距不是四岁，而是差了十四岁，以至更多。他特别注重形象上的塑造，比如他的辩论语言，有意说得简短有力，为观众制造精明强干的印象；比如他的一些细节动作，和尼克松握手时，有意把自己的手翻到上面，给观众留下掌控全局的印象。

用不了许多年，人们就会忘记那场电视辩论的内容，忘了他们在政治经验和政治魅力方面的智慧交锋，仅仅记住了电视画面上的形象。十分有趣的，是第一次辩论之后的民意调查，你认为尼克松获胜还是肯尼迪获胜，凡是从收音机里听到这场辩论的人，都说尼克松获胜，因为他的辩论语言在政敌面前占了上风；凡是从电视机里看到辩论的人，都说肯尼迪获胜，他们说对了，后来肯尼迪果然以微弱的优势当选为美国总统。

这就是电视的作用。电视这东西像一个魔镜。

电视这东西，注重风格，不注重实质。

电视这东西，在你不注意的时候，传播着谎言。如果要我写一部电视简史，可能写成一部谎言的简史。

也可能不会。有一次，一家报刊采访我的时候，问到我对这几十年电视的评价。我无可奉告，我还在电视台工作，我还想在电视台工作，真的不想说对于电视、对于电视界同行不利的话，一句也不说。

 

上帝的梦想创造了诗歌

在一篇对电视与1960年代的描述里，我随手写下一段品味人生的文字：

受清晨梦境的启发，我忽然想到，人在出生之前，很可能只是一个御风而行的灵魂，满世界飘荡。这个灵魂累了，就会停下来，降生在某个地方。但无论降生哪里，也无所谓幸与不幸，只是要学习这一生的课程，并且做这一时代和这一地域的见证者。当这一世的事情都结束了，灵魂还会飘走，御风而行，满世界飘荡。

现在想来，这种飞扬在空中的感受，把人一生一世以上的生活凝缩在一起，如果展开来写，应该是一篇很大的文章，或者是一首很长的诗篇。我在二十多年前写过诗歌，知道诗歌和音乐一样，像教堂穹顶优美的图案一样，更接近人类苦苦追求的精神世界。就在两个月前，在秋水与长天一色的季节，什么都显得美好，我对一位写诗的朋友说，上帝按照他的样子创造了人，按照他的梦想创造了诗歌。我的这句话，想必会得到诗歌界和宗教界朋友的同意。

现在想来，我在二十多年前写的最后一首诗歌叫《和散那》，取材于《圣经》里耶稣骑驴进耶路撒冷时众百姓的欢呼语，表述的是人类现代生活的困境与救赎。写完之后，我从鞍山赶到北京，请北京大学教授谢冕看了，谢冕教授的评价只有两个字：成熟。以后我就停笔了，像庄稼成熟以后不再生长。但写过诗歌和抽过大麻有一点相似之处，偶尔回想起来，心还是痒痒的。离开诗歌十多年后，我痒痒地想起艾利蒂斯，他曾经在相隔十多年后回到诗歌，写出了更好的作品。现在呢，离开诗歌二十多年了，我还会想到谁？在我的视野里，还有哪位世界级的诗人，比艾利蒂斯沉默的时间更长久？

我想到了圣琼·佩斯。

法国的圣琼·佩斯。1960年诺贝尔文学奖得主圣琼·佩斯。

他的第一部诗集《颂诗》，出版于1910年，沉默了十多年之后，在1924年发表了长诗《远征》，然后又沉默了二十年，在1944年出版了诗集《流亡》。

需要补充说明的是，上面的时间概念可能不够准确。因为中国对于圣琼·佩斯的介绍，零散又杂乱。我读到的书籍和网上评介，对以上诗集的名称和出版年月众说纷纭，他们唯一的相同之处，就是与别人介绍的绝不相同。但这样并不影响我对他的赞赏和佩服，间隔了那么多年还能写诗，还能写得很好。我想，我只能这样理解，即使在那些年月，他没有抒写他高尚和优雅的诗歌作品，也享有他高尚和优雅的诗意生活。这就很好，人已经和诗歌融合一起，像千百年来的一些中国侠士，人和剑融合一起，叫做人剑合一，行走江湖可以不带兵器。

想起中国的这个比喻，是因为圣琼·佩斯的长诗《远征》，恰好就写在中国。那时候是1916-1921年，他的年龄是29-34岁，他的第一个职业是外交官员，派驻中国使馆的秘书。中国的诗歌在中国人看来，完全是一种源自古老年代的骄傲，但遗憾的是，圣琼·佩斯读到的东西不会让他满意。他以为，整个世界倡导的诗歌精神，在中国全不适用。中国人的诗歌向来跳不出学院派的风格，没有触及诗的真正神秘根源。

他的看法对吗？或许是对的。我们从他的写作风格，可以比较出中国诗歌的不足。

他的诗在二十世纪诗坛上独树一帜，具有难得见到的大家风范。

比如，他的诗歌是清纯的诗歌，他用童年的目光看待自然万物，他一生的诗歌写作，离不开童年的印象。那些海洋以及海面的鸟群，那些海岛那些沙漠以及披甲远征的寂寞，那些被歌颂的童年的荣耀，那些俯拾皆是的人类生活的痕迹，以及而今无从追寻却又渴慕的交融与平静。

比如，他的诗歌是超越的诗歌，把圣经诗篇的美感，把古典的高远格调，把超现实主义手法，把清新流畅的描述，把晦涩艰深的形式，把韵文和散文的结合，都通过自己的悟性跨越了所有的时代，让我们很难确定他在文学中的渊源和师承。

比如，他的诗歌是开放的诗歌，以层出不穷的抒写与万物共生共幻，使万物归于怀抱，使我们复归万物。他喜欢表现人类各种各样的梦想，喜欢在旅行、远征、流亡、隔离的时空背景上，把叙事、抒情、幻象、冥思融在一处，达到史诗的壮丽和宏伟。

再比如，他的诗歌是崇高的诗歌，自然、人生、宗教以及古往今来种种事物产生的人类情感，互相交织、无穷漫射的世界文化与习俗，无处不在的宽阔想象便是他的使命。他的那些诗歌透过人类力量和幸福的双重主题，透过对物质世界和精神世界的延展开拓，提升着人的灵魂。他获得1960年度诺贝尔文学奖的理由是，那振羽凌空的气势和丰富多彩的想象，将当代升华在幻想之中。

上帝在心情好的时候，上帝在有梦想的时候，看着他创造的世界，他第一日创造的光，第二日创造的天空和水，第三日创造的大地和植物，第四日创造的日月星辰，第五日创造的天上水中的动物，第六日创造陆地上的动物和人，他的目光定然是清纯的，超越的，开放的，崇高的。所以我说，上帝在心情好的时候，用他的梦想，创造了诗歌。

圣琼·佩斯的诗歌，我读的不多。中国很少出版他的作品。

“我们的种族老了，”在一首诗里他说：“我们的脸无以为名。而时间知道许多有关人类的事物，------事物的海洋围困着我们。”“过去吧，”在一首诗里他告诉我们：“把我们留给最古老的风俗吧。愿我的话语再次先我而行！那时我们将再度唱一支人之歌，为了那些过往的人们，一支开端之歌，为了那些守望的人们。”“但是诗是超越知觉的，”在获奖演说中他提醒我们：“它凌驾一切生活方式，凌驾一切不可缺少的生活。诗人曾生活在野蛮的人类之中，他也将生活在原子时代的人类之中，因为他是人类天生的一分子。即使宗教来自于诗的需要，那也是精神的需要，透过幽雅诗篇，使得神圣火花永远存在于人类的燧石之中，-----是诗的想象依旧启示世人的高尚热忱，去寻求光。----诗人是突破我们习惯的人。”“从北京城到那座断了香火的道观，骑马需要一天的工夫。”在一封信件里他描述他在中国的生活：“它建在一座小山丘上，从这个小山丘可以俯瞰那通往西北边陲的丝绸之路。”就在那里他完成了他的《阿纳巴斯》——有人说这首诗歌就是他的长诗《远征》，有人说是《远征》的一部分。

我现在可以确定的是，在中国的那些岁月，他经常到各地旅游。一九二○年五月，被湮没的古丝绸之路，横越戈壁大沙漠的经验，促使他酝酿创作了《阿纳巴斯》，描述人类力量、战争、征服、信念的宏大叙事。对中国的山水风物的观感，也融入到他完成于那座道观里的诗篇。他给康拉德的信中曾详细描述了他在戈壁沙漠的旅行经验，并称北京是“世界天文中心，超越时空，是绝对的存在”，而紫禁城更是“美妙的抽象，是心灵最终摸索的石阵，这个世界最后的几何聚合点”。

由此看来，我欣赏和佩服圣琼·佩斯的另一个原因，是他在中国虽然只生活了五六年，但他看到和体验到的事物，可以和我在中国生活的五六十年相比。

这篇文字写到这里就该结束了，我在阅读中遇到一些很有趣味的事情，舍不得丢掉，简短地记在下面：

他是一位具有观察和预见能力的人，敏锐、深刻，甚至惊人地准确。他与当时的一位文化名流、身为中国外交总长的陆徵祥有过交往，对陆氏的评价是“在这个时期的中国政治圈，他实在是相当特别的人物，而他的道德权威来自他超然于派系斗争的独立性”，然后他说到陆氏的最后归宿，“我很容易在想象中看到他在困境或孤独中，在欧洲的修道院安度余生”，后来，作为天主教徒的陆徵祥最后远离政坛，去了异国他乡的比利时修道院做了一名修道士。

更为奇特的，圣琼·佩斯认为中国传统农村结构开始崩溃，因此有利于“社会集体主义的”滋长，“中国终会走上集体主义，非常接近教条的列宁式共产主义”。佩斯写这行文字的时候，中国的五四运动还没有发生，知识界对共产主义的初步认识还没有开始，传播列宁主义的组织还没有建立，但后来的历史发展，证实了他的预见。

董学仁文集：http://hxzq05.d68.zgsj.net/showcorpus.asp?id=17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