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传与公传——1960(中)】:渴望过我们正常的生活·人们会想起民主的好处·在不注意的时候说出谎言…… 作者:董学仁


 

【自传与公传——1960(中)】:

渴望过我们正常的生活

中国的一位先锋作家,在一篇文章谈到他的文学启蒙时代,几个人躲在北京朋友的家里,看那些内部控制的欧美电影,看到了那些中国当代文学和电影里没有的东西,比如温暖的人性,深入的感情,精美的思想。后来这几个年轻人在电影和文学等方面才华斐然,这一点儿也不奇怪,奇怪的是中国足足有几十年光景,把本民族和外民族好的文明和文化都禁止了,像塔利班一样,有那种蔑视人类文化或者是反对人类文明的犯罪嫌疑。

关于电影,我在那个时候看过斯皮尔伯格的《E·T》,当影片中那个E·T用超能力让孩子们的自行车飞上夜空,穿过明月的时候,我感到一种震撼,一种升华,近视镜片上沾到了泪水。我忘不了那个迷失在地球上的外星人,可怜巴巴的,孤独无助的样子。据说E·T的脸是按照诗人卡尔·桑德博格、科学家爱因斯坦和一只哈巴狗设计而来的,那么,他的身材又是按照什么原型设计而来的呢?

大大的肚子和脑袋,细细的手臂和双腿,还有那矮矮的个子,是按照什么原型设计而来的呢?

忽然有一天,我有了一个惊人的发现:那E·T的原型很像小时候的我。1960年我五岁了,和中国所有的孩子一样,因为常年饥饿,胳膊和腿都很细,相比起来,脑袋和肚子大的出奇。还有,一天到晚肚子没有吃饱的感觉,我脸上的神情,在我爹我妈看来,就是可怜巴巴,渴望着呵护。

那时候禁止私人种植和出售农副产品,所有能吃的东西都集中到国营商店和国营粮站里面,限额出售。鞍山地处东北,比南方好一些,但也吃不到鱼和肉类,鸡蛋也没有,一年到头就是萝卜白菜,做菜时只放几颗浑浊的盐粒,很少看得见油花。政府让科学家发明了一种人造肉,也不知道是怎样制造出来的,味道很差,偶尔弄到我们这里来卖。这样一来,大家都缺了营养,国营粮站定量卖给你的粮食又少,肚子就经常饿着,有时候睡觉都会饿醒。更要命的是,粮站里的米和面越来越少,有时一连排几天队也买不到。购粮证上每个人的定量,一个月一个月地减少,最后,吃个半饱都不够了。

我记得清清楚楚,那一年夏天,我爹找了好多熟人,又等了好多天,总算买到一桶豆腐渣,满脸无奈的拎回家里。那个桶是农村挑水的大铁皮桶,我们家里有两个,正好我们的工人住房没安装自来水,从农村搬家带来就一直用它挑水喝。

我爹虽然是附近的橡胶厂厂长,认识的人多,但他心拙口笨,从来不求人办事。那一年,我的大舅从农村捎信过来,说村子里能吃的东西都吃光了,乡下已经有饿死的了。我爹我妈一商量,赶紧把我的姥姥接到鞍山。姥姥来了,没有定量,家里的粮食更不够吃了,我爹一狠心抹下脸来,找人买了一桶豆腐渣。

姥姥生有两儿两女,我妈是她的大女儿。妈妈跟我们说过,你姥爷过去开一家杂货店铺,前后几个村子就他的生意最好。那一年快到大年三十,你姥爷叫店里的伙计出去要账,没想到伙计要账回来遇上了土匪。你姥爷一年的卖货钱全被抢走,还把店铺兑出去给打死的伙计出殡,一股急火得病死了。我妈还说,后来你姥姥也上火,两只眼睛什么都看不见了。

姥姥到了我们家,吃的比乡下饱了一些,一两个月以后,她的身体渐渐硬实起来,不用搀着也能走路。那时候工人住房里没有厕所,厕所在距离我家二百多米的地方。为了照顾姥姥晚上撒尿方便,我们又把一个水桶专门改成她的尿桶。不幸的是,1960年的那一天,我爹刚买回来的豆腐渣就在离她尿桶不远的另一个水桶里,双目失明的姥姥晚上起夜,首先摸到的是盛放豆腐渣的水桶。

第二天早上,我爹我妈一声不响地看着那桶掺进了人尿的豆腐渣,看了好大一会儿。在我的记忆里,我爹我妈这一辈子没少吵架,吵得厉害了还要摔东西,但那一天他们的脾气出奇的好,说话的声音很轻。

我妈说:扔了吧,不能吃。

我爹说:能吃,不扔。

我的二哥,三哥,还有我,跟在爹的后面,看他用房子外面的公用自来水管清洗豆腐渣。

半干半稀的豆腐渣是不能洗的,用水一洗,连少半桶都不能剩下。还是我爹有办法,先是小心地把最上面一层撇出来扔了,再把紧贴着的一层也撇出来扔了,大约扔出去两碗,再加进去一些水,轻轻搅了搅,那尿的黄颜色就看不见了。我爹对我们哥儿几个说,你们看看,能不能吃?我们挨个儿过去用鼻子闻了,豆腐渣的味道确实很香,比人造肉好了很多。

过了几天,那桶豆腐渣吃完之后,姥姥说什么也要回乡下去。她知道乡下的日子特别难熬,城里的日子好过一些,起码还能挖到蚂蚁菜,采到榆树叶,有些树的树皮也可以吃,但她就是不想住在城里了。我们家里的几个孩子,包括年龄最小的我,都非常懂事,宁可自己少吃一点也让姥姥多吃一些,还有,那桶里的豆腐渣一旦做熟了之后,尿骚味就随着腾腾热气散发出来,我们都不说什么,装作一点儿尿味都没有,吧唧吧唧吃得很香。但姥姥还是觉得这件事影响了她的尊严,不想在城里住了。

姥姥一定要走,还有没有别的原因呢?那时候鞍山有这样一句话,留宿不留饭,主人再好客拿不出粮食也没有办法。我家西面有户邻居姓梁,这一天来了位乡下亲戚,留在他们家里吃饭。梁家用一碗玉米面煮了很大一锅粥,还加了一些菜叶子,请亲戚先吃。那亲戚盛满一碗又一碗,直到把一大锅粥喝得见了底儿。接下来,梁家就用锅底剩的一点粥壳,加了一大锅水煮了,一家大小六口人喝下去。那亲戚不好意思了,他真的不知道那是一家人的晚饭啊。

我家的乡下亲戚很多,我爹家里兄弟姐妹六人,我妈家里兄弟姐妹四人,那些年很少到我们家里作客。我在三十五六岁的时候,想把家里的一些重要事情写成系列散文,但那时我爹我妈已经去世,我就计划去爹妈的老家去转一转,了解老一辈人更多的经历。想不到的是,那时候,我所有的长辈,伯父伯母,叔叔婶婶,姑姑姑父,舅舅舅妈,姨和姨父,将近二十个人,全都不在世,就像事先商量好了的一样。我的姥姥也去世了,大约是从我们家里离开几个月的光景。

死亡让人不好受。在很长的时间内,这件事情像一块恐怖的巨石压迫着我,让我以为我父系母系两个家族都缺少长寿的基因。后来还是历史让我变得聪明:他们在错误的时间生活在错误的地方,即使有一万公里长的长寿基因,往往也逃不出生命的悲剧。

他们本来就是游戏的一部分。

我最好还是忘了这件事情。我看过的许多欧美电影,都有这样格言警句般的台词,比如,“死人不过是人,和我们渴望同样的东西”。这些话让许多观众喜欢,也让我受到启示。我那些去世的长辈,真的和我们一样,渴望过我们正常的生活,要得到温饱,不要饥寒交迫;要平息灾难,不要远离幸福。

如果说这世界上还有普世渴望,这就是一种普世渴望。

所以回想起伊索的寓言,安徒生的童话,艾利蒂斯的诗歌,斯皮尔伯格的电影,往往都在表述他们理解的普世渴望。不知道你能不能看得出来,我的写作方向,也是表述我所理解的普世渴望,没有偏离。

 


人们会想起民主的好处

有些事情你忘记了,以为它们渐渐无关,淡化出你的生活。

假如你没有衰老,又不是正在写作,你可能忘记了过去的日子。但是在某些时候,你的阅读提醒了你,这世界上很多事物,都与你有深刻的关系。这时候你才想起,那些努力忘记的东西,早已渗透到灵魂,像扎进身体中的刺,没有和你分开。

我几乎是在无意间阅读到阿玛蒂亚·森的,他比较民主制度与威权政府的差别,举了一些事例,其中就有一点,当国家遇到灾难时,人们会想起民主的好处。

只要政府认真努力,饥荒并不难预防。而一个民主政府在面对选举、反对党和独立报纸的情况下,只能这样作。印度在独立之前被英国统治的时代,发生过多次饥荒。我记得印度最后一次饥荒是在一九四三年,即独立之前四年,我当时还是儿童。但在印度出现多党制和新闻自由之后,饥荒就消失了。

阿玛蒂亚·森是印度人,当然对印度被英国统治的时代没有好感。我还想到,英国人把印度次大陆当自己的领土来治理,像播种庄稼一样,让民主在不知民主为何物的疆土上生长出来,所以印度才可能用非暴力方式得到独立,才可能在独立之后建立起有些效果的民主制度。

中国呢,先前也不知民主是何方神圣或何方孽鬼,是霞光万道或妖气冲天,也是在容易接受外界影响的沿海和沿江城市,完成了民主的启蒙。到了民国时候,反对党和独立报纸都存在了,只是处理不好各军阀派系与反对党武装,没有力量实现民主选举,也就建不成完善的民主制度。但不完善的民主,终归也是民主,所以,那年月也有饥荒,但死亡人数不会比1960年前后的更多。我曾经在1998年版的汉译《剑桥中华人民共和国史》里,读到对民国时期两次大饥荒的描述:

1921—1922年的饥荒,就持续时间和地域两方面,可能是最严重的,至少使2000万贫苦农民受到煎熬,但是经过政府和私人努力部分地得到了缓和,死亡人数不超过50万。在1928年波及河南、陕西和甘肃的大饥荒中,死亡人数要多得多,超过200万。和1920—1921年的饥荒相比,更多的死亡一般归因于蒋介石北伐导致的铁路运输的中断,这实际上削弱了救济活动。

想到这里,我的身体感到一种刺痛,是叫做大饥荒的那根刺引起的,那根刺很大也很坚硬,正如一枚子弹的弹头,在我的身体里面,锈迹斑斑,边缘锐利,四处游走。

1960年的时候,鞍山是一片热火朝天的大工地。全国也是一片热火朝天的大工地。中国各省市都在考虑为可能驾临的国家最高领袖,修建豪华的别墅和宾馆,据说鞍山修建的就很有名气,只是由于最高领袖一直没有到来,那里就一直没有开放,以至于谁也见不到那里的气派。

许多鞍山人能看到的,是新修的鞍山火车站,有点仿照人民大会堂的样式,虽然不算很大,比起伪满时代留下了的小车站气派多了。车站北侧早已修了一座拱桥,有点仿照古代架设在河上的拱桥,但特别宽大和漂亮,起个好听的名字,叫虹桥。我那几个哥哥都去看过新修的火车站。二哥三哥是随着学校集体活动去参观的,大哥已经从中学毕业,自己也走过去看了。他混到站台里面,看到火车到来时的场面,感到特别振奋。

火车站是春天的时候修成的。火车都是蒸汽机车,又高大又威风,跑起路来轰轰隆隆。离火车进站还很远很远的时候,就能看到它们上面的白色烟气,飘飘荡荡地,移动在蓝色的天空里。赶上没有风的好天气,火车经过虹桥下面,白色烟气好像把虹桥都托起来了,很久都不肯放下。

那场面真叫壮观。但那时候是个穷苦年代,从火车里走出来的人和挤进火车里的人,几乎全都是一样的大包小裹,破衣烂衫,与那场面一点儿也不协调。

更不协调的是,火车站里经常传出尖利的哭声。那是运送孤儿的专列,满载着大饥荒年代的苦难儿童,每到一个城市都要停上一会儿,等着人们上车挑选愿意认养的孤儿,再一一办理了登记手续,然后轰轰隆隆地奔向下一个城市。

为什么中国有那么多孤儿?很多年里,我都忘不了这个问题,但一直没有答案。

可能是中国人的平均寿命太低?民国结束的1949年,世界上人均寿命是47岁,中国人是35岁。这里还有一种计算方式,中国人口占了世界的四分之一左右,如果去掉中国,世界的人均寿命应该达到50岁。当年的中国呀,在经历了伤亡惨重的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又经历了血腥的内部战争,人的生命不如蝼蚁,能平均活到35岁,已经不错了。

在1960年,经历了十多年的和平时期,我想中国人的寿命应该是延长了,但那些寿命的自然延长,也会被接连不断的人为灾难抵消了很大一部分。我有一个比我略长几岁的亲属,她的父亲就在那些年里去世,她的母亲再嫁生下两个孩子后也去世了,她的继父这一次结婚后不久也去世了。他们的平均寿命不会到40岁。在1960年前后,她继父后娶的继母没有自己的儿女,为人又相当善良,就到鞍山火车站认养了一个孤儿。在她的家里,继母是继父后娶的继母,三个弟弟妹妹,两个是同母异父所生,一个并没有血缘关系,但一家人非常和睦,感情深厚。那时候,这样复杂的家庭关系并不少见,可见人们的生命质量还是很低。

那几年蔓延全国的大饥荒,看起来更像是一个大量榨取人寿和成批生产孤儿的农场。比如安徽省凤阳县,过了饥荒时期之后,“据统计,1959和1960两年,共死掉60 245人,占农村人口的17.7%”,“由于人口大量死亡,出现很多独苦的老人和孤儿。据初步统计,全县现有孤老1580人,孤儿2289人”。比如广西省环江县,估计原有人口十六万人,1959和1960两年,死了五万人,“据对水源公社所死的1706人的情况调查,其中饿死的有1500多人,斗争吊打重伤致死的82人,当场斗死15人,开枪打死5人,死绝9户,无依无靠的孤儿94人”。

饥荒时期过后统计的那些孤儿,并不是用火车运到鞍山的孤儿,他们一般都在当地的孤儿院抚养长大。比如贵州省湄潭县,他们在大批量死人的“湄潭事件”后警醒过来,1960年春天就开始采取紧急措施,救助那些濒临死亡的无辜农民,“全县成立23所孤儿院,每个公社至少1所,把4735名孤儿集中在孤儿院抚养。”写作《定西孤儿院纪事》的中国作家杨显惠,1990年在一家农场兼职,遇到了定西孤儿院出来的几十个孤儿。他们给他讲了孤儿院的事情,讲了当年全家饿死的故事,让他觉得特别震惊,催生了一种写作愿望,用非虚构小说的文体描述他们的苦难。

那么,运到鞍山和各地火车站的那些孤儿,又是从哪里来的呢?这批孤儿到来的时候,全国的饥荒还在进行中,又有谁好心为他们安排了以收养为抵达地的旅行?

几年前,这批孤儿的年龄大部分超过了50岁,他们的养父母大部分已经去世,使得他们掀起了大规模的寻亲浪潮。当年落脚鞍山的孤儿们也组团南下寻亲,其中的一批就有30人。从网络上有限的线索里,他们已经猜到,他们是当年五万多“上海孤儿”的一部分,来自上海和江浙的一些城市,他们的前身,是被交送那些城市福利院的弃婴。他们还知道,他们找到亲生父母,或者找到兄弟姐妹的可能性很小,像没有任何先进工具,只凭着运气,在茫茫大海里捞一根失落的针。


 

最黑暗日子里的亮点和亮色

我的心差一点就平静下来。

1960年挨饿的情景,还在眼前浮动。我想忘记,但越想忘记就越不容易忘记,那种情景浮在眼前,摇啊,晃啊,渐渐消失的时候,胸口开始憋闷,周围空气好像抽出了氧分,呼吸就变得困难。这是我的一个习惯,好像我是一种奇怪的生物,能从空气中获得食物,大口呼吸可以填饱肚子。

我还知道,这习惯是挨饿年代留下来的。或者不是一种习惯,是思维与饥饿有关时,身体的一种本能反应。

有时候,出于我的另一种本能,也就是人性中的善良愿望,我会往好处想:当时的中国官府也会像历代官府一样,在饥荒年月放粮赈灾,或者开设粥棚,挽救民众的性命。对于封建君王社会,民众是他们的子民,如果发生大面积饥荒,君王要放粮赈灾,广设粥棚,还要下罪己诏书,向悠悠苍天述说悔意。不管是做给苍天看的,还是做给臣民看的,君王们的意识形态告诉他们,必须敬畏苍天和抚恤百姓,江山社稷才能永世稳固,才能一片繁华。

于是我想,同样的道理,那些年的中国宣传机构,把国家比作民众的母亲,也把党派比作民众的母亲,这两个母亲合二为一,当然会救助自己的子女。

我在网络上开始搜索,搜索了几天之后,果然搜到了:一位从1953年开始为共和国经营粮仓二十多年的离休官员,在他的回忆文章里说起过开设粥棚的事情。

那位离休官员的文章说:

三年困难时期,全国除新疆、西藏以外各省都有成千上万的百姓离家舍土,逃荒要饭,尤以安徽、山东、河南居多。当时的省委第一书记杨尚奎看到一些羸弱妇孺在南昌、九江沿街乞讨,心中很是恻然。他指示省民政厅长、独腿的老红军谢象晃:不论他们来自哪个省,都是中国的老百姓,不能让他们饿死在江西境内,一律要给他们饭吃。谢象晃遵照省委指示,在江西的大中城市和交通要道上开设了粥棚,每日为灾民免费提供赖以活命的米粥。据不完全统计,江西的粥棚救助的灾民达数百万人次。

读到这一段,我的心里感觉到一种温暖。

一种只有在回顾大饥荒时代才有的感动。

“不论他们来自哪个省,都是中国的老百姓,不能让他们饿死在江西境内,一律要给他们饭吃。”在当年假话、大话横行无忌的特殊年代里,在当年的官员靠假话、大话加官晋级的特殊年代,这是一种非常难得的声音,发自人的喉管,发自人的唇齿之间,也发自一个据称是文明民族的基本良知。

颠覆一个民族,必须首先颠覆它的文化。有了这样的一句话,这个民族还没有被彻底颠覆,还有重建的希望。

这个古老悠久的民族,遇到数不清的自然灾害,水涝旱蝗,等等等等,逃荒已成一种惯例。那时候开设粥棚的,不仅是拿出国库存粮的官府,还有一些富足的大户,以至于寺庙,以至于药铺,以至于乡绅,都出于慈善的意念参与其中,让民间救援与国家救援双管齐下。但这次不一样了,由国家政策引起的饥荒遍及全国,而此时此刻,乡绅被当作地主镇压了,药铺不再归个人所有,寺庙的僧侣也加入了饥饿大军,除了国家再也看不见另外一个有粮大户。民间的救援力量不复存在,只剩下国家出手相救。那些冒着被抓回去关押和打死的外省难民,一路艰辛逃到江西,依靠江西开设的粥棚存活下来。如果那位离休官员的统计数字可靠,那么,江西粥棚救助的灾民达到数百万人次,他们挽救的生命,要以万作为计量单位了,几万,十几万,或者几十万。那时候中国各省如果都允许逃荒和开设粥棚,会挽救多少中国百姓?

那位离休官员的文章,让我特别感到兴奋,其中不仅仅是江西省一个亮点,还有长江岸边的湖北省,也有一件很了不起的举动,烘托出一片亮色。

三年困难时期,全国的粮食问题十分吃紧。华中重镇武汉缺粮到了最紧张的时候,全市粮店的粮食只够销三天,居民的基本定量口粮每月都得分成几次供应。武汉钢铁厂职工在饥饿的阴影下,折腾超声波蒸食物使其体积膨大了糊弄肠胃。粮库告罄,市里已经没有存粮,各单位还在告急。情急之下,湖北省委书记王任重看到长江里有一条从重庆开往上海的过境大船,船上约有一千万斤供出口的大米。他眼睛一亮,当即决定扣船,卸下大米以应武汉之急。他也不管出口货物是一环扣一环的,这船大米务必按与外商签订的合同规定时间内运到上海港口,装上外轮,否则要罚以重金,是外汇,损失可就大了,而我国当时外汇十分紧缺。“外事无小事”,此事惊动了中央。周总理说:“要严厉查处这件事!”总书记邓小平说:“要撤王任重的职!”省长张体学以省委的名义给李先念挂电话,泪流满面地恳求:“请尽快拨一些粮食给我们。天灾人祸,人民在挨饿呀!我没做好工作,给我什么处分都没意见,只请求中央支持我们粮食!”李先念急不可待地要我:“你能不能再向江西借点粮,帮助他一下?”我立刻乘飞机到汉口,一下飞机就见到王任重亲自来接我。在去宾馆的路上,他让司机把汽车开慢点,指着大街说:“你看,所有的粮店都关了门,外地人来汉口,有钱都吃不上饭。我们向邻区告借,只得杯水车薪。万般无奈才出了‘截船’的下策,受到中央的严厉批评,我没话可说,可老百姓在饿肚子啊!”到了宾馆,我立即拨长途电话给江西,得到江西大力支持,他们同意借调三千万斤粮食给汉口,并约定当年秋后还给江西。另外我又从中央粮库调三千万斤粮食存在汉口。我告诉王任重:“这是中央的机动粮,如果你们急需时可经国务院批准借用。但要有个账,你们秋收后如数归还才行。”王任重同意了。他有了粮食,先还一船大米给上海出口,赶上了船期。

如果把这件事情拍一部电影,一定有着好莱坞喜欢的圆满结局。

上个世纪结束之前,我去过武汉。武汉是武昌、汉阳、汉口三镇的合称,那武昌在一千八百年前的东汉时代就是以武治国的昌盛之地,1880年代,张之洞修建了从卢沟桥到汉口的铁路,在武汉创办了一批居亚洲和中国之冠的近代工业化大型企业,也将武汉变成了商贸物流的国际大都市。京汉铁路上隆隆行驶的火车、长江水面上鸣响汽笛的轮船、汉阳钢铁厂高耸入云的烟囱,让人直接感受到中国社会近代转型的宏大叙事。而1911年,由武昌保路运动引发的起义,竟然颠覆了封建君王社会,截断了绵延几千年的历史。如果那时候我就知道王任重截船扣粮的事,站在前浪后浪汹涌而来的长江岸边,我还会想到,有利于民众的事情,其实也有利于国家。没有大饥荒时代解决武汉粮食危机的努力,这个具有武装斗争传统的城市,也许同样会引发一场变故,改写以后的历史进程。

不管怎么说,扣留国家出口粮食的轮船,卸下出口粮食擅自救灾,还是让我有些感动,比起许多省份许多唯唯诺诺或同流合污的官员,王任重是一条好汉。

那时候出口粮食是一件大事。我看过一部戏叫《海港》,说的就是出口粮食是一件大事。

从戏中老工人的一句唱词:大跃进把码头的面貌改,看得我热泪盈眶心花开,可以看出那是在大跃进带来大饥荒的年代,有大约五万上海孤儿运送到全国各地谋求生路的年代。那老工人也不知道是什么认知水平,什么心理神经,自己的国家有几千万人饿死了,把整个世界都拖进了人类史上的黑暗年代,还激动得热泪盈眶,笑声朗朗?

戏里的故事冲突,是国家出口粮食支援世界革命,就有不满意的人想搞破坏,往其中一袋出口粮食里悄悄加进玻璃纤维,后来那袋粮食被查出来了,想搞破坏的阶级敌人也查出来了。我看到那部戏时十五六岁,并且看了几遍,还是没有明白为什么要掺入玻璃纤维。戏中虚拟的那个反派人物,在很多年里让我不解,损了人又不利己的事情,为什么还要做呢?直到最近两三年,许多与食品质量有关的事情对我有了启发,才渐渐明白了一些。比如中国市场上的海虾,很多年里一直卖得很贵,后来价格突然降下来,我们才知海虾以前都出口给老外了,一旦外国人检测不合格退回来,它们就回到了正常的价位。这样一推理,原来在大饥荒年代向出口粮食里掺入玻璃纤维的“阶级敌人”,是想让中国粮食检验不合格再退回来,让中国人吃的粮食更多一些,或者价格更低一些。


 

要自由主义,不要自由

1960年的时候,我还是个儿童,知道什么是自由,不知道什么是自由主义。那时候所有的中国人,几乎都和儿童一样,知道什么是自由,不知道什么是自由主义。

这很自然。他们追随的政治领袖,有一篇《反对自由主义》的文章发表了几十年,把自由主义当做与政党利益对立的个人利益,压制和肃清了几十年。这种中国特色的自由主义,与世界上的自由主义思想流派是牛头不对马嘴,但已经占据了所谓中国哲学的统治地位。与大陆隔海相望的海岛台湾,还有两位著名学者懂得自由主义,一位是胡适,因为懂得自由主义派遣到美洲,还有一位是雷震,因为懂得自由主义关进了监狱。

写到这里我有点为难,是先说一说自由主义,还是先说一说胡适雷震?不管先说后说,都很难说,都很难用比较简略的叙述,把自由主义和胡适雷震说得清楚。

还是从上个世纪中国的杂志开始说起。

在知道《自由中国》之前,我以为中国最著名的杂志是《新月》。我读大学中文系的时候,因为写作关于徐志摩的毕业论文,就把大学图书馆里能找到的《新月》杂志都捧出来读了。徐志摩担任《新月》主编,但那份杂志的编辑们名气更大更响亮,比如他特别尊重的胡适、梁实秋。胡适在杂志上发表了一系列政论文章,关于民主宪政、言论自由,关于法治保障人权、和平渐进改革,以及对当时政府推行党化教育、实施一党制度的批评,在当时社会思潮中影响很大。现在看来,胡适在其中表达的,就是他的自由主义学术思想,但我在读到《新月》时的1982年,对自由主义一无所知,还不能把这些和自由主义联系起来。

自由主义是什么?

现在我理解的自由主义,是一个很大的思想体系。它的基本人权主张是上天与自然赋予人的权利,包括生命的权利、自由的权利、财产的权利;它的基本社会构想,是自由的个人组成稳定的社会,而个人自由包括财产上的自由,知识上的自由,道德观的自由;它的基本政治态度,主张在民众同意的基础上建立政府,有着开放而公平的选举,支持共和或君主立宪为架构的自由民主制度。

现在我看到的自由主义,还是一种重要的历史进化活动。可以追朔至古希腊和罗马时代平民阶级向贵族阶级争取自由,沉睡于中世纪漫长的黑暗年代,觉醒自文艺复兴时期的人文主义向国教权威的对抗,18世纪晚期成了几乎所有发达国家的主要意识形态,到了19世纪被世界广泛传播和接纳,20世纪里发展为成熟的社会管理方式。

以上这些还不是自由主义,只是我阅读之后,对大量文字的归纳整理,好像一个编辑所做的内容提要,一种未必精确但是简洁的描述。我想,如果展开来说呢,至少需要几百万字吧。胡适一生写作了多少文字,没有人数得清楚,相关到自由主义的文字,是一片相当宽阔的星空,也没有人数得清楚。雷震在狱中写下的回忆录据说有四百万字之多,自由主义的描述可能遍布其中。不幸的是这部书稿竟然被台湾政府有意焚毁,一把火哔哔啵啵地烧起来,可怜这位老先生的十年牢狱,当时没有电脑,在稿纸上写下四百万个繁体字码,该是怎样的辛苦?如果早就知道写出来的结果如此,他还会耗费那些辛苦?就在几天前,我的电脑出了故障,丢了一份几千字的稿子,让我的心情降得很低,其实那还不到雷震老先生狱中手稿的千分之一。

我知道雷震这个名字,是源于几年前我偶尔对时事的关注。在2006年3月,我读到网络上的一篇报道,说到台湾民主先驱雷震狱中手稿遭焚毁,原本雷震家属打算向台湾政府申请国家赔偿,后来几经高层人士出面协调,雷震家属同意改以成立雷震民主人权基金方式,了却雷震遗愿。在雷震民主人权基金会成立大会上,当时的台湾领导人陈水扁首次代表政府向雷震及其家属,为雷震回忆录遭焚毁一事公开道歉。

还有,那一天陈水扁比较有水准的讲话,引起了我想了解雷震的兴趣。他说,雷震是一位自由主义者,也是民族主义者,像许多知识分子一样,雷震在政治理念和民族情感之间也有过困难的挣扎与抉择,他最后选择的民主、自由、人权与宪政,把自己的民族情感置于其次。雷震曾经是中国国民党里的重要人物,为了自由民主对威权展开的抗争,更有别人所无的另一种惨烈。现在讲述这段史实,不是在为任何特定的政治立场说话,民族或族群情感是人类可贵的情操,但在如果能够学习雷震对价值顺位的抉择,民族的情感便能在我们的文化、社会和政治生活中,找到合适的位置。

雷震?

谁知道雷震?

雷震是中国浙江人,1897年出生,1923年,考取日本京都帝国大学,主修行政法与宪法。1927年后在国民党及政府中担任要职。1949年去台湾。1950年被蒋介石聘为“国策顾问”。

在去台湾之前,雷震与胡适商议过,在上海办一份杂志,完成那一代自由知识分子对自由民主理想的追求,名字也想好了,叫《自由中国》。但1949年下半年,国内战争惨烈,国民党军队节节败退,最后仓皇撤至台湾,胡适、雷震等人想在上海办刊的愿望,只能在台湾实现了。创刊时胡适已经去美国,只是名义上的发行人,雷震担任了自由中国杂志社的社长。就这样有了《自由中国》,半月刊,16开本,32个页码,创刊于1949年11月,停刊于1960年9月,十年多时间里出版了260期,已经不算少了。用胡适的话说,“一种杂志为了争取言论自由而停刊,也不失为光荣的下场……”《自由中国》办刊的十年,正是台湾从尴尬处境中艰难走出的十年。撤至台湾的国民党,忽然就认识到过去在大陆,人民上街反对国民党,是因为他们饿肚子,要求有饭吃,为了不饿死,他们会跟任何提供粮食的政党走。实行了土地改革,和平赎买再分给农民。农民获得了足够的土地,政府就获得了足够的政治支持,获得了足够的社会稳定,并在市场经济的基础上埋头苦干休养生息。从1950年开始,台湾用了二十年的时间,逐步完成由农业生产到轻工业生产的初期积累,接下来才进入重工业的发展阶段。

经济上的改革,不代表政治上的开放。在奉行“先发展、后民主”的政治管理方式的台湾,不会在那个惶恐不安、人心飘摇的特殊年代,允许自由知识分子足够的话语权。雷震他们知道,即使是仅仅贯彻胡适所拟定办刊宗旨的第一款,“宣传自由与民主的真实价值,并要督促政府(各级的政府),切实改革经济,努力建立自由民主的社会……”,也注定是一场风险极大、胜算极小的赌博。

知道不行还要去做,往往是中国真正的知识分子。他们一般性情温和,胆略不足,但他们在维护正义的时候,就像是换了一个人。他们不肯忘记的,一是自己的价值,二是自己的良知。换句话说,成为真正的知识分子也不容易,不是所有的时代、所有的地方,都能出现真正的知识分子。如果他们妥协、退缩、变质,他们高官得坐,骏马得骑,历史可能会在迷失的日子继续迷失,一代人或两代人的时间。胡适雷震他们的意义,很大的一部分,就在这里了。

他们大概是以为自己有一定的言论自由,办起杂志以后时常触犯当局的政治禁忌。

比如,国民党加强了在青少年学生中的“党化教育”,《自由中国》就发表读者来信,提出言辞激烈的批评:“……规定学生来念的课外东西太多了……眼看着我们的子女‘戴月披星’、‘三更眠、五更起’的愁眉苦脸的抱着这些书来啃,真正的课业,反而丢在一旁……我们的教育应该是自由的教育,而不是任何一党包办的党化教育……全省的公立学校,都是用纳税人的钱来办的。教育当局和救国团不可借教育之名而行党化之实……”文章发出后,当局果然震怒,蒋介石以“不守党纪,影响国民党名誉”为由,下令开除雷震的国民党党籍。那时是1954年12月。

再举一例,1957年,在台湾党政部门坚定信心反攻大陆时,《自由中国》的一篇社论泼了好大一盆冷水,并且直接指向国民党的要害部位:

当局目前负不起“反攻大陆”的任务,并迈不开步子,使台湾岛上没有这种人才。为什么呢,因为通过几十年的政治斗争,蒋介石将近半个世纪历练出来的“国家”人才、精华斗完了。在国民党内,稍有才能的人,只要有一点不合分寸,定遭踢出于能发挥作用的位置以外;稍有雄心的人,也因不被信任而遭遇被淘汰的命运。在台湾的指导机构里,现在有的是欢呼队,鼓掌团;有的是事务科长、交际干事、文书录事、财务帐房,有原创力的思想家、有眼光的政治家、有新思想的军事家,均被排挤出局了。今日台湾政治机构的最大特色就是自己束缚自己。

在蒋介石七十大寿时,《自由中国》发了许多文章,借祝寿的名义广开言论,间接的也好,直接的也好,都让台湾当局很难接受。胡适的文章是《述艾森豪总统的两个故事给蒋总统祝寿》,以艾森豪威尔的例子,间接劝说蒋介石在执政方式、个人性格上都要有大的改进。雷震的文章是《寿总统蒋公》,直接建议他选拔继任人才,确立责任内阁制度,实施军队国家化。对于蒋介石来说,这些问题都相当敏感,并且击中了要害部位。

我看到的几篇文章介绍说,1959年至1960年,《自由中国》接连发表了很多文章,公开挑战蒋介石第三次连任总统。在蒋介石1960年3月实现了“三连任”之后,《自由中国》还发表了《蒋“总统”如何向历史交待》的社论,不肯放松对蒋介石的穷追猛打。

到了1960年9月,《自由中国》停刊,雷震被捕。他的被捕与他组建新党试图挑战国民党一党专制有关,也与他主持的《自由中国》十年的肝胆言论有关。台湾当局为雷震罗织了六项罪名:倡导反攻无望论;主张美国干涉内政;煽动军人愤恨政府;为共产党做统战宣传;挑拨本省人与大陆来台同胞间感情;鼓动人民反抗政府流血革命。

他被判了十年刑期。这是很正常的一件事情:崇尚和推行自由主义的人,愿意为此付出自己的自由。

这时候,在台湾很有影响力的胡适,也没有办法营救雷震出狱,没有办法继续出版《自由中国》。据熟悉他们的人说,胡适好像一下子老了三十岁,不久以后就去世了。


 

在不注意的时候说出谎言

几天前看到一段网络视频,二十多分钟,美语版,美国大选最后一场电视辩论。不要说美语了,英语我也不能听懂,那场辩论对于我来说只是外文一连串的发音而已。可是,那些语音给了我一种特殊的感受,像很多年前听不懂的圣诞节布道,因为语言的隔膜,显得更加生动,神秘,流畅和舒服。

那是1983年,我大学毕业回到故乡,再过几个月到了圣诞节。我不是基督徒,但我是个作家,自以为人类里面真正的作家之一,世界上所有的苦难都是我的苦难,所有的快乐都是我的快乐,从这一点来说,世界上所有的节日,都是我的节日,包括那圣诞节。那一年鞍山刚修了一个基督教堂,高大宽敞,但活动还不够正规,准备把圣诞节串到下一个星期日一起活动。好在教堂的人指给我一处朝鲜族居民区的小教堂,有圣诞节的庆祝聚会,我就到他们那里快快乐乐过节去了。那个小教堂在一间稍大一些的老房子里面,来的都是朝鲜族人,他们的布道演说完全不考虑我一个汉族人的感受,只是用他们的朝鲜族语言说个没完。那时我沉迷在一种陌生语言制造的强烈气氛里,真有点像听两位美国总统候选人的电视辩论。

不知道他们说什么,那就看他们怎样说,看年轻的奥巴马和年迈的麦凯恩怎样说。我看到,奥巴马说话的时候,两只手总在舞动;麦凯恩说话的时候,两只眼睛总在眨动。奥巴马不说话的时候,仔细听着对手的发言,时而露出很深沉很有魅力的笑容;麦凯恩不说话的时候,头脑里的思维也很繁忙,手中的笔常常记录下什么,然后又划出一些横线。二十多分钟里,从两位候选人的整体表现来看,我觉得奥巴马显得真诚和稳健,轻松和从容,麦凯恩也不错,但在注意力、记忆力和应对速度上要差了一些。看着这段视频,我想我会投给奥巴马一票。

后来读网络上的一些文章,知道恰好是我对了。在美国,数以千万计的电视观众,大约三分之一会和我一样,仅仅是因为奥巴马的表现投票给他。他们还和我一样,在收看电视辩论的时候,并没有听到和注意辩论者都在说些什么。他们很高的热情,关注一场又一场电视辩论,更多的意义是看谁的形象,更适合担任明天的总统。至于辩论者的观点和观念,先前有了足够的电视演说和巡回演说。至于新上任的总统是共和党还是民主党,在宪法和民众的制约下,并没有太大的区别。至于那两个相互竞争的党派,在他们看来,不像是对手,倒像是兄弟。

看过那段视频的第二天,受清晨梦境的启发,我忽然想到,人在出生之前,可能是一个御风而行的灵魂,满世界飘荡。这个灵魂累了,就会停下来,降生在某个地方。但无论降生哪里,也无所谓幸与不幸,只是要学习这一生的课程,并且做这一时代和这一地域的见证者。当这一世的事情都结束了,灵魂还会飘走,御风而行,满世界飘荡。

假如我出生在美国呢,我所学习的,我所见证的,就比现在更有意义么?

我想问题的时候,一般都想到这一层次为止,再想下去,就拐到岔路上去了,很可能还会陷入一些别的事情的细节。比如我很容易就想起1960年,世界上第一次举行总统候选人电视辩论的事情。假如我出生在美国呢,就会在我的儿童时代,看到1960年的电视辩论,怎样发生在肯尼迪与尼克松之间,也许还会像克林顿那样,由那次电视辩论激起了参与国家政治的愿望。

回想1960年,不仅是我,绝大多数中国人都没有看过电视。不错,中国的第一家电视台是在1958年建立的,当时叫北京电视台,后来改名为中央电视台,但电视接收机少得可怜。我的书架上有一本《中人民共和国广播电视简史》,上面说早期的北京电视台每周才播出两次,而整个北京仅仅有几十台电视接收机机。我还知道,我所在的辽宁省是1960年建立电视台的,估计辽宁的电视接收机不会比北京更多,只不过中国的电视台是执政党的舆论工具,建不建立是严肃的政治问题,有没有电视接收机是次要的技术问题。仅此而已。事实上,大多数中国人知道中国有电视台和电视机,已经是1977年以后的事情了,当清算四人帮罪行的文件传达下来,四人帮中一个成员曾经收受了别人贿赂的三台电视机,激起了大家的滔天愤怒。我所在的工厂,就有一位老工人登台声讨:我们全国的革命人民一台电视机都没有,一个电视台都看不到,他一个人就有三台电视机,看三个电视台,真是祸国殃民哪,罪行累累呀。

还有一个事实,也能看出那些人祸国殃民的后续影响:我的家里买上电视机,已经延迟到1988年,我大学毕业五年之后,因为一台十八英寸的彩电要支付我三年以上的纯收入,按比例算起来,与现在买一辆家用轿车的消费相差不远。

美国的情况和中国不同。1940年代末期,他们的电视机就普及到全国,以至于严重影响到电影的收入,逼迫电影向宽银幕、立体声,向更高级的艺术和技术发展。到了1960年,美国88%的家庭至少有一台电视机。也就在那一年,大约一亿美国人看到了肯尼迪与尼克松的电视辩论。

我在前一句话里的排名,尼克松应当在肯尼迪之前。他是在任期间的副总统,在国内国际处理过重大事件,是美国政治的核心人物,在前一阶段的竞选中,支持率远远超过了初出茅庐的参议员肯尼迪。在肯尼迪提出与他电视辩论时,世界上还没有电视辩论竞选总统的先例,退一步讲,电视还不是民主政治的重要工具,他压根不会想到因此输给自己的对手。

辩论是在那一年秋季开始的,总共四场。第一场辩论时,尼克松和肯尼迪同时出现在电视屏幕上。

尼克松,因为膝盖受伤和并发感染,在医院里躺了两个星期,出院后体重减轻,本来很合体的衬衣领子也大了半个号码。另外一个原因是没有认真化妆,脸色发暗,衣服也是灰色的,融在身后灰调子的背景里了。这些因素加在一起,显得他面色憔悴、缺少神采,他额头的汗珠也被电视的特写镜头放大,显现出狼狈不堪,几乎成了病态。虽然他的不利形象在以后的几场电视辩论得到纠正,但已经在数量庞大的电视观众那里,造成了前所未有的损害。没有人还能记住一个事实,尼克松日常的健康状况,其实比肯尼迪要好。

那一天的肯尼迪,却是另外一种样子。

他特意安排了一次以运动为主的度假,晒出一副棕褐的健康脸色,又特意穿上深色服装,在灰蒙蒙的背景上特别醒目。那一天肯尼迪精神焕发,生气勃勃、英俊年轻。看起来他与尼克松的实际年龄差距不是四岁,而是差了十四岁,以至更多。他特别注重形象上的塑造,比如他的辩论语言,有意说得简短有力,为观众制造精明强干的印象;比如他的一些细节动作,和尼克松握手时,有意把自己的手翻到上面,给观众留下掌控全局的印象。

用不了许多年,人们就会忘记那场电视辩论的内容,忘了他们在政治经验和政治魅力方面的智慧交锋,仅仅记住了电视画面上的形象。十分有趣的,是第一次辩论之后的民意调查,你认为尼克松获胜还是肯尼迪获胜,凡是从收音机里听到这场辩论的人,都说尼克松获胜,因为他的辩论语言在政敌面前占了上风;凡是从电视机里看到辩论的人,都说肯尼迪获胜,他们说对了,后来肯尼迪果然以微弱的优势当选为美国总统。

这就是电视的作用。电视这东西像一个魔镜。

电视这东西,注重风格,不注重实质。

电视这东西,在你不注意的时候,传播着谎言。如果要我写一部电视简史,可能写成一部谎言的简史。

也可能不会。有一次,一家报刊采访我的时候,问到我对这几十年电视的评价。我无可奉告,我还在电视台工作,我还想在电视台工作,真的不想说对于电视、对于电视界同行不利的话,一句也不说。


 

上帝的梦想创造了诗歌

在一篇对电视与1960年代的描述里,我随手写下一段品味人生的文字:

受清晨梦境的启发,我忽然想到,人在出生之前,很可能只是一个御风而行的灵魂,满世界飘荡。这个灵魂累了,就会停下来,降生在某个地方。但无论降生哪里,也无所谓幸与不幸,只是要学习这一生的课程,并且做这一时代和这一地域的见证者。当这一世的事情都结束了,灵魂还会飘走,御风而行,满世界飘荡。

现在想来,这种飞扬在空中的感受,把人一生一世以上的生活凝缩在一起,如果展开来写,应该是一篇很大的文章,或者是一首很长的诗篇。我在二十多年前写过诗歌,知道诗歌和音乐一样,像教堂穹顶优美的图案一样,更接近人类苦苦追求的精神世界。就在两个月前,在秋水与长天一色的季节,什么都显得美好,我对一位写诗的朋友说,上帝按照他的样子创造了人,按照他的梦想创造了诗歌。我的这句话,想必会得到诗歌界和宗教界朋友的同意。

现在想来,我在二十多年前写的最后一首诗歌叫《和散那》,取材于《圣经》里耶稣骑驴进耶路撒冷时众百姓的欢呼语,表述的是人类现代生活的困境与救赎。写完之后,我从鞍山赶到北京,请北京大学教授谢冕看了,谢冕教授的评价只有两个字:成熟。以后我就停笔了,像庄稼成熟以后不再生长。但写过诗歌和抽过大麻有一点相似之处,偶尔回想起来,心还是痒痒的。离开诗歌十多年后,我痒痒地想起艾利蒂斯,他曾经在相隔十多年后回到诗歌,写出了更好的作品。现在呢,离开诗歌二十多年了,我还会想到谁?在我的视野里,还有哪位世界级的诗人,比艾利蒂斯沉默的时间更长久?

我想到了圣琼·佩斯。

法国的圣琼·佩斯。1960年诺贝尔文学奖得主圣琼·佩斯。

他的第一部诗集《颂诗》,出版于1910年,沉默了十多年之后,在1924年发表了长诗《远征》,然后又沉默了二十年,在1944年出版了诗集《流亡》。

需要补充说明的是,上面的时间概念可能不够准确。因为中国对于圣琼·佩斯的介绍,零散又杂乱。我读到的书籍和网上评介,对以上诗集的名称和出版年月众说纷纭,他们唯一的相同之处,就是与别人介绍的绝不相同。但这样并不影响我对他的赞赏和佩服,间隔了那么多年还能写诗,还能写得很好。我想,我只能这样理解,即使在那些年月,他没有抒写他高尚和优雅的诗歌作品,也享有他高尚和优雅的诗意生活。这就很好,人已经和诗歌融合一起,像千百年来的一些中国侠士,人和剑融合一起,叫做人剑合一,行走江湖可以不带兵器。

想起中国的这个比喻,是因为圣琼·佩斯的长诗《远征》,恰好就写在中国。那时候是1916-1921年,他的年龄是29-34岁,他的第一个职业是外交官员,派驻中国使馆的秘书。中国的诗歌在中国人看来,完全是一种源自古老年代的骄傲,但遗憾的是,圣琼·佩斯读到的东西不会让他满意。他以为,整个世界倡导的诗歌精神,在中国全不适用。中国人的诗歌向来跳不出学院派的风格,没有触及诗的真正神秘根源。

他的看法对吗?或许是对的。我们从他的写作风格,可以比较出中国诗歌的不足。

他的诗在二十世纪诗坛上独树一帜,具有难得见到的大家风范。

比如,他的诗歌是清纯的诗歌,他用童年的目光看待自然万物,他一生的诗歌写作,离不开童年的印象。那些海洋以及海面的鸟群,那些海岛那些沙漠以及披甲远征的寂寞,那些被歌颂的童年的荣耀,那些俯拾皆是的人类生活的痕迹,以及而今无从追寻却又渴慕的交融与平静。

比如,他的诗歌是超越的诗歌,把圣经诗篇的美感,把古典的高远格调,把超现实主义手法,把清新流畅的描述,把晦涩艰深的形式,把韵文和散文的结合,都通过自己的悟性跨越了所有的时代,让我们很难确定他在文学中的渊源和师承。

比如,他的诗歌是开放的诗歌,以层出不穷的抒写与万物共生共幻,使万物归于怀抱,使我们复归万物。他喜欢表现人类各种各样的梦想,喜欢在旅行、远征、流亡、隔离的时空背景上,把叙事、抒情、幻象、冥思融在一处,达到史诗的壮丽和宏伟。

再比如,他的诗歌是崇高的诗歌,自然、人生、宗教以及古往今来种种事物产生的人类情感,互相交织、无穷漫射的世界文化与习俗,无处不在的宽阔想象便是他的使命。他的那些诗歌透过人类力量和幸福的双重主题,透过对物质世界和精神世界的延展开拓,提升着人的灵魂。他获得1960年度诺贝尔文学奖的理由是,那振羽凌空的气势和丰富多彩的想象,将当代升华在幻想之中。

上帝在心情好的时候,上帝在有梦想的时候,看着他创造的世界,他第一日创造的光,第二日创造的天空和水,第三日创造的大地和植物,第四日创造的日月星辰,第五日创造的天上水中的动物,第六日创造陆地上的动物和人,他的目光定然是清纯的,超越的,开放的,崇高的。所以我说,上帝在心情好的时候,用他的梦想,创造了诗歌。

圣琼·佩斯的诗歌,我读的不多。中国很少出版他的作品。

“我们的种族老了,”在一首诗里他说:“我们的脸无以为名。而时间知道许多有关人类的事物,------事物的海洋围困着我们。”“过去吧,”在一首诗里他告诉我们:“把我们留给最古老的风俗吧。愿我的话语再次先我而行!那时我们将再度唱一支人之歌,为了那些过往的人们,一支开端之歌,为了那些守望的人们。”“但是诗是超越知觉的,”在获奖演说中他提醒我们:“它凌驾一切生活方式,凌驾一切不可缺少的生活。诗人曾生活在野蛮的人类之中,他也将生活在原子时代的人类之中,因为他是人类天生的一分子。即使宗教来自于诗的需要,那也是精神的需要,透过幽雅诗篇,使得神圣火花永远存在于人类的燧石之中,-----是诗的想象依旧启示世人的高尚热忱,去寻求光。----诗人是突破我们习惯的人。”“从北京城到那座断了香火的道观,骑马需要一天的工夫。”在一封信件里他描述他在中国的生活:“它建在一座小山丘上,从这个小山丘可以俯瞰那通往西北边陲的丝绸之路。”就在那里他完成了他的《阿纳巴斯》——有人说这首诗歌就是他的长诗《远征》,有人说是《远征》的一部分。

我现在可以确定的是,在中国的那些岁月,他经常到各地旅游。一九二○年五月,被湮没的古丝绸之路,横越戈壁大沙漠的经验,促使他酝酿创作了《阿纳巴斯》,描述人类力量、战争、征服、信念的宏大叙事。对中国的山水风物的观感,也融入到他完成于那座道观里的诗篇。他给康拉德的信中曾详细描述了他在戈壁沙漠的旅行经验,并称北京是“世界天文中心,超越时空,是绝对的存在”,而紫禁城更是“美妙的抽象,是心灵最终摸索的石阵,这个世界最后的几何聚合点”。

由此看来,我欣赏和佩服圣琼·佩斯的另一个原因,是他在中国虽然只生活了五六年,但他看到和体验到的事物,可以和我在中国生活的五六十年相比。

这篇文字写到这里就该结束了,我在阅读中遇到一些很有趣味的事情,舍不得丢掉,简短地记在下面:

他是一位具有观察和预见能力的人,敏锐、深刻,甚至惊人地准确。他与当时的一位文化名流、身为中国外交总长的陆徵祥有过交往,对陆氏的评价是“在这个时期的中国政治圈,他实在是相当特别的人物,而他的道德权威来自他超然于派系斗争的独立性”,然后他说到陆氏的最后归宿,“我很容易在想象中看到他在困境或孤独中,在欧洲的修道院安度余生”,后来,作为天主教徒的陆徵祥最后远离政坛,去了异国他乡的比利时修道院做了一名修道士。

更为奇特的,圣琼·佩斯认为中国传统农村结构开始崩溃,因此有利于“社会集体主义的”滋长,“中国终会走上集体主义,非常接近教条的列宁式共产主义”。佩斯写这行文字的时候,中国的五四运动还没有发生,知识界对共产主义的初步认识还没有开始,传播列宁主义的组织还没有建立,但后来的历史发展,证实了他的预见。


董学仁文集:http://hxzq05.d68.zgsj.net/showcorpus.asp?id=172

 


华夏知青网不是赢利性的网站,所刊载作品只作网友交流之用
引用时请注明作者和出处,有版权问题请与版主联系
华夏知青网:http://www.hxzq.net/
华夏知青网络工作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