辨清“和反动家庭划清界限”提法的实质

20世纪中数十年，在中国，有一种“和反动家庭划清界限”的提法与号召，造成了严重的社会后果；现在虽然已被抛弃不用，然而对这一提法的本质，还未见有深入明确的共识，因此有进一步辨析研讨的必要。

建国以后所指的“反动家庭”，主要是指“地富反坏右”，后来在文革中又增添了“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和“资产阶级反动学术权威”等等。

这种提法的错误在于：

在一个正常国家，人与人之间，应该是自由平等的关系。每个人，不管他是谁，做了好事，就应该受到肯定或褒奖，做了违法之事，就要受到批评或惩罚。“反动家庭”的提法，完全不顾个体之间的差异，混淆了是非。地主富农中有做善事之人，贫农中也有作恶之辈，那种用一刀切的阶级分析方法，来界定革命与反动，冤枉了很多好人，造成了思想混乱。

此外，它所界定的反动与否，以是否符合执政者的意志为标准的。人尽皆知的反×运动，便是一例。在50年代末整风运动中，那些提意见的人们，被视为要推翻执政党；而70年代末对绝大多数×派平反的事实告诉我们，这些当年被打为×派的人们，大都是无辜的；而在当年，他们却与“地富反坏”并列，成为了中国之反动分子的一群。

当然，我们更知道，文革中所谓“资产阶级反动学术权威”，其实多是国家的宝贵人才；至于“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中，受到残酷迫害而死者，大都是加以了莫须有的罪名。像对国家主席刘少奇的“叛徒内奸工贼”之称呼，不就是一个最典型的例证吗？

看到了这么多被冤枉的“反动分子”，再来看他们子女的遭遇吧。

在被界定的反动家庭的子女中，在工作上，受到很多限制，在政治上，要受到许多考验，方能被无产阶级队伍所接纳。最令人心惊的是，他们被教导：

要和自己那“反动家庭”划清界限！

从那时起，在中华民族的历史中，在孝道悠久的中国大地上，第一次出现了由国家层面直接干涉家庭内部事物——要求（“反动家庭”中的）每一位子女都要背叛家庭，思想上划清界限。

这种政策违背了世界文明的默契与共识——要给以每个家庭特别的关切和保护。中华民族和西方的观念和法律在此方面，颇有相通之处。《论语》中有这样一段，叶公对孔子说，他们村子里有位正直的人告发了自己的父亲——其父把他人的羊赶进了自家羊圈而未归还。孔子回答，在他的家乡，正直之人正与此相反——父亲如果偷他人家羊，儿子要隐瞒，不告发（见注解）。这种亲亲相隐的思想，汉代以后遂为了一种中国的法制原则。无独有偶，这种亲亲相隐的原则，在近代西方近现代法中，都有相同或相似的规定。如《法国刑法典》第434-6条：“向重罪之正犯或共犯本人提供住所、隐蔽场所、生活费、生活手段或其他任何逃避侦查逮捕之手段的,处3年监禁并科30万法郎罚金,下列之人不属于前述规定之列:1.重罪之正犯或共犯的直系亲属,兄弟姐妹以及这些人的配偶；2.重罪之正犯或共犯的配偶或者众所周知的同其姘居生活的人。”中国古代和世界近现代史的很多法律都强调对家庭内部关系的特别保护，甚至规定在亲人犯法时，他们都可以不去揭发，其中原因当然很多，但有一点是不容置疑的，那便是看到了父母与儿女之间的亲情——人类基本之爱的基石应倍加珍惜、不可动摇；中国的“地富反坏右”中的不少人本来就是无辜的，而他们的子女还要被号召去背叛这些无辜的亲生父母，并做种种揭发，这种作法，正与世界文明之默契、共识相背离。

“与反动家庭划清界限”之号召不顾“反动父母”之子女个人对父母的感觉，强行规定了家长的反革命的性质，这样就使他们的子女处于极大困惑和痛苦之中。按照人类的本能，每个儿女出生后受到父母的百般呵护和疼爱，因而对父母的依恋之情，是不言而喻的。我不知道，在人类历史上，有无任何国家与社会的执政，对此种人类之天然亲密宝贵情感，有过背叛和划清界限之倡导措施？母（父）爱，本为人们讴歌的永恒主题之一——可以断定，当时若无此和反动家庭划清界限的政策的出台，这些所谓“反动家庭”的子女，绝不会主动要求和含辛茹苦养育他们的父母反叛决裂的。

这种政策还规定了：“反动家庭”子女若能彻底走上背叛家庭之路，便给以出路，经过严格考验，可以入党入团，可以在政治上有光明的前途；这样，便将人类的恶的本性之发泄，开了方便之门，就给本来处于痛苦困惑的这些家庭的子女们，在情感思想挣扎中，冲破人类的底线，提供了表演的条件。当时“反动家庭”之子女们，做表面文章，敷衍韬晦者有之，断绝父子、母子关系者有之，咒骂父母者有之，对父母拳打脚踢者有之，年幼无知、盲目冲击父母者亦有之，在中华大地上演出了独特的骇人一幕。

这种政策经过了反复的宣传强化后，在当时成为了一种社会共识。大多数“反动家庭”出生的子女，在加深了对父母“反动本质”的认识之同时，认清只有共产党才是他们真正的爹娘，不断加深着对领袖和党的父母般的热爱和无限的崇拜。在中国古代，君权至上，但毕竟还讲君和父的区别，并没有因为忠君而抛弃了孝亲，因而有“忠孝不能两全”的观念；而在20世纪的几十年中，中国一部分出身“反动家庭”之子女，只能与他们的父母划清界限，投向从思想上拯救了他们的党的怀抱。

在反复无常的文革运动中，不少先前早被定为革命家庭家的子女，在瞬息间，从对革命出身的无限骄傲自豪，完成了对突变为反动家庭的背叛大逆转，演出了中华民族历史上的又一种悲剧。例如，那些数量可观的“久经考验的无产阶级革命家”和其他领导人，一夜之间，变成了党内军内的“野心家”、“阴谋家”，成了人民的敌人；这一突变，使得他们自己进退失据，更使他们的子女陷入了大困惑、大痛苦之中。按照“与反动家庭背叛”原则，他们必须要和昨天亲爱、尊敬和崇拜的革命家长划清界限，在思想上迅速转过弯来，并竭力将这些一夜之间成为反革命者的家长平素的“反动言行”，向组织上揭发汇报，向世人展现。这种政治局面的突变，引发了多少家庭内部反目的情景，出现了多少子女咒骂乃至殴打父母的丑剧？文革中这种史无前例的家庭乱象，是“与反动家庭划清界限”之实践的恶性发展，展现了人类道德底线被踏碎的惨痛画面。家庭是社会的细胞，家庭在破裂，社会在流血。这种所谓“与反动家庭划清界限”的观念之本质，也正在荒唐残酷一幕幕家庭悲剧的上演中，浮现出它的庐山真面目。

华夏民族所以延绵悠远，正以有其核心价值观在，其中以“孝道”（虽然也有自身的局限性），最为根本。孔子早就讲过：子曰：“今之孝者，是谓能养。至于犬马，皆能有养；不敬，何以别乎？”(《论语·为政篇》)意思是说：今天的所谓孝仅仅讲能够养活父母，其实，人也一样在养活狗、马。不尊敬父母，那和养狗、马有什么区别呢？孔子把赡养尊敬父母与养活牲畜对比议论，实际上就是在提醒人们要警惕自己滑向禽兽般的境地中去。欧阳修在《五代史记·晋家人传》中说：“凡物生而有知，未有不爱其父母者。使是子也，能忍而真绝其天性吁，曾禽兽之不若也”。看来古人讲孝，不只是为了发扬美德，更有一种防范沦为畜生的警惕在。而20世纪的中国，曾经兴盛数十年的“与反动家庭划清界限”之现象种种，早已冲破了做人的底线，其历程与实质，用一句“文绉绉”的话来说，便是：

泯灭于人兽之辨，竟赴于禽兽之途也！

注解:《论语·子路》中有这样一段记载：“叶公语孔子曰：‘吾党有直躬者，其父攘羊而子证之’。”孔子曰：‘吾党之直者异于是：父为子隐，子为父隐，直在其中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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