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知青往事】：胖子和我
作者：曹小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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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知青往事】：胖子和我
作者：曹小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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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知青往事】： 胖子和我 上篇 我中学同学中有一位是我的好朋友，那是1967年首都北京文化革命如火如荼之时，所谓好朋友就是能与我一起当消遥派消极抵抗革命，与红色沾不上边的人。其实胖子比我还强一点，就是她曾经是红色家庭出来的，父母都有金光闪闪共产党员招牌，只不过当时一个在游街批斗，另一个靠边站受审查。而我呢，从始至终都是不红不黑，白色地带的，因此从无失落之感，倒反而处之泰然。 我们两家祖父母阶级地位相近,我俩又都是跟着祖母，分别在南京和上海度过童年，南京是古中国六朝建都之地,又曾是国民党首府,上海是新兴资产阶级的发源地,十里洋场的地方，大概封资修色彩较浓吧，绝比不上北京的庄严正统，连中学生讲起话来念起书来都个个字正腔圆，一副领导全国潮流的势头，我们作为南方人首先在口音上就先天不足，更不要提根正苗红了。何况两家的老人革命觉悟都不高，很少给我们讲述过去的苦难，譬如资本家的残酷剥削，地主婆的歹毒心肠等等。害得我们阶级立场不太坚定，万一不小心说出一句同情黑帮的话，那可要吃不了兜着走了。在那个以阶级划分人群的年代，用毛主席的话来讲，我俩都带有非无产阶级的烙印，因此走到一起来了。 话说这个胖子，十一岁是她一生中鼎盛时光，生平最得意的照片全是那时拍下的。从十六岁到二十二岁谈恋爱时送男朋友的全是十一岁时的照片，我有凭有据，绝没有红口白牙诬陷编造。她当年男朋友之一是我哥哥的朋友，男朋友之二是我朋友的哥哥，男朋友之三是我邻居的弟弟，男朋友之四就演变成了我的哥哥。二十二岁以后我无从考查，因为她已下嫁湖北农场，她丈夫与她日夜厮守，恐怕也不需要每日端详她十一岁时的玉照了。 十一岁那年，当别的同龄女孩还是黄毛丫头一个时，胖子已出落得亭亭玉立，曲线玲珑了。丰满的胸部高挺着，当年牛仔裤尚未传入中国，她长长的腿，由于窄小而紧绷的蓝色长裤使她显得格外时髦。夏天天热她把头发盘在顶上，有一次在陶然亭停车站芭蕾舞学校前，一个大男孩问她是不是该校的学生，这成了她永志不忘的荣光。作为她的密友，我耐心地听过不止五十遍，这也是我们友谊永固的基础之一吧。要知道那时候，她刚过十五岁，已达130斤，随时向135斤冲刺了，谁还信她曾经苗条过，又没看过她十一岁时的照片。 有一次我妈妈看着她小时候的照片，赞赏地讲，“真像一个俄罗斯小姑娘。”从此她对我妈妈就又敬又爱，产生了特殊感情，简直有知遇之恩了。殊不知大部分俄罗斯小姑娘长大十有八九变成水桶，这是胖子始料不及的。 胖子情感丰富，爱唱歌且音色优美，唱起中音的爱情歌曲来抑扬顿挫，可激发听众无比的想象力。她曾是少年宫合唱团的，我是舞蹈班的，于是我们就自认是能歌善舞之辈，有点惺惺相惜的味道。在一片革命暴力喧嚣声中，我的心多么渴望那“莫斯科郊外的晚上”，我的臂膀和肢体多么向往在“新疆之春”“桔根谣”的旋律中抖颤而舞动起来。十五岁的我体重96斤，素以体态轻盈而自傲，很虚荣地认为有如此沉重的胖子同出同入，更显出苗条和优雅。她也觉得她在引亢高歌时，我在一旁为她跳舞伴歌，也挺有面子，这也是友谊永固的原因之二。 虽然在形体上我有了很大的优越感，但对胖子极有魅力带磁性的歌喉仍心存嫉妒，“要是我能有一副好嗓子，我宁可让老天减我几分容貌”，我在家中对着镜子不无遗憾地说，我两哥哥一听就乐了。他们一向以气我为乐趣，比如尽把捡来的白字先生的笑话往我头上栽脏，来练他们的嘴皮子，什么“刮（恬）不知耻”了，“台（贻）笑大方”了，“不入虎穴，马（焉）得虎子”“如火如茶（荼）”啦，都成了我的专利，他们完全是污蔑，我在中学的外号是“曹博”，一说一串成语，可得意了。那天这两位可来了劲儿，“你是蒜头鼻子，黄豆眼睛，装出一副樱桃小口，说话是南腔北调，笑起来是血盆大口，还要减几分容貌，那可惨不忍睹啦。”，直到把我气哭为止，大概怕父母回家生气，又赶快赌咒发誓哄骗我说，“不要伤心，其实你是百里挑一，真的百里挑一，要是换上古时候，我们可是要当曹国舅的。”赔礼不够，还要作物质和精神补偿，用他们每月五元的零用钱招待我。坐在前门大街酸牛奶店里，隔着玻璃窗数来来往往的女孩，这个不行，那个太差，一直数到第一百个，来证实我是百里挑一，直到我破涕而笑。 无论他们如何花言巧语，我还是为眼睛没有电影演员王小棠那么大而伤心好大一阵子，逢人从不敢大笑，深怕露出血盆大口。遇见胖子再仔细端详，说实在的，她的五官拆下来看都很漂亮，柳叶般弯弯的眉毛，大大的眼睛，鼻子很趣致，嘴唇略嫌厚重，透出掩饰不住的热情。唯一可安慰的是，我们共同熟悉和尊敬的一位师长曾经这样形容我俩，画她的人很精心，眉是眉，眼是眼，美中不足的是下笔重了些，而画我的艺术家虽不注意细节，但精心地为我添上一笔神韵，于是我成了一个光采照人妩媚柔和的小姑娘。二十年来每当对镜端详、自我欣赏之际，别的都不记得了，只有这最后两句话鼓舞我到如今，时时想起就振奋不已。 一九六九年以后我们各自上山下乡，从那时起直到她结婚，几年来耳闻目睹她一次次坠入情网，我们对生命对人生对事业开始有不同见解，但友情却依旧。我喜欢她的热情与冲动，这也是我的个性，但对她多少有点玩世不恭的态度却不敢苟同。我喜欢她的贫嘴薄舌，欣赏她的油腔滑调，佩服她的大胆率直，敢于追求声色感官的享受，对任何略献殷勤的男孩她都耿耿入怀，津津乐道，窃喜在心，声张在外。而我却小心在意，决不愿拈花惹草，在十六、七岁的少女年华，深受中国古典文学和十八、十九世纪西方文艺影响，再兼苏联革命小说的熏陶，竟然怀抱着那么多浪漫情操，对友谊爱情怀抱柏拉图式的幻想。我记得十五岁时和一位大我一辈的老师的对话，为什么古今中外都有“红颜薄命”一说，老师讲漂亮的女孩遇到的诱惑比较多，而年轻时的见识都比较浅，容易判断错误，而一失足成千古恨。美丽是天赋的，是极少数人的特权，而智慧则伴随终身，两者具备才是真正的运气，我当时就树定宗旨，红颜决不薄命。 我家三兄妹各有一群自己的朋友，都是在校的大中学校学生，停学在家。在那精神和物质都极为贫乏的年代，我们让思想翱翔在自由的天空，编织着各自的梦。在那触及灵魂的革命中，人们被逼着违莫如深各自筑起心灵的高墙，所幸我们在极小的范围内，拥有几个可讲心里话的朋友。现在想来，我何其幸运，那一个处在风雨飘摇中的简陋的家，竟是我们安静和平，不受外界风暴侵扰的港湾。父母当时还很年轻，和我们没有什么代沟，这些大小朋友来我家也没拘束。我们谈论书籍，咏诗吟唱，指点江山，激扬文字，抒发着自己对社会人生爱情友谊前途的忧虑期待和幻想。我们不相信文革会无止无尽，诚心诚意地相信我们总有一天，凭着自己的才能和努力，会迈入大学之门，找到自己的位置。有一阵子，我们似乎处在旋风的中心，任凭四周雷雨交加，这个中心却异常平静。 青春年少，二八年华，我们身边当然围着不少男孩。胖子曾问我，为何岿然不动，未被丘比特神箭射中。当时我年少气盛，竟然答曰“曾经沧海难为水，除却巫山不是云”。其实沧海巫山离我们那一代人何其遥远，我们是贫血惨白、狂热无知、生不逢时的一代，比不了上一代人的开明，比不了下一代人的开放。上辈的中国人，少数人毕竟还有自由烂漫的土壤，而我们在赤日烧烤的盐碱地上挣扎，就更渴望清泉甘露的滋润。我喜欢牡丹亭的烂漫色彩；迷恋红楼梦的美妙诗词；酷爱越剧的缠绵唱腔。我时常沉醉于白朗宁夫人的十四行情诗里，浸染在普希金笔下塔吉亚娜的感伤中，也激奋在居里夫人不懈追求的精神中。我爸爸怕我随便对哪位追求的小伙子动了心，写诗提醒我“他年若遂凌云志，岂无凤求凰。”如果我兴高采烈告诉家人，我收到几封几封情书，我妈妈会唱出革命样板京剧“八大金刚、无名鼠辈都不值一谈。”我两哥哥就更损了，好像谁都配不上他们的妹妹，这个是歪瓜劣枣，那个是獐头鼠目，这种气氛下，我想爱上一个男孩都不容易。我告诉胖子，我就是不爱唯唯喏喏的芸芸众生，我爱陆游辛弃疾的豪气干云，我爱“仰手接飞猱，俯身散马蹄”的少年英雄。胖子睁大了眼睛惊叹道“你真是孤高自傲，你喜欢的人现实生活中没有，你就在书里找去吧！”我用诗来回答自己： “好心的女友们, 我宁可守候着感情，象守财奴守候着珍宝， 于是，我矜持，她洒脱，我们仍是好友，在我众多的女朋友中，象胖子这样洒脱的并不多，她洒脱到如此地步，一次革命大串联（免费乘火车汽车全国旅游），在拥挤的河南车站，人群拥挤不堪，“X你妈，X你妈”的骂声不绝，胖子奋勇从窗户里挤上火车，被车下的河南红卫兵群起而攻之，自然又是一声一声的国骂围剿，胖子圆睁杏眼，桃面生辉，从车窗里伸出脑袋石破天惊来一句，“X你爸！”，一阵阵哄笑声中火车徐徐开动了，几十个声音回响在河南小镇火车站上，“那你就吃亏了，哈哈哈，哈哈哈。”类似的英雌壮举还可列出不少，都是绘声绘色连说带比划告诉我的，虽然这种脏话打死我我也说不出口来，但却感到在那种场合那种地点对那班人真是再还找不出更确切有力的语言来回骂。 她比我先去农村插队，三个月以后可能混火车逃回来，（当时十分流行，知青没钱就不买车票，混车回家，也曰跳车。在火车进站前跳下，可避免买票。我兵团一“战友”因此腿部负伤住院，其父接电报急急前来，也因同一原因同一伤势被送进同一医院，“有其父必有其子”，一时传为兵团笑料。跳车也得要技巧，必须膽大心細﹐面部表情要鎮定自若﹐在火车缓缓进站时还要距人群二百米处方能安全行动，欲速则不达﹐或有被當場誣陷和扭送法办的可能性。胖子父母比较有钱，可能寄钱给她买票，年代久远，尚未考查。如與事實有出入，絕非有意誹謗，只是作了大膽假設。）她父母仍在政治审查阶段，时刻盼望早日重戴上乌纱帽，且为人正派，怎能容忍这么个反叛女儿惹是生非，立即勒令她写检查—批判资产阶级早恋观，（文革中的无产阶级是很少恋爱的，有八大樣板戲為證，有哪位角色是花前月下的。）并限她一周内回去。她当时初陷情网，男朋友是在我家认识的，我哥哥從小的 好朋友，军乐团吹黑管的小军人。于是她珠泪涟涟，向我和盘托出秘密恋爱史，赢得我无限同情，竟然同意假扮她男友的女朋友一道去车站送她，李代桃僵，以掩人耳目。在她父母严峻的目光审视和教导中，我目睹她泪洒北京火车站失魂落魄离别一幕。 半年之后，她循正当方式，也就是用父母寄去的火车票回京探亲。为了表示对我的感激，把她妈妈刚送给她的一条崭新時髦的尼龍“的确良”长裤半价卖掉，（十四元购入还带着牌价，倒卖成七元），请我在王府井东风市场二楼大吃一顿。我记得她一口气吃掉二十二个小笼包子，算是对山西省屯留縣插队的愤然报复。我问她此举是否有点败家子行为，她马上辩解她父母根本不懂人间疾苦，天天吃农村的小米饭，害得她体重已达一百三四十斤，好歹也挤不进这条裤子了，不卖白不卖。我当时还算京城中人，对她的疾苦表示同情，我倆当场賽着背颂陈毅将军咏长征的長诗，“叹缺粮，三月肉不尝，冬吃杨梅夏剥笋，捉蛇二更长…”。几个月以后，我成为光荣的军垦战士驻守边疆，现役军人连长为考验我们是否进入战备状态，要随时上前线和苏联打战，曾让我们每日吃糠窝头，外加十五个土豆的忆苦饭，长达十天之久，直到我们头发晕，眼发花，每日呕黄水，那时我才体会到别说半价出售衣物，就是拿我的草绿军大衣换几个鸡蛋我也干。 当我流落在内蒙荒原上时，一个大雪纷飞的冬天接到她一封长信。一般情况下她只写三五行字，还要文诌诌地表明，由于篇幅的限制，就不多写了云云，剩下大半张白纸让你哭笑不得。就如同初中一年纪考作文时，她老和同桌男生打情骂俏，没作复习准备，文思枯竭，无话可写，就发明出“．．．．．．＂的结尾，似乎一脑子的深奥思想尽在不言中,并美其名曰“发人深思”。语文老师识破其粗劣伎俩，判为五十九分（六十分及格），并以此教育全班同学引以为戒。这次洋洋洒洒五大篇纸长信，倒是一篇优秀作文，声情并茂，信中坦白她又坠入情网了，这次被她拉下水的是我的亲人。 一年后在北京见面时，我们又少不了互相挖苦揶抑，胖子总是说“就冲你我也不敢嫁到你家来，有你这样的小姑压着，我可永无翻身之日了。”我马上反抗，“得了罢，把你请进来，将来还有我立锥之地嘛！”“干脆我们交换，你娶我弟弟好啦，他一米七八，一表人材。”“去你的，你弟弟比我还小三岁，你知道，对比我小的男孩我看都不看的。”她也不顾我们是在拥挤不堪的公共汽车上，竟然提高声调八度，“看你这么挑剔，非挑到三十岁不可！”惹得车上乘客刷地一片回头，把我气得脸一阵红一阵白，恨不得当场跳下车去。 后来我们的嘴战就逐步升级了，她称我曹熙凤，我称她赵姨娘，在戏闹嘲弄中，我们居然忘记了肩负的伟大使命。什么“人类的解放”，“国家的命运”都拋到九霄云外去了。不过在那么压抑的年代，我倒宁可自由逍遥些，再不自我寻求点儿乐趣，还不得活活闷死。 说起改名，六六年文革初起，趋革命风潮者争相改名换姓，“向阳”“卫东”“继红”一时铺满神州大地，班上倒是有人提出几个立竿见影的好名字，如“崔（催）革命”，“戴红旗”等，立即受到全班欢呼拥戴，也不管姓崔姓戴者同意与否，半正经半开玩笑地就叫开了。我姓曹，好像没人动过我的脑筋，所以一直保持坐不改名，立不换姓。 短暂聚会后，我们又各奔东西，转眼又是几度春秋，其中多少生活的波折与仿惶等待的无奈，希望的火苗不断被冰水浇灭，我的理想主义被现实撞得粉碎，我在愛情上的幼稚和高傲在那個年代很難找到知音，我憎恨平庸﹐可年年月月在平庸中碌碌無為﹐蹉跎歲月﹐這時才體會到什麼是心比天高﹐命比紙薄﹐我也不得不常常怀疑自己的盲目乐观，为青春的迅速流逝而心慌。终于在二十六、七岁那年，范进中举似地成了文革后首届经考试入学的大学生。那是鲤鱼跳龙门的運氣，那是脱胎换骨的重生，那是鐵道游擊隊員扒上最後一節車廂的驚喜﹐雖然沒有“青春作伴好還鄉”的體驗﹐卻是“漫卷诗书喜欲狂”，至今和七七届考上大学的知青同学聊起来，还能分享那年入学的兴奋和幸福﹐那是命運的分水岭，是一生的转折点。 一天，教室门外一男生大叫“曹小莉，你妈妈找你来了。”我出门一看原来是胖子，两人都大笑不止，这时这糊涂兼八百度近视忘戴眼镜的老夫子（三十出头才考进来的老高中生。）走近一端详也知闹了笑话，连忙道歉，“你们有点像，我还以为…”，胖子此时已是三岁小孩他娘了，宽宏大度，处变不惊，笑容满面地说“看我们长得像是不是，我是她妈妈的妹妹。”害得人家还得殷勤弥补过错，半信半疑连声说，“您好，阿姨，那我就先走了。”我们真要笑弯了腰。 正当我俩叽叽喳喳你一言我一语之际，我班上一高个男生路过，叽哩咕噜用英语和我说了几分钟话（那天刚好是美国教授规定的Speak only English day），胖子望着他的背影，学着外国电影里英国老太太的口吻“多么英俊，多么有性格。”然后又转身对我说“喝！抖起来了，连中国话都不说了，专门口吐洋文。”我刚要反唇相讥，突然默然无语，这“口吐洋文”的代价是多少个枯寂的日子，多少个勤奋的夜晚，难道我要向她显示吗？在她走马灯似地换男朋友时，我如醉如痴地迷上了英文，这美妙的文字给我带来了一个新的天地，为我开启了一个新的视野，通过英语读物《雾都孤儿》《双城记》《荒野的呼唤》《汤姆索耶历险记》，我走进了不同风光的异国土地，通过英语歌曲《友谊地久天长》《红河村》《多年以前》《夏日最后的一朵玫瑰》，我领略了不同旋律的友谊和爱情。读中学，上大学，疯狂地恋爱，忘情地享受青春，对我们这一代，本应是顺理成章的事，我们不是“国家的栋梁，人民的财富”吗？我们不是“生在新社会，长在红旗下”吗？为什么我们却失学失业，被驱赶到四面八方。在内蒙古的荒原上，在黄河边的盐碱地上，我有时随身携带的收音机里传出莫斯科电台优美的进行曲“我们祖国多么辽阔广大，她有无数田野和森林，我们没有见过别的国家，可以这样自由呼吸。”可现实生活中，可供我们选择的天地是如此窄小，收音机里也常传出一首大红大紫的“社会主义就是好！就是好！就是好！”的歌，没音没调，强词夺理，令人听着听着就哑然失笑。为什么这么多有才干的同学朋友没有机会深造，甚至一大半人还在遥远的边疆和农村苦苦煎熬。我眼前的胖子，也应当有权利去深造，当教师，作演员。十二年的时光，怎么就这样可怕地一晃过去了。报纸上批判的那些中外文学和歌曲，怎么就这么让人回味和感动。我心中充滿後怕﹐如果我沒有機會上大學﹐我又作不到胖子這樣的隨遇而安﹐我翱翔天際的夢想將把我帶到哪裡﹖惡夢醒來是清晨﹐但我的真愛在哪裡能尋找到﹖“不求金堂玉馬登高第﹐只願高山流水遇知音。”我喜欢越剧，每当唱起黛玉的这段咏叹调，我的泪水就会夺眶而出。茫茫人海我的知音何在﹖我的胖子﹐她活得多麼輕鬆。 我们既然无缘当姑嫂，还是有缘当朋友的。当年她在北京险些当我嫂子的事又成了玩笑的话题。“谢天谢地，神灵保佑”我对她讲，“亏得还算有惊无险，有惊无险呵。”也是命运的捉弄，七十年代初她从山西农村转战到湖北工厂，数度回北京探亲，（全仗她父母提供盘缠）北京这边她是海誓山盟，信誓旦旦，连邻居北方老太太拄着拐杖都颤巍巍地问“这胖姑娘是不是准备在你家落草，这么清大早的，一网兜一网兜地拎着菜上门。”胖子也曾戏言，“你家大公子二公子懒得要命，我不买菜，帮他们作顿饭，他们可能早活活饿死了！”当时我父母下放，我去边疆，北京家中就留守这难兄难弟，难兄的女朋友是一位名运动员，全国网球亚军，前途无量，当得知她仰慕的清华大学生即将被贬到河南农场，立即心猿意马，犹豫不决了。难兄在给女友的信中说“在命运的航船上，我需要风雨同舟的伴侣，这种一经风浪就畏缩的同路人，这种世俗的男女之情俯拾即是，我毫不顾惜。”他給我內蒙的贈詩中寫道﹕“京華西望起微塵﹐躍馬河原樹已春。我今又辭鄉關去﹐茫茫江海奮此身。”不久我家真如古诗所叹，“一夜乡心五处同”。难弟独守空门，亏得胖子心地好，常来照应照应，下一步，自然就是交换信物，矢言男不婚，女不嫁，海枯石烂不变心等等一套。 北京虽好，已不是下乡知青的久恋之家，胖子一年在北京赖上十天半月还是得回去上班，恋情全靠书信传达。在湖北那边厢机器台前，她和一位上海知青久而久之﹑耳鬓厮磨也磨出了感情，至少男方是痴情汉一个，当沸沸扬扬传出胖子在北京早已私定终身，时逢那一年春节她又在京城探亲磨蹭不归，急得这位老实的上海人失魂落魄，假也不请，工作服也不换，买了一张船票，顺长江水而上去了武汉，准备追到北京来。被工厂领导派人尾随至武汉车站劝回。据云该青年当时神情恍惚，面如死灰，大有殉情之志。胖子一回工厂，党支部书记和团小组长纷纷找她谈话，晓以大义，嚴正警告她 不可伤害别人感情。甚至有义愤填膺女同事指出，她若不嫁此工人出身的团支部书记的上海人就是玩弄阶级兄弟情感，在那年代可是非同小可，于是在群众雪亮眼睛监督下，胖子不得不回归（对此字眼见仁见智，至少北京人方面不以为然）上海人怀抱。 北京情人也目睹与权衡了她五度正式恋爱经过，（短暂而小型恋爱史不算）。虽然对她的性格很喜欢，对她的容貌与歌声也有很高评价，也很怀念聚散匆匆间的一段缠绵，但中国是中国，总不能学普希金在情场上决斗，何况还隔着黄河长江，何况天涯何处无芳草，何况胖子虽风流但不自信、善良却软弱动摇，多情深情却也滥情，而且猜疑心太重，身边不能缺男孩子，容易误人误己，一痛决裂也未尝不是好事。于是套用一句湖北唱腔“没有眼泪也没有悲伤，只有仇恨满胸膛。”这桩公案就此了结了。 那边很快就张灯结彩，她丈夫显然人缘很好，政治面貌端正（个人面貌不详，胖子从不肯出示相片，属中央极度保密级），在上级党组织热情关怀和广大革命群众协助下赢得美人归。胖子二十二岁那年就找到归宿，实现了她十七岁时对我讲的愿望，“女孩子二十二岁结婚最合适。”这在当时禁欲的年代算是早婚早恋。 回首前尘往事，胖子和我感慨万千，如今和这么一位大胖嫂走在校园里，真有说不完的话。这时我才发现四年农村插队，八年工厂生涯，真把她磨练出来了，她的嘴皮子更利索了，简直可拜相声演员马季为兄。她的语言能力很强，学什么像什么。一会儿上海小瘪三，一会儿京油子，卫嘴子，一会儿山西老西儿，一会儿湖北九头鸟，尤其堪称一绝的是她的嗓子，这十几年来无所事事，每日就是哼哼唱唱，练得炉火纯青，什么外国民歌二百首，革命歌曲大家唱，样板京剧，河北梆子，山西坠子，湖南花鼓灯，黄色街头小调，国际歌，马赛曲，從激昂高調到靡靡之音﹐无一不精，无一不晓，而且以二十七岁之老身，频频向我倚老卖老。 自从一九七八年最后一次见面，我们失去联系，一晃儿我到加拿大都好多年了，也不知胖子今日在何方，作何职业，弄啥名堂。偶尔和远在夏威夷多伦多的老友通电话，零零星星得到她一点消息，好像是转回了北京，据说口舌还是那么利索，我们当年的小朋友罗兰，如今在北美最具实力微軟公司任重要职务，每年在北美亚洲之间飞来飞去，锋头压过她那当大学教授的美国丈夫，胖子在北京见面劈头盖脸就来一句，“老实交代﹐你现在有几个情夫了？”殊不知留学外国的莘莘学子寒窗苦读，真是认认真真读书，清清白白做人，才赢得异国土地上的成功。我对罗兰戏言，等我到了北京，一定找到胖子，为她报仇。 今天是除夕之夜，温哥华大雪纷飞，我的思绪也如片片雪花，故园的温馨突然浮上心头。我知道，在那漫漫人海中，有我多少失散了的友朋，有一天，我要把他们一一找到。胖子，你今日在何方？如果三十年前没有这场文化大革命，胖子是一定会上音乐学院的，今天可能在大剧场里演唱，或是在某学院学校教声乐，，她的音色和摹仿能力都上乘，但现在呢，她在哪里？是否在改革浪潮的金风钱雨中捞了一把，当上公司经理什幺的；或是风流习性未改，成了某个中年成功个体商人的地下情妇；或是离婚再嫁什么的。无论出现什么变化，在我看来都不会惊奇，记得多年前她就坦白告诉我，世界上有的女人，无论经过多少恋爱婚姻，最后一见到她初恋的人，就会拋夫弃子，和第一个恋人出走，当然这么深奥的哲理她是在俄罗斯和法兰西的文化中获得的，并举出多个美丽的女主角为例来证实这种常见现象，我当场就骂她是胡说八道，用情不专，可是人各有志，人各有路，不知她会不会再遇第一次恋爱的军乐团小军人，情场再泛风波。或许又碰上第二次恋爱的那个李小二或是王老三，风闻他已和中苏混血儿的妻子离异，胖子会不会和他再擦出火花？也许胖子早就没有这许浪漫情怀，说不定在北京拥挤的人流中，她提着小菜篮，排着长队买带鱼小青虾，回家哄丈夫孩子呢。 总之，胖子就是胖子，她极具个性和特色，是文革年代革命风暴间歇中的一个尤物。此时我的眼前又浮现出她十一岁时的相片，系着大蝴蝶结，发辫盘在头顶，身体曲线玲珑，一双明亮的眸子，天真无邪地注视着右前方，鲜艳的红领巾系在胸前，简直是花儿朵朵中小演员的姿态。俄罗斯小姑娘，胖子，让我永远把你想像成十一岁时的模样吧，只有那时，你的心灵才是无尘的，一如你明亮的双眸，在那以后，我们都或多或少蒙上了时代的灰尘，掺上了太多的杂质。何年何日，我们能再见呢？你可知道，在遥远的加拿大漫天的大雪中，我在思念着你，思念着我们激情的青春岁月。你在何方？你在何方？ 1994年冬加拿大温哥华
一九九六年三月的一天，坐在加航温哥华至北京的班机上，从航空小姐如夜莺般婉转的英语广播中，得知飞机正穿越俄罗斯上空，我知道离北京不太远了，心情不由自主地激动起来。中国，阔别十二年了；北京，你将是什么样子呢？我一手搂着儿子，把脸贴在他的头发上，就像我抱着才满周岁的他那时一样，泪水盈眶。那时的泪水是为第一次离开父母，充满离情别绪而流，我随夫携子移民加拿大，是为憧憬未来憧憬人生新的一页而流，那时没有任何的感伤，而今天，为什么泪水泊泊而下，我不是不止一遍地告诉别人，我已经不再思乡，中国已离我远去，甚至他乡明月胜故乡，我写下并实践着这样的诗行： 象婴儿长大成人， 可是，记忆深处的黄土地啊，此刻你用排山倒海之势向我袭来，带着儿时的温暖，带着亲朋故友的音容笑貌，带着师长的教诲和情谊，带着邻居院中几百串雪白槐花的清香，向我袭来，袭来，近乡情更怯，我盼望快点见到你，手表滴答滴答地响着，一分一秒向北京逼近。 丈夫苏阿冠博士代表加拿大一著名公司去北京谈判科技转让，我和儿子也沾光下榻在五星级酒店。希尔顿酒店富丽堂皇的大厅里灯烛辉煌，身着紫色带金线条的服务生彬彬有礼，帮我们推着行李。大厅一角的钢琴上，一位年轻女郎正在弹奏着古典乐曲，轻柔的乐声弥漫在空气中。酒吧间有萨克斯吹奏着荡人心弦的世界名曲。各国商人、贵宾、旅游者川流不息，谈笑风生，宾至如归。服务员都像是挑选出来的俊男美女，个个面带春风，绝没有过去西单王府井柜台上的一付付冰冷面孔，更没有七十年代或八十年代初友谊商店、国际俱乐部、新僑饭店门外守卫那一张张克格勃嘴脸，把国人和外宾、港澳同胞和海外华侨分为三六九等。我一下飞机就深刻地感到人们精神上的一种变化，一种北京人流露出的自豪感。街上三月的寒风夹着风沙一如既往，行人时髦皮装和厚重棉袄夹杂，人们的穿着和神态比过去优雅多了，时时遇到装束讲究，仪表出众的中国男女，如鹤立鸡群般出现在人群中。久违的故乡，你那苍劲的北方风貌如今混合了不少南国风情，甚至异国风味。 豪华的餐厅中西合璧，只见笑语喧哗，杯盏交晃，三位穿着旗袍身段苗条的少女怀抱琵琶，在细竹编织的屏风后为宴饮者助兴。穿着绸缎衣褂的侍者高端着阿拉斯加通红发亮的大龙虾和高脚酒杯，昂头在餐桌间走来走去。考究烫金的餐谱以中文英文日文赫然印着天文般的数字。一盘名贵的鱼开价3600人民币，一盘燕窝鸡茸汤500元，常见菜式如酱爆肉丁，滑溜鱼片也是180到250元一盘。再精打细算挑选，三口人吃一餐下来也要上千元，相当于我十四年前在京当大学老师一年半工资的总和。环顾四周，餐饮者半数是国内人，面不改色，名菜名酒，谈笑风生，何其大度，何其气派，看来全是豪富。我们拿加拿大工资的真要甘拜下风，尽管加拿大公司招待我们，一家三口费用全免，也不能把纳重税之后的钱财在这里挥霍。邻桌的名牌洋酒起码上千元一瓶，吃喝者举杯豪饮，我不禁自问，这是北京吗？ 餐后沿着宽达四米的大理石台阶拾级而下，走进一家意大利高级精品店。做工精湛的皮鞋、皮包、皮衣标价几千几万元，一条精美的男式镶金皮带标价8000人民币，记得不久前游玩意大利，罗马、佛罗伦萨、威尼斯的高级商店，面对全世界的观光客，也少见卖这么贵的皮带。洋货抬这么高，岂不太长他人志气？售货小姐对我的浅薄并没有加以讪笑，而是如数家珍地告诉我，“买得起我们东西的人还都是国内人，也有几个香港台湾人，总之全是华人，几乎没有老外买。”语气之自豪，令我想起一九四九年毛主席在天安门上的宣告，那抑扬顿挫的湖南口音“中国人民站起来了！”小姐看我没有掏钱的意思，就一径走开，对着光可鉴人的大理石墙壁加添口红去了，我被一种莫名其妙的豪情所感染，怀疑地自问，这是北京吗？ 从下榻的十五层高楼向下看，宽阔的供多辆汽车平行奔驰的马路四通八达，立交桥此起彼伏，高楼林立，霓虹灯交相辉映。“亮马桥”这地方过去连听都没听过，也许小时候随学校秋天来这儿帮农民收过大白菜吧。脑中浮现出阡陌纵横的农田，冒着炊烟的农家村落，果实累累的红枣树，穿着破烂衣服到处乱跑的小孩，眼前却是燕莎商城，凯平斯基大酒店的巨大招牌，我不禁自问，这是北京吗？ 梦境中无数遍出现过的街道商店，此时已面目全非。温哥华城市平静发展如一湾清水，一步一脚印，一切有规例可循，大部分人只要努力勤俭，生活肯定欣欣向荣，天天向上，没有暴发心理，也从不用担心突来风暴，大起大落，待久了自然变得内心平和，与世无争。我一踏入国门就惊叹京城的变化，恍如隔世，真是山中方七日，世上几千年。当年的小学中学大学朋友们，已劳燕分飞，各自建功立业，和他们基本失去了联系。我下车伊始，就在北京乱转，好奇心切，走遍大街小巷，一不小心把脚拧了，住的希尔顿大饭店把我当外国人收费，求医索价六百美元，我情急生智，挥手叫上一辆出租车，由一位老朋友陪同，去了本地一家好医院，用地道京片子获得与国人平等待遇，花了五十人民币，一小时内拍了片，拿了药，医嘱休息两天就好，医疗效率之高，令加拿大医院汗颜。我躺在饭店打电话。拐了七道梁，八道沟，才找到在某大学图书馆工作的胖子电话。 “你猜我是谁？” “哼，烧成灰我也知道你是谁，还是那么娇滴滴的。”一隔快二十年，亏得她还有这好耳力，立刻就接上了，好像昨天才分手一样。 “我可刚到北京就找你来了，别这么酸好不好。”“先告诉我，你从哪儿飞来，是大英帝国，还是美利坚合众国。”“都不是，枫叶飘扬的国度。”“不在那儿待着大家拿，到这儿凑什么热闹？”喝，她信息还很灵，“你也知道加拿大是大家拿的好地方？”“看我们北京建设得好，你想回来捞一把。”“我是身在海外，心向祖国，你看，归心似箭，这不飞回来了吗。”“哼，心向祖国，谁相信，你嫁给一个不讲中文的丈夫，罗兰老公是美国佬，小枚夫君是欧洲人，大地娶个外族姑娘，你们怎么回事，个个都想叛国投敌是不是？” “这可是你的偏见了。记得那首歌吗，‘迎着晨风，迎着阳光，爬山涉水到边疆，伟大祖国天高地广，中华儿女志在四方。’我们四方飘散，就是为中华民族开拓疆界，我丈夫是第五代华裔科学家，还虔诚地回来寻根，我们一见钟情，两人都可敬可爱；罗兰老公是崇尚中国文化的美国教授，他们和亲为我们国家缔结民间桥梁，可歌可赞；小枚夫君是勤学好进欧洲小伙子，小两口三载同窗，双双拿下博士学位，可喜可贺；大地爱上美丽娇小的越南姑娘，是记得毛主席语录‘共饮一江水，同志加兄弟。’古时候还有昭君出塞，汉蒙和亲，还有文成公主嫁松赞干布，藏汉联姻。怎么，你有反对意见呀。”“好啦好啦，说不过你。你们海外兵团都有理。中国越南打过战你知不知道？”“历尽劫波兄弟在，相逢一笑泯恩仇。再说国家恩怨挡不住儿女情长，人家在美国谈的恋爱，没那么多政治干挠。” 我们的好朋友罗兰和小枚也和我约好在故乡北京聚会，她俩的妈妈是我们最敬爱的中学班主任，一九八七年孙老师去世后，罗兰在夏威夷，我在温哥华，我们在电话中通话三小时，开始竟相对抽泣二十分钟之久说不出话来。文革期间，北京育才学校曾是少男少女疯狂猖獗之地，这所寄宿制学校大部分学生是中央首长，高级干部，外交人员子女，在血统论的鼓吹下，许多温文尔雅的中学生突然意识到他们是天子脚下的金童玉女，又突然变成特权阶级的联动红卫兵，又突然变成黑帮走资派的狗崽子，校园内风浪滚滚，孙老师的家成了唯一令我们感到温暖感到安全的地方。无论是干部子女，知识分子子女，工农子女，都喜欢在她家玩。师生情谊，亦师亦友亦母，她的三个孩子比我们小，就围在旁边听我们又说又笑，视我们为大姐姐。 “嘿，九年前孙老师逝世，你为什么不赶回来。你一向是老师得意弟子，就你一人在外。”“我熬了好几夜，边写边哭，寄去两首长诗。” “别虚情假意了，诗有什么用！一不能当药治病，二不能当饭吃。我就比你实际，老师生病时吃了我送去的蛋糕多么实惠，你那假惺惺的诗对病人没用。我要有笔才，我就写一篇论文，短评“诗篇与蛋糕”对疾病的作用。在一个人病入膏肓之时，究竟是诗有用，还是蛋糕有用。” 我急忙抗议，“嘿、嘿、嘿，你蛋糕固然好，可也别贬我的诗呀。” “你严重脱离社会，当我们劳苦大众需要面包时，你在吟诗作赋。” “你看看，你要早生三十年，去了延安，肯定当上文化打手。再说你别污蔑我们的老师，好像要等着吃你的什么蛋糕面包。” “两首破诗，几滴眼泪，能比得上莫斯科餐厅雕花奶油大蛋糕吗？” “当你的蛋糕化为粪土时，我的诗就常留人间了，它寄托哀思，怀念友情，穿越大半个地球，飞递到北京，记下对老师永恒的怀念和尊敬。” 最后我们同意诗篇和蛋糕都是有益身心的，这才结束了嘴战。 “孙老师临终前还夸奖我，说胖子的心还是蛮善良的。”她又得意了。 我提醒她当年的一桩桩善良往事。停课闹革命时我们无所事事，常在孙老师家玩。一天她风风火火地找罗兰，一进门就嚷嚷“这狗日的罗兰到哪儿去了？”“罗兰妈妈是孙老师，你别胡说八道。”我记得赶快提醒她。当场弄得我们敬爱的老师感叹不已，倾尽心血教出来的孩子就这样口不择言，十几岁的漂亮小姑娘就这么粗口连连，在校园里，动不动就听到“你他妈的这个，你他妈的那个”，把个文明礼仪之邦的中国文化搞成这样，真是世风日下。胖子的姨妈是我们学校的教导主任，她的妈妈还是区教育局局长，是被斗死的前北京学者市长邓拓欣赏的德才兼备的知识分子干部。满口大道理，口若悬河的姐妹俩就教育出这样的后代，真令一位愿桃李满天下，视培育英才为己任的中学教师产生极大的迷惘。 文革前我所在学校的学生是以德智体全面发展为荣，充满理想主义色彩而闻名于市的，学校一九三七年创办于延安，当时被称为马背上的摇篮。一进校门，我们就经常被提醒这是培养未来外交家，医生，工程师，艺术家，科学家，诗人的红色摇篮，师资都是最好的人才。学校占地八十七亩，二三百年高大挺拔的苍松翠柏，辉映着古代的汉白玉观耕台，男生宿舍和图书馆是古代的宫殿，红墙黄瓦；女生住的三院四院是男生禁地，丁香花槐花玉兰吐着芬芳。这曾是明清两代的皇家园林－先农坛。我在海外多年，常在梦中走进校园，还常在小树丛中找来找去，找那一间映在绿树中的音乐教室，听那风琴伴奏的童声。 一九六六年那个春夏之交，一夜之间，天一下子就塌下来了。我们的美丽理想，高贵情怀一下子成了小资产阶级情调，学校成了修正主义温床，学生中产生了贵族和贱民，老师们成了罪魁祸首。那年夏天，北京外语学院附中的红卫兵联合几家中学，扬言要去芭蕾舞学校，砸断崇拜大、洋、古、学芭蕾学生的腿，因为舞蹈学校的人对“老子英雄儿好汉，老子反动儿混蛋”的口号提出异议，据说他们百分之百是资产阶级家庭出身，幸好被陈毅元帅挡住了。我们被指定去外院附中看大字报观摩学习他们的革命小将精神，我问路时习惯地说了一声谢谢，“他妈的还谢谢呢，哪儿来的？”“还不是他妈的育才的，说话那么娇气，小资味这么浓”我听到身后两女孩对我的议论。也是在同一时期，有一位两年前从育才小学毕业的男生到我们班上来传经送宝，据说他看不惯母校死气沉沉，缺乏革命气息，特地来吹火鼓气。他和我同年级的好多人是从幼儿园起就一起长大的。他穿着褪色的宽大的黄军衣，我们在教室前坐了一圈，听他的狂热鼓动，还好，认识他的有些同学不太看得起他，背后形容他披着军装却像黄鼠狼，他爸爸只不过是个军人，没什么文化。谁想到几个月后，他率领的红卫兵在他的学校北京男六中犯下了轰动全国的血腥暴行，活活打死老师，工友和同学，用滚开的水浇在一位被毒打的老工友的头上，使他在极其痛苦中死去，又追捕一位出身不好的同学，硬把他从躲藏之处抓到学校，当众凌辱至死。他的名字叫朱支前，如果他当年从小学考上初中，还在原校上学，他将是我同班或同级学生，那历史将改写，遭殃的将是我们中学的校长老师，很可能就得死几个人。一九六七年，北京男六中对全市开放，让大家了解参观批判联动红卫兵的暴行，血衣血迹血腥血红，令人不寒而栗。 我们的话题天马行空，横跨三十年。胖子当年即使在落魄的时候，也一阵阵地表现出干部子弟的优越感，我们当时也为此争执不休，她说我倾心个人奋斗，我说那叫自强不息，不像你随波逐流，你有当局长和院长的父母给你垫底，没有人为我铺上玫瑰花的道路，我也没有后门和靠山，还有海外关系，只能靠自己。 我俩尚未见面，电话里就一通炮轰，还是我先挂免战牌。“胖子，快来看我，我好可怜，找你们找得好苦，小石子儿绊了我一跟斗，困守宾馆，打电话就打了三小时。”“很不幸啊，我得坚守革命岗位，不上班扣工资，谁养我呀。” “胖子，别太不地道，十几年没见，摆什么谱，赶快请假来看我，晚了我就飞走喽，再见不知猴年马月，相见不相识喽” “哎哟，我的曹小姐哟，您躺着说话不腰疼啊，俺请不起假呀，扣不起工资呀”她一副山东老大娘口吻，“不瞒您说，俺家里都揭不开锅啦，全指着这点儿工资活命呢” “别胡说八道了，这月工资我给你补上，快叫一辆出租车，一分钟也别耽搁，为了区区小钱，把老朋友都忘了，真是见利忘义。” “让您外国人掏钱，那俺不成亡国奴了吗？那怎么行，我们再穷也得有志气，有国格，有自尊，有自爱。。。”我知道她可找着机会练嘴了。 十分钟之后，电话铃又响起，胖子已到了希尔顿。 “大小姐，下来吧，我在大门口恭候”“快上来呀，哎哟，我的脚肿，连鞋子都套不上，你要我摔死呀！” “还是你下来吧，这儿是华人与狗不得入内”她是成心要看我落魄，她知道我是多么注意形象，她要看我一瘸一拐，这个浑蛋胖子。 等我带着伤脚冲下去，在气度非凡的酒店大堂里相拥相抱时，那一刻方知三十年友情的分量。 那以后胖子也不管家里揭不揭开锅了，也不管她丈夫儿子开不开锅了，更不管她家到底有锅没锅了，天天一早就堵我在酒店，恨不得天天和我厮混在一起，就像中学时逍遥岁月一样，只不过现在是两人都有家有业，又在地球两端过着廻然不同的生活，各自有了廻然不同的人生经历，但仍有着谈不完的话题和往事。我丈夫要参加中加两方科技谈判会议，我就带着儿子和她北海划船，王府井购物，在三里屯挤在外国人堆里逛市，几天后就了解到当地的变化和老百姓的市价。蜜橘，香蕉、哈密瓜、菠萝甚至西瓜、草莓都能在初春的北京买到。鲜鱼活蹦乱跳，蒜苗、青韭、菠菜青翠欲滴，只是几元或十几元一斤，用加元兑换六倍之后，更感到物廉价美。但相对于国内收入，物价却相当昂贵，而且星级饭店的要价简直是宰外国游客，北京变化之大，令人乍舌。 这天早晨她突然卖起乖来了，告诉我她不能来看我了，因为自从曹小莉到了北京，她妈妈非常忧虑，非常担心，非常紧张，几夜失眠。。。。 “怎么啦，怕我这海外来客把你拉下资产阶级泥坑，可你都四十老几的啦，又那么重，我拉得动吗？” “嘿，你不知道，她要我有充分的精神准备。”“这么如临大敌，我不过是你三十年前的小朋友而已。”我故作惊讶。 “我妈妈也是爱女心切，可以理解的嘛。她说第一小莉可能比你年轻，第二小莉可能比你漂亮，第三小莉可能比你有钱，你要有心理准备，不要比，心中产生不平衡。现在我心中不太平衡，不敢来了。” 我知道她最善于假传圣旨，夸大其词。“你妈妈不会谈那些身外之物，我最幸运的是找到我的真爱，我的丈夫，我的儿子，我的父母、家庭是我一生的幸福和骄傲。她还说什么啦，阿姨是我敬重的长辈之一，这全是你编造出来的。” “她说我应该不卑不亢，不要自惭形愧。”“嘿，你什么时候卑过？我看你这辈子是太亢了点。” “她让我不要信口开河。”“对，你要内外有别，提高警惕，以免泄露国家机密。” “她说我应该说话有理有节，不说不利于祖国人民的话。” “当然啦，你要注意华侨政策，团结海内外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最大限度地打击一小撮别有用心的不友好人士。” “她说我应该保持国家尊严，礼尚往来。”“行了行了，你再说我可真成了假洋鬼子，你倒成了外交部代言人了。” “得了得了，那是我瞎编的，我妈妈请你来玩。我阿姨也想见见她当年就欣赏的好学生。” 我回到母校与班上同学聚会，唯独胖子不肯来，真是大煞风景，她的理由是她太胖，不宜见人。自一九六九年各自上山下乡之后，这是第一次全班聚会，突然意识到古诗的意境“昔日君未婚，儿女忽成行。”当然谁都没有成行的儿女，大家叽叽喳喳起来发现所有人都和小时候一样，好像我们这一代人的青春永远定格在那个特定的时代，我们的心理好像长不大，因为文革知识青年是一个特定的名词，那个时代剥夺了我们正常生活的轨道，绝大部分人要用十几年的时间来走入常轨，所以很难觉得自己突然成了父母辈的人。 大学同学联系上的寥寥无几，文革后第一届的英语专业学生大多出了国，忙里偷闲只找到两位。一男同学A，在北京中外合资律师行当翻译，前几年在联合国欧洲总部当同声翻译，事业发展得很不错。上大学前是煤炭工人，在矿井下偷听美国之音学英语，险些被送进大牢。电话中听他诉说婚姻不顺，正在闹离婚，我心直口快，脱口而出，“一九八零年你们就要离婚，现在是一九九六年，抗日战争也就八年，你们怎么一打就十六年？”他垂头丧气曰“那个早离了，这是第二任，比我小十六岁，谈不来。当初我在联合国工作，何等风光，她死活缠上来，现在看上大款了，嫌我没钱，没本事了。”这位仁兄人很憨厚，但其貌是差了点，我们女生当年也不大厚道，叫他Fat man，他不但不恼，索性自封一个“冯德曼”的号，据他考查，这名字有点西班牙骑士之风。我九五年在瑞士日内瓦联合国总部参观，心血来潮找北京派来的翻译冯先生，害得华洋职员在花名册里翻找半天，也找不到姓冯的人。 “你真是贵人多忘事。”“岁月久远，记忆模糊，这叫真到假时假是真。”我真是在离开日内瓦，坐在驶往巴黎隆隆的火车声中才想起他真正的名字，惹得我丈夫和儿子大笑不止。 另一位女同学B，曾到美国留学，专攻服装设计，现在回国大显身手，引进欧美时装，向女士小姐传授着装艺术，在京城小有名气。一九七七年冬天首届高考，我和她碰巧在同一考场，在寒冷的教室作着命运的拼搏。我记得小巧玲珑的她坐在我右前方，互不相识的我们，在考场摇铃时互递了一个会心的微笑，彼此对对方都有深刻印象。“同是天涯沦落人，相逢何必曾相识。” 后来成了同一学院英语系的同学，她曾在街道服装厂作了十年缝衣工，善剪裁，会打扮，穿戴很新颖，人也聪明漂亮热情，功课也好，是个人才。相隔十四年后，她已有了两个混血孩子，要不是事先得知她嫁给一老外，我可能会问错话。她赴美留学前所嫁的丈夫是地道炎黄子孙，中国驻外某大使的儿子。她那连大学门都没入的前夫，春风得意新郎官，在大家面前大谈美国人多么苯，多么傻，斗智绝斗不过中国人。虽说英语不会几句，却大有一出国门就可拿几个PHD，赚个二三百万美元的气概。 北京城里会侃的小伙子有的是，一个个“可上九天揽月，可下五洋捉鳖。”我记得班上有几个寒窗苦读的男同学，听着他的高论不发一言，也大有一丝怀疑他这小子眼高手低的意味，他配得上这么出众漂亮的妻子吗？ B一口流利的英语，常飞到欧洲美洲大洋洲作生意，住在二百平方米的高级公寓里，俨然是京城翘楚，向我这孤陋寡闻的海外来客补上一课。“北京的房价比纽约还贵，有的是人买得起。现在是人人经商，人人下海。” 临行前，我约几个小学童年伙伴在一起吃饭，全是小时候唱歌跳舞或以后舞文弄墨一辈，三请四邀胖子就是不来，其实大部分我的好友她都认识，说是怕毁了众美图。“你的朋友都是美女，我不敢来呀”“可你是歌星呀，大家都翘首以盼呢。”她拒绝见人的理由有一堆。“不能来呀，人太胖，见不得人啦”“不能来呀，人太丑，影响市容呀。”“不能来呀，人太穷，得先脱贫后治装，以后再见吧”“不能来呀，我丈夫不允许我出来，我是小媳妇一个，听话的很呀。”“不能来呀，我得陪儿子读书，他要考重点中学重点大学呀。”所以，尽管她早调回北京，身居闹市，见到她的老同学老朋友是寥寥无几，不知她如今何模样。 我们认识的人竟然有英年早逝的，不胜唏嘘，她又开上玩笑了，“我家那位也不来个英年早逝，我也想嫁个博士洋人的，加入你们海外兵团。”翻着我的影集，她指着一位老者“这十有八九是个老教授，嫁他也不错。”“胡说什么，那是我伯伯，七旬老人，发妻还在，儿孙满堂，你眼力挺准，倒是个教授。啊，你想占我便宜。”我想起有篇文章形容老三届（文革时的在校中学生）和小三届（文革时的小学生）以及六八式（六十年代出生，八十年代成年的人）恋爱观的区别。姑且听之，不必顶真。 老三届可能八年和一个姑娘谈恋爱。 看起来，我们的胖子还是带着时代的烙印，毕竟从七十年代中期到现在，和那个上海小青年携手跨入二十年的婚姻，不翻船，不迷航，真是难能可贵。没有哪一代的中国人会象我们这批文革中失学的中学生分化的这么厉害，命运真把我们抛向四面八方，甚至世界的各个角落。不过有一点是我始终坚信的，一份耕耘，一分收获，天生我才必有用，梅花香自苦寒来。 胖子当然少不得打听打听当年私定终生的曹家二公子境况。我告诉她此人一九八八年移民加国，一登大洋彼岸，就晋身洗碗大军，骑驴找马，如今苦尽甘来，枫叶国里好公民，所谓“五子登科”，妻子，儿子，车子，房子等一应俱全，而且入境随俗，更名为RICHARD，胖子同声翻译功夫了得，马上要我转告理查德先生，当年信物是一个绿色小邮筒，她五岁时上海奶奶给她的世袭玩具，她希望完璧归赵，以慰她九十岁奶奶老怀，我听着没什么逻辑，就故作正经含糊答应下来。我也顺便问问，当年理查德把我外婆从日本带回国的家传红宝石送给她，如今宝石在何方，她大言不惭地回答：“早卖了，那年头，没人识货。”我告诉她，今天我可想重金赎回，你白白丧失了发财好机会。 临行之前，胖子送我一叠相片，其中有她儿子艺术像两帧，小伙子一表人才，喜欢练功，筋骨发达，我揣入怀中，告诉她等过上几年，待理查德女儿及屛之年，我再掏出作个良媒，以续其父母未竟之姻缘。不过那时我那沾染鬼妹性格的侄女会不会觉得这个摩登姑姑怎么突然变得如此老套，如此不合时宜，如此婆婆妈妈，如此封建迷信，竟敢企图、试图、图谋包办婚姻，我俩笑得腰都弯了。 胖子，但愿我们永远是朋友，你在北京，我在温哥华，我没忘九六年临别戏言：“曹小莉，你小子要是敢发表有关我的文章，我。。。” “你，你要怎么样？” “稿费有我一份。” “哦，吓我一跳，以为你要暗杀我呢。没问题，一言为定。” 但是这年头，谁给我稿费呀，谁还看这种东西呀。我写了十张纸，扔在抽屉里十几年，对不起，胖子，你要等我稿费，等到驴年马月去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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