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俞自由辞世想到的
作者：网中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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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俞自由辞世想到的
作者：网中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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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俞自由辞世想到的 俞自由这个名字，在我插队落户期间就曾经听到过，也记住了。因为那个年代里把“自由、平等、博爱”一类字眼放在自己名字中的不多，文革“破四旧”的时候把这类“封资修”内容逐出名字的为数不少。所以当知青中出现一个以“自由”命名的先进人物时，就过目不忘了。我记得第一次看到这个名字是在上海市革委上山下乡办公室（乡办）编印的《下乡上山》上，它不定期出版，或16开，或32开，或厚或薄，没有定规。 在上山下乡的大潮退却、消停之后，几乎没有人再提起这个名字。八十年代初，我成家后听小姨子说，她曾经在安徽蒙城插队，与俞自由认识。再往后，这个名字似乎到了九霄云外。新世纪之初，我曾经在“上海知青网”上邂逅俞自由，那是她写的《相知永恒》，主题是她与赵国屏一起下乡又历经艰辛的爱情故事。 没有想到，2010-3-31在网上得知俞自由因患癌症于3-29晚与世长辞。有一篇《悼念俞自由》（作者刘晓航）引起我的注意。刘是一位研究知青史的老知青。他在悼念文章中说： ——俞自由的一生是奋斗的一生，无论是在知青时代，还是在后知青时代，她都是时代的弄潮儿，从来不向强权低头。她有远大理想，又脚踏实地，她是优秀的知青领头人，在她的心中永远装着父老乡亲。俞自由是中国知青的杰出代表之一，这个口碑不是官方授予她的，这是她一生的奋斗和人格魅力获得来自民间的广泛的尊敬与认定，她的一生是一座丰碑。 这样的说法是不大看到的，更引人注目的是这样的话： ——我早在1973年就知道俞自由了，她是上海知青的样板，她的事迹刊登在当时各大报纸上，我一直在想，如果文革不结束，知青上山下乡运动仍然继续下去，以俞自由为代表的蒙城上海知青群体将是实现毛泽东乌托邦理想，以先进的城市文明改造贫困落后的中国农村的一支最富生气的力量。他们有理想有知识，而且全部是依靠踏实苦干，来联系、影响广大农民，与农村腐朽落后势力作斗争，带领他们走致富之路。 紧接着，刘晓航又说了一件鲜为人知的事： ——我一直以为俞自由群体可能是当时国务院知青办或上海市革委会树立的一面旗帜。前几年，我从上海知青网浏览了蒙城知青的许多文章，特别是俞自由写的《相知永恒》深深地感动了我，才知道她在担任蒙城县委副书记后，在当时的路线教育中由于坚持原则，弘扬正气，打击了农村干部队伍中的歪风邪气，获得广大农民群众的拥护。一大批上海知青担任了蒙城县各级各部门的领导干部，这在当时全国也是绝无仅有的。但是在文革结束后，他们却遭到地方势力的打击迫害，饱受冤屈。一直到上海女知青郑永辉（此时已经是蒙城公安局干部）自杀，才引起上海市政府的知青慰问团的重视，当时的安徽省委书记万里收到国务院批转的上海市100多位干部的联名上书，才止住了蒙城县把运动矛头指向上海知青的错误做法。 我重新找到俞自由写的《相知永恒》，其中对这件事情只有简单的几句话。 ——1977年，上海知青在安徽竟成为审查的重点，我被“停止工作，等待审查”，国屏被免去了大队书记的职务，当时，他才干了1年半。……县城里贴出了让人无法卒读的污蔑我也诬蔑他的大字报。县委书记迫于压力，一次次连哄带劝让我写检查。我写了一份只能称作“辩护”的“检查”，当然是不能通过的。于是，我就拒绝写检查。……我在经历了大起大落后，调任天长县任副县长。 刘晓航就俞自由及蒙城知青的遭遇一事追溯缘由，继续写道： ——自1971年后，一大批上海知青被推上蒙城县各级领导岗位，并非国务院知青办和上海市委的安排，而是当时支左的6408部队以后担任安徽省委领导的策略，这些军队干部也是外来者，他们对经过大跃进，“三年自然灾害”和文革前的“四清运动”折腾的安徽农村和基层干部队伍是有些了解的，所以想利用来自上海，代表先进的城市文化的知青为改造和建设安徽的新农村发挥积极作用。留下有待后人研究的一段极为厚重的历史。 这的确是一段值得研究、值得回味的知青史。迄今为止的知青史研究中，似乎只有刘晓航有所提及，但不知道他研究得如何。 以俞自由为代表的知青1971以后在蒙城的“大有作为”，似乎并没有引起高层的注意，与五六十年代树立起来的如日中天的邢燕子、侯隽、董加耕等“大有作为”的典型个人不可同日而语；“一大批上海知青担任了蒙城县各级各部门的领导干部，这在当时全国也是绝无仅有的”，就是这样也没有得到知青“输出地”上海太多的重视与宣扬；即使是在安徽，知青当年对俞自由及蒙城有所耳闻，但蒙城的做法并没有得到发扬和推广。如果到1700万知青中作民意调查，知道俞自由及蒙城的几乎接近于零。 这是为什么？不是说“广阔天地、大有作为”吗？俞自由及蒙城的知青从1971年就开始“大有作为”了，为什么那么多年即便是1977年之前也无人关心？更谈不上发扬光大、宣传推广了。这是属于当年领导层决策层的考虑范畴。 换一个层次。俞自由及蒙城的情况的确是相当特殊的。其中有一个不可忽视的原因——当时支左的6408部队担任安徽省委领导，这些军队干部也是外来者，他们对安徽农村和基层干部队伍是有些了解的，所以想利用来自上海的知青为改造和建设安徽的新农村发挥积极作用。 这个说法如果并非主观臆测，那么问题是，这样的思路与做法究竟能否行得通？内因是事物变化的根据，外因是事物变化的条件。依靠外来力量进行“大换班”，往往是难以持续有效的，古话说“强龙斗不过地头蛇”就是这个意思。更何况，1968-12-21的最高指示中说的是知识青年到农村去接受再教育。因此，作为被再教育的知青在一两年之后迅即登上各级领导岗位，能站得住脚吗？且不说那些确实存在问题而又抵制改变的势力了。 再换一个角度。蒙城的上海知青“在当时的路线教育中由于坚持原则，弘扬正气，打击了农村干部队伍中的歪风邪气，获得广大农民群众的拥护。”问题恰恰在“当时的路线教育”，是为了彻底贯彻执行当时的中央方针政策，那么它果真是合乎时代潮流的吗？ 退一万步说，农村和基层的确存在诸多亟待解决的问题，如何解决？至今还没有一个有效的好办法、好机制。对三四十年前的知青们也不应该苛求，毕竟是处于那么一个历史大环境中。但是，也大可不必大张旗鼓地宣扬拔高了。“践行乌托邦理想”（刘晓航语）毕竟以反思和汲取教训为主。 近年来，有人尤其是曾经的知青，把上山下乡的动机、缘由、目的扩大到“塑造一代革命新人”、“消灭三大差别”等等美丽的辞藻、时代的光环，现在看来更是太一厢情愿了。千百万知青的真实历程已经并且越来越映射出历史的真实，这是单纯的文件档案没有涵盖也掩饰不了的历史真相。 一个知青走了，留下了一段值得研究、值得回味的历史。 2010-04-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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