深切悼念俞自由，她是中国知青杰出代表之一
作者：刘晓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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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切悼念俞自由，她是中国知青杰出代表之一
作者：刘晓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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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切悼念俞自由，她是中国知青杰出代表之一 3月29日夜和30日上午，我分别接到王曼影和叶儿村长发来的短信，告诉我深受广大知青尊敬的蒙城上海知青俞自由于29日晚8时13分逝世。 对她的逝世，我深感悲痛，自去年春天，她被确诊为癌症以来，在病榻上与病魔作了近一年的顽强的搏斗，在这个多雨的春天里，她终于离开了我们。此刻，她的亲人们，特别是“与子执手一辈子”的赵国屏先生，还有蒙城知青和蒙城的父老乡亲一定沉浸在无限的悲痛中。我在千里之外只能希望他们能节哀顺便，让我们用万朵素花为她送行。俞自由的一生是奋斗的一生，无论是在知青时代，还是在后知青时代，她都是时代的弄潮儿，从来不向强权低头，。她有远大理想，又脚踏实地，她是优秀的知青领头人，在她的心中永远装着父老乡亲。俞自由是中国知青的杰出代表之一，这个口碑不是官方授予她的，这是她一生的奋斗和人格魅力获得来自民间的广泛的尊敬与认定，她的一生是一座丰碑。 两年前，我从上海知青网了解到以俞自由为代表的蒙城上海知青与众不同的上山下乡经历。这是多年来，我对全国各地知青上山下乡历史研究，一个非常不同的群体，特别是对俞自由的经历产生了兴趣，很想采访她。但是，在那一段时间，她在海外讲学。2009年8月在黑河遇到蒙城知青联谊会秘书长朱正刚，与他约定，11月，我来上海崇明岛参加第三届知青文化节，一定去采访俞自由。11月20日，在深秋的寒雨中，我到达上海。住下后，9点半钟，蒙城知青联谊会副会长陈嘉林开车来接我，去桂平路小区看望俞自由赵国屏夫妇。去年我从上海交通大学万漫影处获得一本《回望蒙城》，深为在蒙城插队的上海知青在农村阶级斗争，生产斗争和科学实验三大革命中发挥作用的事迹所感动，其中陈嘉林写的《回忆与思考》具有比较深刻的反思，给我留下较深的印象。他在蒙城曾经担任公社党委副书记，返城后在市劳动局工作，以后下海创办了一家工程公司，业务做得很大。 我早在1973年就知道俞自由了，她是上海知青的样板，她的事迹刊登在当时各大报纸上，我一直在想，如果文革不结束，知青上山下乡运动仍然继续下去，以俞自由为代表的蒙城上海知青群体将是实现毛泽东乌托邦理想，以先进的城市文明改造贫困落后的中国农村的一支最富生气的力量。他们有理想有知识，而且全部是依靠踏实苦干，来联系，影响广大农民，与农村腐朽落后势力作斗争，带领他们走致富之路。我一直以为俞自由群体可能是当时国务院知青办或上海市革委会树立的一面旗帜。前几年，我从上海知青网浏览了蒙城知青的许多文章，特别是俞自由写的《相知永恒》深深地感动了我，才知道她在担任蒙城县委副书记后，在当时的路线教育中由于坚持原则，弘扬正气，打击了农村干部队伍中的歪风邪气，获得广大农民群众的拥护。一大批上海知青担任了蒙城县各级各部门的领导干部，这在当时全国也是绝无仅有的。但是在文革结束后，他们却遭到地方势力的打击迫害，饱受冤屈。一直到上海女知青郑永辉（此时已经是蒙城公安局干部）自杀，才引起上海市政府的知青慰问团的重视，当时的安徽省委书记万里收到国务院批转的上海市100多位干部的联名上书，才止住了蒙城县把运动矛头指向上海知青的错误做法。 文革后大多数知青返回上海，俞自由仍然留在安徽，调到天长县担任县委副书记，分管工业，由于她与上海的密切关系，天长的工业发展很快，她被安徽省经济委员会看中，要调她去担任处长，当时的安徽省委组织部长从中作梗，给她穿小鞋。此时她和赵国屏已经结婚，赵已经在美国留学。俞自由决定辞职去美国陪读。她说；“我相信，天长和安徽如果没有我这个副县长，仍然可以找到比我更合适的副县长，但是我如果失去赵国屏，可能就再也找不到更好的丈夫了“，在安徽的地方领导的帮助下，俞自由于1985年去美国陪读和留学，经过8年的奋斗，原先不识英语的俞自由获得经济学博士学位，回到上海交通大学担任经济管理学院常务副院长。再一次在人生舞台上站起来。 最使人感动的是她和赵国屏至死不渝的爱情，赵国屏的父亲是最后一任国民党上海市长赵祖康，虽然在解放后一直担任上海市政协副主席，但是赵国屏一直被列为可以教育好的子女，他和俞自由一同在蒙城插队，同风雨，共命运，在那块贫困的土地上两人相知相爱。1979年已经担任县委副书记的俞自由，冲破世俗观念，与赵国屏结婚，执子之手相爱一辈子。1985年赵国屏写了一首长诗送给仍在国内的俞自由，最后四句是；”但需情意两相通，地久天长会重逢。霜雪更比青丝美，相知相爱乐无穷“。俞自由的家是一套花园别墅，今年她查出患有肺癌，现在已经到了第四期，大半年来，在大家的关注下，她获得最有效的治疗，因为赵国屏现在是中科院的院士，担任国家人类基因南方研究中心主任，他正领导一个团队在攻克治疗癌症的药物。俞自由明天就要去北京接受治疗。所以把接受我的采访安排在今天，我首先表达对他们夫妇的敬意，祝她早日恢复健康，本来想只坐半个小时就告辞，怕影响她的休息。不料俞自由不让走，她今天的身体和精神状态都很好，我们交谈了很长的时间，蒙城知青联谊会的孙小琪，朱正刚，薛松鹤也在座。我表达了我的观点，在我对中国知青历史的研究中发现，以俞自由为代表的蒙城知青是一个特殊的群体，你们在蒙城的大有作为是在践行毛泽东的乌托邦理想，即以先进的城市文化改造贫困落后的中国农村面貌。俞自由和她的插友详细介绍了他们在蒙城的经历并且反思其政治学，社会学意义。同时，他们也实事求是地匡正了我对他们这段历史认识与评价的一些误区，因为历史与其发展趋势是不能假设的。他们告诉我，自1971年后，一大批上海知青被推上蒙城县各级领导岗位，并非国务院知青办和上海市委的安排，而是当时支左的6408部队以后担任安徽省委领导的策略，这些军队干部也是外来者，他们对经过大跃进，“三年自然灾害”和文革前的“四清运动”折腾的安徽农村和基层干部队伍是有些了解的，所以想利用来自上海，代表先进的城市文化的知青为改造和建设安徽的新农村发挥积极作用。留下有待后人研究的一段极为厚重的历史。他们接受我的建议，要抓紧时间抢救资料与记忆，以口述体的形式，编写出版一本图文并茂的蒙城知青回忆录。中午，俞自由的几个亲友来帮忙做了一顿家常便饭，十几个人围桌而坐，其乐融融，体现了天下知青是一家人。最后我和俞自由夫妇合影告辞，我祝福他们：上帝会保佑你们的。 现在，俞自由离开了我们，但是，她的精神将永远激励我们。她在我们心中。同时，我们也期待蒙城知青们完成她未竟的工作，编写一本图文并茂的蒙城知青回忆录，给我们的下一代留下一份珍贵的历史资料。 2010-3-30
相知永恒 作者：俞自由 我在书房整理过去的照片，又翻到了当年国屏给我的信和长诗。 国屏在隔壁房间里工作，窗外可见郁郁葱葱的绿色，那是我们当初选择上海西区这幢朴实而宽敞的小楼的初衷。新装修不久的家是舒适温馨的，面对摊开在面前的我和国屏的既往，我的心沉浸在无边的温暖和幸福中。我相信，这样的幸运将伴随我永远。
国屏与我在一起时总有说不完的话，谈各自工作中的喜悦、痛苦，谈读书的体会，谈时事政治，谈艺术，谈人生。这一切开始于30年前生产队知青组伙房煤油灯下。1969年1月，大雪飞舞的冬天，我们在安徽省蒙城县楚村公社朱集生产队安下家来，赵国屏和我在一个插队小组。我们小组一共有８个人，都是志同道合的同学。 按照习惯，晚饭后，插队组的同学和社员都聚在一起闲谈。队长每天都来，谈的话题很广。谁累了，想睡觉了，谁就先退出。逐渐地，每天深夜就只剩下我和赵国屏还在津津有味地谈论各种话题。从唐诗到歌德的诗，从马卡连柯的《教育诗》到车尔尼雪夫斯基的《怎么办，》，从《地心游记》到现代科学前景，还有《基度山恩仇记》、《牛虻》、《钢铁是怎样炼成的》等等。有一次蒙城新华书店进了范文澜的《中国通史》，我想方设法买到了一套，一口气读完，竟然大谈了3天。 国屏比我大2岁，但我们都是67届高中生，都拥有较广博的知识面和爱思考的习惯，这是我们长谈不衰的原动力。煤油灯下，我们只是谈历史、谈文学、谈科学、谈生产发展前景，但舆论已经传开，说我与赵国屏在谈恋爱。确实爱情已在心底萌芽滋生。同学帮我们捅破了这层纸。
我们两家家境悬殊：我父亲是工厂的小职员，母亲几乎没有正式工作，家境贫 寒；而赵国屏的父亲赵祖康先生是国民党溃退时的上海代理市长，50年代就任上海市副市长，两老在各自48岁、43岁时才有了这个小儿子，疼爱倍加。我的父母听说我们的事后表示反对，母亲甚至哭了起来，说门不当户不对怎么行啊。国屏家比较民主。那年他第二次生肝炎后身体很差，知青办和慰问团等都认为他不合适再在农村呆下去，想送他上大学当工农兵学员，这在当时几乎是所有知青梦寐以求的，但他拒绝了。在一次家庭聚会上，国屏宣布了我们的关系，他说俞自由在蒙城，他就会一直守在那儿。他们家很尊重他的选择。 当我与赵国屏默认相互的特殊关系时，我已是县委副书记而他还未入党，于是引来了很多麻烦。有人写人民来信到省委组织部、中央组织部，反映我阶级立场不稳。后来，甚至在县委大门口贴出大字报，说共产党的县委副书记怎能找国民党伪官吏的儿子做对象。但无论是“真诚的说教”还是“恶意的攻击”对我来说都毫无作用，我当时最喜爱的格言是“让别人去说，走自己的路”。
1977年，上海知青在安徽竟成为审查的重点，我被“停止工作，等待审查”，国屏被免去了大队书记的职务，当时，他才干了1年半。 那是一段让我回味无穷的日子。县城里贴出了让人无法卒读的污蔑我也诬蔑他的大字报。县委书记迫于压力，一次次连哄带劝让我写检查。我写了一份只能称作“辩护”的“检查”，当然是不能通过的。于是，我就拒绝写检查。这就急坏了国屏。他在劝说无效的情况下，只能为我捉刀了。每次听到要让我写检查了，怕我出意外而每天来看护我的社员就赶70里路回去叫国屏，他再赶70里路过来替我写检查。我不知道这是否也是我的“幸福”？但我知道我们之间的感情从无动摇，因为我们彼此了解，就如每天我们都会看到天空和大地一样。 1978年，国屏以优异的成绩考上大学，在知青组里最后一个离开了朱集生产队。我们每年只能在寒暑假见两次面，平时多用书信交谈，也仍然写诗。他把他在复旦读完的《高等数学》课本与习题集给了我，我每天晚上坚持自学，做完了同济大学《高等数学习题集》中约2000道微积分习题，为我日后在美国学习经济学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1978年，国屏考上了上海复旦大学生物系，圆了他十几年的学生物的梦。1979年7月1日，在默认互相关系后的第六年，我们结婚了。当时，我在经历了大起大落后，调任天长县任副县长，而国屏已是复旦大学生物系的二年级学生。 当时，正逢国屏被学校评为1979年度校“学雷锋、争三好”积极分子，奖品是一本有翠绿色塑料封皮的本子，国屏想将它作为新婚的礼物送给我，在复旦的学生宿舍里，他为我写了一首诗，有几句是这样的： 我没有华贵的宝石，给你戴上： 这就是我新婚的礼品！ 我看到这首诗，已是整整14年以后了。国屏还在前面加了“序”，末眉是这样的： 我依然热爱当年的生活，当年的理想。当然，我希望自己比当年更成熟一些。我也希望自由也能像当年那样爱我，爱我们的事业，直至永远！ 这在今天看来极其简陋的本子，于我是那样珍贵。“爱我们的事业直至永远！”这正是我们爱情的坚实基础。
1985年，国屏从复旦大学毕业后去美国留学已有两年了，因为不会照顾自己，学习、工作又十分紧张，身体很差，寄回来的照片上看去总是瘦骨嶙峋的。国屏给我任职的领导写了一封言辞恳切的信，请他们批准我去美国。我去找了当时的省委书记，他说：“组织上要重用你，你应该以党的利益为重。”我很认真地说，我相信这里如果没有我，仍然可以找到或培养出比我更好的干部，但是，我如果失去了赵国屏，可能就再也找不到更好的丈夫了。最终，我还是获得了批准，于1985年7月去了美国，开始了新的8年奋斗。 在美国，我们才真正开始了两人世界朝夕相处的生活。作为丈夫，国屏是最优秀的，他在完成自己学业的同时，全力以赴地支持我完成学业。 在去美国之前，我几乎没有英语基础，也没有上过大学。尽管终于有机会在美国普度大学读硕士、博士，但那种艰辛是无可言喻的。 记得刚开始上课的头两个学期，国屏不仅陪我看书，帮我理解课文，凡是我不懂、他也无法看懂的地方，又陪着我一起去找老师。教授们开玩笑说：“你读书还带翻译来。“那时，朋友们都说，这不是我来陪读，而是他来做我的陪读了。每当假期结束，新学期将开始时，一想到上课，我的头皮都会发麻。有一次，他陪我去注册，走在路上想到下学期要上四门课(12分)，我的腿都软了，坐在路边不肯起来，嘴里说：“哎哟，我不想读了，累死了。”看着我的可怜样，他笑弯了腰，把我拉起来说：“别怕，别怕，我帮着你呢。” 记得学”宏观经济”时，期中考我没有考好，期末考时我特别紧张。他牵着我的手，送我去考场，路上碰到中国同学问上哪去，他说：“送太太去考试。”那情景虽然没有“母亲送儿去杀敌”、“妻子送郎上战场”那样壮烈，却也是很郑重地“丈夫送妻上考场”。一路上还千口丁万嘱，不要慌，细心审题，抓住重点等等。考试结束时，他又在教室门口等我，接我回家。最后我的期末考是全班第二名，教授很高兴地给了我个“A”。 国屏是学生化的，我是学经济的，我对他的专业一窍不通，他对我的专业也不懂，但他却能颇有兴致地听我唠叨那些经济概念，他笑称自己可以有半个经济学的硕士学位了。 那一年，国屏为了准备博士资格考，生活非常紧张，食欲全无。为了让他能吃上可口的饭菜，我到处拜师学习。现在，我做的菜色、香、味俱全，在朋友中还小有名气，成了国屏向他人夸耀他妻子的一点“本钱”。 1990年，国屏终于完成了他的博士学业。他在博士论文的“序”中写道：“我想表达我对妻子自由的感谢，为她的爱、理解和关心。我尤其感念她在过去的20多年里，勇敢地分担了我所经历的苦痛和惶惑。如今，伴随着她的爱，我将一如既往地面对未来新的挑战。”这些话，又何尝不是我的心声呢? 柔情似水 我和国屏所走过的路，也许和大多数家庭不甚相像，但我以为，所有夫妻相处、夫妇之道都是一样的。我渴望温暖的家、温暖的感情，我也会倾注心力去建设她，和天下所有女人没有二致。我从不化妆，不戴首饰，是因为我喜欢简单的生活，忙碌的研究和工作几乎占据了我所有的时间，恰恰国屏也能认同这种生活方式，我们都认为，只有自然的才是美的、可爱的。也许是“情人眼里出西施”，我们常常能真心地互相欣赏。我也颇有“女为悦己者容”的心理，如果和国屏一起去商店买衣服，我总要听到他的意见后再决定。 从确定我们的特殊关系开始，我们之间就没有秘密，总是互相信任、互相支持，什么都可以公开，包括经济和各自的异性交往。我们习惯于互相交流对任何问题的各自看法，一回到家，就是最不作假的、无须任何掩饰的放松。我和国屏都珍爱这个家，家是避风港，是最让人安心的场所。 我们常常分离。分离自然是痛苦的。但是，分离又使我们互相之间产生强烈的眷恋，而重逢之时，又多出无限丰富的话题。 1984年，结婚5年的我们，仍然天各一方，甚至无法推测未来会怎样。圣诞节，国屏写了一首长诗给我，最末的四句是： 但须情义两相通，地久天长会重逢。 30年来，国屏与我就是这样：在事业的奋斗中相知，在困难的风雨中相依，在生活的美满中相悦。岁月在我们的脸上刻下印痕，也催生了不少白发，我们彼此的依恋却历久弥新，须臾不能分离。我深感只有相知、相依、相悦才能相爱至永远，我的生命也因此而充满了幸福和欢乐。 原文载于2002年第一期《你》
俞自由生气．地回了一首词： 翻掌弄巧，青鸟传恨，岁月迢迢难度。 1984年，赵国屏从美国寄回一张在Sears Tower上照的照片，并配诗一首： 烟云迷茫冲霄楼，心事无限催人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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