祖宗 

冯小刚电影《1942》里，和老地主（张国立演）一家搭伴逃荒的是瞎鹿（冯远征演）一家子，老太太（张少华演）在饥寒交迫中病死，瞎鹿自己在混乱中被人打死，从家里带出来的破东烂西一路丢光，而祖宗牌位却一直被媳妇花枝（徐帆演）揣在怀里。最后，为了给一对小儿女换来活命的几升小米，花枝连自己也卖了。在和孩子诀别时，她把祖宗牌位塞到儿子怀里，说：“记住，老家是延津。”老地主张国立一家老小悉数死在逃荒路上，他也失去了活的欲望。当人们继续往西逃难时，他孤零零地走在回家的路上，唯一的念头是死的离老家近点。

有祖宗才有家族。家族世代居住繁衍的地方，叫做老家。老家是生命的源头，牢牢拴着那一代中国人的心。

当今中国（大陆）人可有供着祖宗牌位的人家？

听都没听说过。听说了也会笑死。人们早已忘了祖宗，虽说只是几十年间的事。

我幼年时家里是供着祖宗牌位的，一个有底座的、深色的木牌，母亲见天都要擦一遍，有时还在牌位前摆放一小碟子供品，不上供的时候，也上一拄香。堂屋里常常飘着淡淡的香气。那时我不识字，不认识祖宗的名字，至今不知道供的是谁。后来父亲过世（肃反运动中自杀），19岁的姐姐草草嫁人，16岁的小哥到附近铁矿做工，母亲带着我投奔北京的大哥，留在老家的祖母1960年饿死，这是真正的人亡家破。母亲没有像花枝那样，怀揣个祖宗牌位，到北京后摆放在长子家的桌上，正色道：“让你的孩子记住，老家在蔚县。”于是，我们这一代，我们的孩子们，忘掉了祖宗，疏远了老家，偶尔提起，都不以为然。

一百多年以来，中国老百姓的命运，在革命、战争、动乱、灾荒、运动中跌宕起伏、备受煎熬，无数的大家族走向破落，支离破碎，灰飞烟灭。

一大家子人在一起，上有拿总的老太爷，下有绕膝的小儿孙，尽享天伦之乐的美景只有电视剧里有。人多，固然可以抱团取暖，共度时艰，然而人多、嘴多、问题多，粮食不够吃，钱不够花，沉沦的速度更加快。

家庭里如有个把“运动分子”，日子就更加不堪。地富反坏右黑五类均属镇压监管对象，各类又细分几等，譬如“反革命”就分历史反革命和现行反革命，历史反革命又分“党、政、军、警、特”等等。文革中颁布的公安六条，规定了21种人被打入另册，除了地主、富农、反革命、坏分子、右派分子，还扩展到劳动教养人员和刑满留场（厂）就业人员，反动党团骨干分子（国民党区党部书记、三青团分队长以上），反动道会门的中小道首和职业办道人员，敌伪的军（连长以上）、政（保长以上）、警（警长以上）、宪（宪兵）、特（特务）分子，刑满释放、解除劳动教养但改造得不好的分子，投机倒把分子，和被杀、关、管、外逃的反革命分子的坚持反动立场的家属……。在中国近百年的历史中，每个家族都会和上述人员有千丝万缕的联系，弄不好全家老小都吃挂落，进出屏声静气，低眉顺眼，一辈子直不起腰。

干脆，化整为零，自顾自得了。

从此谁还留恋大家庭？

实行计划生育独生子女政策后，城镇家庭的规模更加整齐划一。夫、妻、子（或女），谁也不用眼气谁。所以，每当我在报纸网络上看到比我年轻的父母拖儿带女来京，给“吐鲁番”或“海南岛”治疗疑难病又没钱，希望大家伸出援手时，心里的同情立马减去一半。如果“吐鲁番”“北戴河”和“海南岛”等都罹患同一遗传病如地中海贫血、进行性肌营养不良等，我心里剩余的同情也会消失。

与我们被迫只生一个孩儿不同的是，西风东渐以来，当代人有了许多拒绝生育的丁克家庭。更有“同志”，组成同性别婚姻。至此，恋爱结婚和家族的繁衍完全断绝了关系。

别说是祖宗牌位，日后恐怕连“祖宗”二字也会成为历史学、考古学专有名词了。

家谱

前几天，我的家乡河北蔚县县志办的一位老师，将正在续修的县志里关于冯氏家族的一段文字发来给我看。他说，此次续修县志，为了传承地方文化，增补了20个家谱的简介，我家是其中之一。

我在九十年代从族人那里见过家谱，说实话，在错综的生命链条里寻根溯源是件头大的事。难得县志办的老师用几百字的“简介”概述了我的家族几百年的历史，除了介绍家谱初修、续修、囊括内容外，对我的先祖也有扼要记述，譬如：“冯氏为蔚县的名门望族，人才辈出。族人尊儒重教，乐善好施。从六世至十一世冯氏有117人获取秀才、举人、贡生、进士，在朝任侍郎、骑射、大夫等职。清代八世传人冯九皋施饭救济灾民五年，其妻李氏亲自接待，送医送药。朝廷闻知，诰封宜人，善举传遍乡里。清道光十六年（1836）九世传人冯褍，丙申科武进士、蓝翎侍卫后任御前侍卫。”先祖们的音容笑貌，我无从想象，他们与我相隔得太久远了。可是，读着这段文字，我感觉到了一种脉动。他们不是别人，他们的基因保存在我的身体里。

关于八世祖冯九皋在家乡赈灾一事，光绪年间修的《蔚州志》列传里仅有几十字的描述：“冯九皋，字鹤鸣，家素裕，好施济。道光癸未岁歉，出粟偏饩乡里。巳丑饥复继之，先后及五百石。州守匾旌其门。”（标点为本人后加）石即为担，一石为十斗，一斗为十升。五百石就是五万升，仅一年就赈济灾民50000升粮食，先祖一连救灾五年，而老夫人更是亲自接待灾民，送医送药，不仅被朝廷封为“宜人”，还是家谱里难得的高寿之人，老太太活了92岁。

关于九世祖冯褍的传说，来自于母亲，是母亲重复多次的家族故事之一。她不知道他的名字，管他叫“大花翎”，说是给皇上把大门的，一次皇上穿着便衣硬要从他眼前穿堂而过，他长刀横陈，死活不让皇上进门。那时又没有电视，皇上自然不如当今家喻户晓的“公众人物”，走到哪里都被人海围观，那时连照片也没有。皇上看他忠于职守，提拔他当了“大花翎”。大花翎是什么？我根本不知道。多年前，河北作家梅洁大姐给我寄了一套光绪年间修的《蔚州志》，我在书中找到了先祖“大花翎”冯褍的名字，确认他是清道光十六年（1836）丙申科武进士、授蓝翎侍卫。先任乾清宫侍卫、后任御前侍卫。母亲的故事并非传说。

先祖们在家乡最高处修筑了巨大的宅院，石砌正门为拱形，上有镌刻“崇德堡”三字，而族人俗称“上堡”，可以俯瞰全镇。正街北端石牌坊是清廷为表彰九皋夫人而立，为御前侍卫在正街南端同建木牌楼。据家谱记载，院内正街东西各四巷，16个门，32个院，为各家子孙世代居住。石牌坊外是火神庙，崇德堡正门外，面对观音殿。院外还有院，依次有戏楼、钟鼓楼，关公祠、阎罗殿等，孔殿是正月十五族人祭孔的场所，平日学生在此读书。

家族的衰败是近百年的事。灾荒不可怕，有九皋先生那样的古代雷锋，当地百姓也不必背井离乡去逃难。但是，战乱对一个大家族的伤害有如凌迟割肉。我的家乡旧属察哈尔省，张家口因是战略要地，各路军队拉锯争夺地盘成为老百姓的噩梦。当年年轻的我曾经问过我妈，中央军、八路军抢老百姓吗？我想她会说中央军坏，八路军好，结果她摇摇头说，中央军、八路军都不抢，最坏的是顽固军，上堡的皮草叫他们一车一车地给抢走啊！我想起电影《1942》里的镜头，中央军奉命战略撤退时，溃堤般的军人边退边抢劫难民，不由分说拉走了张国立装满家当粮食一家老小当做“房车”的马车，老地主转眼沦为赤贫。看来，军队正是毁灭大家族的元凶之一。

一个大家庭，经济实力每况愈下，分崩离析就是必然。连吃饭都成问题，还谈什么“尊儒重教”？缺失了良好教育，道德会滑坡，传统会丢失，文化会沦落，人性会泯灭。

家族如此，国家何尝不如此？教育应该具有核心的价值，可是近百年来，中国的革命总是拿教育开刀。民国否定了两千年的科举制度，新中国否定了旧中国，文革否定了十七年——毛泽东认为1949—1966他领导下的中国实行了修正主义教育路线，让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统治了学校，而眼下的教育更是千疮百孔。核心价值的混乱带来了一切的混乱。不正常的教育环境中，一代又一代培养的人，仿佛天生就有了人格的缺陷。

如今，冯氏家族的后代们散落各处，基本成为草民。近年我每到清明回乡为父母上坟，都会到“上堡”祖居的废墟转一转，不是“还乡团”回来了，而是真心的凭吊。“上堡”高大的围墙虽已残缺，依然能看出围墙上当年可行马车的雄浑旧貌。围墙内的建筑，在文革后期做过粮库，当过学校，后被整体拆毁，卖给村民盖房。还种过大片树林，因祖居地基很深致使树木无法扎根陆续死掉。近年有人干脆在里面盖了羊圈，反正那片地方早就没了主人。

一百多年前，城乡不像如今有天壤之别。士绅富商的根基都在老家，农村成为中国传统文化的源头和根基。那个阶层的消失，终于让中国文化的根基破碎。

1966年7月文革初期，我在班里被批斗，一个同学说：“看她那样儿以为她家古色古香呢，实际上穷得连板凳都没有。”许多年后当我不再为贫穷而自卑后，我依然记得这句话。我非常赞赏那个同学敏锐的眼力，不到16岁的小姑娘，目光竟能穿越百年。从古色古香到穷得没有板凳，不仅是母亲和我的经历，也是我的家族真切的写照。不知此次一同写入蔚县地方志的其他大家族，是否也和冯氏家族一样，仅存的家谱再也无法接续下去？

老家

冯小刚电影《1942》结尾处，衣衫褴褛的老地主张国立孤零零地走在回家的路上，万念俱灰的他，唯一的渴望是死的离老家近点。老家有什么？宅院、粮囤已经被愤怒的灾民抢光烧光，只剩一片废墟。他留恋的是什么？那实际是一份对自己生命源头和精神源头的不离不弃。

我母亲一辈子把老家牢牢地放在心上，仿佛所有快乐的、温暖的记忆都留在了老家。在北京住了几十年的母亲，在生命最后的几年里，常常目光凄迷，独自出神，若问她想什么，她便说：“人人都往大地方奔，叫我看，没一点意思。谁和谁都不亲，一大家子人四散着一年到头碰不着面。咋就跟没家似的！”即便在老年痴呆症晚期，有时连我都不认识，“回家”的想法却一点不含糊。

1994年初夏，母亲去世，我和姐姐、三哥送她的骨灰回到家乡。姐姐是离开老家近40年后第一次回乡。故乡有她幸福的童年和快乐的少女时代。我们在小镇的街上走走看看，姐姐兴奋地说个不停。这里是大戏台，咱家后门出去也有一个戏台，我小时候演过《春香传》的李春香哩……这是关帝庙……这儿是奶奶庙，烧香求子的一年到头不断香火……妈以前总说，你就是四月十八奶奶庙庙会那天放出来的。

哪里哪里？戏台在哪里？哪里又有庙？我看到的只有废墟、垃圾堆和破旧的房子。

这个池子下面是个大泉眼，不管旱涝，池里的水永远是那么多，雨天不会涨出来，旱天不会缩下去，离池沿不到一尺，让人们挑水方便。旁边有个小水池是个小泉眼。因为这个，小镇才叫“北水泉”的。

哪里哪里？我看到的只是一个干涸的、几米深的正方形石砌大坑。旁边也没有小水池。

水池北面是个大庙，后来改成初小（初级小学）了。

三哥频频点头，他因为淘气不爱念书，在这里念了8年才升到（高小）五年级。

不仅大庙荡然无存，连学校也不见了，这里真正成为小镇的中心，在原址上盖了一片红砖机瓦的房子，是镇党委和镇政府。

走到另一条街上，姐站在一个铁栅栏大门前自言自语，都不认识了，这儿成了中学啦。三哥接茬说，这儿从前是咱家。我说我怎么不记得？年长我13岁的姐姐笑着说，那时哪有你啊！因为祖母把“上堡”祖宅的好房子留给叔叔家，把这个破大院分给咱家，妈只要想起偏心的奶奶就生气。

怎么破有多大？我问。

房子都很旧，和上堡的没法比，挺大的园子都能种庄稼了。我们都管它叫破大院。

我伸头朝大铁门里张望，学校院子套院子，一点不显大，以前我的父母带着他们的几个小儿女就在这里住啊。什么时候充公的？我问。姐说忘了，反正日本人已经走了。

我小时候这巷里的房子整整齐齐，铺子一家挨着一家，买东西都讲“赊”，年底一起算账。咋成这样了，破破烂烂的，没一点从前的样子。姐边走边说。

我无法想象家乡曾有过古色古香的过去。我看到的是破旧的围墙，倾斜的门洞，房基下沉的老店门窗紧闭，等待坍塌，镇上唯一的“合作社”在十字路口，里面黑洞洞的也不开灯，货架子上摆放着化纤布、尼龙枕巾、塑料凉鞋什么的，一个顾客也没有。倒是有几家做豆腐干的，生意不错，不断有人进进出出。老家的豆腐干别处没有，是一块豆腐压一块豆干，味道醇香，又瓷实。老家虽已破烂凋敝了许多年，豆腐干的成色还是没变。

夜晚，我们去拜访族亲，在迷宫般的小巷里晕头转向。不辨五指的夜色里，满眼是黑黢黢的高而参差的围墙，没有一丝光亮从破墙或门洞里透出。没有灯光也没有月光，磕磕绊绊地，我们像是盲人，你揪着我，我扯着你，摸索着往前走。“老家怎么成了这样子？”一脚踩在烂泥里的姐再次抱怨：“没有从前的一点样儿，离开了，一辈子不想再回来！”老一代连同他们的老房子，无可奈何地衰败下去，直到和这个世界分手。与他们一起消失的还有辈辈相传的老规矩、老礼仪、老风俗、老信仰，和尊儒重教、尊老爱幼、勤俭持家、忠厚传家……等等不同于当今的价值观和道德观。

小镇边上，是清澈的壶流河，母亲常去河边洗衣服，一边洗一边晾，衣服在大大小小的石头上铺了一片。我蹚着浅水在河边揪蒲棒，被闪的一屁股坐在水里。这温馨的场景不知是我幼年的经历还是想像？壶流河早已不见，连它的下游桑干河也只剩下长满野草的河床。

倒是公路的另一边，在镇子的边缘，盖起了偌大的一片新房。均出自北方农村房舍的同一张图纸，简单到不能再简单，但房是红砖的，瓦是机制的，门楼上贴了雪白的瓷砖，大门上刷着鲜红的漆。住在这里的，大都是分家另过的年轻一代，他们完全不知道这个小镇当年的生活有多么繁华、讲究、细致。他们不知道小镇的历史已有上千年，而蔚县在两千年前的春秋时期，叫做“代国”。

自从把母亲送回老家与父亲合葬，每年清明回老家成了一事儿。不仅我和老公回，也和姐姐哥哥一起回，还先后带着我的女儿女婿、我的侄子侄女们、外甥外甥女们浩浩荡荡一起回老家。

但，终究有走不动、回不去的那一天。

与老家的疏离已经不可逆转。不仅仅是因为那里没有一铺热炕，一间暖屋属于自己。也不仅仅是因为没有让自己牵肠挂肚的亲人。

小时候，父母就是我们的家。长大后，夫妻互为彼此的家。老了，家居何处，魂归何处？我们还会有母亲那种对“回家”的痴迷期待吗？

不，我们不会有。我们这一代，是走出家乡不再回头的人，也是走遍天下没有家的人。或许，现代人正是一群四处为家却无家可归的人吧？

                                                                           2012-12-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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