另一种腐败·鄙视与厌恶
作者：楚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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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一种腐败·鄙视与厌恶
作者：楚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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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一种腐败 这种腐败是毛时代开始的。 记得60年代、70年代坐火车，曾经几次遇到过火车“封线”：因为有国家领导人的专列启动，铁道部便命令全线客车停开；往往几千公里的一条铁路线，成千上万的人民群众长时间地等候在候车室里，等候“公仆”一个人乘坐的火车威风凛凛地开过去。 在民间，屁民们常常碰上“封路”的事情。九一年安徽大水，淮南市封了几次路：在市区西部淮钢新村，大家在路边乘凉聊天，突然发现路上没有车了，警察在“站道”，警车在巡道，接下来，一支由数十两警车、豪华轿车组成的庞大车队出现了，警灯闪烁，警笛不停地鬼嚎，一路招摇而去。有一个老工人说：“尻他妈，这恐怕是个大人物吧！”第二天央视《新闻联播》播出：xxx总书记到淮南市毛集区视察灾情、慰问受灾群众。 上个世纪90年代到本世纪初老樵曾在深圳核电站打工。李鸟大人每年冬天都要到核电站“过年”，届时总是剑拔弩张：从飞机场到核电站，七、八十公里之间戒严，地上是三步一岗警察站道，还有便衣，天上是直升飞机巡空。参加“安保”的总有数千人，香港一家电视台曾报道，李鸟大人每年冬天到核电站“过年”的“保安”费用是过亿的。 回到淮南，我曾经在东淝河畔垂钓，突然看见警车到东津渡大桥上戒烟，问之，有一相熟的警察悄声答曰：“某地委书记的车子马上就要过来！”一个多小时以后，果然有轿车过桥，前有前导车，后有后卫车，拉响着警笛，一路呼啸着过了东津渡大桥。 去年有一天，我和爱人晚饭后散步，突然发现警察们都在“站道”，如临大敌。爱人调侃地说：“怎么回事？发生‘暴×’了吗？戒烟了吗？”我说：“大不了又是省里的、中央的什么到淮南来啦。”可可地，翌日的新闻就证实了我的推断：一个姓张的副总理来淮“检查工作”。我的一个在煤矿工作的亲戚气愤地大骂：“日它妈，张xx到淮南来，俺们单位全戒烟啦，很多部门不安排上班，矿区办公室、宿舍的窗户都必须拉上窗帘，真不像话！他们怎么这样地怕死？”我说：“这不是什么‘怕死’的事情，这是一种特权,一种待遇，一种排场。实际上，他大摇大摆地到街上走，也不会有多少人注意他，但是，他们以为自己是‘大人物’，他们必须这样折腾！”这其实也是一种“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式的腐败，而且非常严重！在于国家，这一项“开资”得有多少？这种无妄的消耗，当然取自于纳税人的腰包，取自于人民大众。在空前安定、和谐的中国社会，官员出行有这个必要吗？人民应该为“公仆”们支付这样的开销吗？ 奥巴马到超市购物，马英九吃大排挡，温家宝视察地震灾区，都没有如此兴师动众的“安保措施”。现在，新任的国家领导人提倡轻车简从，他们深入民间，与群众直接接触，他们的“安全”根本就没有任何问题。如果是一个正路出来的领导人，如果不是独夫民贼，社会就不会仇恨他，他也用不着这样地处处提防人民。 2013-01-03
我于1974年调入保卫部门，参加一些刑事案件的内查外调工作。1975年，钢铁厂从机械厂中分出，2号高炉会战，车间主任孙志高因为我是生产骨干，坚决把我从机关要回了车间。（我的提干第一次机会竟是因为在原单位劳动出色而被毁掉了，但我对孙志高从无怨恨。孙健在，85岁，与我同村为邻，经常见面） 然而，新任命的车间支部书记张玉典却是一个典型的造反派出身，待人全讲帮派，非他同党，一概不分青红皂白，想骂谁就骂谁，想整谁就整谁，成天象个疯子。这还不甚要紧，最令人毛骨悚然的则是一个叫陈振书的东西。 陈振书，原是淮南钢铁厂厂部秘书，因为能吹善拍博得领导好感，放到炼铁车间当了副书记。当时，陈振书在车间领导班子里排位第三，但是他却把自己当成了第一把手，处处插手、越权独事。孙志高是个老实人，张玉典是个粗鲁人，陈振书毫不掩饰对他们的蔑视，他到处宣扬自己是“烈士后代”，宣扬自己从上大学的时候就如何如何。他把马列主义、MZD思想、“最高指示”整天挂在嘴上，说给这个听，颂给那个听，动不动就念上一大段子。他在车间的梁柱上打出了巨幅标语：“宁可少活20年，也要把钢铁搞上去！”他到处做秀，收买马屁精，拉拢臭味相投的人，招降纳叛，建立个人的山头。 我那时清高而执倔，看不起陈振书的一系列行为表现，认为他张扬过度，这样的人迟早干不出什么好事来。 有一天，二号炉挂料，我在疏通喷火口的时候被烈焰燎着了柳条帽，眉毛、头发都被烧焦了。陈振书在侧，赶快摘了自己的帽子给我戴上。事后，我还他帽子，他讨好地说，“你要是喜欢，这个帽子就留给你做个纪念啦。”我说，“这有什么值得‘纪念’的？我从来不要别人的东西！”自此，陈振书认为我不识抬举，心中埋下了对我的怨恨。 陈振书把全车间年轻工人强制编入“青年突击队”，取消每周仅有一天的公休，整天在工外时间叫大家“义务劳动”，整日里锣鼓喧天、红旗招展、“喜报”频传，整日里“誓师大会”、“表彰大会”、“庆功大会”、“紧跟……大会”、“贯彻……大会”。工人们穷于奔命，被折腾得精疲力竭，背地里怨声载道、谩骂不绝。只要不在陈振书的视线里，大家就会摔掉手中的工具，大骂，“这算他妈个逼什么事，什么时候能到头？！”听到、看到这样的情况，我由不得脱口而出：“搞这些名堂干什么？能叫工人干好八小时就行了。” 早有甘当走狗的屑小之辈把我的“反动言论”报告给了陈振书。 于是陈振书立即召开车间工人大会，在会上向那些背后诅咒他的人发出了威吓，并点了我和其他几个工友的名（开会时我在生产线上劳动，不在场）。这还不算完，他还专门出了蜡纸印刷的小报，说要“坚决反击、粉碎资产阶级的‘进攻’”。他组织了“大批判战斗队”，准备对包括我在内的许多工人进行“批判斗争”。 这个时候是1975年岁末，66年的那一套早已过时，全国基层一直着重“抓革命、促生产”，没有人再对“搞运动”感兴趣。淮南钢铁厂党委、厂部认为他确实折腾的没有边际了，于是出面制止了他。 在一个月黑风高的日子里，陈振书在外面鬼混到深夜，大醉酩酊，踉踉跄跄岔开两腿在淮南煤矿机械厂的马路边横冲直撞，我骑着自己的“凤凰”加重自行车，飞掣过去，把他撞了个狗吃屎，而后扬长而去。我没有杀人的心，也没有弄死他的必要，这只是一点小小的报复，宣泄一下心中的憎恨。 过了几天，一次开会以后陈振书留下了我，对我说：“请原谅我对你以前的情况不是太了解，我们发生了一些误会……厂里的领导对你印象不错，始终认为你是个人才。我想让你到供应科工作一段时间，回避一下眼前的矛盾。” 1976年，我在供应科跑采购，陈振书却升迁了，调到防爆电器厂任总支书记兼厂长。“四人帮”完蛋，“拨乱反正”，张玉典以“三种人”的嫌疑遭审查，陈振书却一路扶摇直上。 80年代初，陈振书居然进入了副市长的人选。不料，资历审查暴露了他的贪污腐败的问题，非但副市长的职位没能捞上，反被开除了党籍、判了徒刑。 然而，陈振书毕竟是陈振书，用我们淮南特有的歇后语说，“云彩眼里伸出个驴蹄子——不是凡脚”。判了几年徒刑，人家硬是一天监狱也没有呆过，天天西装革履，坐小车、住宾馆，神气活现。 那些好不容易搬倒他的人感到特别愤慨，乘国家对贪污腐败实行“严打”的时机，再次揭露了他，一并揭露了那些与他狼狈为奸的人，和斗胆包庇他的监狱警察，让《淮南日报》用了大半个版面给他们的肮脏行径暴了光。 于是乎，司法机关又把陈振书判了一次刑。 贪官污吏者，在淮南被两次判刑，唯陈振书一人。将来淮南市要修《贪官污吏志》，我绝对不会冇了他。
一直鄙视陈振书的我，曾为此对中国的反贪惩腐感到失望，中国的社会对这样的垃圾、害人虫真是太宽容、太宽容了。我曾奋笔写下歪诗一首，给贪污腐败分子们画了几笔粗线条： 拍马讨好说假话，入党提干往上爬。小车别墅银行卡，秘书二奶烟酒茶。反腐倡廉遭严打，千万黑钱都瞒下。判了死缓保外医，又当知名企业家。 当然，实际上陈振书这一辈子还是算完蛋了。“国家干部”的资格早就被剥夺了，党籍早就被开除了，执政D的“权贵阶层”没有他的份儿了，社会的上流层次他再也挤不进去——他的社会身份实质上毫无价值，只不过就这样在下层混混而已。 我现在已经不再憎恨他，只是觉得他象一个蹩脚的丑角演员，最终把自己的人生表演的毫无趣味、毫无意义，有点儿为他惋惜，甚至有点儿怜悯他。 如果我没有记错，他今年已有70岁了，该混到头了吧？ 2012-11-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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