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所经历的“共青团中央五七干校”【一】
作者：贺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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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所经历的“共青团中央五七干校”【一】
作者：贺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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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所经历的“共青团中央五七干校”【一】 （按时间顺序记实） 一、“五七干校”源自毛泽东的“五七”指示 1966年5月7日，毛泽东主席在给林彪的信中说：（注：原文的主要部份）：“------军队应该是一个大学校，------学政治、学军事、学文化。又能从事副业生产，又能办一些中小工厂。------同样工人也是这样，以工为主，也要兼学军事、政治、文化，也要搞四清，也要参加批判资产阶级。在有条件的地方也要搞副业生产，例如大庆油田那样。------学生也是这样，以学为主，兼学别样，即不但学文，也要学工、学农、学军，也要批判资产阶级。学制要缩短，教育要革命，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统治我们学校的现象再也不能继续下去了。商业、服务行业、党政机关工作人员，凡有条件的，也要这样做。------”这就是著名的“五七指示”。 毛主席的这段话于同年八月份在“人民日报”登出并在广播里播出后，照例像其它毛主席重要指示发表时一样，我们全校师生立即虔诚地反复学习、讨论、理解。1968年，文化大革命进入“斗批改”阶段，10月5日，作为贯彻“五七指示”的样板，《人民日报》登载了黑龙江省柳河五七干校的消息。毛又指示说：“广大干部下放劳动，这对干部是一种重新学习的极好机会。除老弱病残外都应该这样做，在职干部也应分批下放劳动。”对毛主席的指示，“理解的要执行，不理解的也要执行”，而且要雷厉风行地执行，才能表忠心。于是党中央、国务院系统各部委、各机关纷纷响应，“五七干校”就陆续办起来。特别是1969年起，包括高等院校、文教科技战线在内的大批干部、工作人员、教师、专家、文艺工作者等知识分子，一批又一批被下放到农村进行劳动锻炼，“走光辉的五七道路，走与贫下中农相结合的道路”“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成为响亮的口号，成为文革中的又一股潮流。 直到十一年后的1979年2月7日，国务院发出《关于停办“五七干校”有关问题的通知》后，各五七干校才陆续停办。
当时的共青团中央权力机构——革命委员会最后选中了河南省潢川县黄湖农场作为团中央的五七干校（传闻原是安徽怀远）。潢川县位于河南省最南端的信阳地区，地处淮河上游，靠近大别山西北麓。与河南省的固始县及安徽省的淮滨县相接。偏僻的黄湖农场是一块低洼地，本来就是泄洪区，曾是一个劳改农场。原来的农工们在那地势低洼的湖区周围，建成蜿蜒十数里的拦洪大坝围湖造田，把低洼地改造成为农场。农场的中央还有一大片地势更低的地方仍旧是一片宽阔的湖面。大片湖区内的田野之间，间杂着许多池塘、水沟，成为大雁、野鸭等候鸟落脚的地方。荒凉的坡地和湖滩上，杂草丛生，见不到树木；除了拦洪大坝内的万亩耕地，另外湖区大坝外靠近白露河边的白虎岗等还有据说是5000亩以上的大片土地，也都属于黄湖农场。团中央选定这里作为五七干校，农场原有的农民工大部分只得被遣散。我们的到来，是鸠占鹊巢，使被调离的农民工生活发生了变化，他们并不情愿。 我所在的学校——青年印刷学校由团中央主办，即将面临毕业分配的问题，五七干校有大片的土地要耕种，年轻的我们是生力军，于是也被安排奔赴五七干校。从我们的内心来说，是不愿意去的，因为当初招生简章上写明了我们毕业进入工厂的去向，我们的专业应该在印刷厂发挥作用。大家私下也有议论，但军代表宣布下干校“走五七道路”的消息后，没有人敢站出来发出不同的声音，不管谁发表不同意见，都会被视为对党对毛主席的不忠而冒政治上被批判的危险。像我这种当时所谓的“黑五类”出身的子女，更是没有发言权，只能自己说服自己：去农村向贫下中农学习，接受“脱胎换骨的改造”。 文革中，全国厂矿企业处于混乱状态，经济发展停滞不前甚至倒退，学生的毕业分配也停止不办。四年下来，城市里各学校积压的毕业生工作安排成了大问题，出路在哪里？因此毛主席号召全国知识青年上乡下乡，把城市无法消化的负担全面转向农村。 在我们去干校之前，许多中学的学生都已先后开赴黑龙江、陕西、山西、内蒙、云南等省农村或农场（我的二姐、妹妹都去了黑龙江的农场，大姐从北师大毕业后也安排去了河北的农村学校）。我们心里很清楚，如果不让我们进所属专业的工厂，就要和其它中学生一样上山下乡。比较起来，去这个有人管理，有组织依靠的团中央五七干校，比发配去偏僻落后的农村要好一些。因此，服从，是唯一的出路。有极个别胆子大的不去，留在了北京，就成了没有“爹妈”的社会青年，不给分配工作。当时的我们，那种“听从组织安排”的观念已根深蒂固。而且在那种形势下，也迫使人必须听从上级安排。离开“组织”，自谋出路的机会难于上青天，生活无着落是很可怕的结局。并且居委会的人还会跟到家里找你，不但要戴上逃避或反对上山下乡的帽子，而且可能上门堵到家里，办“动员上山下乡学习班”。很多同学像我和我的家人一样都已承受不了这种上纲上线的政治压力了，走为上。 团中央五七干校各连的大致位置、编制 文革中，团中央和其它国家单位一样，成立了军代表管理下的革命委员会。军代表是尹××、张××，主任是王道义（文革前是团中央第八位书记）。其余下属各连都有军代表负责，比如，出版社是李××。我们的军代表是王××等。 不久，大批的人马陆续到来，分散住在农场的各个居住点，其中有校部（黄集）、霸王台、关寨、二郎岗、王营子、方寨、养（扬）老寨等。团中央系统各单位均纳入军事编制，分为十二个连队。一连——革委会、团中央机关部份干部，在原农场场部，地点叫黄集，现在就改为五七干校校部：下辖机务队、建筑队、畜牧队、后勤、供销社等；二连——主要是团中央机关的学校部人员，一部份在二郎岗上，一部份在白虎岗上：三连——团中央机关部份干部，在关寨；四、五、六连——青年报社、少年报社，都集中在二郎岗上，那儿有果园、砖瓦厂、畜牧队等，六连还有一个驻地——方寨，为六连窑厂驻地；七连——青年出版社、少儿出版社，在黄湖湖区内最低处（住址名称不详）；八连——团中央机关的学校部、学联人员及《万年青》杂志社、《中国青年》杂志社，一部份人住在白虎岗上，因有一些二连团报的人员也在白虎岗上，所以这儿被称为“二八连”；九连——青年印刷厂下放人员，住在养老寨（或扬老寨？）；十连——中央团校（现名中国青年政治学院），也在湖区内，住址名称不详。十一连，亚非学生疗养院工作人员，在霸王台上。校部与霸王台均处于全农场地势最高处；十二连——即我们学校的全体同学，驻地为湖区内的王营子。（以上分布由于年代久远，有的可能不准确，请知情者提供材料）
十二连由我们印刷学校两个年级的同学组成。有三个排，以原学校的一个班为排，我们班就是三排，原来的小组为一个班。所有的劳动和学习活动基本都是以班排为单位进行。每天吃饭之前在宿舍门前集合排队，与在北京时一样进行必不可少的“早请示晚汇报”，表“忠心”。当排长领头喊：“首先祝伟大领袖毛主席万寿无疆！”时，众人就挥动小红书——《毛主席语录》应合：“万寿无疆，万寿无疆，万寿无疆！”“祝林副主席身体健康！”众合：“身体健康，永远健康！”然后再读几句毛主席语录。但是这样的“表忠心”形式，随着农活越来越忙，也就越来越走过场。由于出工要带农具，“小红书”——《毛主席语录》带着就不方便了，变成只用嘴巴背诵一两段“语录”，不再挥动“小红书”了。 庆祝“九大召开” 到王营子住下来，第一个大型活动就是庆祝九大召开。中国共产党的第九次代表大会于1969年4月1日——24日在北京召开，我们已于4月9号到了黄湖。过去所有这样的党的会议都是封锁消息，极端保密。当九大闭幕的消息在广播和报纸上公布后，全干校所有的学员都集中到场部开会庆祝。尽管历史证明，“九大”是中国共产党的一届错误百出的大会（如确定林彪为党和国家接班人并写入宪法等），但在那时，我们仍是以“对党对毛主席的无限忠心”之情，聆听了九大的文件传达，并逐一认真讨论学习。之后，凡是有毛主席指示发表，有重要文件传达，我们都要去校部集中开会，庆祝、学习，风雨无阻。 住房 大批人马来到农场，住房是个大难题。王营子原有两排简易房，我们来后又临时在原来两排房子前面盖了一排，成了三排房子，男生宿舍在最后面一排，是一列大长条的通间，大家笑称为“火车箱”。中间一排房子最边上，是农工刘队长的家。每个连队都留有一位他这样的种田内行，指导农业生产技术。女生宿舍有三间是分隔开的，房子里是两排床并拢摆放，头顶头、床靠床，只在两排床的顶头之间有一小条通道，大家都得从床头跨过床栏杆上床，而靠里边的几排床，连这仅有的一线通道也是没有的，想上自己的床睡觉，要从别人的铺上爬过去就位。 人多铺位少，每个人不能分到一张单人床。我和季玉凤等三个人合用两张并在一起的单人床。到了夏天蚊子肆虐，必得挂蚊帐的时候，真是受罪：蚊帐不能撑开，人缩在狭小空间里闷热难当，浑身的痱子长成了饼子，搔痒难忍。 简易的食堂用稻草盖成，在第一排房子的前面；而茅草搭建的厕所在最后一排房后的水塘边上。晴天日子好过些。下雨天，房子外面哗哗哗，房子里面滴滴答答，我们就用脸盆接水对付着，这也算不了什么。讨厌的是，在半夜里要从烂泥浆里跋涉去上厕所，对必需要起夜的人来说，很烦，若不小心，说不定上个厕所回来，就会摔得满身泥浆。有时还可能遇到蛇、黄鼠狼从身边爬过而受到惊吓。 房子显然不够住，于是各连居住点陆续用土坯和干校自己烧制的土砖瓦盖了一些房子。过了几个月，王营子第一排宿舍盖好后，我从第二排房子调到第一排与马惠玲等另一班的人同住一间小一点的宿舍，这才有自己一个人睡一张单人床的机会。此间宿舍放的是上下两层的双层床，下铺被那几位都先占领了，我只有毫无选择地爬到上层去，于我，觉得这已是很大的恩惠了。后来各个居住点一直在陆续盖房子。 黄湖的居住点大部份都叫做“寨子”，这并非人们印象中那种吊脚楼式的寨子。由于这里过去曾是土匪出没的地方，因此当地人在平地上把住房周围挖成一圈很宽的池塘，只留一条极窄的小路通往住地外面，这样不但使住地地势变高，也形成了相对封闭的所谓的“寨子”，使居住者易于防范。因此也造就了许多池塘，洗衣服等很方便，鱼虾、菱角、茭白有了生存空间，蛇虫、蚊蝇、更是有了无限的滋生之地。遇到水蛇、赤练蛇、黄鼠狼是家常便饭。 阴雨天“练摔跤” 初到黄湖正赶上阴雨连绵，从干燥的北京来到这儿，每个人都不适应。走惯了平坦的水泥、柏油路，这儿的雨天走路很困难。大家常要去地处黄集的场部（校部）开会、办事、看病，通往场部的田间土路——大寨路，算是黄湖最宽的南北大道了，可是泥泞中又粘又烂的泥巴吸附在鞋子上，沉重得拔不动腿脚，走几步就得用小木棍把鞋子上的泥巴朝下刮，橡胶套鞋都被磨擦得失去了原有的光泽。有时烂泥会把脚上的鞋子拔下来，或失去平衡，有时会撂你一个“大马趴”，浑身被泥浆糊得肮脏不堪，令人啼笑皆非。身强力壮的同学对这种烂泥路也一筹莫展，浑身的力气用不上，照样摔得人仰马翻。我幼年时在农村长大，有对付的办法——在鞋子上捆上一根自己搓的草绳，增加防滑力，还有我知道走路时要脚趾用力向下扣住地面，快速移动，不等身体失去平衡脚步已经向前去了。值得骄傲的是不管其他同学怎样猛摔筋斗，本人一次也没有摔倒过。初到黄湖大部份同学没有长筒套鞋，在泥泞的路上行走，脚上腿上全是泥水，又没有更多热水及时清洗。于是便纷纷写信让家里设法买高帮橡胶套鞋。我的黑色高帮套鞋是到干校前，我的大姐用她在大学里献血时得的营养费为我购置，我对这双来之不易的套鞋万分珍惜，无奈到泰州后晾晒时被人偷走。天晴后路上的烂泥干了，被人踩得突起的泥巴像刀子一样锋利无比，脚碰上去疼痛难忍。 下小雨时，我们都是照常下地插秧、拔草。如果雨下得太大，不能下地了，我们就猫在宿舍里，或读“毛选”或缝补衣服。那时“的确良”等化纤织物还未流行，我们身上的棉布衣服经不住卖力干农活的打磨，常要把衣服上的破洞缝缝连连，尤其在膝盖、肩头、臀部都要打上补钉；袜子则要用一个木头做的“袜板”撑起来，在后跟和前后脚掌上补上一层。我到干校一直带着专门用于补袜子的“袜板”。现在这种工具应该成为文物了。 吃饭，饮、用水等 我们吃的米饭是农场自己种植和加工的大米。才到干校时，由于加工机械及工艺落后，大米中有许多带壳的稻子、砂粒混杂其间，甚难下咽。而馒头则是发黑的粗面蒸的。后来干校重新改造了加工机械，米、面的质量逐渐好些了，里面的稻子和砂粒少了。 黄湖的农民管青菜叫“春不老”，他们不是将整棵菜拔起来吃，而是只摘菜叶子，长出新的叶子，再摘了炒来吃。因为定量的油很少，天天单一地吃这种“春不老”很“寡”人，却无可奈何。我们心里明白：是来锻炼、受教育的，对伙食哪能挑三捡四呢！因此忍耐着不抱怨。后来干校领导要求搞好副业，改善生活，自给自足，各连陆续种了各种瓜菜、养了猪，渐渐地伙食好了许多。但短期内肉食仍是希缺。 十二连有一条耕牛下池塘泡澡时，从塘边踩空跌断了腿，一瘸一拐久治不愈，失去耕地的能力。最后校部批准杀了改善伙食。看到可怜的牛被放倒时双眼溢出的泪水，大家真的很难过。但还是庆幸终于有了盼望已久的吃肉的机会。可是美味的牛肉解了馋也苦了肚子。久不吃肉，肠胃不适应，加上正值夏季高温，牛肉极易变质，每人分的那份肉第一顿吃不完，放在第二顿吃就不行了。这香喷喷的牛肉来之不易，谁也舍不得扔，多人吃了变质的牛肉患上急性痢疾，上吐下泄，罪受大了。 饮用水是住地旁的井水。这井很浅，人多水少，挑了几担，井水就泛出黄泥浆了，要在水缸里放上白矾，让水沉淀清了才能用于烧水做饭。井虽不远，可是要把食堂的两排大水缸挑满也很不容易，有的同学把肩膀都压红肿了。许多个子高一点、有点力气的同学，如庞艳琴、谢惠玲、戴至忠等都为食堂挑过水（因为我这种个子矮的人跟担子差不多高，挑起来没办法走路，无法胜任）。到了阴雨连绵时，通往井口的路全是稀烂的泥浆，走在这样的路上挑水供应上百号人做饭、饮用，水就显得弥足珍贵。至今，我的脑子里仍然闪现这样的情景：史宗敏老师及女同学姜美凤、原青年印刷厂的张杰师傅等等，挑着水桶在泥路上艰难跋涉。由于在烂泥里负重很难站稳，沉重的水桶总是一摇三摆，不管他们怎么小心，水挑到食堂，只剩半担了。看在眼里，我很钦佩他们的坚韧。 干完农活一身臭汗，没有地方可以洗澡。只能打一瓶开水加上井水在两排床之间狭小的通道上简单擦拭，擦拭的水流在夯实过的黄土地上和起了泥浆，走起路来滑溜溜的，极易摔倒。开水是食堂用秸秆烧就，不能保证供应，若动作稍慢去晚一点，大锅里就没有了热水，只能去井上打冷水洗漱。在天寒时用冰冷的井水洗脚，从外到里透心凉。可在阴雨天这点享受也要受到挑战，因为从井台上端一盆水摇摇晃晃回到宿舍所剩无几了。水井旁是田地，除了井周围小小的一圈石头其余都是烂稀泥，最初宿舍里也没有小板凳可用，想在井边坐下来洗个脚是办不到的。因此我练就了一套“高超”的站着洗脚的功夫：把盆放在井边那窄窄的石头地上，站在盆边，先把一只脚伸进去洗，金鸡独立地擦干这只脚穿上套鞋后，再将另一只脚放进盆里…… 春种，插秧、除草和犁地 四、五月是春耕春种的季节，我们到王营子时，农民工已插了一部份早稻。我们在刘队长指导下，继续整地插秧。在黄湖插秧，除了传统的抬头看前面插直线的方法外，还有一种我在其它地方没有见过，但很实用的插秧土方法：用两根木头及四根长绳子做成一个简单的实用的“插秧器”，有点像加长的五线谱表，只是少一条线而已。由两个人站在大块的水田两边，分别拉住“插秧器”的两头放进水田，大家在绳前一字排开，只管在自己面前沿着四根绳子均匀地插出四排秧苗就行了。然后再逐渐后退移动，如此反复，就不必花很多精力去注意是否插得直。就是说，这种插秧不管竖行，而是以横排为准。虽然我们的插秧技术不高明，大家都累得腰酸背痛。可是因为人多，一块地很快就解决了，这种方法使插秧速度大大提高。 下水田薅草。四、五月阴雨天早稻田里仍然寒气十足，持续几天在成千亩的水田里经受春寒的浸泡，浑身冰凉，咬牙坚持到收工，腰腿酸痛难忍。还有女孩子害怕的吸血蚂蝗。只要人在水里行动，蚂蝗即如鬼魅般悄无声息地游到你的腿上，在你完全没有知觉的情况下，吸饱了血滚落水里逃走。更讨厌的是它的吸盘会同时分泌破坏血小板的物质，使血难以凝固，会止不住地顺着腿朝下流淌！当你发现它吸在你身上，如果用手去拉可不行，它会越吸越牢，毫不放松，必得用手猛地拍打，或用烟头烧，用盐腌它，才能迫使其掉下来。这个小东西让人格外惧怕。 在大家插秧的同时，还有的男同学去更远的地块犁地，耙地，放水。在冷水里泡着腰腿太痛，就想试试去犁地。我和已有犁地经验的徐元增各自赶着牛，到养老寨附近耕地。犁地要用巧劲，但是我太没力气，“巧”不起来，我因个子小（1.53米），臂力、握力太小抓不稳犁的把手，只好用肚子去顶。可是肚子很难把握分寸，牛儿只管噌噌地朝前走，肚子顶的力气大了，犁头插得太深，牛拉不动，就呼哧呼哧喘着粗气站着——罢工。再把犁头朝上翘一点，牛轻松了走得飞快，可又耕得太浅了，犁头从地皮上划过，土层完全没有翻开，糟！急得我一身大汗。一不小心顶在肚子上的犁把手将我军用皮带的金属扣子顶开了，这下子麻烦了，眼见裤子要朝下掉，我只好一手扶犁，一手抓着裤腰和赶牛的鞭子，手忙脚乱，狼狈不堪。偷看一眼远处正悠闲扬鞭犁地的徐元增，在男同学面前可不能丢脸呀，我赶紧不动声色地喝斥牛停下，把裤子系好再战。不过至今，好像徐元增也压根不知我出洋相，说明我当时遮掩得还不错。可是我从此再也不敢逞强去犁地了。 拔蒜苔 打田埂 车水 有些农活看起来简单，做起来可不那么容易。比如，一天我们被临时分配去白虎岗上的大蒜地里采摘蒜苗。大家都觉得这个事情很轻松，没有当回事。到了大蒜地里，我弯腰抓住蒜苔朝上一提，蒜苔断了，还不足平时所看见的一半长，再试也还是这样，心里很着急，还有一半蒜苔拔不出来就浪费了。再看看另外几个同学，也和我一样，眼见蒜苗就在自己眼前，却不能完整采摘，这是怎么回事啊？后来有农民告诉我们，要用一个工具帮助剥离蒜苗外而的那层护膜，使巧劲儿轻轻朝上提，才能摘到完整的蒜苗。至今我还没有学会这项农活。 打田埂，就是根据地势将大块的田，分割成小一点的水田，修筑田间小道，以便灌溉。这完全要靠臂力。先将泥土挖起来堆成田间的小路，再挥动手中铁锹用力拍打结实，不但使其不漏水，还要能供人行走。才开头那几下子似乎不难，可是从早到晚不停地努力拍打，胳膊从酸痛到肿胀，到后来连铁锹都举不起来了。 有些水田无法放水进去，就要用最原始的方法——车水。那种最老式的木头水车，要靠胳膊挂在高处的一条横木上，双脚像蹬自行车那样轮流用力踏踩不停转动的木头蹬子。由于不熟练，眼睛要努力盯着一只一只不停翻上来的木头蹬子，看不准就踩不着，脚会被打得肿痛不已。整个身体全靠两只胳膊挂在那根横木上死死支撑。如撑不住，就会从车上掉下来，而水车在不停地转动，掉下来就可能被卷进水车，是很危险的。这是强劳力干的重活，可我们有些女同学们也照样得干。 69年的麦收和插晚稻 最忙碌的麦收和插晚稻的抢收抢种时节到了。1969年，进入干校第一年的麦收，虽然很累，可是与之后的1970年的麦收比，还是相对要轻松得多，因为联合收割机可以进入大田收割一部份麦子。过去在电影里看到“康拜因”收割的镜头，此时在我们的眼前上演。只见收割机轰隆隆向前不停地开，身后的漏斗就将脱壳的麦粒吐入跟在后面的大卡车里，当即就运到打谷场晾晒，送入粮库。我们要把收割机无法顾及的小块地和地边地角的麦子收拾彻底。但还有很多大片地块收割机来不及收，就由我们凌晨三点多钟起来，手工割麦。麦子收走，大田立即犁、耙、放水，插秧------每天我们都要从早晨三点多钟干到夜里十点才能收工。累得没有力气了，但还得打起精神继续坚持。 学习插秧对于我来说不难，靠右手的三根指头配合，以中指为主力，按照约10厘米的株距，将几棵秧苗轻轻插入泥里就成功了。难的是连续很多天低头弯腰，腰酸背痛好折磨人。我们兼用前面所讲的那两种土方法很快按进度完成了几千亩地的插秧任务。所有的地上都长满了绿油油的秧苗了。 抗洪大战 湖区土地肥沃，秧苗长势喜人，看起来似乎丰收在望了。可是连续几天不大的阴雨却引起了一场大水灾，把大家的喜悦浇灭！原来黄湖这个地方的特点就是，很短的时间不下雨就会干旱，只要连下几天雨就会有涝灾。原因之一自然是因为地势低洼，雨水向这儿集中；又无有效的水利设施调控；更不可忽视的重要因素是，若南边的大别山同时下雨，山上冲下来的洪水极其汹涌，势不可挡。 一九六九年七月的一天（约七月十二号），雨刚停，上级就通知我连全体人员上大坝抗洪，并陆续运来一些稻草编织的草袋。我们分散在靠近王营子的这段拦洪大坝上，紧握铁锹步步为营，准备堵漏。大坝外的河水在迅速上涨，事态严重。坝外小河在平时只不过像一条稍大一点的灌溉渠，可这会儿洪水一来，河道立即变得宽阔而湍急。大家连忙快速行动，从附近挖泥土装草袋，加高坝体。但是很快就发现水涨得越来越快，水位越来越高，还有蛇和青蛙也在仓惶逃窜。水已到了我们的脚边，堵了这儿，那儿又上来了！ 不好！离我们约二三十米远处的大坝决口了！正在现场的李德安等男同学像在电影中的英雄一样，奋不顾身扑上去，用自己的身体堵塞决口！年纪已过四十，身体瘦弱的凌芝老师（女），穿着单薄的衣服，也和同学们一起跳进了冰冷的滚滚洪流之中！ 可是舍身扑救已经无济于事，水势太大太猛了，一眨眼的功夫，就无情地将大坝撕开一个大口，水流咆哮着冲破大堤，形成有如黄果树大瀑布那样的两层楼高，宽阔而高悬的洪流，轰隆隆地泻入干校土地！等我们听到呼声奔过去，大势已去。万幸的是，几位堵决口的英雄都被冲进大坝内的稻田，没有生命危险。很快，成千亩的水稻只能看见一点叶尖，我们呆立在大坝上，看到怒吼着的决口离我们的驻地王营子咫尺之遥，心，剧烈跳动，不知所措！装满泥土的草袋扔到决口里面，像小土块一样被冲走，再朝里填东西已不起任何作用了。 领导让不会游泳的同学先撤离到地势比较高的场部。他们拎着黄色帆布旅行包默默离开，无助又狼狈。而我和大多数同学虽然只有一点点游泳的能力，也仍然很骄傲地一起坚守在最危险的抗洪第一线上。在这危急关头，绝大部份同学们都没有退缩，谁也不愿意当懦夫。 天渐黑了，道路已被淹没。据预报还有更大的洪水，上级命令我们全部撤退，一部份到场部和霸王台。一部份撤到白虎岗上。我们两手空空，在没有月亮又没有路的汪洋之中，靠着路旁刚种下不久的几棵小行道树做标志摸索着前进，有时若偏离道路沉入很深的坑里，就赶紧游两下，试探找水浅的地方继续前进。我们拖着满是泥水的疲惫的身体，到了霸王台上。我和亚非学生疗养院的一位工作人员同挤在她的单人床上，香甜地进入梦乡。 第二天一早，我们又返回王营子，干校的湖区已是一片泽国，地里的秧苗完全被淹没了，路旁才栽下不久的几棵行道树也只露出半截树干了！洪水已漫到我们的宿舍门口，如果再来更大洪水就要淹进房子里了。可是大家一点也不惊慌，因为我们有了对付的办法：把两张床叠放，就成了双层床，而我的宿舍原本就是双层床，箱子等用品放到下面一层，晚上就集中挤着睡到上面一层，这样即使再来更大的洪水也不至于立即被吞没。 上级决定：会战大坝决口，堵住洪水。此时再上大坝，就必得游泳了。由于我们在北京时学校的实习工厂——青年出版社印刷厂内有游泳池，所以大部分同学都会一点游泳。我只能游十来米远，水平虽然不高，可是能短时应付，和大家在一起，虽然忐忑却一点也不害怕。 大坝上，已不只是我们这帮学生孤军奋战，各连都派了年轻精干的力量汇集到二十多米宽的决口两侧。红旗招展，人头攥动。打桩声、吆喝声、水流声、广播喇叭声汇成一片热火朝天、波澜壮阔的抗洪图景。此时大坝内外落差已变小，那一片高挂的“瀑布”已降低变成了滚滚急流。同学中，于先永等身强力壮的男生和各连壮劳力一起高举大锤站在急流中打桩，这是堵决口的第一道工序。 我不知被谁安排去写“现场战报”，要送到决口对面的“抗洪广播站”去广播。送稿子必须跨过决口，看到滚滚的水流，有些害怕。因为凭我的那点可怜的游泳功底，肯定会被急流冲走，但是又不能让人说我是胆小鬼。正在犹豫时，我注意到决口两侧已各打一桩，拉了两根粗铁丝。于是横下心，把稿子放在头顶的黄军帽里（在干校，劳动中基本都戴着黄军帽），一手划水，一手紧紧抓住铁丝，从激流中艰难游过了决口，用现场广播站的手提电喇叭播出了自己写的报道。记得其中有一句很豪迈：汹涌的洪水可以淹没我们的田地、房屋和庄稼，但是决不能动摇我们走五七道路的坚强决心！其它内容已记不清说的是什么了。 晚上，其它连队的人都撤走了，上级要求我们这帮学生还要继续奋战。 我们依然穿着已经穿了一整天被洪水浸湿的游泳衣，或提着马灯，或抱着一捆稻草，把一件外衣放在漂浮的稻草上，一个接一个，从驻地出发游到大坝下面，找斜坡处爬上大坝，继续将土块装入草袋子，运到决口处。巨大的水流仍然从决口处滚滚地注入干校的土地。入夜，没有月亮，漆黑一片。虽然是夏季，可是由于周围都是洪水，令气温大大降低。加上大坝地势比较高，冷风袭人。湿透的游泳衣，贴在身上冷彻骨髓，把带来的外衣套在身上也不起任何作用，我的牙齿不停打架，浑身上下像筛糠一样索索发抖。有的同学把稻草、草袋子裹在身上和赤裸的双腿上，坚持挖土。但由于只有几盏马灯，实际上什么也看不清楚，干不出什么活来。一直到天将拂晓，上级才通知我们先撤回去休息。 幸运的是，洪水涨到我们宿舍门前，眼看要涌入房子时，就停止了上涨。军代表告诉我们，相邻的固始县地势比黄湖还要低，防洪堤岸是沙质土壤，抵挡不住洪水，在我们决口后不久，他们那边就决堤了，整个固始县城被淹了！但据青年出版社孟庆远同志回忆录中说，白露河那一边相邻的安徽淮滨县首先溃堤，他们在大坝上听到巨大的水流声和灾民急迫凄惨的呼救声。我想也许是两县同时都发生了决堤。由于我们只守着眼前的大坝，在洪水到来时，两邻县发生的更惨烈的决堤悲剧我们都没有看见。虽然庆幸我们没有遭灭顶之灾，但还是很难过，心里隐隐作痛。因为几个月来，我们已经看到，天灾人祸，这里的老百姓极端困苦，生活比我们不知要艰难多少倍。只要看看农工刘队长家，就很心酸：床上竹条子钉成的“床板”架在两条长凳上，上面铺的是稻草，盖的是两条又黑又破像猪油渣一样的烂棉絮，家徒四壁！赤贫的生活让我们这些穷学生都感到揪心、吃惊！偶尔看到当地人搬家，全部的家当就在男主人的一根扁担上挑着。这场水灾给他们带来的将是毁灭性的打击，可以肯定他们将面临更加困苦、悲惨的生活------现在想来，如果黄湖仍然作为泄洪区，周围的县是否就可减少这样惨烈的决堤之祸？一个农场产的粮食能否抵得了那么多老百姓被洪水吞没的损失？可是由于黄湖是三省交界处，并且把黄湖改造成农场，是地方上的一项“伟大成就”，在当时的极左路线下，不能说也没人敢提出这样的质疑。 由于出门就必得游水，连着几天湿淋淋的游泳衣不离身。菜地被淹了，要吃菜也必得游到菜地里，用“扎猛子”的办法钻到水下捞些南瓜、扁豆之类供食堂凑合解决伙食。潮湿，又缺少做饭的材料、燃料，几天里，我们吃的都是半生不熟的夹生饭和勉强做出的一点油盐不足的菜。就这样，穿着湿衣服、吃着品种单调的夹生饭，度过了洪水围困的日子。不少人患腹泻，湿疹、体癣等皮肤病折磨着每一个人。 修筑拦洪大坝 洪水逐渐失去了威力，水慢慢退下去了，秧苗露出了水面，还有成活的希望！我们开始灾后自救：一是用铁锹掀水清洗秧苗上的泥浆，让秧苗恢复正常生长；二是全面修复，加高加固拦洪大坝。因为秧苗自己恢复了长势。就集中了全连劳力修防洪大坝。 修大坝，是劳动强度极大的工作，在平时都是由强劳力来干的。从平地上挖土，用平板车送上约十米高的拦洪大坝顶部，打紧夯实，让大坝能经受更大洪水的考验。而我们也在这项沉重的劳动中，经受了来到干校后空前艰苦的磨练和考验。 我们先从大坝底部修出一条长长的斜坡通到坝顶。除几个人负责在大坝顶上用打夯石来夯土外，其余人分成若干个小组，每个小组一辆木板车，两女生在前面用绳子拉满载的板车，一个男生负责推车掌握方向。向坝上拉时，我们使出全身力气，令沉重的板车在坑洼不平的斜坡上迟缓地向上爬行，当把满车的黄土卸到大坝顶端后，车子顺着斜坡向下疾速奔驰，我们抓着绳子也紧跟在车后，呼拉拉地奔下大坝。还在呼哧呼哧的喘息中，就不停顿地接着挥锹重新装上泥土接着朝坝上拉！ 正值三伏天，赤日炎炎，酷热难当。汗水一遍又一遍地湿透了衣衫，被火热的太阳烤干后再湿透，反复无数次，衣服和裤子上结成一片一片白花花的“汗碱”像画上了地图。拉绳子的肩膀被绳子磨得又红又肿。从早到晚十个小时以上地连续奋战，到了晚上，人像散了架子一样难以动弹。幸亏在前面几个月，我们已经有了持续劳动的磨练，否则很难想象，这样大的劳动强度我们将如何承受。 虽然这样的重活让我觉得已到了承受极限，可我仍然觉得精神上是放松的。比一比在北京搞政治运动那种残酷的人整人的“斗”，那种心理的打击，精神的蹂躏，人格的污辱，无辜的牺牲（如我的同班同学，成绩出众，颇有才华的黄大成被逼上吊自杀；宋世祁因地主出身被赶回没有生活出路的农村老家；北大中文系高材生，常玉钟老师因写日记暴露思想而被连续多日“坐飞机”批斗、挨打、关压、迫害）等等，比这战天斗地的苦斗，更加折磨人，更加痛苦十倍、百倍。 短暂的农闲和休息日 大坝修好后，进入短暂的农闲。除了做一些田间管理，白天有时开会学习毛主席指示，有时到场部开大会。有难得的休息日时，我们还曾跑到岗外的白露河边。洪水过后的白露河，失去了威猛，裸露着干涸的河床，河岸弯曲交错，河床凹凸起伏。洪水冲击的痕迹依稀可见。河底铺满光滑的砂粒。沙坑的小水洼里小鱼、小甲鱼悠闲地游来游去。这个情景与洪水到来时的汹涌完全对不上号，判若两河。 一个星期天，我们终于可以放假休息。我决定到黄湖以外的地方看看。我一个人（不是不想找伴，那些同学不愿意单独和我结伴远行。甚至还有人不肯吃我用有限的每月十三元生活津贴，诚心诚意买的东西，是因为人家不想沾我出身不好的“光”）。到十几里外的农民集市——白庙集逛了一趟。在寂静无人的田野上，沿着蜿蜒的大坝，过水闸，淌小河，农场外迂回的田间小路上仅我一人踽踽独行。在这偏僻、贫苦的地方，那种简陋萧条的集市，没有什么东西可供我猎奇，所见仍然只有贫穷落后，令人忧伤难过。 想吃鱼，难得的短暂农闲是个机会，大家在王营子旁的一个大池塘边装上几部老式木头水车，轮番上阵，摆开了竭泽而渔的架势。同学们热火朝天地围在池塘边上，满池塘的水经过齐心协力连续奋战，终于见底了。只可惜，水灾让大鱼儿都逃光了，只抓了些鲫鱼供我们解馋。 晚上，宿舍里闷热拥挤、密不透风，实在难以入眠，我们只好三人一伙，五人一堆，结伴来到地势较高的拦洪大坝上乘凉，直到半夜气温降得凉爽些，才能回去睡觉。乘凉的主要活动就是自由组合的赛歌会。放开歌喉，你一曲我一段，除了“样板戏”、为毛主席诗词谱写的歌曲，就是歌颂党和毛主席的“红色歌曲”，我们经常唱的如： “毛主席呀，你是灿烂的太阳，我们是葵花，在您的阳光下幸福地开放；你是光辉的北斗，我们是群星，紧紧地围绕在你的身旁，-----”“幸福的伽耶琴在海澜江畔激荡，热烈的达甫鼓在天山南北敲响，欢快的芦笛吹响在槟榔树下，深情的马头琴回响在内蒙草原上-------”“红太阳照边疆，青山绿水披霞光------”如果不是“红色”内容的歌曲是不能唱的，否则就会被批为传播封资修的东西，惹来大祸，对这样的打击我们已经满怀恐惧。 夜空繁星点点，河弯处和田野上静静飞翔的小精灵——萤火虫，与空中的星星一起闪闪烁烁；稻花香里阵阵蛙鸣此起彼落，与我们悠扬的歌声唱和，交织成美妙的“田园”夜曲。当一切归于寂静，微风吹动万亩禾稻发出轻微的“飒飒”声，细听还能辨别出露水正“索索”滴落，润泽那洪水之后重生的禾苗------啊，静夜中的田野真美！只是这种有着美好记忆的日子太短暂、太少了。 歌声是排解心中忧愁的唯一办法。我们内心深处最发愁，感到最渺茫，但是谁都不敢表露，不能提起的，不是眼前生活的艰辛，而是出路在何方？难道就一辈子走“五七道路”？一辈子和泥巴打交道再也不能回北京了吗？但是这些想法绝对不能向任何人倾吐，弄不好就被举报批判，这是比眼前这种艰苦更难忍受的心灵的痛。理想，前途，虚无缥渺得看不到一点希望，只能任人摆布，听天由命，但骨子里却是不甘心的。其间也有同学“暗渡陈仓”，悄悄谈起恋爱。傻乎乎的我什么也不知道，因为那时爱情离我是遥远的。 此时我的大姐从北师大毕业被分配到贫穷落后的河北新乐县农村中学；同为“老三届”，高三的二姐和初一的小妹妹上山下乡到黑龙江虎林县和密山县北大荒的军垦农场务农。和她们那高寒地区的艰苦条件相比，我还算是好的了。唯一因严重心脏病留在北京的弟弟一凡，被分进一家又脏又累的炭素厂。手无缚鸡之力，一肚子学问，却只能咬牙干苦力“耍大锹”——炉前工。所以给正在愁苦中的母亲写信，我那屡受打击的艰辛的母亲，我绝口不向她提我的难熬之处。 练针灸想当赤脚医生 想到将在农村过一辈子，我考虑自己身薄力单，干农活绝不是自己的长项，便暗想争取将来能当“赤脚医生”，既能救死扶伤，又为自己寻找一个唯一可能的出路。于是我买了医疗书籍、一套针灸用的针和消毒用酒精棉等，有空时就看着书，在自己身上、腿上到处乱扎一气，有时鲜血淋淋也在所不惜。后来不知在哪儿看到一则报道，说可用针灸针，围刺铜钱癣。分到十连后恰巧我的脸上长了一块圆圈形的癣，就咬着牙对着镜子在脸上下针。脸上神经、毛细血管密布，针刺入皮肤，钻心地痛，血珠纷纷外冒，眼泪唰唰地流。几次针过，脸上那片癣脱了一层皮后竟然好了，但到底是否因针灸还是它自己好的，也不清楚。那时有好几个人都在练针灸。大家公认很有才气且仪表堂堂的印刷厂张杰师傅，因为娶了资本家女儿而受牵连被下放到干校，也在研究针灸。他把年仅七、八岁，常发癫痫病的儿子带到干校，在孩子身上、头上天天扎针，搞得孩子嗷嗷乱叫，东躲西藏。回到北京后，孩子的癫痫居然不治而愈。八十年代中后期，我在北京官园儿童活动中心遇到早已调此工作的张师傅，提起这事，还感叹当时狠心为孩子针灸竟然有这么大收获，因祸得福，真是不幸中的万幸！ 感染疟疾 湖区蚊虫密度很大，刚去时没有蚊帐，因为即使有钱也没办法买，那要很多布票。（后来实在熬不住了，干校领导设法争取了棉布计划才给大家解决了蚊帐）一到傍晚，我们全副武装穿起长筒套鞋、长袖衣，也挡不住蚊子叮咬身上其它部位。有多人开始发高烧，随队的谢医生忙乱了手脚，反复治疗仍然无济于事。其他连队许多人也有这样的症状，缺少农村疾病治疗经验的医生被难住了。后来终于诊断出是疟疾，奎宁类药物救了众人。可是出版社有一位姓杨（杨帮琴？）的干部，却被奎宁夺去性命。原来，就在许多人患疟疾发高烧时，这位干部也高烧不退，医生照样让她服用了奎宁，但此人并非疟疾而是因为高强度的劳动加上卫生条件差，引起肝炎急性发作，奎宁的毒性对肝是很大的伤害，服用以后病情急剧恶化，人已救不过来了------本人幼年时在老家曾“打摆子”，知道其痛苦的滋味，当时庆幸自己逃过了一劫。可是我高兴太早了，离开王营子后不久，在中央团校十连，我还是没有逃过疟疾的折磨，那种头痛欲裂，发冷时如坐冰窖，发热时如火焚身的日子，把我的身体折磨得从小胖子变成了瘦子，并且在之后的超负荷劳动之后，似乎身体从此再也好不起来了。 秋收秋种 稻子终于成熟了，微风吹拂连绵的金色稻浪，这来之不易的丰收景象让我们触景生情，禁不住高声朗诵毛主席诗句：“喜看稻菽千重浪，遍地英雄下夕烟”，豪情满怀地走向金色的田野。收割稻子是又一个硬仗。我们负责的几千亩水稻，没有任何机械设备可用。全靠我们的双手一把一把地收割，再用稚嫩的双肩挑回打谷场脱粒。黄湖农民用一种扁平的短口镰刀割稻子和麦子，这种工具非常实用，起初，生在江南，有干农活经验的胡六宝老师还不服气，坚持用那种带细齿的月牙形的弯镰刀，可是几个男同学和他进行比赛，结果证明：还是黄湖的镰刀有很大优越性：左手搂住稻秆，右手握住刀柄紧贴地面连铲带割，速度很快。人多力量大，干活虽然苦累却很痛快，上千亩稻田，十几天连续奋战，很快就被我们扫光了。 劳动中，我能很明显地感觉到身边的同学有的拼命干，有的却很会不露声色地“磨洋工”，但是咱不能说，因为人家可是“根红苗正”的“红五类”。 吸足水分的稻捆，看起来不大，可是挑在肩上像块大石头放在肩上，重压令人喘不上气来，我因为腰有毛病，负重能力差，挑起稻捆，艰难地直起腰，在田埂上一摇一摆，觉得自己好像几乎要倒在水田中了。咬紧牙关，硬着头皮紧跟大家在细窄的田埂上朝前赶。经过几天锻炼，红肿的肩膀负重能力逐渐增强了。 军代表王×× 在王营子的几个月，必须要提到的重要人物就是我们的军代表王××，团级干部，参加过抗美援朝战争。在北京时他既管我们学校也要领导我们所在的实习工厂——青年印刷厂。带领我们到五七干校后，就主要管我们这个连队。虽然其文化水平不高，但丰富的经历加上长期带兵的实践积累，使他极富演讲口才，是鼓动的高手。他操着浓重的山东口音，能够口若悬河、生动活泼地讲几小时。不但语言幽默风趣，还时常手舞足蹈，又唱又跳，逗得我们哈哈大笑。尽管所执行的仍然是极左路线的那一套，但我们对他却并不很反感，不知不觉接受了他所要灌输的许多东西，并且在艰苦的劳动中挺过了一关又一关。在干农活时，王××也是一把好手，我曾见他挑起沉重的水稻捆子，在细窄的田埂上健步如飞，我们跟在后面望尘莫及。可是这样一个让我们佩服得五体投地，形象光辉的革命军人，权力、权威很大，一言九鼎的军代表，却在离开干校回到北京后，进了监狱！听说因与所管辖工厂的女孩子发生不正当关系，致对方怀孕而被告犯强奸罪！天哪！我们如此敬佩和叹服的军代表原来这样肮脏卑劣，令我们极度震惊！天真单纯的我无法想象也无法理解，人性竟然会这样复杂！？ 秋收后，十二连这个建制从此寿终正寝。在王营子的打谷场上，我们和军代表、工宣队长合影留念，这两张相片至今我还完好地保存着。之后大家被分配到各个连队。我们也从原来只领十三元至后来加到十六元津贴，而变成三十二元生活费。 一部份出身好，与军代表关系近、印象好的同学大都被分配到场部的机务队、建筑队、畜牧队等；我和邹妙娟、张藏秀、邵玉华、谢惠玲及数学老师余元洪（回京后成为科学院数学所研究员）等十个人分在中央团校所在的十连。 （未完待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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