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足迹】一：序·婚床·县城过客·窃书·转过弯就到了
作者：王安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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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足迹】一：序·婚床·县城过客·窃书·转过弯就到了
作者：王安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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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知青长篇回忆录】： 足迹（连载一） 我们的足迹（代序） 作者：玩墨者 （王安平注：此是挚友玩墨者为我的知青长篇回忆录《足迹》撰写的序言，谨此推荐给各位朋友，并向我的挚友致谢！） “妈，我走了。”含着眼泪，背上背包，告别年迈的母亲，我走出了家门。外面，天还没有大亮，路灯已灭，阴沉沉的，很冷，很冷，透骨钻心。 公元一千九百六十八年十二月二十八日，是一个很难从记忆中抹去的日子。这一天，我和许许多多同学一起，离开亲人，离开城市，到农村去插队，成了一名“知青”。 在刚刚过去的这个夜晚，十七岁的我有生以来第一次通宵失眠。 按照当时的“政策”，作为独生子女的我，是可以不下乡的。所以，在大家纷纷向学校递交“申请书”时，我自然没有动作。于是，“工宣队”队长找我谈话：“……写不写申请，是你对伟大领袖毛主席的态度问题。至于批不批准你的申请，那是组织上考虑的事情……”。于是，我写了申请。于是，在学校公布的上山下乡大红榜的末尾，赫然增加了三个歪歪扭扭的毛笔字：“孔凡贵”。 我愤怒，但敢怒而绝对不敢言！ 我们班两个独生子女，一个进工厂当工人，一个下乡当知青。原因很简单，他家是“红五类”，我家是“黑五类”——父亲五八年蒙冤入狱，已经很悲惨，哪知家人还要受诛连！ 同样的原因，两年后，母亲被“疏散下放”。 为了照顾老母亲，我从罗甸县凤亭公社“转点”到天柱县兴隆公社。几个月后，因为会拉小提琴，被区长相中，把我和母亲一起调到白市樟木林场。母亲被安排到林场食堂当炊事员，一个人负责十几个林农和知青的伙食及生活用水（因为水井很远，每天仅挑水一项，就累得够呛）。我则与一起调来的七八个知青在和林农们一起劳动之余，额外承担一项重要任务：组成“毛泽东思想宣传队”，排练节目，下乡巡回演出。 正是在林场的日子，让我有机会认识了安平。 安平不是林场的知青。他插队的地方远在离林场二十多里地的大山深处。原来和他一家的两个女同学调到林场来了，他来看望她们。很偶然地，我们相识了。 相见恨晚。 以后的日子，我们越走越近，越靠越紧。 我们一起读书，画画，拉琴； 我们一起谈古论今，针砭时弊； 我们一起规划人生、探讨人性； 我们一起挑红苕到湖南的乡场上去卖，一起被人误做“扒手”，蒙冤受屈； 我们一起在山沟里用石块砸死一条两米多长的大蛇，然后剥皮，剁块，烹煮，打牙祭； 我们一起踏着厚厚的积雪，步行30多公里到县城，去拜访我们共同敬佩的朋友张国屏； 我们一起复习备考，梦想一起去读大学，结果，一起被历史开了个不大不小的玩笑； 我们一起在清水江的木排上放声高歌：“迎着太阳去，伴着月亮归，沉重地修地球，是我们神圣的使命……”； …… 我们一起走过了许多坎坷的路，却因为彼此的存在，才不觉得那么痛苦。 后来，我回到贵阳，他却留在了天柱，许多年后，定居凯里。 2010年8月，我开车带老伴与女儿到黔东南旅游，必经凯里，当然要顺路去拜访老友。临行前，老伴同我商量带什么礼物。我说：“什么都不用带。别说平时，就是大年初一上门，也不用带任何礼物。”女儿问：“为什么？”我回答她：“我和你王伯伯不是一般的朋友。任何世俗的客套在我们之间都是多余。” 安平六十岁学电脑，上网，开博客，撰写关于知青生活的回忆文章，一发而不可收拾。我是他的忠实读者。随着他一篇又一篇文章的发表，我也沿着当年的“足迹”在虚拟的世界重走了一回。觉得不过瘾，去年国庆长假，我们带着各自的老伴，开车到当年留下太多足迹的天柱乡下实实在在地走了一回，才算了却了一桩心事。 安平不是“作家”（尽管前些年他在其它媒体上也发了不少东西），写这些文章，既不为名，也不为利，纯粹是情由心生，不吐不快。字里行间流露的，无不是人间最难得的两个字：真诚。 正所谓文如其人！ 我们之所以能成为这么好的朋友，最根本的原因就在于此。 我想，我们有这两个字陪伴，此生足矣。 曾经的“小孔” 2012年9月9日于空了斋
一、表哥的婚床 1968年12月30日下午临近下班时，16辆覆盖着篷布的解放牌载重卡车，满载贵阳十六中首批赴天柱县插队的400多人驶进黔东南州府所在地凯里街头，停靠在州政府前的北京东路人行道旁。 寒风怒吼，街上几乎见不到行人。没有人理会我们这些风尘仆仆疲惫不堪远道而来的学生，与早晨离开贵阳时敲锣打鼓的热闹场景的反差让人仿佛一下子掉进冰窖般寒冷。 大家在东方红饭店就餐之后，没人张落晚间的住宿问题。我只好带着同伴老十和阿四去凯里老街找表哥借宿。 表哥是凯里建筑公司的工人，正为元旦结婚的准备事宜忙得不可开交。顾不得寒暄客套，直接带我们来到他的新房，安排我们睡在他刚刚搬进屋的婚床上，就又出去忙他的了。 当晚凯里停电，四周一片漆黑，屋里没有火烤，再加上从来没有受过这种长途颠簸，我们又冷又累，三人挤住一床互相取暖，不久便进入了梦乡。 突然，很响的声音把我们惊醒，三人不约而同猛地坐起来，只见两三束在房里晃动的手电光照到床上的我们后急忙移开，同时发出一阵嘻嘻哈哈的女人笑声，原来是几个为表哥帮忙的女同胞搬东西进来。尽管看不见她们的模样，我们依然羞得一声不吭地赶紧躺下。 只听有人小声地说：“是金竹的表弟，快走快走！”说完便领头悄悄退了出去。 她们走后，表哥婚床的油漆味一阵又一阵送入我的鼻中，我睡意全消，早晨离家时的情景顿时又出现在眼前： 天亮前，三个弟弟还在睡梦中，我悄悄与母亲道别。 头一天我就和母亲说好不要她去送我，我很害怕看见她的眼泪，更不想让她去承受那种生离的煎熬。 邻居小贵把我的行李放到从简老师处借来的自行车上，推着车陪我去学校。一路上两人默默无语，从小一起长大无话不谈的伙伴，临近分别仿佛什么语言都显得多余和苍白。 学校里已经人声鼎沸，16辆解放牌卡车整齐地停在操场上，因为气候寒冷，所有的汽车都已经在发动，引擎声响彻整个操场。每辆车旁都聚集着一堆一堆送别的人群。 天亮了，分别的时刻越来越近，远处渐渐传来了哭声，一时间整个操场上相互感染，震天的哭声淹没了引擎的轰鸣和欢送的锣鼓声。 我和小贵紧紧握别，转身蹬上最后一辆卡车。正想躲进车内避开那令人伤感的场面，小贵叫住了我，这才看见闻讯赶来送我的姑妈站在他身旁含泪向我挥手，我的眼泪一下子不争气地涌了出来。 汽车开动了，车后依然紧紧跟着大群送别的亲人，有人撕心裂肺地哭喊着女儿的乳名…… 不知什么时候，我才昏昏沉沉地入睡。 次日回到车上，我们才知道昨夜同学们全部在车上过夜，那可是滴水成冰的寒冬啊！
1968年12月31日下午5点钟左右，16辆卡车终于停到了天柱县城街头。 天柱县当年是省革委树立的红旗县，接待工作确实要好得多。饭店里早已准备好了400多人的晚餐，就餐有条不紊，服务人员忙而不乱，彬彬有礼。 晚饭后，同学们被有组织地分散到居民家中住宿，尽管是垫稻草打地铺，用自带的行李，但比起头天晚上那些露宿街头的同学的惨状无疑有天壤之别。 县城不大，两条主街纵横垂直相交，交叉处为大十字。临街全是店铺。看得出此地民风淳朴，货物就随意堆放在柜台上，店内却空无一人。 逛街的同学中有人顺手牵羊，拿走了柜台上的爆竹。 人过留名雁过留声，一颗老鼠屎打坏一锅汤！我想贵阳知青日后恐怕难免都要受此株连在当地居民中背上恶名了。
1969年元旦。 16辆卡车一分为二，一部分上高酿，另一部分下白市。我们分到白市，那里距县城30来公里。 上午，汽车直接把我们送到白市中学，这里是知青中转站兼接待站。我们被告知将在这里住宿一夜，次日会有各安置点的乡亲们来接我们。 接待工作准备得非常充分，我们被安排住进了空无一人的学生宿舍。公社还特意杀猪款待我们。 晚饭后我和同班的同学正在宿舍里闲聊，有人进来喊：“你们还不快去？那边楼里图书馆有好多书！”听到有书，大伙一跃而起，蜂拥赶了过去。只见图书馆大门洞开，书架书柜早已经被洗劫一空，地上一片狼藉，全是被损坏遗弃的图书，其状惨不忍睹。 学生本来大多都嗜书如命，更何况文革中备受文化饥渴的我们？一见到图书两眼就不自觉发出贪婪的绿光，只恨没多有几双眼睛从乱书堆里收寻心仪的作品。 我突然翻到一本《玛垃珂深渊》，作者是大名鼎鼎的“柯南道尔”。我如获至宝收入囊中，随后又从乱书堆里翻到《收获》和《没有讲完的故事》两本苏联小说。 天黑了，校内无灯，我们只得悻悻离开了图书馆。 躺到床上，我一边为找到的图书暗自高兴，一边又有些感到不安，白市中学图书馆遭此浩劫，这已经不是一颗老鼠屎而是一堆老鼠屎的问题了，无须讳言，我也成了其中的一颗！继而又用阿Q式的思维安慰自己，脑海中竟冒出孔乙己的名言：读书人窃书能算偷么？
离校前学校通过自由组合的形式把即将下乡的同学划分成若干个组，每组3~5人、7~8人不等，最多的10来人。到农村后即以这些组为基本单位分配到不同的生产队落户，形成最早的知青之家。 我和同班男同学老十、阿四，还有阿四的邻居晓虹和闺蜜筱君组成一个组，被安排到贵州省天柱县白市公社大塘大队第12生产队。 这是离白市公社（区所在地）最远的生产队之一。事后得知，学校如此安排是本着幼近长远的原则，尽可能照顾年幼的同学到离公社或公路近些的生产队，而我们这些学校里的“老大哥”自然不在照顾之列，加之我们又是初三年级（当时我校仅有初中部）的最后一班，自然而然就被分配到最偏僻最边远的山村里，只是苦了初一的晓虹和初二的筱君跟着受累，这肯定是她们的家长始料未及的了。 当然，彼时大家对这一切一无所知，激动也好，伤心也罢，懵懵懂懂被势不可挡的上山下乡大潮一起卷进白市。 1969年1月2日中午，眼看别的同学都被各生产队的乡亲们接走，而我们分到大塘的12人（另外7人中有二男二女是我的同班同学和初二一名女生、初一名男生以及贵阳九中跨校插队的一名初三女生）依然呆在白市中学校园内傻等，我们哪里晓得来接我们的乡亲已在路上走了好几个小时，更无从知晓即将踏上的是怎样一条漫长曲折的道路。 下午2点左右，接我们的乡亲终于来了，没有寒暄和休息，他们默默把我们的行李装进箩筐就上路了。 距白市中学约一华里的白市镇仅有一条傍着清水江岸山坡修建的街道，宽不到3米，全长不足400米。两旁几乎是清一色的吊脚两层木楼。街道尽头，灰色的简易公路逆江而上傍山蜿蜒伸向远方。左边坎下，碧绿的清水江尽收眼底。 我们跟着乡亲们拾级而下来到江边码头。上了渡船，老艄公用一种异样的眼光一边打量我们，一边用我们听不懂的方言说了些什么，便载着大家向对岸驶去。 江面的寒风像刀子一样刮脸，天空阴云密布，气温越来越低。同学们紧紧抓住船舷，没有人讲话，只有老艄公的摇橹声不紧不慢送入耳中。 船靠岸后，大家鱼贯上岸，没有人理会岸边向乘客伸着手的老艄公。我们看见乡亲们旁若无人地离开，不知道他是在索要船钱，还以为他是公社派来渡我们的呢。 大家跟着乡亲们沿着江边小路逆江而行，小路勉强能容两人并排行走，左边2米多高的枯草在寒风里沙沙作响，右边坎下是丛丛荆棘和岸边裸露的礁石。 沿江走了5、6里后，小路忽然左转90度沿着山谷伸进山里。挑着行李的乡亲们健步如飞，我们空手跟在后面却气喘吁吁，又不好意思请求停下来休息，便忍不住向乡亲打听：“还有多远啊？”“转过弯就到了。”一听这话，大家仿佛打了强心剂一样加快了步伐。 好半天转过一弯，终于看见左侧不远的山脚下有一栋孤零零的木房，但前面的乡亲们却没有左转停留的意思，头也不回地继续往前赶路。 “到底还有好远啊？”阿四忍不住又问。 “再转过弯就到了。”然而，转了一弯又一弯，翻过一山又一山，只见两旁的树木越来越大，树林越来越密，却丝毫看不见炊烟和村寨的踪影，也看不见人迹。小路时而呈之字往上延伸，时而在岭上蜿蜒穿行，时而又突然降到谷底，寒风一阵紧似一阵，天空越来越黑。 偏偏这时老十胃病突然复发，一手捂着腹部蹲下，面孔惨白得让人害怕。我和阿四一筹莫展，只得停下来陪他。 我们彻底掉队了。走走停停，天黑之前也没能到达大塘。幸好有一位老乡陪着，否则后果真不敢想象。 老十是我最好的朋友，我们同窗5年，情同手足。他虽排行老十，但却是独子，父母年迈，本来完全可以得到照顾，至少可以下贵阳市郊区的，为了不和我分开，他竟然不顾及年迈的父母同我远赴天柱插队，让我非常内疚。 由于紧张、害怕和担心，我忘记了疲劳和饥饿，搀着老十一步一挨总算走到了大塘大队部。两位女同学和生产队来接我们的乡亲已在那里等候多时了。（事后得知，因为我们生产队青壮男劳力奇缺，到白市接我们的乡亲大多是别队的社员，他们把我们的行李放到大队部就回家了。） 乡亲们很快把我们接到事先安排好的房东家。这是坐落在半山腰的上下两栋木屋，没有看到想象中的山寨。 最先迎接我们的是一条狂吠的黑犬，房东喝退它将我们让进上屋中堂左侧的房间里。 屋里照明用的是我们从未见过的松油柴，闪烁的火光伴着黑色的浓烟漂浮不定，半晌我才看清屋里的一切。占据了屋子近一半的火塘高出地面1尺，边长6尺左右，呈正方形，靠墙的两方摆着矮矮的条凳和独凳，火塘中的铁三角撑架下熊熊燃烧的柴火劈啪作响，铁三角撑架上坐着一口铁炒锅，火边有大小不等的三个铁鼎罐，房东大娘正站在火塘边炒肉，一边示意我们坐上火塘，一边对我们说着听不懂的方言。 猪肉的香味立刻勾起了我的馋虫，这才感到饥肠辘辘。一位穿着军上衣的男青年把刚切好的白色块状物往锅里放，一边对我们笑道：“你们运气不错，今天队里交派购猪，队里请你们吃冬笋炒肉。”我这才知道他放进锅里的是冬笋。 我们围坐在火塘上吃饭。应该说这是真正意义上的知青生活的第一顿晚餐，那鼎罐煮的醇香的新米饭，可口的冬笋炒肉，使我们暂时忘记了离家的烦恼和旅途的劳顿，大家风卷残云一般把饭菜吃得干干净净。 饭后我洗碗，晓虹很惊讶：“男生也会洗碗？”我笑笑没有解释，她哪里知道，我家只有四兄弟，清一色男孩，如果不做家务，母亲岂不要累死？ 我们被安排住在下屋的楼上，两个女生住楼下。 房内没有床，仅有一张八仙桌和一根条凳放在靠山墙的木窗下，靠门的墙上挂着一件蓑衣。占据了房间三分之二的木地板上铺着厚厚的稻草，这无疑就是我们的“床铺”了。 半夜冻醒后我感到有冷风往屋里灌，借助手电光才发现，山墙的天花板下，雪花正从楼檩之间是没有封闭的一个个窟窿飞进来，我赶紧取下墙上的蓑衣盖到脚那头的被子上。老十和阿四睡得正香，居然没有被惊醒。 我睡意全消，四天来的经历一幕幕又重现眼前，不知过了好久才在他们的鼾声中沉沉入睡。 清晨，老十和阿四看着蓑衣上那层白雪目瞪口呆。 而我知道，知青生活开始了。 2011-5-20初稿 2011-6-11改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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