知青文学为何“自恋”？

作者：陈道谆

来源：世界华人周刊

核心提示：如果说知青们还有什么值得记忆的话，那就是他们大多都把自己参加知青运动的思想行为，看成是战天斗地的英雄壮举，在与大自然的搏斗中，尽情地释放过自己全部的青春激情，也留下了属于他们的生活印记，具体表现在文学的审美意义上，就呈现出极端理想化的“自恋”色彩。

对知青文学的创作者而言，当年曾经被动失去一度引为自豪的“红卫兵”身份，被狂热的理想与激情驱动“离开家”到祖国的农村边疆上山下乡的他们，在那里却被无情的社会现实把自己的人生理想撕得粉碎。于是，为了追求理想而远离故土的他们想到了要“回家”。为了回家，他们主动放弃了无法解说清楚的“知青”身份，终于回到了自己的亲人身边，回到了日夜思念的“家”。曾经的知青们，不知道回家以后的自己的社会身份应是什么？只好把自己寄存于一种茫然混沌的精神状态中，“中国，我的钥匙丢了”，诗人梁小斌的一句话，非常形象地说明了“此在”的知青社会群体此时的集体无意识。没有了自己的社会身份，他们只能靠记忆来填补自己空虚的心灵。因此，早期的知青文学，缅怀他们曾经的知青生活，成了知青文学的唯一特征。毕竟，在记忆里，他们曾经拥有饱满的热情和高昂的斗志，还有共同的生活话语，更重要的是，他们拥有一个共同的社会身份——知青。

在经历了“好男儿”到“弃儿”的社会地位转变过程后，如果说知青们还有什么值得记忆的话，那就是他们大多都把自己参加知青运动的思想行为，看成是战天斗地的英雄壮举，在与大自然的搏斗中，尽情地释放过自己全部的青春激情，也留下了属于他们的生活印记，具体表现在文学的审美意义上，就呈现出极端理想化的“自恋”色彩。叶辛作为这个群体中的一员，在其早期的知青文学创作中，如《我们这一代年轻人》、《蹉跎岁月》等作品中，也大量出现过这种极端的“自恋”审美倾向。

西方当代解释学者海德格尔认为，“此在”是人对自身存在的一种感知或体验，世间的一切客观存在物，没有人的理解介入，始终不能作为理解的对象存在着。因此，没有孤立的理解主体，也没有孤立的客观世界，只有进入到“此在”，“存在”才能得以呈现。“此在”作为存在的人的特定因素，不仅能够领悟到自身的存在，而且能够领悟到其他客观存在物的存在。海德格尔指出：“如果当世内存在者随着此在之在被揭示，也就是说，随着此在之在得到领悟，我们就说它具有意义。”{2}在海德格尔看来，因为“我在”所以“我思”，人作为思考的主体，是被人的“此在”所限定的。从海德格尔的认知角度出发，对于人的文学文本的解读活动而言，人的“思”不能独立于人的“此在”之外，是受人的“此在”所制约的，而人的“此在”是随着人的物理时空流动而不断发生变化的，因此，人的“此在”认识就会不断发生着积极的变化。就此而言，对知青文学的文学解读活动与人的“此在”密切相关。

站在每一个“具体的人”的文学解读立场上，以往的文学创作经验，都会在人的“此在”视野内呈现出前所未有的文学意蕴。就这样，曾经喧嚣一时的知青文学，在这个文学群体走过了青春的激情人生岁月后，理想主义的激情已逐渐在慢慢消退，而深刻“反省”的理性意识也随之渐渐升起，并通过文学创作对知青当年的所作所为表现出一定的理性评判。从这样的理性认知角度看叶辛的知青文学创作，与知青生涯挨得越近。即叶辛在最初的反复述说当年知青从城市到边远山村插队落户时的失落、无奈和苦楚的蹉跎岁月后，终于从“自我”的知青文学述说中幡然醒悟，开始有意识地从“他者”的角度，来反思知青所走过的人生历程，并通过《孽债》等作品将自己的思考转向真实地呈现给那些多年来一直关心着知青命运的文学读者。

（源自《名作欣赏·下旬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