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山下乡运动”四十周年祭（三篇）

作者：吴道平

来源：转自：凯迪社区>猫眼看人

(与梁晓声的《知青》一样，吴道平这组文章也激起网上热议，文章有三篇：《我们没有自愿》、《青春无悔》、《请留下我们自己的故事》，支持和批驳的都有。——原编者按）

我们没有自愿

    ——“上山下乡”40周年祭之一

四十年前，1968年10月18日，我们，江南一所著名中学的一千多个学生，被学校的邻居，江苏省军区教导大队的军人们用几十辆军用卡车，送到农村去插队。那一天万里无云，秋高气爽，黄叶满地。我们的心情却和秋色相反，阴云密布，沉重、阴郁、惶恐：我们青春的梦想在这一天破灭，我们感觉到自己正在滑向一个无底的深渊。

我在农村插队总计八年半又四天。八年半的插队生涯把我从一个曾经是“少年壮志，海阔天空”的少年折磨成浑身伤痛，身心俱疲，不敢有梦的青年。学生的时代，我们曾经怜悯那些为谋生整天奔忙的芸芸众生是“做稳了的奴隶”，八年半在农村的生活，却使我们羡慕那些“做稳了的奴隶”，反而痛惜自己“想做奴隶而不可得”了。我们一千多同学的青春还没来得及闪光，就葬送在黄土中；一千多同学的梦想从未有实现的机会，就被无情地扼杀——我们同学的父母每一天锥心刺骨的挂念，这一千多个家庭经受着长期的煎熬。而全国像我们一样的青年有一千多万，“知青”家庭有一千多万户！从东北的北大荒到云南边疆的橡胶园，从陕甘的黄土高原到东海的崇明岛，全国的农村、农场，到处留下了“知青”的血泪。

历史上的这一段，无论如何逃不过“史笔”的。那么，历史将会如何评价这场运动呢？

不同的经历、不同时代的人，自会有不同的评判标准。但是，历史事件评判的最终标准是人，是人的生存与发展，是具体历史事件对人的生存和发展所起的作用。评判这场运动的标准也只会是“上山下乡”对我们这代人的生存与发展所起的影响。四十年过去了，当年的二十岁左右的“插友”，如今都已六十岁上下了，时间已经完全可以对“上山下乡”运动作出的评判：

我们中的绝大多数，一辈子没有接受过高等教育，一辈子没有有过理想的职业，一辈子没有有过稍稍富足的日子，许多人一辈子没有有过爱情，有人一辈子生活在“上山下乡”的阴影中，还有人因病或自杀过早地离开了人世。在同日下乡的一千多人中，后来能够通过77，78年高考进入大学的竟然不足四十人，能够出国留学的只有五、六个。我们那可是一所高考入学率曾有过近100％记录的中学啊！1992年，我回国和同班同学聚会，发现他们中的多数已经下岗、退休，无所事事地在麻将和电视剧中打发余生。当年的正值青春年华的少男少女们，生命中从未有过闪光的日子，就已经满头华发，被社会遗忘。我们在相对唏嘘之外，还能说些什么！如果没有那场运动，他们怎会潦倒至此！

我们是被牺牲、被蹂躏的一代。和祖辈、父辈相比，我们和他们一样经历过三年大饥荒的饥饿，多数人却没有享受过他们曾经有过的受教育、求职、迁徙的自由；和我的后辈相比，我们中的多数没有像他们那样能够享受物质的丰富。国家历史上所犯的错误，不公正地、过多的由这一代人来承担了。

我知道，这不可能成为大家的共识：当年政策的制定者、执行者及其后来的继承者，为了维护意识形态上的连续性，不会对我们说一声“对不起”。当年的受害者也往往怕揭开创伤，有意无意地要在创口刷上一层色彩，使鲜血显出玫瑰色来。

今天，有人或许会说，当时你们不也曾经向党表忠心，要到农村去战天斗地、改造自己吗？不也曾经发誓要把壮丽的青春献给祖国的农村，立志做革命大业的接班人吗？

是，当初是有一些人这么做了。那是由于他们太年轻，对现状缺乏了解，对统治者无条件的信任，确实想过到农村去干一番事业。记得北京还有人到天安门去宣誓，决心去延安插队，走老革命的路，等等。

但是，我相信怀有那种浪漫豪情的人只是少数，而且他们是在真实信息被封锁的情况下做出的错误判断，是受到了愚弄。在和我一起插队的一千多位同学中间，我从没有见过这种“豪情”，哪怕是装出来的。因为农村的实际情况无法被完全封锁，我们还是了解一些；因为我们知道自己不是什么“接班人”；因为我们知道，有资格成为“接班人”的少数同学，根本就不在我们之间，他们早已经由父辈安排参军就业，和我们分道扬镳了。

是，当年我们都是“自愿”。但我们有可能不“自愿”吗？

很难。当时动员的手法，就是非让你“自愿”不可。最简单、最客气的办法是所谓“车轮战”，三班“工宣队”一天二十四小时守在你家里动员，不让你和家人睡觉，直到你“自愿”为止。两三天下来，钢铁的人也受不了，何况是血肉之躯？不“自愿”就发疯。邻居家的孩子因为数天“车轮战”而神经失常，操起把菜刀来要和工宣队拼命，结果被捕判刑。我们学校有一个被大家称为“聪明美丽而又最大气的”女同学，不过在给叔叔的信中说了句“不知命运的小舟，将把我们带向何方”，竟然被套上“破坏和对抗上山下乡运动”的罪名而在全校批判，——你说我们有什么办法不“自愿”？

后来读到张正隆的《雪白血红》才知道，这是统治者几十年行之有效的手法：当年在东北招兵买马，也就是用这套“车轮战”而让农民“自愿”参军的。甚至会在大热天烧一热炕，让农民坐在炕上烘烤，直到“自愿”参军为止。当年斯大林统治下，布哈林、季托维也夫们，不仅“心甘情愿”地承认自己是国际帝国主义间谍，还恳请法庭判处他们死刑。连冤死都能让你“自愿”。

那些真的曾经豪情满怀的下乡的“知青”们，在信息被封锁、被歪曲、被捏造的情况下做出的选择，也算是“自愿”？即使退一步承认那是“自愿”，他们中的绝大多数？只是我不愿意把话说绝，才没有讲百分之百？很快就发现自己上当受骗，很“自愿”回到城市来。那时，有人考虑过他们的意见吗？

或许有人会说，农村严酷的环境锻炼了我们，使得我们更懂得社会，更懂得生活，生存能力更强。

是，这些都没有错。我自己经受过那场血泪生活的磨练，到海外来遇到一些挫折，就真看成“小菜一碟”，用美国人的说法，是“蛋糕一块”（apieceofcake）了。有一年母校的人事处长到美国来交流访问，她本人也曾是插队知青，看到我这么个书生竟然能自己装修房屋，踢天弄井，就曾说过，“还是‘上山下乡’锻炼人啊”这样的话。

但是，磨练了意志，学得了谋生能力，都无法补偿我八年的青春时光，无法补偿那八年多在绝望中所受的煎熬，无法补偿消失了的梦想、失去的爱、损害了的健康；更重要的，运用暴力强制我的意志、限制我的自由，对我人格的污损和造成的精神创伤更是永远无法补偿。如果在自由、青春、教育、理想的自主追求和生活经验的被动获得两者之间让我选择，我当然毫不犹豫地选择前者，我想大多数同辈人也会做同样的选择。

或许有人会说，我们的青春时代有过人生一场非常特殊，前无古人，大概也后无来者的经验，值得珍视。

是，对我们来说，这是人生非常特殊的经验。但，“特殊”本身就意味着不是人的全面发展的自然需要！而越是惨烈的经验越特殊：“劳改”，“古拉格”的经验够特殊吧？有人喜欢吗？杀头、抄家特殊吧？除了金圣叹以外，会有人说“杀头，至痛也；籍家，至惨也，而圣叹于无意中得之，岂不快哉”？

现在或许还有人会说，当年让我们“上山下乡”，本来是出于好意，是让我们经风雨见世面。证据是毛太子当年不也是被送到农村去锻炼的吗？

是，有些太子、公主们是去过。那真是出于他们父辈的苦心，那是为了让他们将来接班的时候不致像阿斗、晋惠帝那样轻易丢掉政权。他们去，有明确的目标和既定的程序——下农村，进工厂，去部队，进学校，学成文武艺以继承他们的事业。因此对他们不需要强迫、欺骗，他们自然也不会不自愿。对我们则从插队的第一天起就明白无误、板上钉钉地说清楚了：我们将在那里一辈子，那培养接班人“程序”的第一步对我们来说永远不会结束！如果不是人亡政息、天下巨变，这程序的第一步也确实没有终结之日。这两种“下乡”还有什么可比之处？

或许说，我们这一代人的牺牲，是为了解决当时国家的在经济、政治上的困境，因此也为国家、民族作出了贡献。

是，我们是为国家、民族，也为统治者的错误作了牺牲。但我们的牺牲不是出于自己的意志。当年谭嗣同拒绝逃亡，喊出“今日中国未闻有因变法而流血者，此国之所以不昌也。有之，请自嗣同始”而毅然走向死亡，为变法牺牲，是求仁得仁，自愿如此，因此了无遗憾。而我们和他毫无共同之处，因为我们是被迫牺牲的。

因此，不管现在，还是将来，如果有人试图从这场血泪斑斑的运动中寻找什么“积极因素”，什么“闪亮点”，都是毫无作用的：一场以强迫为手段而戕害了一千多万青年的运动既不合理，也不合法，更不人道，在历史上当然不会得到正面的评价。手段的卑鄙从来都只反映目的的卑鄙。《赫鲁晓夫回忆录》中有个故事。当年他还是苏共第一书记的时候，去访问一个集体农庄。一个农民对他说，“赫鲁晓夫同志，你们是想用棍子把我们赶进天堂。”改革者赫鲁晓夫闻之大受震撼，因为他懂得“棍子”本身就是对“天堂”的嘲弄。强迫婚姻不合法、不合理、不人道并不在于婚姻的双方不般配，而在于不是出于当事人自己的意愿。即使是一个天堂，人们也不愿意自己被棍子赶进去，人也应当有选择进去还是不进去的自由。何况当年赶我们去的地方，连面目狰狞、手操刀棒，心如蛇蝎的人，也不好意思说是天堂。

今天，拿一千条冠冕堂皇的理由，一万种所谓积极的因素，想为那场运动辩护都是徒耗心力：判定那场运动是国家耻辱、青年灾难的性质，只需一句话：“我们没有自愿”，那是一场浩劫，是焚书坑儒。

 

青春无悔？

    ——“上山下乡”运动四十周年祭之二

作为一个“知青”，我也算是“资深”了：从1968年秋到1977年春，我曾经插队过八年半多一些，总共3,104个日日夜夜,比抗日战争还多出173天！四十年过去，当年插队的一切已经从记忆中渐渐淡去，那些人和事渐渐模糊，那段经历对生活的影响似乎也渐渐在消失之中。但是，每当看到有关“上山下乡”运动的回忆、讨论、研究等等，还是忍不住要关注；碰到当年的“知青”，无论是相识还是不相识的，总有一种亲切和信任感。我知道，那段生活给我的阴影会淡下去，却一辈子无法消除掉。

然而，在与“知青”有关的活动之中，有一种我却从不参加，那就是“知青”组织的聚会。这类聚会在海外常有，我居住的地区的“知青”就曾举行过纪念活动。

为什么呢？只有一个原因：我怕看到那些聚会打出的口号“青春无悔”。

本来，“上山下乡”出于不可抗拒的力量的逼迫，我们自己对这件事本身无所谓“悔”不“悔”。因此所谓“青春无悔”，说的无非是我们当时对人生、社会的思考以及在思考基础上所作的选择，我们面对苦难态度，等等，都没有什么值得或需要后悔、反思的。

然而，我们当真无悔吗？当真？

否，我自己就有许多需要后悔、反思的地方。因为，当时在逆境之中，如果能够正确面对的话，我过去和现在都要快乐得多，对自己的命运的把握将会坚实一些，对我个人、家人和社会也能做得多一些，好一些。有许多事情我有可能做到，应该做，但是我就是没有做。

我无法不悔。

比如，如果当时对社会现状有较为深入的考察和思考，对历史能够有较为清晰的理解，对世界潮流有较为坚强的信心的话，我当年就不会长期处于焦虑、悲观之中而轻易放弃自己的理想和追求。我就应该明白，那种企图将十亿人民统一在一个人的思想之下、由少数人用暴力和欺骗进行统治、而且尽力把中国从一个曾经努力融入世界潮流的国家拉回孤立状态和自然经济方向、排斥古今中外一切优秀文化的政治，无论如何是维持不久的，“人亡政息”将不可避免。我就应当认识到，那不过是中国现代化道路上的一次逆流；是继那拉氏、义和团之后愚昧、没落势力的一次垂死哀鸣、回光返照；是那些恐惧自己在现代化世界将被无情淘汰的人群的一次绝望的最后挣扎。我就应当深切理解孙中山所说的“世界潮流”的走向，而为必将到来的巨变做好准备。

或许说，对我这样一个只上过两年初中，既无足够的知识也无社会阅历的孩子来说，要求我从那厚厚的黑暗中，依靠对历史的思考和现状的分析来预见必然到来的光明，那要求是太高、过苛了。

这话当然很有道理，但也并不说明我们当时就无可作为。虽然那时的中国象一个铁桶样被密封：书籍被烧毁、封存，大学被关闭，以致思想资源极为贫乏；新闻、消息被封锁，我们整天接受的是官方宣传机器的谎言，而传播事实、真相要冒生命危险，等等。但铁桶仍然有漏缝：我们仍然能够通过偷听国外、海外的电台广播来得到有限的信息；我们仍然能够从流传的“灰皮书”、“黄皮书”和漏烧、漏封的书籍中获知一些被看成是“离经叛道”的学说而与主流意识形态作比较，进而作出自己的分析与判断；我们也了解当时社会各阶层的生活状况和思想状态，完全知道当时民怨鼎沸，已经到了“时日曷丧，予及汝皆亡”的地步。思考、探究的空间非常狭小，但仍然存在。

更重要的是，我们周围还有很多经历、学识极为丰富的老一辈人存在，他们当时大都受到迫害，满腹经纶无所用处。我们中学老师中就有好几位。我们完全没有想到应当向他们求教，不仅求教学问，更要向他们求教人生、历史、民族的经验和教训，以拓宽自己的眼界。我们本可以从他们那儿得到生活的力量和睿智，使自己看得远一些，却由于自己的无知而浪费了那些可贵的资源。

当时，我一位好友的父亲，一位被打成“历史反革命”、“反动学术权威”的老一辈留学生，在举国“反现代化”的潮流中就说过一句,“一个民族是经不起这样忽视教育和科技的。”这句话今天看来是普普通通，是每一个中学生都知道的常识。可在当时那种由一个人来代替十亿人思考的时代，在举国疯狂向蒙昧社会大倒退的时候，在“知识”已经和“反动”划上等号的的情况下，这句话可真是空谷足音，能说出这样的话就需要对历史有深刻的理解！

我的朋友出于对我的信任，冒着家庭可能遭受更多迫害的风险，告诉了我他父亲的话。他父亲的话引起了我的思考，但我却没有从中得出应有的结论，不敢相信人类生存、发展的需要一定会压倒阻碍前进的政治力量，无论那种政治力量看起来是多么强大。我仍然在尽力追求一种“做稳了的奴隶”的生活，焦虑自己“想做奴隶而不可得”的处境，而不是去扎扎实实补好自己的文化，冷静地等待变化的一天。1978年后我虽然一步步入大学、进研究院、留校教书、“洋插队”、取得“洋博士”，似乎一帆风顺，不完整的中学教育似乎没有成为自己发展的障碍。但只有自己知道自己的知识结构是千疮百孔，补不胜补。就如划着一艘到处是漏洞的船渡海，一路上手忙脚乱地堵漏洞。虽然最终到岸了，但却也精疲力竭，后继乏力。如果不浪费那八年半的时光而能早早意识到应当发展自己的话，就不会是这样。

如果我真懂得人生、懂得生活的话，我就应当大胆、热烈地去追求爱情。

说来真让今天的青年们难以置信，当年我们那班正值青春年华的少男少女，“爱情”二字竟然是我们的禁忌语。一方面，当局鼓吹禁欲主义，“不许你们乱(恋)爱！”—这是已故知青作家陆星儿一篇小说的第一句话，小说的情节甚至题目都忘了，这句话忘不掉,因为概括性太强、太准确了。仿佛青年男女一有感情，就是江山崩溃之始。另一方面，当局的政策也直接为这种思想服务：当时有少量去工厂、矿山工作的机会，有明文规定已婚者不予考虑；女生还要查是否处女，不是处女就没有招工的资格！那就不仅连奴隶都做不成，还要经受一场羞辱了。

就这样，我们男女知青生活在一起，却不敢有亲密的接触，甚至不敢有爱的表示；我们的家长也常常敲我们警钟：不要因为男女之情而失去“做稳了奴隶的”机会。

有许多年，我一个人生活在水塘中的一个孤岛上。多少个无眠的漫漫长夜，从茅屋的窗口望去，那是无边的黑暗，看不到一星灯火；除了十五里外铁道上火车驰过的声音和偶尔的犬吠之外，听不到一点人声。在那种苍凉孤寂之中，我不禁怀疑，我和这个世界的联系究竟在哪儿？我多希望有异性的温暖来给我生活的力量；我也知道，周围也有许多青春少女，也希望得到异性的安慰和爱抚。如果我们当时能大胆追求爱、表达爱、显示爱的话，我们的插队生涯固然不会因此而变得幸福起来，起码爱情会给奄奄一息的生命之树浇上一瓢水，使之不致枯萎。

但是，我们宁愿压抑自己的生命冲动，就是不敢迈出一步，为的就是有朝一日能够“做稳了奴隶”。

待我们终于“做稳了奴隶”的时候，才恍然发现，爱情的追求、精神的升华已经化约为“成家过日子”的需要。有人甚至连这一点需要也没有满足的机会。我们邻村有两个气质很好的南京女知青，就错过了花信年华，又不甘草率了事而至今独身。

有这么多的“如果”，你说，我能“无悔”吗？

或许说，你这是自己的个人经验，没有普遍性。

这当然是我的个人经验，但却未必没有普遍性。事实上，“知青”中类似我自己的经历是太多太多了。他们是不是自己反思了，我不敢说。但午夜梦觉，扪心自问，相信没有几个“知青”真的敢说“无悔”。

我知道，人有一种通过进化获得的，因此也是完全正常的心理机制，即将自己惨痛的经验隐藏起来，将流血的伤口掩盖起来。有一种尽量在负面经验中寻找积极因素的倾向，以从心理上肯定自己。这是人类的自我心理保护机制，对人的生存有益。一个循逻辑追根到底的人，容易象近代大逻辑学家康托尔、哥德尔、波斯特那样最终心理崩溃而发疯。人或多或少都是阿Q，恐怕无法在每一件事上都诚实面对自己，也不需要总是诚实地面对自己。因此“青春无悔”自有其存在的价值。如果我能够做到的话，我也宁愿接受它。“真的猛士，敢于直面惨淡的人生，敢于正视淋漓的鲜血”，像我那种老是向往“做稳了奴隶”的人，哪是什么“猛士”？有何资格敢言“直面”、“正视”？

但是，我自己已经做不到了。这不是我对自己过苛，或者如当代人常说的，不会“善待自己”。这是我境界太低，“插队”的经历，几十年看见了过多的血与泪，已经使我修炼不到阿Q君那种大师的水平，虽然我很想，很想。

我所能做到的只是不止于“悔”，而要从“悔”过渡到反思，通过反思将那段惨痛的经历化为人生的教训。留下这段教训，或许能使我们的后代将来少一些“悔”，——当然也只是“或许”而已。至于具体可以怎么做，我会在“‘上山下乡’运动四十周年祭之三”中讨论。

 

请留下我们自己的故事

    ——“上山下乡运动”四十周年祭之三

１９９２年秋，我和家人回国，去扬州旅游。我们在一个“麦当劳”坐定，给儿子要了份早餐。一个二十多岁的小伙子，胸口挂着写有“经理”的铭牌，走过来对我们殷勤地笑笑，然后大声对着柜台嚷道：“这位老先生订的东西，请快一些！”

我不禁吃了一惊：那年我才五十岁刚出头，怎么就成了“老先生”了？我已经那么老啦？我怎么还感到自己的生命还没有充分展开呢？一时感觉难以接受。

但只要看看“麦当劳”里面的工作人员，个个是青春年华的俊男靓女，找不到一个中年人；一清早再走到街头、公园看看，那些已经退休、下岗，早晨有时间去晨练的人，许多还没有我年纪大——我不得不接受这个事实：起码在中国，根据中国当下的社会标准，我已经老了。

从我和同学们一道被迫下乡插队以来，已经过去了四十个年头；从我们进入大学算起，也已经三十年了。这几十年过得匆匆忙忙，家事国事天下事，躲闪不开，少有时间来观察一下自己，自己脸上的皱纹、头上的白发；少有时间来想一想这皱纹、白发对我们意味着什么。当我们蓦然回首来看看自己的时候，惊讶地发现，我们，“知青”的一代人正在老去，正在从社会中心向边缘隐退，正在走向人生的最后一阶段。

是，我们正在无可挽回地老去。今年国内同学们纪念“上山下乡”四十周年，当年的难友有些已经永远无法和我们相聚，他们因自杀或恶疾过早离开了我们。十年之后，当举办五十周年纪念的时候，我们能保证今年聚会的所有的人、包括我们自己，依然能够在一起相聚？今天，作为“知青”的一代人，十年之后，将彻底退到社会的最边缘，那时，是否还会有人，除了我们自己，能够记住中国历史上曾有过的这么一场运动，这么一代人？我们甘心就这么无声无息，像被偶然吹皱的一池春水一样，随时间渐渐平息下去，为社会、世人、历史慢慢遗忘？

不！我们不能就这么无声无息地离开世界！我们要写下自己的故事、心路历程，为死去的难友、为中国的真实历史、为我们的后代，也为我们自己。

如果我们无声无息地离去，我们怎么能够对得起那些死于非命的难友们？前几天国内的同学发来电子信，讲述了他同班两位同学和同村另一位回乡知青自杀的故事。他那两位同学都富有才华、各有特长，如果活到如今，一定是很优秀的人材。但他们年轻的生命就被那黑暗的岁月吞噬了，再也没有看到过光明。去年，我回国探望一位身患晚期胃癌的当年难友。二十多年未见，已经憔悴不堪的他从病床上挣扎起来，问我的唯一一个问题竟然是：“中国什么时候才能够民主化？”在医院准备终止治疗、生命已经快走到尽头的时刻，他没有对个人遭遇或者身后的嘱托讲一个字，所关心的竟然还是国之大政！他自己完全明白，“民主化”与否其实和他已经毫无关系了，他的生命顶多再延续一个多月。这样的人，除了“知青”，恐怕也难得见到了。今天的青年，恐怕也难以理解这样的一代人的思索和情怀。

我们不能让他们就这么消失。要留下他们的故事，要让后代知道，在中国有这么一段历史，存在过这样一拨优秀青年，他们的青春还没有闪光，就被黑暗吞噬了。这是我们幸运活着的人能够为他们做的唯一一件事。

我们要为国家留下真实的记录。那是一个被历史学家唐德刚教授称为“只有东汉末年‘十常侍’和明朝天启年间魏忠贤的统治才可以与之相比”的黑暗年代，至今却仍然在被官方舆论所粉饰，不敢、不肯、不甘从制度上、从统治集团及其领导人身上、从统治的理论基础上彻底加以否定。他们迷信“历史是胜利者写的”，以为只要掌握了政权，就能随心所欲地解释历史，涂抹历史，以此在历史上永远享有正面的形象。他们不愿相信“真实”的力量，也不敢正视“真实”的力量。殊不知，任何谎言，包括官修历史中的谎言，只要逻辑地追究到底，一定会因出现破绽而被戳穿。只有历史记录符合事实时，才会依靠证据链的逻辑力量，永远地流传下去。就比如，１９６０年代饿死三千多万人口的大饥荒，官方编织谎言，说那是“三年自然灾害”和“苏修逼债”造成的，据此写成的文件、社论、历史读物、教科书，连篇累牍，持续几十年。但全国的气象记录在，国家的财政支出记录在，前苏联的档案在，各地的地方志、人口统计数字在，当年幸存者口述、笔录的材料在。在这些证据链的逻辑力量面前，官方墨写的谎言哪能掩盖得了人民的斑斑血迹！谎言哪还有存在的空间！

毫无疑问，“山上下乡”这段历史，官方会写，已经在写，出于统治的需要已经在粉饰、歪曲、掩盖。我们不能把这段历史的书写权和解释权拱手让给官方，要留下我们自己的故事，让后代历史学家去比较、鉴别、分析，判断出真伪。

或许要问：我们留下自己那些琐碎、零散、非常个人化的故事，怎么会对历史的书写起作用？甚至怎么流传得下来？

我回答：因为历史的书写和解释本来就不是统治者一厢情愿的想象那样，总是由统治者控制的。中国历史最久的几部历史书的书写者，如孔子、左丘明、司马迁，不仅不是什么“胜利者”，统治者，实在都是当时的失败者，甚至是当时的“罪犯”，而中国史学的传统，恰恰就是他们奠基的。历史研究所依靠的，除了官方记录、官方史书以外，还要依靠民间史书和民间的记录，比如中国历史上大量的个人笔记、回忆录、日记、书信等等，这些都是非常个人化的。历史学家的任务就是通过比较、鉴别、分析以去伪存真，重构历史真相。正是由于这些民间历史文献的存在使得“胜利者”无法左右历史的解释。我们今天记录自己故事的一点一滴，都会成为官修历史的对照，成为将来历史学家发现官修历史的破绽、重构历史真相的证据链上的一环。就如目前大量存在的有关三年大饥荒的私人记录，正在成为历史学家分析的依据一样。至于流传，以当代的条件不再是问题。司马迁的时代要“藏之名山”才能“传之后世”，我们只要往“博客”上一放，就能传播开来、流传下去。

我们要书写自己的故事，留下我们当年的心路历程，作为我们的经验和教训交给后代。在上一篇文章中，我写出了自己对八年半插队生涯中所作所为的

“悔”：在逆境中，看不到黑暗必然过去、光明必将到来的历史趋势，对社会、对国家、对自己了无信心，由焦虑而自暴自弃，浪费了大量时光；由于对前途的失望，加之不敢冲破当时舆论的牢笼，长期压抑自己的感情而不敢追求爱情，等等。总之一句话，八年半时间，只是为“做稳了奴隶”而努力，竟不曾思考过怎样做一个人。我想，上千万的“知青”，反思自己各种各样的经验、教训，用文字把它们留下来，必定会形成一笔丰厚的生活遗产。我们这一代人，除了极少数人，想必不会有什么物质财富留给后代，即使如我这样在“知青”中算是后来境遇比较好的也是如此。我们注定终身清贫。但是，留下我们的经验和教训，能使我们的后代在他们的生活道路上少一点“悔”，因此，这是比物质财富更加宝贵的遗产。

我们也要为自己书写自己的故事。四十周年纪念之际，同学来电子信说，他心情很沉重，想到自杀的三位同学就禁不住泪流满面。我自己最近也同他一样心情沉重：我们的心态还无法完全从“上山下乡”的阴影中走出来。那位患胃癌去世的同学的儿子对我说，他父亲三十年来都处在因“上山下乡”造成的抑郁心态中，这应当是导致恶疾的最主要的因素。

每年的１０月１８日，我往往习惯性地听肖斯塔科维奇的第十三交响曲“巴贝亚”（Ｂａｒｂｉ－Ｙａｒ，意译为“娘子谷”）。这是一部交响合唱，词作者是俄国大诗人叶甫图申科。作品是他为纪念二次大战中在娘子谷被德国人集体屠杀的俄国人而作的，论者多以为实际上也控诉了斯大林统治下的大屠杀，控诉了极权统治的罪恶。那如浑厚、压抑、满腔悲愤、如泣如诉的歌声，似乎也唱出了我的心声。我知道，我这是在借他的音乐宣泄内心的压抑。

是从压抑的心态中走出来的时候了！我们“知青”一代人，多数人目前生活虽远不如意，多数人一辈子的生活虽然从未显现过玫瑰色，但是路还得往前走，生活还在继续。为了我们自己晚年快乐些，幸福些，我们也必须从“上山下乡”的阴影中走出来！有效的方法之一就是“宣泄”，就是说出、写出我们自己的故事，将埋藏在心底的一切倾诉出来。这是心理治疗的不二法门。

为了死去的难友，为了留下真实的历史，为了我们的后代，也为了我们自己，当年的“知青”们，请拿起笔来，打开电脑，留下我们自己的故事。